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

血泪斑斑话往事

严家伟  著

二零一零年元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是严家伟专辑：《血泪斑斑话往事》，17万字。

严家伟 ，成都人，生于世代书香之家。1957年严在四川省石油部门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被以反革命罪判处15年徒刑，遭受比右派更惨的摧残；缘其对批判流沙河的《草木篇》有不同意见以及收听外国广播。1978年全国右派改正，严无数次上访申诉，皆被“踢皮球”，至今不予改正平反。严善文擅诗，注重诗律，多有佳句。从2007年开始，严参与幸存右派集体上书维权活动，撰文百余篇 忆往谈今。作者曾以《忆往谈今》书名分上下篇用国际书号在大陆自印近百册赠送亲友。现作者授权本丛书收录，承担不与原印制纸本《忆往谈今》产生版权矛盾的责任。本丛书选录上篇和附录（诗词选），以及两篇序言、跋，格式编排上一仍旧制，作者改书名《血泪斑斑话往事》。

《血泪斑斑话往事》是作者对自己和底层右友、难友们劳改生涯和土改、镇反、合作化、计划生育、严打诸政治运动的回忆、记录，篇篇血、字字泪，重现了那个吃人年代的种种荒诞、残忍、惨酷、敲脑锥心的场景；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

严家伟现居四川宜宾。

二零一零年一月七日

目录

主编的话…………………………………………………………………………………………3

一平序：荒岁月，残壮志——读严家伟先生《忆往谈今》…………………………………5

冉云飞序：苦难不能白受：序严家伟《忆往谈今》…………………………………………8

1、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10

2、跨世纪的维权之路…………………………………………………………………………18

3、美丽的秋海棠叶……………………………………………………………………………23

4、何人不起故园情……………………………………………………………………………26

5、我是劳改制度的活化石……………………………………………………………………30

6、“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劳改营中“大跃进”亲历记………………………………32

7、我亲历的一次全民普选民意代表…………………………………………………………34

8、“毛咏雪”当年曾遭民间痛批……………………………………………………………37

9、可悲的“审判”……………………………………………………………………………40

10、塑毛像与砸毛像………………………………………………………………………… 42

11、漫话春节与春联………………………………………………………………………… 44

12、大饥荒岁月里的故事…………………………………………………………………… 47

13、“政治疯子”李景孝之死……………………………………………………………… 50

14、官场“逆淘汰”中的“右派”………………………………………………………… 55

15、“阶级教育”木偶戏明星------宜宾白毛女…………………………………………… 59

16、我亲历的计划生育运动………………………………………………………………… 63

17、挥之不去的恐怖阴影------“镇反运动”……………………………………………… 67

18、一张合影照，招来灭顶灾……………………………………………………………… 71

19、无法无天的痞子运动…………………………………………………………………… 73

20、“世外人”也难逃土改劫难…………………………………………………………… 76

21、毛泽东砍向农民的第一刀——“统购统销”………………………………………… 79

22、不敢接受“平反”的人………………………………………………………………… 81

23、一生磨难志不衰——记中国骨科专家车玉生氏……………………………………… 86

24、红十字下的罪恶………………………………………………………………………… 97

25、“严打”中目睹的怪事——同性恋者被判死刑………………………………………100

26、泠薰南与李庄同济大学的“吃人案”…………………………………………………102

27、一个“右派音乐家”的故事……………………………………………………………104

28、一个漫长的噩夢——记陈培万先生……………………………………………………107

29、从刘思亮轶事看当年的言论自由………………………………………………………116

30、比法西斯更法西斯的残暴………………………………………………………………118

31、因为爱眨眼，竟然丢了命——“反右”中的奇闻……………………………………121

32、“杨二神经”的悲剧人生………………………………………………………………124

33、路旁且卖“县长耙”—— 一个真假县长的故事…………………………………… 128

34、残篇断简读诗魂——介绍四川诗人母叙宾轶诗………………………………………131

35、沙漠中的一片绿洲………………………………………………………………………133

附录（诗词选录）……………………………………………………………………………138

1、旧地重游记念反右五十周年抒怀（七绝七首）……………………………………… 138

2、孤鸿归飞（七律二首）………………………………………………………………… 138

3、家居杂咏（七绝四首）………………………………………………………………… 139

4、文革流亡曲（七律五首）……………………………………………………………… 139

5、水调歌头（述怀）……………………………………………………………………… 139

6、贺民主女神像浴火重生………………………………………………………………… 140

7、花 月 人（七绝五首）………………………………………………………………… 140

8、题北京“干尸纪念堂”………………………………………………………………… 141

9、狱中小诗（七绝四首）………………………………………………………………… 141

10、悼故人（二首）…………………………………………………………………………142

11、中秋述怀（二首）………………………………………………………………………142

12、互联网情思（七律二首）………………………………………………………………143

跋………………………………………………………………………………………………144

一平 序

 荒岁月，残壮志——读严家伟先生《忆往谈今》   

一、 

严老嘱我为他的这部书写序，让我颇为不安。作为晚辈，这是断不可的。推辞了几次，但老人家再三坚持，这让我为难，生怕违背了先生。恭敬不如从命，贸然为之吧。 

作为编辑，每次收到严老的文章，心境都很凄然，不是为文字，是为那些事情，为了那一代前辈。五十五多万右派，那实是中国民族的精华、良知，他们本该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带领者，引领中国开创未来。但是在阳谋之下，他们或入狱，或流放，或苦役，总之他们沦为贱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终生涂炭。 

反右害的不仅仅是五十五万右派，它确立了中国逆向文明的趋向和价值，包括精神、思想、道德、传统、文化等等。在高昂的革命口号之下，整个国家和民族实是以愚为尚、以暴虐为尚、以仇恨为尚、以狂乱为尚，也就是鼓励人性的劣根。如果说，反右掐灭了中国的良知，那么红卫兵正是其必然的果实，他们是这个政权所需要所培养的革命“花朵”。红八月显出这个政权的本质特征，小将们模仿的是他们的先辈。 

当然，反右不是突然而来的，而是土改、镇反、合作化的延续，是对文明的系统性摧毁。不清除既有的精神文化，极权制度无法确立，因为它无法操控国民的意识。自“新中国”起始，他们便开始这一伟大“事业”，批《武训传》、《清宫秘史》，思想改造，收拾胡风……，简直是一天都没有停止；即使是毛后，也还有清污、反自由化……，直至“八九”，就是今天也依然是查禁书籍、封网，逮捕作家、记者……,反右、文革不过是汇演。 

一个国家、社会或民族，不怕有坏的，唯怕是残害好的。在中共的历史上，反右不是最残酷的，但是其为整个国家确立了负道义原则和价值，那就是惩罚正直、善良、诚实、求知、思索、自由、独立、尊严、勇气，而鼓励愚昧、残酷、谎言、猥琐、告密、谄媚、自甘奴隶，虽然它们都有堂皇的标签。当今，中国如此腐败，社会黑化，人性败坏、道德沦丧，而那道开启的闸门则在反右。 

人群共生的基础不在权力，也不在财富，而在人与人的道义信约，其是维系社会之纲，即使是法律也以之为基础、为灵魂。而当信约全然砍断或腐蚀，社会就到了末日。当今中国的腐败是崩溃的前兆，政治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如果维系社会的纤维全部毁坏，就很难救了。

二、

严老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书香世家，曾祖严树森曾官至河南巡抚，父亲严道生曾任国民政府的县长。1957年，作为一个20岁的文学青年，他血气方刚，热情地为流沙河辩护，“白杨：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为此，他被打为右派。加之，他曾收听BBC电台，并私下议论匈牙利事件，于是被检举。经过逼供、诱供、手铐、脚镣、长期单独禁闭……，他以“反革命”罪，被宽大处理判刑15年。1972年，他刑满而不释放。管教说：“想摆脱无产阶级专政是吧？别作梦。”于是他被强迫留在劳改营队继读改造，当“就业员”，一直到他60岁退休。 

严老一生爱诗文，但他动笔却是近几年的事，虽然时间不长，却也有了几十万字。我是读文学的，却不劝人写小说。对于真实的中国，文学太苍白了。文学固然可以想象虚构，但是再丰富离奇的想象，也远远逊于我们身边的真实。比如大跃进中无数荒诞之事，就远非是文学家所能想象的，数亿人被妄想所激起的疯狂，撼天摇地，只是都是破坏。况而半个多世纪洗脑，国人几乎已经丧失了辨识真实的能力，脑盲、眼盲而语盲。我以为，中国的精神首先要证实真实，而于汉语最重要的乃是真实地记录。凡略有年纪的人，他们几十年所经历的看到的，家家、人人、部部都可以说是锥心沥血，惊魂动魄。 

汉语第一需要的是真实，国人第一要看到的也是真实。但是真实是需要勇气的，需要站立地说话。说来可悲，谁都知道中国人最实际，但是实际可不是真实，如同精明不是智慧。流氓拦路指着煤球说是白的：点头哈腰说是，这是实际；而肃然正色地说不，那才是真实。中国民族勤劳而怯懦，实际而卑微，这是中国总是成就流氓的原因。当然，国民怯懦是由于统治残暴；但也可以反看，是小民怯懦而有残暴统治。毛之能成为伟大领袖，终在国人愚而贱；毛与他的人民是同一硬币，两幅图案。 

大饥荒，饿死了上千万的农民，但是当时中国每天仍然是泛滥的大跃进颂歌。怎么会如此荒诞呢？假如，当时全国能有一篇——仅仅是一篇——饿死农民的公开报道，那会怎样？起码之后不会有文革。这就是真实的意义。因此，中国也还是操控媒体、封网、逮捕记者、作家，每天制造成顿的谎言。可是，时至今天他们也并没有那么强大，而中国的作家有数十万之多，许多事不说不看不想，这不能都推给“专制”了事，也还有国人天生的怯懦、实际和精明。 

严老不是作家，这倒值得骄傲。他不必加入作协，无需谄媚，也不会被收买；不为钱势，因此不用低头；真实地说、从容地说、爽快地说、诙谐地说。坐了几十年的牢，也不怕再进去，他有勇气，也有智慧。近70岁开始写作，也算是中国的奇迹。他必是有痛、有愤、有思、有念、有一生之郁积，才说才写，非此无以对惨痛屈辱之一生。他知道，前面的岁月不多了，无需再恐再惧，要珍惜落日之光，站立、坦荡、开怀，以言辞见证“共和国”脚下掩藏遮掩的真实。 “荒岁月、残壮志、放胸宽。青云耻上，犹幸身心健如仙。不作亏心损事，休被名缰利锁，诗酒自舒天。不义富而贵，于我如云烟。” 

严老所记述的都是真实的故事，那个时代被掩埋，这个时代被遗忘的故事。陈友泉、许丽华、杨嫂、车玉生、王眉白、李景孝、刘万平、范瞎子、何娟、慧智方丈、母世新、江新、陈绍章、万文俊、陈培万、熊先蓉、陈贤云、钟毓文…..， 那些善良、无辜、悲惨的小人物，在这部残暴的机器上被碾得血肉横飞。有谁知道他们？记得他们吗？为他们讨还冤屈？他们灰尘般微小。而他们却是“可爱”的中国无数人的真实命运，是这个民族活生生的存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民族，有着多么漫长浓重的阴影，碾死人如同蚂蚁，而且成群结队。需要知道，我们的民族也是很残忍的，千万要记住。 

严老的文字多是在海外发表的，在国内尚属禁忌。他的这些文字不很属于今天，而更属于未来，如果他能想到这点，更多地向未来说话，就会更丰富更从容。当今，中国是一个流窜的民族。在慌乱的奔窜中，人们尚顾不得昨天，因为他们只有当下，能得即得，能抢则抢。流民没有未来。一群流民抢到一个国家，于是就有了新中国，有了这些黑暗残酷的故事。文明即安居，安居方有长远，也才需要昨天。因此，只有在未来的踏实的建设中，以往的苦难才更有意义。文明的建立以以往的经验为基础， 来确定人们共同存在的规范和原则。尽管严先生讲述的都是旧事，但它们是中国人真实存在的印记，由这些残暴、谎言、悲惨、荒唐，人们才能知道该禁止什么，倡导什么，如何识别，如何去维护人的生命、意义、价值和尊严，建立他们所需要的文明的生活。当然，这本来是我们今天所应做的，但是少人去做，日子只剩下了最后几天，每个人都需要赶紧抓住。 

感谢严老记录了这些，在时代的遗忘中，为我们为未来保存了苦难的记忆。他记述难友：“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给他。陈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是的，在严老的数十万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感到了时间的灰尘下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的冤屈、血迹、悲痛，乃至他们的泪水、呼吸、呻吟……有一双双未瞑的悲哀而乞望的目光。

                                      2009年9月7-10日   于伊萨卡

冉云飞序

苦难不能白受：序严家伟《忆往谈今》    
                      

    因受胡适先生的影响，加之对四九年后所发生的不少史料，搜集和阅读较多，因此对许多灾难耳熟能详，故每见前辈必鼓励乃至窜掇他们写回忆录。我甚至专门为此写两篇文章——《如何帮助老年人回忆历史》、《告诉后人真相是老年人的义务》——来谈及老人回忆历史、后人了解真相的重要性。由于受苦太多太深，前辈们对写回忆录，记录下自己独特的经历，有不少顾虑甚至恐惧：有的认为伤口已经结痂，不愿再揭疮疤；有的麻木无所谓，干脆自我逃避；有的则一遭被蛇咬，三年怕井绳，唯恐记下真实再遭秋后算帐；有的因“改正”后颇为获益不愿正视历史，甚至不惜曲为回护。不管你写不写回忆录，除了最后一种做法我不能苟同外，对其他选择均表示理解。   

    但我最赞赏的却是面对自己经受的苦难，不讳饰不回避，将其源源不断地写出来的前辈，而我因对右派做了些持续不断的研究，得以结识一些这样的老人。许多老人撰写有单篇文章，或者做了录音录像资料的留存，更有像曾伯炎、李才义、张先痴、陆清福、魏光邺等人出有专书，来记述自己和难友们的苦难历程。在不停搜集网上网下右派资料的时候，我注意到了更多右派老人的历史和文章，其中就有严家伟先生。严家伟是我在网上见到的右派老人中写作比较勤奋的一位，他的文章里既有深刻剖析专制制度病灶的文字，亦有回忆自己所经历的民主自由教育和国大选举，再有对劳改、镇反、大跃进、三年大饥荒、愚民教育等方面的批评，更有仔细深入记述自己和难友们如何打成右派的文字。不特如此，他还对当今许多的社会现象和重大新闻均有及时的反应：如杨佳案、美伊战争、台海关系、掷鞋事件、强迁民房等。宜乎其书名之曰《谈往忆今》。   

    严家伟文章幽默风趣、讽刺犀利，且注重事实的胪列和内在逻辑，不让理性为感情所遮蔽。如说到张西挺非礼其年轻通讯员，名之曰“吃童子鸡”，如不听话“恐怕脑袋也要遭‘拆迁’”等（《官场“逆淘汰”中的“右派”》），完全活脱脱地写出了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彼时作为“宜宾王”开政治“夫妻店”的蛮霸和不可一世，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野蛮的计生干部粗暴地对待严家伟的儿子，并抢走了他们的电视机，后来“鉴于严家伟是侨属，我们把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都扭弯来迁就你们，把电视机退还给你们，其他的事就不要说了，这事不许对任何人讲，特别是国外的人，谁讲了，后果自负”（《我亲历的计划生育运动》）。做错了事不仅不向对方道歉，而且还威胁受害者申说事实，更荒唐的是还觉得受害者占了便宜。“我们把国家计划生育的政策都扭弯来迁就你们”，把抽象的政策比喻成可以扭弯的实物，一方面说明政策的人治弹性，另一方面说明掌握公权力者的傲慢、冷漠、僵化是由来已久，非朝夕之力铸成。用此前官方意识形态擅长脸谱化的说法，这句形象的话，让读者看透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严家伟在文章中不仅对公权力的恶行极尽嘲讽之能事，而且有相当的自嘲精神。自嘲一方面固是弱者的武器，但另一方面又何尝不是一个人有力的表征呢？只有对自己有相当自信的人，或者说勘透人生名缰利锁的人，才能如此幽默豁达。如严在医院做杂事，拿药打针，受狱吏使唤，被人们谑为“跑腿办公室主任”，而不以为意，还藉此给孩子“杨二神经”糖吃。像“杨二神经”这样的死亡实在是桩典型的悲剧，但中国社会没有多少人真心去关心有心理疾患的孩子，最终酿成杀身大祸。我们都知道专制政权下有许多荒唐的事情发生，《谈往忆今》里也有不少。母世新被平反后，却因晚年生活要有一定保障，故而不敢接受“平反”；判陈贤云时说她是真的国民党县长，而有特赦政策时又说她是国民党的假县长，不符合政策，真假完全任由权力胡诌操控。顺带说一句，严家伟先生化用古典而为今用的能力也是相当强的，不愧有一定的家学渊源，这样的例子不少。如用东陵瓜之典来谈及陈贤云这个真假“县长”获释后种豆芽和卖粑求生之事，精当地陈述了她的艰难，却也不乏达观：“艰难生计亦堪嗟，往事纷纷如乱麻。门前学种豆芽菜，路旁且卖县长粑”。   

    严家伟人生的美好年华都被专制制度蹉跎与折磨，受尽无数的苦，而且至今还没有获得完全的解放。但他谨记苦难不能白受的道理，用自己余生将其记录下来，一是尽自己的力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呐喊，另外也算是为自己的儿孙尽责。因为不能想像儿孙再遭受他那样的大罪，他内心是何等的痛楚。白受的苦难是奴役，希望更多的人像严先生一样将自己在四九年后的经历写出来，传达给后代，以避免此种悲剧重演，这才是真正爱自己儿孙、爱自己国家的正确方式。   

2009年9月17日夜近十二时；9月18日

1、来自中国古拉格群岛的报告

在中国因为言论、文字而招来牢狱之灾，流放充军，乃至杀身之祸的，不论在受害人数及惨烈程度上，肯定都是世界之冠。不过历朝历代都以个案为多。遭祸者少则一人、几人，多则全家，大不了株连九族，也就是几百人吧！这已经轰动一时了。然而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因文字言论招祸的竞有五十五万人之多。这恐怕是亘古未有。而上世纪一九五七年我们“伟大的”反右运动，竟然使五十多万民族精英，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牛鬼蛇神”，接着便是受不尽的折磨，无尽头的苦难，饿其体肤，辱其人格，连累妻子，祸及父母，如此史无前例的创举，即秦始皇再世，朱元璋复生，康熙、乾隆泉下有知，也会惊诧莫名，自叹不如的。所以难怪毛泽东也不无得意地说“秦始皇算老几？他焚书坑儒，一次不过杀了几百个儒生，我们镇压反革命一次就镇压了XXXXX人”。这也可算是“伟大领袖”的“名言”吧！

个人作为这五十几万分之一，又列幸存者中一员，虽已年近古稀，也觉得有必要为这段历史作个证人，以便为历史的正义法庭，贡献一点微薄之力。

    一、
    一九五七年一月，在四川成都有个新刊物问世名为《星星》诗刊，当时由于前苏联已开始“解冻”，国内的文化专制也出现了松动的迹象，这个以白航、石天河、流沙河等为主力的诗刊，以崭新的面孔出现在广大读者的面前，不再是过去那些老一套的“歌德”(歌功颂德)式的作品。它宣称“大江东去的豪放欢迎；小桥流水的清婉也欢迎”。这对铁桶似的文化专制显然是个挑战。就在这期创刊号上，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是一大亮点。若站在今天来看，这样一首咏物言志的诗，可说是普通极了。然而对于“万岁文学”、“歌德作品”已经读厌烦了的中国人，一谈到这样的诗，犹如饿极了的饥民吃到了一块窝窝头，虽然粗粝一点，但还可充饥。于是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反响强烈。大家互相传阅、传抄，虽非“洛阳纸贵”也是风靡一时了。

文化专制中，岂容如此“另类”声音出现？所以不久便有人在《四川日报》上开始发难，说这诗有问题，是宣扬什么“反动骨气”云云。今天我们在听一些民主国家的电台广播，如果它播出某人一篇文章时，往往都会加上一句“该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并不代表本台的立场。”本来作为新闻传媒，它只是有闻必录，客观报道。但是在中国却不是如此。特别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日报》就代表党中央，《四川日报》就代表四川省委，它上面发表的文章，就代表该“组织”的立场，所以一人发难层层加码。问题到了后来，根本不谈诗的本身，而是变成了对作者的人身攻击。尤其可笑的是，《四川日报》竟刊出一篇文章，说该诗作者流沙河是金堂县地主余家的九少爷，还请出一位农民来“控诉”。

当时二十岁的我，正从学校毕业参加工作不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文学青年。对《草木篇》

一诗很有好感。看到我喜欢的作品和作者，被人如此糟塌，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假如这事发生在今天，我再生气，也会一言不发，躲得远远的。但可惜那时我还没有现在这么“聪明”，所谓血气方刚、疾恶如仇。而且更相信当时的宪法上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于是拿起笔来就向《四川日报》写信投稿，也不管说得说不得，只求一吐为快。更为愚蠢的是，不但不匿名，反而真名真姓真地址，生怕人家找不着你似的，所以最后都在“组织”的掌握之中，白纸黑字，“罪证”如山。《这是为什么》社论一发，翻手为云，复手为雨，一网打尽，在劫难逃。

    二、

今天，稍有点民主宪政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左派”、“右派”，不过是不同的政治派别，不同的政治观点与主张而已。“左”、“右”本身并无优劣之分。关键要看他们的政治主张是否能给民众带来好处，本身是否廉洁奉公。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所谓“左”便是“革命”、“进步”，“右”便是“落后”、“保守”。这还不算，1957年《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公然声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动派”。说“右派”就是“反动派”、“反革命”，这些独具中国特色的大帽子，往谁身上一扣，谁就立马被妖魔化，亲人不敢相认，朋友见而避之，这还算好一点的，更有甚者，为表现自己“革命”、“进步”，以求入党荣升，便马上反目成仇、落井下石，忘义灭亲，卖友求荣，什么出卖灵魂、出卖人格、不要脸的丑事都被当成“高尚之举”，大肆提倡加以施行。

所以我成为“右派”之后又爆出了一个在当时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收听敌台”。人类进入科学昌明的二十世纪，无线电、原子能是两大标志性的进步。有了无线电，世界变得更“小”，彼此距离更“近”，虽万里外发生的事，也朝“发”而夕“闻”。就在这人类飞速进步的历史潮流中，却有那么极少数人，偏要实行闭关锁国的愚民政策，对世界的进步和他自己的一切丑行，决不让民众知道半点。谁要不从命，那就是大逆不道，“里通外国”，世界公认的新闻自由竟被如此玷污！

一九五六年在波、匈事件发生时，有天晚上，我无意中在拨弄一台收音机时，忽然听见一句“伦敦BBC广播电台现在报告新闻。”我出于好奇便听了下去，谁知这“一念之差”，便注定了自己日后要被钉上“十字架”的命运。虽然干扰音不断，但由于那台晶体管收音机质量不错，基本还能听清。真是不听不知道，一听吓一跳。原来世界上竟有那么多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的重要事情，原来这些事情的真象竟被谎言完全颠倒。若干年后，通过历史资料大解密，终于证实当年那些“老外”，确实比我们的记者诚实。例如朝鲜战争的发动者，确实是尊敬的金日成先生，而非“美帝国主义”，又如1956年波兰、匈牙利人民是在反对前苏联帝国的压迫，而不是“反革命动乱”。当一个人知道自己被人欺骗后，只要他正义感未完全麻木、便会感到恶心、愤怒，于是便想倾吐，何况年少气盛的我。于是便在私下闲谈中，朋友私人通信中，有意无意地吐露出来。一成右派，自然要深入揭发批判，落井下石者，纷至沓来，“有关人员”乘胜追击，最终便坐实了“收听敌台”之“罪”。

从事实上说，这并不冤枉。但从法理上说，则是大冤特冤。因为我做的这一切，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或曰天赋人权。公民有知情权，有权利知道世界上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情。公民也有权利对这些事进行独立的思考与评价。也有权利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加以表达，这是一切民主国家公认的人权标准。再说一九五四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此在字面上也予以承认了的。不过那时的宪法，还不如毛泽东写个便条，或随便说句闲话。因而在个人专制、一手遮天的情况下，什么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在那些满脑袋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权贵们的眼里，几乎是一文不值。正应了那句俗话“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说不清”。人家不是说了吗？“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讲对了，我们就是独裁”“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真坦白得好可爱、好可爱哟！夫复何言哉？只有进监狱了。

三、

在受尽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在经受了逼供、诱供、手铐、脚镣、单独长期禁闭等一系列强有力的专政手段之后，我终于被迫选择了“坦白从宽”之路。“坦白认罪”之后，获得了宽大处理——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1958年9月6日，我被送进了四川省泸州专区监狱。这在当时已是皇恩浩荡。据说人家是看我还年轻，还可以“改造”得过来，才如此高抬贵手——然而他们终究没有料到，我的思想、我的信念，他们是永远无法加以“改造”的。——用他们的话就叫“坚持反动立场”，用古人的话，则叫“匹夫不可夺志”。

怎么个“强迫”法呢？首先要彻底侮辱你的人格，毁坏你作为人的起码尊严。你是“敌人”了，你被“专政”了，特别是进监狱、劳改队了，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坏人”。这一点要强迫你自己去承认。要强迫你自己去痛骂你自己，你必须挖空心思，搜索枯肠，花样翻新，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进行侮辱性的痛骂。谁骂的词句越刻薄、越狠毒，谁把自己骂得不是人，不是个“东西”，甚至连畜牲都不如，那谁便是“认罪服法”、谁便是“深挖了犯罪思想根源”的“好表现”。而那些饱食终日的狱吏、劳改干部们，便坐在一旁端着茶杯，点燃香烟，有时还皮笑肉不笑地欣赏着囚徒们进行的自我侮辱的比赛。

这种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可以说无处不在，比如开会、出工、学习、吃饭、甚至睡觉前，必须先集合唱歌。而对于歌却有特殊规定，除了歌颂所谓“大好形势”和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颂扬之外，其余的歌一律不准唱。更可悲的是，不知从那里弄来的词曲，给你编成一首首自唱、自骂、自侮辱的所谓“歌曲”，如“我们是罪人、罪恶污满身，获得政府宽大，劳动改造求新生，我们感恩不尽……”又如“劳改当中两条路，我们犯人要认清……”以下便是什么“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接受改造、前途光明”等等之类，把圣洁的艺术美好的音乐，用来作这种贱踏人格尊严、摧残人性，从而使人心灵麻木的毒剂，真可谓“用心良苦”矣！

有人就说“什么白公馆、渣滓洞，说得那么可怕，国民党也只要求被捕的共产党人写个悔过书，就可释放你。我们从早到晚，悔了一千次过，把自己骂了一万遍了，还说思想没改造好。看来国民党还是很讲仁慈的。”这话，当然只敢在私下说，若被狱吏听见那还了得？也有人就因为一言不慎，便丢了性命，后面再讲。

其次，在尽情摧毁你人格尊严的同时，再进行所谓“正面教育”。这个“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用强大的谎言，对你进行疲劳轰炸。首先把过去的历史全部否定，所谓“旧社会”全是“人间地狱”。其次把世界其他国家也基本一概否定，于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在受苦受难，等着中国人民去解放他们。除了“欧洲的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和“同志加兄弟”的越南外，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政府几乎全是坏蛋。唯有中国形势一片大好，一天等于二十年，神奇的事情说不完。到了六O年代遍地饿殍，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吃得一肥二胖的劳改干部，还在说“共产主义在向我们招手了”。文革时期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了，监狱王政委，还在谆谆教导我们，“看大好形势主要看政治，不要光看锅里头、碗里头。”当然，他老人家的“锅里头碗里头”是肯定有保证的，我们却在饥饿中干着超负荷的“强迫劳动”。

有人说“谎言重复一千次，就可以变为真理。”人家却有耐心重复一万次。更重要的是，人家把一切信息全部封锁，你根本不知世界上正在发生的重大变化。例如，连人类首次登上月球这样划时代的大事，因为是“美帝”创造出来的，当时中国的普通民众，也不得而知，更遑论关在劳改营中的政治犯了。先让你变成“聋子”、“瞎子”，然后让你时时刻刻只能去听他重复着的美丽的谎言，最后让你进入“催眠状态”，把你的大脑变成他的跑马场，任其践踏。于是他便说，你们这些犯人，就是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孝子贤孙，你们就是“美蒋”的走狗，后来还加上“苏修”，你们就是妄想变天复辟，所以才犯罪。就这样胡搅蛮缠，把你正当的、合法的、正义的行为，加以莫须有的丑化，以便从精神上彻底打垮你。以便让你老老实实接受他的精神枷锁。

当然，监狱、劳改队里，确实也关押了一些恶人坏人，例如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以及身为干部甚至共产党员，却贪污、堕落、违法乱纪最后被绳之以法，这些人理应受惩。但他们和我们这些因文字言论而受到政治审判的“良心犯”，完全是两码事。所谓“良心犯”，这是国际上的通用称呼，即这些人是因受良心和正义感的驱使，表达了和当局不同的主张、立场和态度，例如南非的曼德拉、印尼的苏加诺、南韩的金大中、缅甸的昂山素季……不管地位高低，事件大小，他们从来都不能与杀人、放火的刑事犯混为一谈。但当时政治犯却被视为比刑事犯更“罪大恶极”，不仅混在一起关押，而且还要受刑事犯的监督。甚至有的劳改干部，还对刑事犯说“你们是人民内部犯罪，和那些反革命有本质上的不同，要好好监督那些反革命，靠近政府”。于是有个叫李有恒的犯人，他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因为肚子饿，和他父亲争吃一条红薯，一怒之下，一棒子把他父亲打死了，被判无期徒刑。他竟公然在小组学习会上说“我是打死我父亲，是人民内部犯罪，不象你们这些反革命，要反对共产党，就凭这一点，我的本质就比你们好！”天下之无耻、荒唐事，还能有胜于此乎？

四、

物竞天择，优胜劣汰，本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然而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情况恰恰会倒了过来，民族里的许多优秀精英沦为阶下囚，不学无术，无德无能乃至寡廉鲜耻之徒反奉为座上宾。听说在1980年审问江青的时候，她有一句堪称“经典”的供词“我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就咬谁。”

上个世纪，五、六十乃至七十年代，监狱劳改队里的干部大多数都是些不学无术乃至大字不识几个，不可理喻的暴徒。但人家有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对上司忠实，说白了就是：你叫他“咬谁”他就“咬谁”。这在当年还有个很摩登的名词叫“朴素的阶级感情”。就凭着这“感情”，他们对于政治犯，特别凶狠，一点不如他意，轻则耳光、拳头，重则吊打捆绑、手铐脚镣，不准吃饭，无所不用其极。北大才女林昭成为政治犯后，竟被反铐180天，上厕所都不打开，张志新枪决前被割断喉管，李九莲绑付刑场时，用竹签把舌头和下腭钉在一起，死后还进行奸尸挖去乳房。这些丑恶之举若称之为兽行，都抬举了他们，野兽哪有这么坏？而且这些事都是见诸国内报刊，决非“美国之音造谣”。我在劳改营中目睹的，亲自领受的、肉体折磨，可借用个贬义词曰“罄竹难书”。例如把手铐的一个铁圈铐在你左手腕上，另一个铁圈铐在右手膀上，不出几分钟，被铐人双手因血液循环障碍，由红而紫、由紫而青，受刑者撕心裂肺的惨叫，胜过任何恐怖影片。执刑人还给这种铐法取了个很“艺术”的名称“左右开弓”。还有一种“土铐”，是用铁锻打而成，刚刚把一双手卡进去，中间穿进一根铁棍，外加一把锁。这种铐，铐上以后，吃饭只能象动物一样把嘴伸进碗里去一口、一口地“咬”起来。有个姓何的囚犯，被绳子把双手双脚捆成一团，名曰“四马攒蹄”。这还不算，一个干部还把一碗水泼在绳子上，绳遇水而膨胀，最后，此人双手被捆成残废。酷刑成风五花八门，最后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他在1974年下了个禁止酷刑的批示，在监狱劳改队中公开传达，这其中有句话，我还记得，毛说“这些法西斯方法是谁发明的？”此后只能说稍好一些，1962年我因病不能出工，被一个姓孙的指导员打倒在地，用脚踩，踩了再踢，踢了再踩，直到昏死过去，一次在山上挑粪，一个姓宋的分队长，说我挑少了，“磨洋工”，用一根树条，劈头盖脑就给我打来，回去还不准我吃晚饭。有个姓甘的队长外号“甘扁担”，他经常手中拿着一根扁担，不是挑东西，而是哪个囚犯不合他意，就扁担“伺侯”。无独有偶，还有个“余一脚”，此人经常穿双皮鞋，谁被他看着不顺眼，三句话不对头，就给你一脚。这些家伙难怪毛泽东都说是法西斯。最近电视上大炒特炒美军在伊拉克虐俘、虐囚，比起我们伟大的劳改干部来，美国人那两手只能算“小儿科”，不过人家那“小儿科”被他们的“自家人”——美国记者揭露出来(这就是新闻监督的力量，这就是民主制度的优越)以后，美国政府公开向全世界道歉，相关责任人判刑。我们呢……

当然，在劳改队干部中，也有一些人是通情达理比较文明，有一定知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人，不仅如凤毛麟角，而且被他们的上司和同事所不认可，称之为“小知识份子”，“立场不稳”。特别在“文革”中，这些人处境更加困难，往往干了二十年还是个普通干事。而一个叫伍映堂的半文盲连读个报都错别字连天，“挑畔”读作“挑半”，“迫击炮”念作“追击炮”，“吹捧”念成“吹棒”。他一边拿着一条蒸红薯吃得津津有味，一边又在给囚犯“训话”，以至吐字不清，丑态百出，但由于人家“阶级立场坚定”，开口“死右派”，闭口“死反革命”，对人凶狠，不到三年就“荣升”为中队指导员。

五、

近年文艺界有人爆出历史“猛料”，说“反右”后不久，毛泽东在一次与文艺界人士会见时称：鲁迅如能活到1957年，他要么不开口，要么进监狱里去继续写(大意如此)。清楚表明专制必须扼杀任何不同的声音。至于监狱里，就比社会上要“更上一层楼”了。不但不许“说”、“写”，连“看”也有严格限制。报纸只准看人民日报、四川日报，刊物只有红旗杂志，书只准看毛著。马、恩之作，不禁止但也不提倡，其他的则一概斥为“封、资、修”，每隔一、二个月，就要来一次名曰“卫生大检查”。名为“卫生”，实则对政治犯是要检查文字，从每个政治犯的身体到衣物翻个遍，哪怕一个小纸条也要细细查看，牢房里更要细细搜查，只差没象电影上“皇军”说的“挖地三尺”了。要是鲁迅在这种环境里，他能“继续写”吗？能有中国版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问世吗？

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我们几个知心的难友之间，仍不时传递着小小字条，互相鼓励，这在当时，那是百分之百的“反革命活动”，可以招杀身之祸的。当然长篇大论的东西无法写，都是小诗短词。先后和我有这种文字交往的有记者晓枫、教师颜思尧、李仲言等人，大家都明白现实的残酷，但也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憧憬。“黑夜漫长亦有边，春风不日到江南，冰山颓作千重浪，江海翻波谈笑间”、“隔墙欲问荣枯事，笑指楼台夜半钟”、“我有壮怀当许国，愿君妙手可回天”这些文字都是看后即付之一炬，但却永远刻在了心里。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文革”中，其时“红卫兵”喊叫着“语录”，满街打砸抢烧，接着“武斗”之火更势若燎原，面对这罪恶燃烧的岁月，“左家庄”的英雄好汉们，硬要将无耻进行到底，我的一位难友写成一首《满江红》词，开头是“独倚危栏，风吹雨，心潮若决，凝目处，愁云万里，烽烟辽阔”正当我读到“遍地腥云飞血雨，一街狼犬诵马列”时，也许是我太入神，竟没注意到一个劳改干部走到我面前！“严家伟你看啥？”这一惊真是非同小可。就凭这首词我和那位朋友都可被送上“绞刑架”。好在这位张干部是个“大老粗”，我断定他不可能懂什么诗词。于是我也不知从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干脆把纸送到他面前说“我正在学毛主席伟大的诗词满江红”，并特别把“满江红”三个字指给他看。这三个字他大约也认得，也许是“满江红”三字充满革命的色彩，而且又是毛的诗词，谁敢说三道四？于是他便说“好嘛！要好好学习主席的伟大教导改造你们的反动立场”。说罢扬长而去。我怕他再回来，连忙将纸丢入口中吞下了肚。若干年后我与这位难友重逢，怎么也回忆不起这首词的全文了，也不愿去编几句来凑。就象维纳斯的断臂也是一种美一样，我们就留下这带着遗憾的残缺美吧！

但并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有这么侥幸。特别是在那大力提倡告密、检举，在出卖人，已变成一种“美德”的氛围里，有的刑事犯杀人放水，品质本就恶劣，有的人本来并不坏，却在这个“大气候”里学会了“靠近政府”，以求立功减刑，也是在“文革”中，我和陈友泉、俞正清三人一起在煤井巷道里推车，下一轮煤车未到，我们就在巷道边坐下等。日复一日，免不了闲谈几句。那天也许是合该出事，陈友泉是个农村善良的青年学生，因家庭是地主，又有些不满言论，便成了“反革命”犯。俞正清原是部队退伍，回乡作社队干部，胡作非为，强奸妇女被判刑。那天大家讲到自己过去的事。俞正清便大肆吹他在农村搞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十几岁的处女，说他“判刑都值了”。陈友泉这时突然冒出一句“我才不值，爷爷、父亲是地主，枪毙了，我又是反革命，真是三代血泪仇了”。我一听，知道要出事，又不敢制止。便说“我去解个小便”。煤井巷道里是可以随便找个地方小便的，等我“小便”回来，煤车就来了，这事我以为就敷衍过去了。谁知十多天后，中队办公室叫我去，一进屋只见“周中队”、“王指导”还有前面提到的“张干事”，分别坐在三把椅子上。看见这“三堂会审”的架势，我知道出事了。他们先是和颜悦色地说“我们认为你近来还是有进步，学习主席诗词，这好嘛！你还年轻，要好好靠近政府，将来才有光明前途……”我知道这些都是鬼话，一边唯唯诺诺，一边打主意如何对付他们。后来终于“言归正传”，问我“你近来听见什么反动言论没有？”我知道是那回事了，却故作苦苦思索，“哎呀，都是些说劳动太累，伙食不好……”不等我说完，“大老粗”老张就吼道“哪个问你这些球不能疼的事？我提醒你，你们三个人在井下推煤车歇气时说些啥？”真是“图穷匕见”。我也明白了，这肯定是俞正清告的密，满腔怒火，却不敢发作。于是便想来个“围魏求赵”。我说“张干事提醒我，我想起来了，俞正清近来极不认罪，经常吹嘘他的犯罪行为”，于是便说他如何吹嘘，玩弄了好多个女人，还有处女等等，我想让他们知道，郑清就是这么个坏种，他的话能信吗？可人家才不这样认为。老谋深算的王指导，冷笑着对我说“你检举的这个问题，我们要追究，这也是你靠近政府的表现嘛！但我要告诉你，还有人说极端反动，反动透顶的话，你是听见了的，这就看你靠不靠近政府了。”我说我没听见，我解小便去了，就这样在逼供和抵赖中僵持了两个多小时，这时，那位“大老粗”张某发怒了，连骂带吼地说“你这个家伙不老实，你当真没听见？你赌个死人咒给我听。”我抓住他这个低级失误说“我不但敢拿我自己赌死人咒，还敢拿全家人来赌咒，不过共产党好像是不信赌咒的吧。”弄得他满脸通红。当时，“我”就是“全家”，全家就剩我一个人了。家中其他亲人都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非正常死亡了”，我还怕赌什么“咒”啊！就这样“拉锯式”地搞了将近半个下午，最后“周中队”想了个“收场”的办法，他说“你没听见他二人在说什么，至少看见他们二人在一起说话”，于是叫我写个所谓“旁证材料”，写明时间、地点看见他二人在一起说过话，至于内容，我推说解小便去了，没听清楚。

没隔多久，陈友泉便被送入单人牢房单独囚禁，一年多以后，陈友泉竟被判处死刑，其中一条“主罪”便是“在改造期中公然叫嚣要报我家三代血泪仇，实属不堪改造的反革命份子。”俞正清因此记一大功，我则记一大过。

陈友泉被杀之前，我被调到监狱医院“劳动”。因为当时监狱里有个干部叫柳文生，此人有一定文化修养，心地善良，特别喜爱学习，也尊重知识，所以不时和我谈些文学之类的问题，在那个年代真是太少见了。因为他和医院负责人私人关系较好，就给我和晓枫说了个“情”，把我们二人调去医院学当“护士”(而那时监狱医院也确实缺少有文化的人)，使我摆脱了矿井下非人的苦役。也使我捡回了一条命，否则很可能就死在不堪重负的苦役中了。劳改场所象柳文生这样的人，在那个年代太少、太少。这不知是囚徒的悲哀，还是当局的悲哀？

死囚的遗物一般交医院洗后封存，如有家属来领就给他。陈友泉的几件衣服和一条被单交给我清洗的，我仿佛还能触摸得到难友的体温，依稀看得见上面的血痕，一条鲜活的生命，就因为那么一句话便消失了，我悲愤，更有几分自惭、自责，甚至在心里骂自己不该去写那个什么“旁证材料”，你虽写的是没听清楚谈些什么，但至少证明陈、郑二人谈过话，加强了俞正清“孤证”的力量，陈友泉的死，自己也有帮凶的责任。尤其使我钦佩的是，我和滕陈友泉平日私下二人间，还说过不少在当时也是不得了的“反动话”，他至死不吐一字，真是个坚贞不屈的人啊！

“人们，我爱你们，但你们要警惕啊！”这是伏契克的一句名言，读中学时，就读了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我当时对这句话似懂非懂，这件事终于使我品出了话中的份量。

六、

法律给别人定了刑，人家服满了刑期，这件事就完了。这还是指一般刑事犯，真正有罪的人而言，至于政治犯，他出狱后，竞选议员、总统都大有人在。比如曼德拉、金大中，还有现在被中共迎为座上宾的台湾的李敖不都是如此吗？

1972年在“文革”喧闹声中，我终于把“牢底坐穿“，但事情却远没有完。“法”外施“威”又来个戴上“反革命帽子”，强迫“留队改造”，称为“就业人员”。实际上除了能拿少得可怜的几个工资外，一切几乎与犯人差不多，他们内部甚至叫“就业员”为“劳改释放犯”，把囚犯与“就业员”合称“两类人员”，甚至进出劳改场所大门，就业员必须立正、脱帽，放下手中东西，向站岗的武警兵喊“报告公安员，就业员XXX请求出去”或者“进来”，那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个别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见门口站了一大堆人时，他就要摆“威风”，叫你一次、二次重新报告，等大家象看“稀奇动物”一样“欣赏”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恶劣的是，遇到毒日当头，或下大雨时，你站在那里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伞，把你晒个够或淋个够，他才放你走。甚至“就业员”要想找对象结婚，也要受到种种刁难，我妻子和我结婚前，干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说“你们知不知道严家伟是反革命，现在还戴有帽子，也就是四类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想要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一辈子都伸不到皮。”这一切对于已进入法治文明社会的人听起来，真无异天方夜谭上的故事。如果说那些人可耻、卑鄙、不算刻薄吧！

就这样在被侮辱、被折磨中，象牛马牲口一样地活了下去。“沉沉百忧中，一日如一生”终于来到了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正在一个所谓“老干部”的家里给他作静脉注射，刚把药注完，他叫我给他打开桌子上的半导体收音机，那个时代的中国人，还不知电视为何物，就这个“半导体收音机”，比今天的什么电脑、数码、高档手机都更能炫耀自己的身份。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旋钮，谁知传来的是一片哀乐声，他瞪我一眼，“你收的什么台？”我说“我根本没动调频”，我当时真害怕要是收音机里冒出一句：“这里是美国之音”或BBC之类，那我就“死定了”。好在不是，而是我们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紧接着它就告诉我们一条最最重要的消息：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我们永别了！

这位“老干部”真不愧是老干部，我还没反应过来，这位干部的政治敏感性，就充分地发挥了出来，他一边顿足捶胸、一边嚎啕大哭，边哭边叫“我的妈呀！这怎么得了啊！天呀，我也不活了呀！”我正在莫明其妙地望着他，看那只有哭声没有眼泪的表演时，谁知他老婆走了进来，问我“怎么回事，你把针打错了呀？”真是天大冤枉，有口难辩。可当时谁敢说“毛泽东死了”这句话，那还了得？！我只好沉默。我这一“沉默”，更引起他老婆的怀疑，以为我当真利用打针，整得他老公又哭、又叫，便一把抓住我“死右派”、“死反革命”的骂了起来，我进退无路，急中生智，也来了个“即兴表演”，于是我也如丧考妣般地放声大哭(不过因为尚未达到明星的演技水平，所以只是干吼并无眼泪)，我边“哭”边喊“哎呀，不得了啦，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离开我们走了呀，这怎么得了啊？”谁知我自作聪明，反而越弄越糟，激起了他老婆的“革命义愤”，顺手就给我一巴掌，破口大骂道“放你的狗屁，你这个死右派，还胆敢攻击我们的红太阳”，骂着，又准备对我进一步采取“革命行动”时，我的“大救星”终于出现了，这时上面来人通知“老干部”快去开会，并说“伟大领袖逝世了”……
我提着诊疗箱从他家里走出来，听着那阵阵传来的安魂曲，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一个时代结束了，中华民族历史上这最黑暗的一页终于翻过去了”。

这时屈指算来，我成为政治犯已二十年，人生有几个二十年啊！我当然是最大的冤枉与不幸。但与我相同遭遇的人，有被杀害的，饿死、病死的更不计其数。有的虽生命尚存，却已半傻半痴，甚至精神失常，相比之下我又是幸运的一个。更幸运的是，我的头脑还清清醒醒，没有人把我的思想“改造”得了一点，没有人能动摇得了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这就是陈寅格先生所说的，保持自由的思想、独立的人格。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判断也是正确的，我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看到了柏林墙的倒塌，看到了苏联大帝国的瓦解、看见东欧走向民主、看见昂纳克、齐奥塞斯库这些暴君终于被绳之以法，真是：

我们今天的社会，确实有了不小的进步，虽然还有严重的腐败、社会不公与歧视，更谈不上实施民主宪政。但我们毕竟能公开谈论民主，毕竟不再称人权是“资产阶级的货色”而写入了宪法，在国内毕竟还能有如焦国标、刘小波、余杰、这样不同的声音。但这些进步，决非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哪个“大救星”恩赐的，而是人民的觉醒所推动才取得的，也包括我们那一代人所作出的牺牲。这就是历史给我们的公正的结论。它比任何“平反”、“改正”更重要、更光荣，更足以自豪。更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大声说“我当年无悔、青春无悔”。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仍然作同样的选择！这大概也就是孔老夫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

因此我愿将这首小诗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生逢劫难避危机，空度英年亦觉惜。

白发无情书老态，青梅有趣忆儿时。

浮生烟雨五更梦，乱世沧桑百首诗。

目击妖氛渐入土，终能闻道莫嗟迟。

注： “古拉格”即劳改管理局俄文之音译。因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一书

而闻名于世

（2006年8月首发美国《观察》）

2、跨世纪的维权之路—— 一个年老右派的自述

所谓的“反右运动”，已快过去五十年了。我已由一个小青年变成了白头翁。但这个“幽灵”还在压迫着我，而我也从未停止过对它的抗争。于是便有了这段跨世纪的抗争之路。故以拙文，立此存照。 

为（草木篇）鸣不平，“引”出收听“敌台”的“反革命”

一九五七年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不无风趣地说“世界上有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里有个四川省，四川省里有两条河，一条呌流沙河，另一条是石天河。”这是两位作家的笔名，接下来毛讲话的大意就是流沙河的散文诗《草木篇》是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我们仍然要团结他，不能一棍子打死。这个讲话当时在机关内部作了传达。我当时是四川石油管理局，属下的高木顶（叙永县）石油勘探队的一名干部，在传达毛的讲话会场上气氛紧张严肃，宣布会场纪律，一不准录音，二不准记笔记，年方二十的我心里弄不明白，既然领袖教育我们的话，为何记个笔记都不准记呢？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他老人家”那些话是在施展“阳谋”，引蛇出洞。到了反右以后，报上正式发表和载入毛《选集》时，那些什么“要团结他不能一棍子打死”的话，一句都没有了。几十年过去后我只能大概还记得。

现在我才明白“毛伟人”是多么的英明伟大，高瞻远瞩啊！什么时候该说什么话，什么时候认帐，什么时候不认帐，人家早就运筹帷屋，决胜千里了。所以上当的大有人在。当时四川文艺界的七君子（石天河、流沙河、晓枫、茜子、秋原、储一天等），实际上就是七个大右派，正被人大批特批，而所谓的“批”除了扣帽子就是下流的人身功击。于是，四川大学教授张默生第一个被“引”出了‘洞’，他以‘诗无达诂论’（即诗没有一种固定、肯定的解释）为流沙河的（草木篇）辩护。我这个小小的文学青年也向报社投稿（用的是真名，真地址），向流沙河本人去信，表示支持，最后当然不用说是一网打尽，打入“右册”了。

由于当时一成右派便是众矢之的，中国政治运动的一大特点与法宝就是要深入揭批，新账老账一齐算。随着揭批的深入平日与我较好的人，纷纷划清界限，揭露我的反动言行以求自保。而二十岁的我，平日并不谨小慎微，反而外向冲动，因此什么收听‘美国之音’以及在谈话或写信中扩散“敌台”广播的内容，都很快被本单位和当地公安局联手“侦破”。由“右派”而“反革命”的我，于1957年8月被捕，并在1958年被判处15年徒刑，送往四川泸州专区监狱劳改

人家不认账   你叫天也奈何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既然“伟大领袖”都可在众目所视，众耳所闻的情况下，对自己所云来个“不认帐”，下面“效”焉“甚”焉，又何奇哉？

所以在我历经磨难，终于活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落实政策时(当时我是四川省第四监狱所谓的刑满就业人员)，监狱当局对我的右派问题，既不否认，也不承认。他们说：“我们是根据法院的判决书，对你实行关押，虽然你的判决书上，也明明写着“书写反动文章为流沙河《草木篇》辩护”，这当然属于反右的事实，但法院只是据此定罪，右派问题找原单位去解决。与法院无关，更与我们监狱无关”但要命的是原单位高木顶石油勘探队，是个临时流动性的单位，它在叙永县探不到有生产价值的石油，该单位便“四分五裂”，劳燕分飞，有关人员，东一个西一个分散而去，调往全国各地。于是我只好去成都找它的上级机关-------四川石油管理局，该局干部科一位副科长接待了我，那时正是落实政策的高潮，他对人非常客气，左一个老同志，右一个老同志叫得好亲热，我这个几十年都在挨骂挨训的“右派”，“反革命”简直要受宠若惊了，但他的回答却叫人失望，他说“这件事过去几十年了，你原来那个单位的人分散到全国各地几十年了，我找谁去？你被判刑后，我们这里就没有你的档案了，而且他还说：“你又不是名人，如果你是流沙河、石天河、晓枫这类人我还可以想法，但你是个小小的办事员我找谁查去”？最后他还给我出了个“点子”，现在你唯.有去找当年判你刑的叙永县法院，因为它在判决书上明明写的“书写反动文章为流沙河《草木篇》辩护”，现在《草木篇》已平反了，那么受株连者该不该平？我当时觉得这话在理，而且也只有这样了。

离奇的“纠错判决书”

于是我便马不停蹄奔去叙永县，当时中央胡耀邦正在主持落实政策的工作，由于他的态度积极开明，影响到地方上许多人对此事也比较重视，我们监狱一个好心的干部还给叙永县法院去了一函大意是说：我厂就业职工严家伟（中国的监狱对外一律称某厂据说是为了保密），系五七年反右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希望贵院予以复查。我去了叙永县法院三次，每次都由一位名黄资平的法官接待我，他对我说“你们监狱对你的问题都很重视还来了函，我们一定认真复查”。并在当日下午对我进行了详细的询问，两个月后我又再次去找了他，他说正在复查，有些问题还未完全搞清楚。当我第三次去的时候是1980年6月份，这位黄法官几乎有点兴奋地告诉我“行了，你不用再来了，你的问题是反右运动中的错案，肯定应该纠，不过还有点手续，因为你在1962年提出过上诉，宜宾地区中级法院予以驳回，（当时叙永县属宜宾地区管辖），而我们下级法院无权推翻上级法院的判决，因此已送宜宾中院，你回去等候，不要再往叙永县跑了，花钱费时不好”，当时黄法官的态度非常诚恳，那时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许多地方干部是在认真按中央政策办事，不像现在这样司法腐败，无钱不办事，盛气更凌人。

但是中国司法队伍中，历来是“老左”的天下，即便在1980年，在一些单位部门中“左先生”仍占主导地位，当时宜宾中级法院便是如此。因此我的问题到了那里便卡住了，一拖就是一年，我终于在等候中失掉了耐心，便去上访。所谓上访就是到宜宾中级法院去找有关人员陈情，当时宜宾中院主管复查错案的是副院长袁忠信女士和刑二庭庭长黄尤川（音）此二人盛气凌人态度十分恶劣，动不动开口就是“该认的罪还是要认，不要无理申诉”，还说“判决书中个别不当的词句，不影响主罪的成立”。有一次他们竟然说“现在的政策适合于现在，过去的政策适合于过去，不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我实在忍无可忍，冲口而出，就给他们顶了回去，我说“请向袁院长黄庭长，照你这么说，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是毛主席党中央定的，为什么用今天的政策去翻了案？张志新被枪毙，是辽宁省委定的铁案，难道不符合当时的政策吗？为什么还是用今天的政策去翻了过去的案？黄尤川说：“你有什么资格和刘少奇，张志新比”我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就是我的资格”。在气愤中我又冒出一句“反右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定的，肯定符合当时的政策，照你这么说，右派份子一个都不能改正了？”谁知我此言一出，这位袁忠信副院长竞一脸难堪，悻悻而去，当时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这位袁

所以在袁院长的“关心”下，1981年9月我收到了宜宾中级法院对我的案件的所谓“部份纠错”判决书，我一字不改，把它引用在下面，让世人都来评判，欣赏这段奇文：

有钱就办事，无钱不复查

我虽然不停的申诉，但一次次的申诉信，从宜宾市到四川省到中央都如石沉海，2004年有人告诉我，宜宾中级法院每月15日那天实行院长接待日，我刚天亮就到了法院，已是门庭若市，我排在第15名上，等了将近两个半小时才见到了王副院长，他不等我把话说

便说“好了，你回去等着听候通知”，并叫我留下联系电话号码，我回去一等就是两个月，终于有一天接到了个电话叫我去，我去后一位叫高洁的女法官接待我，问完了我的姓名、性别、年龄等“验明正身”后，高小姐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要求复查的案件，领导对你的案件很重视，不过你必须先去交立案费”。我说：“我要求复查冤案，为什么还要交钱，请问你们的法律依据是什么？”高小姐避而不作正面回答，反问我“你究竟交不交钱？”我说“你们不把法律依据拿出来，凭啥要我交钱？”高

有人也许会笑我太小气了，你给他们一点钱“破财消灾不行吗”？不行。第一，那不是“一点钱”，第二，太不合理。第三，前不久我已经看见有人上了当了，我的一位姓谢的朋友为一件民事纠纷去了法院，开始法院接待的人完全支持她立案，并叫她当场交了三百元立案费。刚刚过了一天，法院又把她叫了去，对她说“你的理由，证据不充分，几天胜诉的可能，你最好撤诉”。谢女士同意撤诉后，要求退还立案费，结果只退她80元，还有220元据说是不能退的，。我实在怀疑这很象“商业行为”，而且是不诚实的“商业行为”，所以

我不愿在蒙冤几十年后再挨一回“宰”。

由于我不肯出钱，一个多月后，又收到了法院一纸通知，这次又是一篇奇文请欣赏：

他们这一手，堪称高明。“我”不说你申诉有理无理，“我”说“我管不了”。因为当年叙永县属宜宾管，现在它划归泸州市了，你找泸州去。这一手“四两拨千斤”的“太极拳”法，真不愧是中国功夫中的绝招。

我按他们说的又去找四川泸州市中级法院，泸州法院的人可能早已从“内部”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我刚一开口，还不等我把话说完，便说“你这事找宜宾法院去，我们不管，我们不管”！我说“宜宾有书面通知，叫我找你们”，那位法官说“我们和宜宾中级法院，是同级法院，他无权命令我作什么，我也无权纠正它办的案子”。你看他们双方的“攻防战术”，象不象中国的郎平和古巴的路易斯在排球赛场上的表演，你推过去，我挡过来，各有高招，而我这个老头就成了他们玩的“球”了！末了，一位女法官态度更加“坚决”，她说“告诉你，反右的案子过去几十年了，不查了”，接着更不无幽默地“讽”了我一句“老大爷，你都多大的高寿了，查来有啥用？”真是妙语惊人，她的潜台词大约就是：你都快上“西天”了，还管这干啥？这难道就是“以人为本”“权为民所用”的“亲民”。“和谐社会”的官员们，对一个蒙冤的老年弱者应有的态度吗？

事后，有位“知情人”对我说“你这事，说难也不难，只要你拿出两万元，绝对摆得平”。所谓“摆平”是四川的方言、隐语，意即把事情办好，圆满解决。

两万元，对于当今中国的富人来说，不过是请客吃顿饭，而对我，则是个天文数字，由于至今仍受政治岐视，我的所谓退休养老金仅350元，是与我同龄参加工作人退休金的四分之一。所以虽然70岁了，还得“夏冒烈日汗如雨，冬迎风雪霜似花”地去打工挣点钱以维持生计，但退一万步说，我即使拿得出两万元，也决不会用这钱去“赞助”腐败，因为我要讨回的是公道与人权，如果与腐败“结盟”，那我去讨来的不是公道，而是耻辱。

结束语

思想定罪，历来都是专制独裁者“治人”的一大妙招。所以封建王朝有“腹诽”罪，就是你口里虽没骂，心里在骂“我”也算“罪”，汉代的周亚夫被人告发要谋反，证据是在他家里藏有“兵器”，但查验的结果，那所谓的“兵器”是烧给死人的祭葬用品，根本不能用来打仗，但审判他的人却说“君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见《史记》)。就是说，你现在不造反，心里想着将来死了要造反，同样算“罪”。我们宜宾的法官更把这一思想，活学活用，发挥到了极致，你“妄图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你有这个想法就算“犯罪”了。这种随意加霸道的判决，根本不配称法律，只能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毛泽东语)。

中国的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一向的说法是“反右”、“文革”等错误，政府已自行纠正了，蒙冤受害人都得到了妥善处理。这在中央一级，这对名人而言，大致是这样，至于基层的小老百姓，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这几十年马拉松式的申诉，跨世纪的据理力争，其目的，就是要永远坚持我对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念，永不向专制低头，至于成败得失，则在所不计耳！

五十年前的青年“右派”、“反革命”，而今的古稀老人       

                            严家伟2006.8.12

(2006年9月首发于美国《观察》)

3、美丽的秋海棠叶

一、

一九四八年即民国三十七年，我十一岁，是我至今回忆中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在此前一年，我从成都市黄瓦街少城小学转学到成都六区一校。这是一个由政府公办的学校，而少城小学是私立小学。所谓“少城“是清代满州人在成都市内自建的一个城中之小城。“少城“即小城之意。那时少城内住的都是满族人又称“旗人“。这些旗人，一出世就由朝廷免费供给一份口粮，以保证其有饭吃，简直比毛时代的红五类吃香多了。因此这些人大多数都好吃懒做，即平日人们说的八旗子弟是也。辛亥革命后，这些优待没有了，少城也折除了，满，汉混杂而居。但那个少城小学仍是一些有钱的满人办的私立小学。条件和教学质量也在中、上水平。该校校长姓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女儿又和我同班，我们很要好，天天在一起玩。后来老师也知道了这层关系，因而有些事对我便有些照顾迁就。后来我父亲觉得这样会把我宠坏的，于是将我转学到离我家更近一些的六区一校就读。

到六区一校我就甚么关系也没有了。但不久班主任又特别喜欢我。班主任老师叫张洁如是个女老师，浙江人，抗战中逃难来到四川定居下来。她教学十分认真，也非常严厉，完不成作业或调皮捣蛋者，她要用竹板打手心。打得虽不重，却是一种羞辱。学生们把这种处罚戏称为“请你吃笋子煎肉“。我因为从来不犯规，考试成绩几乎每次都名列前茅，所以张老师对我很好，从来未请我“吃“过那“笋子肉“。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纯正，决不象今天教师节要给老师送礼，不送的要受歧视。记得有一次张

二、

那时没有教师节，却有个法定的儿童节，但不是今天大陆定的6月1日，而是每年的4月4日，为何定这一天，我现在也没搞明白，不过肯定是这一天，而且相当隆重。不仅所有公、私立小学校及初中全部放假，全市影剧院停止营业一天向儿童免费放映电影，和演出戏剧。全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一些大商店门前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特别庄严隆重的是在祠堂街中正公园内举行的童子军检阅仪式。各校都派出了一支代表队去参加检阅。现在我一回忆起当年那童子军的装束都还感到兴奋：黄色的童子军服、船形帽、肩章、臂章、警笛绳，完全一个小军人的模样。这一年我也作为校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隆重的检阅仪式，以方正队形，整齐的步伐走过了检阅台。由于我们队列整齐，步伐统一，各种动作规范，被评为最佳的队列之一。至今我都还记得那激动人心的《童子军军歌》：

童子军，童子军，童子军！我们，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年纪虽小志气真，献此身，献此心，为国家，为人民！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充实我们行动的精神。大家团结向前进，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检阅结束了，各学校的校长，老师，部份家长，包括我父亲都在一旁参观，当看到我们被评为最佳队列之一时，我父亲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爸只当过文职军人，算不得金戈铁马报效国家，我将来送你去读军校，我儿子会成为个好军人“。我当时也是豪情满怀，大有“中原北望气如山“之概。可真世事难料，谁知道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之灾，马上就要降临了……

三、

当时成都不管公、私立学校每天上学，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即由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学生们在军号，鼓乐伴奏下齐唱《国旗歌》，两位升旗手徐徐拉动旗绳，使国旗冉冉上升至旗杆顶。降旗则相反。升旗手要熟练地掌握好节奏，歌唱完，国旗升至杆顶，一气呵成。在雄壮的军号鼓乐声中，十分庄严动人。而那《国旗歌》词不知何人所作，大气磅礴尤其感人肺腑，虽时隔近六十年了，尚能记诵：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勿自暴自弃，勿固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为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唱着如此优美雄壮的歌曲，目送着美丽庄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真是爱国豪情直透云霄！不知台湾的中，小学生们今天还是这样吗？

每周星期一要作纪念周，作纪念周时还要高唱国歌，那国歌词，也十分严肃庄重，不仅言简意赅，更文词典雅，宛如诗经的格调，歌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我敢说，今天大陆有的青年人，不怕他学士，硕士头衔，叫他解释清楚也困难。我就写给一个大学生看过，他竟问我“这‘夙夜匪’是个甚么匪啊”？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已听惯了“呼儿海哟“之类的下里巴人调,对阳春白雪自不“感冒“了！就是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被中共定为“代国歌“后，一“代“就半个多世纪到现在。“文革“期中田汉成了黑帮份子，这国歌词出于“黑帮“之手如何向世人交代？那方法也绝，当时国歌变成了只有曲没有词，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吧！幸好聂耳早逝，不然要是他再成了“黑帮“真没辙了，这也算中国特色。四人帮一垮，照理说事情该解决了，谁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知是那位老兄的馊主意，竟用聂尔原曲给填了个新词，把毛泽东也塞进了国歌词内，而且无作者，叫“集体重新填词“，这“集体“究竟是何方神仙也无人得知。反正搞得不伦不类，叫人听了啼笑皆非。后来邓大人上台，才把这“集体词“给“毙“了。为使后人不致忘了这段国歌佳话，在此顺便一提。

四、

这一年在期末考试前数周，全市进行了一次小学生讲演比赛。由每校选拨一名选手参加。这一名选手又在各校通过比赛自行选拔。因为比赛的重点是“演讲“而非作文，而且都是十多岁的小学生，所以演讲稿不规定必须由演讲学生自写，可请他人拟稿，不过演讲时不许拿着稿“照本宣科“，这也大概是要考一下你的记诵能力。张洁如老师派我代表本班参加比赛。对于才十一岁的我来说，真是大姑娘上花轿------第一回。但张老师叫我不要怕，她不但代我拟好了讲演稿，还单独对我进行指导。特别叫我不要“怯场“，她说“你把下面的人，只当作是一排排的树木，只管放开讲去，“。我从小记忆能力较好，把讲稿背得烂熟后，真的对着下面“目中无人“似的放了胆侃侃而谈，其实全都是鹦鹉学舌，按张

这一下，不仅我，张老师，校长甚至我父亲都紧张起来，希望能看到我“再创辉煌“。于是张老师原来给我拟的讲稿，经过其他老师提出修改意见后，张

“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打开我们祖国的地图，你看到的是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庄严，美丽，落落大方，令人着迷神往。可是这片美丽的秋海棠叶，现在却在一天天地凋零，支离破碎，面目全非了……“

接下来她以低平而带伤感的语调讲述了中国遭受外国侵略的往事，特别突出了外蒙古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被赤色帝国主义苏俄勾结蒙共份子，把它从中国割裂了出去，使我们美丽的秋海棠叶，变成了一个既不象鸡、又不象鸭的怪东西。最后，她用高亢的语调说道：“我们决不能再让山河破碎风抛絮的悲剧重演，我们要作中华河山的主人，捍卫我们每一寸神圣的国土“！她的整个讲演，真可谓声情并茂，语调的抑扬顿挫，表情的喜怒哀乐，以及自然大方的体态“语言“，都被她发挥得淋漓致尽而又恰到好处。话音刚落，评判席和听众席上都同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的讲演征服了全场听众。虽然我在第9个上场时也竭尽了全力不但未出现什么失误，而且自已都觉得已超日常水平发挥了，但连我自已也觉得这次冠军非3号莫属了。

果然最后3号林瘦娟无可争议地夺得冠军，我居其后得了第二名。校长，张老师和我父亲都对我的表现表示肯定。但也一致认为3号同学确实非常优秀，评判是公正的。我自已也输得口服心服，觉得和人家相比，确是有差距，该向人家学习。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她抒发出的那一派对祖国山河国土的厚爱之情，真是感人至深，至今难忘。1950年我已读初中了，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郭沫若1949年9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称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人是“反动份子“，说中国不应该以“宗主国的心态对待蒙古“，甚至说蒙古独立后，人家的“前途会更好“。本来此前，对这位郭先生我是很尊敬的，但他这番“高论“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完全是无耻。由于当时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因此把一切气都发在他身上。当时也根本不懂，象这样的事，在中国岂是个人敢随便表态的。于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在闲谈中向同学谈了，没想到马上就有人去告密。学校军代表刘文范把我叫去训了我一顿，说我这是“反动思想“，“反苏言论“。好在那时我才十三岁，未以反革命论处。但在

往事如尘如烟，一切过去六十年了。后来我断断续续地知道，林瘦娟的爸爸是个画家，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林瘦娟则不知所终。张洁如老师的丈夫陈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

明年，便是一九五七年，暴君制造的政治大灾难把一切都淹没了……

（2007 年11月29日首发《民主论坛》）

4、何人不起故园情？

    一、

我的故乡四川成都市，是沃野千里的大平原，是天府之国的中心宝地。如果说成都市在自然景观上还有什么遗憾之处，那就是没有山。所以在祠堂街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里，用泥土堆成一座“假山“以示点缀。但你如果走出旧城的老西门外，穿过石灰街，走完南巷子，就会在你眼前出现一座似山非山的大土丘，方园约有半里地，公园里那座假山和它相比，真是“何足道哉“了。这个大土丘成都人叫它“抚琴台“，说是三国时诸葛亮在此筑台抚琴。如果有此事，那孔明老先生仅为了自已弹个琴便如此大兴土木搞“政绩工程“的劲头，恐怕比今天我党的公仆们还更“大手笔“了。但可惜孔明的这一丰功伟绩让一个英国人给毁掉了。

大约是1943年吧，一个英国的考古学家对这个大土丘进行了考古研究，并从旁边挖开了一通道。最终证明这里是五代蜀王、王健的陵墓。1945年春，我们全家就迁到此处定居，我家就在此墓之西约500米的地方。此处环境幽静，大有“小桥流水人家“的田园风光。那时这里属成都市近郊区，便于躲避日本飞机的空袭。就在那年的秋天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至今我还记得八岁的我和大家一起欢庆胜利的喜悦，因为从此后不再担心成为日寇炸弹下的冤魂了。

但是谁也没料到，五年以后，这里又成了中国人自相残杀的杀戳之地。

二、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共便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那轰轰烈烈的阵仗决不亚于文革，满街的口号是：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一切反革命份子！所有的机关，团体，工厂，学校，单位，甚至每个居委会，居民小组，都把此列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号召大家检举揭发一切可疑的人和事。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有一批所谓“出身好“的街道里弄中的积极份子，本来大字也不识几个，一旦给了他（她）们一个什么”居民组长”,”治安委员”,”宣传员”之类的官衔后,在这些人看来,真比”文拜相,武封侯”还更光宗耀祖,还更得意忘形。所以他(她)们巴不得一天抓出一万个反革命份子,才好向党和政府献上厚礼,以报知遇之恩.

我的一位邻居叫向代康，（字传贤）是我父亲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老战友,在四川军阀”三军联合办事处”管辖成都的年代,曾担任过成都市城防司令.当时向代康与我父亲和熊克武,刘伯承都曾同事相识.那时蒋介石未入川.甚至可以说那时的四川还不归蒋介石管.而且他们都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退出了军界.我父亲经商,向伯伯就在抚琴台附近办了个抚琴农牧场,饲养良种奶牛.可是镇反运动一来,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成了”国民党反动军官”.要他们交代“杀害了多少地下共产党员“？你说没有,那些人怎么会相信.而且那些人文盲,半文盲,起码历史知识都没有，怎么说得清?开口就说你不坦白,不老实.而且”君子”动口也动手.我父亲和向伯伯都挨过他们的耳光.还弄到派出所去一天,半天地留置谈话,强迫你交代问题.虽然他们没有任何证据,但就是一句话：”你在伪政府手里当官,你没干坏事那才怪,老实交代！拒不坦白,死路一条！”后来向伯伯急中生智,想起刘伯承当年与他同事.此时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主管当时西南军政.他便给刘伯承寄去一封挂号信.他后来自已都私下对我父亲说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去试一下.万没想到刘伯承还起得他和我父亲这两位旧同事.很快就回了信.信上表面看是一派”官腔”,大意是：我党的政策一贯都是既往不咎,你们要理解和支持当前的镇反运动,过去的事说清楚就行了.今后欢迎你们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就是最后这句话“ 值钱“了。向伯伯把这信拿出来叫那些人看，开始那些文盲积极份子还怀疑这是假的，我父亲说”你们看清楚这公函信封，信笺是哪个单位的”。后来公安局来人一看，马上满脸堆笑说“二位同志，对不起，误会，误会“。接着把手向那些积极份子一挥，示意叫他们滚蛋。那些积极份子刚才还又凶又恶要吃人似的，现在却一个个象狗被主人踢了一脚似的，又丧气，又“委曲”地”滚”出去了。从此以后，就再没来找过麻烦。否则我父亲和向伯伯不杀也得判刑。这就是中国官场的奴性。但能有这种意外幸运的，恐怕也和今天中”体彩头奖”的机率差不多.我父亲和向伯伯对政治早已厌倦,所以只要过了这个关,就再也没去找刘伯承,更不打算去参加”革命”.幸亏二位老人都离世得早,否则如活到文革那还有活命吗?当然,更多的人等不到文革就完了.

也是一位离我家不远的邻居叫秦仪甫，是四川大学助教，说他参加过国民党的什么特务组织，莫明其妙地就被枪毙了。还有个叫文子政的，是个营长，人家在徐蚌会战中接受起义投诚，资遣回四川，镇反运动一来，先是派出所通知他去“参加学习“，他还高高兴兴来向我父亲告别。谁知“黄鹤一去不复返“，后来听他妻子说是关在成都宁夏街看守所(俗称四大监)里，一直生死不明。当然，再往后我都“反革命“去了。

三、

从1950年下半年开始，抚琴台周围美丽的田园风光和静谧的气氛，便被一阵阵刺耳的警笛和枪声撕得粉碎。因为这里成了当时镇反运动中处决“反革命“犯的屠场。只要看见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在抚琴台四周一布防，就知道杀人的悲剧马上要上演了。不一会拉着死囚的极刑专车，便呼啸而来，一般是前面吉普车开道，死囚车居中，都是敞蓬大卡车，死囚被五花大绑还插上“标子“，武装押送车架着机枪殿后。但抚琴台还不直通公路，公路离抚琴台还有好几百米。于是死囚便从车上拉下来，由两个士兵一左一右架着，往刑场拉去。由于这段路是田坎小路，三个人无法并排走，于是只好将死囚从田土中拉过去。还有女死囚同样如此对待，真是够野蛮了。当时枪毙人都是刻意指着死囚的脑袋打，有的死后只剩下半边脑袋了，有的甚至只有颈部尚存，人象个木桩一样，真是惨不忍睹。那时还给这种杀人的方式取了个名字叫：“敲砂罐“，也就是说把剥夺人的生命看得象敲破一个罐子一样那么随便，那么无足轻重。哪还谈得上半点人权与人的尊严?在那些人的眼里,根本没把”反革命”当人看,更不要说还有大量被冤枉的人了。

就在这段时间里,抚琴台隔不到几天就要弄来一批人枪毙,最多时一天来过两次。其实这里还并不是当时成都主要杀人的地方,更多的人则被杀于北门外昭觉寺附近.由此可见,当时的镇反运动是何等的”大张旗鼓雷厉风行”了.但就这样也已使附近居民,产生了极大的恐惧心理.有人说晚上听见那大土丘上有哭声,有人说看见坡上有”鬼火”时隐时现.按科学讲,这应是人骨中的磷在空气中自燃的现象.。可是有一天有个姓黄的一人独居的孤老太婆,却讲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她说那天晚上天刚黑,有个男人在她门前说”老太太我要个火”,她便问”你要火干啥”?男人答道”我去找找我的脑袋在哪里”?此言一出,真把好多人吓坏了.虽然派出所把黄老太婆弄去训了一顿,关了几天,但看她年纪太大,无儿无女,又是”劳动人民”,只好放了。但人们的恐惧并未因此减轻,一到天黑好多人都不敢出门。

邻家有个女孩叫许丽华和我同在成都县中读书,那时我十三岁读初中,她大我三岁上高中了,我们是同校不同班.但男孩发育快与她差不多高了.丽华姐平日同我挺要好的，我心里一直视她为亲姐姐一样。那天也是天刚黑,她来找我说要出去买点东西,就必须路经那杀人之地,她问我敢不敢陪她走一趟?我虽然才十三岁,但发育良好也象个小伙了,自不愿在女孩面前表现懦弱.。便说：”走嘛,有我一道你怕啥”?走到那杀人地附近,天已黑了,没一个人,只有天上微弱的星光还勉强看得见路。我心里也有些怕,但又不好说出口.谁知她便一把将我抱着,几乎全身都倒进我怀里了.那时的孩子真是单纯,我一门心思认定她是吓成这个样子了.所以对人家的热情我毫无反应,只会不断的给她壮胆说”丽华姐怕啥啊,哪有什么鬼?没得事，哎呀设得事”！买了东西回来分手时,她似嗔非嗔，似怨非怨地骂了我一句”看你那样儿精精灵灵,结果才是个瓜娃子”！成都方言”精精灵灵”就是聪明,”瓜娃子”就是傻子。我当时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我说”丽华姐,我啥事惹你生气了”?她也不回答扭头就走了。当时我真认为她有点”神经病”。后来多长两岁我才明白是自已的”神经短路”了。现在每当我听到罗大佑演唱台湾歌曲<童年>中那个男孩唱的：”隔壁班的小女孩为什么还没有走过我的窗前,口中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中初恋的童年”时,我便觉得现在台湾的小朋友真是能“与时俱进“，比我当年聪明多了。其实我心中也是十分喜欢丽华姐的，但当她不但“走过我的窗前“，甚至走到我身边了，我却象段木头让人家笑为“瓜娃子“。

说完了这个轻松的话题后，又要转入沉重的话题了。1957年后，我“反革命“去了，许丽华还多次来我家中询问我的情况，当然每次都是坏消息，而她每次听了都长长地叹气。这些是我进监狱后，父亲在信上告诉我的。那个黑暗年代会同情右派，政治犯的人实在太少了，丽华姐真是个好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特别去了抚琴台，想打听丽华姐的下落。谁知那里已被开发成王建墓园旅游景区，过去的故居旧房，小桥流水己荡然无存，只存一大堆钢筋混疑土的“森林“。居民都被折迁走了。我几乎问遍了附近居住的每一个人，有的摇头说不知道，有的甚至用怪异的眼光打探着我说：她是你什么人嘛？我说“是我中学的同学“。对方一脸的不屑说“你都这么大的年纪了，还去找中学的同学干啥“？好象觉得我是吃撑了没事干，现在有些人对人情如此冷漠真是叫人吃惊。

第二天我仍然不死心，又去了那里，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问到了一个老太太，她说“你是不是问旧社会里那个许团长的女儿“？我说“对对对，就是她“！她摇摇头说“惨啊，惨……“边说就边走。我连忙拦着她“婆婆，您把话说完呀“！她四下一望无人，才压低声音说“他们一家出身不好，61年生活困难得了肿病锇死了“。“那许丽华呢？.“我几乎叫出声了。老太太想了一想说“唔，许丽华好象……没有死，跟一个男人跑到新疆逃荒去了“。“那以后呢“？我接着又问。老太太有点不耐烦了说”以后我又没去新疆，咋个知道？你是她的啥子人啊，这样打破砂锅问到底“?这是一句成都方言,意即刨根刨底地问.这回我学”乖”了,我不说同学,我说”她是我表姐”.老太太点点头,表示能理解我”打破砂锅”的行为.其实我也不算撒谎,丽华姐在我心中胜过表姐,如同亲姐姐一样啊！

这天晚上我彻夜失眠了.儿时、故乡、旧居、同学、亲人、小桥流水、笑语歌声……都一齐涌上心头,真是”剪不断,理还乱”,是亲情,是友情,是别绪,是离愁?还记得1949年一个秋雨绵绵的晚上,丽华姐家与我家只一墙之隔,她带着几岁的小弟在我家玩.那时既没有电视,也没有游戏机,在一起就是谈天说地,讲故事,唱个歌。我家屋后有个小池塘,里面养着荷花,到秋天只剩下荷叶了.雨点声不紧不慢地打在荷叶上，我姑姑也是个很爱文学的人，她对丽华说：李商隐有句诗“留得残荷听雨声”，你听这雨滴声是不是象音乐般的优美啊?丽华姐微笑着直点头.我便趁机拉着丽华姐要她唱个歌.她的嗓音非常优美,说荷叶,她就唱起<采莲谣〉了：

夕阳下，晚风飘，大家来唱采莲谣。红花艳，白花娇，迎面香风暑气消。你划桨，我撑篙，穿过浮萍过小桥……

一曲完了，我还不依不饶地拉着要她再唱一首：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如东风满落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一首用李白《春夜闻笛》谱成的歌，让我们都沉醉在诗情画意里了。可是谁

也想不到大灾难离我们只有一步之遥了……

第二天，离开成都前几小时，我又漫无目的地走到了抚琴台。虽然我心里明白不可能再打听到什么新的信息与线索了，仅仅就是为了那么一份依恋。可这里除了那座大古墓可以帮助我定位童年时活动的轨迹外，一切都已淹没在似水流年之中了。最后，我一边走一边回头，一边在口里轻轻地念道：

故屋依稀何处寻？蜀王古墓草青青。

新房新路皆新建，物换人非泪满襟。

但愿丽华姐能在网上看到这篇短文！更祝愿好人一生平安！

                      (2007年9月23日首发《民主论坛》）

5、我是“劳改”制度的活化石！——写在劳改纪念馆开馆时

从国际互联网上看到劳改纪念馆，2008年11月12日在美利坚合众国首都华盛顿建成并隆重揭幕开馆的消息。本人作为和“中国劳改”几乎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此时此刻千言万语都化成了：一声叹息，两泪双流！

Laogai（劳改），这个恶魔，这个潘朵拉匣子，从毛泽东把它在中国打开那天起，就以它空前绝后的血腥和野蛮给千千万万的个人和家庭带来了数不清的恐怖和灾难。这个恶魔究竟吞噬了多少无辜的、鲜活的、年轻的、年老的、男性的、女性的生命，恐怕将成为中国永不解密的、高度的“国家机密”。这里只消举一个小小的例子：在我家乡成都人的方言口语中，常将“一个人”称作“一块人”。在上世纪毛泽东把政治运动搞得象瘟疫流行一样时，成都人私下有句顺口溜：“劳改，劳改，一家一块”。也就是说平均每一家，都有一个人“加入”劳改队了。这样血写的事实，是任何墨写的谎言也掩盖不了的。

本人20岁时就因“右派”外加“收听敌台”（即收听外国广播）的“反革命罪”而“光荣入队”迄今已是年逾七旬的古稀老人。我能从劳改队里活出来，既是侥幸也是奇迹，多少比我身强力壮的人，“入队”不几年，就驾鹤西去了。特别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们那个劳改分队几乎每天都在死人。我们当时所谓的“床”，就是一个房间内一个大通铺，上下两层。而睡在我左右上下的难友，每月、甚至每周当中都有人就那么不声不响的就“去”了。

死神与我也是不止一次擦肩而过。1961年的一天，因劳改队伙食团给我们少得可怜的饭中还掺入发了霉的红薯片，既苦又涩难以下咽。既无营养，吃后还造成腹胀，腹瀉。我在厕所内拉完一站起身，觉得天突然一下就黑了。也不知过了好久，当我醒过来时，已睡在一块木板上，如果再醒不过来，人家就准备叫我“入土为安”了。后来一个难友悄悄告诉我，我当时昏倒在地，只差一点就掉入粪池内淹死了。当时普遍都是这种饥饿引起的低血糖昏迷，很多人就这样醒不过来便死了。我当时一是年轻，二是在场有个劳改队干部叫祝洪祥原是国民党军人，被俘加入共军后转业当劳改干部。他当时见我还很年轻，完全是个学生娃娃，就动了恻隐之心，对犯人医生说“给他打一针试试”。犯人医生范松柏也是个国民党的军医老头，给我静脉内推注了40毫升葡萄糖液，我才从死神身边跑了回來。你说这是不是侥幸？以后，我又多次在井下和矿山只差一点便被垮塌的岩石打死。真可谓“九死一生”活了下来。

1972年8月9日，我终于把这个15年的牢底坐穿了。可事情并没有完。当时四川省第四监狱劳改管教干部朱贻蛟把我叫了去对我说：“严家伟，你明天就满刑了，你有什么想法，打算”？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那就请政府依法释放我回去”。谁知“朱管教”一听泠笑道“你想摆脱无产阶级专政是吧？告诉你，趁早别作这个梦。第一，你虽然满刑了，但仍戴有反革命帽子；第二根据你的犯罪和改造期中的表现，你还不适合于回到人民群众中去，人民群众也是肯定不欢迎你的。因此，经研究决定，对你进行强迫留队继读改造思想。哪一天思想改造好了，哪一天才可以回到人民行列中去”。请看，这就是中国的无法可依，非法即法，无法无天！那位“朱管教”见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那里，便又继续对我进行“教育”道“思想不要抵触，抵触也没有用。当然，政府对你们也是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并给出路的嘛！从下月起，一般就业员月工资是十八元五角，鉴于你有一点医疗技术，按技术工种对待，每月工资二十九元。政府还是照顾你吧，你应该很好的领会党的宽大政策，加强思想改造才是唯一出路，抵触，抗拒只有死路一条”！-------就这样，我从不到二十岁时起，在有期劳改十五年后，又开始步入“强迫留队改造”的“就业员”劳改生活。

如果说就业员和劳改犯人有什么区别的话，第一每月有点工资，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29元的工资，使当地许多农民都感到羡慕，因为他们当时干一天农活得的工分折合人民币最多两、三角钱，有的还不到一角钱。当时这种“中国特色”，使我们在万般无奈中，也算得到了一点阿Q式的自我安慰。第二可以不再穿印有“劳改”的囚服，但不少就业员由于既缺钱，又缺布票，还是把那劳改服去掉“劳改”二字后仍然穿在身上。第三，星期天经过批准可以出去在附近赶集买点当时极其匮乏的日用品。第四，也许是最大的差别，即从“理论上”讲，就业员可以找对象结婚，但实际“操作上”比登天还难。

至于他们内部甚至叫“就业员”为“劳改释放犯”，把囚犯与“就业员”合称“两类人员”，甚至进出劳改场所大门，就业员必须立正、脱帽，放下手中东西，向站岗的武警兵喊“报告公安员，就业员XXX请求出去”或者“进来”，那个兵叫你走，你才敢走。遇到个别的兵，偏要捉弄人，他看见门口站了一大堆人时，他就要摆“威风”，叫你一次、二次重新报告，等大家象看“稀奇动物”一样“欣赏”你，他在上面洋洋得意地笑了。更有恶劣的是，遇到毒日当头，或下大雨时，你站在那里既不敢戴斗笠，更不敢打伞，把你晒个够或淋个够，他才放你走。至于“就业员”要想找对象结婚，更要受到种种刁难，我妻子和我结婚前，劳改干部把我妻子和丈母娘叫去说“你们知不知道严家伟是反革命，现在还戴有帽子，也就是四类份子、管制份子，你要是和他结婚，你家里人今后想要参军都不得行，你们一辈子都伸不到皮。”所谓“伸不倒皮”，是四川方言，即做不起人或被人岐视之意。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开始对就业员进行大面积地“摘帽”。但正如摘帽后的右派还是右派一样，摘帽后的就业员还是就业员。仍然明白制定有专门属就业员应遵守的《厂规厂纪》，其中竟然有“必须改正犯罪恶习”，“必须听从管教，不许拉帮结伙”一类的侮辱性字句。纵观任何厂矿，单位也没有这种“纪律制度”。

到八零年代中期，胡耀邦主政时，四川省劳改局（现改为监狱局）下了一个文件，神神秘秘地向我们传达过。说他“神秘”，是他既不说文件名称，文号，也不让我们看，只是由当时监狱干部把相关内容念给我们听了一下。该文件中我第一次听见使用了“就业职工”一词，称“就业职工在政治上与工人平等对待，在劳动上与工人同工同酬”。念后叫我们讨论，有的人连忙歌功颂德，感谢党政策的伟大英明。我却在会上问道“既然和工人平待对待了，同工同酬了，那就是工人了，为啥要称‘就业职工’，莫非还有‘失业职工’吗”？那时还没有工人“下岗”一说，否则，要是今天这“就业”二字，可是下岗工人求之而不可得的宝贝了。所以那个文件从来就是一纸空文，废纸一张。

今天，我仍然是个“就业员”。拿的所谓退休金，仅400元，十多年几乎没有增加。还不及监狱工人的四分之一。而且更奇怪的是我60岁后，不叫退休叫“退养”。我问他们“退休就是退休，为啥要叫退养”？他们说“这是上面规定的，我们也不知道”。又说“意思都差不多”，我说“既然差不多，就给我办成退休，或者叫离休也行，不也差不多嘛”？逗得他们都笑了。最后他们把那个“退养证”小本子给我，叫我交两张一寸相片，我一看那小本子大吃一惊，上面除有姓名，性别，年龄外竟然还有“原判案情”，“刑期”，“何年满刑”等项目。我说“你这叫‘差不多’吗？这是和工人‘在政治上平等’吗”？一气之下，我坚决不给他们相片，我说“我不要这侮辱人的退养证，你们就是强迫我要，我拿过手就给你烧了”。他们也未坚持就算了。现在我才真后悔，该要下来，今天放到劳改纪念馆里，才是一件珍贵的文物。可是那时谁会知道世界上会出现劳改纪念馆？真是：不是我太笨，是这世界变得太快了！

变得好啊！所以在这劳改纪念馆隆重开馆之时，写成此文。我就是这个罪恶劳改制度的活化石，活见证！

（2008年11月14日首发《观察》）

6、“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劳改营中“大跃进”亲历记

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来的人，大概都还记当时中国大陆有一本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曾风靡一时，几乎成了青少年们的必读之书。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是一个所谓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由他自己口述（因为他当时已双目失明）旁人代书写成，吹嘘他一生的成长经历和所谓的传奇故事。书中主人公的名字叫保尔.柯察金。一时，保尔成了当时青少年追捧崇拜的对象，比之今天“追星族”们对刘德华和李宇春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本文中所要说的“钢铁”，既不是保尔那种将人“拟物化”的比喻，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物”。但又不是货真价实的工业原材料------钢铁。那究竟是什么呢？您看完本文就知道了……

1958年“毛伟人”在食言自肥取得了“反右”斗争的“伟大胜利”后，又异想天开，要在“十五年内超英赶美”，而发展工业又要“以钢为纲”。于是“他老人家”一拍脑门，要让全国钢产量达到一千零八十万吨。接着，便不顾起码常识，在全国搞“土高炉上马”遍地开花，于是叫炼钢厂大门都未见过，只会种田种地的农民也来炼钢。

此时笔者已由“右派”而升级为“反革命”，并被判刑投入劳改。想不到的是劳改囚徒也“有幸”加入到了这“全民大炼钢铁”的洪流之中。我们从泸州专区监狱被押送到四川省古蔺县太平区岔角滩新生煤铁厂。此地位于川、黔交界的赤水河边，穷山恶水公路也不通。却有无烟煤和铁矿石。由于交通闭塞，煤都只能用船装水运出去。现在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一来，便把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劳改囚徒驱赶到这儿来，采煤，炼铁，于是取了个很好听的名字“新生煤铁厂”。所谓“新生”，人家的意思是，你们这些右派，反革命是“有罪于人民的”，共产党要把你们“改造”成为“新人”，故曰“新生”。为此，人家还不知哪里去请了“音乐家”来作词谱曲编成歌，强迫我们每天必须唱，歌曰：“我们是罪人，罪恶污满身，获得政府宽大，劳动改造求新生，我们感恩不尽……”。真不知这与绿林好汉把你一身钱财衣物抢光以后，还要你“叩谢大王恩典”有何区别？

所谓用来炼铁的土高炉，就是用砖和黄泥巴砌成（当时连水泥也稀如珍宝），外形就象烧砖瓦的窑，不过比它高得多，一面多加个进风口，另面有个出铁口。根本没有什么鼓风机，当时岔角滩电也没有，就用铁匠铺里打铁那种风箱来人工鼓风，只是比打铁的风箱大得多，一个人根本拉不动。三个人拉，十来分钟后就气喘吁吁，满身大汗了，就得由另外三个人来换班。如此六个人组成一个鼓风组，一干就是十二小时。但劳改干部真聪明，他们说“我们工人都上八小时班，你们劳改犯人一天才六小时劳动，你看党和人民政府对你们多么人道主义呀”！他把你工作中换下来松一口气的时间不算上班。有人气得骂道“这算的是什么账？他妈的混帐”！当然只敢背地里骂。于是又把锤碎了的铁矿石和木炭,无烟煤以及从山上砍下的树木，放在所谓的土高炉里，生起火来就开始了“炼铁”。

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内行。结果炉内炼成的“铁水”凝成一块象石头一样的东西，流也流不出来，只好用钢钎二锤一块块的去敲下来，既不象铁，也不象石头，不知是个什么怪物。后来终于通过上级部门调来了一个技术员。此人姓丁不到四十岁，戴个近视眼镜，大家都叫他丁眼镜，原是重庆钢铁厂的技术员。因为工作中顶撞了苏联专家，反右中又说苏联专家是些不学无术的太上皇，瞎指挥。那年头“反苏，反共”就相当于今天说你要想“颠覆政府”差不多，所以成了右派，反革命判刑10年。经他一番捣鼓，这铁水终于流出来了。于是敲锣打鼓把这块铁抬到厂部去报喜。边走还边唱：“五年计划看三年，苦战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嗨荷嗨菏嗨荷，十五年，十五年，嗨，嗨，十五年”！有个调皮鬼叫王明峰，也是个“反革命”和我一样也判刑十五年。一唱到“十五年，十五年”他便用手指一下我，又指一下他自已。他原意不过是要“幽”一“默”，谁知有积极份子去告了密，说他“诬蔑大跃进”，弄他来斗了几次，以后再不敢“幽默”了。

“大跃进”要的是高产量，而且要天天加码往上升。你那点铁水，根本太少了。上面说这是政治任务，只能完成，否则就是破坏大跃进。新生煤铁厂这时调来一个新厂长叫郑守坤。自称是抗日战争时的老八路，北方人。曾任四川隆昌县公安局长。其人凶恶异常，在这厂内他就象个小暴君。动不动就捆人打人。哪个班未完成出铁的斤两，下班后不许吃饭，睡觉，开斗争会找原因。真是要逼人上吊了。那个技术员丁眼镜确是个好人，他又内行点子多。于是叫人去把什么废铁，烂铁，铁锅，锄头，只要是铁，甚至象铁的废炉渣都弄了来敲打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高炉出铁口外砂型内铺得平平整整的，铁水一放出来，那上千度的高温的铁水便把这些废铁烂渣通通凝成一大块，肉眼看上去就是一块新炼成的“铁”，重量就增加了几倍。任务当然完成了。只要完成了产量数目，谁也不来较真。正如现在流行语说的“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丁眼镜后来和我混熟了，知道我也是个右派，反革命，许多观点都和他一样的“反动”。他才悄悄告诉我，这里的铁矿石含铁量太低，根本没有冶炼价值。而且这种土高炉、无烟媒炼出的铁叫“高硫铁”，由于其含硫量太高，根本不能用于炼钢，而且由于其太脆，用来打把锄头，菜刀都要不得，没有任何用处。不如一块石头有用。完全是劳民伤财，白糟蹋资源。可是人家要和英国，美国比赛，还要超英赶美，是政治任务。你敢说半句真话就是反革命破坏！事实证明丁眼镜的话是对的。后来这些高硫铁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还堆在铁路两旁没人要，真是不如一块石头有用。但当时就为了炼出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钢铁”，多少“右派，反革命”活活累死、饿死在“新生煤铁厂”了。

在郑守坤这个法西斯暴徒的威逼下，高炉上的囚犯被逼着三天一放“卫星”，五天一放高产。他每天都要亲到高炉上来督阵，他发现谁干活拉风箱不卖力轻则骂，重则打。他甚至把一个他认为“磨洋工，搞破坏”的囚犯捆在高炉旁，当众宣布给“该犯加刑一年”。当时我真不知道这是哪一家的法律。

当1960年下半年“全民大炼钢铁”全面失败而滑稽谢幕时，新生煤铁厂与芙蓉煤矿合并。当我离开岔角滩前夕，看见那山坡上一排排无名荒坟不下一百多座。我们这些不幸的朋友（包括我前面提到的那个拿“十五年”来开玩笑的王明峰），他们都在这里彻底“新生”，永远长眠在那没有阶级斗争和政治压迫的天国里了。

而用我们的鲜血和生命染红了他的顶子的郑守坤，万万没想到这“阶级斗争”也终于斗到他老兄头上来了。文革开始，郑守坤成了响当当的造反派。是宜宾著名造反派刘(结挺) 、张(西挺)、王(茂聚)、郭(林川)手下得力的干将。春风得意之馀去北京开个甚么会，万万没有想到在北京遇到了他几十年前的一个冤家对头。此人知道他曾参加过国民党“还乡团”的全部历史。他还没认出别人，别人把他认出来了。于是这个“暗藏的阶级敌人”被揪了出来，判刑十五年。大布告贴在宜宾街上。我当时刚出狱不久，正好看见。郑守坤的结局，正如曹雪芹说的“因嫌纱帽小，致使枷锁扛”！

遗憾的是那些被他害死在岔角滩的朋友们没能看到这一幕！

（08年3月5日首发《观察》）

7、我亲历的一次全民普选民意代表

现在中国人都在盼望着，有一天我们可以行使自己作为公民拥有的民主权利，选出自己认可的官员或民意代表。由于我比你们蠢长几岁，你们还在期盼，我却经历过了。虽然那个民主还不能算很成熟、很完美，但不是走过场的假民主，也不是假想、虚构的故事，而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的故乡------四川省成都市。时间是上个世纪的1947年。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年多，国共两党内战虽然已经开打，但全国绝大部份省市地区，仍由国民党控制着。此时，蒋介石先生领导的南京中央政府，决定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选举总统。因此在全国各地用一人一票的普选方式选举出全国国民代表大会的代表，简称“国大代表”。

国大代表，按地区和人口比例在若干万人中产生一名国大代表。先由一定程序联署提名推荐出国大代表的候选人，由当地的选举委员会加以公布。而且也不象上世纪从五十年代以后搞的那种所谓“等额选举”，也就是比如选一个代表，就只有一个侯选人，那就无可“选择”了。而当时选国大代表，是一个代表有多名候选人竞争。所以几十年后，才被我们的党和政府提上议事日程的所谓“差额选举”，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国民党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已实行过了。比如我当时所在的成都市，它不象现在一个市还要管多少个县。市，就只是指城区内和近郊，其他如附近的温江县、灌县、郫县、大邑县......则另设选区，另选代表。当时成都市的人口不到五十万，所以只有一名国大代表。但是侯选人却有好几位。其中最具实力，排在前三位的是孙震先生，徐子昌先生和关麟征将军。其他还有一位，不仅不具当选的实力，而且也不太有名，由于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所以回忆不起了。但是人家达到了连署提名的要求仍然可以参选。哪怕当局觉得此人“左倾”（即同情或倾向共产党），只要你没有真凭实据证明人家确实参加了共产党的，也不会以“思想反动”或“表现不好”阻止人家参选。

至于选民，我亲眼所见，真是做到了只要年满18周岁，都是完全平等的合法选民。没有什么四类份子、管制份子、出身成份不好被剥夺选举权的事。哪怕象当时的储安平先生（也就是1957年因‘党天下’三字被打成大右派蒙冤至死的那位），公开在报刊上大骂国民党专制独裁，挖苦讽刺，语言可谓“恶毒”至极，也没有人把他打成什么“派”什么“份子”，因而剥夺其选举权的事一例也没有发生过。

再说这三位候选人。孙震先生又名孙德操，是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曾任国民党多项军、政要职。而徐子昌先生，是代表民间势力出面竞选的。此人不仅家道殷实，而且当时成都有种名“袍哥”的社会组织。是民众自愿、自发组织成的一种团体。其目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自身维权，免受人欺负。他们以三国时刘关张桃园结义为道德楷模与精神信仰，组成一个团体，互相声援支持。把关羽供奉为神。团体的领导人称“大哥”，却没有“二哥”，因为二哥是关羽，是圣人，谁也不敢去坐此交椅，三哥称“红旗管事”，处理对外事务，五哥称“黑旗管事”，处理内务。可见是一个有严密组织的民间社团。徐子昌就是成都袍哥的首领，竟然敢与国民党提名的竞选人分庭抗礼，既说明其在民众中有一定影响，也可见当时蒋氏对民间力量还是持宽容态度。要不然，就完全可以说你那“红旗管事”就是“共党嫌疑”，或者你供关羽为神，我就说你是“邪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早把你取缔了，还容你来与“我党”提名的候选人竞选？关麟征是中央军校（其前身为黄埔军校）成都分校的教务长，受到一部份军方人士的支持。由此可见，当时这场选举并非国民党一手遮天，一手包办，民间人士完全可以依法自由竞选。

在全国范围内，与国民党同时参加这次国大代表普选的，还有中国青年党与中国民社党。青年党领导人曾琦，是四川隆昌人，他就在其故乡当选为国大代表。但当时章伯钧，罗隆基，黄炎培，章乃器等人领导的“民盟”等党派却抵制了这次全国普选。他们要跟着毛泽东走，认为蒋是独裁，毛才民主。他们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但在1957年他们却得到的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回报”。甚至他们的子女也未能幸免。黄炎培的几个子女成了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文革”中与我同关押在四川省第四监狱。他们为自己不明智的选择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言归正传。再说孙、徐、关这三位候选人，都在成都频繁的与选民见面，公开发表竞选演说，宣传其政治见解和民众关心的各种事情，并要接受选民的提问，详细向选民解释。有的选民在提问中言词非常激烈。比如，有一个星期日，我父亲带我去成都的少城公园（今名人民公园）内去看孙震发表演说，我父亲的目的，一方面他与孙震早年曾同事，用现在的话来说，孙是我父亲的老领导，老战友，所以要去他讲演现场捧捧场。另方面是要我去见见世面，长长见识。孙震的演说非常精彩，赢得听众阵阵掌声。但他演说完后，有个听众就毫不客气地说“八年抗战，中国人已饱尝战乱之苦了，现在为什么还要打内战？蒋先生就不能和中共分享权力，共同维持国内的和平吗？请问孙先生，你如果当选了国大代表，对结束内战有何见解”？我很怀疑此人至少是中共的支持者，甚至是中共地下党员。但孙震当时不仅耐心聆听

当时几位候选人和他们的助选队伍，每天都穿大街，走小巷与广大市民见面，握手交谈争取选票支持。然而这一切活动，既是公开透明的，也是理性和平的。各候选人和他们的支持者之间只是宣传，讲理，而不是互相攻击。更不象“文革”中的两派那样，成了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斗争”。

我记得投票是安排在一个星期日进行的。市内设了多个投票站，选民分区，分段就近投票。那时成都广播还不普及，只好把抗战中的防空警报用来派上用途。早上八点，一声长哨，表示投票开始。到下午四时，又一声长哨，表示投票时间只剩下最后一个小时了，请选民抓紧时间去投票站。到下午五点，再一声长哨，投票即宣告结束。经过八年抗战，当时成都市民既是非常文明守秩序的，而且大多数人对政府是支持的。所以不仅投票率高，而且井然有序。我看见许多人都是全家高高兴兴的去投票。一种公民意识，无人说教，却蔚然成风。我当时虽然没有选举权（不是因为是“反革命”或“四类份子”，而是年龄不够），也穿着一身整洁的童子军装，戴上肩章、臂章、船形帽、兰白领巾，一副“小公民”的样子，随着家人去到投票站门外。投票站外也根本没有什么警戒森严，如临大敌的情景，投票站的工作人员一个个都是和颜悦色地引导着选民进去投票。有个二十多岁的大姐姐还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说“小弟娃快快长，下次投票欢迎你早点来”！至今我还记得那个大姐姐亲切的样子。

最后，孙震以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高票当选。徐子昌获得百分之三十几的选票。关麟征位居第三。几位候选人选后都表现出了良好的风度。获胜者孙震向选民鞠躬致谢，话语非常谦卑，没有任何骄狂之态。落选的都承认失败并向当选者表示祝贺。没有谁说选举不公正或互相攻击的话。事实对那些开口就说什么“中国民众素质差”，闭口什么“民主普选不适合于中国”的人，是最好的回答。事实证明说这种胡话的人，其素质才是最差的。

这一次中国历史上，真正全民意义的民主普选，时间虽然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而且少年时代的我，当时还并无当家作主投票的权利，但“童子何知”能躬逢其盛，至今回忆起来，犹觉是一大快事。

当我成年后不久，就被毛泽东的阶级斗争“阳谋”打入了另册。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蒙“圣恩”准予“参加选举”。但那根本不是选全国的民意代表，而是住在地的所谓“基层代表”。而且选一个“代表”就只有一个侯选人，不用“选”都铁定是此人了。所以参选的人，大多数人都觉得毫无意义，有个啥“选头”？完全是浪费时间。于是有的人，特别是有些玩世不恭的人，便利用无记名投票，你不知这张票是谁投的这个特点，于是用一种用今天的话来说，就叫“恶搞”的手法来表达不满。结果在当场开箱验选票时，忽而便听见唱票人大声念道“包青天一票”，引得下面选民哄堂大笑。没过多久，又听见唱票人念道“邓丽君一票”，大家更笑得前仰后合。那时幸好大家还不知什么“艳照门”，要不然，陈冠希，张柏芝恐怕都要登场了。有一次竟然因为“包青天”、“邓丽君”之流得票太多，唱主角的“侯选人”得票反而不过半，按选举法此人便不能当选。气得我们单位领导，叫大家不许散会，不许去吃午饭，重选！并说今天选不出来，任何人都不准离开会场，否则按旷工处理。这一招果然凑效，大家顶不住胃子里的“抗议声”，只好放弃“包青天”与“邓丽

（2008年3月14日首发《自由圣火》）

8、毛泽东《咏雪》当年曾被民间痛批

近年来，国内又有人对“造毛神”，十分热心，什么“旗帜网”，“乌有乡”闹得乌烟瘴氣。不仅吹毛的“文治、武功”，“政绩、理论”，还吹毛的“文采风骚”。不过毛的“风骚”，除了是超一流的“妇科专家”外，就是还会写几首歪诗。但诸如“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之类，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只有《沁园春.咏雪》还可以拿得出手。于是有位高人狂吹、猛吹之余，还编出了一段“蒋介石曾秘密下令围剿沁园春”，而中国文人无一人能把毛批倒的神语。在海外自由媒体《博讯》上先后刊出七、八次之多，真是既把毛痞王吹上了天，又欺我中华无人。于是作者不揣浅陋，来对当时情况，作点介绍，以正视听。

1945年9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还在陪都重庆。蒋中正先生为了在抗战胜利后，在全国实现和平，特向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出邀请，请他来重庆进行国共和平谈判。开始，毛心存疑虑，怕遭蒋氏扣留不敢来渝，后经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出面担保，毛始敢成行。所以柳亚子在毛夺得政权后，在诗中向毛献媚说，毛来重庆与蒋氏会谈是什么“弥天大勇”，那只能是无行文人的弥天大马屁。没有马歇尔出面担保，借一百个胆与毛泽东他也不敢来重庆，这就是历史事实的真象。

近年来有人爆料说，毛在离开延安赴重庆前夕，胡乔木把一首词送给毛看，毛看后很赞赏，遂将其带在身上。来渝后将此词交给了郭沫若，郭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中国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三厅的厅长。曾说他握着蒋委员长的手“心情十分激动”。不过此君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双脚踏着两只船。毛来重庆后，郭又与毛过从甚密，并送给了毛一只当时堪称十分名贵的瑞士表。五十年代中期，毛还将此事兴致勃勃地讲给他的首席保健医生李志绥先生听，足见毛对此事印象之深。

1945年10月，蒋中正先生在与毛经过谈判，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毛当着中外记者之面高呼“蒋委员长万岁”后返回延安不久，郭沫若便将这首词交付当时重庆《新民报晚刊》发表。这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沁园春. 咏雪》。全文如下：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尽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彩；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数年前，一家外国广播电台曾报导说胡乔木到了晚年，对此事仍耿耿于怀。病危时，还向当时中央某领导倾诉此事。当然谁也无能为力。胡乔木当年是毛的秘书班子中的一员，为毛起草诗、文，也属常事。而众所众知，中共的大、小“首长”作报告，写文章，多由秘书“捉刀”代笔后，然后照念，照发也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所以胡乔木当年是否是该词的第一创作人，是否毛又作了某些修饰润色，还是就照原稿发表，因现在所有当事人均已作古，恐怕就只有成永远之谜了。

当时，我虽年纪不大，但还清楚记得，我父亲某日带我去赴一宴会。席间我父亲与他几个昔日军政界的老朋友坐在一席。其中有一人名杨洛生，是我父多年的旧交，父亲叫我称他杨叔叔。杨洛生此时担任国民党宪兵第二团团长。国民党政权的宪兵部队是其嫡系中的嫡系，核心中的核心，并有“见官高一级”的说法，有些类似苏联克格勃那种味道。当时全国只有不到十个宪兵团，因此杨虽是团长，却是少将军衔。酒至半酣，我这位杨叔叔的“话匣子”打开了。他说“此次老毛来重庆，要是委座用戴笠之计，早把老毛干掉了”。当时国民党的官员，因蒋氏长期任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故称蒋为“委座”。杨团长又说“戴笠几次晋见委座，痛陈今日除掉毛乃天赐良机，此人不除将来必为心腹大患。戴笠在重庆要干掉老毛，那还不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之事。可惜委座碍于国际关系与马歇尔之面，投鼠忌器，因而坚诀不听。最后一次甚至说得委座发火了，他说，‘一个小小毛泽东算个什么不得了的东西，我蒋某人岂能失大信于天下？谁再敢来劝我杀毛泽东，我先枪毙他！’戴笠无奈，只好叹息而退”。我父亲听了也说“老头子这步棋可能是没走好，你看老毛回延安后最近发表的那首沁园春咏雪词，觊觎皇权，狂妄至极，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不可小看此人，此人是个黄巢、李闯之流，将来祸国者，必此人也”！我父亲在这里说的“老头子”也是指蒋氏。是他们当时一些资格较老的人在私下里对蒋氏的一种戏称。

当时杨洛生在席间谈的这些，用今天的话来说，完全是绝对的“国家机密”。不过大家觉得同桌之人，都是党内的老同志，自家人，所以杨才敢口无遮拦的畅所欲言。几十年过去了，但至今还记得我那位杨叔叔（他1949年去了台湾），当时既慷慨激昂又不胜惋惜的神态。

那个时代，还没有电视更没有互联网，只有平面纸媒报刊。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当时媒体上对毛这首词的一些议论吧。

首先是著名文人易君左在《三湘词人》上也以一首《沁园春》词对毛进行了驳斥。易君左（

国脉如丝，叶落花飞,梗断蓬飘。痛纷纷万象，徒呼负负，茫茫百感，对此滔滔。杀吏黄巢，坑兵白起，几见降魔道愈高。明神胄，支离破碎，葬送妖娆。   黄金难贮阿娇，任冶态妖容学细腰。看大汉孤烟，生擒颉利，美人香草，死剩《离骚》。一念参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才天亮，又漫漫长夜，更待明朝。

易君左在词的上半阙里，叙述了抗战甫胜利，“国脉如丝”，遍地疮痍的情景。警告了那些一心想成秦皇汉武帝业的黄巢式的“造反”夺权人物，莫用白起坑杀赵卒四十万的滥杀无辜，来实现自已的个人野心。下半阙更以“一念之差，千秋功罪，青史无私细细雕”，说明不管你口号喊得再好听，装得再象，再会“冶态妖容学细腰”也逃不脱青史“细细雕”的审判。从后来毛泽东打内战使用“人海战术”对付国民党，到土改、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革……无一不是拿千百万无辜生命来“坑杀”，以便成就其帝业。也终将神州大好河山弄得“支离破碎”，“葬送妖娆”，一切都被诗人易君左不幸言中了。

另一位是署名“老酸丁”的作者，其词全文如下：

万里长征，八载兵侵，一意萍飘。凭延安内外，生灵草草，大江南北，祸水滔滔。袭击国军，坐收渔利，强向尊前共论高。媚晴日，愿红妆素裹，卖弄妖娆。     河山割据多娇，忍驱使健儿又折腰。口笑开白合，略输文彩；数宗忘祖，自诩风骚。混世魔王，侈言“解放”，聚得猢狲著意雕。内乱苦，劝风流党首，解甲今朝。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说蒋氏要“下山来摘桃子了”。现在大量史料证明（甚至中共自己也承认），国民党的军队，才在抗日的主战场上。并与日寇拚了个鱼死网破，元气大伤。而毛先生的伟大战略部暑则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请参看张戎的,<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所以老酸丁说毛是“坐收渔利”后,到重庆来向国人“卖弄妖娆”,更对蒋氏“强向尊前共论高”。词的下半阙更叫毛不要再“驱使健儿又折腰”来打内战。而对毛在词里表现的狂妄自大，更痛斥为“数宗忘祖，自诩风骚”。因而劝这位“风流党首，解甲今朝”吧！

第三位作者也未署真名，其词发表于当年的《大公晚报》：

卅载兵争，千里坟堆，万里血飘。幸长城内外还馀莽莽，大河上下，尚有滔滔。仁者安人，智者化俗，不嗜杀人义最高。试放眼，看弹丸瑞士，绝代妖娆。      将军倚马多娇，念塞上单衣雪满腰，请记取秦皇，金销十二，服膺宋祖，杯解腥骚。一代天骄，原子（能）宇宙（线），何必荒城竞射雕？民苦矣，莫谈谈打打，暮暮朝朝。

这位作者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手法，让老毛看看一个小小的瑞士，也能如此国富民丰，久安长治，说明不倡乱，不嗜杀，方为“义最高”。因此告诫他，民众经过八年抗战，已经够苦了。莫再“谈谈打打”，还是放下屠刀，实现全国和平吧！------当然，这不过是与虎谋皮罢了。

最后这位是当年名嗓一时的《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先生。他针对毛泽东“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在该文中王先生严肃地指出：“中国历史上打天下，争‘正统’，严格讲来皆是争统治人民，杀人流血，根本与人民的意志不相干。胜利了的为秦皇汉高，为唐宗宋祖。失败了的为项羽，为王世充

所以毛泽东当年的这首《沁园春. 咏雪》正好是他的帝王复古梦的“夫子自道”罢了。我父亲说他是个黄巢、李闯之流，虽没错，但应补充一句是，他是个成功了的黄巢。民间人尽皆知“黄巢杀人八百万”，他在当时已是“空前”，但却未能“绝后”，被毛杀死，害死，饿死的中国人是八百万后还要乘以几。他肯定“空前”了，但也“绝后”了。他自己在庐山会议上又哭又闹地骂道“一个儿子在朝鲜死了，另一个疯了。‘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说得好，报应！活该！

面对前辈先贤的义正词严，更有幸能看到毛盖棺论定，罪行大白于天下，我不禁有点技痒，于是不揣浅陋，也来“涂鸦”几句，作为拙文的结束，敬请编者、读者指正。

华夏无尧，魔逞凶嚣，大地血飘。叹美丽海裳，惨变“鸡头”，（1）大好山河，黑浪滔滔。扯谎大王，嗜杀魔鬼，欲与秦皇试比高。（2）更每日，善高歌“革命”，卖弄妖娆。江山如此枯焦，把千万无辜尽斩腰。胜商纣夏桀，荒淫无道，三宫六院，逞“性”狂骚。（3）一代暴君，古洋集成（4），凶暴骄狂玩伎刁。崩驾日，剩声名狼籍，臭遍今朝。

注1：中国的地图原似一张美丽的秋海棠叶.苏俄强行割走我外蒙古后,中国地图变得象只母鸡一样.

   注2、4：毛自称“秦始皇算老几?他焚书坑儒,一次才坑400多儒生,我们镇反,一次就镇压了xxxx人”.毛又说“我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故曰“古洋集成”.

   注3：彭德怀对毛泽东将海政、总政文工团女演员弄去陪他跳舞,淫乐，斥其所为是搞

“三宫六院”。

(2008年首发《观察》)

9、可悲的“审判”

她姓杨，人们都叫她杨嫂，杨嫂似乎就成了她的名字。我小时因母亲缺奶，她便来我家作了我的奶娘，我就是吃她的奶长大的。她那时已三十出头，但身体健康。对人顶和善的,特别爱我。我小时长得胖都都的,她就叫我”蛮娃子“,从此“蛮娃子“成了我的乳名.由于她一家大小都勤劳节俭，所以后来家中经济逐渐富裕起来，大概是抗战胜利那年，她家把多年辛勤积蓄的钱拿来买了几亩田。万没想到从此埋下了祸根。

中共大陆掌权后实行“土改“，杨嫂一家成了地主，多年勤劳换来的一点田地被没收不说，家中的房屋，耕牛，农具，现金以及凡是值点钱的东西，都被拿走，名曰“分浮财“，实则等于抢劫。杨嫂一家大小五口被驱入一处草棚内安身，过着非人的生活。

逆来顺受熬到1955年，所谓肃反运动开始了，就是要肃清所谓残馀的“反革命份子“。有人告发杨嫂平日有不满共产党的”反动言论”，正在“运动“风头上，你又是地主，於是便成了“反革命份子“被抓了起来。我们家里的人听到这消息都替她难过极了，一个字都不认识的农村妇女，与什么“革命不革命“有啥关系？但当时我们一家也是风雨飘摇，危如累卵,除了同情,还能帮她什么呢?

那天听说要弄她去受审,父亲买了几个锅魁(成都一种用麦面制成的饼状食品),叫我拿去有机会送给她.当时我家也是一贫如洗了,但人家毕竟是我的奶娘,我们总得尽点心呀！由于我当时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别人对我不大注意.我便溜到了法庭外面的院子中.不一会杨嫂戴着手铐被人押了进来,几年不见不但面容消瘦憔悴,头发都花白了.完全不象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个身材匀称丰满的女子了.

进入法庭后,那个法官问了一通姓名，年龄，藉贯。。。。。。后，干咳了两声，又喝了一口水后便问道“被告人你有前科吗“？杨嫂连忙说“我没有钱，我的啥子值钱的东西都让土改队，农协会，没收完了，哪还有钱啊？“

那法官大声训斥道“胡说，我问你以前犯没有犯过罪，你要老实交代，犯没有犯过罪“？杨嫂说“我又没有偷，又没有抢，我犯过啥子罪嘛“？杨嫂的声音充满了凄凉，委曲和忿忿不平。

那法官“哼“的冷笑一声说“没有罪？我们人民政府不会乱冤枉人，我先问你，你未必还不知道你是个啥子出身”？显然是说杨嫂是地主家庭出身，天然就有“罪“了。谁知杨嫂一听有点生气了，大声回答道“法官同事“那时大陆，逢人都叫同志，不识字无文化的人便误读为“同事“，“我是人，不是畜牲，那些开口乱骂人的才是畜牲“！坐在法官旁作记录的一个女书记员都抿着嘴笑了，不知她把杨嫂这句话作了记录没有。

这时法官把桌子一拍，大声吼道“被告人老实点，我们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顽固狡赖，只能增加你的罪恶。再这样下去，我看肯定要把你定为这个反革命案中的主犯，当不当主犯就看你自已了“。

谁知这回杨嫂似乎“豁出去了“，果断地答道“煮饭就煮饭，我一年到头在家哪天不是我煮饭，哪个还怕吗“？我们几个”旁听”的人一下都忍不住笑出声来了。这一下引起了人家的注意，走过来一个法警，对着我们凶神恶煞地吼道“干啥子的？出去！出去！审地主婆有什么好看的？还笑，你还同情她呀“？幸好我们几个“旁听“的都是十几岁的毛孩子，所以把我们赶走就算了。

我被“扫地出门“后，站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看见杨嫂从里面被押解出来。我连忙快步上前把几个锅魁递到她手中说“杨妈妈我爸叫我给您…… “说到这里我喉咙里象鲠了个什么东西，说不出来了。再看杨妈妈浑浊的眼里也噙着泪水，她叫着我的乳名“蛮娃子，杨妈不饿，你拿去吃…… “看来在她眼里，我还是个吃奶的“蛮娃子“，生怕把我饿着了，多么善良的杨妈啊！但我知道这不是说话的地方，马上就会有人来干涉，便赶快把纸包着的锅魁塞进她怀里。马上她就被人拉走了。看着她远去的背影，我真想大哭一场，温顺，善良的杨妈啊，难道真的“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那几亩薄田就是流氓痞子眼中的“璧“吗？就算是如此，田已给了他们，为啥还不放过您啊！

第二年我从外地回家探望亲人，父亲告诉我，杨妈以“反革命造谣罪“被判了十年徒刑，她家中收到了一份判决书，我父亲抄了一份（那时还没有复印）下来给我看。说她“出身地主阶级，对我人民政权怀有刻骨仇恨，大肆造谣破坏，恶毒攻击我党统购统销等各项方针政策“。一个字都不识的，平日就会作家务的妇女，她知道什么方针，政策？更可笑的是说她”被捕后拒不坦白交待。在法庭上态度极为恶劣，辱骂我国家工作人员为xx”. (大概是”畜牲”二字吧,他们不好意思写出来).父亲问我那么老实，和善的杨嫂怎么会骂起人来了，是怎么回事?我就把“审讯“的经过说给我父亲听,父亲听了也是一脸无奈,哭笑不得. 最后,父亲忧心忡忡,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在外面说话要小心啊,这社会太可怕了......”------我真后悔当时没听懂父亲话中深刻的意思。

谁也没想到,这就是我和父亲,家人的最后一次相聚.第二年就是1957年我也成了”右派”外加”反革命”.更可悲的是我的父亲,家人,还有从小奶我,抱我,爱我的杨妈妈,都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中,”非正常”的死亡了------.官方的意思大约是说,你们不是饿死的,只是死得有点不大”正常”而已.

杨妈妈和我的家人们,愿你们在天之灵安息吧！但愿天国是一个真正的和谐社会，再没有政治迫害了！

（2007年9月12日首发《民主论坛》）

10、塑“毛像”与砸“毛像”

最近重庆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雷寒先生，不知是那根神经"短了路"，一拍脑门，甩出教育经费300万元，造了一个连底座高达37.4公尺的大石像。据说5公里内都可以看得见。单是它的一支脚的脚背面积就达3平方米可坐6个人。我开初还满以为是雷寒先生要皈依佛门了，于是斥巨资造一

"文革"开始以后，我被芙蓉煤矿劳改当局视为"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而加以"收监执行"，送到四川省第四监狱关押。不久"宜宾红旗造反派"在监狱全面夺权，掌权。造反派掌权后，为了向"伟大领袖"表忠心，于是人家也搞了一项"政绩工程"，就是在监狱办公大楼前石台阶上面塑起了一座毛泽东的石像。当然，比起今天重庆医大雷书记的"大手笔"，那实在是既寒傖又"小儿科"得很。毛像本身只能说比姚明还高，不过二米五、六吧，加上底座也不到四米。高度还不及雷书记造的

1975年监狱内有个叫王斌的"反革命犯 "本来人家是所谓的起义人员，肃反中硬弄来判了刑。长期关押终至精神失常。一日他在被单独囚禁的小监房内，喊了一声"蒋委員长万岁"。为此被判处死刑。执行那天，专门把王斌押到这座毛像前去宣判，据说是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可谁又知道就是毛泽东先生在抗战时期不但接受过蒋委員长的领导，毛还亲口喊过"蒋委員长万岁"！宣判王斌那天我也被强迫去开会"接受教育"。我当时真感到既恐怖又滑稽。更滑稽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为了统战工作的需要，又给王斌落实起义人员政策"平反"了。可人都杀了几年了，还能复活不成？没办法，只好把他一个儿子按当时的"顶替政策"招为劳改系统内的一名工人了事。

真个是"时光永是流逝，街市依旧太平"。在中国错杀点人算什么？更无损于"我党"伟大，光荣，正确的光辉形象。"他老人家"依旧岿然不动地站在那里，右手臂高举象在检阅队伍似的。直到1976年9月9日才终于听见哀乐响起，中国的东方地平线上终于露出了一线曙光。

大约又过了四、五天，我家在农村的妻子来找我说，家中缺燃料煮饭，要我去狱部供销科买点煤炭以救急。那年头我们劳改就业员买点监狱自产的煤炭也要经监狱干部"批准"。但要进入狱部办公楼，就必须要从那座毛像前经过。可当我刚刚走到石台阶半中腰时，一个姓李的狱吏，突然从里面出来，对着我一脸凶相地吼道："严家伟，你要干啥？"我说"我来批张条子，请求买点煤炭……"他根本不听，就破口大骂道"给我滚下去！"接着又吼道："主席的灵堂设在这里，你这个死右派，反革命，什么东西？也敢来！马上滚"！看他那歇斯底里的样儿，好象认定我就是本.拉登派来的恐怖份子，要"妄图颠覆"或炸毁他老祖先人的灵堂似的……

时序如飞，到了1980年前后，毛泽东虽已死去三、四年，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开过了。然而监狱中仍一切如旧。一天夜里快十一点了，一个狱吏突然把我们十来个劳改就业员，从集体宿舍里叫了出去，说是有"临时紧急任务"，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这种时候"加班"，大半都是某狱吏家死了人，叫我们去搬抬死者，或是布置灵堂。

然而那个狱吏却把我们这十几个人带到了狱部办公大楼外毛像前，叫我们站在那里等着。大家都莫名其妙不知要干什么。这时监狱长吴庭尧走了出来，他一脸凝重地说："根据中央文件指示，全国除大城市，广场保留一定数量的主席塑象外，其余一律折除。今晚上叫你们来，就是完成这一重大的政治任务。钢杆二锤，已经放在办公楼里了，大家马上动手，三小时内必须完成！"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楼四周都是武警狱吏实行戒严,一个个如临大敌,不许一个"闲杂人员"进来,其目的自然是尽量少让人看见"他老人家"轰然倒下的一幕。

一切准备就绪，灯光照明也全部到位了，但"神"的威力,似还在"显灵",没有一个人敢先向"神象"动手，因为在此之前，为一枚象章，一本语录，无意中冒犯了它，坐牢，杀头都大有人在，这个"弯子"真有点不好转呀！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不敢先对这个"大家伙"动手。这时吴狱长似乎已明白大家的心思,便大声叫道"这是中央的指示，大家只管折，错了我吴某负责！"吴狱长是个有一定知识的人，"文革"中肋骨都被造反派打断过，所以对"毛伟人"肯定不大"感冒"，但他此时是奉命行事，"不感冒"也就成为了动力，于是他二次下达命令"给我动手折"！可我们这些"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贱民"们，仍然畏缩不前，没人敢先打"第一枪"，十多分钟就这样溜走了。

这时吴庭尧只好亲自拿起一把二锤，手起锤落，正好打在毛塑像举起的那只手上，"手"应声而断，滚向阶沿下方。接着又是一鎚，"毛像"的头部裂成几块！真是言传不如身教，"榜样"的力量才是无穷的，于是大家一齐动手。你一下，我一下，如抽筋剝皮一般，原来这塑像是一种叫"泡砂石"的材料制成，质地松脆一点也不坚固，别看它平日那么八面威风，原来才是一只纸老虎！本人平日干活是出了名的"偷奸耍滑磨洋工"（狱吏对本人的评语），但那夜我特别卖力，边打心里边骂"看你还害人！看你还害人"！真不亚于当年伍子胥鞭楚王尸，那心里的高兴劲就不用说了！两个小时不到，地下只留下了大大小小一堆乱石头。这时我在石阶梯上随便找个地方坐了下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轻声地吟哦出了孔尚任的《桃花扇》中的两句唱词："眼看他盖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更高兴的是，鄙人还是"拆楼"人！

接着就用汽车拉去数里外，倒在一个叫黄沙河的小河内。倒下去的位置正在桥下，水清浅时可清楚看见破碎的塑像头部，有时我和几个"右派""反革命"难友路过此地，故意干咳两声，接着就"呸！呸"往下吐口水，后来，附近的村民也知道了这件事，便有人故意跑到桥上向下撒尿。幸好石像无知，否则它定会大呼冤枉。正如前人咏岳飞墓的诗有云："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鉄无辜鋳侫臣"。"千载唾沫成大海，骨朽至今留骂名"。以后每年9月9日我都要去此处看看。我站在桥上，不禁自言自语道"你也有今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虽然三十年后的今天，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对那天晚上的情景仍不能忘记，并留下了一首小诗："权霸淫威集一身，到头抱恨暗归阴。十年'文革'传'佳话'，半世'武功'留骂名。宰杀焚书由自我，接班继位靠何人？一朝树倒猢孙散，笑尔区区一暴君"。

今日看见雷大书记又拿着纳税人的血汗和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教育经费，如儿戏般地糟蹋。造一个庞然大废物、魔鬼像，于是勾起了我对往事的回忆。并想借此机会告诉雷大书记：早就有人说过，把名字刻在石头上，名字比石头烂得更快。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样的人"他活着，别人就活不下去"。就有三千多万人被饿死，就有更多的人会无辜被杀，被迫害致死。所以无论你挖空心思用什么东西，想什么办法也无法阻挡他的速烂、速朽。水晶棺不顶用，大石像也枉然，纵然高37米，370米

11、漫话春节与春联

2008年的春节已经悄悄走到我们身边。又将不声不响地离开我们而去。这就是逝者如斯的时序，这就是催人易老的年华。其实今年这个春节正确的叫法应该是“戊子年春节”才对。而2008年是西元（公元）纪年，它只有“元旦”即1月1日，没有“春节”。于是乎有人爱说“春节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更有人认为“元旦”是从西方“照搬照抄”来的“外国货”，这些看法其实都不正确。

中华民族传统的历法最早起于夏朝，所以又叫“夏历”，就是民间一般称作的农历。它将一年的岁首定为正月初一，又称元旦或元日。但到了殷商时代却将十二月初一定为一年的第一天；周朝更将一年的第一天定为十一月初一；秦始皇更把一年的第一天定为十月初一。直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历法，将一年的正月初一定为一年的第一天，以后历代沿袭至今未改。所以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正月》一书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朔日，就是初一的意思，所以那时的“元旦”就是我们现在的正月初一春节。到了上世纪的１９１１年中国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次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布废除夏历，以公元纪年，以１９１２年为民国元年，一月一日为元旦。但民间仍按习惯在民国元年的２月１８日过旧历壬子年的新年正月初一。于是一年中便出现了新、旧历的两个第一天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民国２年即（１９１３年）当时担任总统的袁世凯宣布将公元纪年即公历的１月１日称为元旦，将夏历的正月初一定为春节，并例行放假。从此夏历的岁首（即正月初一）便称为“春节”了。所以“春节”一词算起来还不到１００年的历史。

其实中国一般的民众最看重的并不是公历１月１日的那个元旦，而是旧历正月初一的春节，你去问一百个中国人，恐怕九十九个都认为旧历的腊月三十与正月初一才是过年。所以在我的往事记忆中，几乎记不得任何一年过元旦的情景，留下的都是过春节的印象。然而令我印象最深或者说最怀念的还是那“万恶的旧社会”时过年的时光。那时的春节，每家每户都充满了年味，而且是充满了人情味，文化味的年味。却没有任何政治味，工具味，乃至变了味的“年味”。

现在一些五十岁以下的人，一提起所谓的“解放前、旧社会”便以为是“民不聊生”是“水深火热”，是什么杨百劳，喜儿，扎根红头绳就过年了。可以说那全是御用文人的瞎编乱扯。笔者作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见证人最有发言权。那个时侯过年，我亲眼所见，不说百分之百，起码也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是欢欢喜喜、高高兴兴的，而且都备有丰盛的菜饭，年糕，汤元之类的食物。大人，小孩都要穿新衣，新鞋。稍微富裕点的人家，屋里都要张灯结彩，椅披椅垫之类搞得一派喜气洋洋。而且那时民风古朴淳厚，贫者不存非分之想，富者乐善好施。一到了腊月，街上就有民间自愿乐于捐助的富人出钱资助的慈善机构，向有困难的人发放米、布、钱，你愿去领取的人就去领。既不需要“居委会”，“派出所”开任何证明，也不会问你是什么成份，是城市还是农村人，是常住户口还是暂住户口？官方根本不介入这件事，更不会拿这来说事，宣传，以宣扬什么“温暖”、“关怀”之类的说教。而且我亲眼所见，去领慈善救济的人并不多，从来就没有人排成长龙，更不会象现在超市卖点便宜的东西竟会发生拥挤踩踏伤人的悲剧。这充分证明那时贫困的人并不多，甚至有点困难的人还不愿去领，怕“丢人“，失了个人的尊严。而且做了这些好事的富人，从来不张扬，不吹嘘他给谁“送了温暖”，叫记者来拍个照，报导一下。谁要这么作，众人的口水都要淹死他。当年我父亲也是捐助者之一，他教育我的理念就是，“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这里所谓的“有心”，就是借做好事来表演、抬高自己。所以做了好事，不要去张扬，更不要去图别人回报，而头上三尺自有神明知。这听起来好象有点“迷信”的味道，实则是一种宗教信仰和道德力量的规范在起作用。所以反过来也没有人去冒领多拿。我看今天为发点“低保”，往往闹得不可开交，什么想法开后门的，该得而得不到又哭又闹的，告状的，无奇不有。要是今天谁敢象当年那样敞开门不要任何证明，任何手续都可来领米，领钱，我看你有１００座仓库也不够。所以“旧社会”既不是什么“水深水热”，而那时的道德水准和良好的民俗，民风更不是今天我们这个“伟大的新社会”能望其项背的。

至于那时的农民，只要没有战乱和大天灾，无论什么贫下中农，哪家不是只要冬至节一过就开始杀大肥猪过年，，有的家的腊肉到第二年栽秧时都还未吃完。土改时，工作队动员一个老贫农去斗争地主，这老贫农找不到话说，上台去就指着地主骂道“你这个狠心的地主，我给你裁秧子，你端出一碗腊肉，一块块比巴掌还大，比指头还厚，哪个吃得下去嘛？你存心害人！”，弄得工作队的人哭笑不得。“三年自然灾害”时，这个故事成了我们劳改营中囚犯“精神大餐”的最好“脚本”，大家听完后都感叹“今天能有这样的地主来害我们一下就好了”！

那时过年的文化生活完全是民众自发，自愿的，诸如什么敬祖祈福，演社戏，舞狮，舞龙灯，灯谜会，从无官方的政冶宣传与说教介入其中。这些活动当然没有今天从中央到地方的“春晚”那么富丽堂皇，但也不会耗费巨大的民脂民膏，而为民众所喜闻乐见。不过给我印象尤深的是家家门前的春联。也就是从腊月三十开始，家家门口都贴上一副用红纸和毛笔字写成的对联。中间门枋上再加一横批，门上贴上大“福”字，或门神，有的还挂上灯笼。几乎家家如此。而那春联的内容真堪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畅所欲言”后，却不必担心“阳谋”找上门来打你成“右派”！

春联的内容以喜庆吉祥之语居多，最常见的如：“天增岁月人增寿， 春满乾坤福满门”；“门迎春夏秋冬福， 户纳东西南北财”。又如“向阳门第春常在， 积善人家福自来”则既有祝福也有劝导期望。但我那时却从未见过对官方献媚吹捧的春联。哪怕是国民党的官员，也不会在门口去贴一副对联：当官不忘国民党， 幸福全靠蒋主席。------那会成天大的笑话。而发牢骚却是有，如：“年年难过年年过， 处处无家处处家”，如此明显“不满现实”的话，也不会有谁来找他的麻烦。

那时每年的大年初一，我常和父亲，还有我姑姑去街上闲逛，专门去看那“春联象大海洋”一般的盛景，也不时对写得别有新意的联语加以评价议论，是那时过年一种特殊的文化品味与享受。记得在一家小店门前，主人既在卖茶又在卖点烟酒类的杂货。门前的一付春联是：“为人忙，为己忙，忙里偷闲喝杯茶去； 谋衣苦，谋食苦，苦中寻乐倒杯酒来”。我父亲对此联很赞赏，认为既道尽了世情，也表现出了主人的潇洒与幽默。又如有副春联写道：东风大胆敢梳柳， 春雨细心更润花。拟人化的手法，把大自然的春天写得多美啊！我们有一年在一家并不起眼的小商店门口看到主人在春联上写的是“财如晓日腾云起， 利似春潮带雨来”。我姑姑笑着说“这主人吹牛的功夫恐怕天下第一”。当时我们确实还不知道中国人的“牛”可以吹到“亩产万斤”，“十五年超英赶美”这样的份上，何况人家吹的那“牛”并无什么害处，不象那“亩产万斤”是要吹死人的。

也有因春联出丑、惹祸的。先说这出丑的，过去有个贪官全靠“上面”有裙带关系，于是官运亨通得意，其人虽贪，偏要标榜自已“廉洁”，“亲民”在年三十于门口贴一副春联，上联：爱民若子；下联：执法如山。民众见了气不打一处来。有人半夜去到贪官门前，在联后补上几个字，于是便成了上联：爱民若子----金子，银子乎？下联：执法如山----冰山，靠山也！第二天正月初一，大家一看都笑弯了腰。今天那些爱作“亲民秀”表演的贪官，不知能否从中吸取点教训么？

至于因春联惹祸的事，说起来就有点沉重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共骂国民党是“蒋匪”，国民党则回骂曰“共匪”。中共说蒋介石“亲美”，国民党说毛“亲苏”，互相对骂无止无休。川南某县有一老学究拟一春联讽之云：“蒋匪”，“共匪”究竟哪个是匪？  “苏亲”，“美亲”不知谁家才亲？外加横批：天才知道。他显然不知这“伟大的新社会”不比“万恶的旧社会”怎能容你乱说乱动？所以结果便是“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语），此公便成了“反革命”。另一个是七十年代一个“知青”在乡下过春节，穷得揭不开锅，却引得他文思涌进，拟成一副十分别致的春联贴在门上。上联：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下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横批是：此中人语。这当然是《桃花源记》中的“此中人语云，不足为外人道也”之意。确实当时的“外人”皆不解其意。但后来他却在一次闲谈中，向一位他认为不是“外人”的知青同学吐露了真情。他说，上联是“缺一”谐音“缺衣”；下联是“少十”谐音“少食”，连起来就是“缺衣少食”。谁知他这位同学，想争取政治表现好，早点回城，便去告了密。正在文革中，那还得了？结果与那位老学究一样的下场。

春联竟引出如此的悲剧，行文至此，只好掷笔长叹！也更加怀念童年时春节与亲人一道去看春联的快乐。所以我把这些写下来，算是留作一点纪念吧！

                            （2008年2月9日首发《自由圣火》

12、大饥荒岁月里的故事——“反右”轶事拾零

今秋为了看望阔别多年的“右派”难友，特别绕道去重庆拜会车玉生医师。车老今已年届九十，是重庆市第一人民医院退休的骨科主任医师，中国著名的骨科专家。

此前，我曾数次赴渝，他也两次来宜宾相会叙旧。但这次一别四年，车老明显地“垂垂老矣”了，心脏带着启搏器，上下楼都须人搀扶，再也不能像十年前那样陪着他去登临南山、黄山，瞻仰抗战遗址“复兴”雄关，中正故居，畅游南北温泉，令人不胜感慨。于是几天时间里，就只能陪着他促膝谈心。但车老仍思维敏捷，每天坚持记日记，写回忆录。可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那个小保姆，对此却有点持不同“政见”。她说“哎呀，车爷爷你好好休息嘛，一天到晚写这些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有啥用啊”？我听了连忙说“你错了，小妹妹，这可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这就叫抢救历史，留下历史，拒绝遗忘。你车爷爷就是一本活的历史”。小保姆对我的话似懂非懂，一脸疑惑地望着我。车老在我的“大力支持”下，好像焕发出了青春活力似的，于是翻开他厚厚的回忆录，讲出了一段沉痛而震憾人心的往事……

王眉白先生是中国杰出的医学家，抗日战争时期，因躲避日军侵略，迁来重庆。在当时战火纷飞，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事卡介苗的研制工作。卡介苗是一种用来预防儿童结核病的预防接种疫苗。接种后可使儿童产生对结核病的特殊抵抗力。由于这一疫苗是由两位法国学者卡迈尔与介兰发明的,为了纪念发明者,将这一预防疫苗命名为卡介苗。王眉白

王眉白先生只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也是个医生，后来改行作医学检验，是重庆市一医院的检验师。1957年因为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被打成了“右派”，送415劳教支队劳教。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中，这位检验师，被饿得皮包骨头，全身浮肿。当时车玉生是415医院的医师。而王眉白先生是车的老朋友。他看见自己好友的儿子奄奄一息，却爱莫能助，只能给他注射点葡萄糖液，而当时葡萄糖也比黄金还宝贵，要院长批，所以形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王检验师临终前在病床上拉着车

车老流着眼泪送走了好友的儿子，把他的话也牢牢记在心中。当时415劳教支队，由于极缺医务人员，而象车玉生这样专家水平的人更是没有。于是他们便对车医师施点小恩小惠的“仁政”，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劳动力”的“积极性”（这是劳改队内部的专业术语，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笔者注）。他们给车医师摘掉了“右派”的帽子，还给了他一张按“技术干部对待”的“空头支票”。不过比其他那些“右派劳教份子”不但可多得几个钱，每年还可“恩准”回重庆探亲一次。

那年车玉生回渝探亲，望着妻子、儿女一个个饿得皮包骨头，真是心如刀绞。但他仍然抽空去了王眉白夫妇家。车老是个直性子，几乎用责问的口气问老朋友夫妇“你们怎么一点东西都不给儿子寄去，等他饿死，你们当真是要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吗”？王眉白夫妇一听，真如晴天霹雳，哭着答道“我们怎么没寄啊？我们每个月口中不吃肚中省地做成炒面粉，糖，油都用邮包寄了去，寄了还不放心，还去邮局复查……”。接着他们拿出一大叠邮寄包裹单，邮件复查单，上赫然盖着邮章，明白无误地写着“对方单位己收妥”！真是天大的怪事！那么多次寄去的食品，难道都被狗吃了？！

还用问吗？不就是那些穿着“军干服”成天绷着脸教育“劳教分子”必须“改造反动世界观，重作新人”的劳改干部们干的“好事”吗？除了他们，还能有谁？他们真不愧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他们抓住了“生”的机会，却把“死”的后果留给了“阶级敌人”。真是做到了雷锋同志说的“对敌人，象严冬一样的冷酷”！不愧是毛主席教育出来的好干部啊！

这位老科学家，王眉白老人当时就哭晕了过去。这位中国杰出的卡介苗专家，用自已的科研成果，不知挽救了多少孩子的生命，而他唯一的独生子，却被这几个猪狗不如的人渣谋害了性命！但这位老科学家，当时半个字也不敢向人提，否则，又是“诬蔑”、“恶攻”了。

刚才还在劝车老别再写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小保姆，听了这个故事后，也显得一脸的惊诧莫名，她说“哎呀，真有这些事吗？好恐怖啊”！

没有被魔鬼抓去囚禁过的人，怎能体会得到魔窟内的恐怖？

隔了好一阵，车老才从回忆往事的伤痛中，缓过气来。趁着小保姆出去买菜的时候，又向我讲了一个似乎属“女孩不宜”听的故事。叫人听后，啼笑皆非。

也是在那个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大饥荒岁月里，一天下午，住在415劳教队附近的一个贫下中农老大娘，怒气冲冲地跑来找着队上的劳改干部说“你们队上有个犯人，跑到我自留地里来偷我的菜，他要偷集体的我不管，他偷我自留地里的菜，那是我家救命的东西，我非找他不行”。那农民大娘到也心直口快，把劳教份子喊作“犯人”，好象不知“我党”的政策，劳教是“最高行政处分”人家还有“公民权”呢。其次她说“偷集体的我不管”，偷我自留地里的那可不行。到也心直口快。于是劳改干部就问她“是哪一个，叫啥名字”？她说“名字我叫不出来，但人我一看就认得出来”。

于是劳改干部就把所有收工回来的“犯人”（不，劳教份子）集合排队站在一起，叫老大娘来认。老大娘左看看，右看看，一下就认出来了“就是他，就是他”！

干部一听，火冒三丈，马上叫人“给我捆起来，造蛋家伙，敢去偷东西，破坏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与革命群众的关系，反改造，反革命行为”！那人马上被五花大绑了起来。但他却并不“认罪”，连声大叫“冤枉呀，冤枉呀！你说我偷菜，你把我偷的菜拿出来嘛”！道理也是如此。俗话说“捉奸捉双，拿贼拿赃”总得有凭据呀。可那老太婆似乎胸有成竹，她说“我是没有抓住你偷的菜,但我亲眼看见你蹲在我自留地里,你在那里蹲着干啥”?那人忙说“大娘,我是在那里解小便”。老太婆一听哈哈大笑道“哪个男人解小便，会要蹲在地下才能解,你哄老娘这辈子没见过男人呀”？此言一出，引得劳教人员哄堂大笑。更有几个无聊的“看客”起哄凑趣说“对，对，对，他是婆娘变的，不敢站着屙尿”！那人顿时羞愧难当，恨不得地下有个缝，钻了进去。这时幸好车医师在场，他突然一下想起了，于是他挺身而出，高声叫道“大家别吵，这人我给他看过病，检查过他的身体，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他转身对劳教干部和老太婆说，“我们别在这坝子里说，一起到办公室去”。当时，大家都知道车医师是大城市来的名医。那时还没搞文革，还没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的诛语，所以在生理、医学方面的事，干部都要相信车的话。于是一起去了办公室。

原来那人数年前，因患阴茎癌，作了“阴茎全切除”的手术，根本就没有男人的阴茎了。其外阴部酷似妇女外阴，他解小便不蹲下，岂不流得一身都是尿？他当时可能一时内急，遂忘了“瓜田莫拿履，李下不整冠”的古训，幸有车医师，否则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后经几个干部一查看都忍不住笑了。那老太婆也说“哎喲，活了几十年我才头回遇见这种怪事。错怪你了，对不起，对不起”！

车老讲至此，无限感慨地说“那些人不懂医，都无可厚非。但人家都残疾成这个样子了，还划什么右派，送什么劳教，还长期关在劳教队里强迫劳动改造。什么‘革命人道主义’，是挂在口头上呢，还是丢进太平洋里去了”？车老还说他多次给干部反映说，这人应“保外就医”，可谁也不理。后来文革一到，车老都“升级”为“反革命”打入大牢，就更不知此人“后事如何”了。

这时小保姆摆上饭来，她说“你们刚才说得那么起劲，怎么我一来你们就不说了”？车老故作神秘地说“你小娃儿不能听”。小保姆故作生气的样子。我才连忙来“解围”，我知道小保姆爱唱歌，这几天我见她边做家务都在哼唱流行歌曲。于是我套用了一句歌词说，我们讲的都是些伤心的事，“伤心的话留到明天再说”！把她也逗笑了。可这些“伤心的话”，明天哪说得完啊？

第二天，只好在互相依依不舍中和车老告别了。想着过去我们一道走过的岁月，更感到暮岁将至，来日无多，都黯然神伤。别前我给车老留下小诗一首，也作为本文的结尾吧：

                   访友重来山城,

                正橙黄桔绿秋将晚。

                长江东去,嘉陵北流,

                参差广厦万间。

                往事堪悲,故人情重,

                与我长作竟日谈。

                更难忘,同游处------

                复兴故关,陪都遗址, （注）

                无不令人神往流连。

兴亡事,知多少?

                已化作一片过眼云烟.

                凭谁问：

                当年英豪安在?

                到而今,都付与

                渔樵闲话,废垒残垣！

         注：抗战期间重庆为中国陪都,抗日圣地.一时多少豪杰。重庆市郊

             有地名曰”浮屠关”.蒋中正委员长将此处更名为”复兴关”,以宣

             示我军民抗日必胜之决心。曾与车老同游于此，指点关山，无限感慨。

                                2008年12月20日完稿

（2009年1月10日首发《观察》）

13、政治疯子李景孝之死

一、

精神病患者即人们常说的疯子，由于其精神分裂失常，已丧失行为责任能力，所以即使他伤害到别人的财物或人身，也可被法律免除刑责。至于胡言乱语，则更不会承担什么责任。但是在毛泽东一手煽起的阶级斗争大疯狂的年代，疯子也被卷进了阶级斗争的政治漩涡，这绝非笑话。

此人姓李名景孝，四川南充市人。早年毕业于黄浦军校。抗战时期在薛岳将军麾下从连长做起，在三次长沙大会战中屡立战功，一直当到营长。后来在国共三年内战中，其所在的部队被击败，最后随部队投诚起义。当时来接收他们起义的解放军军代表对他们说“革命不分先后，爱国便是一家，所以从今以后咱们就同志相称了”。以后李还被送到一个什么军政大学去学习了很长一段时间。1954年李景孝被复员回老家南充当了农民。对此，李景孝也能泰然处之，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平民生涯。1957年由于农民中没有开展整风鸣放，所以他也没被划成右派份子。但是在那政治运动象瘟疫般流行的年代，正如民间一句俗语说的，你“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1958年来了个“扫残运动”，即扫除残余反革命份子，这一回终于因为他任过国军营长，在劫难逃，作为“残余的反革命份子”被“扫”了出来  。好在他在当地农村，平日为人非常低调。基层干部对他并无恶感。于是“宽大处理”仅判“戴上反革命帽子交群众管制”。对一个农民来说，既无职可降，又无薪可减，管制就管制，无非是个“四类份子”，不时弄去训训话，挨点骂，也就逆来顺受了。

1964年，所谓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来到了他身边。这次上边有一名官员到他所在的公社来蹲点。所谓“蹲点”者，即要深入农村基层搞点什么“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之类的官场秀，虽是“秀一把“，但还是得去社员当中走走问问拿把锄头，让记者照个象之类的表演一下。此人名张黎群，时任绵阳地委副书记。说起此人，也有一段来历。他在五十年代曾任北京《中国青年报》主编，有一定文学素养。1957年反右时，就差点被打成右派，好在当时胡耀邦任共青团中央书记。胡在邓小平面前力保张黎群，而胡当时是邓的爱将，所以张才得以过关幸免于“右”。但“右罪”虽免，“左迁”难逃，被下放到地市一级任职。一个偶然的机会，无意中张书记见到李景孝的一手毛笔字还写得不错，甚奇之，遂询问一番，李一一如实作答。张听李谈吐不俗，应对得当，非一般俗品。于是书记大人动了点怜才之心，便说“对起义人员党是有政策的，下面怎么胡来”？于是在这次社教运动中，便把李景孝作为落实起义人员政策的典型，宣布摘掉其反革命帽子回归社员行列。这在当时真可谓皇恩浩荡了。事后张黎群又在一些文章中把此事作为落实党的政策加以阐述，这一来当地对李景孝就基本作为“人民”一视同仁了。李对此自然十分感激，经常对人说“张书记真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啊”！可他万万没料到“福兮祸所伏”竟由此开始了。

1966年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文化命席卷中国大地，地委书记本来就是走资派的最佳人选，更糟的是张黎群在此之前与三，两文友在《成都晚报》搞了个《巴山夜话》的专栏，发表了几篇不痛不痒，谈天说地的小品，杂文一类的东西。姚文元一批《燕山夜话》是“反党黑话“，“夜话”二字立刻就犯了大忌，那个年代的人一个个听到风就是雨，鸡蛋里都会找出骨头的，更加张黎群还有五七年的“漏网前科”，又是现任当权派，至于从《夜话》中找你的毛病，按姚大师的样板，诸如含沙射影，指桑骂槐，都可以给你信手拿来扣在头上，所以什么走资派，黑帮份子，当然就全部“实至名归”了。

但当时置走资派于死地的还有条滔天大罪叫“招降纳叛，保护阶级敌人”于是造反派们立刻就想起了这条“钢鞭”，李景孝是最典型的好材料。本来李景孝一介“脱帽”农民与他们官场半点关系也没有，但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来了个“上挂黑主子，下打活靶子”，黑主子当然就是张黎群，活靶子就是李景孝。于是李被抓了出来，要他揭发张黎群“招降纳叛保护阶级敌人的罪行”。李生性耿直，完全不能理解那些人的革命意图，更觉自已哪能这么黑着良心以怨报德。于是不但不配合人家的“革命行动”，反而一再重复“张书记是毛主席的好干部，你们不要冤枉好人呀”！这在人家看来恰好证明阶级敌人与走资派的“铁哥们”关系。所以最后张黎群是被打翻在地，李景孝也被作为“走资派包庇的阶级敌人”揪了出来，并以反革命罪重判有期徒刑十五年。

二、

1966年，我与李同被囚于芙蓉煤矿劳改队二十七中队并在一个小组。当李知道我也是个右派加反革命，而且我当时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模样，所以渐渐相互接近且比较信任。他悄悄对我说及他过去的事，真是一肚子委曲，他说“硬说人家张书记招降纳叛，他招我去有什么用嘛？人家怎么看得起我啊，真是天大的冤枉，真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呀”！我只能不痒不痛地安慰他几句。但我渐渐就觉得这人有些不对头了，说起话来颠三倒四，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诉说自已的不幸一样。那时哪里还可能有什么心理医生来帮助他呢？我只有不时悄悄对他说“老李呀，想开点，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啊”？开始他对我的话还有点认同感，后来我的话就根本不起作用了。

1967年元旦过后不几天，有晚上所谓政治学习，先是读毛语录，再读几段报，然后叫大家作认罪检查，把自已骂一通。李景孝已是好多天低着头一言不发了。那晚“刘中队长”点名叫他发言，谁知他充耳如不闻，刘生气了，便走到他面前骂道“你这个家伙耳聋了吗？怕检查你的反动思想呀”。谁知这时李竟抬起头来，象朗诵似的一字一板地说道“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包”。此言一出我们都吓了一跳，这是毛的诗，谁敢去这么改，而且最后那个字真还改得有点妙。好在“刘中队”与诗是无缘的。但这“英雄”二字他是听见而且听懂了的。“吧”的一巴掌已落在他的后脑袋上“他妈的，好嚣张，一个死反革命，你是个什么英雄？”谁知李不惊不惧，笑嘻嘻地答道“当然是抗日英雄嘛”！这下可把“刘中队”惹火了。一声“给我捆起来”，早有几个天天盼着记功，减刑的“劳改积极份子”，闻风而动拿的拿绳子，按的按的人，不一会就把李景孝五花大绑起来，刘中队拿出铜哨一吹便把全中队的人集合起来，所谓的“政治学习”也就立马升级为斗争大会。

经过一段时间的“七斗，八斗”关禁闭等措施，李似乎又好了一点，从兴奋转为抑制，可以好多天一言不发，除了吃饭，干活，睡觉，就是双眼直勾勾地坐着发呆。但不几天又会乱说乱动起来，有一次大家正集体开饭，他吃了还不到一半，便把碗往地上一放，站起来大叫“紧急集合，日本鬼子把我们包围了”！结果被几个“积极份子”狠狠揍了一顿，说他“装疯卖傻”，抗拒改造。未吃完的大半碗饭也倒了一地，那年头，饭就是生命，碗上粘有几粒也要用舌头去舔干净。真要“装疯”也要吃过饭再来装呗。可他根本不在乎被打翻的饭，只一个劲地叫“弟兄们快突围，你们这些汉奸不得好死！”见此情景，我心里不禁想起了陆游的“夜阑犹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诗句，一个在长沙大会战中为抗战立过功的人，怎么连“僵卧孤村”耕田而食也不可得，中国人啊，到底谁在发疯呀？！

三、

1967年3月21日，正当文革闹得一塌糊涂之际，我们三十一个所谓最顽固，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被集中一处，叫各人收拾好被盖衣物，这时一个武警兵（听别人叫他什么班长），拿着一支短枪走到我们排成双行的队列前，一脸凶相地说道“今天把你们调去一个新的改造场所，大家坐在汽车上，给我规规矩矩，就大家都好，哪个敢不听招呼，我丑话说在前头，老子的子弹不认人”！真比土匪还干脆。接着我们连人带行李分坐在两辆解放牌汽车中，车厢上用帆布蓬包了起来，最前面是一辆中吉普开道，该车正前方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大书：“后有车队----犯人”，“犯人”二字特别用的是黑字。吉普后就是两辆装有犯人的车，再后面又是一辆解放牌敞蓬车，上架机枪一挺，十几个武警全部荷枪实弹。这时我才发现，李景孝也坐在我身旁，原来疯子也成了“最危险的反革命份子”了。在汽车发动的嘈杂声中，李凑在我耳边悄悄问道“要弄我们去做什么”？我悄声答道“谁知道呀，说是调去其他地方”，李不言语了，隔了一阵，他又捏着我的手悄悄在我耳边小声说道“老弟，黄泉无旅店，今夜宿谁家啊”？他显然想到了可能把我们这些人弄去秘密处决。

这时我才发现，他在精神病不发作时，还是请醒的。在那种环境里，我怎么敢和一个时而清醒，时而又不清醒的人多说什么呢。经过大半天的行程，还算好，不是去“黄泉”，而是被送到了位于宜宾东北面的四川省第四监狱。

也许是一种缘份吧，我和李景孝，又编在一个组。也许是环境的改变，在到监狱后三，四个月里他除了时不时嘴里自言自语说些莫明其妙的话以外，并无特别的异常言行。可是四监狱比“芙蓉”监管得更严，不然为什么要把我们这些最危险的“份子”调来呢？其中最无人性的就是所谓“三人监督小组”，即由狱吏将囚犯三至四人编成一个生活中的“监督小组”，这三个人就变成了医学上的“连体婴”一样，除了干活外，做什么事，甚至拉屎拉尿都必须三人一同“行动”，他没拉完，你就只有站在厕所里等他完了才能一道走。因为这三，四人中至少有一人是狱吏比较相信的“劳改积极份子”，以此将“反改造份子”象兰球场上“人盯人”战术似的加以“盯死”。我和李景孝以及一个叫杨宗和的人被编在一个“连体婴”组。杨在国民党时是个警察，后来还升任了警长，“镇反运动”中由于他检举他的上司有功，被宽大仅判管制，但1958年“扫残运动”中，仍被作为残余反革命份子“扫”了出来，而且一判就是15年，看来他以前的“功”是白立了。但此人仍一门心思想着如何“积极靠近政府”，争取早日“新生”（提前出狱之意）。要如此，最好的终南捷径莫过于向狱吏告密他人的“反改造言行”。而这个李景孝经常口里都有自言自语式的，在杨听来都属“反动言论”的话。但这位杨宗和，虽识字不多更写不起字，“政冶嗅觉”却比我们强多了。所以几乎他每天都听见李景孝在说“反动话”，而且要由他口述我代笔给他写成“检举材料”，和他既成了“连体婴”按规定我就非代笔不可，真是烦死人。

那时我们每个囚徒除了“吃公家，穿公家”外，每月还有点零花钱，积极“接受改造”的是8角，不积极的是5角，这个“贫富差距”不大，基尼系数也很小。这点钱主要用来买点草纸（那时还没有卫生纸），还可买两包烟，就是我们的高消费品了。当时的香烟是要票的，我们哪有？只有一种劣质烟，其烟丝就象锯木末一般，每包5分且不要票，还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珍珠鱼牌香烟”。那天下工后在一起抽烟，我发现李景孝没有烟了。便顺手递了一支给他，他接过去后似乎舍不得抽反复把玩，好一会后忽然把烟往地上一扔，哈哈笑道“不炸珍珠港，也不吃珍珠鱼”。我装没看见只好不理他。谁知一会儿杨宗和就对我说“给我写个李景孝说反动话的检举材料”。我说“我怎么没听见”？杨便叫我把李丢弃烟时说的话写上去，并问我“烟是你给他的吧”，我说“未必这也算反动”？他只好说“不算，不算”。当我如实写好后，他还不甘心，又问我“珍珠港是什么意思”？原来他们这些积极份子检举了别人的“反动言论”后，还要分析批判几句，以向政府显示他们的“思想改造”大有进步。“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我便说“我不知道”。他对此似很遗憾便说“你是知识份子怎会不知道”？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便以讽刺的口气问道“人家说反动话，我帮你写检举，今后我要是说反动话，又请哪个帮你写呢”？话一出口我就意识到自己失言，已至少构成“反改造言论”了。他不愧是当过警官的，马上安抚我说“严同改，你是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的，我怎会检举你呢”？我听了，真比挨骂还难受。那时囚徒之间既不准称兄道弟，或先生，当然更不能叫同志，狱吏规定互称“同改”，己够令人恶心了。他还再给我来个“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的”，无异于当面骂我是坏蛋。真恨不得抽他一耳光，但我毕竟还没疯，所以只好苦笑一下了事。

    果不出我所料，他去交检举材料时，把我的“反动言行”也一并“交”上去了。当天晚上所谓政治学习时，一个被称为“罗管教”的狱吏，在给我们“训话”时，先是夹枪带棒地说“有些家伙还很同情这个装疯卖傻抗拒改造的李景孝，送烟给他抽。当然，你的钱多要送他也可以，但你不能讽刺打击人家靠近政府接受改造犯人的积极性呀”！他越骂“革命义愤”越升高，便叫道“严家伟，给我站起来”！我站起来后他又问“珍珠港在哪里你当真不知道？你反革命右派都会当，算是个吃屎份子了，真不知道，还是要包庇反改造”？这位狱吏把知识份子称为“吃屎份子”，不知是他“发明”还是听别人说的，反正他对念过点书的人特别恨。接着他又问“珍珠港你究竟知不知道，说话呀”。我知道硬顶要吃眼前亏，便说“它是美国的一个军事港口嘛”。谁知他一听更来劲了，说“你们这些家伙就是思想反动，一天就想着美帝国主义，它救得倒你的命呀？抗美援朝，我们的志愿军把它甚么珍珠港，玛瑙港都全部给他打垮了嘛”。看他那股自豪劲，好象他当年也参加了“偷袭珍珠港”战斗似的。要早知他的知识水平和杨宗和在一个档次，我就不该去提美国了。最后落得自己写反省，承认自已讽刺了积极接受改造的人，还要检查思想上“留恋美帝国主义”，把自己臭骂一顿。不过我不敢引用罗大管教“训示”中的“志愿军打垮了珍珠港”的话。怕他万一不认账，我岂不成了“诬蔑伟大的党”是日本侵略者吗？那还不罪该万死！？

四、

    时间把我们带到1969年初夏，当时中共“九大”己开过，在中国大陆除了毛这尊神而外，还有两尊“亚神”，一个是“永远健康”的副统帅，另一个是“旗手”兼第一夫人的江皇后。那时的政治学习除了读报就是作“认罪检查”。那天读了一篇报上的什么谈京剧革命的文章，把个“旗手”吹得来直叫人恶心。这时李景孝突然又自言自语道“你怕是她妈个好东西呀，哪个不晓得是只破鞋呀”。声音不算大但也不小。听见的决非一人。这还了得！虽然从语法上来讲，是个“主语缺失”的“病句”，但那时的人，八竿子搭不上边的珍珠鱼与珍珠港都要扯到“留恋美帝国主义”上去，这还能不“铁证如山”？当场就被打得鼻青脸肿，反铐加绳捆送到单独囚禁室去“关小监”。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又过了快一年吧，一天收工回来在我们监舍外的墙上又贴出了几张大布告。经验已告诉我们，肯定昨天或前天又杀了，判了一大批。对这类血腥文字，我早已无雅兴去参观。突然听见有人喊“看，李景孝，李景孝”！这下我不能不去关注一下，毕竟是一个和我朝夕相处几年，而且互有一定好感和信任感的朋友啊！我快步上前一看，“榜”上第一名就是“反革命恶攻犯李景孝”，所谓“恶攻”就是恶毒攻击之意。首先称其为反动伪军官营长，一贯从事反共，反革命活动，而尤其严重的是，在劳动改造期中，丧心病狂攻击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江青同志，语言极其恶毒，手段极其恶劣，情节极其严重。只有三个“极其”，却无任何具体事例，甚至“破鞋”一词也未得见。------原来中国的一条人命，就是可以这样如儿戏般的被随意剥夺！

    几天后，我在煤井下“劳动”时，有几个带班的狱吏在一起闲扯，其中一人好象那天去参加了李景孝的处决大会的。他说“李景孝这家伙还有点反动劲头，弄他上刑车他还不拉稀摆带（四川方言：即不怕，不求饶之意------笔者注），还说了一句什么‘黄犬无女店’呀，执刑武警赶快把锁颈绳给他拉紧，怕他喊反动口号”。接下来他们就去研究这“黄犬无女店”是什么意思，“研究”了半天，也没个共识，甚至还怀疑是不是骂他们这些穿黄衣服的狱吏是“黄犬”。后来话题又扯到李是真疯还是假疯，也意见不一，但有个人却说，“管他真假，现在中央有指示，凡攻击伟大领袖和党中央的政冶疯子也要坚决打击。”真是“闻君一夕话，胜读十年书”，从此我才知道疯子还有政治与非政治之分，这也许就叫中国特色吧。其实所谓“中国特色”其内涵究竟是什么，谁也不知道，故其外延所及更令人一头雾水，诸如何谓“反动”，何谓“国家机密”，何谓“妄图颠复政府”，何谓“反革命”？还不都是权势者随意认定的。李景孝被认定为“反革命恶攻犯”，在当时的布告上还有“反革命放火犯”，“反革命杀人犯”，“反革命强奸犯”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我就在想，要有革命，才有反革命，以此论之，当然就会有“革命的杀人犯”和“革命的强奸犯”了。不知那些害死了几千万中国人，玩女人象点菜单一样的大人物，是不是该荣获此称号呢？

    李景孝离开这个世界快四十年了，不过象大海中少了一粒盐一样，不会有人在意。但我作为在铁窗下曾与之相处过的朋友，我还一直记得这个无辜而可怜的人。愿他在黄泉路上能住到旅店，一路顺风走向没有政冶压迫的天堂！

                            严家伟2006年2月初稿，07年4月定稿

                           （2007年5月22日首发于《民主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