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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之七

“左”氏春秋自纪

汪廷奎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总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二、三十万言的长篇，故《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七》为汪廷奎专辑：《“左”氏春秋自纪》，13万字。

汪廷奎，安徽芜湖人，1954年以“调干生”考取中山大学历史系，1958年打为右派，1979年改正错划。2002年，作者74岁时撰写此纪，是书从学生的视角记录中山大学反右运动的一个侧面以及自己此后的遭际；自云：“睹时弊而兴叹，空有济世之心；“恨‘左’氏犹流恶，作此警后之纪。”

“左氏”者，右派对立面也，春秋者，光阴也，笔法也。作者罹左祸而深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念，情动于衷，发为文字，尽南山一竹书历史真相之责，现身说法，俾“晚辈后昆”深思获益，进步向前。《“左”氏春秋自纪》之旨亦深且远大也。

汪廷奎晚年参与编簒《林则徐全集》、《袁世凯全集》工作。

汪廷奎已臻耄耋之年，现居家乡芜湖，安度晚年。

2009年12月23日于马德里

目录

主编的话………………………………………………………2

自序…………………………………………………………  8

一、从求知到不合时宜………………………………………9

二、参加“鸣放”和辩论………………………………… 15

三、心怀惴惴……………………………………………… 20

四、“认识”错误，接受“帮助”…………………………23

五、批判和“定案”……………………………………… 27

六、老师和亲友中的右派………………………………… 32

七、不可接触者…………………………………………… 37

八、分配乎？发配乎？…………………………………… 41

九、劳动队和劳动队员…………………………………… 45

十、在新圩水泥厂………………………………………… 48

十一、劳改场的几十天…………………………………… 56

十二、玉林郊区农场初期………………………………… 60

十三、和劳改犯、小偷们在一起………………………… 64

十四、我们养的猪和“三鸟”哪里去了？……………… 68

十五、人道还是兽道？…………………………………… 71

十六、九死一生的一场大病……………………………… 76

十七、改造改出了反抗意识……………………………… 79

十八、袁场长给我们带来一年较好的日子……………… 82

十九、集中“学习”四个月……………………………… 85

二十、退职回家…………………………………………… 88

二十一、初回芜湖………………………………………… 94

二十二、为皖南大学刻钢板……………………………… 98

二十三、一次短命的婚姻…………………………………101

二十四、做小贩……………………………………………105

二十五、开始拉板车………………………………………110

二十六、“文革”初戴高帽子游街……………………… 115

二十七、武斗期间拉车功不可没…………………………118

二十八、灾难再临和若干思考……………………………122

二十九、当“坏头头” ………………………………… 127

三十、复工和认识右派魏敦勇……………………………131

三十一、差一点被逼迁到农村……………………………137

三十二、劳动中锻炼种种…………………………………140

三十三、摘掉帽子打开思想枷锁…………………………144

三十四、林彪事件及所受启示……………………………148

三十五、后一段板车生涯…………………………………150

三十六、弃板车再刻蜡纸…………………………………154

三十七、“天安门事件”前后…………………………… 158

三十八、在家里躲了好多天………………………………161

三十九、“四只螃蟹”被捉之后………………………… 164

四十、五类帽子一风吹……………………………………167

四十一、改正………………………………………………170

四十二、广州之行…………………………………………177

四十三、湖南探亲访友……………………………………181

四十四、程万里带来江升日悲惨信息……………………186

四十五、重到工作岗位……………………………………189

四十六、再见同难同学以及新识与所闻…………………194

四十七、后纪………………………………………………199

自序

在20世纪之中国，凡关涉政治，左之含义即为反对守旧、反对改良而主张革命，本无可厚非。而“左”则不同。即极端革命，在短时期内完成彻底之革命，不择手段之革命，且革命领袖拥有至高无上之绝对权威。其对待事物，特别是对人，采用的是逻辑思维中的排中律，即非此即彼，凡不革命便是反革命，便是敌人，其关系便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必须以革命的方式与手段，打击之，改造之，消灭之。此等“左”者，在掌握政权不几年后便“左”性大发，进入了“左”氏春秋时代。从此不可收拾，愈演愈“左”，有信其言而盲从者，有附其势而助兴者。无事生端，一意孤行，忠言逆耳，反遭痛击。破而不能立，兴十而败九，错而不改，犹炫为功，登峰造极，竟臻神化。遂致专制而实封建，领袖高于皇帝。淫威之下，暴政恣行。九百万平方公里上空，乌云密布；近十亿神州居民所在，暗无天日。焚书坑儒，摧毁古今文明；草菅人命，饿毙千万黔首。矛头所向，冤案迭兴，进而株连，罹难过亿。全国经济萎缩，百业萧条，生计难维，精神绝望。而一切倒行逆施之严重结果，则以最后之十年“文革”为剧为烈。斯时也，中国所发生之浩劫，乃亘古以来地球上所未有，恶浪滔天，罄南山之竹，书其罪而未能穷。自“左”性大发至“文革”之“左”的岁月即“左”氏春秋也。

本人在这些春秋内，是直接受打击者之一，被害时间最长，亦不轻，但也不最重极惨。所见所闻欠多，亦不全是典型。鉴于“左”氏流恶未尽，犹妨碍今日之进步；而当道反“左”过粗，亦有避免实事求是之细化，致使晚辈后昆，不能多获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之益；因此撰斯自纪，现身说法，略涉他人，傥有能见之者，庶有动于衷夫。稍有深思，则更不枉所作矣。所纪者全凭回忆，容有极微之出入，也只在时间上和传闻之处，于事则绝对可信也。

一、从求知到不合时宜

再就政治思想言，直到1957年春天，我对共产党的领导，对领袖的尊崇，对马列主义的信奉，都是诚心诚意和衷心拥护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绝无怀疑。但是，这并不等于对每一理论、政策及事物都绝对拥护、绝对信奉或认为绝对正确。除了前面所述的之外，我还有一些对重大问题的看法。例如，当时号召要做党的驯服工具，我心里犯了嘀咕，为什么要把活生生的人变成工具呢？成了工具还有个人的思想和自由吗？对此，我并未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而是在内心不愿接受，不愿把自己变成一个工具。关于党的领导，觉得在学校里几乎什么都是党或党委书记发指示，常常是越过行政，与党是从政策方面领导不尽相符。关于青年团，凡是团的主意，非团员的群众似乎都得追随、听从，否则就是落后，虽然我对团的意见大多数也确实赞成，但对这种气氛和做法总有点不以为然。

以上所述种种，加以自己不愿说假话、违心地迎合，而且确实有追求名利的自私心，以及行为和思想不愿多受约束的“自由主义”，因而从我的思想、个性、追求等总体上，就与当时的政治要求、政治气氛以及培养目标、培养方式有些格格不入。也就是说，自己在当时已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二、参加“鸣放”和辩论

在校我是死读书，每个假期都不回家，目的就是要多读书。平日不大关心政治，很少看报，对时事所知甚少，更谈不上敏感。1957年5月下旬某日下午，我正在看书，历史系比我低一级的同学程万里来到我的宿舍，匆匆说：现在党整风，号召鸣放，全国已开始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最为热烈，我们也应该参加鸣放，校内已有大字报出来了。原话我已记不清，大意如此。当时我对号召整风、实行“双百”方针是知道的，什么贴大字报鸣放，却是毫无所知。我立即回答说：既是这样，我们当然也要参加“鸣放”，这就出去看看。

这里，先要介绍一下程万里和我的同班同学简默。这两位后来都是与我有牵连的难友。

程万里，江西波阳人，约小我二岁。他于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的文化程度只相当小学五年级。此人非常聪明，在志愿军中曾努力学习文化，有很大提高，经过学习和准备，居然在1955年考入了中山大学历史系。在我看来，当时读大学文科是很容易的，只要有高中的语文水平，勤学、人不太笨即可。他既能考入，学习兴趣也较广泛，不仅能跟上，而且成绩相当好。他比我活跃，不像我如同古董先生。他入学以后很快便认识了我，对别的同学多有些“瞧不起”，而对我则相当尊重，在读书和学习上多少受了我一些影响。对高校的学习制度他可能与我有某种同感，是一个力求多开选修课的学生。但他有缺点，喜欢多嘴多舌，行为也不大检点，是个容易惹是生非的人。

简默，广西灵山人，与我同岁。抗日战争时期，他只身入川，在国民党所办空军幼年学校学习。学业未终回里。解放战争后期，是解放海南的“支前司令部”的秘书。他身体极好，能吃苦耐劳，而且处事机警，在“支前”工作中，历经危难，吃了很多苦，尽了很大的力量。由于他的一个同事陈某，受到领导的怀疑（反革命），他也连带被疑，有贡献而得不到提拔，入不了党，于是考入了中大历史系。他因背了思想包袱，入学后沉沉闷闷，不爱理人。许多同学说他是“怪人”，有些怕他。约一学期多，我还未认识他，但已发现他成绩甚好，而且课堂讨论时发言简要明确，逻辑严密。于是我便主动接近他，较快达成友好，但在学习上，他喜欢治世界史，与我意趣不同。久之，关于被怀疑和他无辜受抑的情况也向我说了。肃反运动兴起，他被剥夺自由，软禁在校，不准上课，天天要他交代他是“历史反革命”。他以为是陈某的事，和盘托出，竟然全无关系，怎样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继续交代，不是牛头不对马嘴，就是“抗拒”。直到1956年底，他才被告知：原来是查到国民党空军幼年学校名册，在津贴账上每人都扣除了“党费”。因交了党费，他被认为是国民党党员无疑，既未交代，便是隐瞒，便是历史反革命云。经对空军幼年学校查实，终于弄清真象：这些幼年学员，都是国民党空军的预备军官。既是军官，就当然是国民党员，并每月在津贴中扣党费。那些学员一般在13—15岁左右，是毫不知情的。结果自然是道歉了事。但他得知，关于陈某连带他的那个问题，亦已弄清，不再对他有任何怀疑。他在恢复自由后，将实情只告诉了我一个人。学校这样任意剥夺人身自由的作法，使我反感。作为当事人的简默，自是极不愉快的。至于高校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等，我们平时谈得颇多，看法是一致的。2002年我到广西访简默，又提到肃反一事，他说根本没有空军幼年学校将学生视为党员、扣党费一事，是问许多当年该校同学得知的，颇疑中山大学编出扣党费等情节来掩盖乱整人的错误。

我和程万里走到学校中心地区，在图书馆右侧一带转了一趟，看到少量大字报，内容已全不记得。我们认为是“冷冷清清”，远不像大鸣大放的样子，于是想出一个主意：向中大党委写封公开信，要求党委支持“鸣放”、号召“鸣放”。回宿舍后，我们与简默商量了一下，三人共同草拟了一份《致党委公开信》，文字简短，没有具体鸣放内容，并向另几位同学征求了意见，共有8个人签名，署曰历史系学生××× 、 ×××……。我的名字在最前（实际是程万里发动的）。当日黄昏前送到党委办公室，一夜无话。

既然一动，我便不再能坐在宿舍里安心读书了。第二天课后便去找看大字报，比前一日多了一点。又看看报纸上说些什么，诸如“党天下”、“以党代政”、“政治设计院”之类的言论，大致可知。于是回宿舍，与简默商议写大字报的问题。我们一合计，共同的对现实最为不满之点，是高等教育制度不合理，所培养的大学生的总体质量不高。于是拟出8条意见，标题是简默想出来的，叫做《向高教制度开炮》。8条意见现已不能全部记得，只能想起5条，大致如下：

1、解放后的大学生的中文程度不如解放前。

2、解放后的大学生的外语程度不如解放前。并根据这两条，认为高教部所说解放后大学生的质量比解放前普遍提高是“闭着眼睛说瞎话”。

3、必修课太多太死，应该少开些，让学生有选择学习其他知识领域的余地。

4、应早开、多开选修课，让学生按其爱好自由选择。这样，学习的积极性更大，自觉性更强，会学得更好。

5、解放前大学里的学分制似乎是可取的，是否可以试行？

上述5条中，第5条是我的独出心裁，因为只有我于解放前在大学工作过，了解学分制为何物。正是这一条，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后来成了我“要求恢复资产阶级高等教育制度的纲领。”

大字报写好后，又征得庄礼伦、郑宗琳两位同学的赞同并签名（他们也是年龄较长的调干生），共4人签名贴出，我与简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这时，程万里找其他同学活动去了，向来总是他来找我，我从不找他，故他与这张大字报无关。但大字报贴出后，并无任何响应。从这天起的一段时间内，校方和历史系都表示支持“鸣放”，并号召“鸣放”，大字报逐渐增多。此时，《人民日报》6月8日社论《这是为什么？》也发表了。而我在这段时间里也参加了对历史系一个党员同学的揭露与批评，说他有捏造事实、陷害同学的行为。这张大字报签名的有十几个人。又参加了历史系党员系主任杨荣国列席的鼓励“鸣放”的座谈会，在会上我提出了关于“以党代政”、“以团代群”的批评意见。某日，程万里说：楼上309室的汪剑鸣等贴出了一张大字报，题为《向哥穆尔卡致敬》，于是我又因程万里的牵动，与汪剑鸣等发生联系，并站在与他们对立的地位，同他们展开了一场辩论。

当时历史系的学生宿舍在“仲恺堂”，为四层楼房，与俄语专修科合住。我住底楼，3楼的309室住着汪剑鸣、何澄清、周中坚、蔡全照、李宗武等人。汪、何二人都是志愿军转业的干部学生。这时，以汪剑鸣为首的同室诸人，共同贴出了“向哥穆尔卡致敬”的大字报，其观点是反对波兰镇压波兹南工人示威游行和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与同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联系起来，这种观点又是反苏的。当时，我对苏联老大哥衷心崇敬，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虽然赞成，却仍然相当迷信斯大林，认为赫鲁晓夫过分了。因此，对波、匈事件持反对态度，自然是不同意这张大字报的观点的。程万里、简默和我同感。这时适见到同班同学平时比较倾向进步的陈胜粦（后为中山大学历史系博士导师，2003年去世），他的看法亦相同。于是由我与陈、简出面，向汪剑鸣等挑战，要与他们进行辩论。我和程到309室与他们聊过一次天，也进一步了解了他们的观点，双方态度是友好的，我表明辩论的目的只是讲道理。此后有关辩论的进行事宜，都由程万里去和他们联系。

接着，我与陈、简就着手搜集有关辩论的资料，主要取自《参考消息》。这也是我首次知道和看到《参考消息》。约定辩论日期是在某一晚，地点在学校中心处的小礼堂，我方认为简默的思维较敏畅，逻辑性较强，请他作主要发言人。对方的主要发言人是周中坚。贴出海报，欢迎全校师生参加。

这次辩论的内容是政治性特别强的，到会师生几乎将小礼堂坐满。简、周二人在台上唇枪舌剑论战了许多回合，简在发言中虽不免略有扣“政治帽子”，却并无声势凌人的压服之态。终于周中坚以认错了事。此会由我做总结，我只是淡淡地说了几句诸如经过和风细雨的论辩，持向哥穆尔卡致敬观点的一方是认输了，这是一场有益的论战，云云。第二日双方又共同出了个“联合公报”，简短地叙述了前晚辩论的结果。总之，这场辩论的全过程都不带政治斗争的气氛。

约莫就在这时，中山大学的“鸣放”达到了高潮，部分教授、教员们也加入了。记得前历史系主任刘节教授也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其开头便是引用《老子》：“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其下文我不记得，仅从“圣人不仁”句也可以忖度出其有所指，且意思是较激烈的（我与刘老师颇有私下往来，他后来被划为不公开戴帽的“内定右派”）。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也来到中大一次，由校领导陪同观看大字报，他在小礼堂到图书馆这一段（这是大字报最集中的地方，两边是草地，路两旁各用绳子牵在木椿上，绳上挂大字报）观看时，我在路旁见他一面走一面说：好，很好，放得好

不几日，中大反击“右派”的运动便开始了。

三、心怀惴惴

在报纸上开始“反右”后，我便感觉到风色不对，将被批判的东西与自己一对照，糟糕！我向党要求“鸣放”，对个别党员和青年团提了意见，对高教制度不满，贬低解放后高等教育的成就，建议试行解放前的那种学分制，弄不好，自己可能会挨批，甚至当作“右派”来挨整。但再一想，自己并无反对共产党之意，提意见只是希望改正一些不好、不当的制度和作风，所提到的人和事也都是事实，并无夸大捏造。就中如解放后大学生中文、外语不如解放前，总体来说，也是事实。希望改变高教制度虽有更能满足自己求知的“私利”因素，但求知的主要目的，也确实是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服务。而简默，他在肃反中受屈，在“鸣放”中更是对此没有发过任何怨言。还有，我们与309室的那场辩论，也表明了我们是站在党的政策、观点一边的。总之我想：我们的“鸣放”纵然有错，也应该得到谅解而不予追究吧!.对反击“右派”一事，我与简默、程万里都交谈过，但没有讲过心里所想的那些对于自己的利害关系，估计他们也心中有数，不宣而已。从此，我不免时感不安。

时临学期之末，照例忙于考试。但按照历史系培养计划，我们年级这个暑假要到海南进行调查实习，同时也在为此认真准备。考毕，全级60余人，遂于6月底到达海南。随即按报名参加的组别——考古调查组和革命史调查组进行工作。我是在考古组，到五指山区和琼山地区调查了40天。起初，因考试和准备起程，心无旁骛，倒也不怎么想到反右一事。到海南这个心仪已久的宝岛后，那热带风光和奇异风俗，更完全吸引了我的注意与思考。约在7月下旬，一位因故留在学校未到海南的女同学，给某女同学寄来一封信，其中提到校内的反右运动正在热烈进行，还讲了一些具体情况。这封信曾在许多同学中传看，我看过后便开始感到自己的处境已经不妙，心怀惴惴了。

实习于8月上旬结束，我与几位湖南同学一道渡海，取道广西，在桂林游玩了3天后，我经衡阳直回广州，那几位同学则各自回家去了。记得我是8月13日返校的，一了解运动情况，知道历史系正在批判毕业班两个同学的右派言论。大约不过一两天，我看了有关他们的大字报，也去参加了一次批判会，并发了言。此前，我并不认识这两位同学，我的发言是批判他们的“反苏谬论”，所说的确是自己当时的观点，并非假意，但同时也有可耻的私心：指望这一举动和发言能有助于获得谅解，放我一马。就这一点而言，现在我仍觉汗颜，并对那两位同学怀有内疚。

8月中下旬，有的同学陆续提前回校，开学前全部来到。在这段日子里，我这很不敏感的人也觉得有些与往日不对。几年来，本系同学的绝大多数同学对我是友善的。因我年长，知识面相对稍广，他们对我都带着几分敬重，至于几位经常在一起玩的，则更为亲密。而这时见面，见到我者有趋避之态，至多与我客气地点点头，不再和我交谈，毫无亲热之感。我主动与他们接近攀谈，也是枉然。此外，我还发现，当同学互相谈话时，见到我来便立即住口。此时，“阳谋”和“聚歼”之说已广布遐迩。对这种气氛，我还不至于麻木不仁到无所领会。心知反右必将反到我的头上来，即使不划为右派分子，受批判将决无幸免。

接着，得知我上学期哲学考试仅得了4分（良）。其时我国高校仿行苏联考试制度，课程分考试和考查两类。考查（如体育课即是）只有及格和不及格，而考试则实行四级分制：优（5分）、良（4分）、及格（3分）、不及格（2分），一般是口试。从第一到第五学期，我的每门考试课程的考试全是优，保持这样全优成绩的学生，恐怕我是全系唯一的（全校不明）。虽然考试完全是死记硬背，这种靠背出来的成绩，并不值得赞扬和自豪。但是，既能如此门门背得好，毕竟也是表面知识掌握得较全面的标志吧！在追求死记硬背的表面成绩的风气下，我的“优异成绩”为不少同学所羡慕，甚至有人称我那本《记分册》为“光荣榜”。这次哲学考试是采用开卷式的笔试，我自信发挥得不错，应得5分，何以只得4分呢？我终于理解，哲学是政治课，这是给我在政治上扣分了（其他各课仍都是优。此后不久，所有学生手里的《记分册》被收去，不再发回）。这又是一个信号。再一个信号是：第七学期我选修岑仲勉先生的《隋唐史》，岑教授当时正出他的专著《隋唐史》新版，每个选修该课的学生都各赠一册，偏我独无。这显然是历史系领导将我的情况告知岑老并有所示意，才如此区别对待的。这种物质上的不赠予，实是把我这学生看成“非类”，也就是当时政治上的敌对人物。

至此，我知道自己头上一顶右派分子帽子是戴定了，不再存任何侥幸幻想，只有静待批判，静待处置。

四、“认识”错误，接受“帮助”

这里仅仅是讲一位负责我的问题的党员同学，责令我交代问题，认识错误，批判自己和揭发别人，而不涉及有关的大字报对我的“揭发”和批判，也不涉及后来对我开会的批判。据说，这位同学是代表党来帮助我的。

该同学是我初来中大时本系本级同学中唯一的党员，名黄汉华。三年来，本级已发展了好些党员，但他资格最老、威信也最高。大概因为他党的工作太多，思想也太红，学习便不可能抓得很紧，成绩却是平平。他在反右运动中，责任是重大的，也是本系在这个运动中的领导成员之一。他在开我批判会的前后，共对我帮助了三、四个月之久。凭良心说，他一直对我没有如同凶神恶煞，暴跳如雷；也没有大声呵斥，乱扣帽子。他只是仍如入学时那样，老是扳着一副面孔。反复要我交代、认识、批判、揭发。每一次（除去最后一次）向他交上书面检查后，不几天便会将书面检查退回，要我重写，并冷笑说：“这样的检查行吗？”比如说，初时在检查中，根据我的思想实际，写道：“我对党是格格不入的，对社会主义是向往的。”他会指出：“你对党仅仅是格格不入吗？你对社会主义能向往吗？”于是，我在下一次检查中就不得苦思冥想，把具体的事实尽量加得丰富些（毕竟有限得很），把检讨的语气加重些，“错误”说得大一些，一次又一次，记得大概写了8次，最初是五六千字，后越来越多。

检查的内容，主要不出我在“鸣放”中的那些言行。因为联系三年来的平时言行，也不超过这些范围。其中核心是对党和社会主义是怎样的，这是由于“右派分子必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归根结蒂，无一例外。其次就是《向高教制度开炮》那8条意见，其要害是建议试行学分制。

我对事物的看法和态度，涉及政治的言论的动机、目的当然自己很清楚。在多次检查中，我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就是通不过。我说：我不想入党，对党的某些做法和某些党员的表现有所不满和看不惯，这是对党格格不入，实例举得再多也不行。我说自己对社会主义向往，毫无反对之念（确实举不出反对社会主义的例子），更是不行。我说对学分制只是因解放前在大学工作过，略知一点，几年来根本未想起，这次“鸣放”忽然忆及，提出来只是用的“是否可以试行”的口吻，又是不行，并说我用“试行”口吻尤为恶毒。

这样，我的屡次检查被退回来再受“帮助”，真是痛苦无以复加，每次令我重写都象是判了重刑。搜肠括肚，有物可写倒也罢了。前几次却也略有补充的，及至后来，肠肚皆空，无可奉告，更急死人。于是屡呈无奈之状。

这时便会受到启发。先从“开炮”的8条的启发谈起。他说：学分制是资产阶级的高等教育制度，建议实行学分制，便是要实行资产阶级高等教育制度，其他7条都是围绕、从属于这一点的，因而是一个复辟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纲领。顺着这个思路，按逻辑推理检查下去便是：复辟资本主义教育制度，能不反对社会主义吗？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是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向共产主义目标前进的，反对社会主义岂有不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理？我只好顺着他的启发这样推理下去，便当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了，也就是“右派分子”。这样推理的结论，是在最后一两次检查中才做出来的。当然，继续联系到其他问题推理下去，还可以推出反苏、反人民、反革命许多帽子来。但达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已足，似乎也不必过于难为我了。此外，与309室的反党集团（此时已被这样称呼）的辩论被认为是软弱，我与汪剑鸣等在辩论会前有过联系，也是被追查的。我据实交代，没有受到过多的再追究和深挖。因我和简默私交一直很好，而“8条”的大字报又是我与他合作“炮制”的，迫我揭发简默则是一个重点。我还是据实交代，一点不夸大缩小：8条意见主要是我提出的，标题是他想的；肃反运动他受屈，经说明原因和道歉，他并无多少抱怨，反因搞清另一历史问题丢去了思想包袱而高兴。对他的问题，实在交代不出什么东西来，也就罢了。再就是要我揭发程万里。程万里平时缺点不少，联系面广，又曾与他同班的女同学发生暧昧关系，揭发他的人很多，我据实交代，也没有受到太多的追究。

但是，承认了自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检查仍然未通过，还需要继续接受帮助，要找出为什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愚钝的我不知所措，于是再受启示：“要向灵魂深处去挖”。一说灵魂，跟鬼多少有着联系。十几岁时，我在一次病后曾发生心理错觉，白日见鬼，故鬼是什么样子，总算见到过了。那几个鬼说要将我的魂捉走。小时生病，家里人也曾为我叫过魂，说是灵魂外出，叫回来病就好了。可是我从来也未见过自己或别人的魂，更不知魂里还有什么东西。现在要我去挖魂里的东西，开始真是无法着手，不得其门而入。为进入这虚无缥缈的境域，只有象老僧入定那样去苦思冥想。最初并不成功，但只要功夫深，总是会有收获的，终于通过悟性，发觉这灵魂深处“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从而恍然大悟，此象乃是所谓“本质”，亦即资产阶级思想本质是也。这个隐藏于灵魂深处的宝贝一经挖到，确是效用无边，它“体现”在我的一切言行及实际思想之中，而为我过去从来所未觉察。正因为由它所决定，所以我的一切言行思想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性质的，例如说坏话固然是，说好话也一定是，这是本质决定着你不自觉的言不由衷。这样一挖，才认识到了自己确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的进步。

然而，上述纯粹的思维游戏还是不大够的。当时还出了个“动机和效果统一”的高论，这也是那位帮助者经常用以启迪我的。针对我“鸣放”中所说的有些话，我说当时并无不良动机，确是为了帮助党整风的。他说：“你的言论起的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用，效果与动机是统一的，难道坏效果能有好动机吗？”“统一”无可怀疑，不容反驳，坏效果已成“客观事实”，那就必须去查明动机一定是坏的，也就是要到灵魂深处去查，所以这个统一论，也是“引导”我深挖出那个本质的催促剂和“动力”。本质既挖出，动机果然与效果一致，于是大功告成，顺理成章地“认识”到自己确是右派分子。自我检查终于挖出了自己思想的反动本质，而且效果与动机一致，算是认识已达到了所要求的高度，不再打回，帮助者才结束了帮助。

几个月的不断检查和深挖的思想痛苦好不容易结束了，这是以付出代价才获得的。代价是自己认识和承认自己是右派。这是自觉自认的，并非别人强加，更没有逼供，这里面能有冤枉吗？还不实事求是吗？如果不是党对你的耐心帮助，执迷不悟，再发展下去，不堪设想，也无可救药，所以还必须感谢党对自己的帮助。这也是我“诚心诚意”写在检查中的。

当时的帮助者当然口口声声是善意的，也确实没有诸种凶恶的表现，对于到底是善意还是恶意，自己也模模糊糊，并未细想。但自从得到帮助提高“认识”后，我却因此而吃到了数不清的苦头。按照那个一度“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动机和效果统一论，对我此后20年享受的效果来说，那时的帮助的动机，只能是恶得无以复加了，请君入瓮是矣。恐怕黄君也难于承认他当时对我有着特别恶的动机。

五、批判和“定案”

批判过程是与写检查同时进行的，但时间较短，且有间断，停止也较早。

约莫9月间，历史系对右派言行的大批判开始了。对几位老师如何批判，我仅从大字报略知一二，对本系本级同学的批判，也只知道一部分。对我的批判，先是以贴大字报的方式。一日，仲恺堂门外右面墙上贴满了批判我的大字报，还有些是小字。我只草草看了一遍。最突出的一点是要拔我这面白旗。把我当做白、专典型早有来由，至此时自然要大张挞伐，毫不奇怪。有人还结合着检查自己，说以前欣慕我、跟我走，对我甚至夸大说产生“个人崇拜”，受了我的欺骗，云云。批判的核心当然是关于那8条意见的大字报，说它是我反党反社会主义复辟资产阶级高等教育制度的纲领，而我所说的解放后大学生古文、外文程度均不如解放前则是纯粹污蔑、恶毒攻击等等。还好，所有大、小字报，大都没有凭空捏造出我的言论，不管是按照当时需要的说理还是扣帽子，我都觉得是事势之必然，且早有思想准备，内心是平静的。但有一点却使我不能不恼怒，那就是把我和309室“小集团”牵到了一起，并把我视为是其入伙者，是他们的“狗头军师”。军师是出主意的脚色，我为他们出过什么主意？却一句也拿不出。这就不能不是对我的纯粹污蔑了。

与此同时，学校小礼堂至图书馆间的大字报海洋中也有一些是关于我的。记得有一幅漫画，画着我头戴瓜皮帽，身着马褂，站在某教授面前，毕恭毕敬，形容我同这位老师的关系是封建性的，是封建孝子贤孙。此画可能出自平时与我要好的一位同学之手，画的来由，不过是我曾邀集过10余位同学向刘节教授学过若干小时的《诗经》，大家凑钱买了点礼物送去以表谢意而已。这种丑化，我只觉得有些好笑。

几年来，同级同学中与我接近、受我影响的确实不止一、二，他们所受影响主要是：不满课程设置太死，希望多开选修课；不要死抱课堂笔记，而要尽量多看课外书，打开眼界，以及对政治运动减少热情等。这时，他们为了免于被牵入或沾上腥味，洗清自己，多采取了反戈一击的方式。就中如王荣武（现为广东省委党校教授），他是本级年龄最小的，也最幼稚，与我同房四年，关系最密，受影响也最大。他写了一篇顺口溜，将我全面地形容了一番，至今他还能回忆出其中的一小段来。这篇顺口溜并未将我过分丑化，我心知肚明，毫不介意。他也正是在我的影响下，在我写出的一部分大字报上签了名，还别出心裁在系召开的“鸣放”会上提出党员要带头（他当时是候补党员），“堡垒要从内部攻破”。幸而他出身好，又年幼，得以网开一面，候补党员取消，后来在广东下放劳动约20年，所受之苦不少。内部攻破之说，于我无关，但我对他无疑是有政治和其他影响的。我对他究竟有益还是有损，这笔账是无法算的。

开会批判是在检查写成通过之后，在1957年11月间，只开过一次，约2小时，且只限在本级范围之内，并未把我提升到全校一级的大右派或集团成员的高度。批判是说理式的，没有无中生有的内容，没有谩骂，微带讽刺，重点仍然是前面说过多次的那些东西。大字报的揭批和自我检查已历数月，既无新东西，我也懒得听，只觉两耳嗡嗡，头脑空空。最后要我上台表态，我只讲了两句话：“同学们的帮助我完全接受，不作任何辩解。”“和风细雨”而散。相对于后来20年的经历而言，当时确实比后来文明得多。

下面再略谈一些对本系其他右派同学的批判。

批判“309集团”较早，是全校性的大会批判。奇怪的是，大字报和这次大会都把程万里划入这个集团，并封为“次帅”，也拉上台挨批。这是黑天冤枉。他的观点与309的大字报并不一致，而是站在对立面充当辩论双方的联络人，这样株连很使我反感。所幸大字报上虽说我是309的军师，在大会批判中则完全未涉及到我，免于登台亮相。

继我之后开会批判的另一本级同学是苗君训。此人平时孤僻怪异，并无所长，却偶发胡言。“鸣放”中据闻他说自己“要组织一个党”，并口出谩骂领袖之言。这更是犯了天条。故会上的批判比我激烈，措辞亦更重。

对简默的批判迟至1958年初，批判会比我的时间稍短也更和缓一些。

批判完毕，就等待“定案”。定案二字系出自校领导的宣布。

中国古近代带政治性，需判明是非曲直，是否予以惩罚的所谓案或案子，是要经过司法机构有时还要经过监察机构审理来定案的（军中有时在外）。此外只有皇帝金口玉言，一言定人生死的“案”。无审理而由所在单位搞定案，是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新生事物。这一次定的是纯思想言论案，是这新事物的又一次发展。

定案的根据不是法律，而是1957年10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和另外的一个“处理办法”。就凭这一点，说“共产党以党代政”是说错了吗？当时对右派的处理方针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右派言论无犯罪之说，而叫“犯错误”，相应的具体处分也不叫定罪，更无判刑一说。既不犯罪、又不依法，而定起“案”来，恐怕所有外国人都无法理解，即我这个当事人当时也茫然莫名其妙。实际上其妙就妙在当时中国已无法可依，《宪法》的明文也不作数，最高统治者可以任意地践踏宪法，随心所欲。

案定之后发榜公布，全校师生等右派被赫然列名其上，并各写明属何类和受何处分（我称此榜为封神榜）。我被划为一般右派，所受处分为“留校察看，继续学习。”兹将所知本系其他右派同学的情况记于下（全系连我共18人以上，下面仅是一部分）：

本级：简默，一般右派，免于处分；黄裕孝，与我相同；苗君训，极右，“保留学籍，监督劳动。”后来传说，简默是本级右派未够计划定额才补上去的，所以他的情节较轻，故“免予处分”云。

其他年级：309室“集团”汪剑鸣，极右，“保留学籍，监督劳动”；何澄清、周中坚、蔡全照，与我同。姚敬恒低我一级，是在哲学的什么观点上出了问题，曾经大会批判，处分不重。程万里本同汪剑鸣，因他与女同学发生不正当关系，加以发榜后表现“不老实”，不久就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他是打着一双赤脚被押进汽车带走的，因无鞋穿又无钱买，立即写信向我求援，我接信便以2·5元人民币买了双胶底鞋寄去。江升日，对他要说得详细点。他少我一岁，低我一级，江西九江人，原先曾参加过援助越南的志愿军，复员后考入中大。他是该年级的尖子，古文程度特好，为我所望尘莫及，肯钻研，在该级的学习声誉大概与我在本级相当。他平时沉默寡言，与我无交往。我知道他的上述情况，是程万里说的；他大概也因程而得知我。我与他都较矜持，不肯“屈尊”攀交，见时仅微微点头而已。定案后，一次见面，他向我叙述了他被划为右派的情形：“鸣放”中他一言未发，更无一张大字报或在大字报上附签姓名，是被“选举”出来的。划他右派的理由是，在越南时便心怀不满，到中大之后一直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也就是因“腹诽”而成为右派分子。昔日李斯说儒者“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建议秦始皇“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被秦始皇认可执行。当时焚书坑儒，被坑的儒生当是语《诗》、《书》和巷议者流，对心非者尚未有所举措。至汉武帝时，才一度有腹诽之罪。此后2000年内，强加之罪、诬陷、捏造之冤不可胜数，但却不再见毫无文字和语言的腹诽之案。经此2000年文明进步，历史上昙花一现之腹诽案复见于世，不可不谓是世界奇迹，胜过始皇，不输汉武。江升日的类别和处分是“保留学籍，监督劳动”。大概是他一直表示不服所致，否则不至如此。

定案后，在新建的大礼堂召开了一次令全体右派分子参加的大会。会上不过是宣布铁案已定，右派们必须老老实实改造自己，监督劳动者要好好劳动，都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争取党和人民的宽大，回到人民队伍，等等。

（2008年10月21日补充更改：在我的上一级同学中，我原以为只有二位右派。前几天听该班的同学说，他们班不足40人，打了八名右派，故我上述18人之数不确。）

六、老师和亲友中的右派

这里仅限于叙述1958年已知的中山大学的右派老师 和湖南的几位亲友。中大未正式戴右派帽子的刘节师也在叙述之列。

中大大学历史系定为右派的老师，我只知道3位：

曾纪经教授。当时约50余岁，为人正直刚毅，教过我的历史文选课，对学生要求极严，有高血压症，一发怒就满面通红。他的“右派”言论及处分情况我不清楚。几十年后才知道，他在1960年代初曾参与中大历史系搜集整理关于《林则徐集》的资料，含冤去世较早。

罗应荣先生。法国留学生，副教授。未教过我的课。因其治外国史，简默与他接触稍多。他的主要言论是；粮食统购统销，必须凭粮票买粮，粮食紧张了，没有粮票，只好讨饭，怕讨饭也难（大意如此）。为此，他被定为“极右分子”。20世纪末，端木正老师告诉我，罗先生极惨，后来被开除公职，无处谋生，较早地含冤辞世。

端木正先生。安徽安庆人，巴黎大学法学博士，1958年38岁，副教授，教过我的世界近代史。他说了些什么，我不清楚（近年我问他，他说：“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仅有一次，我到系办公室，见他被勒令替别人抄写大字报。我所认识的同难，他大概是最幸运而较有后福的一个。1984年我到广州工作以后，常去看望端木老，知道他在“文革”时曾到英德蹲过牛棚。改革开放后，他是中山大学法律系教授，第一任系主任，后又是广东省人大副主委。1990年代前后，入京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等职，仍一直为中大法律系研究生授课。因而每年要从北京回广州两次。后虽无实职，却仍未退休。与老伴姜凝情深谊笃，顷刻不离。子女孙辈俱已成长有为，分居京穗，两地均享天伦之乐。2004年84岁，目力特佳，既不近视，亦无老花，小字照看不误，日常以读书为乐。前些年曾以所主编的《法国大革命史辞典》及论文集《法国史研究文选》相赠(2006年病故)。

其他各系、室的老师也略知道几位：

叶启芳。中文系教授，解放前我已知其名，但具体情况了解甚少。

詹安泰。中文系二级教授，在全国很有名气，对其具体情况同样了解甚少。

董每戡。中文系二级教授。1950年我在湖南便见过他，那时是湖南大学教授。他是戏剧专家，院系调整后才调到中大。他的主要言论是：共产党员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寡妇面孔，一副是屠夫面孔。这话是说得刻薄，但如说有些共产党员有两副不同的面孔，则大致不差。一面笑呵呵地鼓励鸣放；而同时正在看引蛇出洞，怕面孔不大和善吧。董先生被打成极右，失去公职，在家乡长沙长期穷愁，老病凄惨。闻“改正”后本要在长沙就地安排他的工作，他坚持一定要回中大，不久就去世了。

马列教研室的罗克订先生，二级教授。我未见过罗先生，但解放后即知其名。他是治哲学的。当时全国的哲学教师，大多不懂自然科学，教课或写文章，不得不引述一些自然现象时，都是照抄照搬，自己也未见得真懂，不能不说是水平很差。罗

被定为内控右派的刘节先生。刘先生是温州人。父景晨，是温州著名民主人士、诗人。新近温州出版了刘

我进中大时，刘先生是历史系主任，对我颇为青睐，并教过我们的中国史学史课程。他非常爱护学生，诲人不倦，家中藏书极多。我曾拜访过他多次，并向他借过书看。本级10余位同学请他私下为我们开《诗经》，也是由我联系的。而私下从他受业获益较大的，则是我的下一级的几位同学，我所知的有江升日、姜伯勤（现为中大历史系博士导师）和李叔华等。凡是向

当我1984年到广州工作之后，某年在中大宴请老师的筵席上，一位老师言及当年亲历情景，说：“文革”中，腿已跌断的陈寅老也不被放过，历史系一定要他到会，批斗他。刘老师本已是屡被批斗的受害者，这时挺身而出，要求代替身已的恩师接受批斗，被允。刘师在台上被斗二、三小时。走下台来，批斗者围上来问：“刘先生在被斗中的感受如何？”应声而答曰：“我的感受是能为我的老师接受批斗，是我的莫大光荣。”（此情节在后来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及刘

我以为刘先生的上述种种尊师爱生、品德气节，是为学人师表、楷模，其谁曰不然。

在中大以外，以前工作过的湖南农学院，也传来“二张”罹难的信息。

张应春。湖南醴陵人，抗日战争时毕业于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即钱钟书先生《围城》小说中的三闾大学）理化系。1941年，全国高等学校一年级课程的中、外、数、理、化五门主课统一考试，他是师范类第一名（非师范类第一名是杨振宁），获林森奖学金。是个极其聪明、文理兼长、品德高尚的书生。1957年，任湖南农学院讲师（时已报批副教授）兼工会主席。他身兼数职，殚智竭虑，日夜操忙（晚上还要教职工夜校），且已是中共候补党员，又是1956年第一届全国劳动模范。因是工会主席，被授意带头“鸣放”而致落马。由于他课教得好，备受学生欢迎，只受降一级（连工资）处分，继续教课。

其后，湖南农学院分出湖南林学院，又合并到设在广州的中南林学院。此时已摘掉右派帽子。“文革”初期，他仍在牛鬼蛇神之列，勒令剃光头，在食堂就餐时有专席，桌上置牌，上书“牛槽”二字，备受人格侮辱。进“牛棚”则更不在话下。改革开放后，中南林学院迁湖南株洲，1988年以教授、硕士生导师退休，2003年初逝世。

张应春是我表姐夫，我与他在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农学院共事七年，是最了解他的。他是个德才兼备的非常优秀的人才，而终身只教多门基础课和只有很少的发明创造，太可惜了。为什么20多岁时与杨振宁并驾齐驱，后来却根本无法与之相比呢？

张梓敬。马列主义教研室讲师，教政治经济学，民主同盟成员。我在湖南农学院时，与他处得很好， 共同点是好学，常在一起讨论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他平时爱发议论，颇无忌讳。他“鸣放”了 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但据他的为人和多言，在这场运动中遭劫是在所必然的。他的处分比张应春要重，后来一直在原单位劳动改造。

我与二张交深，且与张梓敬“气味相投”。此后，有亲友对我说：“你如不进大学，或许不会成为右派。”我说：不然，我凭我的不合时宜，不读大学，仍在农院工作，或者在别的什么单位工作，只要遇到反右运动，我就一定要成为右派，绝不可能幸免。

七、不可接触者

进入中大历史系后，第一学期的世界古代史课程，讲到印度古代将人分成4个社会地位不等的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其中的最下等种姓首陀罗，相当于奴隶，为前3个种姓所不齿，被称为不可接触者。同学们对这种种姓制度颇感兴趣，对首陀罗的印象尤深。不想时隔3年，我们这些右派便正是成了这样的不可接触者。

自从海南实习返校后，以前与我接近和熟识的同学便对我冷淡、疏远，直到批判、定案前都是如此。但那时我毕竟头上没有右派分子的帽子，他们对我冷而远的态度不外是出于：1、认为我有错误或反动言论，敌视我，并准备向我开火；2、怕被我牵连挨批甚至更危险。这是合情合理的时势所然，并不都是属于轻视、藐视、蔑视、怒视之类的性质。定案之后就不同了。首先，我是被定为敌人的右派分子，必须接受同学的监督，在监督下改造。他们是监督、改造我的人，社会地位当然比我高得多，我是低下的，焉能与他们平等？第二，校领导正式宣布，右派学生是不合格的学生，政治上不合格，知识再多也无用，其知识只能起负作用，从而只是一些废品。不言而喻，凡非右派的政治上合格的学生都是正品了。正品当然比废品优越。于是正品同学就可以自信比我强，哪怕知识上差得比我短几大截的人，也会自以为强于我这个废品。虽然，有的同学不一定是如上的认为，而是怕被视为落后、同情右派，为避嫌而不敢同我接触。但确有不少同学，我相信他们是认为人格上比我高得多，我的知识根本无用，他的知识才是有用的，因此对我鄙视，或甚有过之，根本不屑接近我。

在自己是不可接触者、同学们都不理睬的环境下，最初我也曾用热脸去就人家的冷屁股，总希望能略略与人答话，不致过于被人遗弃。可是这种希望总是落空的，我何苦来？人虽落难，自尊心还未泯灭，于是逢人便略带善意姿态，但决不开口，亦不以动作表示，直到离校时。

同学对我的态度也是要具体略说一说的。大多数是表现冷冷的，凛然不可侵犯，迎面的通常是擦身而过；也有的未及迎面而避开我或或绕路。这些对我来说，都不希罕。特别使我难过和愤懑的是，偶有个别庸才，见到我故意表现出趾高气扬，以显他为“正品”；还有，最初入学一年多，许多问题都向我求教的人，一见到我便把头一扬，并使出不屑的眼色，以显示自己是红的。不过，日子久了，也渐习以为常。

我虽不可接触，但有的同学还是不可避免地要和我们这些右派接触，那就是每周规定我们右派学生要义务劳动几次，接触我们的同学便是监督指挥我们义务劳动的人。此外，还有全级同学进行的某些义务劳动，出于劳动协作的需要，也必须交流几句如何劳动的话。

从定案到毕业离校的约半年内，某日却出现了一件怪事。我的下一年级有位同学，名叫李叔华，从前有点头之交，自我成为不可接触者后，只有他，见到我时略带徽笑，点头致意。一日，我从仲恺堂宿舍出来，在门口与他迎面相碰。前后无人，他与我握手，并悄声说：“我是同情你们的，我真羡慕你们哩！”这是我大半年来所听到的仅有的安慰话。当时，对于他所说“羡慕”之语，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觉得他是不可思议的怪人。这两句话我保密了20多年，每一想起，心头便起暖意。他真勇敢，如此话被那些红色正品得知，可要受大罪啦。细想，他那二字可能是情急之中表述有误，似应为“敬慕”，是敬慕我们敢讲真话。李君好学善思，也应属“白专”类型，后曾数从中大名师学古文字等，1979年5月我到长沙见到他，他在湖南农学院教中学，后经同学帮助调到湖南某某学院任教。

我既被大多数正品所孤立，寂寞凄凉之感难以名状。那么，异类相斥，我就只好“同明相照”了。

程万里被劳教，受监督劳动处分的，不久都被学校送至某地劳动，其中江升日给我寄来一封信，说劳动异常艰苦，信中难抑怨愤之情。我回了一封信，略予安慰，从此和他永诀了。剩下留校的，我只与本级黄裕孝、下一级的张绪穗略有来往，而经常交往的仍是老搭档简默。

我与简默先是悄悄接近，见无人过问，便渐密切起来，直至在校内经常一起散步谈天。谈些什么呢？除了交流写检查的过程和被逼互相揭发外，主要谈的是如何改造和前途的问题。与黄裕孝过去接触很少，此时亦不多，有一回他向我诉苦，说家里无粮食吃（他主要的“右派”言论是关于粮食统购统销）。我根本不知农村粮食状况，就将自己积余的约40斤全国粮票全送给了他。

当时，我们对共产党的拥护、信任以及社会主义道路，都和过去一样，毫无改变或动摇，也都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有些言论是错的，是参与了“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因此需要进行思想改造，并且愿意通过体力劳动来改造自己。但是，关于说当时的高教制度是如何的好，要培养统一规格人才，说我们是废品，我怎样也不能心服；说党或党的各级领导就一切绝对正确，我在思想上还是不能接受，还不会这样看；对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几年来只知抱笔记本和讲义的红专正品，也持看不顺眼态度。

我们的处分是继续学习，并且在这学期结束时也参加了全体毕业生的酒宴，我们仍被认为是毕业生。而毕业后是要分配工作的。我与简默知道，按照高等学校传统毕业生分配的做法，即将学习成绩优异的学生留校任助教或教授助手，或分配到其他高等学校，这于我们已是绝对无望了，最多只能当个中学教师。我认为最好还是到农村从事一番体力劳动，在劳动中艰苦认真改造，争取尽早摘掉右派帽子，然后再工作。

定案时已跨进我在校的最后一学期，这学期全校基本上是停课的，图书馆也很少开门。我虽然仍看了点书，因心绪不宁也不大看得进。在别人不与我接触的歧视境况下度日如年。特别是在毕业后，迫切盼望早日分配，离开这个美丽而使我极端难堪的学校，早日去默默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

附带说说，在这最后一学期内，“大跃进”已经开始，校内也是壮志凌云，豪言不绝，“左派” 意气风发，我们右派作为“反面教员”，无时无刻不在高音喇叭和大会发言中聆听斥骂之声。这种气氛，更使我经常如芒刺在背，心神不安。有一次，我随全级同学前往新会县参观新会“大跃进”的状况和成就。县委李书记为我们做报告，说：为了水稻高产，必须深翻土地，我们这里办了个劳动大学，主要课程就是劳动，深挖土地，不深挖三尺以上，不许毕业。我内心对这种精神赞慕不已，我的思想已在这一年中渐渐僵化了，对许多事物盲目相信，而根本未去想，田地深挖三尺已是生土层，还有什么肥力来增产？晚后，到城郊走了走，见公路旁立一木牌，上写“朋友，请不要把苍蝇带进城。”原闻新会已彻底消灭“四害”，是典型卫生城市，现见此牌，更大为惊叹折服：“大跃进真伟大，新会在短短几个月内，便达到这样的成就。” 为此，自己也该及早参加到这伟大的生产跃进洪流中去，出一份力量。

八、分配乎？发配乎？

中大历年对毕业生的工作分配，都是由毕业生先填表，自报志愿，如不能按所报志愿分配，则由领导约去谈话，或打通思想，然后定下。1958年的分配也不例外。

我也照样领了一张表。怎么填？报自愿实际上是平等的“开价”或“讨价”，如领导不同意这个价，要另作安排，这便是“还价”。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有资格讨价吗？能让党或领导还价吗？所以，无须考虑，只极简单地填上“服从分配”4个字。后来公布我是分配到广西工作。简默是灵山人，就近“照顾”，分配到合浦（两处当时都还隶属于广东省）。黄裕孝是湖南永兴人，分配到湖南。简默所分配的地方是北海那一带，他戏称自己是封神榜中的申公豹，被姜子牙命白鹤童子将其头衔去“塞北海眼”。

记得是8月30日启程的，有唐尚恒、陈仲球、范琼英（女）等同行，取道湘桂铁路。上火车后，这几位同学却不像往常，与我有说有笑，并无芥蒂。由此可见，他们平时是因为害怕才不敢与我接触，内心对我的看法与那些红专正品是不同的。范琼英是分配到广东韶关地区，车到韶关便别去了。此后经衡阳、桂林到南宁，我主要是和唐尚恒在一起，相当愉快。

9月1日到达南宁，初入目的印象是一片红色，全是红砖砌的房子，我对此并无亲切之感。第二天到教育厅报到，当即给我和唐尚恒开介绍信，分配到容县专区教育系统。9月3日

第二天早上，唐尚恒已去赴任，教育科派了一个姓梁的乘车来送我去“锻炼”。我提出随身还有两箱书要带去，他说：那里劳动较艰苦，是没有多少时间看书的，劝我尽量少带，建议我把两箱书暂存在教育科办公室。我听了他的话，将书送到教育科办公室放好，只带了极少几本书，这样我的行李便很少了。关于这两箱书，该教育科是极不负责任的。情况如下：此后约一年左右，容县专区改为玉林专区，机构移到通火车的玉林，我闻讯写信给唐尚恒，请他代为查询那两箱书的下落。他颇费周折，才知道专区教育科搬迁时根本对我的书未予理会，该科告诉他，要他到原容县专区教育科所在地去查看。尚恒对我真好，立即由北流赶至容县，还好，该地址尚未作他用，在办公室空荡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两箱书，运回北流中学，一直保管到我离开广西。在容县我接触到的姓林、姓梁的，竟是这样对待由国家“分配”到该教育科的人，建议和承诺为我保管这些书，而弃之不顾，难道对右派就可以背信吗？

在上了一辆小货车赴“锻炼”场所的途中，我向老梁询问所往地点和劳动情况。他的简单回答是：去的地方是北流县的新圩，那里有个水泥厂，是新设的，有个劳动队，专从事水泥厂的生产，你就是到那个劳动队去劳动；在那里劳动的劳动队员，全是本地区的右派分子干部。我听了这些话，还以为到某个较正规的水泥厂做工，而劳动队员全是右派这一点则令我非常高兴，觉得这里都是“贱民”，相互间不会歧视，心情会较愉快。

上午11点左右，车到新圩，再经一段黄泥路，到达目的地，姓梁的领我到劳动队队部报到。这地方很荒凉，队部是座土砖砌的瓦房，一个干部坐在那里，梁向他交代几句话便走了。这位干部告诉我，他姓庞，劳动队的队员全是本地的右派，已来了40多天，他们的劳动任务是烧水泥，两个星期休息一天，叫“大礼拜”，每月工资是人民币9元，这里是监督劳动。我乍听，一股怒气上冲，每月工资才9元，竟是监督劳动！所谓工资倒还罢了，而监督劳动跟我的原处分是大相迳庭的，怎么一到工作“分配”的场所，便会变成这样呢？这是分配吗！

我当即提出抗议：我在学校的处分不是监督劳动，比这要轻，我是分配工作前来，劳动我愿意，对监督劳动不能接受。姓庞的说：到这里来的统统都是保留公职、监督劳动，在这里监督劳动的本专区干部好几十人，他们的原处分也不都是监督劳动，其中不乏较大的干部，照样在此监督劳动，但是，这也并未改变了原处分，你如不愿，现在还可以要求回家。

在此，要把我的家略说一说。我在安徽芜湖市出生，在与芜湖相邻的南陵县乡村有一些田产，抗日战争爆发后，举家逃难到南陵田产所在地，在六、七年内祖母、父亲和几个弟妹相继死亡，抗日胜利迁居南陵城内，于1947年春离家，家中只有一母一弟。解放初，母弟迁至芜湖，生活贫困，主要靠我寄钱维持。土地改革时，因我家素无劣迹，南陵方面从未追究我母。我母多病，1952年刚进入高中的弟弟也因病辍学。1953年初，他们来到长沙依我，住湖南农学院两间房。我考入中大因有干部助学金，可每月节省10元左右接济，其余不足部分由表姐帮助。正是1958年，湖南农学院追回他们借住的房子，表姐处也不好住，表姐夫被划成右派，又估计我会先从事劳动很难有钱寄回，于是母亲决定带弟弟回芜湖，先去依靠在芜湖工作的姨母。并希望23岁的弟弟能找到一份工作。在我到广西前，他们已初步定居芜湖了。

当他们还立足未稳之时，我焉能回家再增加亲戚负担，何况我这由国家正式分配工作的人到达工作地点竟要变成发配，回家（必先退职）后能找到工作吗？找不到正式工作，而我却别无劳动技能，谋生乏术，怎么能退职回家呢？我是有家难回，有家不能回啊! 再者，当时深信，只要老老实实改造，定然会在一两年至多三四年中摘去右派帽子，重新安排工作，仍能发挥我的所长的。因此再想，已经来了，实际情况如此，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于是我无奈地说：既然原处分未变，监督劳动就监督劳动吧。姓庞的说，好，我带你去住的地方，现已不早，下午再出工吧！这话又令我大吃一惊：连半天也不让我休息，看来这劳动决不是轻松愉快的。事实远非如我这书生天真幼稚的想象，在中大不过是受歧视而已，自己的体力足能应付不多又不重的劳动，此后面临的则是我力本不能及的劳动，所受的不是歧视而是奴役，是严格管制下的奴役。当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劳动队的归属，约莫一年左右才察觉是由公安部门管辖，我有生以来30年，从未做过于国家、社会有害的坏事和违反传统道德的恶行，怎么归专政机关管起来了？

古代有将各种有罪的人予以发配和充军的。宋代，将犯人发配到某地的牢城或地方厢军中充苦役，最与我这时所处的监督劳动的实际情况相契合。我是被发配了，是《水浒传》中常说的那种“贼配军”！从1958年9月上旬的一天起，我由分配变为发配，踏入了道路修远而苦难的发配生涯。

九、劳动队和劳动队员

劳动队、劳动队员这两个名称是我在广西的几年内始终如一的所在编制和身份。这里讲的只是我初到北流新圩时该队和队员们的情况。

姓庞的领我去劳动队员所住地后，向一位名叫吴登甲的队员（一位组长）交代，我这个新队员属于他那个组，要他下午领我出工，旋即离开。队员们很热情，见我文质彬彬，询问来历，知我是广州中山大学的毕业生，对我很客气（这时我是该队的唯一大学本科毕业生），于是立即向我介绍劳动队的情况。不多日内，对一部分队员的状况也有所了解。如下：

劳动队队部只有两个管理干部（此前还不知管教干部这一名词），一个姓张，是队长，30多岁，据说原来在部队当过连长，北方人；一个姓庞，是指导员，即我已见过的那一位，他是广西人，身材略矮于队长。队员们在两位干部面前只能毕恭毕敬，他们的每一句话都令出如山，必须立即执行，绝不能违抗，也不允许讨价还价，管制者与被管制者身份迥异，泾渭分明。

此时队员有60余人。劳动队员是工资制，每人每月9元。每人每月粮食定量45斤，每日3餐，每餐半斤。据说初来时粮食是不限的，因劳动强度大，每人每日要吃2斤以上，不久便减为45斤了。我到时他们已普遍觉得吃不饱。劳动队集体开伙，每月伙食费约6元，选派两个队员做“厨房”，其中一个带管账务兼采买，盐、油、蔬菜等要到附近的圩上去买，还自养了一两头猪和若干鸡。两位干部搭伙，但厨房要为他们另做较好的菜。劳动的总任务是烧水泥（具体见下节）。

先来的劳动队员都已毫无干部派头或架子。当时北流的天气还很热，我见到吴甲登时，他上身打着赤膊，肩上披一条黑布“大手巾”，脸上和身上晒得黧黑。我心想：才几十天，就改造得仪容全非，大概不用多久便会达到脱胎换骨的境地了。尽管我也想很快“脱胎换骨”，但把自己的形象也变成那个样子，还是非所愿的。这可能也是我仍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吧。

至今我犹依稀记得几个劳动队员的姓名或简历：彭志坚，原专区银行行长；吴登甲，专区工会主席；刘×龄，专区党委组织部长；这3位是原来职别最高的干部，都是30多岁。此外还有：林兆棠，专区党校理论教员（还有两位理论教员）；谭良驹；蒋某；谭某（有哮喘病）；卢某，女，即当厨房兼采买者；黄某，女，原专区报纸编辑，二十七八岁；张某，懂一点中医；赵某，是个年轻小伙子。队员除个别外全是广西人，而且全都讲“白话”（大致同于广州话），但大多数都能讲不大好的普通话，个别讲得很差或根本不会讲（一个50多岁的队员）。

劳动队有如下的一些制度和规定：

每日劳动的时间是10小时，早上6点半到11点半，下午1点至6点。中午连吃饭休息1个半小时，晚上自学，必要时由干部召开训话会或学习会，10时就寝。两个星期休息一天。但在劳动时间外，如有临时紧急任务，则必须全队或抽一部分人立即出动，加班完成任务。一般不得请假回家，未经准假不得离队外出。须到街上买东西，如牙刷、牙膏、面巾、信纸、信封、邮票等，可事先用纸条写明，交钱给卢采买代购。因当时社会上食物供应已相当紧张（我尚不知情），故不得托采买购吃的东西。如偷懒不出工，劳动过程中擅自休息（上下午劳动中间各休息15分钟，由组长掌握），特别是私自离队外出到附近圩上或农民家购买食物，都是抗拒改造的行为，一经发觉，立即在晚上召开学习会，对犯者进行批判和帮助，犯者须作出口头及书面检讨。对以上这些，我最反感的是10小时劳动和两周才休息一天，这比一般通行的每周工作6天、每天劳动8小时超出了很多。然而一想，现在正大跃进，人们都在拼命加班加点，大干快上，我们也就应该比常规劳动更辛苦些，而既想早日把自己改造好，多劳动不就可以加速改造吗？也就罢了。

以上说了许多，而劳动队这个名称特殊的东西，究为何物呢？著名思想家同难顾准先生1959-1960年也在河南商城的一个劳动队改造，他一语破的：劳动队即集中营。

我在广州生活整四年，由于师生多讲普通话，我经常接触的同学又大多是外省人，而且我不喜欢听广州话，所以几年中只能听懂几句。到劳动队后，已处在几乎完全讲白话的环境中，日子久了，虽仍不能讲，终于绝大部分能听懂了（后来离开广西，经过20年再到广东，又听不懂了）。

十、在新圩水泥厂

新圩是个墟镇，离北流县城约30里，但我从未到过该圩。水泥厂离新圩据说甚近。水泥厂所在地较为荒凉，四望似乎没有多少人家。这个厂只有一座队部所住兼仓库的土砖房子，可能是租用农民的，队员们所住一律是自己用竹子搭起的工棚。工棚上盖的是芦席和芭蕉叶，四周的墙壁也都是芦席。棚内搭了几十个竹铺，宽不及一米，两铺之间有一个小而长的竹几，这就是两个对榻的队员晚上自学的书桌了。下雨时棚内有的地方会漏雨，刮大风时墙壁也大漏其风。离工棚不远处有一个石灰窑，自烧石灰，作为水泥的原料。烧制石灰的石灰石原料和燃料煤（含厨房用煤）以及粮食等都另由汽车运来。

制水泥的过程和工序是这样：将石灰石挑到窑内堆好，并将事先打好晒干的煤饼一层层夹在石灰石之间，然后点火，隔三四日出窑，将烧好的石灰挑出堆放。另一主要原料是黄土，是就地取之不尽的。将黄土和石灰分别过筛成粉，按某种比例混和，然后用人工搓成“料球”（这是本队发明的术语）入窑烧制，再将烧结过的料球弄成粉末，遂为成品。

这个水泥厂及其生产的水泥，都是大跃进的产物。在跃进中该专区要修个大水库，为适应修水库大坝的需要，便办了这个水泥厂，土法上马，烧制水泥，并利用这批右派劳动力。

我初到时，水泥烧制还在试验阶段，负责试验的队员是谭良驹（他可能原是技术人员或略懂技术的），试制水泥的原料已确定好了，即石灰和黄土，关键是按什么比例混和烧制，使之起某种化学变化，粉碎后成为水泥。于是谭良驹每天都要按一定重量比例，秤出若干石灰粉和黄土粉，加水混合，手工制成料球，放入一个小“窑”（一个密封的洞），再加点煤饼，成日用一个小鼓风机试烧。据说烧出的料球越硬越好，越难锤碎越符合要求，如一锤就碎，试验就算失败。经过不少日子的试验，料球终于烧制成功。成功之前的烧结料球我未见过，这种成功的料球，小指般粗细，圆圆的，长约一寸左右，有光泽，颜色红红黄黄，极不一致，锤碎研细的粉末，就是所谓50标号（这是极低的标号，此后几十年我从未闻有50标号者）的水泥。这种水泥经用磅秤称过后，按每100斤一包，装入旧废的水泥袋，用汽车运出使用。

新圩水泥厂50标号水泥烧制成功，是劳动队中的一大喜事，大家都高兴非凡。为由试制转到批量生产和“跃进”生产，队里又搭起了一座厂房（工棚），内安装了粉碎机和拌和机（拌和石灰和土粉）。这水泥的颜色是粉红的，与常规的黑色水泥大不相同。经批量生产后，共产出多少我不知道，所见的有好几汽车运出。到1959年春，该水泥忽然停产了。但我们只知劳动队要转到别处劳动而已。多年以后我才想明白：那种所谓50标号水泥，实仍是石灰加黄土的粉末而已，加水或再加沙子混和凝固之后，料想至多和民间传统的“三合土”差不多，根本不能算什么水泥，用来建造水库大坝当然不行。不知水库技术人员何时发现并认定这种“水泥”不能用，如果发现稍迟并已用过，则必须返工去除这些已用过的，否则必致溃坝之事故。仅就这个水泥厂而言，约存在9个月，这9个月内的所有费用，包括劳动队员们的廉价劳动，是一切皆化为乌有了。这也是我亲历大跃进之一斑。

我在水泥厂劳动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初到头一天的下午，吴登甲要我干的是参加打煤饼。即将碎煤加少量黄土混和后，用手将它们做成像江南农村墙上贴的牛屎巴巴，散放在场子上晾晒。这项劳作包括拌和、收工前将煤饼归堆、用草帘或蕉叶盖上以免下雨冲碎，是很轻松的，我胜任愉快。但是几个钟头煤饼打下来，手掌洗净后，双手立见粗糙，掌纹变成了黑色。这谈不上艰苦，不过小事一段。

不几天，开始参加挑石头装窑。我长到30岁，从未挑过担子，虽未规定挑多少，看到别人挑的石头堆满两大筐，自己总不能太少了吧。于是我装两个大半筐，约莫六七十斤，短短的一段路，走起来歪歪斜斜，挑起时扁担在肩头的位置不适当，也不能托起调整，只好用手前压或后托，更是怪模怪样。自己的这种状况，内心很感羞愧不安，人家挑重担行走如飞，足堪欣慕，真是要好好炼，加强改造。这次挑石头，庞指导员一直在旁冷眼观看，我不知他会对我怎样。不料一天他在一次学习会上，竟当众表扬我，说我那天石头虽挑得少，却看得出我是尽了最大努力的，是有自我改造的要求和决心的，力气不够，不能要求过高，鼓励我努力增进，加强信心。对这番表扬，我很感激，并受到策励，此后挑石头（次数不多），重量有些增加，模样也好些。

知道我没有劳动经验，没有让我烧过石灰窑。出窑时，石灰经烧过后相当轻，满筐挑出，我能应付。唯窑中温度高，太热，特别是石灰粉呛人，十分难过。

初到不几天的夜晚，忽然开来一汽车煤，我这一组奉命立即卸煤，一车煤规定十分钟内卸完，要让负有其他运输任务的汽车赶快走。这晚下雨，大家戴着雨帽，披着塑料短雨衣去卸煤，所用工具是尖口锹、园口锹和攀（不知本为何字，音攀）头（像锄头但头部宽大，口呈弯弧形、中间突出）。我挥舞着攀头，杂在人群中，在车上一顿乱扒，其实未起什么作用，卸完后已浑身是汗。其后参加卸车的次数并不多，一次雨后，卸煤场地上尽是水，我看该地原曾堆放石灰，地上白白的，石灰粉末和土混在一起，很柔软，便打着赤脚站在地上用攀头将车上的煤扒下。当时脚底下感觉松软舒服，殊不知和水后的石灰粉也会烧人，将我两足底烧得异常疼痛，后又开裂，多日方愈。吃这番苦头，只怨自己太无知。此后我见到石灰便怕。

料球试烧成后，谭良驹大功告成，转入较大量的料球烧制。为此，建了一座小窑，仍由谭良驹经烧，而大量以石灰和土粉和成（再加水和匀）的料子，却要我们用双手来搓成。这种劳动极轻，只要将一小堆料子，用手抠出一小团，再用手掌搓一搓、用手指在两端捏一捏便成。我是队里公认的弱劳动力，搓料球多少为了照顾，我与那位有哮喘病的谭某、前女编辑黄某等，就常被派做这种事：每人拿个小凳子（用几片小木板钉成，很矮），围坐一圈，边搓边谈笑，却也有些乐趣。可是一天下来，两手手指及掌部便粗糙开裂、痛苦难当了。由此可见，料球烧后并未起何等化学作用，石灰性质未变。好在不是天天如此，手还未烧到溃烂的地步。

还有很可怕的几个工序，但我幸运，没有干过。自成立机房后，机房工作由一个队员（比较魁梧）承担，他的全部任务是：筛石灰，将未烧透的石头去掉，再将石灰和黄土倒在拌和机（电动）内混合均匀，供烧料球；另一工序，是将搓好的料球放在粉碎（球磨）机中（电动）研成粉。那机房我进去看过一两次，灰粉飞扬，一片白雾，迷眼呛鼻，令人欲晕。我见此情景，心惊胆战，那位在机房工作的队员，扎包头，戴口罩，颈部腰间都扎紧，唯两眼露在外面。他每天在机房工作10小时，下班后全身都是白的，且满口鼻灰粉（口罩不能完全阻挡），必须洗澡，才能像个人样，还要洗衣。我估计此人日久必生肺病，甚至会早死。当时大跃进完全是土干蛮干，不讲科学，不考虑人的健康，到这种“机房”里工作，无异进入人间地狱。我不知道两位干部在机房开机时是否进去过，令人进这种地狱，心里是怎么想的。幸好这机房的寿命只有四五个月。

在水泥厂劳动期间，我与队员们生活方面和学习、改造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初到吃第一餐饭，便是领到一饭盅饭和一饭盅菜，盅是粗陶器，扁圆形。那时我一餐吃不下半斤米，说吃不下去，立刻便有人说“剩下的给我吃”。我说“吃剩的不好吧”，他说“没关系”。此后好多天，都有人向我预约，向我要吃不完的饭，有的还宁愿用菜和我交换。这样，我便在未吃之前将干净的饭分一部分给别人，而我的菜也够吃，不需要用菜交换。至于菜，一般是各种蔬菜，隔几天还略有点荤腥。总之，初去的一二个月，伙食不算很差。

不久，粮食定量减为每人每月40斤。一日三餐的分配，午、晚不变，早餐改为三两多米稀饭。这时已不能在街上买到荤菜，只极偶然地杀一两只自养的鸡，一人分得几片，称是“打牙祭”。在劳动中体力消耗增大，我的饭量也增大了，再加粮食定量减少，每月40斤的定量自顾不暇，不仅不能济人，自己也感到不够饱了。先是有个别人发生水肿，继而逐渐增多，多肿在脸部、腿部。对有水肿者，经干部批准，另给煲点“饭豆”（一种白色如豆角米的豆子）吃。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饭豆，竟能治水肿，颇觉奇怪。孰知此物真能见效，几次（每次大概不到半斤）一吃，居然肿消。未几，我面、腿部略有浮肿而自己不知，但觉提腿有点费力，庞指导员见到了，叫煲饭豆给我吃，不过一二次便消。这位庞指导员，有时对人很凶狠，后来有的事或是他奉命做的事，也是大可非议的，但就他对我的态度这一点而言，似乎对我这外省发配来的文弱书生，还有些同情怜悯之心。

劳动之余，晚间大多是自学。当时大家都脱离工作和学习未久，要求早日改造好的愿望比较强烈，故自学气氛还是很浓厚的。几乎每人都备有一盏小小的带有灯罩的煤油灯，放在床前小几上，一到晚上大家便埋首读书或写日记、心得之类，静悄悄的。我手头带的少量书籍是：一本《俄语辞典》，一本俄文原文《联共（布）党史》，一本《反杜林论》，一本斯大林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部《毛泽东选集》。《反杜林论》及以后的几本都早已看过多次，晚上只好偶挑一两篇读读而已，或写写信。至于中午休息时间，我总是借着字典看2—3页那本俄文《联共（布）党史》，主要目的是维持已有的俄文阅读能力。

自学之外，晚间除偶有干部布置全队生产任务（平时分组任务都是由组长去受领）外，便是开“帮助”队员的学习会了。我参加的第一次这样的会，是针对彭志坚的。白天，黄编辑就私下对一些队员说：彭志坚这人看来劳动很积极卖力，但不老实，他某日竟违反规定，偷偷出去买东西吃了，已被发现，今晚就要开他的批判会。晚上果真如此。会由干部主持，队员发言踊跃，有的更是慷慨激昂，都说彭志坚假积极，不老实，因思想上抗拒改造，所以胆敢违犯队部规定，私自外出买食品，这样对改造是极其不利的，云云，云云。然后是追查彭此次行为的动机，再分析效果又是如何，今后又当如何？彭的检讨起初也是“不深刻”，经再三“深入”检查，多扣几项帽子，才最后收场。在这次会上，我一言未发。在我看来，未请假而因肚饿出去买点吃的，实是微末小事，何必如此大张旗鼓，另方面我也不愿假装积极去批评别人，以博得干部好感。这次会还表明一点，彭志坚“犯错误”被发现是被人揭发的。干部只有两个，哪能知道某人私下外出一二小时并干了什么事，还不是某个知情的队员去汇报的？此“打小报告”的人十分卑鄙，他难道不知彭志坚这种行为不过鸡毛蒜皮，却偏要去干部那里揭发邀功，希望博得干部好感，有利于他早日摘帽；另方面则导致别人挨批受罪，甚至影响日后摘帽。

随着粮食定量的减少，不报经批准出外，私买食物的现象逐渐增多，隔不几天就要开一次批判会。当然，因其他犯规的事而开的批判会也是有的，但以私买食物居大多数。批判会上的言语，也变得粗暴起来，不乏骂人的恶语，队员们渐渐欠文明了。一般下一次的批判会的对象总是另有其人，历次会的被斗人少有重复。凡属这类小题大做，都是来自损人利己之徒的告密。近年曾有人把当年的右派分子都看成是正人，是精英，这有很大的误解。非正人、精英的并非个别。凭我在校时的所知，就有绝非精英的右派；到广西不数月，便又知道这数十名劳动队员右派中，一定有好几个（甚至更多）善于谄谀干部，向干部献媚邀宠，不惜告密，打击他人的居心不良之辈。

在后来的那些批判会上，我基本上一言不发（是不是偶有为应付场面而轻描淡写说一两句，已记不清了）。我从不满20岁工作时起，就绝少主动与领导接触或攀谈，到广西后，处于阶下囚的地位，则更是从不主动与干部接触，我是否接受改造，改造得如何，你看好了，根本未考虑过去汇报什么思想，别人发生的事我概不知情，即使知道私买食物之类的问题，我也绝对不会去告发人家。我在新圩水泥厂劳动强度不算太大，后来略感粮食不足而不是很饿，自我要求在改造中不要违反规定，而且有较强的自尊心和人格观念，在那里是从未犯过私出买食这类“错误”的。但是，我日常沉默寡言，批判会上很不积极，这些表现估计肯定是有人汇报上去的。只要是所言属实，倒也不怪别人，是否有夸大或捏造，不得而知。

这期间，我们劳动队是与外界隔绝的，难得的大礼拜休息日也不准外出，只能洗洗衣，看看书，亲友来信中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报纸极少，且抢不到手，从报纸上得知的全是全民大跃进的热火朝天气氛和“放卫星”的报导。我本很少了解社会，更不善于对社会现象见微知著，深入分析，在这闭塞的环境中，竟是在报纸上看到什么信什么；报纸所说和听到什么便信什么。例如，就在初到劳动队不多日，报上便登载了广西环江县某试验田亩产稻谷13万多斤的信息，大家对这个大“卫星”欢呼不已。我在水泥厂附近路边，也曾看到几块“试验田”旁标着每亩计划产二千几百斤的牌子，田里的晚稻的长势却极差，而我却不去怀疑那亩产13万斤的真实性。

在水泥厂的后期还发生了一件事情。1958、1959年之交，忽然黄编辑不见了，未几又觉得张队长已好久未见，只有指导员一人在管着一切。大家没有和我说起这现象，我也没有问过别人。隔了好些日子，庞指导员才向大家宣布，张队长已调往别处工作，黄已转往别处改造。经宣布后，才有消息灵通的队员向大家透露：黄是未婚之女，张是有妇之夫，劳动队成立后，张对黄很是照顾，终于勾搭成奸，经发现查明，张已受到较重处分，黄已怀身孕，不知转到何处。

张队长这个人，平时对人较和气，对我们劳动的要求也不苛刻，我对他的印象是较好的。真想不到他竟然利用管理右派的权力，诱奸被监督的女性，其品质恶劣已暴露无遗。不是说共产党员（当然要除掉“钻进党内的右派”）都是好的吗？何以也有此等人物！虽以被改造之身，亦不能不窃有疑焉。至于黄女，在与她共同劳动的几个月中，据我观察，她是善于向干部讨好的，而且在揭发批判别人时表现得很积极，颇有看不惯之感。在张队长的照顾和利诱下，屈从通奸，也太无志气、太无骨气了。这是我所见的内心并不光明的又一个右派。

十一、劳改场的几十天

1959年3月下旬某日下午，忽然得到通知：劳动队立即出发，转往别的地方。

我们全队马上收拾行李，乘汽车到玉林火车站，经黎湛铁路，于傍晚到达一个叫做石鼓塘的地方。旋即自挑行李，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面积很大的砖瓦厂，住进一个竹子搭的工棚。第二天早上漱口水都没有，工棚后面是农田，只好在水稻田里舀水漱口。早餐毕，吹哨子集合，一个干部，军人模样，命令我们排队，立正稍息点名，训了几句话，语言粗暴。后来听人们叫他何队长，说是转业的连长。当时我暗想：排队点名这一套在水泥厂是从未有过的，怎么这里变成这样？

一经劳动便知道了。我们全队都被分配去挑已烧成的红砖，挑往窑厂前方堆放，以便用汽车运出。这个砖瓦厂的范围极大，一马平川，有掘土者，有用足踩稀泥使和水的泥土均匀者，有用经踩过的泥土打砖坯者，有挑砖坯入窑者，有烧窑、出窑者，也有打煤饼、挑煤饼者，人数极多。旋即闻队友云：这是一个劳改场，在这里的所有劳动者，除我们劳动队外全是劳改犯。我们居然和劳改犯搞到了一起，身在劳改场中，又是出于意料。但劳动队和劳改犯还是截然分开的，我们也不准与劳改犯打交道。到离开时为止，我没有和任何劳改犯说过一句话。

这里的劳动时间与新圩水泥厂时基本相同。第一天挑红砖，每人一根扁担两个竹筐，我只能尽力而为，一头放6块，共12块。据说每块6斤，即72斤。这个重量是略少于我在水泥厂所挑石头重量的，因这里挑砖的路较长，“远路无轻担”，我必须要留点余地。几趟挑下来，仍是慢腾腾，步履有点歪斜。一挑便是好几天。有一次碰到何队长，他见我挑得特少，便责问我为什么只挑这一点点，我回说挑不动。这次还好，他没有为难我，径自走了。此后挑砖再未见到他。别人挑砖的情况如何呢？体弱者至少16、18块，一般24～36块，最强的达48块（270斤）而且一路快跑，其中有彭志坚和一个姓杨的。姓杨的身体甚健，也是地方干部，于1958年冬才来到劳改队，可能是右派不足额，补划上的。此人在一切方面都表现得很积极，一担48块也是经累加而达到的最大数，是所放的挑砖“卫星”云。挑红砖的大多是劳改犯，劳改犯中达此标准者也不乏人。

劳动队参与的工种还有踩泥和打砖坯。个别人也派去烧过砖窑。我们知道，一般砖瓦厂踩泥都用牛踩，牛力大体重，一经沾水的土块，经牛一踩便成齑粉并较快和匀。因为劳改场里人多，人工成本低，于是用人踩。我们劳动队踩泥，是人数较密集地赤足站在泡了水的一围黄土中，只消两足不停地踏泥便是。这是许多四足的高级动物都会的。起初我乍一看，内心窃喜，天气不冷，到泥里动动脚便是，还可以一面踩一面交谈，岂不快哉！谁知踩上几分钟后，足在粘稠的泥中就不容易轻轻提起来了，时间一久，越加难受，这才知道踩泥是重的劳动，哪里还有精神力气去和别人谈笑，一心只盼望中间休息的时间早到。打砖坯必须是强劳动力，要将一大团踩好的泥举起来用力掷在木制的砖模内，力小了砖坯便会有空隙。将泥掷入木框后，用手将多余的泥抹去，再用竹片刮平，然后脱模（在掷泥之前须将模子在水里浸一下才好脱模）。烧成的砖已无水分尚且重6斤，那被举起的一团稀泥起码有10多斤，这样一举一掷所用之力是非同小可的，我根本没本钱干这个活，也不会要我做。踩泥是无法定量计量的，记得打砖坯的定额好像是每日2000块，超过了也叫放卫星。打砖坯时粮食要增加一点。打砖坯、挑砖放了卫星，也可得到每日加一点粮食的奖励。

劳改场内生活艰苦，只有蔬菜，不见荤腥。劳动队在此期间，晚上从来未开过学习会，大家都累得要命，也无人看书了。每天晚上只是各组长去向队长那里领任务。

一日，我染上感冒发烧，烧了一两天，未出工。大概组长去汇报说有了病号，于是我作为病号被派去“码花砖”。与我同去码花砖的还有那位有哮喘病的队友谭某，他似乎资格老一点，是他教我操作的。该处地势稍高，地上全整齐地堆着已打好待晒的砖坯，我们的操作程序是：迎着太阳方向，把带湿度的砖坯厚度向上直向横排，在一段有两三寸高、宽一尺许、宽不及二丈、面平的土墩上，两砖间留出寸余空隙，一溜排去。排完一层再排第二层，将砖斜置于首层的二砖之上。第三层置于第二层之上，亦斜放，与第二层方向相反。直到10层以上。因砖按左斜右斜的斜放，从两面看是码出了花纹，故称“码花砖”。那横列的土墩很多，后面还有许多行。码好一墩又一墩，让阳光曝晒。砖坯每块约7斤，我一手拿一块这样码去，不觉十分吃力。日落前后，要用堆在地上的草帘盖在每一排砖坯上，以防下雨淋湿、冲坏。第二天的操作便更轻松一些了。第一，砖坯已晒轻了一点；第二，只要自上而下，将最上一层的放到一个空墩的最下层去，第二层斜放到最下层之上，如此类推，大约有一半的工序无须弯腰。我们操作虽无人看管，却也尽力而为，并不偷懒。码花砖的活约干了一星期，是在砖瓦厂期间最轻松自由的。

离开码花砖工作后，可能又是去挑砖，但不几天，便又奉令开拔。这次动身前，便宣布了所去之处是玉林郊区的一个农场。

那时我是身不由已，惟命是从，也未有作什么思考。现在想来，当时把劳动队调往玉林郊区农场的主要原因应是：刚成立的玉林专区各机构需要一个蔬菜供应基地，所以要设这个农场；这个农场不大，土地和房舍条件都以几十人为合宜，所以才选上我们这个劳动队去从事生产。至于是否从政策上考虑到，把右派置于劳改场不妥当，或农场接近专区所在便于改造这批人，则无从知晓。

在石鼓塘劳改场共约50天，这里劳动强度大，生活比在水泥厂更苦，却没有可怕的石灰烧人，但是在这一个多月内，我的身体已比来此以前差些了。劳改场明摆是专政场所。把我们放在劳改场这一事，使我反感，心情镇日郁郁不欢。

十二、玉林郊区农场初期

农场坐落在离玉林市郊约七华里的郊外（可能是东郊），仅有平房一座，四面围墙。全队住的是一间很宽的房，纵深约一丈四尺（这是据两排床位中间还有一过道估计的进深）。按站在房内面向房门定位，右边相连有一较小的房，用来放农具。房门前是一块不及半亩地大的场子，是三合土地面。场子左边，由近及远，有一段棚屋，用来堆放临时收获物。与棚相连的一间不大的土砖房是仓库。由仓库再往前有三间小房，是干部住处和办公室，那里有一道小门通场外，只有干部能从此门出入，这里也是场子前方的最左端了。接着三间小屋的地方，从左到右，有两间小房，是后来警卫的住所和干部伙房。其右一排也是棚，是自养鸡鹅鸭之处，有笼。场子的右侧也是棚，内置一排猪笼，是自养猪的地方。猪棚往前，即场子的右前方，为全场的大门。由大门往前，为场房右前方的终点。与三鸟棚相连处是我们的伙房。大门对面不及10米处有一个约1亩地大的池塘，塘里养了鱼，吃水在塘里挑，洗衣也在这里。

仍以所住房间面向外定位，场房外的前方地势略低，是一大片菜地，其右前方一片芭蕉、香蕉林。低地左面是一大片高地，杂草丛生，经除草开辟后，种花生和木薯（块根可食，但有毒，去皮可煮食，切片晒干可当粮食或制淀粉）。场房后面是不大的一片稍高的地，也种菜。大门对面的地方很小，塘的周围和右边有一些芭蕉、香蕉。

初到时我们睡的是统铺，每个床位的宽度不过2尺左右，行李放在床下，床头吊一块木板，可以放灯，看书写字是面壁盘坐在床上。

当时的干部仍是两个，一个是庞指导员，另一个是姓薛，也称指导员，大概是桂林一带或贵州人。作息时间同新圩水泥厂。办公室旁挂着一截铁轨以当钟，每日由伙房队员敲钟出工收工。队员中大都种菜。另有胶皮轮子（不能充气）粪车数辆，每车一人，每天一大早便到专区机关厕所去淘大粪，置于车上大木桶中弄回，倒入粪池，作为肥料。两人当伙房，其中一位还兼养三鸟、采买及代购队员所需诸物（卢采买已不知调往何处）。派一人专司养猪，就是那位50余岁不会讲普通话的老队员。种菜一般劳动强度不很大，但操作粪车却非强劳动力不可，他们都是推着重车走。据我后来摆弄板车的体会，胶轮板车（不论能否充气）用手推，载重的车既费力又容易因两手用力不匀而左右摆动不定；而肩套背带、两手扶把往前拉，则两手不须用多力，只用来把握方向，无车身在前摆动之病。不知当时广西多用手推板车（车身在前，人在后双手持把前推）究竟何故？这个活是重劳动，不会叫我干的。

1959年5月到农场后，粮食定量已降为每人每月33斤。中、晚餐每顿4两米的饭，早餐3两米

当时全国农村已进入饥荒之境，出现了“瓜菜代”（但我不知）。我们在农场自己种菜，除将上好的和新上市的菜供给专区机构的干部（及家属）外，自食的部分还是不少。由于自养三鸟，每隔一个月及遇到大节日如七月十四（七月十五是中元节，广西普遍提前一日）、中秋之类，都略有荤食，祭一祭牙。由于保证每月有33斤定量和较充足的蔬菜，再加劳动强度不很大，我并不感到很饥饿，仍然像在水泥厂那样，安心改造。

庞指导员对劳动队员仍如以往，薛指导员的话多些，训话时向大家多有责骂之语，但也不乏鼓励。例如我曾在大家面前说过，改造好了还想搞历史研究，他也曾不指名地鼓励说：只要努力改造，回到人民队伍，还是可以当专家教授，从事科学研究嘛！而在劳动中，他却过于强调大干、放卫星，一次挖水沟，他就号召大家脱去衣服打赤膊干，还定下很高的定额，此定额是我远不能完成的。薛还喜欢用“革命人道主义”这个词，在训话时总是说：我们党对你们这些人民敌人，是给以革命人道主义的待遇的，不仅把你们的错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仍有公民身份，给予选举权，给你们这样好的条件，安心改造，云云。可是，这革命的人道主义，却正渐渐向不太人道和更不人道转化。

约8、9月间，从湖南表姐来信中，得知庐山会议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被打成反党集团的简单信息。我对会议内容全然不知，不明是非，知道后也就罢了。9月，新来了一个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右派，名叫谢康乐，上海人，有些呆头呆脑，什么劳动都不懂，我还要照顾他。但他体力比我好些，为人爱打小算盘。国庆前，报纸登载对战犯特赦的消息，我们见到，连伪满皇帝溥仪都赦免了，实在是宽大，颇受鼓舞。心想：战犯犹可赦，我们这些言论错误算得了什么？右派大多摘帽，应该是为期不远了。这时，农场内也搞了一阵“鸣放”和“交心”，写小字报挂在牵着的绳子上，我当时思想上并无大的抵触，亦无异见，写了一点“交心”的东西，是一片真诚的正面之辞，未出问题。特赦战犯未几，劳动队中有一名荣获摘帽。他姓杨，年龄30左右，身强力壮，广西人，就是前述1958年冬天才来的那位，大概原是专区公安部门的干部，来后劳动积极，开口闭口全是“改造”，批判别人特别踊跃。他一经摘帽，立即成了劳动队的管教干部，队员们都改称他“杨指导员”。这位杨指导员也和其他管教干部一样，在劳动队员面前八面威风。

这段时间内，与新圩水泥厂时相比，就全队而言，劳动上还略轻松些，但精神上则没有那时愉快。干部对队员较前粗暴，训话时较多，私自出外买食而受批斗者也更多，自由的学习时间较少。

进入冬季，农场情况发生较大变化。薛指导员调走了，新来一位何场长，就是在石鼓塘劳改场管过我们的何队长。从此，进入了我在玉林郊区农场的第二阶段。

十三、和劳改犯、小偷们在一起

何场长来后，首先是这个农场的劳动成员增加了。共加了一个劳改犯队和一个劳动教养队。前者不过20人左右，后者亦仅20余人。现有房子不够，立即变得很挤。劳教队住在我们劳动队所住宿舍右边的那间房，劳改队则住在出房门方向的右侧原来养猪的棚屋。两队全是打地铺。我们与这两个队的身份有别，高于他们，劳动、吃饭都不在一起，按规定也不准互相往来，所以我对他们的了解极少。从初见的印象看，劳改犯个个不成人形，瘦骨棱棱，形象委琐，亦可从形象、语言和诸多表情，看出他们的文化素质很低。劳教队大多像是干部出身，多有文雅之状，可能劳动时间未久，不大瘦弱，听说其中不少是右派。劳教队来后不久，劳动队里的一位姓赵的（40余岁），就因“不服管教，抗拒改造”（实是犯了些小“错误”，在会上受批评不肯检讨）而被“升级”，进到他们那个队伍中去了。

估计正是要调一部分劳改犯到农场，才选派了这位曾任劳改队队长的何场长前来。而劳改队的来到，也就立即把整个农场的性质都变成劳改农场了。尽管我们劳动队员，与这人数上微不足道的劳改犯性质和受罚的等级有很大的差异，却因与他们同住在一座房子里，而受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强制、虐待和屈辱。

何场长一上任便向劳动队员们宣布了如下的规定和纪律：

3个队中身份不同，劳动队最高，对其他两个队有监督职能，但平时彼此不得互相来往、交流。

此后每日出工，凡场外作业，须3个队分别出门，以组为单位集体进出，出门时要向大门口站岗的警卫报告出去做什么（警卫是新调来的，我一直不知到底是一个还是两个），收工时进大门也要集体并报告（通常收工时警卫不在门口）。

中午收工，场外作业者不得返回吃饭休息，由每组派一人回场，将饭菜挑往工地，饭后即在工地附近休息到下午开工时，下午收工时方得回场房。

上工收工，都由劳动队伙房人员按时打钟，上下午工间休息起止时间也打钟（少敲几下）。如遇劳动时间下雨，在场外者不得擅自收工回场，须听到场内敲钟发出可以回来的信号（信号是不停顿地敲一顿），方可回场。

晚上饭后是“学习”时间，回房和就寝后不得出房。如要出房大小便，须在房门口大声向警卫报告（夜晚警卫在我们房子对面场部之旁站岗，相距在30米之外），然后方可出门。

此外，未经宣布而改变了的还有：以往由伙房代买的东西减少了，只有牙刷、牙膏、信纸、信封、邮票等少数几项，凡可吃的东西一律不准代买（以前也不准代买吃的，但葡萄糖浆之类可当作保健品代买，我未买过）；信件发出必须经场部检查；外面寄来的也要拆查。

就检查信件一事而言，检查劳改犯的信件是否合法，我不太明白，但对于劳动队员，我们都是有公职享有公民权的公民，检查我们的信件无疑是侵犯了公民的权利了。是谁赋予管教干部这种权力的？自是之后，我与外界的通信进一步减少，只限于安徽家中和湖南表姐两处。

由于“反右倾”和饥荒日益严重，在1960年春天，有新的人员进入该农场被管制劳动。首先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人加入了我们这劳动队，是因打成右倾分子而被弄来监督劳动的。不久，又有三四个右倾分子来到，其中有个女的，姓莫，40岁左右，劳动时话比较多，从她嘴里听到一些社会上的情况。还有个50多岁的老头。奇怪的是，约与此同时，又有几个据说是小偷的人，加入了我们劳动队的队伍，至今犹不明白为什么把小偷塞到“右”字号的劳动队中来。由于劳动队人数增多，我们这间房实在住不下，于是不知从何处搞了一批学生用的单人双层床来。这间房里一律改为上下铺（只那位莫女士不住此房），我改睡的是个上铺，下铺是个小偷。

这年春天我生了一场大病，病好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农场又陆续容纳了三四十个抓来的“流民”。这批人就住在我们房间隔壁较小的房内（原劳教队住，新腾出来的）。他们都是玉林附近农村的农民，有男有女，有的女人还带着小孩，是因为外出逃荒讨饭被当作流民抓回来的。当时我们农场所有劳动人员每月都有30斤粮食的定量。像我这样食量较小的，虽然不够，却所缺不多。食量较大的很感饥饿，也还不至于饿倒饿毙。拉粪车的劳动队员每日外出，多少会与邻近农民接触，农民们对农场劳动人员一律称劳改犯，他们向拉粪者表示：他们羡慕我们这些劳改犯，生活不下去了，宁愿当我们这样的劳改犯，可以少挨饿。被抓的流民就正是这类农村饥民。

这批流民暂由农场供伙食，一般不劳动，经常有送走和新抓来的，川流不息，劳动队甚至也有监督他们之权。一日上午，我这个病后体弱的人，奉派去监视流民，要我在该房之外看守，并不时进房看看。我进房看过一次，不禁大骇，不由得感慨和疑问良多。

我所见到的情况是：房内有三四十人，门内除左边外，三方的地上都是睡着和靠墙坐着的人，每人占一个“铺位”，每个铺位的宽度绝对不超过1。5市尺，有的人根本不能平卧，而只能侧卧或略侧，地上没有垫的东西，两块砖算是枕头。每个人都骨瘦如柴，面目黧黑，只有一身单衣，有的还衣不蔽体，有的人有个小包袱，也有不少人除一身外别无所有。

我首先想的是，不是正在鼓足干劲建设社会主义、农业亩产若干万斤大放卫星吗？何以农民要逃亡（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浮夸风、共产风和有饿死人的事）？对此简直无法理解。毕竟农民逃亡是事实，那么，农民不是先进的阶级、在新中国其阶级地位不就仅次于工人阶级而为统治阶级之一吗？为什么他们离开农村家乡就要被抓？他们被称为流民，别无犯罪行为，凭什么要抓他们，他们的人身自由何在？更令我诧异而不得其解的是，农民竟然落到了像我们这样的“阶级敌人”的看管之下，太滑稽太可笑了。对于这批流民的惨状，我心恻然，沉重之感达数日。不多天，这批流民不知道送何处去了，此后再无这类人到来。

关于当时社会上大饥荒的情形，我就是从老莫和这批流民那里听到和看出一些来的。

就在我病愈之后不久，发生了一次我的财物被窃事件。自从进入农场的第二阶段，据说为了贯彻按劳取酬，劳动队员的每月“工资”被加以调整，由每人每月九元改为12、9、7元3等。我的劳动力差，属第3等。这对我来说无非议。可是，即如劳动力相当弱的我，一月劳动，“按劳取酬”，仅值区区7元吗？马列主义老祖宗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我都读过不止一遍，按我现在的“按劳取酬”来衡量，我是不是正在创造剩余价值呢？这个疑问此时开始浮上了心头。每月7元，伙食费每月6元不变，剩下1元是不足他用的，表姐闻此情形，给我寄了点钱来。我将从广州带来的几斤粮票和13元多的钱放在一个小本子内，塞在床头棉絮之下。一日须用钱时，小本子内的这些钱、票却不翼而飞，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啊！心想定是睡下铺的小偷所为，立即报告了场部。场部对此次失窃事件倒是非常重视，一经知道，便指定几个劳动队员在全房间内搜查，并着重搜查那几个小偷，结果是根本查不出来。

失窃事件后不久，右倾分子和小偷又都不见了。我想，右倾毕竟比我们右派“罪轻一等”吧，把他们与右派特别是与劳改犯弄在一起，是更不妥当的，是不是将他们弄来的人，自己也感到太过分了，于是又弄走？

这个农场很小，从1959年冬到1960年初秋，在这里被监督、管制的人群竟如此复杂。也正是这段时间，农场的主要领导人最为残暴，在其人的统治下，我过的是一生中最痛苦的地狱般的奴隶生活。

十四、我们养的猪和“三鸟”哪里去了？

1959年冬到1960年秋初，农场的干部除何某外，有些更动。1960年初的春节后，庞、杨2指导员调走，新来一位会计，名叫许基金，这个许会计是个好人，但他的权极其有限。绝大多数的事，是以何场长意志而定。

在劳改犯进入农场后，养猪一事是归劳改队承担去了，但猪是伙房淘米水、菜叶之类喂养的，我们劳动队有一定的份额。这时三鸟仍归伙房劳动队员饲养，应该是劳动队的。劳动队所种的各种蔬菜，凡收获的，每天都拣上好的送往玉林专署各机关，供其食用，这还属正常。干部们另立一个小伙房，吃得好，对此我们也认为理所当然。

但是，我们劳动队这时每逢节日，不再能有荤菜打牙祭了，至多加一点蔬菜，或用米换成红薯或木薯粉（用来做粑粑）改一改味口。然而，1960年元旦和稍后的春节，是两个最隆重的节，我们心想，这两个节，总该会有点荤腥吃的。荤指猪肉和三鸟。所谓腥，是指那池塘里养的鱼，去年未起塘，今年听说要起塘捉鱼，大家老早就在等待吃一顿塘里的鱼了。

1959年12月底，场部果然命令车干塘水捉鱼，庞、杨二人在场指挥，大家兴高采烈，笑逐颜开地投入劳动。我当时腿部水肿，比平时粗一半，颜色通红，在寒冷的天气下，也把裤脚卷到大腿，下到水中，一面发抖，一面用手摇动水车车水。水快干时，灵活的人到塘中心捉鱼，我腿冻成紫色，又以水肿行动迟钝，就站在泥中驱鱼进入塘心，让别人捉。听说共捉鱼二三百斤。大家窃议：肯定绝大部分要提供给专区干部，总会有少量让我们尝尝的。岂知结果是大失所望，元旦日午餐及晚餐，菜盅里连鱼鳞也不见一片。不仅无鱼，也没有一丁点荤菜。我的想法是：这次主要是鱼，其他的荤菜原非所期，就鱼而言，可能是来场前就已放养，不能算是劳动队养的，我们只是参加了捕鱼的劳动，但一点不给我们吃，未免太刻薄了。此番劳而不获，带病之身，徒遭奴役。又一想，反正春节不远，自养的猪和三鸟总不能吃不到。

春节将临，大家都指望能吃到一点荤菜。节前两天的傍晚，收工回来，在宿舍门口，远远见到有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围在办公室外干部伙房旁，并听到一阵鹅、鸭叫声，旋即寂然。经了解，来的那些干部都是专区公安处的人，我们养的鸡、鹅、鸭已全部被他们弄走，养肥的猪也不见了。临到除夕晚餐，我们的菜肴仅是半钵子萝卜。当时我是坐在一排竹搭的几凳上吃的。大多数人都拿到寝室去吃，我独坐一隅，面对半钵萝卜，心头一阵凄凉，不禁泪如雨下，进而放声痛哭起来。庞指导员正好在那里走过，见此情形，只淡淡问了一句便走开。

我这一生，决非好吃贪嘴之人，当时虽也有些挨饿，在劳动队中也可说是为吃盘算较少的人。这次哭乃为吃而引发，但却并非为吃，实是“穷途之哭”。我想不到，自己发奋读书，主旨还是要为社会为国家服务，却沦到阶下囚的地位，在“狱吏”的看管之下，我到底有多大罪过呀！

其后，对于三鸟和猪被弄走一事，我又不能不作一些思考并产生感想。我们劳动队所养和参与饲养的三鸟和猪，被公安处拿走，不论是他们公安处独享，还是与专区其他机构分享，有什么理由？公安处或专署虽有管我们之权，但我们这些被监督劳动的人，毕竟是不在职的国家干部，并且对我们实行的还是所谓“按劳付酬”的呢。由按劳付酬引伸，我们所养的三鸟等也是付出了劳动和代价的，尽数被他们取去，非强取豪夺而何？公安处的那些干部，身为执法人员，前来攫取我们的劳动果实，合法吗？显然，从道理上说，这种行为和做法，是非法、违法的。我们劳动队员全是知识分子，相信别人也会有上述想法，可是又有谁敢于抗议、敢于论理呢？面对硕鼠，无可奈何。

在这里再把我的某些生活状况附带讲一讲。

吃的方面。此时的粮食定量已减为每月30斤，油也极少，且长期无荤菜吃，我经常是略带饥饿的。在大家都大谈其饿的同时，自己也更感到饿了。见到别人向家中写信要吃的，我也曾写信给母亲要过，可是我那里知道母亲和弟弟当时比我还要饿呢？如知道，我是怎样也不会写那封求援信的。结果母、弟还是从口中省下了半斤饼干和约莫5斤全国粮票寄来。另外，大概是表姐给我寄来约3斤米糠。当时瓜菜代之说我已知晓，队员中也有家中寄米糠来的，他们教我要吃时将糠放一把到我专用的饭盅里随饭蒸熟吃，我便如法蒸食。糠初吃到口里，有点甜丝丝的，在饥不择食的状况下，这真是很好吃又经饱的东西，每次舍不得多吃，3斤糠吃了很久。我小时住农村之际，家里曾养过猪。当时自家请工用稻谷做米，糠用来养猪。我家的猪比村子上各家的猪都吃得好，是煮粥加糠喂养的。这时我想起了当年自家养猪的情形，深感那猪是多么幸福，而自己现在甚至连猪都不如了。

穿的方面。我少时很不注重穿，尤其不会洗衣。在湖南工作时，脏衣是出钱包给人洗的，母亲到长沙后则由母亲洗。读大学时只好自己洗，由于水源充分，洗的衣服勉强达到清洁。自到劳动队后，我的衣服次第磨破，也洗不干净。以前我不穿破衣，这时也只好穿了。到了破得几乎不堪时，只好写信告诉母亲，母亲给我寄来了两件白洋布长袖衬衣和一套灰布中山服，是全新的。这时剩下两件好衬衫舍不得穿，便穿这两件新衬衫，轮流换洗。偏偏农场那塘水是黄色的，这白衬衫常在黄水中洗，也就变成了黄衬衫。再加天天流汗水，卷着劳动的长袖衬衫的袖子都洗烂了。我只得将袖子剪掉，于是白长袖衬衫变成了黄色背心。

十五、人道还是兽道？

自从何场长调来之后，“革命的人道主义”这个词儿讲得较少，庞、杨二人于1960年春节后便离去，从此讲得更少。实际上从1959年冬天起，干部门的许多做法和态度，就不仅不合人道主义，而且越来越非人道了。

一开始何场长就规定了午饭及午休时间不得回场房和下雨不得自行收工。该农场除一座场房外，别无可以入内休息和避雨之所。我所在的劳动组，通常是在离场房100—200米左右的一小片芭蕉林内吃饭、憩息，遇大雨而未听到收工钟声时，也都是到此芭蕉树下暂避。我们都随身带一条披肩大手巾或油布，在午饭后将它铺在地上睡一会。芭蕉林地上常年是潮湿的，在太阳照射下，湿气被蒸发侵身，而却不准我们回场房稍息。大雨来临之际，一般是看得出的，何场长未到来时，组长有权在落雨之前和初落时带众回场，仅偶有淋上几点雨的情形。何场长来后不同，即使大雨已倾盆而降，收工钟声不响也无人敢回。初下雨时，大家都巴望钟声快响，而往往却是雨越下越大，良久不闻钟声。伙房负责敲钟者，在雨前和初落时不敢去请示何，雨落大了去请示，亦常奉命再等一下，直到大雨滂沱且见状一时间不会停时，才命令敲钟。只有何场长不在场内时，伙房才能做主，在大雨刚下时，较及时地敲钟召回。所以，我们曾长时期在下大雨时，先躲到芭蕉树下，淋得满头满身湿透，然后才闻钟奔回。长期受湿气蒸侵和全身湿透，感受风寒，会致病的。场长大人明知而故意不顾劳动队员的健康，任其致病，人道那里去了？

再看所谓“学习”，这时已改成每晚必学，而在水泥厂的那种备灯自学却取消了。学习地点通常是在场房中间的空场上，劳动、劳教、劳改3个队分做3大堆。每队又按组分成小堆，每堆中间放一盏小煤油灯，人们各带一张几寸高的小木凳，围坐一圈。如遇下雨，则在室内。学些什么呢？一是文件，很少，不每天学，只是选报纸上的一小段话，由干部指定组长们宣读。读后便要大家联系自己，谈改造的体会，并结合自己有哪些改造不够或犯有错误，来自我批评、检查。一般是由组长带头发言，大家人云亦云地敷衍一番，并对自己空空洞洞地批评几句。这一套过去，便是对某个或某几个队员的“帮助”了，实际是批判会、斗争会。而不学文件的学习会，则从头到尾都是批判斗争会。

批判斗争些什么？怎样批斗？当时是全国饥荒最严重之际，也是劳动队员们最感饥饿之时。因此，违犯从劳动队初期便禁止的不准外出买食物，和初来农场时就不准私吃农场种植物的规定，就更加层出不穷地泛滥起来。因外出控制甚严，外出私买食品只有几个拉粪车的才可能犯禁。而农场种的则全是可食之物，例如香蕉、芭蕉、瓜类、辣椒，皆可随时摘取生食；豆类虽不能生食却也有生食的；木薯有毒，将皮刮去用火烤一下也能吃。只要能避着别人，几个队的成员有许多都“偷”食过上述各物，有的还屡犯。既偷买偷吃，总难免被别人发觉，而别人中也就多有揭发邀功者。于是批斗偷买、偷吃，便成了几乎是每晚学习的主要内容。以往在新圩水泥厂时，这种揭发批判基本上是只动口的，骂人有之，并不普遍。只有一次，有人打了被斗者一个耳光。这时大不相同了。每晚对犯错误者的批判，说不上几句，便破口大骂起来，不仅扣上各种帽子，而且用粗话丑话。骂过之后，犯者再不“老实”，批斗者们便会在骂声之中，对被批者群起而殴之，将其击倒在地，拳脚交加。接着便是被打者的哀号声、惨叫声。各组都如此，但闻一片鬼哭神嚎。打人的和被打的并无深仇大怨，为何因一点小事而如此残毒，不过是为了表现积极，创造“摘帽”或减刑条件，从而不顾他人痛苦，而发出摧残他人躯体的兽性来。其兽性之所由出，实即为丧失人性的个别管教干部所驱策、默许和纵容。不过，那时打人者的兽性，总算尚未发挥得尽致，被打者尚无重伤致残的。这时期，我遍身关节奇痛，后又生病，是个病号。我对打骂的不文明现象非常反感，在躯体和精神两方面，每晚学习时都十分痛苦。有时仅是随着别人的批判声喃喃顺着说几句以敷衍，从未用粗言秽语甚而动手加于被批斗者，也从未揭发过别人。

这里要单独讲讲何场长其人的兽性或兽道。

最典型的一事是：约在1959—1960年之交的一个寒冷夜晚，4个体力较强的劳动队员被何场长叫去，次日，大家向此4人打听，要他们去做什么？他们透露：劳改队有一个叫做黄虾仔的，身患重病，濒临死亡。在气息尚存时，何场长就命他们4人，用几块木板钉成一口棺材，将黄虾仔放入棺内，夹活埋掉了。这位劳改犯所犯何罪我不清楚，凭他能和我们同在戒备并不森严的农场劳动这一点来看，其判刑不会是很重的。就算很重吧，作为一个人，病重也应送医院救治。而这位何场长，既不将该犯送医院，又不能待其气绝身亡之后才为其殓葬，竟把一个活人埋了。如此对待一个病犯，还有一点人性吗？活埋一事是悄悄进行的，显然不愿让人知道。埋人的执行者，不是不知应该“保密”，他们是带着无比怨愤的表情，冒着被整的风险告诉大家的。大家闻之，无不震惊，悲恨交加。我想：我们劳动队员，与这个死者有多大区别呢？万一自己也到了病重垂危的地步，不也会被放在几块薄板中由饿狗去嚼食吗？

另一件事是：当时劳动和劳教两队队员，在饥饿难耐之下，多有写信要求家中寄些食物来的。一日，劳教队梁超珩家中寄来了食物，中有饼干，他去场部办公室领取，我正好也去那里领信件。许会计先将包裹给他，又将信给了我。这时但见梁迫不及待地将包裹打开，拿了两片饼干塞到嘴里，我便稍停顿，看他那吃的动作。孰知何场长见他如此馋食，勃然大怒，满面胀红，一拍桌子，喝道：“谁让你在这里吃的，给我吐出来！”我见情况不妙，赶快溜走，这位梁某又焉敢不吐出口中之物呢。其时，饥饿的人们，为得到食物以果腹，已不择手段，本场劳动人员已能生食豆类，近于茹毛饮血，差不多回复到早期原始社会人类的状况。何场长受这些劳动人员的供养，根本不识饿滋味，野蛮残暴，如此不恤人饥，侮辱人格，把人当人吗？这说明他可谓是毫无人性唯有兽性的人。

第三件较典型的事是关系到我的。我对何场长是绝对敬鬼神而远之的，从未主动和他说过一句话。1960年春，我患痢疾，连日不止，失水过多，身体已瘦得脱形。一日早上，去场门外的厕所，恰好“狭路相逢”。他见我蹲在那里未出工，说我偷懒：“你再偷懒，我把你头拧下来。”约两日后，下痢次数减少，走不动路，为怕说偷懒不出工，便与另一位患严重肺病的林兆棠，同到宿舍左侧棚中剥冬豆（一种黑色的豌豆）。这是极轻松的，毕竟也是一项劳动。正一面剥豆一面谈心，不料场长来了。这时，正好几个劳动队员奉命，在拆与该棚相连接的那间原作仓库房的土砖墙。他见到我们二人在剥豆，立即命令我们去把拆除下的土砖搬到一边堆放好。我们不敢当面违抗，只好说“马上就去”，并立即艰难地挪动身子。他见我们起身便离去。一块土砖约重40斤，我们路都走不动，能搬起土砖吗？见他走后，我们终于没有去搬砖，互相商议：万一他再来，我们也只好“耍死狗”了。幸好，我们未再见他来临。这位场长大人才是个真正的懒人，平时他并不经常在场内周视巡查，更少到工地上察看，只是心血来潮时才各处走走。这时他见着谁，很少不训斥詈骂的。他是暴君，又像瘟神。要我和林兆棠那样风都吹得倒的病人去搬重物，凡有人性之人能说出口吗？万一这野兽又走来，看到我们“耍死狗”，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何场长草菅人命、滥施淫威的事迹是很多的，3个队的劳动人员无不畏之如虎，避之犹不及。由于我在此期间，全持沉默态度，与人绝少交谈，且所知极少，时过数十年，故现在能记得清楚的，仅此数例而已。在他的统治下，农场的特点是：除伙房人员外，每个人都又黑又瘦，其中大多数是骨瘦如柴，脸形长得像麻将牌里的“二条”，面部表情忧郁、呆滞；劳动者在工作上是叫干什么干什么、叫怎么干就怎么干，毫不关心，能偷懒就偷懒，作物生长不良，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所谓学习只是每晚开批斗会，折磨人。对于3个被改造的群体而言，他们都是奴隶，说这时该农场是一座人间地狱，似不为过。

十六、九死一生的一场大病

到劳动队之前，我一直是体弱而不多病。初到劳动队之际，体力有所增长，仅患过几日水肿。在石鼓塘劳改场时，开始生病，体力又开始下降。到农场后，心情较前沉郁，精神萎靡。何场长来后，只那一套新规定，便令我苦闷异常。原来我对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是心甘情愿的，甚至还有些兴趣。这时与劳改犯同伍，被管制劳动，就对这种劳动改造既不感兴趣也不怎么心甘情愿了。加以既饥饿又受侮辱，我几乎达到精神崩溃状态。一日下午，在宿舍背后山坡上拔草，忽然一阵晕眩，两眼发黑，呈休克状。那位姓张的土郎中将我扶回，弄点水药吃，第二天休息半天便又出工。1959年底，两腿大浮肿。水肿消后，到1960年春初，累积的湿气发作致病，从两肩、背部、双臂，直到腰部、臀部和大腿，肌肉、关节都感麻木酸痛，而且迅速发展，愈来愈痛，站立难于弯腰，弯腰后一时直不起来，并且最多只能哈着腰，不能笔直；坐久、蹲久都不能立即站起来，走路缓慢，举足困难，每步只能移动一尺左右；晚上睡觉，遍身疼痛不止，难于翻身，往往哼声不止。我已成了一个真正的、长期的病号。但就这样，我每天还是照样出工，尽最大努力，做些拔草、种菜、摘菜等较轻的和挑粪水浇菜这种难于胜任的稍重的活。甚至农场种有几亩田的水稻，栽秧这弯腰活我也不能幸免，只因不能持续弯腰，只好蹲在水田里慢慢插。

1960年3月中旬的一天，晚上须加班夜战，但有一点“物质刺激”，即有一顿猪肉送到工地上来吃。这是一只病猪，干部（可能是许基金）叫随便丢了或能吃就吃。伙房好心，不管猪病如何，也要给近半年不知肉味的大家吃上一顿荤。送到工地，肉少汤多，而且已冷。我得到很少一点肉，汤却喝得较多。由于体质已特别差，次日独我一人因吃病猪汤肉而拉起肚子来。

患的是痢疾，一连四五天，每天腹泻10次以上，最多达16次。何场长在厕所见到我，要拧下我的头，就在腹泻次数最多时的末期。张郎中给我吃了些中药，也不见停止。当时因失水过多，人已脱形，可说只剩皮包骨头，像个鬼。好在还能进点饮食。

痢疾最高峰之后两三天，腹泻次数减到每日七八次。我害怕这下要身亡异乡了，这当然是极端不愿意的，心想死也要死在家里，即使在途中倒毙，也不能死在这地狱般的农场。于是在一天晚饭后，摸索到办公室旁边，去找对人比较和善的许会计，见他正坐在门外一张小竹椅上，便向他叙述病情，并提出要求回家养病。许说，按规定是不准回家的。我说宁愿放弃公职也要回家。他说这样也不行。天哪！什么时候，什么人又改变了政策和制度？我初到劳动队，庞指导员不是说过“不接受监督劳动可以退职回家”吗？不准回家，决不是许基金立的规定，何场长也未必敢改变原规定，到底是什么人、哪一级政权机关，作出了这样侵犯人权的规定呢？事隔几十年，我都不能明白。由此可见，中国国土上官和权力至上、无法无天，在这时就已相当泛滥了。

不准回家，我不怪许基金。他是好人，这时看我病成那个样，表示关心。他对我说，就算允许你回家，病成这样，你能平安到家吗？还是安心在此治病养病为好，正好刚调来一个劳改犯，是个西医，我马上带你去找他，叫他好好给你治。于是他立即带我到只有十几步之遥、在我春节吃晚餐那里新搭的一间小房，找到这位医生，下达为我治病的指示。

这时我水泻的次数虽减，但若不能赶快停止，还是很可能脱水而死的。也许是我“命大”，正好来了这位医生，使我的生命有了转机。这位医生名叫黄克，广西人，约二十八九岁，广西医学院专科毕业，因男女关系问题，被判徒刑，到此劳改。他初来不过一两天，那小房改成了小药房，他就睡在里面。痢疾并不难治，黄克立即给我开了些西药，很快便止泻，转危为安。许基金自从知我病重后，接连两次到我寝室来看望，并吩咐黄克，待我稍增饮食时，每顿给我4两马铃薯，多放点油，做好后连同伙房那份饭菜送到寝室给我吃。那时，马铃薯是很珍贵的东西，平时根本吃不到，又加以油较多，吃到嘴里油润润的，香甜可口，真是难得的美味佳肴。这种优待餐吃了一星期左右，身体渐渐恢复，但那全身疼痛的风湿关节炎仍如既往，直到4月下旬，还是卧床不起。此期间，许基金也来看过我几次，说些安慰话，话虽不多，却是暖人心。五 · 一前夕，他又来看我，说你的身体快复原了，整天闷在室内，也该出去走动走动，明晚劳动队员有节目表演，你去看看，开开心好吗？我卧床一月有余，每晚都听到室外场地上开批斗会骂人和被殴者的号叫声，对之愤恨之极，一想到这场地就不愉快。一批干瘦的人们，强颜欢笑去表演什么，能令人赏心悦目吗？当时我以病痛婉言辞谢。次日晚上，我当然不去看节目，许基金见我未去，派了两个同房来请，我不去，于是他亲自来请。这样对我，委实令我非常感动。由于力弱身疼，加以此时节目已演大半，终于还是未去。此后不多日，痢疾所造成的衰弱得以恢复，便照常出工了。

此次大病不死，实由于黄克的恰好到来，大难不死，真是幸运。我正好在这时去找许基金，也成了此病得以好转的契机。许基金对我的关怀和照顾，则既加速了我的康复，也给了我不少精神上的慰藉。他是我进入劳动队以来所见到的最好的一个干部，他是个大个子，没有架子，说话和气，从未折磨过一个劳动人员。在我生病过程中，他与我接触许多次，和我说话从不用管教干部的口吻，而且真正的心怀人道，同情病弱，并给予关心与帮助。其为人，与权力远大于他的何场长正好相反。可惜，他在两三个月之后便与众人咀咒的何场长一起调离了。至今，我犹不能忘怀那次病中他对我的情谊，但愿这位善良的人这几十年来一直平安，生活幸福。

十七、改造改出了反抗意识

 

记得我痢疾愈后，便被派放养一条黄牛。放牛是一桩轻松活儿，在想象中，还觉得是很有诗意的。可是我所放牧的这条黑色的黄牛却相当调皮，放开缰绳便跑远，万一跑不见了，那还了得。因为我知道，我们这种人的命，是比不上一条牛的。于是我尽量牵着绳子，跟着它一路吃草一路走。它很不愿意我牵着，总喜欢争取自由，一牵绳子，便对我圆睁双眼，呲牙咧嘴，低头作欲以角触击之状。吓得我连连倒退，左闪右避。因动作不便，往往跌倒在地。它常常一怒就挣脱，拖着绳子一路跑去，或跳越小沟远去觅草。累得我一拐一拐连忙赶去，或连走带爬地过沟追赶。所以这为数不多天的“牧童”生涯，竟比种菜挑粪还要辛苦、难受得多，并且还要加上时时怕牛跑掉，怕牛触伤自己而提心吊胆。总算幸运，大概组长们见我行动迟缓，不宜放牛，及时让我回到种菜组。

转瞬进入热天。一日上午，何场长命令劳动队员在场地紧急集合，宣布：专区公安处长今天来看望你们，看看你们改造如何，你们要感谢首长对自己的关怀，感谢给你们的良好改造条件，云云。于是劳动队员们每人拿一张矮凳，分成几排，坐在场地上恭候。

不一会，公安处长带着几个人来到，面对着几排又瘦又黑、目无光彩的右派们训话一通。训话内容，无非是表示对我们改造的关心，并加以鼓励，还问了几句：“大家安心不安心”，“生活好不好”，“吃得饱不饱、好不好”等。大家当然报以“好”，并对关心鼓励之语报以鼓掌，如仪。当时我未出声，只两手虚合了几下，心想：你看看我们这模样，心里不就有数了吗？何必如此虚情假意，尽打官腔。我对身受专政机关管制，愤恨极了，为什么要受此待遇啊!

公安处长讲话完毕，旋即离去。但不过两月左右，那位闫王般的何场长便不见了，换了个新场长来。何的调走，是不是公安处了解到些什么，在农场看到了些什么，认为不妥，需要改变呢？这我不知。如确是这样，那我就不该对那公安处长不满。

由于上面已说过的诸如与劳改队、小偷们在一起，由监督劳动而转化为专政机关管制劳动，何场长的暴虐和不人道，打人骂人等等，使我由原来极少有反感和诚心诚意努力改造，逐渐起了变化。改造由完全自觉自愿，变成了被动，变成听之任之，任凭摆布；劳动则是由有积极性和某些兴趣，而变成应付，变成不得已、被迫，无兴趣可言；有时特别是病痛之下，视之为沉重负担；对于加于我们的监督和监督者，本来在一定程度上甘于接受，这时变成了抵触、反感，对管制者何场长十分怨恨。

仅就我个人来说，试问：关于改造政策和政策的落实，是正确还是错误呢？是成功还是失败呢？抑或只能归咎于我的“态度不端正”或思想反动、不接受改造呢？虽然，未必每个劳动队员（及其他劳动人员）尽皆如我，但我敢肯定，内心与我相同、相似者决不乏人。

大约正是公安处长来训话后不多日，我觉得劳动队员受虐待有加无已，如此下去，再不能忍受了。包括自己在内，大家日益瘦弱且多病号，势将有人折磨致死，应该起来反抗虐待。当时我想到的反抗方式，就是绝食抗议。

林兆棠原是地委党校理论教员，以往我与他接触不多，自痢疾时与他同在一块剥豆子起，交谈多了，彼此心里话也敢说了，诸如不人道的虐待，皆有同感。渐成莫逆。在一次接触中，我把绝食抗议的想法向他披露。他比我冷静，想得周到，认为不能。他说：我们已沦到无告的处境中，权在人手，他们无法无天，说你讲的话是造谣污蔑，威势之下，谁敢不顺着他讲？即使他们承认有些不当，而说你是夸大其辞，也就可以给你扣上抗拒改造、反领导、反党、向领导和党进攻的罪名。已经有例在先，那个姓赵的，不就是以“抗拒改造”而升级劳教的吗？你如果发动绝食，后果一定不堪设想，不会是升级劳教，而将是判刑劳改。并千万嘱咐我，绝对不能再向任何人透露这个想法。

他的话极是。我冷静考虑，在当时的全国政治形势和农场的具体情况下，我如发动绝食，必将遭受沉重打击，于是不得不打消这个念头。好在不久何场长便滚蛋，我们的处境得到很大改善，已萌起的反抗意识也随之消失。

林兆棠是个正义感很强的人，他不像那些想通过揭发别人，为自己摘帽创造条件的那种小人，为我打算绝食抗议这个“大逆不道”思想保了密，将我这一意图烂在了他的肚子里。不知他现在仍健在否，至今我犹记挂、怀念在劳动队时交的这位挚友。

关于1960年我产生反抗意识和绝食抗议的企图，至今我犹不认为自己有任何错误，而自信是正义的，正当的。一切事情都要实事求是，都有个是非，而不应按在谁的领导下、在什么样的国家内便应该一切逆来顺受，不辩是非。而当时，我所反对、所要反抗的，确实只是该农场对劳动队人员的黑暗统治而已。

到了这时，我对所谓“三面红旗”中的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仍蒙然无知，但根据亲自所见的农村饥荒、农民逃亡和水泥厂的取消等，已可判明“大跃进”是失败了。这就不由联想到：发起、号召大跃进的动机，无疑是好的，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而实践的效果，却无疑是坏的。当初不是要我从“鸣放”效果坏，而证明动机坏，动机和效果一定是统一、一致的吗？现在面临着大跃进的这样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的问题，如何解释？呜呼，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可以休矣。这时我只是书生气地理解这个问题，但毕竟开始了对最高权威的怀疑，同时也产生了对把自己打成右派感到不服了。

十八、袁场长给我们带来一年较好的日子

随着何场长的调走，劳改、劳教两个队以及持枪警，都无声无息地在农场消失。而在此前，不知何故，那几个与我们劳动队混在一起的“右倾分子”和小偷也都不见了。新任袁场长在不知不觉间来到。

1960年初秋的一个傍晚，袁场长跟我们劳动队员初次见面。他是广西人，40余岁，个子不高，呈清秀之形，像是个知识分子。但我始终不知其名。他携妻同来，妻子姓莫，约30多岁。这时许基金也调离，她便接管会计之职。袁场长面对一群晚饭后坐在场地上的劳动队员，大家立时肃静。一位组长说：“这位是袁场长，请袁场长给我们训话。”似乎袁场长早已知道农场以往的规矩，一开始便说：我这是向大家讲话，不是什么训话；大家不要开口报告，闭口报告，不要再搞劳改犯那一套。接着宣称：以后主要靠你们自觉改造，劳动也是自觉劳动。劳动组长由你们自己推选，他们互相商量即可自行布置，除非有重大事情才向我汇报。晚上时间自己掌握，学习也好，玩乐也好，不要再搞那些批斗会或“集体学习”。以后恢复两星期休息一天的“大礼拜”（何场长时大概改为半天，记不清了），休息日可以向组长请假外出，不禁止到外面去买吃的或其他东西，每两周可在某一晚上集体去城里看一次电影，先派人去买票，但看电影时要集体来回。

这番简短的话语，是给我们的一连串的佳音，也无异于为我们解除了桎梏（头上那项帽子除外），大家高兴异常，振奋异常。

此后，袁场长极少和大家见面（组长们与他接触的情况不明），也不集合大家听他讲话，而他第一次说的话都是全部兑现了的。他是对农场和劳动队员“无为而治”的，从不多事，也从来不提什么人道不人道，实际上他才是真人道的，与人为善，而且平等待人。他的夫人也很和气，要我们称她老莫，见到我们总是笑嘻嘻的，并无上下级、改造者与被改造者之间的界限。他夫妻二人自开伙食，不役使人。

自从袁场长第一次讲话后，劳动队员的精神面貌立见转变，而且自觉劳动，不再磨洋工。自然，中午不准回场房休息，和下雨不闻钟声不准回，一律废除。这时，我们的“工资”也改为每人每月12元（伙食费也略增加，每月不止六块）。场长又授权伙房，在不超过粮食定量的情况下，凡农场生产的粮食类和蔬菜，都可以付价购买，让队员们的吃食多样一些，蔬菜丰富一些。此时自养三鸟之类，逢节日乃至平时，都可自行加菜。这样，多种菜、种杂粮就可以多吃、吃好，更增大了队员的积极性。这时既准许外出买吃的，过去两年的偷买、偷食，自然地根本不复存在。精神枷锁既除，吃的问题又经改善，队员们的身体逐渐好了起来，肌肉逐渐丰满壮实，不再瘦骨棱棱，水肿匿踪，病号渐少，乃至于无。如我这全身关节疼痛，虽是不能痊愈的，也有所减轻。每到晚饭后，场地上有人弹着乐器，发出歌声。然后各自点灯看书学习。我还写信给北流中学教书的唐尚恒，将我寄存在他那里的书寄来一批，记得其中还有1953年买的那部布面精装的《资本论》。其时广西经济已开始复苏，市面上较粗糙的食品已不难买到。母亲寄给我的几斤粮票，这时才派上用场。但一旦准许假日上街买东西，队员们反而不一定每逢假日都外出了。而是比较注意卫生，将衣被洗干净，或缝补破了的衣服。至于每两周晚上进城看一次电影，除了下雨，倒是一次不漏。虽然来回都要走7里路，大家都一路谈笑着回来，毫无倦意。从1958年到1979年的20年内，我进电影院看电影，就以1960年秋天起的一年为最多。

这一年，劳动生产上，效率要比以前高得多，蔬菜和其他各种作物的质量和数量都高于往常，我自己也是关心生产、积极劳动的。通过亲身体验，我更加认识到，为什么古代奴隶制社会里，奴隶在奴隶主强迫之下劳动，其生产率的必然低下了。这里用奴隶制来作比方，我认为是适合的。在广西的数年流放中，1961秋天以前的那一年，我们非奴隶而何？在公开场合，我现在也毫不客气地，称自己在那段时期是在广西当奴隶，过着奴隶生活。

由于比较好过，大家又都安心改造起来，没有什么风波挫折，我也完全打消了回家的念头。这段平静的时光过得较快，约莫一年。不知何故，袁场长夫妇又被调走。继任的是位陈场长，广西人，50多岁，与袁场长相比，少了一些知识分子气味，可说是个大老粗。他来之后，并未废除袁场长时的成规，仅仅是组长们汇报多了些，还不时要找大家训训话，不外是强调改造，强调学习那些老生常谈。显然，他的观点和态度比袁场长要“左”一些，一段时间内，学习略多了些，其他无变化。转眼间，进入了1962年。

我与袁场长未有过个人接触，但内心感激他，至今犹时有怀念。最重要的是，他使全体劳动队员基本上恢复了健康，认可了我们的人格尊严。从他一反何某所为看，他与“左”是相背离的。我颇疑心他原是个较好的领导干部，因有右倾之嫌，才下放到这个农场来。他离开农场，要么就是右倾问题解决，重新去担任某领导职务，要么就是认为他在农场太右了，对右派太客气，太宽恕，必须调离。

不过，无论袁场长对人多么好，那一年的环境多么宽松，我们劳动队的集中营性质是不变的。

十九、集中“学习”四个月

1962年春，表姐来信中，说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在安徽搞右派的甄别工作，并询问我是否可在广西提出甄别申请。这时我认为自己1957年的言论，确有与共产党的政策和做法很不一致的，故不作此想。只希望在这较有利的形势下，争取较早摘帽，走上工作岗位。旋闻陈毅副总理在广州宣布对知识分子加冕脱帽之说，大家都嗅出政策有点转变的气味，都在窃窃私议，期望较快地“回到人民队伍”，恢复工作。

二、三月间，彭志坚、吴登甲、刘×龄、林兆棠等，原是党员且级别较高的，被调往南宁“学习”。我们知道，他们一去是不会再回劳动队了，或者是平反，或者是很快摘帽，都要恢复原来的工作，或派到新的工作岗位。

4月初，陈场长宣布：让我们剩下来的全体劳动队员“集中学习”，暂停劳动，立刻离开农场，搬到已经停办的“玉林工业专科学校”的房子里去自学。并要我们自选组长，领导学习，自办伙房。这差不多是步了彭志坚等人的后尘，大家私心窃喜。搬到玉林城市内的工专后，第二天有人回农场再搬剩下的东西，陈场长曾向他们表示：“你们不会再回场了”。这无异于暗示：你们“学习”后，不论平反、摘帽或不摘帽，都不会再监督劳动，而将要到工作岗位。大家闻之，更是高兴异常。接着，我们的工资，又从本月起改为每人每月18元。每月增加6元，也是个不小的数字。学习期间，我们是由玉林专区统战部领导，听他们的安排布置。

住到工专后，是所谓学习。我当时在劳动队是文化水平最高者之一，而且自1958年入队以来，从未犯过“错误”和被开会批评、斗争过，故我被推选为学习小组长之一。实际上，学习只是个名义，休养是真。既不开会，又不集体读文件，每组有份报纸，各人自看，或个别交谈交谈。伙房的事，大家轮流操作。大家闲得很，常到街上寻找些食物吃，天天可看电影，而渐不感兴趣。我还到图书馆办了个借书证，借看过几本小说。

过了一段时间，奉命每人写一份思想改造总结。我们认为：这总结写了之后，经过领导审查，并核对各人这几年有关档案的记载，至少有一大批人要摘帽，不论摘不摘帽，每人都是要分配工作的。于是大家又严肃紧张起来，认真写这份总结。

我写总结，约化了两个星期，可能有近两万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对1958年9月初以来3年半的改造过程，分阶段加以叙述，对1957年的言论作了批判，对“大跃进”以来的所知的“成就”也加以赞许、歌颂，叙述了一些在劳动过程中改造的认识和体会，也要写出某些不足和指出奋斗目标，总之是争取早日改造好，回到人民队伍走上工作岗位。在总结中，我没有写出自己所受的虐待和强调病情，也隐去了一度产生的绝食抗议的意图。但我对何场长进行了揭露，举出他令人将未断气的劳改犯活埋，和强令劳教人员梁某吐出口中饼干，说他违反了党的政策，背离了人道主义，在农场的所作所为，不利于我们安心改造。我认为这些话不能不说，对此人必须揭发，这也是向党交心，即使因写了这些而产生不利于自己的影响，也在所不惜。

总结写成后，大家就静等下落了。这时我仍全身疼痛，尤以右股坐骨神经之痛为烈，难以转侧。便请队员为我到专区统战部门开了一张介绍信，到医院住院治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住进医院。医生除给我服西药，还结合针灸治疗，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何针灸。针灸穴位，我至今犹记得的有环跳穴、足三里、肾俞、气海透中极等。我觉得针灸对我的病疼特别有效。住院7天，痛楚大为减轻，认为无久住必要，便出院了，并且不几日还带本小组人员，用板车运过一次用来作烧饭燃料的谷糠。

静待了一两个月。初时曾接到林兆棠从南宁写来的一封信，其中说他们的学习是开“神仙会”，真个是畅所欲言，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有人还说出“三面红旗”是三面黑旗的话。当时，我因大闭塞，外界情况知之极少，对“三面红旗”虽知不甚美妙，却无黑旗之判断。我心想：像这样的话都能说出，我在思想总结里，对领导（何场长）的那番抨击，是更不会发生问题了。虽然等待有些着急，却也心安理得。

等待的结果是失望。集中“学习”4个月后，全体队员又奉命回到农场，继续劳动。直到后来离开广西回到安徽家中以后，才知道那4个月内风向又转，全国甄别平反的右派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立即煞车，只能摘去一部分右派的帽子，未摘帽子的当然仍是“敌人”。

是谁煞的车？不言自明。根据后来全国政治形势的演变和最高统治者的“策略”来看，广西那些神仙会上攻击“三面红旗”的人，后来岂止抓辫子、打棍子、戴帽子，而是铁窗风味定要饱尝个够。不过那时林兆棠、吴登甲等人虽再没有信息，但摘帽和分配工作则是没有疑问的。

当我写那份思想总结时，自认为是写得比较好的，如果领导能做到实事求是，在剩下的这些劳动队员中给一部分人摘帽，我是应在优先之列的。但事实却相反，我的书生气太重，直到这时还不知道，在中国大地上，对某些事物是实事求是不得的，尤其是我们这些“敌人”，对政策、对领导、对一切加于我们的做法，只能逆来顺受，感恩戴德，一味奉承，一片叫好。所以我那份总结交上去，对我只能起到十分不利的效果，让我的右派帽子多戴了几近十年。

二十退职回家

1962年8月，劳动队又回到农场，劳动如前，我也不再是小组长了。过了将近两个月，宣布摘掉一批右派的帽子。记得其中有谭良驹、谢康乐。

自入劳动队以来直到此前，摘帽寥寥。据记忆，除1959年那位后来成为杨指导员的摘帽以外，只有那位患哮喘病的姓谭的，在1960年突然死去，于第二天宣布为他摘帽。当时我就不理解，既然死了能摘帽，是好人，为什么一天以前还一定是右派、是坏人呢？这一次摘帽是相对较多的，人数我不记得了，可能有十几个吧，其中有好些是过去多次挨批挨斗的，反正没有我。

我这次未能摘帽，其原因我心里很清楚。后来有一天，陈场长在对大家谈改造问题时就说：“有人对改造抵触，在思想改造总结里还公然攻击领导”。更证实了这一点。由此可见，陈场长也属于不可攻击的领导之流了。我不知道他有无大的劣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领导再坏也不能碰，不能揭。“敌人”之言行，非固为非，是亦为非，不存在是非曲直。

新摘帽的这一批，暂时未分配工作，仍和我们一起劳动。又过了一段时间，在10月份，出现了新的办法。陈场长宣布：劳动队将解散，已摘帽的右派，暂时还不能分配工作，仍留场劳动。凡未摘帽的右派，愿回家的退职回家；不愿回家的，留场当职工，也要先办退职手续。

听到这个信息，四十个左右的未摘帽的右派莫不骇然。大家几年来受着屈辱，艰苦劳动，还不是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希望通过劳动改造，然后回到工作岗位。现在，帽子未摘，暂不分配工作不无道理，但为什么一定要我们退职呢？ 退职后没有了公职，即使将来帽子摘了，到哪儿去找工作呀？即使自己有天大本领，人家知道曾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谁敢要？早知如此，就悔不当初了。当初如不到劳动队来，本可回家自谋职业的，或许那时找个事做还不太难，到今天已有个基础了。不想吃尽千辛万苦，只落得如此的“一脚蹬”。对此，反正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在两条崎岖小道中择其一。凡是广西人、家离玉林不太远的，大多选择了留场当职工这条路。因为当职工毕竟比监督劳动好，且当职工彼此都是右派，在场不存在歧视问题，与家人联络和回家探亲也比较方便。而退职回家，改造多年，头上还戴着一顶帽子，又丢去公职，实在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何况自谋生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选择还是回家。我想：初到劳动队，听说监督劳动就反感，忍气吞声，几乎病死他乡，到头来帽子未摘，反而丢了公职，怎么样我也不能在这离家数千里以外的异乡、在这样一个场长管辖下当一个“职工”，纵然回家愧对父老，也只好厚颜一点了。但是，我是个谋生能力很差的人，回家后如何生活，确是一大问题。于是赶快写信回家，将情况和想法告知母亲和弟弟。回信说：姨父在芜湖新华印刷厂任科长，认识当地皖南大学（今安徽师范大学）的人，可以为我拿到讲义来刻写钢板，生活应无问题，鼓励我回家。于是遂做出了回家的最后决定。

退职后留场抑回家，是一件关涉到终身的大事。农场要求在年底内办妥，此事各人共酝酿了两个月。我对退职一事极为愤怒，觉得对右派的处理和善后，简直是朝令夕改，反复无常，随心所欲，毫不负责，害人不浅。也可以说，对我们的改造，最终是一场骗局。这样的想法，别人恐怕也是有的。

在大家已大致决定了去留并向农场表态之后，不免要互相谈谈几年来“改造”的感想。对决心回家的，有人问我对离开广西的想法。我曾满腔怨气地对一个人（谭良驹）说：“我在广西4年多，没有过一天好日子，对这个地方是没有任何感情的。我离开农场、坐上北行的火车后，连头也不会回一下。”因一到广西就没有按照“分配工作”来对待我，故说成广西也不为过，袁场长时的日子还好，但此身仍在监督之下，也就不能算是真正的好日子。但这些话多少确有些偏激。不多日，陈场长在召集大家说话时便讲：有人对我们这里毫无感情，毫不留恋，“声言离开之后，头也不回一下。”无疑，姓谭的将我的话汇报讨好去了。身是受害者，却去为虎作伥，可怜，可鄙！

1960年12月10日，我终于拿到了付出数载辛酸和劳动，并染上一身病痛，所得的一件“硕果”——退职回家《证明书》。此证书乃玉林地委统战部所发，由农场交给我，我没有跟地委统战部的人见过面。我拿到这张证书，见是统战部出具，很觉奇怪。自到广西后，分配工作是到专区教育科，该科将我送到劳动队，怎么便与教育科断绝了联系？到劳动队后，糊里糊涂，不知管我们的是个什么机构，一年多后才知是公安部门。几个月前，学习是归专区统战部门领导，再回农场，又归属谁？现在办理退职，我的编制理应在教育科，却变成与教育科毫无瓜葛，由统战部门来办理。既由统战办理，我们这些右派便应是统战对象。劳动可不论，以前为何对我们那样不客气，那样虐待，统战部是那样“统”的吗？至今我犹不明白，我们那时究竟是统战对象还是专政对象，抑或要专便专、须统即统。现将这份《退职人员证明书》附于下，它是一个绝妙的文件，是值得欣赏玩味的。

此联由退职人员保存

证明书（上面原有玉林专区统战部的公章，未打印出来）上说是“自愿申请退职”。明明是强迫，偏要美其名曰自愿。不实事求是，公然弄假，真不害羞。表面上倒也真是由我自己填写了一份退职申请书，但这是在强权压迫下逼我写的，我能不写，敢不写吗？当时要我退职的情况，犹如旧社会老爷打板子。但过去老爷打板子，是命令拿着板子的差役，将被打者按倒在地，举起板子打。现在打我的板子，却表现为须由我向老爷申请，求他打板子，而且还要自己将板子送到他手里，并自动扒下让他打。打似乎是不得已的，是我太下贱屁股作痒了。我被迫按要求申请的是“回家农业生产”。我的家在安徽芜湖市市区，哪有农业让我生产？这又是不实事求是，不过是要赶我退职回家的一个虚假名目而已。原任职务一栏中写的是“劳动队员”。这是个什么职务？一点也看不出我们原来有公职的“干部身份”，见了令人发笑。最妙的是已发退职金一栏中，写的是162元。这需要加以解释并算算账。这162元，是统战部算出来的。我懂得他们是怎样算的：我的公职是按1951年算起，到1954年入大学（大学期间不算，1959年恢复工作后是算的）计4年半；1958年至1962年，计4年半，共9年。按退职前的工资每月18元发给，18×9＝162元。好个铁算盘，区区162元便买断了我的公职工龄，而且回家路费自理。按当时物价计，除回家路费外，是剩不了几个钱的。不是口口声声关心犯错误的人和给予出路吗？好个关心，好个帮助，好个出路！出路便是：从此经济上与国家无关，半年后如自己无法谋生，饿死活该。但是，他们还决不会忘记，在备注栏中填上“尚未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字样。这几个字是万万不可少的，例如回家沿途军警或此后查问，便可由查问者对我这坏人进行监视防范，凡见到此证明的人，他们这边就没有干系了。而我身怀此证，则时时刻刻感到泰山压顶，“钢盔”盖脑，见人则自觉低人一等，不忘自己的首陀罗地位。

手续既办，就要克日成行了。我先写信一封，寄与北流的唐尚恒，说明要退职回家，须到他那里将代存书籍取走，并问他详细地址。他回了信，我乘汽车到北流县城，寻到他所在的学校。他热情接待了我，时已结婚，晚上他夫人到别处寻宿，他和我同榻而眠，说了许多别后的事。他告诉我，北流中学很缺俄语教员，他结婚后，由自己辅导妻子，妻子已在教初中俄语。他当时曾两次向学校推荐，并向上级打报告，请求调我去教俄语，就是不给。尚恒荐我是出于工作需要，而对我又是一份情谊，这份情谊我永远感念。当年，衮衮诸公，大小机关，莫不以右派分子为洪水猛兽，对有能力的右派就是坚决不用，让他们废置，并加以摧残。如果那些自命为公仆的人，是真心为国家建设，一心为人民服务，向人民负责，恐怕未必都愚蠢到这种地步吧。

1962年12月29日晚，几位劳动队同仁运着行李，将我送到玉林火车站，上了火车。上车后，我找了一个面朝前方的座位，到列车进入湖南省界，我一直注视着前方，没有回头。

二十一、初回芜湖

火车于12月30日凌晨经过长沙。长沙曾是我工作多年的地方，那里有对我如同亲兄弟一般又一直在经济上支援我的表姐、表姐夫，我多么想念他们。已经8年多未见，很想下车去看看他们。但是，如今落魄如此，成了待业的社会游民，有何颜面去见他们，以及湖南农学院的一班故人？所以只好忍痛而过。同时涌起信念：总有一天要见到他们的。到达汉口，找了一家旅馆住下，好像旅馆还看了一下我那可当通行证的退职证明书。住定后，当即找到江汉关码头，买到一张31日晨行下水到芜湖的票。并打了一个电报到家中，告知到达的时间。1960年初，我于1957年新配的一副无框近视眼镜，在农场水塘边洗衣时失落，两年多未戴眼镜，为怕芜湖难配眼镜，故于这日下午在汉口配了一副，委托该店制成后寄往芜湖。次日晨登轮，大江东去，波涛浩淼，但襟怀中却无半点千古风流人物的影子。14年多前，我是从芜湖乘江轮到武汉转湖南的，当时初出茅庐，逆水而上，但见两岸风景美不胜收，江猪在浪中翻滚，小孤山突兀江中，种种新奇。而此次循故道顺水而下，则是兴味索然，情绪低郁，对着滚滚江水，只觉得前途吉凶未卜。

1963年元旦中午，船到芜湖，未及上得岸来，已见母亲、弟弟，还有一位表舅（母亲的堂兄，小时见过），早在岸上等候。与母、弟8年多不见，乍见自然欢喜。表舅借了一辆小板车来，帮着到船舱将行李全部拿上岸，装在板车上，大家一路向家中走去。一路上说了不少话，母亲告诉我，二姨妈王静宜已在我家等待。

从江边走了近一小时，才到陡岗路新家巷305号家中。见了二姨妈，又见到同住在新家巷的表婶和表妹王贵珠。这一天总算大家高高兴兴，热闹非凡。

芜湖早年本有曾祖父遗留下来的房屋一座，相当大，抗日战争胜利前被叔叔卖掉了。母亲于1958年回到芜湖时，是住在市中心旁边的一处贫民区内。后因那一带要搞新的建设，居民拆迁，原有房屋的居民，便迁到新划定的接近郊外的这块地方来，形成了这个新家巷。

此处新建的绝大多数是简陋的低矮草屋，只有少数几间瓦房，母亲就租住在一家许姓瓦房中的一侧：楼下一间，楼上一间，共二间，楼梯下一小块空间是厨房，单开门，与许家自住的房屋隔离。我回来后便与弟弟同住楼上。

四、五年来，母亲到某工地砸过石子，又在鞋厂手工制布鞋，后鞋厂倒闭才没有工作。弟弟汪廷钧原有严重肠胃病，后来好些，在长沙时，曾作为临时工，为湖南农学院做过资料工作。回到芜湖，由过去的同学介绍，到离新家巷不远处的聋哑学校当代课教师，这时己转为正式教师。每月工资30余元，只能勉强维持母子二人的生活，时已28岁，尚未结婚。

到家之后，第一件大事，便是要到当地派出所登记户口和以右派分子身份报到。当时正是阶级斗争调门稍低的时候，弟弟告诉我，新家巷街道由赭山派出所管辖，该所离聋哑学校甚近，他认识其中一位孙干事。过了几天，便由他带我到该派出所，见到孙干事，孙与我握手寒喧。我将退职证明书呈览，孙登记下了，并办好户籍，对我非常客气，并没有什么规定和约束。我见没有严格的管制措施，心中稍定（这时我的档案可能已从广西寄到），是统战对象抑专政对象，并不明白。

第二件大事，是要解决生活来源问题。我到家，那162元退职费已用去1／3以上，连同手头原有的一点钱，共130元左右。我自参加工作以来便抽烟，入大学后，戒戒抽抽，在广西则一直用烟斗抽烟叶。现在，连同抽低价香烟，这点钱最多维持半年。故必须赶紧找点事做，有点收入才行。母亲告诉我，二姨父已与皖南大学的人联系过，对方口头答应，我们决定先去姨母家见见二姨父。

姨母家在市中心的“二街”，住着二楼两间公房。她在五金公司的一个门市部当会计，为人精明能干，脾气不好。我幼时她是最喜欢我的，现在对我也好。姨父原是印刷厂学徒出身，对纸张、油墨、印刷机等的质量和产地非常了解，时在芜湖新华印刷厂任供销科长，很有信用。他心地善良，为人厚道，拙于言辞，第一次见我很客气，并送我两包好烟，说近日与皖南大学再联系，劝我静等莫急。

到家不多日，我还从上述过的各亲人、亲戚口中得知：在广西从报上所见的所谓全国“三年自然灾害”，乃是欺人之谈。实际上，全国各省这几年大多是基本上风调雨顺，农民因共产风、浮夸风等“五风”盛行，又违农时，劳而少得，所得不足饱腹，才导致因饿无力劳动，不愿劳动，甚至种而不收的全国大灾荒。灾荒主要是人为的。1958年以后所有农业生产的大小“卫星”，都是虚假的。全国饿死人约有几千万，安徽是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母亲还说：前两年早晨上街买菜，不止一次见到一辆板车拉着几具路毙尸体，前往不远处的“神山”掩埋。

我听到这些确凿的情形，不禁大骇。这是芜湖人近几年的亲眼所见、充耳之闻，决非“天方夜谈”，更不是歪曲、捏造。至此，我才把在广西农场所见抓流民的景况联系起来，才想起林兆棠信中所说，有人称“三面红旗”为三面黑旗，“良有以也”。我对大灾荒、六亿神州多饿殍，痛心疾首。但当时思想上，却并未把失误和罪过与国家最高决策人紧紧联系起来，认为是地方各级领导人和干部的胡作非为所致。并认为自己在广西对种种倒行逆施及其后果的几乎一无所知，是当地管理我们的人，对我们实行愚民政策所致。

初回家时，接触较多的是表舅一家人。表舅名王昭桢，学徒出身，早年进入铁路部门当职工，抗日战争时期，已升任江西某铁路段的段长。他年轻时认识一个叫鲍沧的人，抗战时又见到，鲍给他填过一张参加国民党的表，后无联系。解放后，他交代历史问题，提到鲍沧。因为鲍是个特务头子（王不知），故王被认为参加了国民党特务组织，定为反革命分子，开除公职，经劳动改造后，携眷回到出身地芜湖。投奔亲友，均遭冷遇，只有我母亲与他接近些，他便也住到新家巷来，租住一位戴皮匠的一间草房，靠卖香烟和小零食为生。舅母是家庭妇女，为人很好。表妹王贵珠时年17岁，读初中时辍学在家。她聪明能干，很尊重我这位大哥。与他们交谈，除了知道他们的处境和历史，还得知在那饿死人的年代，江西的情况较好，许多安徽人逃到江西寻求活路。

就在回家后的一段闲着没事的时间内，我还与母亲一起，到离芜湖100里左右的南陵另一表姐家去了一次。这个表姐是二姑母的女儿，名王士珍，其夫姚世菁原是开布店的，这时在纺织品商店工作。表姐小时家贫，在我家长大，对我情同手足，他们对我热情相待，在那几天之内，感到非常温暖。我初次到湖南前，就是从南陵县城出发的，当时住在一位前清官僚后裔的徐家大屋，对南陵城内的情况十分熟悉。这时那所大房子已被没收，成为南陵县公安局的所在。南陵别后17年，景物全非，特别是街市冷落，商业萧条，比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7年还差得远。经过十几年，竟是这个样子，不能不使我对某些伟大成就有所怀疑。

在初回家的这段时间内，我还对1959年庐山会议上将彭德怀、张闻天等人打成反党集团实情略有所闻。到这时我才知道，彭德怀等是实事求是，为反对“左”倾错误，为民请命而遭受打击的，打击他的人才是错误的。在万马齐喑中，他们敢于挺身而出，说真话，是真正光明磊落的英雄，从此我对彭老总等十分崇敬。

二十二、为皖南大学刻钢板

在家坐吃山空，很是着急。约静待了两个月，姨父通知我，说已与皖南大学有关的人谈好，要我到该校出版科找一个叫王庆华的，他管发放讲义给人抄写，去了说明情况，他便会发给我。听到高兴异常，次日上午即去。皖南大学离新家巷不远，出家门到该校大门口，不过15分钟。我到出版科，见到王庆华。王与我寒喧几句，便拿出一份讲义给我，份量并不多，是关于有机化学的。他交代了完成日期，并说须我自己买钢板、铁笔和蜡纸，写得合格，每张报酬是0·38元，并按所交张数，归还我垫用的蜡纸。他还问我写什么字体，会不会写仿宋字。我说我只能写正楷，不会仿宋。他又说最好将字写扁些，扁体字看起来整齐美观。我应承写扁体。

拿到讲议写，我心定了。有机化学的分子式多，从而空格多，别无他事，小心翼翼地刻写，每天可写6至7张。暗自盘算：每天以6张计，一个月180张，可得68元，比我当年在长沙行政22级的收入（53元）还多，心里喜滋滋的。至于写扁体字，我不过是有意略写扁一点而已，实际仍是正楷字。多年后的事实证明，刻钢板正楷字是最受欢迎的，它四方四正，笔划分明，且有笔锋，即使写得挤紧一些，也分得清清楚楚，看的人舒服。而仿宋体，在钢板上刻划，则横直笔划全成为线条，字的中间太空，显得死板，线条使人看起来费力。扁体字则愈扁越看起来费力，一旦与左右的字间隔甚微，则各字像手挽手一样，难于看清。自然，我虽不是写的地到扁体字，还是合格了。

收入不像自己所打的如意算盘，抄完后再去拿，有时便能接着拿到，有时却拿不到。因为失业者众多，通过关系到那里领讲义写的大有人在。僧多粥少，只能适当调剂，各人分一点。我以前没有这样的经历，不能连续拿到，很是失望，如果去两次拿不到，那更是痛苦万分。正如家乡俗语所说，“热脸贴人家冷屁股”。回想当年在湖南农学院图书馆时，我也曾拿过图书卡片给一个无业人员抄写。此人对我是满面堆笑，那时他的心情如何？现在轮到我来体会了。

还算好，断断续续总有一些刻写的，平均每月30多到40多元，保我一人生活绰绰有佘。母亲生活费，基本上由弟弟负担，他每月的收入极为有限，我当然也要略多拿点钱出来。

有一次去皖南大学，王庆华问我能不能刻写俄语讲义。我在广西的几年，俄语基本未生疏，见问便回答以前学的是俄语，并问他要正楷还是草体。他说正楷草体不拘，试写写看。草书俄语真是个美差，我写得很流利，又美观又快，最高速度一天可写13张，讲义编写人偶有笔误，我还替他改了。送去很受欢迎，此后有俄文讲义便发给我。虽然仍是不能连续拿到，却收入不菲。那一段以刻写俄文讲义为主的日子里，每月收入可达50多至60多元。

退职回家后，我知道找正式工作无望，环顾新家巷这个贫民窟，绝大多数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他们或卖小菜，或卖零食，或拉板车，或做点小手艺。像我这样坐在家里耍耍铁笔杆，基本上养尊处优，又无须上班，对比之下，算是很不错了。但愿能长此下去，夫复可求！

世事哪能如我所期，何况我也很幼稚，仍然一点政治敏感性都没有，更没想到，政治之“左”风，只要再吹强一点，我手头所捧的纸糊饭碗，便立即会被撕得粉碎。

1964年春天，便越来越难拿到讲义刻写了。及至夏天，王庆华终于对我说，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要求，“像你这样政治面目的人，我们已经不能再拿讲义给你了，不能照顾。”于是我回家以后第一次所走的谋生之路被阻绝，纸饭碗化为乌有，断了生活来源。

因为稍稍放松了的阶级斗争之弦，1964年又被拉紧，并且全面铺开搞什么“四清”运动，运动一起，又使得全社会不得安宁。这时，对地、富、反、坏、右，不但逐渐再度加强监督或管制，同时还断绝了其中一些人的生路，我就是一个。历来是侈谈并宣扬“给出路”的。将我的公职搞掉，给予好一条回家之路。现在明显地是专攻对象了，而且还进一步堵住我以劳动谋生之路。到底要我走上哪条路呢？这时我想起，1958年，程万里劳教前曾对我说：国内不能容，我想逃到香港去。我听后骂他是叛国的想法。如今，我要考虑考虑该不该骂他。

二十三、一次短命的婚姻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是不多的，应该是稀为贵。可是，像我这样也算名牌大学的本科毕业生，一个好学之士，因政治标准，却被明码标为废品，连能做肥料的粪便都不如。这样的废置，到1963年已经5年了，自忖还得废弃下去。同时我还认识到一点：当时在中国，劳改判刑是有期的，刑满便释放，其中的一部分再无其他“帽子”。劳教也是有期的，满期后同上，。而右派则是无期的，虽然前几年也有若干右派摘去了帽子，但无一定时限。既无时限，就可能永远摘不掉，因而右派是“无期徒刑”。我在广西有什么不好？偏摘不掉，回到芜湖，无专门的组织管理，看来摘帽更难，故必须树立永不摘帽的思想准备。

就在1963年夏秋之际，房东许大妈向母亲说，芜湖对江和县某镇农村，一家姓吴的，有一女27岁，意欲将此女介绍给我的弟弟。弟弟时年已28岁，早就想找对象结婚了，人长得漂亮，但身体不好，太瘦，是个很不起眼的小学教师，又太穷，所以好几年未谈成。房东知道这些情况，故有此意。弟弟不同意。于是母亲和姨妈商谈，能不能与我谈？她们同我商量，我同意了。

我当时的想法是：既做终身废弃打算，这辈子是谈不上用我的知识搞什么研究、做什么事业了。既无正式工作，在城市是找不到对象的，难道一辈子独身，不结婚？不成家？农村妇女朴实，可能很善良，对我要求不会高，倒是可以相处。无文化没关系，我的文化又有什么用？如能结合，城市中能立足当然很好，万一不能立足，就双双到岳家农村去，靠从事农业为生，亦无不可。再者，我对自己这辈子无所作为，是很不服气的，又无能改变这种状况，但结婚后我可以生儿子（或女儿），我将对子女加以精心培养，将来一定要有所作为，替我争口气。

姨妈亲自到和县吴家去了一趟，向吴家介绍了我家和我的情况，只说我有过错误，大学毕业后未分配工作，隐瞒了右派一事。吴家表示要我去一次。姨妈还说，吴家是中农，家境不错，老两口人很好，证明许妈所云属实。

我随即过江到吴家，并在他家住了一晚。我从来是不隐瞒自己的历史的，不愿欺骗人，何况要通过欺骗来找对象，于是向吴女说明：我是个倒霉鬼，是右派，帽子尚未摘掉。安徽前几年饿死人多，人们对那时为民请命被打成右倾的张凯帆抱屈，对为右派甄别平反的前安徽省委书记李葆华有好感，不少人对右派也有同情之心。吴家也是这样。吴女及其父母，见我身材较为高大，长相不错，为人忠诚老实，又是个大学毕业生，家中也不复杂，虽暂时无工作，却表示基本满意。隔不久，吴女又来我家一趟，婚事便定了下来。

1964年元月（夏历腊月）登记结婚，新房是母亲原住的楼下那间房，母亲移到楼上。婚后的好几个月，我仍有讲义刻写，她家那边也送些口粮和油类来，生活可过，夫妻感情还好。岳父母也都到我家来过，岳父为人极其厚道，是个非常勤劳的农民，岳母为人精明，还善于培养菜苗，搞些创收。妻子的弟弟在芜湖读高中，也常来我处。婚后不过一个多月，她便怀孕了，一家都喜欢，我想到如生个儿子，好为我争气，更是高兴非凡。

讵奈好景不常，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又大念特念起来，终于在夏天导致再拿不到讲义刻写，生路断绝。与此同时，赭山派出所对我也开始加强管理了，一个人称大老王的干事，几次到我家，要我如何如何，再不像已调走的孙干事那样对我客气。这些情况，特别是经济情况，使家内矛盾上升并日趋尖锐。婚后开支比婚前总要大些，而且婚事操办要多用点钱，来源一断，立即捉襟见肘。弟弟正在谈恋爱，进展甚好，准备结婚，无力助我。姨妈和表姐虽有时经济上帮我一点（如结婚），也不能经常依靠。立即需要另谋生路。到9月份，好不容易，通过一个远亲，介绍我到离芜湖市不及百里的马鞍山市的一个工地去做临时工，每日1·3元。这时妻子已大腹便便，快临产了。

10月下旬，我到马鞍40天时，接到电报，妻子已生下一男孩，并要我立即回家。接此电报，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增多一口，其忧自明。回到家，情况比我预想的坏得多。特别是弟弟很快要结婚，我必须将所住的房子让出来，做他的新房，另租房子住。一旦单住，再无收入，极少一点钱用完，立有断炊之虞。此时之焦急，如油煎心。与此同时，婆媳的关系也日趋恶化。

记得这年春节，妻子是带着孩子到娘家过年的。我与母弟在一起共度了春节，便在离门前数十米处的横巷里，以每月2.5元的租金，租居了戚某家的一间小草房。小房面积至多8个平米，黑暗潮湿，屋沿极低，要低头弯腰10几度才能进门。新迁之际，内心凄惨，颇不亚于1960—1961年在广西受罪之时。

不多日，妻子携几从娘家回来，见此状大为愤怒，并认为母弟在我最困难时不顾我们，将我们“踢出”，婆媳之间大吵了一场。当然，夫妻之间矛盾也免不了上升。以前至多有点小的龃龉，这时则是她对我不断埋怨和吵闹了。我羞愧自己无能养活妻子，而且自身不保，瞻望前途，茫茫黑暗，镇日发呆，一筹莫展。这时，我只得听从母亲与姨妈的劝告，硬着头皮，上街去卖小菜。从早到晚，一般每天能赚几毛钱，这怎能维持三口之家？

终于，妻子提出离婚了。这时，我早已深切牢固地树立了平等观念。多年受压迫的经历，少年时盛气凌人之状，也全已消灭。我对妻子是平等的，和善的，更是诚实的。妻子对我的为人，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意见，生活清苦也不抱怨，提出离婚，完全是因为我没有了生活来源。我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就没有理由拒绝她离婚。加以，婚姻是一种约束，她为了解除约束，以获得自由，这是她的权利。多年来，我深感自由之可贵，我不能妨碍她的自由。所以她提出后，我除劝慰外，并未努力挽留，不几日便表示同意了。同时达成了如下的协议：孩子归我；当前我无力抚养孩子，也带不了孩子，故孩子暂时由她带回娘家抚养，待我有能力时，再寄孩子的生活费去；她每年一至二次，带孩子到芜湖来给我看。至于财产分配，那好办得很，我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家徒四壁，她拿走属于自己的衣物就完了。1965年3月上旬某日，我与妻子到区政府，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临行的前一晚，我还买了点荤菜，亲自做好，为她饯行。次日早，她背着不到半岁的孩子，我提着她和孩子的随身行李（其他衣服存在她亲戚处），送她到轮船码头。我心如刀割，她也依依不舍，流泪而别。后来才知道，她生孩子后第一次回娘家时，其母及弟，便劝她与我离婚，特别是弟弟，声言马上高中毕业，有姐夫这重关系，便不可能考上大学，她才听从了离婚的劝告。归来后，又见我境况不但毫无好转，而且更坏，才坚决与我离异的。离婚后，双方都信守了诺言。她家所有的人对孩子都很好，至今对这一点，我仍抱有感激之情。

这是一次短命的婚姻，为时不到15个月。也是一次不幸的婚姻。我虽有了一个儿子，却不得不寄养于外家，使我时有牵挂并感到惭愧。而对方却由于孩子拖累，一时也难于成立新家。本来，像我这样的人，在正常社会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与一个无文化的农村妇女结合的。这种结合，乃时势所造就，还决非我这个右派所独创，而是相当普遍。这样的结合，也有一些能始终长期同甘共苦，白首偕老的；而结合后，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不得不离异，更是大有人在。特别是我，婚姻维持时间之短，这样的情形恐怕是很少的。而这个短，则是我当日苦难深重所致。此后，经过20年，在广州才结束了单身之寂寞。1979年右派改正后，听说有这样一回事：某单位问前右派，还有什么困难，需要组织上给予解决？回答是：希望能配给一个老婆。

二十四、做小贩

毕生之中，我曾有过将近半年做小“生意”的生涯。我将生意二字加了引号，是因为我做生意不仅可悲，而且十分可笑。

这个行当，是1965年春迁到那间小茅房后开始的。结婚，表姐和姨妈都支助了一点钱，到马鞍山做工时，已近一文莫名，带回的几十块工钱也很快将要花光，哪来钱做生意啊！当时正好巷子左首一家，有一辆旧板车要卖，要价40元。我想拉个板车卖菜既好摆卖也省力，与姨妈商量，她很赞成，便借（或是给，记不清了）20元给我，要我自筹另外的20元买板车并做买卖的本钱。再无其他门路，母亲提议只好卖书。其实我的书也极有限，不过两小箱子，其中大多数是在湖南工作时买的，它们曾随我转辗两广，又不远数千里归回家乡。我勉强也算得上是个文人，文人本嗜书如命，我运逢华盖，遭人不齿，更对伴我之书有非凡的感情。一提起卖书，凄凉之感，立贯全身。然而无奈，我只有这一点家当了，如要保留书，就连最小的小本生意都做不成，难道待饿饭时去沿门托钵吗？相权之下，只好一咬牙，卖！经过检点，除了所买的特价书几乎不值一文者外，只留下1953年版的《毛泽东选集》4本，其余一概用板车送到了古旧书店。  

其时马列主义的书至高无上，最为吃香，而那些年我所买的，正好大多是这类书。按书店规定，马恩列斯著作7折收购，一般马列书6折，其他3—5折不等。我统统卖了，最贵重最心爱的就是那部布面精装的《资本论》，买时是15元，这时按7折卖了10·5元，总共卖了30余元。记得第一次做生意时，我的全部“资本”连生活费，不过30元左右。除已有一部板车外，还新买了两个装菜的竹篮，一根扁担和一杆秤，并向人请教了秤杆上的两列“星”所显示的重量。

卖菜须先向种菜人或菜贩子“兑菜”，美其名亦可称“批发”。新家巷的卖菜人，一般是到芜湖市北20里地名清水河的小镇去兑，我找到一位年青的卖菜人引路带我去。天蒙蒙亮，便起身前往，到那里大约6点多钟。这个镇我小时到过，人家不少，市场颇为繁荣。此时重到，令我吃惊。小镇居户零落，卖早点的茶馆已无踪迹，只有一两家，在小窗口上放几包纸烟，和一两瓶小孩吃的糖果。这个镇的经济严重衰落，已没有了市场。我想这是日军占领期直到大跃进这段时间形成的，主要是哪些年代才弄得萧条如此，却未经调查，不便妄断。

镇的西面较高处是圩堤，兑菜就在堤上。每早有一个30岁左右的人来到堤上，臂戴红袖章，向卖菜人收一点钱，给小纸条作为收据。第一次兑菜，我是向引路人看齐并征求他的意见的，大概是买的韭菜、青菜之类，不过四五十斤，多了怕卖不掉。此后天气渐暖，又增加了豆角、冬瓜、南瓜等新品种。兑回后，就拉到离住处约200公尺处的新家巷口去卖。这里是个十字路口，向南进入市中心；向北经新家巷至曹家山通往郊外；向东不远即旧芜湖北门，我出生时的房子就在那里；向西叫陡岗路，翻过一个坡达汽车站。这十字路口来往行人甚多，也是个肉菜市场。卖肉卖菜的，都集中在路口之北一条石子马路的两旁，以及路口的两边。只有两家卖肉的，属于国营，有固定的棚屋档口，其余都是个人的板车、担子在那里摆卖。

通常，卖菜、卖水果等之类，都要吆喝，以招徕顾客。但我无论如何，也放不下面子吆喝一声。我一直是一声不吭地站在一旁，或坐在板车边沿上，守株而待，居然也会有人买我的菜。卖菜之前，曾有好心人教导我，说兑菜时，要暗地把秤杆按一按，随即将秤锤的绳子往前端移，待秤杆一翘起便拿定，以此重量为准，这重量轻于实际重量，在斤两上占了卖菜人的便宜；卖菜时，要暗地将秤杆托一下，随即将锤往后端移，看到秤杆接近持平便拿定，以此重量为准，此重量超过实际重量，在斤两上又占了买菜人的便宜。还建议我定做两杆秤，买进用大秤，卖出用小秤。说一般卖菜卖水果的，卖出的秤一斤，实际只有八两。这些“生意经”我是听得懂的。我虽然急需赚钱糊口，但是这种大秤进、小秤出和暗中损人昧心之事，我决不能干。做买卖几个月，我始终用的是那杆较为标准的秤，从不克扣斤两，如遇到买者样子是穷苦人，还略多给一点。邻居有位孟奶奶，当年已六旬开外，卖菜几十年。常年挑一担百斤左右的菜，也在这路口摆卖，每天要赚一块多到两块钱。我不知她扣不扣秤，但我每天几十斤菜只能赚0·5—0·7元。还有这样的笑话：例如韭菜，当天未卖完，有个别菜叶开始腐烂。我想，把烂叶摘掉洗干净，明日好卖些，谁知一经洗过，第二天就全部烂掉。这才学会韭菜下水就烂的知识。

卖菜期间，有一度因桃子上市，听信一个小贩之言，又试着贩了一段时间的桃子。桃子并不好卖，好在它在几天内不至腐烂。但是，只要几天卖不掉，它却会缩小，而且越来越小。直径约6厘米的，暴晾于露天，最后能缩到直径3厘米多，大小形状跟较大的李子差不多。古语“李代桃僵”，似乎也可以解释为这种现象了。桃僵成“李”，甚至蚀本，于是改卖瓜类。黎明外出，傍晚始归，辛苦一日才几毛钱，未免寒心。有一天到清水河，有人让我拉一口百余斤的生猪到芜湖，给我一块钱，我欢喜得不得了，来回不到半天挣一块钱，多美的交易！而这种美事，是可一不可再的，此后再也遇不上。一日，认识了邻居张国民，他看我卖菜从不出声叫卖，说我不会做生意，说他没有板车，如有板车，这时西瓜上市，他就要贩西瓜卖了。我说我不会叫卖，不敢多贩西瓜。他说：“干脆我们合伙，你去贩买，每次两三百斤。买回之后，我们共同去卖，中午轮流回家吃饭。凡我在摊位时，由我叫卖、称秤，所赚之钱平分。”我欣然同意。于是我与他合伙，卖了一段时期西瓜。

张国民也是右派，此前我们彼此都已经有点了解，因他鼻头发红，人们背后都称他“红鼻子”，我也只知他叫红鼻子。合伙之后，知道了他的底细：他是安徽巢县一带人，约与我同年龄，早年参加解放军，1949年大军渡江时任侦察连长。原来文化不高，解放后，曾被抽调至某大学进修约两年，后在安徽省公安厅任科长。他说：公安厅里安插了许多女眷当干部，人浮于事。这些女眷在办公时间大多是聊天，或织毛线衣，他很看不惯，于是在1957年“鸣放”时，说了“安徽公安厅是老爷厅、太太厅”等语。未几，他奉命出差远行，归来时已是反右“定案”阶段。他对几个月来安徽公安厅的情况一无所知，甫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立即有两位同事跟进，齐掏出手枪对着他，叫“不许动！”。张见状甚感惊奇，说：“开什么玩笑？”一位说“谁跟你开玩笑？你是右派，是人民的敌人，快缴枪！”另一位立即将他出差所带随身枪支搜缴，然后押他软禁。此后他党籍、公职俱无，大跃进时在芜湖拉板车。他曾多次将收购点收购的旧铁器，和为办公共食堂而砸碎的各户铁锅，运往郊区四合山去炼铁，拉铁去的受优待，供饱餐一顿云。因有肺病，时有气喘，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他不能再凭力气拉板车，与我邂逅而合伙。

用车贩买西瓜的是我，本钱也由我出，每日我实报买价，到晚将卖出所得之钱过数，本钱外的多余者平分。一个时期内，我每日收入比以前略多了些，约0·8—0·9元，最多时也有超过1元的。我母亲比较会算计，她说我和他合伙是吃亏，单独出力又出本钱，又说张国民当我不在摊位时，可能私吞一些所卖得的钱。这些话我不听，认为他基本上是忠实的，我虽多出点力并不吃亏。

张国民有妻子和一几一女，全靠他养，经济负担极重。他是因发病未愈才与我合伙的，每天约1元的收入，不足以饱4口之腹，故不过两个月左右，身体略好后，便与我拆伙。每日骑自行车，到清水河一带收购鸡、鹅、鸭贩卖，这样收入会多一些。我单独又干了一阵卖菜卖瓜生涯。

做小生意共约半年左右，由纯粹外行到略知门径，绝对未吆喝过一声，平均每日可赚钱0·7—1元左右。但这是指的出车摆卖的日子，除去大雨天不能外出之日，实际上每月收入只有17元之谱。我是单开门独开户的，单人生活本不经济，又要每月付2·5元房租，这点收入只能糊我一口，根本不可能抽出钱来，寄往江北作为养儿子的津贴。

二十五、开始拉板车

20世纪60年代中期，安徽芜湖市内各种货物的运输，只有少数用汽车，大多数是用人力板车搬运。芜湖市有一个国营的搬运公司，下辖汽车队和板车队，板车队甚为庞大，有拉板车的搬运工人1000余人。但搬运公司的运输力量还远不够，截至1965年夏，有相当一部分搬运业务，是由社会闲散人员用板车搬运的。这些拉板车的人员十分复杂多样，包括无业的反、坏、右等“五类分子”，头上没有“帽子”的旧军人和大跃进时期退职自谋生活的人，无固定职业的青壮年劳动力，青中年家庭妇女，贫穷人家的老年男女，还有从农村流向城市的人口，等等。

1965年初秋，芜湖市为整顿运输市场，在所辖的各区，都新设一个交通管理站。要将有芜湖市户口的各类闲散劳动力，分区组织几支拉板车的运输队伍，由交通管理站管理，分配运输任务，并征收管理费。邻居的好心人，得此信息，便来告诉我说：“汪大哥，你人太老实，不会做生意，甚至养不活自己，根本顾不上孩子。现在芜湖各区成立交管站……，你不妨去报名登记，先锻炼锻炼，凭力气吃饭，可能比做小生意好，你不妨试试。”我经与母亲、姨母商量，又去征询了几个原本拉散板车、并已到交管站登记的邻居。这几位邻居都答应，将来在可能的情况下，在劳动上照顾我，母亲、姨妈也认为此路可走。当时最大的顾虑是：拉板车是重体力劳动，我体力弱，又无经验，开始时定会困难重重。然而也有办法，新家巷这贫民窟，有的是半大未成年的无业青年，开始时找一个与我合拉，应可胜任。于是我临时照了张相，去所在的镜湖区交管站登记申请，不几天便批准了。从此我步入了长达10年的当搬运工拉板车的历程。

经镜湖区交管站批准从事板车运输工作后，便是按劳动力分甲乙丙三个等级编队。强劳动力编入甲队，中劳动力编入乙队，弱劳动力或老头、妇女编入丙队。入何队是根据各人按劳动力自报的。我自然是自报丙队了。编定后，这个区拉板车的闲散人员，共编有两个大队，我所在的大队有一个甲队，两个乙队，两个丙队，每队20余人至三四十人不等。

交管站的运输业务来源有三：一是市搬运公司承接干不了的，他们将多余部分的运单转交交管站；二是业户自向交管站交付运单；三是本站各个拉车的通过关系接得的运单，交站分配。通常由搬运公司转来的，多是经该公司挑拣后剩下来的“骨头”业务；直接向交管站交来的和个人承接来的，也没有多少运价优厚的好货。所有业务，均经交管站统一分配给各队。唯个人关系承接来的，可以照顾，交付该人所属的队去运。

运货的报酬按每吨/公里的单价计算，当时货分5等，我们交管站所承运的，绝大多数是5等品（主要有砖、沙、土、石、煤）和4等品（主要有瓦、盐、米、面、烟叶），1—3等品极为罕有。5等品每吨公里为0·24元，4等品为0·28元，1—3等品差距要大得多。由交管站统一结算收费，按各队应得的运费，扣除25%作为管理费后发放到队，由各队会计，再按各人的劳动工分分发到个人。每半个月发放工资一次，称为“关饷”。半个月也叫“一关饷”。各队每人每天都要出工，每天傍晚，各队长须至站接取运单。如无次日的运单，第二天便休息。每晚要到队长处（或同队其他人处）了解次日有无任务，并按所运货物的具体要求，询知要不要携带绳索、铁锹、车箱板等。如有病不能出工，须事先请假，不先请假而不出工者，一日扣两个工的工资。每日的任务必须当日按质按量完成，如某人某日出工而不能完成任务，完成一半以上扣半个工，不及一半此日无工。每关饷的各人工数，按全队有任务的出勤日计算。分到队的运费总数，除以该关饷全队出工总工数，便是每个工的应得工资数。

我在第一次出车前，便找到了邻居中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合作，言明由我掌车把，他协助我装卸，并在途中帮拉帮推，所得给他1/3。首次运的是大片石，石头不大，能搬得动，但车箱堆得满满，从不平的半山腰将车拉到马路上，却使我煞费周章。我心惊胆战，怕控制不住，车子直冲下山，又怕石头从车箱内滚下来伤人。两个人小心翼翼，将车把顶在肩上，慢慢让车轮滑动，才下得山来，再运到目的地。这日拉了两趟，算是过了头一关。第一关过后，一连又运过几个品种，拉车之技艺虽不高，胆却渐渐大了。第一次关饷下来，不足20元，那孩子见得不到几个钱，不干了。没有了协作者，我只好独自拉车。我这关饷可得10几元，这样算来，如一人单干，一开始每月就有20到30元。尽管体力消耗大，多吃些，收入总比卖菜好，保一个人生活似能稍有余裕。

我所在的丙队，有老头、老中青年妇女、中青年男子，还有一两个戴“反”字号帽子的，“右”字号只有我一个。其中的老弱，大多要带一个家里的十来岁的小孩协助，通常是用一根绳子拴在车的一边，将绳子套在小孩肩上，与拉车人同步向前拉动。集二人之力，其行走速度要快得多，特别是放空车时和回家途中，两人轮流坐在空板车上，可得到休息，减轻疲劳。本来一个比一个，我就不如本队大多数老弱，又是单干，比起体力较好的和带“拖子”的，更是瞠乎其后了。与同队人混熟之后，其中大多数对我是比较友好的，他们向我传授经验：怎样调整车的前后重，要用绳子捆的货物应怎样将它捆紧，用铁锹铲煤铲石子等要怎样用力，等等。遇有困难，他们有时也给我帮助。他们虽是所谓社会闲散人员，被一般有工作单位的人所轻视，却大多善良、朴实，具有劳动人民的本色。其中也有个别人，认为比我们头上有帽子的人身份高一等，在语言、态度上对我有些盛气凌人。

当时我不仅体力弱，而且有病。我在广西所患的风湿性关节炎，经一度医疗后好多了，严重的坐骨神经痛已痊愈，但直到拉板车前，手臂和腿都还不十分灵便，特别是腰部，时常有些隐隐作痛，蹲下的时间不能久，更不能弯腰持续用力。这种身体状况，在卖菜时，拉相当轻的车，并无妨碍。现在搞运输，拉车要负重，平均每趟车所拉重量近500公斤，全靠肩膀和腰、腿用力，因此我在拉车过程中，是经常忍痛负重的。但为了生活，为了多挣一点钱给孩子带去抚养费，我只能拼命硬挺。凡出工之日，天不亮便要起身，草草吃过早饭便出发，中午通常在外面买吃，因力弱运行迟缓，总是比别人晚回家。有时任务紧，行路特别多，有时货物太重，过度用力，回得家来，全身骨头像是散了架，而且疼痛难当。好在十分劳累后不难入眠，一觉醒来，又带着尚未全消的余痛出发。经过几个月，这拉车必经之各关终于勉强度过，一般不超过500公斤的重载，对于我已不是很困难的事了。

在拉车及装卸过程中，困难不少。例如米包、盐包，每包100公斤，装卸虽可数人合作抬上抬下，但上堆下堆（堆放好，称为“理货”）是我根本不能胜任的。好在同队人有能扛包的，我们扛不动的便给他搭包。车装好出发时，如有大坡，则互相帮推上坡，或互相维护着将车滑下陡坡。可是一旦上路，绝大多数便各顾各，尽可能超前快行了。这样，几个老弱单干者，只好相约一致行动，以便在途中及卸车时互相帮助。但有时仍不免失伴单行，遇到长坡陡坡，上不去，就只好央求过路的行人相助“推一把”。在拉车生涯中，我深深体会到人民中的绝大多数很善良，愿意帮助有困难的人，是助人为乐的。每当我单人不能上坡时，只要我向过路人提出“请帮推一下”的要求时，几乎毫无例外地，立即伸手相助。他们不惜用力，不惜因帮推煤车而弄得两手乌黑。还有许多人，在我并未发出求援之言时，便赶忙上前帮推。十年中，帮助过我的路人不计其数，我不仅在当时道声谢谢，而且到现在，一旦想起那时的情景，也不能不对这许多不知名姓的好心人深怀感激之情。

那时我戴着近视眼镜拉车，特别是初干此营生时，拉车姿势别扭，神态也怪模怪样。过路行人是看得出我的身份定然不雅的。想来，主动帮助过我的人，其中会有一些是对我这命运不佳的人抱有同情心的。

拉了几个月板车，渐渐适应了。即使某日任务太重，我完成不了分到个人头上的定额，那我就少拉一车，或重量上拉轻点，让队里扣半个工。到1965年底，每月收入已有40元上下。其时芜湖市民每月的粮食定量为25·5市斤，我拉板车，每月最少约需吃45市斤，即每月要买20市斤的“黑市”米。包括中午在外面买吃要多用一点，每月个人生活费用约20元左右。这样，每月就可以抽10元作为孩子的抚养费了。

前妻吴氏有个姨妈，原出家当尼姑，当时就住在新家巷口左边很近的地方。这位姨妈为人慈善，对我很好，她那里便成为一个联络点。1966年春节后不久，吴氏果然带着孩子到芜湖来给我看视，就住在姨娘处。三、四天内，我拉车之余（间有请假），都去那里带孩子玩耍，一享天伦之乐。

吴氏带孩子走后，我又安心拉车。不多日，约是3月中旬，忽见姨娘到来，说孩子突患脑膜炎，现正在芜湖弋矶山医院治疗。接此讯惊得我如五雷轰顶，急忙赶到医院，果见孩子及其母亲都在那里，孩子正昏迷不醒。遇此急病，首先祈求的是孩子千万不能有严重后遗症，另一问题是马上要用较多的钱，这是我必须立即筹办的。我当即去找到交管站板车队大队长，要求借钱，并请交管站出具证明，为孩子住院费用作出担保。因孩子抢救及时，不几日便告痊愈。孩子在外公外婆家，他们一家人都对此子很钟爱，一旦发现孩子生病，立即抱到附近镇上的医院急诊。医院诊断为脑膜炎，建议马上过江送芜湖弋矶山医院治疗。于是孩子被急于星火地送进了该院。该院过去是外国人创办的，是芜湖最佳医院，治疗又很及时，故不仅很快康复，而且无后遗症。孩子大难不死不残，这要感谢其外家的爱护和送医院治疗及时，如果当时孩子在我身边，说不定因某种原因会延误治疗的。这次住院医疗费约用了五六十元，在当时是个大数目，我除用尽了积蓄，还在交管站预支了若干工资。

二十六、“文革”初戴高帽子游街

1966年夏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全国革了起来。早在上年底问世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我已及时见到，曾和弟弟的小舅子（学外语的）讨论过此文。我对姚文元蛮横无理地用棍子打人非常反感，不论影射与否，明朝嘉靖皇帝统治下弄得“家家皆净”，难道不该骂？嘉靖既承认海瑞所言有理，还要将海瑞打入监牢，明摆是个根本不能听取正确意见的暴君，为什么要说吴晗是影射而认这个帐？不过那时我仍用学术讨论观点来看待这样的文章，不想竟由此引发出偌大的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后来真相明白，此文乃毛泽东授意炮制的，而嘉靖皇帝，却并未因海瑞骂了他而株连到其他人啊！运动在全国铺开后，我已预料到自己又将会吃到苦头。

芜湖大小字报贴出的开头几天，我还于晚上抽空上街看一看，徒觉眼花缭乱，亦无暇细加思考。有一天派出所干事大老王找上门来，问我看过没有，我据实回答，他严词警告我以后不得外出看大小字报。从此，我为避免麻烦，再不出去看这些东西。但是每逢拉板车或外出走路时，道路两旁贴的大字标语，还是会自动钻入我的眼帘，也会从中知道一些信息。

安徽芜湖市的干部和学生们，据我看来，是以善于造声势、对形势很会加以渲染和夸张为特点的。一阵“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字报之后，“革命”气氛特别炽烈，其热情似乎要把这个历史悠久（《左传》中的“鸠兹”，即芜湖）而市民习气极重的中等城市，一下子变成最革命的圣洁之地。他们提出口号，要把芜湖市的所有地富反坏右和一切牛鬼蛇神都扫除尽净，让每一个居民都是革命者，并且要把芜湖市改名为“赤红市”。这赤红二字，让人觉得血淋淋的，好生怕人。我想，如果真的实现起来，此命休矣，并惊奇人们的疯狂何以至此！为此而恐惧不安者多日。革命者们这样闹腾一顿却并无结果，不了了之。

其后，芜湖打砸抢和抄家之风也盛行起来，各级机关和干部受到冲击，所谓走资派也都被揪出来游街示众。接着，灾难也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少年时便学会作诗填词，能胡乱写一点。解放后勤于读书，继以艰苦劳动，有10余年未弹此调。自拉板车后，有时板车队没有业务，闲在家里，特别是晚上，无可接触之人，极为无聊，便思东想西，偶尔写点诗词或歌行。当时手头并无诗韵词谱之类可查，不过是信手写来，有点押韵而己。初拉板车的这个阶段，是我除在广西受何某虐待之外的最痛苦的时期之一。孤独不谈，仅就劳动而言，凡出车，每日要拉重车空车数十里，甚至近百里，十分疲劳；饭吃得多，粮食定量不够，还得想办法买黑市米补充；路走得多鞋子易破，肩头上的背带时时磨擦衣服，磨擦处极易破损，而装卸车时也很容易把衣服弄破，无钱买新衣，只好自己找些碎布乱七八糟地缝补。我有一篇《板车行》就是描写拉板车的实际情况的。该文很长，其中一小部分现在还记得，如：“月月二十五斤半，餐餐量米费盘算，未及半月缸已空，黑市觅来填空腹”。“日日都行百里路，衣服鞋袜齐磨破……归来拈线又拿针，缝得此处破别处，千针万线七八层，间有红蓝黑白布”等（这七八层、各色布指上年冬天所穿的一件棉衣，确是事实）。可能平时有人发现过我写点什么东西，故1966年9、10月间新家巷街道成立了“红卫兵”后，便发动了对我抄家。当时抄去一个写有上述诗句的本子，还抄去了几本残存的马列著作，和1958年为写毕业论文而准备的资料。

那首《板车行》成了我唯一的“罪证”，说我“攻击党的粮食政策”，形容拉车之苦、衣服褴褛是恶意攻击。于是将我捆绑起来，游街示众，还给我头上戴了一顶高帽子，并逼我高喊打倒自己。这样像玩猴一般，将我牵着走向新家巷菜市口，再向右转绕新家巷一周，释放回家。这是我平生所受的一次最大侮辱。游街时，头脑昏昏沉沉，只是浮上了一个死的念头。回到家里，冷静一想，许多当官的头面人物，本来红得发紫，颐指气使，一呼百应，目前突然之间也被红卫兵们五花大绑，戴高帽子游街，接受万众批判，坐喷气式，我算得了什么？罢了罢了，暂且忍辱偷生；这运动过程，像是演戏，我虽当了一个丑角演员，可我也可以看戏呀！将来如何，我希望能看出一个结果来。

我这次虽游了街，却未挨打，前后不过半小时。围观者不少。后来有几个小孩，见到我便说：“打倒×××”，我淡淡一笑。有的大人见到，则将小孩拉到身边，加以制止，不许再叫。此后，一天晚上，新家巷街道，又将本街道所辖的地富反坏右，全部集中到居民委员会批斗一次。这倒没有什么，但一度责令我们长时间低头，还要弯腰。我的腰痛，不能久弯，只好直立起来。派出所大老王在场，见我直起身来，将我按了一下，我仍只是低头，而不肯再弯下。他喝了一句：“你吃了扁担！”好在那些革命者对我未再采取强制的革命行动，没有派几个人持续压我弯腰，否则必将疼得我腰如折断，多日不能起床。

虽然我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不少屈辱，但总算万幸，没有被毒打过，肉体未受到大的摧残。据当时和后来的所见所闻，芜湖市在“文革”初期那疯狂的时刻，将人打死或致残的甚少，比起几千年文明古国的文明古都里爆发出的兽性和野蛮，颇为逊色。

二十七、武斗期间拉车功不可没

一阵批斗、抄家之风过后，芜湖也和全国各地一样，“派性”发作，形成对立的两派，到1968年春，发展到武斗频繁。

芜湖的两派叫做“保派”和“解派”，保派之意自明，而“解”大致是“劳动人民要求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统治下解放出来”之意。两派如何形成，我不清楚，而形成势不两立之后，其势力大小和组成人员的特点，却是知道的。武斗断续为时数月之久，总的势力是以保派为强，该派特点是干部为多，其作用影响也最大。解派特点是劳动人民居多。学生在人数上虽然最多，但参加某派却难分轩轾。当时，我虽不能加入某派，但实持解派观点。因为我身在下层，厕身闲散劳动人民行列，对这些人最了解，他们穷苦，生活无保障，在社会上颇受轻视、压抑，官员、干部们高高在上，常不以人民疾苦为念，或多或少享有特权，并形成“开后门”不正之风，我既是这些劳动者中之一，感受亦同，所以观点也就倾向于希望打倒“当权派”、让劳动人民更能得到公平待遇的一边。当然，“文革”内容极其复杂，绝非如我想象那样简单，而且我所熟悉的解派人物之中，也确有品质极其恶劣的坏人。当时自己有派性，实是错误的。由于有解派派性，对江青之流的一些言论，就不免同意甚至拥护，直到三、四年后，我对政治不再十分愚蠢，才逐渐认识江青之流的真实嘴脸。那时，我的解派观点，只跟表妹王贵珠谈（她在中专读书，认识许多解派头面人物），别人一概不知。

派性既已高涨，先是闹得大多数工厂停产，学生停课，一些商店关门，芜湖市搬运公司的许多工人，也停止运输工作，专闹革命去了。该公司一减少搬运，全市的生活必需品，如米、面、油、盐、煤等，以及其他一些未停工的生产原料、成品、建筑用品等的运输，便大都落到了几个交管站的身上。交管站的工人不像搬运公司工人，是没有生活保障的，不劳便无所得，再革命也不能不干活，而且平时运输业务先要让搬运公司尽先，有时没事干，所以这时大批搬运业务全涌到交管站来，正是求之不得。搬运公司到了武斗期间，更是完全停产，而且有的人说“老子不干儿子干”，真是好个“领导阶级”的风格啊！这样，倒给我们交管站带来一段黄金时期，业务源源不断，各成员收入亦颇丰盈。记得有好几个月，镜湖区交管站甲队月收入可超过100元，乙队七八十元，我们丙队也有六七十元，我这个弱者每月也有五六十元。

由于武斗期间交管站承担了全市生活必需品的运输，使所有市民对我们有所依赖并产生好感，而且那些最革命的人，对我们拉板车的也多少有点敬意。即使武斗激烈，人家关门闭户，只要有板车在市内通过，市民生活便有保障，所以板车成了“通行证”，哪怕板车在戒备森严的武斗堡垒门前经过，不管拉车的是什么人，都不会受到盘问阻拦。

其时，我又搬了家，离开那间极小的草房，迁到许大妈右首的一间草房里，比原来的那间略大些，房主姓潘，每月租金四元。我虽身为管制对象，门上不时会被贴上一张“勒令”，上书“如不老老实实，就要砸烂你狗头”之语。而实际上却是自由得很，大街小巷，市内郊外，只要我手拉板车，便任由通行，如入无人之境。

记得武斗期间，一日，本队约一半人接到的任务是，到市内的河南面粉厂运面粉。当装好车走出面粉厂后，忽闻远处枪声四起。我们从小巷中走出来，到了跨于河两岸的中山桥下，子弹从头上飞过。空敞的桥面上是较危险的，人们不敢过桥，大家停车河南桥下，同队的老头妇女们惊惶失措。稍顷，枪声已渐疏，我认为危险不大，只要过了桥，到达两旁有房屋的马路上便安全了。又觉得自己的生命很渺小，即使被流弹击中而死，也没有什么可惜，便自告奋勇要领队过桥。到桥面是上坡，我要一人帮我推车上坡然后退回桥下，上得桥来，我单人将车拉到河北桥下，停好车，再回头迎接他们。他们见我已安全过桥，并从容不迫地回来迎接，也就都壮着胆拉车过桥。

通过这一次冒飞弹击中之险，使我这个被改造者获得一点较深切的感受：这些闲散的劳动者，平时并不唱革命高调，也不大理会什么阶级斗争，但他们却能冒一定的危险，做着对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事情。而我自己，在这次冒险过桥时，是第一个不顾自身安危的，将我当作人民的敌人，动辄要砸烂我的狗头，宁非天大笑话！

整个停产和武斗期间，芜湖市几个交管站的劳动者，为保障全市生活不受重大影响，付出了辛勤劳动和血汗，颇得社会好评。也曾闻得若干干部和群众所说的如下评价：“武斗期间，交管站功不可没。”

武斗结束之后，继之而来的是“大联合”，又搞所谓的“抓革命，促生产”了。而前一阶段有功的交管站的拉车人，在此时却迎来一场长达近两月的“停产整顿”，迫得全市成千家靠拉板车为生的人休闲在家，分文不进，难以为生。这是为什么？当局自有其振振有词、必须加以整顿的革命理由。而事实上，数月之间，从未闻这些拉板车者有任何破坏活动，果真必须整顿吗？整顿的真正原因我不尽知，其中当有这一点：芜湖搬运公司的好汉们，再不“老子不干儿子干”了，他们要夺回暂时丧失了的运输市场。芜湖市民并未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是那些当时有权力的人，他们顺着上头的所谓革命指示，向“阶级成份不纯”的这批低贱小民开刀。

1968年芜湖两派武斗事件，是震惊全国的一件大事，曾经闹到中央。我身在芜湖，是很知情的。据我所知，芜湖整个武斗期间，双方厮杀及迫害致死的死亡人数约20人左右，比起许多地方并未大肆宣扬、报导而死亡数百数千人的，要少得很多，只是“小巫”。我在前面就曾说过：芜湖市的干部和学生们是善于造声势、善于夸张渲染的。所以，虽然芜湖市当时在“革命”行为上，与全国各地相比，并不十分残暴，而在高喊“革命”口号、宣传示威等方面却是力度非凡，我在精神上受到的压力一点也不轻。

在此附带介绍一下当年芜湖关于武斗的情景：两派的大字报固不必说。武斗开始后，我在外拉车，经常看到头戴笆斗帽的人群。逐渐这些人手里拿着铁杆的尖头“长矛”，再进一步，两派各在军队和武装部门弄到一些枪支，并各占据一个大单位作为堡垒。保派的堡垒是皖南大学，解派则是芜湖一中。这两派的堡垒相距不过一华里，且均离我家很近。两派都整日夜用高音喇叭播音，除了所播的“最高指示”等为相同外，其余都是高谈“革命”和指责对方的错误和罪行，或播放“动态”，说对方正在某处杀人抢劫，要采取某种暴力行动和将要向本堡垒进攻，告知市民对方是如何如何反革命和万恶的罪行。各稍大的单位也都有自己的武装（不一定有枪），门卫森严。但是，实际上两大堡垒播出的骇人听闻的武斗厮杀消息，绝大多数是子虚乌有的危言耸听，稍大一点的武斗仅有一次。倒是广大市民，被双方镇日价的高音喇叭和捏造的战斗动态，弄得终日惊魂不定，寝食难安。

二十八、灾难再临和若干思考

两派大联合，言归于好，但为什么会有由观点对立而酿成武斗，及由武斗而产生的一切祸害呢？由是出现了一种最为“革命”而堂皇的说法，即是“阶级敌人暗中挑拨、制造的”。于是全国普遍来了一个“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芜湖各交管站停产整顿，也就是结合清理阶级队伍进行的。一个多月后，除我们这些头上有帽子的阶级敌人外，采取恢复生产继续清理的方式，对这些敌人则不准进行生产，归街道严加管制。

这时，所有派出所和街道，对“五类分子”的管制，比过去严紧得多了。除老生常谈的必须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之外，规定五类分子必须在左臂上佩戴一条白布袖章，以便群众识别阶级敌人，防止其破坏活动；外出须向街道组长请假，回来要销假。我所在的街道还另有规定：每日上午须义务劳动，将通向菜市口的大路打扫一次，巷内垃圾集中的地方，要将垃圾清除，堆到大路旁的倒垃圾处；家里要有主席像，每日早晚要各请罪一次。未隔多久，又宣布每人自备木板或纸板的牌子一个，上书“××分子×××”，早上8时和傍晚5时半，要挂着牌子示众。戴白袖章和挂牌示众是全市性的，其余规定，全市也大概差不多。

以上诸项，以戴白袖章和挂牌示众最为侮辱人。并曾令全赭山派出所辖境内的全部“五类分子”，戴章挂牌集合，排成一长列，然后驱令游街。一路上命我们高喊打倒××、××分子口号，时而令将牌子取下高举过头，时而又令用口将牌子衔住。我们当然比被耍的猴子还乖，一直行到约两里路的赭山公园内，再奉命排队低头，跪地良久，然后释放回家。这次游街示众，人数多，个人不显眼，尚不觉十分难堪。而令我们每日到街头示众的第一次，却使我痛苦欲绝。多么残忍的侮辱啊！

本街道挂牌示众的规定是：排成一列，垂首站立在菜市口东西向的马路旁。各街道路口和单位门口，都以站上一两长列的阶级敌人为荣。意即为：“我们这里清理出这么多的阶级敌人，革命群众的眼睛是多么明亮啊，警惕性多么高啊，阶级斗争的成绩是多么大啊！”街道上站的全是“五类”，单位门口站的则另外还有被揪出来的“叛徒”、“特务”和“走资派”等。示众的时间选得很好，正当人们上下班时，过往行人川流不息。就我所见，最初几天，我们街道这一群，行人们还颇为好奇，有的顺便描一眼，少数还停下来，走近这些活宝身边，看一看是何等货色，尊姓大名。但不多日后，参观者便兴味索然了，绝大多数是视而不见，直目而行，不屑一顾。有人还低声说：“死老虎，有什么可看的。”是啊！全市乃至全国不计其数的武松们，打的不过是些死老虎，好生英雄了得！我们这些“五类”，挂牌日子一久，也就习以为常不以为羞了。三三两两，肋下夹着牌子，按时去亮相，路上相会，有说有笑。还未到路口，我将牌子一抛，便端端正正套在脖子上。队无令而自直，首虽垂仍环顾。按规定要站半小时，这时只要约莫过了15分钟，我们便自动散了，嘻嘻哈哈而回。心想，展览就展览，我未干过坏事，有什么怕见人的，最好是多来些外国人，好张扬一下“国格”。挂牌示众的时间约持续了两个月，大概是渐渐不受人欣赏，便取消了。而戴白袖章的时间却长得多，约有半年以上。初时觉得挂牌比戴袖章难堪，但越到后来，我又被允许恢复拉车劳动，经常到处行走，戴着这个劳什子，致使全市范围内的人一见便知我这“不可接触者”的身份，拉车过程中，甚至因此偶受收发货方的盘诘或警告，于是对这个东西特别恼火。没奈何，只好采取一些自欺自慰的办法，将这东西长期不洗，让它由白而灰渐至略呈黑色，并使它由两寸多宽让其在不时摩擦中逐渐卷曲，变得更细。希望别人不易一眼便见到，或者见到却只感到是一根黑布条，理解为戴孝便好。不过，有时细想，在这野蛮时代，让我们套个白袖章标记，还应算是开恩呢。中国国粹里早有“黥面”，清末尚存，现在总算没有把我弄成“不幸刺文双颊”的宋江。

诸规定中的早晚“请罪”一条，对不起，我独身居住，早晚是“门虽设而常关”，谁也看不见里面，我何罪之有？斗胆相应不理。

在此，我还必须顺便谈谈包括“文革”初期以来所见的若干荒唐的现实，以及自己当时的想法和反应。

“文革”之初，便大兴《语录》风，并时时出现林彪手举“小红书”的形象。我是讨厌背诵语录的，对“老三篇”那样平凡通俗根本谈不上是什么理论的东西，也不放在眼下。人们见面、买物、辩论、宣传，都大背其语录，甚至以此为武器，更是令我反感。我自为“五类”，无权当众口诵和利用它，得以从不言语录，真是幸运。当时我对毛泽东还是尊崇信任的，并无反对之意，对他的诗词还相当爱好，全部能背诵出来。当然，这些诗词我也是不能公开念 出口的。

接着背语录的是佩戴毛泽东头像的像章，一时蔚然成风气。这东西我在50年代初也曾戴过一枚，小小的，戴的人不少，却并不普遍，是从内心以示对领袖的尊敬，既无人强令，也无人劝说，全是自动自愿。这时，佩戴像章成了“革命”的标志，更是一种时髦的饰品，所戴之物从少到多，从小到大，满街的人，胸前所佩大大小小好几排。我只觉得好笑。就装饰言，这像暴发户的妇女，把十个手指上都戴上重重的金戒指；就显示其“革命”而言，这样虽醒目堂皇，究不如在脸上刻上“革命”二字，岂不更深、更久、更对领袖忠心。有幸，我没有资格戴这个东西，而且我已不再有像当年在长沙时对此人的感情了。

再就是大联合前风行一时的跳“忠字舞”、家家设“宝书台”，以及对主席像“早请示晚汇报”。那忠字舞，连老头老太太都要跳，说是跳舞，那疯狂劲，我看来只能说是出丑弄怪；目不识丁之家，也要弄来几本《毛选》，搭个用红纸或红布包裹的木架子供起来；对着家中供的像，早晚请示汇报，我虽不能到人家去看是否真正履行（在单位则是不折不扣在上班时进行），但就此仪式而言，实与敬神特别是与基督教的对主祷告无异。

我以头顶“钢盔”之故，与上述几种荒唐事无缘，每每私心窃喜。对这种种把人神化、顶礼膜拜的个人迷信和疯狂动作，只觉十分可厌，深恶痛绝。最令人恶心的是，好几年内，只要毛泽东发出只言片语，立即由电台作为最高指示播出，哪怕是在深更半夜，闻讯的各单位及各造反派，都要马上组织人群，敲锣打鼓，踊跃欢呼，万岁万万岁之声不绝于耳。当时，全中国数亿长着脑袋的人，似乎只有一个脑袋管用，这个脑袋分泌出来的每一词语，便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每一个人都得学习、领会、顺从、执行。几亿颗脑袋都是无用的，不准开动的。

我的脑袋已十年不准开动了，而且在广西时被封锁信息，确实变得愚昧。回到芜湖，先是被生计所迫，少有接触世事和与人们讨论思考的机会。“文革”发动之后，又在现代迷信声势浩大的浪潮中，被震荡得昏昏然，不知所以。我已由中国的现行政策和群众运动的种种行为，使自己变成了一个道地的愚民。

然而，我的脑袋，毕竟还不是某个人、某些人不愿或不准它转动就完全静止了下来，它仍有气无力地在悄悄转动。

这时，我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打倒刘少奇等一大批尚不明底细，只感迷惘；对红卫兵打砸抢乃至武斗、破坏生产，只觉惊诧、反常。但是，以我亲身所受，与反右斗争时相比，那时并无抄家、戴高帽、挂牌、游街、捆绑、按头颅、罚跪之举，比这时要文明些；那时只叫“批判”，被戴上了右派帽子，也只说是“犯错误”，而这时口口声声是“批斗”，以前称为犯错误的被叫做“犯罪”。我每次奉命填表格，其中必有“犯罪原因”和“罪行内容”这两栏，接到它不能不填写，又不能提问和辩解。我犯了什么罪？有何罪行？已划入“五类”，被管得服服帖帖，还要那么大张旗鼓，不分青红皂白、实际表现，加以凌辱、折磨。明明以自己的艰苦劳动，做了于社会有益的事，竟然要断绝我的生路。这太不合理、太不公平、太不道德了。再结合所见所闻全国和当地的野蛮行为、社会混乱以及各种悲惨事件，我不能不得出这样的认识：较之国民党统治时期，乃是以暴易暴，这样的革命，与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不相符。

在中山大学读书时，我借阅过明太祖的御制《大诰》，朱元璋曾要百姓每家必备《大诰》，并能记诵和遵守其中的告诫。这时我把背诵毛泽东语录与明初的《大诰》联系起来。而毛泽东的每一句话被称为最高指示，也就相当于古代的圣旨。因此，语录的作者和发出圣旨者，不就成了封建皇帝了吗? 不是专制独裁吗？再就早请示晚汇报而言，这与敬神一般，对领袖的尊敬，已经过崇拜而发展到神化和迷信了，比以往苏联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超出了许多。

毕竟头脑锈蚀已久，此时未曾多想，也无能力深究。

二十九、当“坏头头”

我在新家巷街道从来没有得罪过任何人，也不多话。大约从1968年这次停产前的某时起，我便为邻里做了点小小好事。如一位单身老太，腰驼得成了90°，走路极为不便。她有时上街买东西，不论轻重，都是用袋子挂在颈子上带回。我拉空车遇见，便主动要她坐上车子，拉她一程，或送她到家。还有个孤寡老婆婆，是靠吃救济的，已老得走不动路，出去买米煤等时，被我见到，也拉她去买。后来干脆叫她买东西时迳来找我，我代买送到她家。这些情况有人看在眼里，可能背后说了我的好话，并因此致使我一度荣任了街道上的坏头头。

在拉板车停产期间，街道上别的“五类”们，凡不在本街道地域内从事谋生活动者，也一律停止其以前的谋生活动。这些人闲在家里，似乎被认有些不妥，又不能关起来，而且关起来还要给吃给喝，派人看管也麻烦多。于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让他们“集中学习”，并委派其中较可靠的人，当学习组长兼管其言行。一日，派出所和街道负责人找到我，令我担任本街道“五类”分子的组长，领导他们学习，在搬运社甲队拉车的张永泰任副组长，协助我，学习地点就在我家。每天上午8时至11时、下午2时至5时学习；上下午学习开始时，要站立对主席像请罪10分钟，然后各人谈自己的改造情况，并对以往“罪行”分析批判。学习之外，我还要带领他们在街道打扫卫生；要管理他们，有情况要向派出所或街道汇报，他们在街道上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要听我的。总之，我成为官方任命的“坏头头”。

这时我才全部认识了曾在一处挂牌示众的“五类”们。原先认识的只有右派张永泰、张国民，反革命堂舅王昭桢，在新家巷口修自行车的反革命袁晓天；新认识的有坏分子李玉发、沈某，在新家巷口修自行车的反革命叶守和，反革命张德生、黄老头，一位地主田老头，一位地主婆姚某。上面3位称“某”的，是事隔30年忘记其名了，连我一共是十二人。

集中学习的第一天，大家挂牌示众后便来我家，小小斗室空前地济济一堂。当即由我宣布：起立“请罪”，待到6分钟以上，便叫停止了。此后又减到5分钟、3分钟。约3天后，我便提议废除，但要大家不得外传。上下午的各3小时时间却不好马虎，只能少打点折扣，通常是下午提前去打扫卫生，人多干得快，干完就放大家各自回家，可用打扫作为借口，缩短一点学习时间。每天在一起总得有话说，各人把自己的历史及所谓罪行说一遍，再勉强谈一下学习体会，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上面不曾交待学何文件或书，我也就不布置。于是大家无话找话，海阔天空起来。只有那位姚奶奶常常都是说不会发言老不开口，其余的人多是能侃侃而谈的，甚至谈得津津有味，言者听者都兴高采烈。例如那个黄老头，当时已68岁，原是个读旧书的知识分子。他说年轻时参加过共产党，干过多年革命，后来脱党了，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统治区的镇长，也曾有权有势，结果落得一个反革命分子的下场；假使革命低潮时能弃家一直跟着共产党走，那将是“不是顶子红了，便是颈子红了”。谈到当前的生活，他说是靠做工人的妻子养活的，盛赞其妻。但他不讳言，其妻比他小二十余岁，原是芜湖妓女，是被迫的，一心从良，是他用20担米为伊赎身买回来的。其后感情甚好，生有一子，尚未成年。他戴上帽子后，许多人劝其妻离婚再嫁，伊坚持不肯，甘心养活他，而且无怨言。这些故事听了后，使我对其妻有敬佩之感。黄老头约一年后便死了，其家在我屋后不远，其妻我也多次见过，40多岁，仪态很端庄。

还有那个小沈，30多岁，说起他成为坏分子和这时的家庭处境，令人深感同情。他原是芜湖某工厂的一位六级车工，当时工人分8级，6级工必是技术精湛的，较年轻的6级工很少。他有无工作的妻子和两个儿子，前几年因靠工资一家人吃不饱，离厂私自到外面干活，结果被查出，不但被开除，还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参加我们学习前，靠到小沟水塘里摸螺蛳、捉小鱼小虾卖钱为生，一家不得温饱。现在因家庭特贫，仍允许他在学习时间之外去捕捞。故只能晚间进行，黑夜看不清，屡被蛇或毒虫咬伤，我们都见他身上伤痕累累。

停产再加整天学习，日子久了，我积蓄殆尽，生活成了问题，街道见状，主动每月给我几块钱救济。我与张永泰都提出申请，要求准许复工拉车。约莫学习了40多天之后，街道通知我，说已与交管站联系好，先准许我一人复工。这时，学习已较松懈，姚奶奶因在家中要带小孩，张国民有病又无生活来源，小沈要捉螺蛳养家，我都酌情准他们“必要时”不来学习，实际上是再不来了。我见小沈特别可怜，要他暂时与我合拉板车，他身强力壮，合拉可得满工，平半分钱，每关饷他约可得二三十元，也比给毒虫咬每日所得不足1元强。他极为高兴，视我为“大哥”。

我这组长一复工，每日的学习怎么办？街道说：让张永泰负责吧。张永泰代理正组长后，议定在谁家集中我已记不清，反正他为人粗暴，爱打小报告乃人所共知，在“五类”中很不得人心。不多日，我见到其中几位，一问近况，他们都说：你当组长不多事，我们都听你的，高高兴兴，心甘情愿；那家伙谁愿听他的，你走后不一两次我们都不去了。将近两月，“五类”们什么问题也未出，他们自动散了也无人过问，待到张永泰又被准许复工，这个集中学习乃最终结束。

复工及学习结束后，我的“坏头头”官衔并未罢免，仍然是组长，对他们有发号施令之权。我还是让他们每日扫街，隔一段时间带领他们大扫除一次。我则每日出车时，用板车将住处前边一个小垃圾堆清除一下，顺路倒到大路边的大垃圾堆去。

那岁月里还做了一件好事。在学习结束未久的秋初，一天我在家无事，居委会主任来找我，用商量的口气说：那位吃救济的孤寡老太死在家里，要我帮忙将尸体送往芜湖火葬场。其它手续由街道另派人办。我慨然答应，立即去死人家看了一下便去找帮手。其时，本街道“五类”们大都各奔营生去了，我选容易找的找，找来王昭桢和李玉发。3个人将尸体用床单裹好，搬上板车，由我掌车把，遇上坡他们二人帮推。火葬场在北郊神山上，离新家巷约6里。到得山下，上山那段很陡，路又不平，虽是轻轻一具尸体，两个人帮推也须很使劲才上得山来。提起搬死尸、拉死人，人们听了可能会恶心。当时我等所做却无其他想法，我只觉得这位老人很可怜，我们送她去火葬，只是做了一件对她对社会有益的事。

小沈与我共拉一车也为时很短，不到半个月，他就另外找到了谋生之路，此后便少有往来。

现在，我已年逾古稀。一生之中从未当过官，有某种“权”的时间也极少，其中权最大的一次，便是当“坏头头”时了。每回想及此，便不禁失笑。

三十、复工和认识右派魏敦勇

与小沈合作拉车结束后，适逢大雨连绵，长江水位高涨。芜湖沿江，大多数年份是7月间发大水，8月初消退。1968年的水情，在我的记忆中是水来得特别大，大水时又连日大雨滂沱。当时江防告急，特别是市区沿江附近，某些险点急需运黄土填塞或填高，于是运防汛土的任务，就又落到了各交管站板车队的肩上。这是紧急任务，不得请假，每人必须完成当日的定额。某些实行三班制的工厂日夜开工，是普遍的正常的现象，这时运防汛土竟是日夜不停地轮流大战起来。我这个队就有一次是从晚上12点钟开工的，我直干到天大亮以后才收工。

防汛大战进行了近半个月，终于天晴，水位渐降，于是又转入继续“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这时并不停产，而是每日在绝大多数人已拉车完工后的下午3—6时进行。在此时段内，以队为单位，一群疲惫不堪的板车驾驶员们，席坐于地，或苦思冥想有何检举揭发的资料和线索，或脑中空空洞洞既想休息而又得不到安宁。我与绝大多数在场者，都属于后一种情形。所谓检举揭发，其范围是极广的，不论什么人，不论现行的、历史的都在其内。

这样约持续了一个多月，本队检举揭发的一条也没有，常常整个小时无人开口，仅是为了不致太过冷场，才有几个平时比较积极的人讲几句“革命”道理，说几句长期流行于全国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套话。不过，日子久了，对本站个别拉车人的“隐瞒罪恶历史”也在这会上传开了。说是有个右派魏敦勇，解前曾参加过国民党，一直隐瞒，这下被揪了出来，但他却矢口不肯承认，而且大发脾气，态度”极端恶劣”。需要说明的是，这时打砸抢、抄家、武斗等时髦风气已经制止。否则，像魏敦勇这样嚣张，非被打扁不可。是怎样揭发清查出来的呢？当时在会上曾传阅过一些名单，要每人指认是否知道名单上的某人及其历史。此名单应是从什么地方的档案中弄来的。魏敦勇之名是已先查出了的，在传阅中，只是要大家来证实他是否参加过国民党及有无历史劣迹。

当时镜区交管站认为，挖出了一个历史反革命，可谓立了一大功。然而，仅仅姓名完全相同，是不足以为铁证的。结果只能承认：我们这里的魏敦勇非彼魏敦勇，浪费众人时间无数，白忙一场，某些人空欢喜一场。后来魏敦勇告诉我，名单上的那一个，除姓名相同外，出生年月也差不多，惟籍贯截然不同。逼他承认时，在出生年月上，追问人仍坚持可以确认，籍贯问题却怎样也不能让两个人相同起来。因为此魏敦勇有生以来，与那一个籍贯的地点绝无瓜葛。查案人不会起码常识都没有，而是有意想通过恫吓，迫使魏诬认，或诱魏供出其他线索来。多少年来，这种捕风捉影，用哄吓诈骗之术来逼供和制造冤案的，可谓“擢发难数”。

“清理”无功而罢，交管站各队则重新作出了一次编组，原号称“老头队”的两个丙队合并成一队。因为停产整顿中，已有一些人另找到其他谋生之术而不干了。丙队合成一队后，人数较以往为多，而且是“五类”们最多的一个队。此后，我与其中的一两位建立了深交。

新编的丙队共有40多人，其中的五类分子，除我之外还有9人，现将这9人的情况简述如下：

赵永祥，坏分子，40余岁，曾当过厨师。

阚平，历史反革命，40岁左右，某农业高校专科毕业。因解放初曾参加过一贯道而至今戴帽，劳动力较强。

周业勤，历史反革命，据说是贴过反动标语。某高校毕业或肄业，带着一个小儿子混日子。

王文鉴，历史反革命，略长于我。毕业于中等技术学校，出身于建筑公司老板家庭，曾任技术员。

巫润沧，历史反革命，近50岁，原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当过军官。

舒岚，历史反革命，40多岁，巫润沧之妻，其父曾是国民党政权下的县长。

章梦白，历史反革命，原小学教师，40多岁，早与我是同队，接触较多。

马养清，与我早就认识，但互不知名。认识过程是这样的：我们在镜湖交管站不同的队拉车。一次我拉重车走在一条窄道上，他拉空车迎面而来。他因性急，快步疾行与我错车，不料两车轴的端部相撞，轻车被重车一击，车身旋转，将他打翻在地，仰面朝天。我立表道歉，他已有暴怒之色，但看看我便忍住了，对我笑笑说：“看你也不是个走运的，我不找你麻烦”。爬起来拉车而去。从此之后，见面致意，但未交谈通名姓。这时编在了一队，才知道他年长我一岁，安徽大学法律系毕业，1957年打成右派，联系他曾是信仰基督教的，便又升格定为反革命。他为人机警，正直而不失权变。在人际关系中，他向我道出自己的处人原则是“以忠对忠，以奸还奸。”我与他的交往虽不甚密切，却也互相是忠实的朋友。

魏敦勇，芜湖人，1927年生，父亲开浴室，家道较为殷实。他于1948年到上海某大学读外语。1949年春，上海解放，满腔热情地弃学进了华东军政大学。旋即随刘伯承元帅的大军南下，担任宣传干事，到了四川。未几，他转入四川石油部门工作，并与一位医院的护士长恋爱。1957年，他与那位薛国祺女士正准备结婚时，被打成了右派，同时也一棒打断了这份婚姻。

魏为人忠厚正直，好说话，性情刚强急躁，当时被划成右派自是难免。因他所说的只是一些很普通的言论，很不服气，便不肯承认错误，更不承认是右派。于是他被划成了极右，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他身体较好，力气也过得去，在劳教期间的劳动，主要是参与修筑成都至昆明的成昆铁路。他干的活全是重活，有一段时间的任务是运水泥，不是用车运，而是令这些右派们用肩扛整包的水泥，步行越过若干里的山峦。他说，此时他每次都要被迫扛两包水泥走这段山路。路很狭窄，一边是高耸的山，另一边是深不可测的悬崖。同队许多人原来是大学生，其中多有体力较弱、甚弱的，在扛水泥过山时，因体力不支，或因一个闪失，“身子一歪”，掉下悬崖粉身碎骨的不乏其人。

我拉板车常运水泥，每包重量50公斤，是统一的重量。我因腰部有病，肩膀根本不能负50公斤之重，即使有时勉强试一试，一包水泥上肩，马上会痛得身子一侧使它滑下地来。最大限度是放在腰部上背着走，也不能超过50公尺的运程。两包水泥是100公斤，非壮汉绝不能胜任，要书生们扛100公斤走长途山路，无异令其“挟泰山以超北海”。当然，体力过弱者，也实在不可能两包上肩，但一包是最起码的，这也是体弱者力所不及。当时，监督管理右派的左派们，对死个把右派根本不当一回事，竟安然任这种事一次次发生，多么残酷，多么草菅人命，人性何在？屈死的冤魂啊！你们怨不怨，怨谁？

魏敦勇是1962年解除劳教戴着帽子回到芜湖的。当时其母已死，其父娶了个继室，浴室早已变为国营。父亲及继母对儿子戴了个臭帽子回来，不让他将户口安在自家。单居的嫂子好心，让小叔子将户口安在了她那里。像魏敦勇这样的“牛鬼蛇神”，回到社会自谋生计，大庙小庙一概不收，无可奈何，只好像许多“五类”们所走的道路一样，弄部板车，兜揽着运些货物，即拉“散板车”。交管站成立后，入了老头队。

我在新编队前便已久仰其大名，一经同队，见其相貌堂堂，眉宇间却常含怨愤之色。同明相照，同类相求。我们彼此间如同有种吸力，很快便互相接近、无话不谈，渐成莫逆了。他不仅对我推心置腹，而且在劳动中给我数不清的帮助。他体力本强于我，因为他嫂子在烟酒杂货店当售货员，无力养数口之家，魏与她住在一起，便承担了较大部分的养家义务。几个孩子都是女的，第二个女孩已十二三岁，叫做小兰，很懂事，在拉车中做他的“拖子”。这样，他拉车，完成较重的任务便不难，而且速度也快。只要我们是同路拉货，他每见我力弱有困难时，就减轻我的负重，将部分货加到他的车上去。例如运砖，通常是每人每次200块，他便将我减成180块，他拉220块。这样，我车上重量减轻，可以走快点，不大的坡子也独力可上。如果沿途有陡坡，他还耐心地减慢速度，伴我同行，待到较平坦之处，才离我加速而去。

在他的帮助下，我得以较经常地减轻一些劳动负担，身体上少受一些因力难胜任导致的痛苦，也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一些劳动时间，得以早点回家休息。他对我的帮助，自1968年末起，多年不变，直到我甩掉板车为止。而我们的友谊，则是永远的，至今虽天各一方，仍经常联系。

三十一、差一点被逼迁到农村

“大联合”之后，芜湖各单位陆续进驻“工宣队”。未几，工宣队又进驻各街道，并兴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当时，我对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是赞成的。认为许多青年学生在城市无事可作，游手好闲，不是个办法，可以到农村去安家落户，农民不是人当的吗？为什么城市青年就不能到农村去做农民呢？这种想法，当然是太简单太幼稚了。而对什么“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则并不信它。实际上，所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让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减轻城市压力，减少失业人员，缓解城市可能出现的矛盾或问题。“知识”两字只是个空头幌子，我所见到的是，不论高中、初中、小学生都被动员到农村去，小学文化的年轻人能算知识青年吗？所谓动员，只能是鼓励和奉劝，应该是无强迫的含意的。而在事实上则普遍出现这样的现象：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的近邻，凡家有青年男女者，只要未曾自愿报名下乡，街道上便组织一群不在下乡之列的青年们，拥到那些人家的门口，敲锣打鼓，以表示欢迎其家子女报名下乡之意。同时还具有祝贺其家青年，响应“伟大领袖最高指示”之意。我常常听到锣鼓之声，声声震耳，噪音弄得我心烦意乱，坐卧不宁。如此连日早晚或早中晚每次几小时的喧天锣鼓，几天下来，谁人能受得了？于是有些本来坚决不愿到农村落户的青年们，也光荣地戴上大红花，作为自愿响应伟大号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了。这伤透城市父母心的运动，后来产生的种种弊端和损失，不必在此处议论，仅就敲锣打鼓造成“自愿”离城而言，这种把戏还不拙劣吗？明是逼迫，却非得弄个自愿的形式不可，同把我强迫回家，却要我申请是“自愿回家农业生产”毫无二致。

就在上述长达数年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1969～1970年之交，芜湖市又发生了一次，要把市内全部无正式工作的“五类”统统逐出、强令迁移户口到农村安置的措施。唯配偶有正式工作的和老弱病残无劳动力的，不在其内。在本街道，如堂舅王昭桢年老且女儿正在读中专可不迁，李玉发有病可不迁，叶守和妻子有正式工作也可不迁。我则在迁移者之内。既是强制，我那有抗拒推诿的余地？心想，自己亦曾在农场干过农活，农村房子可能比现住的这个草窝还要好些大些，农村人大多朴实善良，也不会对我很坏，总不会再出现那“大要命”的饿死人的时代了，于是一口应承。所去地点，是芜湖专区所属几个县的农村。当时农村全部公社化，工宣队将各该县的简图给我看，要我选定，我选择了宣城县杨柳公社的杨柳铺。此处我从未到过，是因为宣城离芜湖较近、地方稍富庶才选定了它。选定之后，便有工宣队派人去联系。张国民一家也不得不走，他选择的也是杨柳铺。

既到农村安家，我便要带着孩子去。此时孩子已约5岁，寄养外家，户口也在那里。我曾亲自去了一次，要求带回孩子，一同到农村去，吴家坚决不肯，只得罢了。不日，农村方面已联系好了，我已在准备行李，打算克日起程。有些该走的，一家许多口，做些小营生，坚持不肯走。如拉板车的，便勒令停产，以断其生路；有的则强行将其户口迁往某农村。

我在那些年是横着心的，生不留恋，死不畏惧，任凭摆布便是，真到绝路，一死而已，故心情能够较为平静。住在我近边的老母亲则凄伤不已，担心我不会做农活，既孤独，又吃不了那个苦。不料一日忽然传下令来：凡单身“五类”无家属可携带者，一律不得离城迁往农村。毕竟是下级政权考虑不周，不如上级高明精当。后来听说是上面来了急令，大意是城市管理较为严密，农村松散，单身的阶级敌人，如无家属拖累，容易铤而走险，进行破坏活动，然后遁入荒凉无人之境。故千万不能把这些单身敌人从城市弄到农村，以贻后患。

此令一下，我自然依旧在芜湖市继续拉板车，也免掉了后来有些人迁到农村后，又回城的许多周折。本街道的张国民，确是全家迁走了。他到宣城杨柳铺后，自己严重肺病，不能劳动，两个孩子都小，妻子又要做家务、照应孩子和丈夫，全家到农村去，实在是一点农活不能干，也从来未干，生活一切都是农民负担。农民对他们一家很好，也不歧视，很同情。倒是张国民很过意不去，不愿过多依赖农民。约1年左右，他将户口留在农村，携家回到芜湖市来，住到老地方，自找生活门路，口粮则仍旧由杨柳铺农村售给。只要户口在农村，“人是农村的”，既是熟人，街道便不过问，未做坏事，派出所也佯为不知。小沈一家，则听任将户口强行迁往某地农村，人却赖着不走。像他家以及还有别人的家，由女人出面来闹，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呼天抢地，寻死觅活，当道对他们也毫无办法。日子一久，也就听之任之了。

张国民在无以为生的情况下，却有了转机，否极泰来。他有个姐姐，在长江以北某城市，以前有时给他一些周济。回城后，他又去找姐姐想办法。姐姐说，须得找条生路才行，我有个很熟的人，在某饭店当厨师，做得一手好卤菜，我请他教你做卤鸭，你就试着卖卤鸭吧。她将兄弟带到该饭店的厨房，叫他在一旁，看这位师傅做卤鸭。连看几天，掌握了从烧水烫鸭、去毛到卤制、切割的全过程的技术，然后师傅又送给他一钢精锅的卤水。他将这锅卤水带过江来，立即去贩买鹅鸭，教会妻子卤制，夫妻二人拿出摆卖。其时食品匮乏，卤鹅卤鸭很好销售，他们便更多地买来做熟多卖，一家生活很快好转了，而且有点小富裕。在他带动下，新家巷又有好几家无业之人，做起这个营生来。可惜，张国民虽然生活问题解决，肺病却未曾治好，而且日益严重。

以张国民为例，他被强迁农村，便给农民增加了不少负担，如他不回城，则是长期负担。所谓知识青年下乡的，大多对农村并无好处。例如魏敦勇侄女小兰，被下放到邻县，她几乎长年不在农村，仍为叔叔推板车，口粮则归农村供给。杨有椿（后详）的弟弟下放农村，倒是不常回家，而他则不务正业，反而捣乱，他亲口对我说：与几个青年终日游荡，他有一次“一扁担打死人家七头鹅”，聚多人打牙祭。当时全国农民绝大多数是非常穷困的，把城市工业和其他事业摧毁得一塌糊涂，却把城市人推往农村，让农民承受经济负担和其他损失，这是什么样的革命策略啊！

三十二、劳动中锻炼种种

1968年至1970年的3年，是我拉板车生涯中，拉车技术达到非常熟练和体力最佳的时期。这些都是锻炼出来的。在“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锻炼过程中，有些方式和情况是很值得一谈的，说出来会为现今的人们认为匪夷所思的亦复不少。

就拉车的体力和技术而言，首先是装车技巧。这个技术很重要，如重心太后，须用很大力量，并把自己捺得弯腰曲背，车子才能艰难的滚动；若重心太前，则要双手用力上提，使身子挺得笔直，呆呆地向前缓慢走动。这两种情形，都是初拉车时必然经历的。经过学习和实践，我能把载货之车的重心调整得十分准确，除了庞大的大件货物、且堆得很高为特殊情况外，装好货后，双手将车把轻轻一按，向后竖着的车便平了，让其微微后翘，然后拉动，这时的重心微微向后，在平路和下微坡时，它会催着人、车前进，极为省力。当重心完全平衡时，只要用两个手指将车把轻轻一托，立觉重心向后；往下轻轻一按，则正好向反。拉板车最怕上陡坡，须用很大的力，或要一至几个人推，才能上去。下坡时，车子下滑，无须用力，且速度快。但下滑太快也有危险，一旦控制不住，就可能被车子撞伤自己。在这方面，我的驾驶技术也达到了高超的地步。例如我们经常到距市区30里的四合山拉砖，一度正路因修路不能重车通行，便只好从该处侧面的另一条公路返回，中间有一处连着要接连越过9个山头。为了减轻上坡的用力（包括别人帮推），我们采取了从第一个山头下山时，下滑到一半，便让车子猛力下冲，并借这个力冲到第二座山的一半之处。其后的诸山类推。这样省力多了，但要有体力和技术。通常开始下山时是让车子竖起，双手过肩，托把缓缓下滑，这样既轻松又安全。在翻越这9座山头时，我们采用了冒险的办法，下滑到半山，双手将车把用力一按，让车把仍然上翘，重力在后，催车前进，人的双足半悬空，只能略略点地，车子像飞一般冲下去。到得谷底，继续上冲，其力减弱，冲到它不能自行前进时，再将把持平用力前行。车子飞向谷底时最为危险，一旦控制不当或失控，车把便会横向转动将人击伤；若人一旦跌倒在地，则会被车身撞伤或撞死。这种“飞车”技术，到了1972年，我便不能使用了，自觉没有了安全控制能力。这又说明，1970年前后，是我拉板车体力最好的时候。

拉板车遇到危险或工伤事故，是难免的，我也经历过多次。其中有好几次是因为腰部用力过大、扭动频繁，造成扭伤，乃旧疾所致。一旦受伤，便要停工多日，疼痛半月方止。一次拉防汛土到达江边船厂，一足踏在长长的铁钉上，钉尖穿破胶鞋，插进脚跟半寸。该厂还好，立即送我到医务室，给我打了预防破伤风针剂、包扎好。我为了完成任务和得报酬，仍忍痛跛着脚继续劳动不止。

最危险的是拉黄土时，有两次几乎被土打伤打死。拉黄土大多是由专业的“土方队”开土，让板车队拉走。土方队的人个个身强力壮，通常是几个人站成一排，用铁制带柄有两个尖端的“二齿”，在高达一丈左右的土堆、土山下挖掘，将该土堆下部商一公尺左右的土挖空。挖空到一定进深，这一丈左右高的土堆便会全部崩塌。比从高处向下一层层蛮挖，省力省时得太多了。一般在挖到差不多之前，土方队便会有人站到上面去看，见到上端土面已开裂或有开裂征象时，便叫开土的人赶快退走，以免被崩塌的土方击到。有时裂开太慢，机灵的开土者，又迅速向前再用力挖几下，立即跑开，以促土方崩倒。拉板车的，绝大多数都争先恐后，我是比较能让先的一个。一次运土方时，空车返回取土处，等土的人不多，我将车屁股推到正在开土的很近之处，根本不知道土方崩塌的厉害，正站在车把边悠闲。忽然间一个开土的跑到面前，将我用力一推，边说“不要命了！”一面用只手将我车把抓住往后一拉，自己迅即跑开。正好这时，哗啦一声，一大排丈余高的大块黄土轰然倒下，我那板车车箱里也倒进了一小堆土。若非那个开土的经验丰富，将我推开并将车子往后拉了一小截，我将被土砸得非死即伤，车子也被砸得粉碎。这样的危险还经历过一次，那是一个开土方的提出警告稍早，我刚把车拉退，土便倒下了。

刚复工那阵子，拉防汛土，天气时晴时雨。一下大雨，全身湿透，忽然又烈日当空。时当夏历五月，一晴便热，衣服很快晒干；但不多时雨又倾盆而降，衣复湿透；旋又晴朗，将衣晒干。如此一湿一干，干而复湿、再干者，最多时一日达到7湿7干。我本是有风湿病的人，这样的雨打太阳晒，忽湿忽干，对风湿病者是极不利的。可是奇怪，就这样我的风湿病丝毫不曾加重。至于整年风里来、雨里去，特别是寒冷天气，拉重车用力后，出一身汗，一旦停下或拉空车，被冷风一吹，其寒彻骨，冷汗被慢慢收干，其难受非言语所能形容。这也是易致病的。但我至多有点小小感冒，并且把感冒不当一回事，照常出工，不药而愈。

后来的几年，到四合山运砖的次数特别多。每当夏天，烈日当头，一到中午，柏油马路被晒成黑色，软绵绵成为“弹簧路”，并渗出油来。在软路上拉板车，需用更大力气，而且更慢。这时强有力者和带“拖子”的，已在中午前走过了这段平路，我常落在后面，约在下午1时左右至3时经过这里。骄阳似火，遍身大汗淋漓，脸上汗滴如雨，而地面上的柏油熔化，又热气蒸腾，侵人心肺，喘气不已。当此之际，蒸热难熬，我往往不顾一切，见到路旁有水渠或小沟，便将车停在路边，向水里一坐或躺下，让冷水浸泡一阵，稍觉凉爽气平再走。我这有风湿病之人，如此胡来，是很可能加重风湿、甚至发生热毒攻心的危险的。然而我竟然“吉星高照”，从来无恙。更加奇怪的是，到了丢弃板车、乃至恢复工作之后，过去那曾全身疼痛的风湿性关节炎，从未经诊治服药，竟然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仔细推究，只能是拉板车那些年内，日晒雨淋风吹水浸之功。岂有他哉！

多年“牛马走”于市内郊外、小巷大街，还练成一椿本领，即不论空车重车、徒手信步，只要走一段路，便知有若干里程，基本无差错，而且无须看表（我数十年无手表）或数路旁电线杆（每根距离50或100米）。据拉车里程，可以算出每日或一关饷的工资多少。同队若干老弱，往往预先咨询于我，俾其心中有底。10余年来，我的精神活动已被禁锢得愚钝之极，不想保留得一点聪明才智竟表现在这上面，不亦悲夫！

以上只是“锻炼”中的成绩和一些“吉人天相”的情景，但也有技能上永远学不好和无法克服的。

除了体力不足不能扛包之外，因腰部有疾，不宜蹲身和转侧用较大的力，故在用铁锹装土、煤、石子等时，不能用短柄大锹蹲身、腰腿一齐用力，用锹面贴地平铲，快速装车；而只能用长柄小锹，直着身子，全凭手力或加脚踩，少量少量地慢慢装，这样才能使腰部基本不疼。这种情形也是我常落人后的原因之一。另一事是因我手力和臂力都差，每拉烟叶包、棉花包等大件时，总是不能用绳子将货捆牢在车子上，而且捆绑方法也一直不得法，且十分迟缓。因此常常在拉车途中，因绳捆太松，货物重心后移，直到无法拉动，或者松散到货包滚落地上，以致非得停车重新捆绑不可。这又是极其麻烦和耽搁时间常为之头痛的事。

三十三、摘掉帽子打开思想枷锁

数年之间，我在街道上的改造“表现良好”，这是大多数邻里群众的评价。1971年春，不知怎么又有了为若干“改造好了的右派”摘帽的指示。当时赭山派出所来了一位姓杨的公安分局局长，将我找去，说将为我摘去右派帽子，令写一份思想改造情况。回得家来，高兴异常，当即照在广西时写思想改造总结那样的模式，写了3000多字，拿去让先看看。那位杨局长还是颇有水平，略看一下便说：“太长，我替你删改一下。”次日他便删改完毕，压缩成1200字左右，要我在宣布摘帽的会上基本照此宣读。

此会是在某工人俱乐部礼堂举行的。这种会是多年不曾开过的，形式颇为隆重。当主持人在台上宣布为我摘帽“回到人民队伍”后，便要我上台说话。我对着稿子发言，念完后照例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但就在这时，忽然悲从中来，不禁声音哽咽，泪流如雨，接着是号淘大哭，然后匆促下台就座（摘帽的还有其他人）。这情节是突发，为自己所不能控制的。也许是我的感情脆弱吧。但这感情确是深深埋藏于内心，似火山般的爆发，是10余年来所受委曲的自然表露，我只是微微知觉它的含意是“此身何辜，遭此荼毒。”

一经脱帽，便属于人民了，同时也就脱离了“五类分子”的行列。从此不再须为街道打扫卫生，再无人敢到我门口贴上“勒令”，并声言要砸烂我的狗头，不再需要写思想汇报并在表上填写曾犯下何种“罪行”，连那个一直挂着的“坏头头”职衔也自然卸去，委实减少了许多麻烦，免却了颜面的难堪。但是，摘了帽的右派，不过是“摘帽右派”，变了的是在右派二字的前面加了个定语，属于人民，也只是个“二等公民”，侮辱可免，歧视依然。摘帽后，不但仍根本得不到正式工作，在交管站有时仍要受到若干“出身好”、“自来红”的无知之徒盛气凌人的对待。

但不管怎样，1971年春的摘帽，毕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不小的转折点，转折后很快有下列一些情形。

首先，这时孩子已经6岁多，略懂事，其外家已不必担心孩子跟我在一起会被弄到农村去，而且来城市读书也方便些，于是我得以把孩子带到了身边，并安好户口。其时我弟弟已结婚数年，弟妇是附近张家山幼儿园教师，便把孩子送进了该幼儿园，并由弟妇加意关照。此后又让孩子进入小学。在孩子日常饮食起居方面，则有住于近在咫尺的母亲适当照顾。

其次，是可以与亲戚正常联系与交流。摘帽之第三日，我便买了一点礼物去看望姨妈，有约5年未到她家去过了。5年之前，我是常去的。一日到她家，临走时姨妈对我说：姨父正在申请入党，“你以后不要来了”。姨妈原对我很好，就是说话的此刻，仍不是对我不好，而是认为我身上具有右派的奇腥奇臭之味，怕我到她家去，将这味道飘落到姨父身上，一旦被人嗅到，就会跳不进共产党的这道龙门。那时，党员奇香，有此称号的人被人羡慕。但人们所羡所慕者何？则各有不同。或以其人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员，或羡慕其人入党之后当了官，或以党员多是手中有权，可用其权得到某些好处，或因亲友中多有身居显位的党员，自惭“形秽”，等等。我认为姨妈的想法主要属于最后一种。但总之我对羡慕党员是不以为然的，因为按《共产党党章》对党员的要求来衡量，真正合格的怕只是少数。一听姨妈要我莫再去她家，我掉头便走，再也不去。旋即“文革”开始，姨父入党问题被长期搁下，不了了之。姨妈有时到母亲处来，与我相见，后来又改口要我去她家了，我坚决不去。她很敏感，这次一见我去看她，劈口便说：“我知道你的帽子一定摘掉了。”其他以前多年不往来的亲戚处，从此也偶有走动。

第三，是可以扩大一些社交活动。前此，我多年接触的，除几个街道“五类”外，便是邻居中在一起同拉板车的。这些拉板车的都无文化，见面三句话不离本行，全是说的拉板车活动、板车业务、板车自身或相互间的一些是非。我最常去的是苏文忠家，他长我10余岁，原是无业游民，为人却较正直，对我深为同情，有时还护着我不让受人欺负。摘帽后，我的人际交往不能再限于原来的圈子了。不多时，便经魏敦勇介绍，认识了两个右派朋友。

第一个是舒松龄，长我2岁，中山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在母校当助教，1957年已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讲师，但当时我们并未打过交道，互不相识。他被打成右派后，经过一段劳动，回校后便摘去了帽子，却仍不让他回到教学岗位。为此，他一怒退职回家。回到芜湖后找不到工作，有两个男孩，妻子当工人收入低微，一家难以为生，他不得不走上到镜湖区交管站拉板车的道路。他体力和我差不多，大孩子在读书，二儿子已十二三岁，辍学在家，为他推板车。因是双人拉车，故进了乙队。经见面后，由于曾是校友和师生关系，再加共同命运，顿成莫逆。

第二个是杨有椿，他比我约小两岁，1953年在吉林大学数学系毕业，留校当助教，1957年已是该校数学系讲师。成右派后，不愿到农村劳动，退职回到芜湖家里。其父原是资本家，这时仍保有一座房屋，自住之外还有几间出租。他在芜湖找到一家集体工厂做工人，一直未婚，1962年左右已摘去帽子。他头脑灵活，比较善于分析问题。因遭遇相同，一经认识，便甚投契。

舒、杨、魏和我经常见面，大多在晚上工余之隙。杨家在“长街”，自住房屋两间，父母一间，他自己单独一间，稍为宽敞，故我们在他家约会的次数为多。并在杨家认识了另一右派吕承嗣。

吕承嗣，年龄比杨有椿略小，原在芜湖市公安局工作，成右派后，妻子离异。经过一段改造，退职后自谋生计，在一家工厂当工人。他为人机灵，社会关系较多，还结识了一位原地位比较高、失去公职在芜湖居住的右派徐某。徐的联系渠道较多，包括北京方面的，吕去他那里，往往能得到一些下层社会所不能知道的政治信息。我等四人与吕承嗣的接触并不多，但只要一见面，便多少能从他口里得知一点新闻。

自交上这几位朋友后，每次见面都要谈起各自的近况，特别是当前的政治特点和动向，各抒己见，非常热烈。在这样的氛围下，稍稍打开了我被禁锢的思想枷锁，我那长期以来变得十分钝滞的思维能力，逐渐稍稍灵活，获得些微解放。在与这群朋友交流讨论中，我明确及认清了政治风云中的以下几点：“文革”是毛泽东要打倒以刘少奇为首的一大批“异己”；毛利用林彪为主要打手，并将林提到“副统帅”接班人的地位；林附和毛获得提升，并与江青等一伙合作拥毛；江青一伙野心很大，我以前对她一度有好感，在认识上是错误的；林的接班人地位确定后，野心家江青便不能相容，他们之间已互相水火；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与毛的矛盾已见端倪。

三十四、林彪事件及所受启示

1971年9月下旬的一天，当日无拉车任务，上午出去，在路上恰好遇到吕承嗣。他神秘兮兮地告诉我，不久前林彪出逃，已经死了，嘱咐不要跟别人说。我听说后，内心窃喜，未将此信息外传。

10月间，林彪事件已传达下来，关于林于9月13日外逃、机毁人亡的经过，以及“五·七一工程纪要”等有关文件，都下达到了芜湖市交管站并在各队传阅。

林彪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受人景仰。但自“文革”开始以后，却很不得人心，虽然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口头上不得不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而在背地里，我所见到的劳动人民，对林或是避而不谈，谈到也并不恭维，可见人心中自有公道。他夫妻父子的毁灭，及其集团的倾覆，自是人心大快，无足多叙。

但是，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来，一直被毛泽东所宠信，此后毛打倒一大批老战友，独独提林彪为接班人、副统帅，林彪被举世公认跟毛跟得最紧，并最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而转眼之间，忽然反目为仇，致林彪要置毛泽东于死地，以抢班夺权，实在令世人万分惊异，莫名其妙。我在之前虽略知毛、林之间已有痕隙，而突然爆发誓不两立的对抗，却也震惊不已，且不能不加思考。

林彪不论如何作恶，其在这十年中的作用，毕竟不是太大，我的思考最后是落在作用最大的毛泽东这一方面。

林彪事件表明，毛对林的器重和信任，并不英明而且很不英明，也是并不正确而是很大的错误；而就“文革”中林借毛势、毛助林威的所作所为来看，这场运动就根本上谈不上是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而是为达到他们少数人的权欲而发动的。伤害那么多人，损失数不清的物质财富，这是光荣的吗？是伟大的吗？是进步的吗？只能得到相反的答案。

再从发向全国的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来看，其中记载了林彪的种种罪恶与阴谋，而林彪攻击毛泽东的话，是否就一无是处呢？这些内容，也提醒人们去进行思索，去与现实对照。我自己就曾对那些话语，参照事实认真思考过，不能说林彪所言，全是无根据的恶毒攻击。

再细细想来，在“文革”之前，中共和人民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到了把毛神化的地步。“文革”中，经林彪为首的竭力吹捧、肉麻歌颂，更是把毛奉之为神了（至于尊之为君，那从“最高指示”便已显然）。现在，最热烈的造神者林彪这个事件，正好拆穿了造神的神话。神从天上跌下了人间，毛不仅不是神，而且远不是完人，他的想法，他的主张，他的所作所为，决不是无可非议。我就是这样认识的。以前，我虽然也不是绝对的盲从和迷信，曾有过怀疑，但在全党、全国那样崇拜的气氛下，我不敢去想、细想、多想。正是林彪事件的公之于众，促使我拨开许多虚妄的表象，彻底打破迷信，去进一步认识毛泽东。而越到后来，我想得更多，新的认识也更多。

再看毛泽东自己吧。林彪事件不久之后，他身体忽然差了许多，衰老了许多。这决不是偶然的。无疑是受林彪事件的打击所致。他受的打击是：他知道这个事件的发生，在全国人民及全世界面前，证明了他并不绝对永远英明、正确，使自己的威望大为贬损，很是难堪。

当然，以上只是我个人从林彪事件中所得到的若干认识，我深信全国大多数成年人都会受到某种启示，不过各人的领悟不同而已。

同时，我也预测到，林彪集团毁灭之后，以江青为首的一伙野心家必然更加猖狂。

三十五、后一段板车生涯

这段时间内，我自己有了一间草房。约莫在摘帽前后，一邻居家，有间草房要卖掉迁居，我以90元将它买了下来，从此不再需要每月付4元房租了。该房面积16平米上下，和新家巷其它草房一样，墙都是用黄泥、稻草，加水和匀，绕在竹棍上竖立起来，再里外糊一层泥做成的。柱子和屋顶，是用几根毛竹和木料搭起来的。门是单扇门，朝东，这里各排房子都是坐西朝东。初住进去，屋里只有前后两块嵌在墙上的一尺见方的玻璃作为窗子，黑古隆冬。既是我自己的“产业”，我便需要明亮一点。于是用手在左边及前方的右面各抓去一片泥土和稻草，只留下竹棍，弄成方形，就成为新开的两个窗子了。这就使我的房子里，比别人家同样类型的草屋光线更好，白天能看书。同时，在邻居家接通电线，装了一盏15支光的电灯（自单居以来都是用煤油灯）。这里多家共用一个电表较普遍，通常装有电表的这一家便不出电费，并由这家将每月电费分摊到用表的其它各户。邻居间为了一个月几毛钱电费分摊不公，经常吵嘴，我是要我摊多少立即付给，从不多言。

买房前后，镜湖区交管站新来一位负责人，叫刘宝树，有人传说他是个“大干部”（后闻为19级）。他为人很好，态度和善，关心这批劳动者，对“五类”也较客气，给我很好的印象。约1971年底，刘宝树又调走了。随即有交通局一位姓张的局长做报告，说要把各区交管站改组为大集体性质的“搬运合作社”。将我们这些板车队改为集体企业自，是受人欢迎的好事。但那位张局长又宣布：以往交管站抽取运输力资25﹪太少，以后要在抽取25﹪之余数中再抽25﹪，以充搬运合作社积累和福利经费，云云。25﹪已是全部力资的1／4，再抽75﹪中的25﹪，加起来便是抽取43·75﹪，几近力资之半。硬性规定如此，拉板车的同行们，无不怨声载道，敢怒而不敢言。以我而言，过去每月可得50元，此后每月就只能得到37·5元，要将其中的12·5元缴了公，这相当于那时一个人的生活费啊！从此，镜湖区交管站改组为镜湖区搬运合作社，各队成员基本不变，除社主任由上边派来外，其余管理人员，均在拉板车的人中遴选，成立了什么财务组、政工组、业务组。选出当干部的，都是过去政治上表现得比较积极的人，他们每月工资一般不超过40元，却趋之若鹜。因为一当上干部，便很光荣，不须拉车流汗。其中大多后来也都作威作福起来。不过，有了一定的积累之后，也给社员些许福利，如工伤者可公费医疗，工伤及病假期间，有医生证明的可每日领取几毛钱的生活津贴。

从摘帽的1971年春为起点，到停止拉板车的1975年5月，又拉车4年多。在这段时间内，自改组为搬运社起，每月须再多缴一部分“管理费”。好在当时劳动已习惯，颇能胜任，加以社会经济不像“文革”初期那样混乱、萧条，搬运业务较为正常，我在丙队虽仍常得不到满工，每月尚可得50元左右，可以养活一个儿子。

到了1973年，读小学的儿子9岁时，每当星期日不上学，我便要他去为我推板车。虽然人小力微，在拉重车时，有点小小力量在后推着，也觉轻松不少。在空车和回程中，有的人要“拖子”拉着自己走，我不忍心这样做，总是要孩子坐在车上，我拉着他。记得正是孩子9岁时，我一次拉烟叶，上一个较陡的坡，孩子在后面推着，他样子如何我见不到。旁边有两个路人看到，忙帮着推，上坡之后，对我说：“你孩子好可怜，我们见他竟用头顶着烟叶包，不但用手还用头在顶着推，涨得满脸通红。”闻此言我很难过。自己倒霉受罪倒也罢了，还让小小的儿子如此受罪！

孩子帮推车每周只能一天，这时我已感到体力在慢慢下降，其余6天，单人拉车靠硬撑，拉得最重的一次达900公斤，幸好还是不太远而且路面比较平坦，才能拼着命拉到位。

这几年内，因劳动过重，我还多次扭伤和损伤了腰部，每伤一次，都要停工好几天。一次，在医院治疗，医生为我检查，发现我的脊椎骨正当腰部以上那一段，有两三个骨节不正常，呈“S”型。这时我才知道，在多年拉板车载重的压力下，靠腰部脊椎那里挣扎用力，已将骨头压弯了。至今20多年后，让家人抚看，那里仍明显弯曲。

这期间，我又认识了一位右派朋友，名叫苗浡然，原是皖南大学俄语专业助教，成右派后经过劳动，也失去公职，学会做衣服，以成衣为业。他有时也参加我与杨、舒、魏等人对时政的研讨。

我们在林彪事件后，原指望国家最高领导人能吸取教训，并可因林彪面目暴露，将有些罪过推到林的头上，借此为下台之阶，改弦更张，不要再狠斗了，少做些对人民不利的事，多注重些经济建设和发展科技。对自己是否能改变当前的境遇，倒是不作指望。

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一面批林，一面对某些极左的东西有所纠正。不料这时的纠左还是行不通，事与愿违。此前曾闹过“评法批儒”、批周公、批现代大儒，在批林中竟又以林彪曾倡“克已复礼”，而扯到了孔子头上，演成为批林批孔，实是把矛头指向了周恩来，使左的气焰复又嚣张。这批林批孔是由江青领导发动的，很快风靡全国。这么大的事，不经御批或默认能行吗？当时，毛泽东的威信在广大人民中已渐下落，周总理是最得民心的，因为大多数人民都已能认识到，周总理是力图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批周，实即一意孤行，仍要走不顾经济凋敝、民生艰困的老路，是违背民意、丧失人心和违反历史潮流的。

面对现实，在我的内心，对江青一伙痛恨无比，同时对自称为秦始皇的独裁者毛泽东也完全失去了信任，对他的反感越来越深越大。我认为当时一切的倒行逆施，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全中国多少亿人民，是处在黑暗的统治之下。我郁闷，愤怒，要高呼，要宣泄。每当清晨，拉着空车，走在郊外绝少行人的马路上，我会情不自禁地，以反义高唱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歌曲中的两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又唱夜半歌声电影中歌曲的一段：“谁愿意做奴隶！谁愿意做马牛？人道的烽火，燃遍了整个的欧洲。我们为了博爱平等自由，不惜任何的代价……光明已经来到古罗马的城头。”我深信黑暗的独裁统治不会久了。

在一次腰部损伤之后，我不再拉板车。计算起来，我拉板车9年又10个月，以10年、每年按360日计，每日平均约拉空车重车60华里，共行走216000华里。再按地球直径约6370公里计算，绕地球一周为4万公里或8万华里，我10年的拉车路程，竟相当于绕地球两圈半，真个是“牵车绕过地三周”啊！

三十六、弃板车再刻蜡纸

在我拉板车的后期，有朋友常提醒我丢掉板车。但是我这谋生乏术的人，又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1975年5月，一次将板车竖起倒煤，放下车身时，不慎腰部被车把横击了一下，立即疼痛起来，作为工伤休养几天。恰好吕承嗣来访，他见我腰疼情状，说“板车真不能再拉了，我想想办法。你能不能刻蜡纸？”以前他不知我刻过蜡纸，当了解刻过，便说：我有个朋友在新芜誊印社刻蜡纸，也是右派，名叫吴若萍，我介绍你去认识他，看行不行。第二天早上，他便带我去找到了吴。吴一见面，稍了解一下我的经历，便要我用钢笔写了几个字，一看便说：“行，马上把板车甩掉，就在我这里干。”就这样一下子，我便彻底告别了10年的板车生涯。由于与吴是同难，彼此很快建立了友情。下面是他的简况。

吴若萍，安徽无为县人，比我小一岁。抗战时仅小学文化程度的他，独自跑到共产党军队里去，曾在某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过。其后当过随军记者，解放后进军大西南，后在成都某文工团工作。他长于形象思维，善于构思，曾写过若干报导文学、短篇小说和剧本，成了四川的一位作家。成右派后，经过一番劳动，同样丢掉了公职。他让妻子留在四川铁路部门工作，自己独身回到芜湖，自谋生路。他为人机警，应变能力强。到芜湖后，便不断变更住址，当文革初期大乱之际，在不断迁移中，弄得公安部门不能及时转递他的历史档案，甚至丢失，以致所在地段公安机关和街道，不知或不能确定他是个未曾摘帽的右派。他在成都卖过油条，当过泥水匠，在芜湖所做的营生也变过许多次，如拉板车、画像、甚至为人修补尼龙袜子。也在皖南大学刻过蜡纸，与我认识时，在新芜区某街道办的“新芜誊印社”刻写。

当时新芜誊印社的负责人不懂业务，基本上是吴若萍说了算，所以吴说让我干，便一槌定音。私下再一交谈，观点几无不同，更是一拍即合。

改刻蜡纸后，我到镜湖搬运社领了若干天工伤补贴后，便不再理会它。当时刻蜡纸的报酬，是每张0·35元（誊印社接来收每张0·45元），由于满版文字的居多，吴说“刻起来像纳鞋底一样，密密麻麻”。每天只能刻5张左右。这样，一个月约有近50元收入，既不如拉板车那样辛苦，钱虽略少一点，却少吃不少米，少破多少衣。

吴在芜湖认识人多，其中有些是通过谈文艺认识交往的。不过一个月左右，他对我说，与新芜社负责人有些矛盾，想另建一个刻蜡纸的基地，仍与我合作。于是他积极筹划，通过间接关系，认识镜湖区北门“片”（管若干街道）的生产组长夏某，提出由我们来办一个誊印社，可为该“片”也搞些收益。经北门片同意，成立了北门誊印社。

在吴的安排下，该社由我当负责人（没有什么名义），每日坐镇，处理日常事务；由吴的相识、原芜湖商业局干部、头上仍戴着反革命帽子的俞剑华找业务，并让他通过一些老关系去买印刷用纸；将介绍认识夏某那家的无业青年弄来管账，兼印刷和装订；另外还找来两个女青年，从事搞印刷和装订。吴仍在新芜誊印社，只要我们这边保证供给他以余力所能刻得了的蜡纸，并要求好一点的，即带公式、表格或空格较多的誊写件。我与俞的月工资为45元，其他几个人为20元至30余元。

俞剑华为人谨慎负责，身染肺疾。在北门誊印社开办之前，便领了一张介绍信外出活动，很快在马鞍山某学校拿到两本讲义回来，让我们得以开张。随即去忙纸张，这是当时十分紧张的东西，他也搞到了几令印刷纸，敷临时之用。开办费是从片里借来的。我是负责人，具体任务是发放及验收刻写的蜡纸，及指挥印刷装订。刻蜡纸的基本队伍是：吴若萍、舒松龄、章梦白、张定澄（他是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文革时打为“历史反革命”，新认识不久）、黄明（东门誊印社负责人，也是“历史反革命”）以及吴介绍认识之人等，还有我自己（带回家晚上刻写）。誊件不多，大家都是业余刻写。

那个北门片生产组，原来的预期较高，见开办之初不够理想，第一个月便要扣还垫借的开办费，不肯发工资。马上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我对几个青年说，如果你们拿不到工资，我绝不拿一分钱；如先发一部分，先发给你们。经通融，工资终于发下。第二个月，正稍稍好转，不料搬运社有人见到我在这里工作，前往报告，搬运社立即派人找上门来，要追我回去拉板车，同时将情况通知了北门片。这样，我不能公然在北门誊印社干了，但决不回搬运社去，并把板车卖掉，专门在家里刻蜡纸。供给誊件的是北门、东门两誊印社。吴若萍不久就脱离了新芜誊印社，有一段时间，天天到我家来，两人面对面地伏在一张小桌子上刻写，一面交谈。

此后，北门社很快就收歇了。此后3年多内，我与吴所刻蜡纸，都是由东门誊印社供给。东门社成立较早，业务来源多，黄明为人正直勤劳，一丝不苟，致使该社信誉颇佳。当时，誊写的字体以正楷最受欢迎，黄明与我都是写的正楷，还有两个老年的正楷字比我们写得更好，这些人手头都是终年不断。我刻写蜡纸还特别负责，誊写手稿时，往往第一次会把草字认错，到后面重复出现该草字时，据文意才能识别。当发现前面抄错后，我不惜花费时间，一定要找到错写的字，擦去改正。有些手稿的文字偶有笔误，我也代为改正过来。所以黄明对我特别信任，有的撰稿人对我也有好感，甚至到我家来拜访。有时黄明还特别照顾，搭配一些能占便宜的稿件。有时自己刻不完，还分点给别人，但一定保证质量。吴若萍的神通比较大，在一度靠黄明后，自己又独自办了一个“晒图社”，在工厂接来图纸，分给别人描图，自己守在那里，并用氨水熏晒描出的图纸，能得到更多的收入。

一次接到一本初中英语课本，每一行课文，要求在蜡纸上占比别的文字多一倍的面积，是很好的誊件，每页还附有简单图画。这时，我的孩子正读初中，绘画还过得去，而我自己则最不会画形象的图。于是我便让孩子在蜡纸上画这些图，后来我也给他“按劳付酬”，这是几子第一次挣到钱。

为东门誊印社刻蜡纸几年，我每月收入至少有六七十元，有时还多到八九十元。将父子二人的伙食搭在母亲那里，母亲的生活费，也由兄弟独自负担改为共同负担。母亲有心脏病，一旦发作，就成为我兄弟二人的灾难。严重时，几个月卧床不起。记不清是否在1977年，她心脏病发作，这一次很严重，在48天内只吃了一瓶蜂蜜。我每日晚上到她床前守着，一面刻蜡纸，直至半夜，待她熟睡，才悄悄回来睡觉。白天则由兄弟来照应一段时间。至于寻医觅药等等，均无须再提了。

由于经济条件有所改善，我先后到旧货商场买了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一只上海牌手表、一张较大的方桌。我能分配注意力，一面刻蜡纸，一面听广播。这时，我已不再没日没夜的埋头刻写，除与朋友们多有联络外，还抽出时间看一点小说，读一点古典诗词。我常对吴若萍说：“是你把我从板车的轭下解放了出来。”

三十七、“天安门事件”前后

江青等一伙愈来愈猖狂。鼓吹“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快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大割“资产阶级尾巴”，农村残留的一点点小商品经济也被扼杀。在城市遍设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农民卖点鸡蛋、花生米，也被当作投机倒把而没收，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我们六、七位右派朋友，这时经常晚上在一起碰头，大约一星期左右一次，主要是讨论形势和时政。我们对江青等恨之入骨，我说：他们叫嚷着要进入的共产主义社会，只能是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江青的奢侈是人所共知的，大家说，只长草看她吃不吃草。1975年，周总理病重住院，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他往往与江青等对着干，针锋相对，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人民也明白了“文革”之初打倒刘、邓的一些是非。这时江青想当接班人的意图已是“司马昭之心”，与她的反对者邓小平及开国老帅们，已成剑拔弩张之势，只是毛泽东还紧握最高权力，维持着某种平衡。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毛泽东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以缓冲两大势力的矛盾。而关于对周恩来的悼念活动，则受到多方的重重限制，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在芜湖，我与所有的朋友以及所见别人的议论和表情，都也是这样。抑周实即是助长江青等一伙的气焰，这种违背民意的倒行逆施，日益激发着民怨。人民群众通过自发对周的大规模悼念活动，以及张贴悼念诗词，几近公开地向江青一伙及其支持者开火，从而酿成4月5日（清明节）北京大规模镇压群众悼念活动的天安门事件。

次日上午，我在家已听到了关于天安门情况的广播，把这次群众运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闻后恼怒不已。不一会，我正在刻写蜡纸，吴若萍一走来便说：“老汪，昨晚天安门发生的事件你知道没有，说是反革命事件。”我立即站起，用力将桌子一拍，气愤地说：“这是一次伟大的民主运动”（后来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正式文告说它是“革命的行动”，我却认为是民主运动，因为当时的诗词还提出了反独裁、反封建）。接着对此事件进行了讨论，意见是一致的。我们认为：历来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都是说相信群众搞群众运动的，这下子反而镇压起群众运动来，实属反常。这就戳穿了最高当局对群众和群众运动，不过是按其顺己或逆己，来定其是非善恶而已，哪里是真的相信群众，尊重民意。这次镇压，将进一步丧失民心，其性质是反动的，未来的历史，必将为这次正义的民主运动平反。

这样的事件，在右派朋友碰头会中也是重要议题，大家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当然也只能由毛泽东出面来将他再度打倒，还逼他保证“永不翻案”。这就使江青等十分欢欣鼓舞，愈加猖狂。旋即在江青等鼓噪下，全国掀起“批邓”之风。这时“批邓”的文字铺天盖地，芜湖东门誊印社也接到不少这样的誊印件，少不得将这类东西拿一些让我刻写。我实在不愿刻写这类东西，这些东西的内容，无不与我的观点与意愿正好相反，看到就生气。但是为了要吃饭，我不能不照着写，而且还绝对不能错。如若写错，把意思说反了，便产生严重后果。在刻写过程中，我采取一种发泄不满的方法，也可叫做阿Q精神，即：凡文字中写到邓小平三字，我便写得特别端正好看些，凡写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几个人的名字，我便故意草率写去，甚至个别字写得歪歪斜斜，总之比其他字稍潦草、难看些。这些蜡纸印出后我未见到过，我相信，我在蜡纸上做的这些手脚，明眼的细心人会看得出来。但是，这个“批邓”运动是不得人心的，也是被迫而动，谁去认真去看那些油印件呢。

后来有一天，我到浴室洗澡，与邻座的人谈了起来。说起天安门事件，其人说：有个朋友，当时到北京出差，四月五日晚，也在天安门广场群流中。当镇压时，打手们手持铁棍到了他的身边，一把抓住。他说我是共产党员，打手说，我管你是不是共产党员，顺手便是一棍子。其后，我又见到了一部分流传的“天安门诗词”。我认为这些诗词显示并代表着中国人民的正气，是对黑暗政治的抗议和控诉。我心潮起伏，义愤难平，每一思及便兴“时日曷丧”之叹。

三十八、在家里躲了好多天

1976年9月9日，是夏历八月十六，乃中秋节之次日，杨有椿、舒松龄晚上来访。时天气初凉，皓月当空，三人坐在门前杨柳树下谈天。忽然高音喇叭响起，宣布毛泽东于当日逝世，并放送哀乐。我们陡一听得，颇觉震惊，再屏息细听下去，消息真切，略议论了两句。杨有椿还说：昨天是中秋节，他到嫦娥那里喝“桂花酒”去了。二人随即告辞，说出了这种大事，早点回家为好。还一致认为：治丧期间必有许多“节目”，为免生麻烦，我们还是在家静处，少出为佳。

从次日起，举国全民皆知，治丧极端隆重，与对待周恩来的丧事有天壤之别。芜湖市也是各机关、各公共场所设灵堂，有工作单位的人都要去拜灵，并鼓励群众也去。街上的人，都胸戴白花，连街道里巷的老少们也是如此，还听到有人号哭的。有些人家还设了灵位祭拜。事实上，人民中很多确是感觉悲痛的，对他仍是有感情的，真心怀念的。

就我而言，这时已从愚昧中解放，觉醒过来，彻底打破了以往对他的迷信，认为给全国和全国人民造成无比损失和伤害的“左倾”，特别是“文革”期间的大动乱、大破坏、大灾难，他是主要责任人，犯有连续不断、极为重大的错误和罪行。自己个人受迫害是小事，按实事求是精神，以国家、全民利益和世界历史潮流来衡量，建国后（主要是1956年以后）他只能是一个反面的应否定的人物（此前的功是另一回事，自不可磨灭），从而对他不但绝无感情，更谈不上什么悲痛，而且认为他死得好，死得太迟，其归天实是全国幸甚，庶民幸甚，内心十分高兴。（张应春后来又是模范党员，一次在党小组会上发言，也公然说毛泽东早死为好）。

我是个喜怒形之于色、不会掩饰、不会巧言令色的人，抱有上述心情，到广众之中必会自然流露，一旦出了“问题”，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一连好多天，在家埋头刻写蜡纸，将门关着，很少走出大门（唯大小便都必须到离住房50米左右的公厕），更不上街，仅仅看到邻居妇女们有头戴白花的。我虽关门在家，仍须警惕。既不高声大笑，也不喝酒，邻居小青年偶有来我家坐坐的，我也尽量不说话，表示刻写的任务很急，无暇外出，并问问他们外面的情形如何。

在家“躲”了好几天后，那种严肃紧张的气氛始渐渐松弛，我才敢上街或与朋友们取得联系,但也不敢大意,明明心情愉快,在路上虽装不出悲痛的样子,却也能做得愁眉苦脸。

后来听说芜湖市在那段哀悼期间，曾发生过如下的情况：有排队进入灵堂、在灵堂带笑容或发笑的，当即被批斗，然后审查；有在家饮酒、纵情欢乐者，一旦发现，也要批斗审查；有一处灵堂设在某大院里，晚上派几个人守护，其中一人小便急了，一时来不及找厕所，绕到灵堂背后近处一个黑暗角落去方便，被人发现，立时被定为现行反革命，抓了起来。还听说，前些时芜湖乡下一位农民，用粪桶（农村的粪桶除装粪外还有多种用途）装了些东西上街来卖，用一部分卖得的钱，“请”了一座主席的石膏头像，带回家去供奉。因考虑到粪桶不洁，放在里面是亵渎了，便用一根草绳拴在像的颈部，吊在扁担上。归途中被人发现，立即捉拿归案，以绳拴颈，这还了得，比封建社会的“大不敬”还更大逆不道，定为现行反革命，关入大牢。上述的种种例子及类似情节，在各处都是大同小异、屡见不鲜的。

针对丧事期间连人们笑的自由也没有，吴若萍说：过去世界上的许多统治者，只是要求自己的所有臣民，在政治上、行为上服从。现在中国全国人民，连感情上都要为领袖负责，还强迫人民非对他有感情不可，实乃旷世奇闻。

在那段日子里，华国锋被毛泽东指定当上了接班人，江青等未遂所愿，疯狂叫嚣。我和一些朋友，觉得国内上层的政治斗争空前激烈，相对平衡绝对维持不下去，华也无能控制并保持中立。我们都希望“老派”一边占上风，国家才可能有所转机。但担心会发生内战，又损耗国力，致百姓遭殃。

稍后，有股大塑毛像之风，越大越风流。我在羌湖所见最大一座，是在皖南大学大门内的广场上，约三四丈高。但我更注意的是像座上的一句语录：“一切的学校教育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评这句话，我看可写一本书。

三十九、“四只螃蟹”被捉之后

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从毛泽东在世时便被合称为“四人帮”了，人们直到现在仍是这样称呼这四个人，我也并不例外。我只是从俗从众如此称呼而已。而从一开始，我便有另一种看法，他们四人实际上只不过是四条恶犬。他们作恶多端，如无后台、无依靠，是不可能身跻高位，极端显荣，兴风作浪，长期为恶的。他们在“文革”末期，已是遭兆民唾骂，几乎人人欲讨而诛之了。

果然，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首，顺应潮流与民意，于1976年10月6日，即在毛泽东去世不及1月之内，便不费一枪一弹、生擒了这横行一时的“4只螃蟹”。有人在当时，就是买了“三公一母”4只螃蟹煮食以庆此举，以泄身受其迫害之恨的。

生擒“四人帮”的消息，我也是得知于吕承嗣。10月13日上午，我去找他。他告诉我，说“闻得北京又出了大事，江青等四人被抓了。”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大喜，终于看到这几只螃蟹恶贯满盈、终止横行了。不几日，文件传达下来，广大群众欢呼踊跃。接着是对他们的批判和清理党羽。当时我写了一首打油诗 。

郭沫若在他的诗中，将江青比作《西游记》里的白骨精。我则兼将“四人帮”及其党羽，比作《封神榜》里通天教主门下旁门左道、披毛戴角之徒。

“四人帮”的覆灭，虽是为国为民除了大害，大快人心，值得兴奋欢欣。然而华国锋手握党政军最高权力，却坚持着“两个凡是”。这两个凡是，使得毛泽东的一切所言所行，不论是否正确，都碰不得、破不得、变不得、改不得。那就是中国只能按毛泽东的路子和他所规定的一切走下去。这样岂不要永处在黑暗之中，永无光明之日？我和一些右派朋友，对这两个凡是，都是恼火透顶，沮丧非常，认为它是与毛泽东“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等同样的“紧箍咒”。在此“国策”之下，如长此下去，我等岂不是别无指望的了。例如我就只得待在家里把蜡纸继续刻下去，魏敦勇就只得一辈子拖着板车“绕地球转”。

但是，我知道华国锋毕竟资历浅，威望有限，能力也有限，比起毛泽东来，他的能量是太渺小了。其实，华国锋一举粉碎“四人帮”这件事，本身便是触动了毛泽东生前的布置，违反了毛的意愿的。所以“两个凡是”能否持久，是有问题的，打破两个凡是，不是没有希望。这时我与朋友们寄希望于：什么时候能使两个凡是开个门缝儿，让邓小平出山。

四只螃蟹被擒后，“批邓”在表面上还存在，实已进行不下去了。而批邓却反而使广大人民更加为他不平，对他更为信任，希望他能复出，以收拾被毛泽东弄得一团糟的残局。人们私下里提到邓小平时，都是尊称为“邓公”，我与朋友们便是这样称呼。我在1977年1月所填的一首词中，也有“巷尾街头念邓公”之句。

一度振奋人心，又经一度消沉。未几，果然邓小平出山的愿望实现，邓出任全军总参谋长。消息传来，芜湖市举行盛大群众游行，欢声雷动，彩旗飞舞，人海如潮。我置身在人群中，心情万分激动。归来回想：就在一年多前，毛泽东不是“不准邓小平翻案吗”？当下，这个毛泽东亲口御定的铁案，不就已翻过来了吗？“两个凡是”已被冲破了缺口，此后凡是毛泽东错说错做了的，便都有翻和改的可能。当然，反右派这个大案也在其列，从而对自己的未来前途增强了信心。同朋友们讨论，大家认为，邓公复出后，华国锋不可能再一意孤行了，中国政治的形势定会改观，经济将较快地恢复和发展，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将有所改弦更张。

此后的一段时间里，诸多改革措施不绝于报端，而最令我兴奋的，则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真理标准讨论，确认“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在理论上一下子就彻底粉碎了“两个凡是”，使一切必须的改革成为可能。而科学大会，又立即否定了许多年来的知识无用论。1978年4月，我有《科学大会召开》七律一首，其中的第三、四、七、八句为：“砸锁锤枷张正气，擒妖斩怪灭邪风。……枥下栖身心未老，攀登愿继我初衷。”这些诗句，显示了我当时对开始重视文化科技的拥护和欢欣，特别是参加文教科研工作的强烈愿望。当时我对张正气、灭邪风更加重视。我认为：几十年来，正气遭到压抑和打击，邪气不断上升弥漫，只有大力伸张正气，不遗余力地将邪气镇压下去，直至消灭，中国各方面才能获得健康而迅速的发展。我当时就觉得粉碎“四人帮”后，声张正气还做得很不够，对邪气镇压则更不够。固然做起来十分困难，特别是要结合平反各种冤假错案，和打击“四人帮”余党及“五种人”来进行。遗憾的是，连提倡发扬正气的口号也提得不多，不响亮。如今经过20年，邪气又以各种形式大为猖狂起来，正气显得越来越稀薄，到1999年，才提出包含讲正气的“三讲”，我看是提得太迟了。如果早在20年前能这样重视，相信会有较好的效果，今日的邪气或不至于如此嚣张。

四十、五类帽子一风吹

1977年底，胡耀邦任党中央组织部长，便着手进行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春，在烟台开统战部等五部会议，以处理遗留的右派问题，并形成了一个“十一号文件”。这个文件的大致内容，后经吕承嗣弄来，右派朋友们都知道了。秋天五部在北京开会所形成的“五十五号”文件，在12月以前，也由吕承嗣抄来了原文。于是不论已未摘帽的右派们群起而动，纷纷向原单位提出“改正”的申请，我与中山大学开始有了联系。关于这个问题，下一节尚有专述。

1979年1月，芜湖市突然令各机关单位宣布，所有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的帽子全部摘掉，其中的右派分子，统统安置，给予正式工作，但却不谈“改正”的事。其他各类，如有大专学历或专长者，也分配工作。

右派们心中有底，倒并不十分希罕这次的摘帽，但马上安排工作，却可以立即脱离繁重劳动或其他一些凄惨的营生，仍不失为一大喜事。而其他几类，则无不欢天喜地，庆这次大解放。

戴帽资格最老的是地主，已有30多年的“帽龄”。即使当年划阶级时毫无偏差，这些当年戴帽的地主，在经过若干年自食其力的劳动后，也早该是人民中的一员了。可是，30余年来，从未闻地主摘帽之事，当年少壮时被划成地主的，这时的年龄已在花甲上下；有的老地主死后，这帽子便由其子承袭；甚至第二代也死了，再由儿子的儿子承袭。这第三代的地主，是连一天地主生活也未享受过，一生下来就生在劳动家庭中，而且是受欺凌的。由他来世袭这个头衔，不仅冤枉透顶，也是当今全世界所无的。让地主世袭，实与贵族世袭相对应，反映出那几十年实行封建统治的封建世袭属性。

土地改革划成分时，虽划有富农一类，却未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亦未像对地主那样加以管制。此后逐渐升温，与地主同样对待，也同样世袭，这冤情与荒唐就更过于地主。

反、坏两类倒是帽子只及本人，并不世袭，家属子女只是受歧视。这两类人，资格深浅不一，有的是解放初就戴上反革命帽子的，戴坏分子帽子的要迟几年。此后出现的新反革命分子较少，坏分子是陆续皆有的。这两类人中确有一部分干过坏事，当时戴上帽子甚至被判刑劳改，也是罪有应得。但经判刑、刑满释放，或经群众管制若干年后，只要未犯新科，旧账便该一笔勾销，还是给他们扣着原来的那顶帽子，一直加以管制，那就不能不是委屈他们了。实际上有一部分反、坏，一开始便是冤枉或处理过重的。例如，前已说过曾在我管辖下的小沈，他有什么大错，有何罪过，戴了十几年的坏分子帽子，这时才摘掉。我那表舅王昭桢，就算有点历史问题，说他参加特务组织，为大特务效过劳，连他自己都毫不知情，弄得戴帽30多年，历尽苦难，不也冤枉吗？

经过这“一风吹”后，小沈又到工厂当技术工人去了。表舅之女早几年已结婚，为了与父亲划清界线，只好让老人孤独地住在一个比寒窑还差十倍的草棚里，摘帽后才将他搬到一起去住，让他安享了一段晚年（1980年以后获得平反）。供给我誊写件的黄明，时年已近60，他觉得在誊印社做得久了，收入也好，继续在东门誊印社主持业务，别无他求。

右派要安排工作，包括单纯右派和划成右派后、联系以往历史改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右派。在我的熟人中有杨有椿、舒松龄、魏敦勇、吕承嗣、蒋文啸、苗浡然、马养清、章梦白、吕 翬 、张国民、张永泰等，唯独吴若萍这时尚不在其列。因为他通过不断迁移和搬家，档案被转失，芜湖没有他这个右派，而没有帽子，是不能给他安排工作的。他这下可慌了起来，与我商量，只有到四川去找回帽子，把帽子找来戴上，以恢复其右派分子资格。于是他将那晒图社关上门，往四川去者。

右派被搞臭21年多，这下忽然香了起来。香的原因是：一时间凡没有正式工作，即无公职的人，只要是头上戴着右派帽子，或曾戴此帽已摘掉了历史在案的，马上就给分配正式工作，即一顶右派帽子便可换到一个公职。这时和后来的一段时间内，不但有像吴若萍这样确有帽子须回原单位去找的，又有冒充右派企图白捞一个公职的，更有通过种种关系伪造右派档案，妄图浑水摸鱼当上干部的，成为时兴的一道景观。

芜湖的右派们，先是按全市各区进行登记，再到医院体检，很快便分配了工作。我被安排到芜湖市二十二中教书。这所学校就坐落在与新家巷相连的曹家山。

我在中山大学读书时起，便一直认为自己适合在图书丰富的大学工作，搞教学与科研。这时将我分配到中学，本不愿意，况且这二十二中开办未久，质量较差，我就更不愿意了。为暂时能拿到工资，我只得去报到。该校校长也姓汪，他了解我的情况后，便说：本校尚在寒假期间，开学后，历史课已有老师，你可以分教几节课。此外，你曾长期刻写蜡纸，就帮着刻蜡纸吧。我一听就火了：“把我当刻蜡纸的料”!当即说：我是来教书的，帮你刻蜡纸，做不到。两人马上就谈翻了，最后汪校长说，这样我只好把你的关系退回教育局。我说好吧，忿忿而归。其实这并不能怪那位校长，而是我的怨气发作，傲气复生。

这时我还在刻蜡纸，轻轻松松每月可得60元以上，比马上去教中学的工资还多。工作少不了，不怕无公职，暂时不管它，一面刻蜡纸，一面专注于与中大联系，进行争取“改正”的事。别的右派，经这次分配后，有的从此不变，有的后来回原单位，情况不一。

四十一、改正

在右派“改正”大势已定的情况下，1978年12月6日，中山大学“摘帽办公室”给我寄出了第一封信，打印的全文如下：

“来信收悉。关于你提出的有关问题，待我们研究后才能答复，请耐心等待一些时间。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来信联系，但不要直接来访，以免影响工作和生产，造成经济上的负担。”但在信下面还有两行附言：“你信中说现在仍无正式职业，是怎么回事？希你把离校后的经历来信说明。”

前段信文不过是官样文章，工作他们是不能不做的，但很怕人们回校给他们惹麻烦，故叮嘱“不要直接来访”。附言所说倒是有点人情味。到广西后是怎么搞的呢？故而引发他们问这么一下。大概1958年之后，由中大分配在广东本省工作的右派学生，都未有像我这样改成发配的遭遇，才发生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