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往事微痕丛书

主编·黄河清

二零一零年元月

北京

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四

拒绝遗忘

——八十年沧桑纪事

罗印文著

二零一零年元月

北京

主编的话

2007年7月，北京谢韬动议，卢玉支持，铁流诸右派老人创办了《往事微痕》期刊，每月两期，每期十余万字，迄今已出版了近40期，为1957年遭整肃的右派份子提供了一个内部交流的园地。全国幸存的右派份子十分欢迎和爱护这份刊物，纷纷来稿。这些稿子，有许多是右派老人五十余年间遭际、生活、思想的记录，是自传性的纪实文字，是对1957年“整风运动”与“反右斗争”教训的总结、评述；篇篇真切，字字血泪，使尘封的历史最现。在大量来稿中有不少数十万言的长篇，《往事微痕》期刊难以全部容纳。

2009年11月，铁流决定创办《往事微痕丛书》，将这些数十万言的纪实巨著，整理编辑成丛书形式留之后世，委托我主编。此乃善举，非独于为国家民族历尽艰难困苦、九死一生的右派老人是好事，更是为历史存真备忘。区区学识浅薄，难当大任，然义不容辞，勉为其难，承此重责。拟分为：纪实卷、研讨卷、诗歌卷、小说卷、剧本卷、散文卷、参阅卷七大部分，以纪实卷、研讨卷为主。编辑原则唯以“存真”二字为圭臬，疏漏不当不妥处，谨请指谬，以为匡正。

本期《往事微痕丛书·纪实卷之十四》是罗印文专辑：《拒绝遗忘——八十年沧桑纪事》，27万字。

罗印文，湖南湘潭人，湖南日报记者。1949年4月参加中共地下党，1957年遭整肃为右派分子，1979年获改正。

本书稿不仅忠实地记录了作者反右运动中的遭际，且延伸到以后的各项政治运动，还将其书诗传家的家族史结合进来。作者祖父的古诗词功力深湛而寓家国情怀，有沉郁风，让读者领略了民国初年底层文人的社会风貌。另一特色是搜集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和图片，有当年刊登作者日记摘抄作为罪状示众的报纸以及许多定案文字，等等。这些原始资料十分难得，于历史研究弥足珍贵。

作者所在的湖南日报，原名新湖南报，当年打出右派54人，占编辑部百多人中的38%，高于毛泽东御定5%的近8倍，被称为“反右派中新闻界第一大案”。罗印文以当事人之身还原了这一史实，可窥反右运动“无法无天”之一斑。

本书稿曾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现作者授权本丛书收录，承担与原出版公司不会有任何版权纠葛的责任。

2010年1月31日于马德里

作者与家人照片三帧

作者与妻子。2005年5月摄于苏州园林。

全家福。中间为作者伉俪，右左为女儿湛英、昆芝。2005年7月摄于北京。

与女儿湛英、女婿刘睿摄于北京通州运河之滨。2008年8月。

目录

主编的话…………………………………………………………………………………………3

作者与家人照片三帧……………………………………………………………………………4

自序………………………………………………………………………………………………8

一、鼓磉洲行……………………………………………………………………………… 10

二、祖父醉吟叟…………………………………………………………………………… 13

三、雪峰山下……………………………………………………………………………… 17

四、妈妈领我们去外婆家………………………………………………………………… 21

五、忘不了的挂图………………………………………………………………………… 25

六、听王公平校长讲课…………………………………………………………………… 28

七、车过芷江……………………………………………………………………………… 31

八、广益两年……………………………………………………………………………… 34

九、海燕飞翔……………………………………………………………………………… 38

十、成为中共地下党员…………………………………………………………………… 41

十一、一份调查报告……………………………………………………………………… 44

十二、经历土地改革……………………………………………………………………… 48

十三、回望一九五五……………………………………………………………………… 51

十四、被牵着鼻子走……………………………………………………………………… 56

十五、进入诗的境界……………………………………………………………………… 60

十六、奇怪的逻辑………………………………………………………………………… 63

十七、在劫难逃…………………………………………………………………………… 70

十八、任人宰割…………………………………………………………………………… 78

十九、国庆之夜…………………………………………………………………………… 84

二十、插秧时节…………………………………………………………………………… 89

廿一、面见人事科长……………………………………………………………………… 92

廿二、修成正果…………………………………………………………………………… 97

廿三、诡谲的一九六二……………………………………………………………………100

廿四、从长计议……………………………………………………………………………105

廿五、没有闲着……………………………………………………………………………109

廿六、正在步步逼近的……………………………………………………………………112

廿七、一对护膝……………………………………………………………………………116

廿八、第一次站起来说话…………………………………………………………………120

廿九、废物利用……………………………………………………………………………125

三十、五七干校……………………………………………………………………………128

卅一、迟到的婚事…………………………………………………………………………131

卅二、执教英语……………………………………………………………………………135

卅三、石沉大海……………………………………………………………………………139

卅四、关爱与冷酷齐飞……………………………………………………………………142

卅五、世上只有妈妈好……………………………………………………………………145

卅六、终于回来了…………………………………………………………………………149

卅七、重操旧业……………………………………………………………………………152

卅八、系统工程………………………………………………………………………………157

卅九、任命没有批下来………………………………………………………………………160

四十、血腥的年月……………………………………………………………………………165

卌一、历经曲折的任命………………………………………………………………………169

卌二、在人事处………………………………………………………………………………172

卌三、异曲同工………………………………………………………………………………175

卌四、好比一次政变…………………………………………………………………………180

卌五、写作邓传………………………………………………………………………………183

卌六、长传前的试笔…………………………………………………………………………187

卌七、写作长传之一…………………………………………………………………………190

卌八、写作长传之二…………………………………………………………………………193

卌九、在人民公路报…………………………………………………………………………201

五十、世纪聚会………………………………………………………………………………205

五十一、一个单位的五七书…………………………………………………………………208

五十二、天涯沦落人…………………………………………………………………………212

五十三、走向新的觉醒………………………………………………………………………216

自序

我出生于1931年，迄今跨越两个世纪，过了78个年头。在我的少年时代，正逢全民抗日战争，懵懂如我，知事不多。到了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全面内战开始，我念高中了。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我，对于国民党政权的专制腐败，以及由于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又是连年国内战争而造成民生凋敝，深为不满。正是这个时候，在抗日战争期间养精蓄锐的中国共产党，以成立联合政府，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相号召，迷惑了许多人。

那时，有一首名曰《团结就是力量》的歌曲，在青年学子中广为传唱。歌词是：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朝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

朝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自由的新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多么吸引人多么激动人心啊！我就是唱着这支歌投身到反对国民党专制腐败政权的游行示威行列的，我就是在唱着这支歌时接受思想灌输，成为一名中共地下党员的。我相信，那时的许多人和我一样，是为了反对法西斯专政，渴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而走进红色队伍的。

可是，当我以极大的热情迎来人民解放军进驻长沙，接着又欢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之后，便感受到了压抑，似乎不像我原来想像的那样了。

知识分子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运动”，农民刚获得的土地被一步一步地“归公”了。

到了1957年，我已经是一家中共党的省委机关报驻地区记者站的负责记者，却中了“阳谋”之计而罹难了。之后，被发配到偏僻农村监督劳动，在大饥荒年代，我差一点饿死。

……

所有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呢？

在2002年，我曾经编印过一个集子，收录了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作品，是五十年作品的自选集吧。我在书的“前言”的最后写道：

回过头来看，当我十七八岁怀着满腔激愤，反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多方寻找并随之参加共产党，冒着生命危险从事地下斗争时，就个人生活而言，何曾想到在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里，会遭遇到那么多的坎坷和不幸；就我们国家而言，何曾想到要经受那么多的折腾和苦难乃至浩劫；就人类社会发展而言，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怎么在七十多年之后，居然不复存在了呢？我想，就把这个集子叫做《不期而遇》吧。

原来，我不期而遇的竟是一个专制极权政权和旷世的暴君！

呈现在眼前的这部回忆录，除了记述我的家庭出身、青少年时期的片段外，主要反映我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种种经历。我不过是一个小人物，无所作为，无所建树。然而，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这个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以及建立之后种种作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甚而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有着令人震骇和不可思议的一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饿死几千万人，就是一例！我的记述，不正是以一个鲜活的个体，从一个侧面或多或少地反映我所处的时代、所处的社会，反映那令人震骇和不可思议的一面吗？

前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在他新著《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一书的“前言”中写道：

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应当不再犯历史健忘症了，我将这本书定名为《拒绝遗忘》。我在这部书中，对我被打为右派的前前后后，作了较为详尽的记述。而当权者，早已将反右派斗争列为禁区，不让讨论，不让纪念，有关文稿不让发表和出版。在共产党专政体制下，我作为共产党省市委机关报记者工作了数十年，所有的新闻采写活动，按照当时我们私下的说法是“被牵着鼻子走”，实际上我们是在为当权者“文过饰非”，为当权者“隐恶扬善”！再过两年我就是八十岁，行将就木了。如果说我还不醒悟，仍然屈从于专制体制，不愿回顾真实的现实，不去反思历史，我的良心会受到鞭挞，我的灵魂会永远不得安宁。因之我要拒绝遗忘，拿起笔来，真实记下我的回忆，我的思考。

这部书稿之后，还附录了我在开始写作本书之前写作的十余篇文稿，大都是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的。其中两组稿件是2005年写成，一是祝贺我们的老社长朱九思九十寿辰的，《鸿才鸿图，大德大年》一篇，是集体研究由我执笔写的，这个题目就是我的老上级尊敬的柏原标的。而柏原竟在2007年与世长辞！另一组是有关宋梧刚兄的，文稿中我对宋兄的巨大成就，特别是他后期创作的反映当代现实题材的三个传奇中篇小说十分推崇。他说有大陆作家和台湾作家写过他，但都没有达到这两篇所达到的境界。未曾料到的，宋兄在2008年8月驾鹤西去！呜呼，痛心不已啊！柏原、宋梧刚两位，都是1957年那场“阳谋”的受害者，他俩都曾经经受过大苦大难。现在重新刊发这两组文章，包含着我对柏原和宋梧刚的深切的哀悼之情！（丛书编者按：为节省篇幅，附录的文稿在本丛书中从略。）

2008年12月31日   长沙

一、        鼓磉洲行

2006年4月2日，从细姑家出发，善文陪同我们，前往兀立江心的鼓磉洲。我虽则土生土长在马家河地方，但这方罗姓胜地，也是绝妙风景佳处的鼓磉洲，却从来没有来过。记得少年时代，寒暑假期，到住在马家河街上的外婆家，外祖父黎锦冈公带领我们散步到这个洲边，那是水枯季节，踏着鹅卵石缓缓而行，我和哥哥奎文兄，还有小舅舅黎泽重，随手拣起一颗颗石头，重重砸下去，石石相撞，绽出星星火花，我们说，这是轰炸东京——正当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幼小的心灵也在期望着打击日本侵略者。时间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今天竟然要登临这个心向往之的地方了。

登上一叶小木划，船夫用力划起了双浆，他微微扬起头，上身随着一浆一浆交替用力而前后摆动——这种典型的划船动作，也该是半个多世纪没有亲见过了。江边的水浑浊，塑料食品盒、塑料食品袋等生活垃圾浮游其上，甚而有怪气味袭来，离这儿不远的上游霞湾地方是湘江镉、砷等重金属严重污染区。船至江心，我才看到了碧蓝碧蓝的江水，流速很快，仿佛能听到水的奔涌的声音。

十多分钟后，我们弃舟登岸。正值清明时节，遍野绿油油的，久雨初晴的阳光照耀下，整个鼓磉洲就像镶嵌在湘江上的一块硕大的翡翠。在洲的最南端，有高大的牌坊矗立——那就是马家河罗姓五世祖罗瑶公的墓园所在。墓园始建于明代嘉靖二十一年，即公元1543年，迄今四百六十多年。牌坊为明朝廷敕赐建坊以表彰罗瑶的义行，高约十米，汉白玉石上镌刻“崇义坊”三个大字。其后就是墓地，由花岗岩建造，墓首汉白玉石上刻有“五十祖罗公瑶字宗玉之墓”，其前方两侧有“风光明媚”和“光明在望”亭阁两个，大型石碑六块。十分珍贵的是明代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1年）张治为瑶公所题之碑，碑首文字为“嘉靖二十有九年岁次庚戌仲秋月二十六日丁亥”，碑中文曰“皇明敕赐建坊旌表义行貤赠承德郎罗公宗玉先生之墓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5年）和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7年）所立两块石碑，也是距今二百五十来年的珍贵文物。前者为鼓磉洲罗氏增修族谱时由八代孙罗升撰写的宗玉公墓记，墓记中提到“旧存大樟去冢近，可为表，当勤加爱护”，“旧存”说明大樟早就存在了，“旧存大樟”说明早就是一株大樟树了，现今这株大樟树依然存在，我的妻子王兵连和表妹冯善文两人去合抱，只抱到它的一半，树龄至少有五六百年了，说不定上千年哩！可惜这株大樟面临生存危机：庞大繁枝树干大部枯萎，没有树叶，只有少数枝桠长出了新绿。洲上人告诉我们，株洲市农业局的技术人员来看过，给樟树“打过针”，因为整个大环境污染，特别是对面电厂烟尘飘来，给了它致命的伤害，我们子子孙孙真是愧对先人“勤加爱护”的淳淳嘱咐！

乾隆二十一年石碑，是清代翰林院侍读学士提督山西学政蔡扬宗为罗瑶公撰写的墓表，长达千字，详细介绍了墓主生平事迹。

记得少年时看到家中祖宗牌位上有“豫章堂上”字眼，我只知道“豫”是河南的简称，以为我们家祖先来自河南，其实谬误。豫章，为楚汉时郡名，治所在南昌，辖境相当今之江西，以后豫章即为江西的别称。原来鼓磉洲罗氏祖先来自江西。史载元末明初历史变迁，有朱元璋“血洗湖南”之说，据称株洲当地土人被杀得只剩下仇、刘两户。田地无人耕种，只得招四方之民前来充实。如今株洲的王、罗、周、易、曾、谢诸姓都是那时从江西过来的。明初有吉安罗政斋携家人，来到马家河之鼓磉洲南岸定居。因为人烟几乎灭绝，据说那时是“插草为标”，自行圈占土地，始祖政斋公及其子孙历经一百四十来年的经营，到罗瑶公是第五代了，此时家业兴旺，马家河至株洲沿河一带，均为罗氏所有。然而，瑶公一生急公好义，济困扶危，犹爱扶育人才，奖掖后进。前述乾隆二十一年蔡扬宗所作墓表，有生动记载，现照录如下：

 公讳瑶，宗玉其字也。生而伟异，修眉广颡，茂外朴中。读书务经世之学，论天下事多奇中。时值明中叶，海内已有弄兵者，加之水旱蔫臻，差务繁重，大湖以南疲困极矣。公慨然以一邑为己任，年未壮即见重当事。凡邑之大政，必与之议而后行，或竟以委之，如学宫旧在文星门，卑湿弗堪，公建议废广慧寺而迁之，今学是也。岁大饥，社仓久废，公出谷千余石以实之，赖以活者万计。事见郡人黄宝湘潭迁学记，邑侯高应正暮云桥碑，二公皆贤者，其言信不诬也。至於族戚乡里，备极周恤，赖以举火者不可沙算。孤寒后进赖以拔擢者三十余人，竟有位至台辅者，张文毅公龙湖集可考也。┅┅

这里记述得相当详尽。此处说到的张文毅公，即上文提到的乾隆二十九年题写墓碑的茶陵张治，此公号龙湖，《龙湖集》是其著作。张治少时贫困，瑶公慧眼识人，为其教读娶亲，及至武宗正德十六年（公元1512年）中进士，以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成为明代有名的大臣。张治显贵后，深感培植厚恩，对瑶公终生敬重，而且在瑶公去世后，出资购官地鼓磉洲之南岸予以安葬。有巡检事官员王乔龄者，深为瑶公事迹所动，广为传颂，并上奏朝廷，皇帝闻之即明令建坊旌表，坊曰崇义坊，张治在其题写墓碑上所记便是。

至乾隆二十一年，这座墓园经历三次修整，之后的修缮情况没有找到记载，现今的墓园范围东西宽30米，南北长20米，系公元2000年按族谱上所绘墓图而重修。主持其事的是共产党革命先烈罗学瓒的公子、株洲市政协副主席罗立洲先生，是年仲冬竣工时举行了祭祀仪式，有碑文记录其事。我还从墓碑上欣慰地看到，我的堂弟、株洲市著名企业家罗培文为修复工程捐资八千元，并且还是修复领导小组的成员。

为墓园景物拍摄多张照片，并在此摄影留念后，我们来到南岸的顶端，也就是鼓磉洲的顶端，放眼望去，穿越时空的湘江从遥远的源头广西境内的海洋山汹涌奔来，五岭逶迤，南岳耸峙，似乎都历历在目，左右两岸起伏的丘陵连绵不断，平畴田野伸向天边，骤然间，一水中分，鼓磉洲赫然兀立，站在它的顶尖处，给人的感觉是雄伟，广阔，壮丽。

四百五十多年前的张治老先生，选择这么个绝妙处所安葬瑶公，一代一代的瑶公的子子孙孙，是应当感念这位老先生的无尽心机的。

不是说风水好——在现代人的思维里应当没有这个概念。或许是缘于偶然，或许是历史的巧合，或许有某种渊源，鼓磉洲罗氏一族，不断地展现辉煌。前文提到的乾隆二十一年蔡扬宗所写的墓表有言：“至明末公（按指瑶公）之后裔遭遇时艰，或以忠烈显，或以孝义著，或以文章隐德称，故两朝鼎革之际，邑之缙绅阀阅大半凋零，而鼓磉洲罗氏岿然无恙。国朝承平百有余年，人文之盛，邑之巨族，亦未有能过之者。”这里记述的是从明中叶到清乾隆时代三百来年的情况。至现代，有学者著文说道：“鼓磉洲罗氏九修支谱，始祖应龙公，字世兴，号政斋，明初由江西吉安府吉水县下迁湖广长沙府湘潭县鼓磉洲南岸鹧鸪坪。从谱述世系来看，此实为鼓磉洲罗氏九修族谱蕨山堂瑶祖房大宪公支谱。这一支人丁兴旺，名人辈出，见诸于湘潭县志、湖南通志和国史传的就有罗熙、罗玑、罗天阊（云皋）、罗典、罗修源、罗汝怀、罗逢元、罗萱、罗启勇、罗正钧等文职武将，还有著名的革命烈士罗学瓒。”（《图书馆》，2001年第5期）上列人物中，罗玑为明末举人，以亡国不仕而聚徒讲学，以诗书自娱，他与罗天阊系祖孙，天阊为诗人；罗典为学者，即慎斋先生，主持岳麓书院27年；罗修源为乾隆进士，官至侍读学士，尚气节，刚正敢言：他们都是明末至清乾隆时人物。乾隆之后，罗汝怀为学者，之后罗逢元、罗萱、罗启勇三人均为曾国藩湘军将领，罗正钧，学者，曾任天津知府。

这里愿意补充一位鼓磉洲蕨山堂罗氏近代史名人：罗正纬，字达存，号涵原，马家河大石桥人。他是政治家，又是学者、诗人，五四运动期间，他与蔡元培、沈钧儒等发起组织全国国民外交大会，被选为该会执委，之后历任湖南省参议会议员、北京参议院一等一级主事、新国会众议院议员，以及国民党国史馆编审委员兼顾问、行政院参议等职。其著作有《涵原学书》、《涵原政书》、《涵原杂著》、《涵原文存》、《涵原诗存》、《中国学术纲要》等。其所以补充罗正纬，是因为他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同时还因为他与我的祖父树藩公过从甚密，他俩不仅是族兄弟，而且是时相唱和的诗友。在出版的祖父的诗集中，有他为诗集写的序言。他的道德文章，他的事迹经历，在我少年时就听过不少了。

鼓磉洲南北长五里，东西宽不到一里，居民两百多人，以捕鱼、种植蔬菜和蚕丝业为主。洲上有电灯电话，但现代交通工具则是木划子，每家每户都有一条小木船。洲上的行政首长，叫作洲长。洲上人告诉我们，根据长（沙）株（洲）（湘）潭三座城市一体化规划，鼓磉洲将要建设成为旅游景点。这个设想是好的，要不是周围环境包括水环境的污染，这个鼓磉洲真要给人世外桃源的印象。期待着综合治理，全面开发，让鼓磉洲成为人间仙境，到时候，罗瑶公古墓，以及鼓磉洲罗氏一族，将会为更多的世人所知晓。

二、祖父醉吟叟

在我的记忆中，祖父瘦高个儿，留有胡须，常年戴个顶公帽子，他那吟诗作文时摇头晃脑的样子，幼小时的我看起来很有趣。兴致高的时候，他会逗着我和我的哥哥玩儿，因为哥哥和我是他的第一二两个孙子。他躺在睡椅上，招呼道：“来，给公公背脚！”于是我们哥俩一边一个扛起他的脚，我俩把这当作一件美差。我们在祖父的指点下开始发蒙认字，我认字认准了，他会摸着我的头，说我脑子灵泛。我填“红蒙字”填得好的，他会在字旁打上一个圈两个圈。

祖父生长在清朝末年，潜心攻读的是传统典籍，但他非常关心时事政局的发展，他订阅了一份湘潭《民报》，我最早读到的报纸，就是这张四开报纸，记得报名是于右任题写的，那时题写报名是在其下方署名的。家中堂屋墙壁上贴有三幅地图：一是秋海棠叶状的中国地图，二是人头形的湖南省地图，三是乌龟轮廓的湘潭县地图。我开始知事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每当报上有什么战事讯息，我就看到祖父戴上老花眼镜在地图上查找，那个专注的神态，现今还记得。祖父吸烟，一根长杆烟管，把切细的烟叶塞进烟斗后就吧哒吧哒吸起来。他还爱喝酒，简直嗜酒如命。这大大伤害了他的身体，这也许是他未能长寿的重要原因吧。

祖父讳正国，字心正，号树藩，晚号醉吟叟，出生于清代光绪十年，即公元1885年。祖父树藩公是曾祖父桂森公的独子，而桂森公又是高祖父文轩公的独子。高祖父在年仅二十九岁时英年早逝，遗下高祖母翁老夫人抚育曾祖父成年立室。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曾祖父桂森公竟只活到二十五岁即弃世，当时，高祖母年仅三十九岁，曾祖母二十五岁。

所幸的是，此时家业还颇为丰裕，祖父出生所在地的简佳冲是一栋相当大的房子，全家鼎盛时期二十余人居住还有余；大概也还有相应的田产，具体数额无从查考。简佳冲位于株洲、马家河之间，距株洲十五里、马家河五里，隶属湘潭县。湘江在一旁流过，去湘潭三十里，去长沙府也只有百余里。这里交通便利，历来就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特别是罗氏蕨山堂一族人文鼎盛，有清一代儒宗慎斋老人和《西堂草》作者、诗人云皋公，都是马家河一带口碑载道的人；本家也承袭着前辈的书香传统，文轩公和桂森公都是清代的太学生。两位老夫人秉持先辈遗志，决心将祖父抚育成人。据我的父辈们的述说，在祖父六岁时，即延请年高德劭的名师罗子忠十九公来家发蒙授课。十九公满腹经纶而又能循循善诱，祖父聪颖过人，几至过目不忘，十岁时即将四书五经全部读完，继而学习诗词歌赋，祖父最感兴趣了，对盛唐时期诗作特别是李白杜甫的佳什，更是篇篇成诵。老师命题为文，下笔千言，瞬息立就，十九公赞不绝口。一日，老师要祖父请出高祖母和曾祖母到客厅，子忠公开言道，现在长沙府正在开科取仕，树藩先生的书已经读好了，可以前去应试，取得一官半职不成问题。祖父却答曰：“我不去应试，我不求功名。我是祖母和母亲年青守节，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我要侍奉两位老人，以终余年。”这是实话，以后祖父教育他的儿女时，也曾这样说：“我四岁丧父，既无叔伯又无兄弟，我无祖母和母亲无以至今日，两老无我无以终天年，因而我不求仕晋。你们应该发奋读书，力求上进，为国争光，为家争荣。”

祖父于1942年去世时，我刚刚十一岁，对于祖父的印象都是一鳞半爪的。我真正认知祖父是在读了他的《醉吟叟诗集》之后。诗集于1944年正式出版，载诗一百六十九首。其中有的诗，在我少年时就能背诵，如《潭城即事》之一：“耳听叮当八点钟，纱窗满透日光红。书房静坐闲无事，字学羲之泼墨浓。”因为明白如话，很好理解，所以记住了。以后经历历史变故，这本诗集我们家未能保留一本。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将其珍藏的一本献交株洲市政协，才由先父借出，由伯父手抄一份，才得以在我们家人中流传开来。集中有写明数首选一选二的，可见这只是个选本，不是祖父全部诗作。即使如此，从这个选本还是可以看到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乃至反映他所处的时代。

《消暑石光寺》七绝四首，之二、之三写道：

乔木撑天暑却威，不从风露乞栽培。盘根错节枝柯古，翠盖亭亭曲径开。

岩岩绝顶同登眺，俯看群峰势尽低。时引凤凰鸣旭旦，声腾云表和应稀。

这是咏景之作，但言外之意不难体味：今日已成撑天的乔木，不会乞求风露来栽培，我

那盘根错节的枝柯，自可开辟幽幽曲径。“俯看群峰势尽低”，这和之二的格调一致，此时的祖父自认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可是，“声腾云表和应稀”，能有几人知我任用我？

《中秋月夜》七律两首，之二是：

三五圞圆月在天，举杯对月思悠然。乘风宗悫存遐想，投笔班超正壮年。

腹有玑珠轻象笏，胸藏兵甲啸龙泉。夷吾勋业怀前哲，感慨无端入锦笺。

宗悫，南朝人，少年时，曾表示“愿乘长风破万里浪”，在南朝宋文帝和孝武帝时屡立战功。班超为东汉名将，他率部平定西域变乱，他的投笔从戎建功立业的故事，流传千古。祖父曾经说过不求功名，不求仕晋，但满腔热血，满腹经纶，是要有所作为呀！“象笏”是古代大臣朝见皇帝时手中所持用玉、象牙或竹子制成的狭长板子，“轻象笏”的意思引申为不看重做官，可是，腹有玑珠胸藏兵甲，那龙泉宝剑正在呼啸着要出鞘！然而，现实是抱负无从施展，只得感慨万千地在这里吟咏！

这几首七绝、七律大概是祖父二十多岁时即民国政府建立前后时期的作品。他抑制不住年青时奔涌的热血，感情炽烈喷发。但他要侍奉两位老人的诺言是刻骨铭心的，于是，他锁住那像野马样奔腾的思绪，安居在两位老人的身边；但他还有他的事业，那就是投入到教书育人上来。

健在的八十八岁的细姑回忆说，祖父二十多岁时就有许多人请他去授课，家中备有一付皮担子，里面放有纸笔墨砚、若干书籍，以及换洗衣服等，谁家子弟要读书，便派人挑着皮担子，领着祖父前往，多则几个月半年，少则十天几十天。或者干脆开馆教学，入馆者有时多到数十人。曾在四十年代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的族中长辈罗德钰，在他为祖父诗集写的序言中说道：“树藩先生……民国十年前讲学石桥新屋，去余家才二里许，风晨月夕，辄相存问，遂得窥其蕴藏。”这里说“讲学石桥新屋”，就是开馆授课。此外，据细姑回忆，也还有青年学子索性住在我们家，聆听祖父讲课，有龙雨霖、刘子宽等人以后还考取了大学文科。祖父除了讲授传统典籍，如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外，还自行编著《四言历史》和《四言地理》书籍，用通俗易懂音韵有致的四言体，讲述我国历史和我国地理。这种《四言历史》和《四言地理》，很受学生和家长的欢迎。细姑说，她在少年时也读过这两部历史地理书。不仅我的上辈读过，我在三十年代后期入新式小学前在家发蒙时，也读过哩。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些内容，如“山东鲁省，首曰济南”——是说山东简称鲁，省会在济南；再如“吉林三宝：貂皮人参，及乌拉草”——是说吉林省的三项驰名特产。

渐渐地，祖父的名声传出去了，湘潭县城的大户人家也延请他去，上述我少年时即能背诵的《潭城即事》，就是在县城执教时的作品。祖父为这诗写的题记是“癸亥春，余就匡策吾观察西席之聘，早午餐极晏，戏以三诗纪之”，“癸亥”为干支纪年，即1923年。“观察”，清代官名，亦称观察使，这位匡策吾先生可能曾经担任过这个职务。“西席”即教师，“西席之聘”指被聘为家庭教师。祖父在这里兴致颇高，早午饭开得晏（诗末注明“早膳须九点钟，午餐一点以后”），就戏以三首绝句纪之。《醉吟叟诗集》中还收入了在匡家作家庭教师时另外两首诗，一为《代门人匡光鹤寄姊丈秦松甫   秦时与妻省父申江》，二为《寿李润生先生

集中有题为《春正纪事  癸酉》七绝六首。癸酉是1933年，在这年春节时写成的这几首诗，简直就是一组欢乐的乐章，选出两首如下：

昨夜花飞祥瑞天，雪光映日透窗前。应同去岁丰登兆，三十年来大有年。

喔喔鸡鸣欲曙天，曈曈旭日吐山前。声喧鼓乐迎神乐，多少儿童唤拜年。

在祖父三十来岁到四十多岁这段一生中的黄金年华，他学有专著，事业有成，能不高兴吗？我的外祖父黎锦冈公为这部诗集写的序言中，说到祖父“在乡课徒于经史外，对于医学亦肆力研求，治病立有起色”。我的父亲也曾写道：“先父叹世态之炎凉，人民的疾苦，有病无处医，有苦无处诉，乃奋而学医，不分昼夜阅读各种医书，先从家人治起”，往往能转危为安，地方上称为神医。“晚年编著了好几卷医书，如伤寒感冒集、小儿科等”。祖父的著作，解放前出版的《鼓磉洲罗氏族谱》上也有记载：“正国  ┅┅号树藩，晚号醉吟叟，清光绪十年闰五月二十八日申时生。天性孝友好学深思，留心医理。著有醉吟叟诗集、辨证治略医案、四言历史、四言地理等书。”除《醉吟叟诗集》外，其他著作都不幸早已散失，无法查找。还有让祖父欣慰的，这时四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已长大成人，并有了三个孙儿，可以说是人丁兴旺，一改他本人以上三代都是单传那种孤苦伶仃的局面。

抗日战争时期，是祖父诗歌创作的高峰期，这是因为这场民族解放战争，牵动着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同时也由于与族兄罗正纬等诗友聚会，时相过从唱和，诗兴勃发而不能已。

战争爆发，闻知消息，祖父立即写下《卢沟月   丁丑秋北京失守》：

第一伤心处，卢沟山水隈。黑云压城郭，碧血染蒿莱。

蛩泣颓垣草，乌啼古院梅。青燐半明灭，常共月徘徊。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这像是用血泪写成的诗！

1938年夏，祖父收到在当时政府任要职的罗正纬从长沙寄来《杂感》绝句六章。日寇在夺占南京后，此时正向华中地区武汉进攻，敌机不断轰炸长沙。罗正纬公的诗无法找到，但从祖父的和诗来看，应是反映当时的战场态势以及省城政局民情。祖父立即依韵和诗十二首回赠。回诗题记为：“夏中，涵原散人寄杂感六章，依韵和之得十二首，即寄涵原即正纬兄号达存。”

这些和诗有的感叹国难当头——“湘上高吟悲浩劫，卢沟残月恰当头”；有的悲愤日寇飞机轰炸湖南大学图书馆而使典籍成灰——“元刊宋椠成灰烬，无处搜罗旧典坟”；有的表达要歼灭倭寇的强烈愿望——“愿驱吴越三千弩，射破徐生海岛坟”。

其九、其十二则为：

风尘仆仆讶来宾，鸿雁嗷嗷泣鬼神。回首山家何处是，天心阁畔未归人。

涤尽胸中万斛尘，相无人我复谁嗔。何时樽酒同吟咏，静对长空月一轮。

这里显然是系念身在长沙（天心阁畔）的故人，企望着再度相聚，静对长空皓月，举杯一同吟咏。

1939年古历3月15日

笙弄黄莺，志惟求友；樽浮绿蚁，兴到哦诗。当春日之迟迟，花香阵阵，正豪情之勃勃，鸟语喧喧。喜接瑶笺，湘浦琳琅之字，酣吟佳什，汉宫御柳之篇。春草池塘，不惭康乐；关山戎马，奚让少陵。惊塞上之风烟，楼兰未灭；怅秦中之歌舞，荆棘堪伤。辋水参禅，细草长林之句；浔阳感遇，荻花枫叶之词。携斗酒以听鹂，徜徉紫陌；步东篱而采菊，啸傲青山。落月停云，怀匡庐之旧雨；寻梅踏雪，慕灞岸之高风。字字镂金，才凌沈宋；篇篇蕴玉，响嗣曹刘。自惭下里巴人，莫和阳春白雪。特记兰陵绝唱，如观初日红蕖。

这篇两百多字的序言，写得气势昂扬，才华横溢，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惊塞上之风烟”，当是指眼前的抗日战争；“楼兰未灭”，则是说入侵的日寇未被消灭。这些骚人墨客，在他们“携斗酒”高歌之时，仍然系念着正在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民族解放战争。

几乎是在写作这篇序言的同时，祖父还写了题为《偶成》的七律两首：

楚老相逢词客哀，江南一日一萦回。云迷远浦散还聚，潮打空城去复来。

淮水几人停画舫，钟山何处觅荒台。杏林依旧花争发，谁见春风送玉杯。

又

羽檄时惊壮士心，岳阳楼上怯登临。大江东去限南北，湘水中流亘古今。

城郭已随烽火变，田园半付草莱侵。掀天浪涌湖光暗，愁对君山一醉吟。

诗的题记写道：“己卯浴佛日。客有鄂中归者，言江南之沦陷，岳阳之残破，客去后夜不成寐，高吟少陵登高登楼诸作，因而得句。”

通篇诗作，寓情于景，寓景于情，“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刻画得淋漓尽致，祖父是处在极度悲愤之中。

罗正纬在家乡寓居八个多月后，启程赴蜀。祖父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为他送别，还写下《送涵原之四川    仲冬二十二日舟中话别》七绝四首，其二、其四写道：

苍翠云峰耸剑门，峨嵋如画雪留痕。良辰美景供吟咏，诗满奚囊酒满尊。

锦江城北锦江东，灿烂祥光耀太空。词赋相如诗太白，传来警句雁行中。

诗中对他的诗友充满着美好的期望。涵原去蜀后，他俩诗筒往返不断，直到祖父于1942年去世之时。收入到《醉吟叟诗集》中祖父写给他的诗以及依他的诗韵的和诗多达八十三首。

祖父去世后，正纬公闻知悲痛不已：“呜呼，天夺吾友矣！………中心伤之，曷其有极！”正纬公高度评价祖父的诗作，他在《醉吟叟诗集》的序言中写道：“叟诗思锐敏，须臾立就，文彩缤纷，光辉灿烂，近今乡族间若   叟者凤毛麟角矣。”

祖父的诗集出版时，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代理院长等职的覃振，为诗集题词“山高水长”，同盟会前辈陈强，以及当时湖南的几位厅长周斓、胡迈、王凤喈、余籍传和中央大学教育长朱经农等人，也都题了词。时任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国库署长的杨绵仲题写了书名。

三、        雪峰山下

大约在我八九岁时，一天，我随妈妈爬到我们住房的楼上。乡间平房的楼上一般都不住人，只是收藏一些不常用的东西。我在楼上东翻翻西看看，忽然发现几个有漂亮图案的本子，那图案是多种彩色线条构成，有经纬线，也有斜纹线，有规律地交织着，十分好看。下面还有文字说明，那字一笔一笔，工工整整，就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我问妈妈这是什么书，妈妈说，这不是书，是你爸爸以前在学校读书时的作业本。啊，作业本，写得这么好呀！

       父亲跟我们兄弟姊妹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早在我的哥哥和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工作了，我们随母亲在乡间和姥姥、祖父母整个大家庭一起过日子，待到我七岁时进到现代小学读书时起，就一直是住校，只有每逢过年时才能见到父亲。

然而，父亲留给我的印象，就像童年时看到他的作业本时感受到的，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就是他七八十高龄时写给我的信，那字还是一笔一笔工工整整的。记得有一次，他还批评我写信字写潦草了，特别是给朋友和上级领导的信，不能写得难于辨认。

父亲罗学宪，字鹤峰，生于1907年古历正月初一。他这个出生日期——过年的时候——最好了，永远不会被忘记。在他这一辈中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弟弟、两个妹妹。祖父母都送他们到省城读书，他们兄弟四个和一个妹妹都读到高中或大学专科毕业。父亲于1927年在湖南高等工科学校纺织专科毕业——上述我看到的漂亮图案本就是在这里的作业本。由于学业成绩优异，被留校任教两年。（这个高等工科学校一直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院系调整时并入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1929年8月，他被调到湖南第一纺织厂从事技术工作，直到1948年9月。

湖南第一纺织厂筹建于1912年，初始称为华实纺纱股份有限公司，1920年正式投入生产，1922年生产工人即达到三千人。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纱厂收归公办，改为湖南第一纺织厂，到1938年工人增加到三千四百多人。这一年六月，日寇侵占长江要塞马当，向武汉逼进，并不断派飞机轰炸长沙，纺织厂决定西迁。10月25日武汉沦陷后，工厂奉令停工遣散员工。11月12日，长沙“文夕大火”，纺织厂也被付之一炬。此时父亲急速回到家乡——这在祖父诗集中有记载。在一首题为《送客过太平桥闻笛》的题记中祖父写道：“戊寅九月望后长沙大火，谣诼纷纭，余命学宪率其妻子及妹学端，奉祖母避居花石太平乡王宅。余十月中亦寓居连旬。”这里九月为古历。这件事我还是有记忆的，太平乡王宅是父亲在纺织厂的同事名叫王俊的家，我们一家人还包括母亲、我的哥哥和两个妹妹，艰难地步行约百余里，来到湘潭西南位于湘江支流涓水上游的这个偏僻地方。我们住的房子前有一口水塘，房子对面是一所小学，但我和哥哥没有在这里入学。大约一个月后，有消息传来，日本人没有马上进攻长沙，时局平静下来，一家人仍然回到简佳冲老家。

1939年3月，有一件让父亲和我们全家都很高兴的事，就是父亲被任命为湖南第一纺织厂迁厂建厂委员会委员。长沙大火后，湖南省政府省务会议决定，整个纺织厂西迁，组织迁厂建厂委员会，任命原厂长唐伯球为主任委员，由建设厅、财政厅、审计处、会计处各派一人为委员。父亲出任由财政厅派出的委员。这个任命是怎样来的，父亲在纺织厂决定停工遣散员工时是否被遣散，或者父亲是否在厂方决定停工时即转到省财政厅工作，这些问题我都搞不清楚，待到我长大成人后，也没有去问过。现在推断，这也许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促成的。这位亲戚叫杨绵仲，是祖母娘家的侄儿，1932年为浙江省府委员，1935到1937年先后出任安徽和湖北省财政厅长，恰好于1939年调任湖南省财政厅长。记得少年时常听家人说到“绵仲”，只有七八岁的我，大人们谈论些什么是不大关心的。这个任命，如果没有作为主任委员和原厂长唐伯球的认可，大概也是通不过的，当然起重要作用的还会是杨绵仲的推荐。

父亲立刻走马上任。纺织厂原打算西迁到沅陵与常德之间的柳林汊，已有部分纺织机器及电机锅炉等一千七百九十余吨，先行运到了柳林汊。“长沙大火”之后，从火后厂区清理各种设备三千八百一十吨，这些设备由轮船运到了常德，然后改由木船运到柳林汊。父亲上任时，柳林汊堆积的设备，像是一座座山。这一年的9月23日，日寇飞机来袭，不知道是有情报获悉这里有西迁设备，还是敌机路过临时发现目标。父亲此时正在这里，他临危不惧，指挥职工覆盖机器，做好隐蔽。日机轰炸损失钢丝锡林二十多个、天轴十余根，所幸人员未有伤亡。出于安全考虑，迁建委员会决定另行选址，几经实地考察，对比衡量，最终确定在雪峰山下黔阳县境的安江建厂。委员会分工父亲的任务是负责将柳林汊的设备督运至安江。由柳林汊上溯沅水到安江三百余里，河道险兀，险滩多达七十余处，最险者二十余处。几千吨物资要装船上运，河道只能行木船，现代起重设备更是没有，全靠人力扛抬，而且还不时有遭受日寇飞机轰炸的危险。此时此刻父亲承担的任务该是何等艰巨！那时父亲常写信回家，向祖父母报告平安，幼小的我常听大人们谈起柳林汊；父亲也给妈妈写信，记得信上的称呼是“舒藻如晤”，晚上妈妈伏在桌上给父亲写回信，她称父亲为“福哥”，信上说要“注意安全，保重身体”。

到1940年春，先期开工需要的机器设备已经运到了安江，机器安装调试也在抓紧进行。此时父亲又衔命到滨湖地区采购棉花。日军占领武汉后，即不断向长江南岸和洞庭湖地区侵袭，盛产棉花的南县、华容、安乡、澧县、津市等地，经常受到日军的威胁。父亲不顾个人安危，历时数月，完成厂方急需的棉花采购任务。这一年的十月已装好纱锭七千、发电机两部，11月25日纺纱纱锭正式运转，试纺十三支纱，品质优良，中断两年的生产终于在安江这个新的厂房恢复了。

安江纱厂厂长唐伯球，对父亲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迁厂和恢复生产，你都是有功劳的，驻柳林汊指挥装箱装船受到敌机轰炸的惊险，赴滨湖收购棉花又受到日本鬼子的威胁，你都完成了任务。”迁厂建厂委员会正式宣告结束。父亲旋即被任命为安江纱厂的业务课长，之后他历任总务课长、主任秘书等职，直到1948年8月。

1942年，妈妈领着哥哥和三个妹妹到衡阳，此时父亲任纱厂驻衡阳办事处主任，我仍留在湘潭老家念书；1944年日寇再次进犯，父母亲派人于5月把我接到衡阳跟他们汇合。

1948年9月，父亲被任命为建设厅技正，次年元月调任湖南省政府第二科科长。

这时正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即将席卷全国的时候，国军兵败如山倒。父亲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是看到了的。他的一些老朋友和老上级如唐伯球等人，都成为中共“统战”对象，有的参加了“民革”，有的和中共地下党员建立了联系。父亲接受他们的影响，也“倾向革命”，于1949年6月20日，经戴朝震、黄定戎介绍参加了“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并与中共地下党员刘润世有联系。而远在湘西的安江纱厂老厂长辞职走了，新任厂长还没有到职，处于无人负责的状况，安江纱厂急电省政府派人去。有人想到了我的父亲，经省务会议通过任命父亲为安江纱厂副厂长。父亲不想去接手这个“烂摊子”，但中共地下党员刘润世找他谈话，动员他去，并说派一名地下青年团员协助工作。于是，6月25日

右二起为父亲、黄定戎和曾诚意夫妇，右一为作者。1982年7月8日摄于长沙

当时在安江地区有国军两个师，在附近的洪江有一个专员公署。10月2日，驻军司令部派来一名副官，找到父亲声称要借光洋作发军饷之用，父亲严辞拒绝了。该副官走后，父亲立即通知出纳室主任将库存四万多光洋赶快转移疏散。果然第二天驻军司令部再派来一名参谋，竟然要检查厂出纳室保险柜，父亲坦然让其察看，自然扑了空，乃忿忿而去。第三天

中午，一名高级参谋乘武装吉普车来厂，说是奉驻军司令部司令、师长夏日长之命，要负责人前往司令部谈话。有好心的同事劝父亲不要去，父亲说此时此刻不去不行，他把私章交

给厂主任秘书后，便毅然随车前往。夏日长司令见到父亲劈面恶狠狠地说：“找你来必须解决四个问题，一、借四万银洋，一块不能少；二、即派厂车将厂中所存布匹运往司令部指定的地点；三、你厂警卫队全队官兵和百多件轻重武器全部交我司令部接收；四、你跟我部队走，我负责你的安全。就是这四点，你马上答复我。”父亲没有迟疑，立即逐条回驳：“一、厂里没有现存银洋，马上要发九月份工资，还没有着落；二、厂里汽车全部派出去运粮食、煤炭、棉花去了；三、厂警绝大部分派出随汽车押运去了；四、我负责全厂三千多人的生产生活，不能离厂。”这位司令拂袖而起，拍桌大怒：“不行不行！你不解决，就不能回厂!”随即叫父亲到后房去坐，把父亲软禁在司令部了。坐到四点多种，夏日长司令忽然通知：“现在洪江专署杨镇南专员到了你们厂，要你回厂去一趟，等下再来叫你。”原来，在这兵荒马乱时刻，一些人都想到纱厂捞一把。除杨镇南之外，还有安江镇长、安江警察局长、保安团长，以及当地青洪帮头子等人，早已坐满了厂部会客室，父亲逐一问明他们的来意，都说是要借钱借布过中秋（10月6日为中秋节）。父亲决定来个缓兵之计，他说到现在我还没有吃午饭哩，他吩咐总务课通知合作社食堂准备两桌酒席。父亲走到厂长办公室，杨镇南也跟着进来，他左手挟支香烟，右手扳动左轮手枪咔咔作响——他已是热锅上的蚂蚁了：“我只借五千银洋作专署开支。”正纠缠不已时，总务课长说可以上桌吃饭了，吃到六点半钟，杨镇南带来的勤务兵跑来报告说“对河响枪了”，紧接着厂警卫队长也前来报告：“对河枪声很紧！”这帮人一听顾不上喝酒吃饭，也顾不上借钱借布了，逃命要紧，一个个溜了。父亲随即在地下青年团员张国兴的陪同下，到河边迎接解放军——1949年10月4日夜，安江纱厂和安江镇获得了解放。没有停产，没有损失一件纱一匹布，库存四万多银圆一块不少——

这一段护厂保产史实，《黔阳文史资料  第一辑》于1987年3月载文刊出，作者为安江纺织印染厂工作人员。《株洲文史资料》、《湖南民革》报，以及由湖南省总工会、省社科研究所、省档案馆联合编辑出版的《湖南党史资料丛书》第二卷之《湖南工运史料选编》上均有刊载，安江纺织印染厂厂志上更有详细介绍。可以说，父亲的这一事迹已经载入了史册。

安江解放后，父亲继续担任副厂长，并兼任业务课长。1950年11月，父亲因病到长沙治疗。1951年2月，他辞去纱厂职务，3月应邀出任重庆利华橡胶厂副厂长。这个利华橡胶厂是父亲的朋友曾诚意参与创办的一家私营企业，设有长沙、重庆两厂。1956年企业公私合营后，父亲仍然担任副厂长，直到1977年年满七十退休之时。他曾是重庆市第一届和第二届人民代表、重庆市第三届和第四届政协委员——能够获得这样的政治待遇，大概和他在政治上积极配合上级要求，以及和他一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的工作有关，大概也和他建国前参加“民革”，在安江纱厂护厂保产有功有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的年代，他只能做个永远的副职，甚至还可以说能够保持这个职位和如许政治待遇已经很不错了。

“文革”中父亲受到冲击，被下到锅炉班劳动。有朋友要去看望他，被拒之门外：说什么他是“走资派，现在搞体力劳动，看他干什么！”“文革”中受了些什么样的冲击，父亲从来没有跟儿女说过。让人吃惊的是，安江纱厂曾经把他要去批斗了——这是我一次回家探亲时母亲小声告诉我的。在那个荒唐年代，他大概多少要受到一些皮肉之苦的。

父亲回到株洲乡下老家不久，1980年12月，民革湖南省委员会副主任肖规偕同中共省委统战部干部多人，专程来看望父亲。此后，逢年过节，中共株洲市委统战部、株洲市民革等的负责人，都要来看望和慰问父亲。

1986年，重庆市有关部门确认父亲在建国前参加“民革”，按照中共中央政策给予父亲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发给他一个国务院制定的红本本。1987年，安江印染纺织厂纪念建厂七十五周年，考虑到父亲年老体弱不能赴会，特派两名专干来到株洲乡下，请父亲就厂庆七十五周年发表讲话，当作贺辞。父亲非常高兴，迅即赋诗一首：“瞬眼春秋七五年，柑柚累累景色新。生产发展扶摇上，衣被民生喜融融。”11月4日厂庆时，不仅放映了他宣读贺辞的录像录音，还在展览会上专栏介绍他当年护厂保产的事迹，在厂庆《纪念册》上说到对企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人员名单中，罗学宪的名字列在第一，并同时刊登上述贺诗。

重庆利华橡胶厂多次派人前来看望父亲，厂长兼党委书记张复先生于1988年专程来父亲住地，向父亲通报利华厂的近况，他说：“利华厂的职工都感谢您在厂时作出的贡献，祝愿您健康长寿！”父亲的听力不好，张厂长的讲话是笔写的，父亲把这张笔录一直保留着。   

父亲是安享着他的晚年的。

1989年春节时，我从长沙赶到株洲，要和父亲一道过春节，三十晚上，大姑准备了丰盛的团年饭，菜肴摆上桌了，我扶着他老到桌旁可以躺下的椅子上坐好，他看到有他喜爱的蒸盆，微微笑着，他要我拿把小剪子为他剪掉长长的胡须，我照他的吩咐办了，便开始吃团年饭，吃着吃着，父亲没有动静了，无声地坐在有靠背垫的椅子上，脸上表情平和，我和大姑伸手探他的鼻孔：已经停止了呼吸。

父亲就这样安详地走了，享年八十二岁。

四、        妈妈领我们去外婆家

童年时最高兴的事就是妈妈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到外婆家去。大概每年春节初三四时去，一直到过了元宵节才回到简佳冲来。有时，放了暑假、寒假，我们也要去，这时妈妈就不一定陪我们去了。外婆家在马家河，湘江西岸的一座小镇，一条小街，几十户人家，有名的店铺记得有唐恒泰、乾元利——都是卖南货食品的店子，还有卖肉、卖鱼的店子，卖绸布、卖丝烟的店子，还有传播基督教的场所，我见到有人在那里做礼拜。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是挺繁华的，人来人往，满街都是。

我们到了外婆家，外婆总是搞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吃，有一样食品，我一辈子还只在外婆家吃过。那就是炼猪油时，油渣子不炸枯，让它还含有少许油，趁热取出来撒上点白糖，往口里一丢，那个甜香味叫人难忘。

外祖父黎锦冈，号桐笙，我懂事时他已是六十来岁的人了，听说他是清末的秀才，还进了明德高等师范读书，以后在机关单位工作过，但主要是教书。外孙来了，他自然特别高兴，我永远忘不了的是那种温馨的文化氛围。外公出谜语让我们猜，如欲罢不能——繁体字“罢”是“能”字上面一个“四”字，不要“能”字，便是“四”；又如虫入凤凰飞出鸟——繁体“凤”字中间是“鸟”字，鸟飞出虫进入，不就是“风”字了吗！最有意思的是“春雨绵绵妻独宿”——一个“春”字摆在那儿，“春雨绵绵”没有太阳，去掉“日”字；“妻独宿”，丈夫不在家，去掉“夫”字：谜底就是“一”字，多有趣啊！

外祖父还把汉高祖刘邦的《大风歌》写给我们读：“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他还向我们讲解刘邦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唱这支歌的，就像说故事一般。接着，他又把项羽在行将溃败时所唱：“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两相联系一讲解，让我和哥哥，还有小舅舅黎泽重，一个个圆睁大眼，都入神了。小舅舅和我的哥哥在同一年同一个月出生，我们经常玩在一起的。

外祖父会写文章会写诗，他为我的祖父《醉吟叟诗集》写了序言，祖父诗集中收录与外祖父唱和的诗就有十三首，其中一首题为《寄黎君桐笙   和重九原韵》：“知己迢迢各一乡，徒从野老话沧桑。清谈不必师前晋，佳句何须袭盛唐。早羡飞鹏程历远，久思附骥愿难偿。东篱菊放招谁饮，独伴黄花傲晚霜。”这是和外祖父重九原韵而作，可惜无法找到外祖父的原作，但“早羡飞鹏程历远”，却反映出外祖父壮岁曾经游历四方，让我的祖父羡慕不已，只是我不知其详罢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外祖父写了题为《赠外孙奎文、印文   一参军东北，一服务《新湖南报》绝句，诗曰：“分道扬镳两外孙，中郎集庆有余根。戎机笔阵能横扫，慷慨同仇壮国魂。”诗末附有注言：“羊祜是蔡中郎外孙。”蔡中郎即蔡邕，曾任左中郎将，为东汉文学家、书法家。羊祜为西晋大臣，武帝泰始五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出镇襄阳，开屯田，储军粮，多有建树。外祖父借用蔡中郎和羊祜的故事，是对他的外孙的鼓励和期望。“戎机笔阵能横扫”，横扫，横扫，谈何容易啊，我这个外孙时运不济，1957年一场浩劫，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六十年代初几乎饿死，这是后话了。

外祖父晚年自号追来老人，取“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之意，可见他仍然壮心不已。月病逝，终年七十九岁。他将诗作一千余首，编为《追来诗集》，可惜没有出版，诗稿也早

已散失。外祖父1956年4月病逝。

外祖母五十年代中曾在长沙居住，那时我常年在省内一些地方采访，只要回到长沙，总要设法去看望她老人家，她老就住在有名的副食品店沙利文的对面，我去时或是买上蜂蜜水果，或是送上几元钱，表达我对她老的关爱的谢意。不久她老去了湛江我的小舅舅处，我也遭遇不幸，相互没有音讯，后来知道她老于1958年6月去世，终年七十六岁。

我的母亲黎舒藻，号泽蕴，生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外祖父母送她读到高小毕业，虽说读的书不多，但在那个书香世家，她受到的教养却是非常好的。她十八岁就和我的父亲结婚了，第二年生下我的哥哥。我听外祖父说过，小舅舅的乳名——季虹，就是我的母亲给取的，意思是最末一道彩虹。我们兄弟姊妹的名字，则都是祖父取的，男孩名字最末一个字都是“文”，女孩则不是“文”，母亲对此很有意见：女孩为什么不能“文”呢？以后我的三个妹妹上学读书，母亲领她们去报名时，都将名字的第三个字改成“文”，比如我的大妹妹，原来是“玳娟”，报名就变成“玳文”了。从这时起，我家我们这一代中的女孩的名字，大多数都改成或直接取名有“文”了。有人评论说，我母亲在罗家在这一点上开了风气之先，是一次“革命行动”。在祖父门下发蒙后，她是力主把我的哥哥和我尽早送到现代小学读书的。我七岁去读小学，因为已经在家发过蒙，上学是从小学二年级开始的。

那时我们家是四世同堂，一家老小多达二十多人，母亲除了抚育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外（父亲常年在长沙工作），还要侍奉我的姥姥和祖父母，还和我的伯母两位婶母一道轮流为全家人做饭，还是相当劳累的。但一有空，她总要辅导我们认字写字，叫我们写字身子要坐正，填红蒙字时要按笔顺，不能乱套。她也给我们讲故事，记得有一个故事，至今想来也还是骇然而又惊心动魄：在汉口有一家包子店生意特别好，与此同时，汉口市区经常有孩子失踪了，人们遍寻不着。原来那家包子店老板用孩子肉做包子陷。有一天一个被拐到店子的孩子机智地逃了出来，事情就揭发出来了——那个店子被查封，老板被判处死刑。这个故事或许真有其事，母亲曾经随外祖父母在汉口居住过，她大概也是听人说过的。说这个故事的目的，是教孩子不要乱跑，遇上“拐子”就不得了。还有一则故事：长沙岳麓山上有一条大毒蛇，经常出来捕食家禽甚至伤害孩子。山上庵字里有一名和尚，作了一番考查，摸清了这条毒蛇出没的规律和路径，便备制了好些把锋利的小刀镶嵌在毒蛇出口的道上，当毒蛇出来时，从头到尾被划开，开肠破肚了。那位和尚为民除害做了件大好事。讲这个故事的用意也是很明显的。我的母亲脾气特别好，从来没有打过我们，总是细声细气，循循善诱——这一点，我的父亲乃至我的祖父母都是一样的，我从来没有听长辈大声训斥人，更不要说打孩子了。

母亲这张照片摄于1956年11月，她老得知奎文哥要来长沙探亲，特地从重庆取道武汉来到长沙，在武汉念大学的玳文妹，也随同前来，她便一下子见到三个儿女了。奎哥参军后，作为赴朝参战的志愿军，让妈妈日夜思念。朝鲜停战后回国，此时正在张家口解放军通讯学院教书。我记得她老带给我们吃了四川的橘子，那橘子个头比湖南橘子大，而且皮也薄，特别甜。他们都住在报社，这是难得的聚会，妈妈特别高兴，在报社花园一簇菊花前，我按下快门，照片上她老显得慈祥、安和。

母亲对我们儿女的爱，是最至诚最无私的。特别是在我被划为贱民，处于极端困难境地时，是她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爱，可以说是她的爱把我从死亡的边缘上救了过来。这在后面会要说到。

我的小舅舅黎泽重，我们都喊他季（虹）舅，他和奎文哥是同年同月出生的，比我大不了多少，我们同在第五高小读书，他和奎哥念高小，我念初小，可说是同学。每逢我们到外婆家，我们都玩到一起，甚至我们三个还睡在一床。季舅从小就思想活跃，他把“重”字拆开，变成“千里”，就是他的别号，也叫作笔名。他喜欢绘画，他备得有六色或者十二色的彩色颜料，我也跟着他涂鸦，我是最初从他那里学会画房子和树木的。他喜欢交朋友，他的一些少年时代的朋友，我几乎都认识，现在我还叫得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名字。到了中学，我们不在一起，但寒暑假相会，也约略知道一些情况。他在学校，曾经组织了社团活动，由此还惹出了麻烦，引起了校方的注意。以后，我高中三年级时，他已经读大学了。解放军进军江南后，他参军了，据说一直干得不错，文革期间，他是驻西藏部队政治部秘书，被派去西藏日报执行军管任务，他在暨南大学读的是新闻系，当然是在行的了，他曾经说过，没有他的签字，报纸不能开印。1978年转业到地方后，他那活跃的思想，得到了广阔的施展空间，他投身于集邮事业，致力于编辑集邮专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在搜集和研读邮票过程中，惊喜地发现：大陆和台湾发行的纪念邮票中，题材、图案、设计等方面，竟有着那么多的同一，以纪念著名铁道工程师詹天佑为例，台湾和大陆同在1961年发行詹天佑诞生百年纪念邮票，都是全套两枚，都是用詹天佑先生身着西装图象，都是用京张铁路隧洞图案。他很快搜集到近二十个相同题材的两岸纪念邮票，冠以“可喜的同一”的标题，在湖南集邮展览中获得银奖，长沙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先后播发介绍这一邮集和黎泽重的专题电视片，《人民日报 海外版》对此也曾专题介绍。1984年9月，他自费创办的《甲子邮刊》，由当年单色单页到现今16开两百多页彩色封面彩色插页，已出版一百八十多期，多年入选为全国十佳民间邮刊。黎泽重已是海内外知名的集邮家了，他曾是湖南省集邮协会副会长、全国集邮联学术委员、海峡两岸民间集邮交流会会长、美国集邮协会会员，2007年，他被批准为全国集邮联合会29名会士之一，成为湖南会士第一人。

还要提起我的舅舅黎泽雍，号劫容，又名黎放，三十年代初投奔到在北京的族叔黎锦熙门下，一边学习，一边为他做些抄抄写写的工作。这位舅舅从小酷爱美术，黎锦熙推荐他报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他一心投入到油画艺术中，与后来有名的油画家董希文和表演艺术家张瑞芳都是同班同学。他曾经对我说过，那时只想到法国巴黎去留学啊。从北平艺专毕业，他南下回家，路过武汉时身上一文不名，经一位朋友介绍，到国民党部队的一个调查单位工作了三个月，名义是准尉司书，具体工作就是抄抄写写。谁知迫于生计这短短的三个月，竟然是置他于死地的三个月。

之后，抗日战争爆发，他到了昆明，考上了西南联大，读了两年，大概也是出于生计考虑，于1939年辍学到了重庆。日本人狂轰烂炸重庆时，他在重庆社会服务处工作，他以画笔为武器，画了许多速写，揭露日本人的残暴罪行。他的画在社会服务处进行了展览，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受到了好评。抗日战争后期他到了衡阳，在衡阳军用飞机场和社会服务处工作过。我在外婆家曾经见过他寄回的一张照片：在衡阳机场和美国飞虎队员一起合影。舅妈告诉我，机场之所以录用他，是因为为他们画的一张地图画得好。

我们到外婆家，遇上他也在的话，我和哥哥、妹妹们同他一起散步，也是我们的一大乐事。他会说北京故宫珍藏的画如何如何好，长安大街如何如何宽敞而又笔直，山东的青岛又是一座如何如何美丽的城市，看到路边一株柳树，他会告诉我们：柳树木烧成木炭，可以当作画笔用。我们也会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他都会一一作答，比如我们把当时知道的一些著名军政要人、文人学士的名字，问他这个那个名字取得好不好，他会很快回答说好或不好。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些多么温馨美好的日子啊！

日军向衡阳进击时，他也到了安江，他为安江纱厂设计了一枚金属出入证章，几根横线中间，一根红色竖线穿过，证章不大不小，色彩配置适宜，特别是将纺纱织布与用作出入证章意思，巧妙地寓意出来，高雅脱俗，给少年的我留下印象，以致现今还记得起来。我想，这肯定是父亲约请他设计的，在那兵荒马乱时节，由此获得一笔设计费，多少会有些补益的。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衡山县第二中学教语文，由于他的学养深厚，教授有方，五十年代中，被调到衡阳师范专科学校教中国文学。他仍然画画，1957年我作为新湖南报驻衡阳的记者，曾经在市文化馆举办的画展上见过他的油画。早在1944年在湘西时，我曾见过他的人体油画，那是一张年轻女性的全裸人体画，很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当然不画人体画了，画展上是一幅雪地风景画，同样很美。我同他交谈，发觉他意志有点消沉，而且面色也显得憔悴，我没有多问，我是晚辈，不便于多问，但我知道这些年来政治运动不断，而且都是针对知识分子的，许多人都受到了伤害。

几个月后，根本没有想到，我罹难了，被打成右派分子，经历几年炼狱生活，我以摘帽右派身份在衡阳日报工作。1965年12月23日，衡阳地区文化单位干部举行大会，这时正进行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大会是运动中的坦白交代大会。听了几个人的坦白交代后，会议主持人宣布下一个坦白交代人是黎放!我的头脑发炸：怎么可能呢？他会有什么问题呢？舅舅讲话了，面色苍白，语声低沉，他说的还是那三个月准尉司书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历次运动中早已交代过了，现在重新翻出来，就是再一次加码，再一次上纲上线，说完了他宣读的落款是“罪人黎放”。

紧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他陷入到空前的劫难，一开始就揪住那三个月司书问题，并罗织课堂上以讲授文学为名宣扬“封资修”等罪名，无穷无尽的批斗，经常被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8月13日，他忽然不见踪影了，两天后，在衡阳师专校门口的水塘里捞出了他的尸体，浮肿腐烂，但看得出身上到处青一块紫一块，显然又遭受了恶打。舅妈和表弟表妹们见此情景，痛不欲生，当时有两种说法，一是被造反派打手推倒在水塘里，一是不堪忍受凌辱折磨，选择投塘自尽一了百了算了。一直没有令人信服的结论。其时我被衡阳日报押往农村，实施强制劳动，舅妈他们无法通知我。我是以后才知晓这一切的。1986年，学校党委说，黎放的历史问题历次运动早已作了交代，现今平反昭雪，补发一千二百元。一位画家，一位学者，一条人命，如此打发了事！

人亡了，随之家也破了，不止是一代人的悲剧，影响所及，而是几代人的悲剧！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也就是在专制极权体制下——黎放的悲剧不过是当代中国千千万万个同样悲剧中的一个罢了！

五、        忘不了的挂图

1931年5月8日,我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马家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莲花山。父亲排行老二,但在兄弟中却是首先得子,在我的上面还有我的哥哥。爷爷疼长孙,在大人们的心目中,我的哥哥可真是宝贝,把他抱在怀里,如果他要摘月亮,大人们也要去摘月亮的。至于我吧, 虽说不是天字第一号,却是天字第二号,也是倍受宠爱的。

祖父在世时,新出生孩子的名字,都由祖父来取,给哥哥取名奎文,我叫印文。“奎”是星座名,二十八宿之一,以前皇帝文章的手笔称作“奎章”,皇帝藏书的地方叫做“奎文阁”；印文就是写文章,就是著书立说。在当地鼓磉洲罗姓宗族辈份中有“正学传家”字辈,我们这一代属“传”字辈,祖父给哥哥取名传苏,给我取名传范。祖父是诗人,“李杜苏辛”是他的最爱,“苏”当是指苏东坡,“范”无疑是指范仲淹——这是希望我们向前贤学习,传承他们的道德文章吧。

在我五岁时,祖父就教我识字读书,先读《三字经》,边识字边听讲解,然后跟着念,要求读熟背诵,至今我还记得若干片语,如"人知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以及“玉不琢，不成器”等。写字则是先填“红蒙字”，所谓“红蒙字”，就是在大约十六开大的毛边纸上用红色印上一些简单易写的字，初学者用毛笔蘸墨去填写这些字。记得那上面的字是“上大人,孔夫子,化三千,七十二”等等。虽是简易的字,却是可以断句,有着启蒙的内涵的。红蒙一段时候,识字多了,就开始临摹字帖,我先后临写过黄自元和柳公权等人的字帖。《三字经》之后,我还念过《论语》。按照当时的认识能力,这样的古籍是难于理解接受的,多年后我重读这部典籍时,感觉还是全新的。倒是祖父自己编写的《四言地理》、《四言历史》这两部书,颇为受用。稍后我进入现代小学,上了地理课,还获得了一本地图册,和以前读过的《四言地理》对照,居然是一致的,兴致盎然,由是而喜欢上地理这门课程了。哥哥和我一起就读,他比我读的多,他还读了《大学》、《中庸》和《幼学琼林》等。祖父教了我们一段时候，大概因为身体不好，作罢了，另请了一位叫钟先生的家庭教师。听说这位老师很严格，搞得不好，要挨“立骨钉”的。“立骨钉”，就是手握拳头状，用指骨敲打脑袋，当然会是很痛的啊。我们不敢怠慢，我们没有挨过”立骨钉“。也许这位老师有意放出这样的话，让我们不敢跳皮吧。

1938年,七岁时，我进了离家六七里的石浦小学。因为在家发蒙过，进校便读二年一期第三册。石浦小学设在株洲对河即湘江西岸叫作王家坪的地方，校长叫郭芳近，老师记得名字的有王锡类、王汉清、王显邦。我在这里读了一年。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飞机轰炸株洲。株洲是一座小镇，但国民政府在这里建立了军事工业，我们叫作兵工厂。日本飞机来时，三架一组，螺旋桨，单翼。有时飞到我们这边河来，很低，机翼上令人讨厌的红巴巴也看得到。飞机迅速掉头，尖声呼啸着，呼啦飞过江去，俯冲，准备投弹了，接着是轰然巨响，火光冲天。每次轰炸，听说都炸毁了许多房屋，炸死了不少人。老师告诉我们，敌机来了不要乱跑，要就近躲在桌子底下或者树林子里。乡间更是有人说，不要把白色衣服和红辣椒晒在外面。我家房屋外墙原是白色，此时已用煤炭水把它刷黑了，还在靠山的一间房子里摆了两张坚固桌子，上面铺上几床厚棉絮，日本飞机来了，首先让老人和孩子躲到这桌子下面。

学校里到了一批挂图，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招贴画或宣传画，是揭露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的。我永远忘不了，那是一些怎样的图片啊！刺刀尖上挑着被刺死的婴儿，用机关枪扫射扶老携幼的人群，挖坑活埋中国的老百姓；还有一幅：鬼子把一名中国人压下，这名中国人的头就在他的胯下，他右手拿着刀，正准备杀人哩！日本人这样灭绝人性，幼小的我，和许多同学一样，一边看一边流着眼泪，大家都切齿痛恨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

小学三年级，我转到了菱溪小学。这里离家稍近一点，只有三四里吧，因为是寄宿住校，稍为远近一点并不在乎，这所学校是在一个山坳里，离株洲远一些，转学到这里大概是担心日本人轰炸，出于安全考虑。现在记得的是这所学校有一套《万友文库》，封面是彩色绘图，我经常借来阅读，有一则知识趣闻，是回答小昆虫在锋利的刀刃上不受伤害，而人体却会损伤流血这一问题的。前些年我听说这一套《万友文库》成为了宝贝，让株洲市图书馆征收去了。我记得这里的音乐老师，名叫黄常非，他一边按风琴，一边领我们唱歌，还一边扫视教室，谁没唱准，或者谁搞“小动作”，他都当场指出来，因为要继续按琴，他那指手动作，只是飞快一瞬，让人觉得非常有趣。教唱的大都是流行的抗日歌曲，如《松花江上》、《游击队歌》、《大刀进行曲》等。在这里初小毕业后便到了离家稍远的设在柳莲观的第五高小，直到1942年高小毕业。

那时的国文即现时的语文,课文中有不少关于抗日的内容,比如有一篇题为《南口七勇士》,说的是北平西北南口地方,我军扼守阵地的七位勇士,以少胜多,顽强抗击侵略者,歼灭许多日寇的故事。又如,在上海,有一位汽车司机驾驶一辆满载日军的汽车,他满怀着复仇的怒火,将汽车冲入黄浦江中,与鬼子同归于尽。还有一篇《梦见妈妈》，记得有几句是这样的：“妈呀，儿此时正卧在积雪的战场，衣单被薄，腹内苦饥……”大意是，虽然条件困苦，但小我服从大我，为了抗击侵略者，不惜牺牲一切，直至自己的生命。同时也隐隐批评当局者对前方将士生活关怀不够。这是一篇感情浓重，文笔优美的散文。

课文中当然还有传承文化、启迪智慧的内容。有一组谜语，近七十年后我依然记得，其一是：“顷刻门窗关复开，为何不见有人来，是谁穿入森林里，怒吼呼呼请君猜。”也有讲述孙中山先生早期革命故事的，如少年时与陆皓东一道，立志报效国家，以及伦敦蒙难记等。不像后来我们见识过的，没有标语口号，没有山呼万岁——孙中山是坚决反对专制，坚决反对喊他万岁的，更没有歌颂执政者如何“伟光正”的内容的。

老师和同学同样都是住校的，许多老师和同学的关系非常亲切，记得有位叫董尚友的国文老师，长长脸，中等个子，穿一身长袍子，讲课时慢条斯理，不懂的，课堂上课后都可以向他发问。有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下一首五言绝句：

那时的体育文娱活动是贫乏的，在菱溪小学，我打过乒乓球，那球是彩色的，球里面放得有小粒粒，打起来有东西响动。这种球类运动大概才从国外传来不久，不仅“乒乓”是译音，记分也是译音。在第五高小，我打过篮球，带球走，叫做“瓦克”，球出界叫“奥塞”，这大概是从英语“walking”和“outside"音译过来的。球类玩得不多，因为各种球购置得少。许多时候，是玩一种打弹子的游戏：在地上挖三个小洞，用弹子滚中对方弹子并滚进洞子，就是赢家。那弹子不是陶瓷的，更不是玻璃的，而是用桐油石灰凝结而成。在冬天，我们经常玩的是“挤油渣子”：两组人，多少不定，相对靠着墙壁用力向前挤，招不住的一方为输家，挤得出了汗，全身热活了才罢休。

寒假回到家里常玩的一种游戏是“香棍子打马”。香棍子是敬神燃的“香”上面一段“香”燃完后留下的小棍子，各人手里一把，拿四根用于“打马”，棍子打成两个交叉，叫“八马”；打成一个交叉在中间，叫“中马”；打成一个交叉在任意一侧叫“边马”；没有交叉的最差。谁打了“八马”，对方要付出四到八根香棍子，“中马”、“边马”则递减。谁打的“八马”、“中马”多，谁就是赢家。我们大家庭兄弟姐妹多，玩起来蛮热闹，有时有人输得一根也没有了，于是便到处搜罗香棍子。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农村，孩子们玩这种原始类游戏，也算是自得其乐。我的父母曾经买过一只橡胶做的小老鼠给我，抓捏时发出尖小叫声。印象中这算是唯一的现代玩具。不过比起来，还是香棍子“打马”有味一些。

放暑假正是伏天，吃过晚饭后在前坪歇凉，也是十分惬意。一家人老老少少，大人们摇着蒲扇，或话家常，或给孩子们讲故事,那一代一代传下来，孩子们不知听过多少遍的，是永远说不完的故事。有一个叫《老虎外婆》的，据说有一只老虎，趁这家人父母不在家的时候，变化成孩子的外婆进了屋，姐妹俩不明底细，见外婆坐凳下有响声，便问道：“外婆，外婆，你坐凳下有什么响声？”外婆说：“那是耗子在走动。”原来这老虎只有那尾巴变不脱，为了不露破绽，只得坐在斛桶上（斛桶是一种大型的量米的量具），尾巴就露不出来了,但尾巴一甩动，就会有响声的。老虎外婆用各种花言巧语搪塞姐妹俩的种种问话后，孩子的父母敲门回来，老虎外婆一听慌了神，赶紧破窗逃走了。有时大人们也教我们唱儿歌，比如：“长竹篙，短竹篙，三姐妹，一样高。一姐嫁，金陪嫁；二姐嫁，银陪嫁；三姐嫁，烂木箱。一姐回，坐轿回；二姐回，骑马回；三姐回，走路回，走一里，哭一里，走一程,哭一程……”三姐妹本来一样高的,为何待遇迥异——这儿歌像是劝喻人们对待孩子不要分心吧。

大约在我八九岁时，大姑妈带我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住了个把月。这学校的校长是一位叫罗正璋的女性,学生大多是成年女青年。大姑妈在这里教剪裁缝纫，我的外祖父在这里教国文。外祖父住在教室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那阵子正发大水，淹了不少农作物，外公领我到一个小山头，只见一片汪洋。记得外祖父出了个“观大水记”题目，让学生写作文。我在那里正是端午节前后李子上市的时候，农家出售李子用升子（量米的量具）量，我吃了不少李子。民间风俗端午节时兴送香荷包，用彩色丝线缠在菱型或方型等工艺品上，并缀以彩线绦子，小巧玲珑，非常好看。这当然是女学生的拿手。作为老师的侄儿和外孙，人们自然送给我不少。还因为我是这里唯一的男孩，可以说，老师和学生都喜欢逗我玩儿。端午节前后，我就读的学校还没有放假，为何在这里待了个把月，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反正在这里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六 、听王公平校长讲课

高小毕业后，1943年初，我就读于民兴中学。学校设在湘江西岸凿石地方。这里是一个不大的港湾，坚硬的岩壁上刻有“凿石”二字。这个名字有什么来历，我没有考究过，但这个地方颇为有名，是由于一千三百多年前，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生命的最后阶段，从潭洲（今长沙）出发，乘船溯湘江而上，曾在凿石停留一晚，写有《宿凿石浦》诗一首：

早宿宾从劳，仲春江山丽。飘风过无时，舟檝敢不系？

回塘澹暮色，日没众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灯死分翳。

途穷多俊异，乱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荡，草草頻卒岁。

斯文忧患余，圣哲垂彖系。

 公元700年仲春二月，逆水而上的杜甫，在风浪起时不得不在沉沉暮色中系舟停宿，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一盏孤灯忽闪忽闪，在这个穷途乱世之时，他感叹世态炎凉，生活困顿，已是来日无多了，但他仍然忧患着国家人民。

几个月后，在这一年的冬天，我国历史上伟大诗人，在贫病与饥饿煎熬中辞世了。

作为初中一年级学生，老师不会向我们讲授这首诗的。但是，凿石，因为这首诗而名传天下了。我最初所读的小学——石浦小学，就在离这儿里把路地方，它大概也是因这首诗而得名吧。

民兴中学校长是王公平先生，四十来岁,高高的个儿，壮实的身体，说话慢条斯理。他曾经留学日本，当然通晓日文，但也同时教授英语和国文。这所学校是他一手创办的，民兴，就是民族复兴的意思，在抗日战争期间这样命名，它的内涵是不言而喻的。我清楚地记得，他向我们讲授我国空军英雄阎海文课文时的情景：在松沪抗战时，我国空军健儿阎海文，驾驶战机与日寇飞机长空搏斗，他和战友一道，先后击落了多架敌机，但他的座机被敌人击中，他被迫跳伞，却降落在日军的阵地上，许多日军向他逼来，哇啦哇啦喊叫着要他举手投降，王公平校长为了增加现场真实感，他模仿日寇话语：

还有，在王公平校长门下聆听林觉民的《与妻书》，也是让我的心灵震撼不已的。林觉民是近代民主革命先驱,是著名的黄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与妻书》，是他身在狱中，在即将殉难的前夕写给亲爱的妻子的诀别信。生离死别，万语千言，以血泪写成的这千余字的与妻书，凝结了他的崇高的理想以及对妻子的至爱。五十多年过去，《与妻书》中的一些语句，我依然记得：“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近百年来，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斗争绵延不绝，林觉民等民主革命先烈的英勇事迹，将继续鼓舞着万千仁人志士！

我在这里开始学习英文，执教的是罗平老师。a b c d,十分新鲜，加上罗平老师谆谆教导，我很快喜欢这门功课了。认字母，写生字，读课文，讲究发音正确，规范标准书写，很得老师的赞赏。学校有一门劳作课，老师教一些工艺性劳动。我请罗平

那时是抗日战争艰苦岁月，我们又是在乡村，文化生活自然单调，师生都琢磨着怎样打发课余时间，罗平老师想出了一招，就是教我唱京剧。吃过晚饭后，在一个方形天井旁，也就是罗平老师住房边，我跟着他学唱《四郎探母》，他教一句，我学唱一句，没有伴奏，全然是清唱，

1943年暑假，我在湘潭县城住了两个来月。我从小左耳患有中耳炎，在乡间用过一些土方子，如鱼腥草捣汁滴耳，未见效果。正好我的满叔学藻公，在湘潭邮局工作，我的父母便安排我利用暑假去湘潭治疗耳疾。那时日寇经常轰炸湘潭城区，湘潭邮局机关搬到十四总后面的郊外叫侯家大屋地方，每隔六七天满叔带我到城区学海医院一次，学海医院是孙学海医师开办的，据说他是留学比利时的。经过治疗后,炎症有所好转，但不可能一劳永逸，这耳疾几乎陪伴了我一辈子。

湘潭邮局有五六个工作人员，他们都是高中毕业以上的学历，能够辅导我的各科学习，我至今记得他们的名字：黄友础、唐植坤、杨光辉、施应霖，唐植坤是福建人，听满叔说1949年时去了台湾；施应霖，1950年我在长沙省邮电管理局见过，不过他认不出我；杨光辉在衡阳市邮局工作，我在衡阳时多次见过，并互相招呼问候。

侯家大屋是一座很大的宅院，屋主人遇上他们家的什么纪念日，就张灯结彩，特地挂出许多穿着古代官服的肖像画，据说他们家不少人在明清两朝做了大官。这座房子很有气魄，不是官府人家，能有这样大这样好的房子吗？除了邮局租用五六间和木工作坊锯板占用好几间外，还驻扎了许多军队。我目睹了军队的许多日常生活，如他们的队列训练，操练各种队形，操练时也唱歌，记得他们唱的一支歌是《上前线》，歌词唱道：“……拿起我们的枪杆笔杆，拿起我们的锄头斧头，打倒这群强盗，争取我们的自由！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光明已在向我们招手！”他们开饭，哨子一吹就开动，据说只有五分钟时间，哨子再吹哨音一落就得吃完，不管你吃饱没吃饱，战士们只得拼命快吃，这也许是出于战斗的需要——打起仗来是要争分夺秒的。让我十分赞叹的，我看到一位战士在门前水塘边对着天空举枪，枪声响过，一只飞鸟应声落下，正掉在塘边菜地里，啊，真是好枪法！，

1944年初，学校搬到湘潭县属的昭山，这里比在凿石宽敞一些，是在一所祠堂里，在祠堂前面开辟了一个篮球场，但仍然没有宿舍，我们是上了晚自习后爬上几百米高的山上的寺廟里就寝的。昭山是著名的风景胜地，昭山“山市晴岚”是有名的瀟湘八景之一。当作我们宿舍的寺庙则始建于唐代，山下我们的校舍是南宋抗金名将刘錡被贬知潭州时的居室，人称太尉宅，这当然也是难得的古迹。不过那时候谁也没有谈论过这里是名胜古迹，谁也没有想到要欣赏名胜古迹。

那时我们通常是用桐油灯，灯具是陶制品，上端碟状窝内盛上桐油，放几根吸纳性很强的灯心草，点燃后就可以照明了。四个同学共一盏灯。有时要考试了，学校找来几盏气灯，一个教室一盏，这种气灯，大概是烧煤油，先要打气形成压力，中间系上一个丝网状袋子，气压足够时点燃网状袋子，便会发出白炽强光，这种灯虽然很亮，但容易出毛病，出了毛病就得停摆，而且照明时发出嗬嗬声音。虽然如此，仍然说明校方为我们的学习想了办法。用热水洗澡似乎难以做到了，我长时间没有洗澡，我的一身生了许多虱子，在靠胸口和靠胁窝处，虱子特多，那时并不在意有虱子，似乎不只我一个人一身痒痒的，待到我回到家里一清场，啊呀，吓人得很，姑姑、伯母、婶母都忙着为我烧水烫虱子（我妈妈此时和父亲一起在衡阳），祖母说，虱婆，虱婆，三天做外婆，意思是说虱子繁殖很快。那时虽然艰苦，大家并没有怨言，抗战时期，能够有书读就算不错了。而且三餐饭还是吃饱了，菜食不好，每次回家，祖母都招呼家人做点好吃的叫我带到学校去。

这一年四五月时，日寇向长沙发起进攻，我的父母从衡阳派人把我接去，随后日寇又向衡阳进犯，父母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逃到湘西的安江。从此我就告别了凿石，告别了昭山，也告别了王公平校长和罗平老师。

近六十年后，2000年7月，我和妻子王兵连，由小女儿昆芝开车从长沙专程去昭山，我们从后山攀登，游览了昭山古寺，然后下山寻访当年校舍故址，令人遗憾的是，虽然在附近新建了一座十分壮观的观音殿堂，近一千年前南宋名臣刘錡的旧宅古建筑，却未能保护好，我们拨开乱草，只看到几堵断墙。我向当地老人询问王公平校长，回说不知情况，可能早已不在人世，不由得唏嘘不已。我回到长沙后写了篇题为《似雾还轻》的短文，记述这次昭山之行，发表在《三湘都市报》上，随后收入到《不期而遇》集子里。

当年民兴中学的同学，六十年代初，我在衡阳日报时，曾经遇见叫骆国应的，他比我高班，那时我只是一个贱民，人们不会同我多打交道。1979年初，我获得平反回到湖南日报，还是在临时住房里，一日，有人来访，他说是宋榟罗，我一见就认识，是当年的同班同学。我们不时在一起回首往事。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九十年代初，我见到著名书画家李立先生，我们聊天时，他说，他曾在民兴中学就读过。我说你肯定比我高好几个班次，怎么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呢。他说，没有读满一个学期就中途退学了。

七、车过芷江

我们一家于这一年的六月从衡阳来到安江，租住纱厂会计主任姜明农家的三间房子。这房子与厂长唐伯球住房同在一个院子。一日，妈妈向我们说起一件事：唐伯球的孙子在公路边玩石子，不期然石子落在美军驶过的吉普车上，美军下车找上门来质问，这时孩子的父亲唐鸿烈出面，用英语与对方交谈，事情很快冰释了。妈妈还说，有一次她在唐家，有一种药品的说明全是英文，别人无法辨认，也是唐鸿烈一看一说就明白了。原来这唐鸿烈是留学英国的。妈妈在述说这些时，并没有附加要我们兄弟姐妹好好读书，将来出国留学的话语，但我们听后都不由得觉得，掌握丰富的知识是多么地有用啊！

纱厂设有子弟小学，除最小的妹妹群文未到上学年龄外，大妹玳文、二妹自文都上学去了。安江没有中学，这个下半年，我们兄弟就在家里待着。好在纱厂有个图书室，图书管理员周维全与父亲熟识，我们去借阅图书给予了方便。我经常到那里看报，还借阅了巴金的《家》、《春》、《秋》等书籍，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和巴金笔下的那个家有着相似之处，我也朦胧地觉得，有朝一日，我也要像觉慧那样地出走，那样地远走高飞。较之我在家乡祖父藏书里读到的《西游记》、《水浒传》等书籍，虽然也都有趣，也很吸引人，但像巴金这些作品，跟现实生活更接近，更能引动我的思绪。纱厂图书室对面有一个大型木制布告牌，经常刊登最新战事消息，这些消息大概是收听广播的记录新闻，让我记住的是布告牌上发布的德军向英国伦敦发射的V1、V2飞弹，给英国人造成重大损失的消息。那时《中央日报》曾在安江出版，每日四开一张，中央日报社就设在安江的硖州公园里，有一天我和哥哥散步到公园，见到他们报社就在两间小小的屋里，似乎只有几个人。

有天晚上，安江上空忽然有飞机盘旋，接着机上发射子弹，只听得啪啪直响。很快纱厂实行灯火管制，全厂电灯都熄了。我们都很害怕：日本人空袭来了。妈妈说不要惊慌，叫我们兄妹赶快躲到桌子底下。大约半个小时后，电灯又亮了。不久，爸爸回来说，不是日本鬼子飞机来袭，是国军飞机或者美国飞虎队飞机作战归来迷航了，见到下面灯火辉煌，打出信号枪，要求给以帮助。正好纱厂医务所有受伤的国军飞行员在疗养，他见到上述情况，立即与厂领导联系，说这不是日军飞机，是执行任务归来的我方飞机，一时不明方向而打出的信号枪，要求给以帮助。他告诉厂方立即用数支手电筒集束一起，向天空照射，指示其从西北方向向芷江机场飞去。这样才消解了一场虚惊。

那阵子，我们经常看到有中国飞机和美国飞虎队飞机飞过，一个头的是战斗机，五个头的叫“空中堡垒”，五个头的因为载荷重，轰鸣声沉重有力，一听就知道是“空中堡垒”来了。我们都很高兴，要去日本人那里丢炸弹了。我方的空中力量强大，日本飞机不敢来，安江并没有挨过炸。

这一年冬天，父亲被任命为第二纺纱厂业务课长。原安江纱厂为一厂，二厂也建在沅水边上，离安江镇十来里路，有公路相通。我们家便搬到这个叫大墦坪地方的第二纱厂来了。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八个年头，在中国战场，虽然日军继八月占领衡阳后，沿湘桂铁路、黔桂铁路继续进攻，前锋曾经直达贵州的独山，但已是强弩之末了。中国方面有盟军援助，已是越战越强，正准备战略总反攻。在太平洋战区，美军已经攻取了西太平洋地区大部分岛屿，正向日本本土逼近。在欧洲战场，苏军正向德国本土进击，西线盟军在诺曼第登陆后，不断向纵深发展。可以说整个反法西斯战争已经胜利在望了。

在安江，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局面——这里有许多驻军，不仅有大量国军，还有许多美军，我看到许多由十轮大卡车拉着的大炮，有的十轮大卡车装的就是无线电通讯设备，或者是发电设备。在大墦坪二厂，就曾经驻扎过美军。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美军，有白人士兵，也有黑人士兵。美国人坐吉普车爱把车棚拆掉，就留下前面的挡凤玻璃，这还不够，还要把彩色鸡毛掸子插在车头上，车子行驶，鸡毛掸子迎风闪动，这该是很风光的吧。我还看到，美国军人或是燃放鞭炮取乐，或是拉着胡琴玩儿——大概他们在美国从来没有见识过这样的玩意儿吧。他们也爱逗小孩，我曾经向其做鬼脸，他们则报之以滑稽的一笑。这一切或许体现出美国人热情开放的一面吧。我也不时看到有年轻女性坐在车上，有人告诉我，那是中国妓女，也不时有美国军人调戏中国妇女的消息传来。

后来我在有关史书上看到，在1945年4月至6月，在湘西地区，曾经进行了一场大的战役，史称雪峰山战役或湘西会战。日军为挽救其失败态势，纠集八万余兵力，从长沙、衡阳地区分南北中三路，向雪峰山东部杀来，企图一举夺取战略要地芷江机场。中国方面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指挥，调集第四方面军和第三方面军等部八个军、二十三个师兵力，并有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第十四航空队计四百余架飞机配合，总兵力达十二万余人。在长达两百余公里战线上，经过两个多月作战，中国方面以伤亡19000余人的代价，击毙日军12498人，击伤日军23307人。中国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这是日军在中国抗日战争中最后一次惨败。两个月后，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

这次战役的前线指挥所就设在安江，而且，在战役进行当中，在安江大墦坪第二纺织厂内，曾经举行中美联合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战役总指挥何应钦，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副总参谋长冷欣，工程兵指挥官马崇六，炮兵指挥官彭孟缉，驻华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参谋长巴鲁特，第四方面军参谋长邱维达，以及新六军军长廖耀湘等人（廖部是从昆明紧急空运芷江，配置于芷江、安江地区，担任战役总预备队）。

就是这次安江作战会议，分析当前战场敌我态势，认为正面敌军在湘黔公路方面突入较深，战区南北两翼的武冈、新化、安化等支撑点仍在我手中，决定采取截击围歼方案，随即命令第十八军迅速从辰溪、溆浦抄小路直插湘黔公路上洞口、隆回，配合第一线兵团截断湘黔公路，扼住敌之咽喉，然后全面围歼敌人。日军运输线和退兵通路被截断，数万日军顿成瓮中之鳖，因而保证了战役的最后胜利。

这么多高级军事将领聚会安江，并且作出了克敌制胜的重大军事决策。就凭着这次军事会议，安江，以及安江大墦坪第二纺织厂，就当载入抗日战争的军事史册了。

1944年底，我和奎文哥到离安江六十里的洪江报考学校，奎文哥考入省立十二中，我则录取设在贵州铜仁的国立三中。过了年（春节），我便乘汽车经榆树湾（现怀化）、芷江到达晃县（现新晃县）。我的伯父学达公在晃县邮局工作。他原任株洲邮局局长，日寇进犯时，他一路南下，沿途不断停留，不断转进，总以为可以留在湖南，最后竟然不得不一步步取道桂林、柳州、金城江、独山、镇远，穿越广西、贵州两省到达湘黔边界，在晃县落脚，同属湖南邮政系统，便在晃县邮局帮助工作。伯父找到去铜仁的人给我做伴，越过县城潕水浮桥，经龙溪口，一日之内步行九十里到达铜仁，我便在设在火神庙内的国立三中的实验部初中二年二期就读。

国立三中建校于1938年，缘起于日寇侵华，国民政府为使苏皖浙等地流亡内地学子继续就学，决定在贵州铜仁筹办学校，直属国家教育部管理。学校规模较大，有高中部、实验部（含初中部）、女子部、师范部，以及小学部、幼稚园等。沦陷区学生在这里就读完全免收一切费用，我来校后看到，前些年来的同学还获得学校发给的衣服哩。学校师资力量雄厚，许多教师都是江浙皖一带的著名学人，教学质量很高，教学活动也很丰富。我曾应三中校友会之约，写了一篇《青春年少写黔东》的文章，回忆在三中的生活，收入在我的《不期而遇》一书中。这里我要补记的是一次童子军露营活动。在这前后，我读过三所中学的初中班，作为童子军的一员，还只在三中搞过这样的活动。那是在1945年5月，我们班三十余人在初中部主任张尔美老师的带领下，我们有的扛被包，有的抬帐篷，有的背炊具，有的带柴米油盐菜，来到离校十余里的铜江边上的鱼梁滩地方，在一个山坡地上安营扎寨，按照一定间距架好帐篷后，便分头找柴火，准备设灶做饭，以及察看地形，为夜间“偷营”进行策划。所谓“偷营”，就是在夜间，你所住帐篷区里有任何物品被露营同学偷走，你就是输家。所有这些活动的目的，都是培养童子军学生独立生活能力和机智勇敢的品行。那时我十四岁，个子也矮小，只是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如捡柴火、洗菜等。第一天晚上，我们举行了营火晚会，同学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说故事，我至今还记得所唱歌子的几句：“烧野火，烧野火，野火放光明，满天星斗向我笑┅┅”，曲调清新优美流畅，洋溢着欢乐向上的情怀。晚上睡觉时，我们轮流站岗放哨，防止有人来偷营，第一晚，各个营区相安无事，原来张尔美老师担心我们白天劳累了，没有安排偷营活动。第二天晚上，大家高度警惕，我站完岗后，正呼呼入睡时，忽然有人大喊

1988年母校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时，我和在长沙的几位校友回到铜仁，现改称铜仁一中的老师告诉我，当年童子军露营地鱼梁滩已不复存在，因为附近建了水库，水位提高了，被淹没了。

回到安江过完暑假，8月21日，我搭乘汽车走上了去铜仁的路上，过了榆树湾，我发觉公路上汽车真多，简直密密麻麻，一辆接一辆，以至于路政当局不得不在路旁竖起要保持车距的警示牌，以免发生车祸。

过往车辆大都是军车，十轮大卡车、小吉普、中吉普都有，国军的车子和美军的车子同样的多。几乎所有美军的中小吉普都拆成了敞篷车，高鼻子，黄头发，还有黑皮肤，都看得清清楚楚。快到芷江县城时，我还同时发现，公路两旁彩旗飞扬，行人不仅特别多，而且看上去个个笑逐颜开，像是过盛大的节日一样。这日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我们汽车行至芷江城外七里桥时，我抬头一看蔚蓝的天空——我知道，有名的芷江机场就在这儿，啊，啊，飞机，飞机！我不由得发出了惊呼。有一架巨型双引擎运输机特别引人注目，它的机身呈杂灰色，机身尾部有一条长长的飘带，它的周边有三架战斗机围着盘旋；在它的大周边，在不同高度的空间，有更多的战斗机在盘旋，在巡航。

我们车上全体乘客都为这景观而欢呼，因为车上有人说了：这是日本人来投降的飞机。那架运输机坐着日军投降代表，是来芷江洽降的，那三架小飞机是中国空军战斗机，是从湘北常德上空把日军洽降飞机押来芷江的。

我想起了8月15日那个狂欢之日，我们兄弟姐妹正在第二纺纱厂住地玩儿的时候，忽听外面鞭炮声大作，我们忙跑出门外，只见鞭炮火花飞舞，人们笑呀跳呀唱呀叫呀，原来日本鬼子宣布投降了！此时爸爸派人回来，告诉我们日本人无条件投降了！我和哥哥立即跑到附近小店买鞭炮——一去，早就卖光了，回到家里，就和妹妹们一道拿着面盆碗钵敲敲打打，向门外跑去，厂区的工人早就抬着锣鼓在敲打了。

安江欢庆胜利的场景，著名记者严怪愚写有报道，他在给《中国晨报》发去的消息说：“8月15日，当时在安江出版的《中央日报》发出号外，说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安江全镇轰动，镇民及安江纱厂工人的欢乐，几乎达到疯狂的程度。”

我们乘坐的汽车到达晃县后，还在这里的伯父母为我找到去铜仁的伴侣，仍然步行前往。我接续在国立三中读初中三年一期。一个多月后，我病倒了，而且病得不轻，老师和同学把我送到铜仁仁爱医院，医生诊断为伤寒。学校电告我的父母，随即我的母亲赶来铜仁。学校和父母对我的关爱，我是永生难忘的。伤寒可是严重的病患，在我病重病危时，学校当局如果不是及时送去铜仁最好的教会医院就诊，我早就没命了。父母接获我病重的电报，母亲立即孤身一人赶来铜仁，使我得到极大的慰藉。记得母亲带了饼干给我，医生听说我要吃饼干，以为是从市场上购买的，怕不干净，连忙表示：不能吃，不能吃！我母亲说，这是供应美军的日口粮盒中的饼干。医生一见便说，这可以，可以！因为这位据说曾经留学美国的刘医生，是深知美国食品检验十分严格，供应美军口粮更是安全可靠。这次住院真说是死里逃生，在我的病情基本稳定时，不仅瘦了一身肉，还脱了许多头发。母亲听从医生的意见把我接回安江，这个学期我就回家休养了。

八、广益两年

父母亲决定送我们到长沙读书，这是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决定。本来让哥哥和我在原就读学校入学，即我仍去铜仁国立三中，哥哥继续在省立十二中就读，是顺理成章的事，但父母亲要我们去省城。

以我来说，日寇进犯时，父母把我从湘潭乡村接出来，我到达衡阳时，竟然是第一次见到汽车，当时我在衡阳青山街24号落脚，每听到汽车路过的声音，便急忙奔到门口，仔细看看从没见过的车子；夜晚有强光照来，我也要出门瞧瞧：汽车在夜间是怎样行走的。

我在衡阳读到的报纸，不止是《湘潭民报》那样的四开小报，而是对开大报，而且有《大刚报》、《力报》、《大华晚报》等多家报纸，让我大开眼界。

我的大姑妈在衡阳社会服务处工作，负责管理报刊资料，我到那里看了一本又一本《良友》画报，这是我第一次读到的画报。

城市毕竟不同于农村，它是所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如同在我发蒙的时候，不是求得急于实用，祖父没有教我读《杂字》、《增广贤文》一类的书一样，父母送我们到省城读书，是着眼于长远的。

1946年过了春节，奎文哥和我便来到省会长沙，他考取了大麓中学，我考取了广益中学，都是插班进去的，我读初中三年一期，三个妹妹都还年纪小，仍在安江纱厂子弟小学念书。抗战期间，广益中学内迁衡阳南面的常宁县，胜利后迁回长沙。我就读时光复还不到半年，毁于战火的学校正是百废待兴，我们在因陋就简的场所上课，晚上挤在低矮的平房里就寝，记得那时连钢笔用的墨水都买不到，我们都是用一种纸包的粉末用水泡溶后装在瓶子里当作墨水。生活的艰辛可见一斑。

广益中学的对面是丽文中学，那时还没有复学，校舍空着。日本人投降后，在湖南各地（兴许还有其他省份的）日军俘虏集中到了长沙，等待遣送回国，丽文中学的房子就作为日军俘虏的居留所了，有好几百上千人吧。校门口有持枪的中国军人看守，日军战俘不能随便出进。日军在中国奸淫掳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你也有今天呀！出于对日军侵略的痛恨，我也和不少同学那样，在路过他们住地窗口时，向里面扔石子。日本人的反映是，有的躲开，有的怒目而视。报纸上登了，老师也说了，对于放下武器的日军，我们应当给以人道待遇。不过我们也只是投投石子，表达一下对其往日罪行的愤怒罢了。那时我个子小，曾经机灵地在卫兵的眼皮底下遛进了日俘居住区，楼上楼下全都看了，这些往日杀人不眨眼的家伙，有的靠墙沉思，有的神情迷惘，有的依然凶神恶煞。眼前的一切使我想起了去年8月21日路过芷江时见到的胜利场景，这不正是那一幕的续编吗！

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起了在广益的两位同班同学，一位是左景襘，可能比我大一两岁，圆圆脸，结实的身子。他大概是左宗棠的后裔，他曾领着我到离广益不远的左文襄祠玩耍，整体建筑不复存在，只有几处断壁残垣，他说，这是纪念他的老祖宗的祠堂。他是从四川成都复员回长沙的。他说到在成都的一所中学一位诨名叫“P阿Q”的老师，如何对学生不好，他和一些同学如何同他“斗智”的，说得津津有味。他很会玩，教给我们好几种小玩意儿，让我这个来自乡村和小镇的同学好生高兴。六月间发大水后，我们几个同学到湘江边游泳，岸上还有大水过后厚厚的潮泥，他跑到潮泥地里滚一身潮泥，晒一阵太阳后，身上的潮泥有的晒开裂了，然后他扑通一声跳到江中，他说这是泥浴，对皮肤有好处。在成都时，他的姐姐在成都美国新闻处工作，他的哥哥是中国空军飞行员，曾在美国受过训。他的这种关系更使得他成为名副其实的见多识广。他当然也聊过美国军人在成都的情况，如说在公园里可以捡到美国军人用过的安全套，有不懂事的捡起来做气球吹着玩儿。1949年新政权建立起来后，他到了广州，曾寄给我一张照片，帽子上缀有一个五角星，他没有参军，那五角星显然是自己缀上去的——这个细节正好说明他对新政权的态度：他仰慕着红五星，盼望着融入新的社会里。然而后来我听说他在1957年罹难了。他究竟说了些什么，犯了哪门子忌，我没有打听过。但凭他的姐姐在美国新闻处工作过，他的哥哥是在美国受过训的国军空军飞行员这一点，他在政治上就要被划入异类了。进入八十年代后，他过去的一些同学朋友多次说到他的行踪。1991年我到上海采访，在川沙参观黄炎培故居时，想起了有人告诉我左景襘身体瘫痪住在川沙，我问了几个在川沙工作的人员，都不知此人，因为行程匆匆，来不及细究，引为憾事。

我想起的另一位同学是欧阳熙，他言语不多，善于思考，显得比我成熟多了，那时他就认真读鲁迅的著作了，我却觉得读鲁迅作品要费思考，不如去读巴金、茅盾这些人的书。他和我交好，还因为他的叔父欧阳瑁南是我父亲的朋友，1944年我逃难到衡阳时曾经见过他的叔父。1949年后，听说他参军到了某部文工团，但不久离开部队，报考华东音乐学院作曲系，毕业后到了湖北歌剧院。没想到几年之后，他为歌剧《洪湖赤卫队》作曲，获得很大的成功而一举成名。此时他使用的名字是欧阳谦淑。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洪湖水浪打浪》、《愿天下劳动人民都得解放》等曲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真是风行全国，几乎是人人会唱。歌曲曲调优美流畅，而又感情生动深厚，具有民歌风味，是道地的中国作品。我们长时间没有联系，我只是在心底里祝贺他的成功。不巧的是，1987年我出差去北京，他却来长沙看望我了。我的妻子接待了他，并留他吃了午饭。他说，1958年初，他曾到新湖南报社找我，被挡驾了，说这个人犯了大错误，你见他干什么？扼杀人伦，扼杀亲情，扼杀友谊，被打入了另册，什么基本人权都被剥夺了。他还向我的妻子说，文革中他也曾多年被关在牛棚，日子很不好过。以后我没有找到去武汉的机会去看望他。不久前我听人说，他已于几年前去世了。两次失之交臂，于今已是永远见不到他了，真要遗憾终生啊！好在我们间或有书信来往，现在捡出一封他的来信如下，以纪念我们之间的友谊。

印文同志：

大扎收阅，甚喜。可惜此次来长时偏偏错过，幸而得见尊夫人及两位千金。

关于足下遭遇，我在58年来长亲来湖南日报探望时，被门房告知挡驾，以后则徒有怀念叹息而已。二十余年以后。虽得有幸“改正”（说昭雪也罢！），但大好青春年华，则已付诸东流矣，诚可叹也！唯今只有往开处想而已。我虽未在政治上遭此不测，但在此种左的思潮、偏见为害的情况下，自思我的绵薄之力并无机会得到适当施展，虽承外界谬加赞赏，而我自已心中却是如俗话说“哑巴吃汤圆，心中有数”也。我于青年时参加学生运动，解放后参加工作，一直是文艺单位的业务骨干，文革之前，直到九大后，也有迫切入党希望，可是经过三十年之探索，反思，才觉悟到我们离共产主义还是比较远，而当前欲使祖国富强昌盛起来，更主要的则仍是追求民主！因此我于84年加入了民主同盟，第二年又得遴选为省盟委员，不过，我认为民盟也难发挥一个真正的政党作用。曾见到张家良同志，他在这方面有同感！

足下年纪可能比我要小几岁（我已满60，26年12月出生），应是还可以干一下吧，辞去其他羁绊，致力于笔耕，也可能是一幸事，不妨将眼界更放开一些。如能在传记文学上耕耘而有所收获，是一件快事也。

家七叔与令尊是通家世交，七叔已于前年作古，听尊夫人说令尊仍健在，可是难得也。七叔现尚有一大儿，一女儿在长沙（一在市规划院，一在一个工厂）。

关于左景襘，我也是多年没有消息，此次来长，才偶然于同仁(戴鹏海，大麓中学同学)处得知现左可说是甚为凄凉，他不慎跌了一跤，脑神经受震而神志不清，现住上海郊区某处（不详），找一个保姆招扶，有无孩子，也没弄清。他在武汉参加工作后即名左福臻。

有方便来汉时，希来家面叙。不多谈，即叩全家好！

旧友 谦叔    11月10日

又  左也于57年遭到错划的境遇，不知足下知否？

我的这位老同学，可以说是才华横溢，数十年来“一直是文艺单位的业务骨干”就是证明；创作了饮誉中华的《洪湖水浪打浪》系列歌曲，更是证明。然而，“自思我的绵薄之力，并无机会得到适当施展”，这是他对老朋友的肺腑之言。如果他获得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那他可能是中国的贝多芬、中国的德沃夏克。这是谁之过呢？“当前欲使祖国富强昌盛起来，更主要的则仍是追求民主！”一个“仍”字，颇具内涵，他过去曾经参加学生运动，追求过民主，现在还仍然需要，而且是“更主要的”。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参加了民主同盟，尽管还被选为省盟委员，“省盟委员”又怎么样，他“认为民盟也难发挥一个真正的政党作用”。“真正的政党”是什么？就是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主张、独立的政治纲领，有自己独立的组织体系，不受其他政党的领导和管辖。这里他实际上提出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父母亲向我们兄弟交待（此时父母仍在安江纱厂），星期天可以到唐伯球家走走。抗日战争爆发前，唐伯球就是湖南第一纺织厂厂长，该厂西迁安江后，仍继续出任厂长，可以说他是父亲的老上级。1942年我的祖父去世，他送的挽联是：“教令嗣成名，才学兼优，共仰泰山北斗；享大年弃世，诗文并著，同伤梁木哲人。”从上联前面文字看，他对我父亲也是推崇的。1946年后，唐伯球离开纱厂，竞选湖南省参议会议长成功，已移居长沙，在小吴门的桐荫里有一座漂亮的别墅。有时我们兄弟俩去，有时我和同在广益就读的刘恪山去（他的父亲刘伯伦也是唐伯球的老朋友）。我们去是改善改善生活的，不用说，他家的伙食开得很好，我们每每能开心吃一顿。1947年春天，一日，在桐荫里他的公馆里，我遛到他的办公室，在办公桌玻璃板底下，我看到一张张灵甫的戎装照片。张灵甫是国军七十四师师长，该师一色的美式装备，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主力，深得蒋介石的器重。此时国共内战打得激烈，1947年5月13日，在山东孟良崮一役，张灵甫所部被歼，他本人被解放军击毙。这张照片是玻璃板下唯一一张照片，我猜想是得知张灵甫被击毙消息后才摆放出来的。抗战期间张灵甫战功卓著，是最著名的抗日将领之一，1945年五六月的雪峰山战役，他率部英勇杀敌，取得重大战果；正在雪峰山下安江的唐伯球，或许此时便与他相识了。抗战胜利后，张仍在湖南待了些时候，他和他的夫人福湘女中的学生王玉龄就是在长沙结婚的。唐张之间的交往想必还相当多。

在唐伯球家，还有一个细节忘不了：他的元配夫人和姨太太我都见到了，内当家是是姨太太，叫韦淑明的，步履轻捷，楼上楼下，安排这安排那，看去非常能干。一个炎热的夏天，我看到他的元配

我们去唐家走走，一直持续到1949年长沙解放。程潜、陈明仁的和平事业，唐伯球全力襄助，湖南新政权建立时，唐伯球出任湖南省政协会议副主席，他于1960年病逝。1984年，我陪同父亲去看望唐伯球的夫人韦淑明女士，在桐荫里原住房旁边一间狭小房子里，我们见到了她。她说，先前桐荫里住房和后来新建的小林子冲房子，都献交给国家了。今非昔比，此时她该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依然神态自若，雍容大方，室内还置有鲜花哩！

我于1946年初中毕业后，仍在广益中学升读高中。在这里我对文科发生了兴趣，除课堂上老师讲授之外，我尽可能阅读课外书籍，举凡小说诗歌都在涉猎之列。对英语则继续保持了爱好。学校英语老师廖六如，教学水平高，我们读的是他编的课本《BASIC  ENGLISH》,记得内中收有高尔基的《二十六男和一女》的英译本。我订阅了《中华英语半月刊》，在这个刊物上，我读到了钱歌川翻译的《基度山恩仇记》的英汉对照本。我还在《中学生》杂志上读到连载的吕淑湘的《中国人学英语》，获益菲浅。吕淑湘可说是学通了，他针对中国人学英语中的通病，解说学习英语的诸多规律，深入浅出而又饶有趣味地说出来，让人豁然开朗。我还壮着胆子，主动寻访住在福湘女中院内的美国女牧师戴维丝（DAVIS），上她家去，同她简单对话，从中学习语音语调，锻炼英语会话能力。当然我还继续保持读报的兴趣，了解国家事态的发展以及国际时事的演变。

我的数理化成绩不好，特别是数学学不进。本来，如同俗谚所说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应当花力气去学，无奈我对数理化那种严密的逻辑思维提不起劲来。也许和在动荡的战争环境下，我在小学初中阶段，数理化的学习基础打得不牢有关。本来在中学阶段，各门课程都是基础知识，应当全面掌握，但我没有做到。就广益中学而言，校风是严格的，老师也是好的，如教数理化的彭肇藩、贾宏宇等人，都是当时的名教师。学校也是当时长沙的名校。我没有学好数理化，真有点后悔，以致迄今为止的大半生中，我始终是数理化方面的文盲，头脑中数学概念、数字概念太差，一些应当记住的数据转背就忘记了。甚至一些常用的电话号码、公交车线路编号，也时常记不准。

然而，在广益中学，也有着过于严格的一面，比如说，1947年6月2日，长沙市大中学校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广益中学为了防止学生参与游行，一大早就把校门紧闭，不许学生出门。后来知道，这是一次全国性行动，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开辟的第二条战线，由各地中共地下组织发动的有组织的统一行动。紧闭校门这种禁锢作法显然是不妥的，反内战、反饥饿的命题名正言顺，难道鼓动打内战，让人民挨饿有理吗？而且，参加示威游行，是基本人权赋予的正当权利，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共管辖的解放区，它并没有同时发动和组织反内战、反饥饿示威游行。

1947年冬天期末考试后，我的数学没有考好，已是连续两个学期不及格，按照规定要留级，也就是再读一期高中一年二期。我不干。我的数理化没有学好，就有一种不自在的感觉，再加上这里有时又有过于严格的一面，让人感到压抑。于是，我决定转学，就这样，在这里生活两年之后，正式告别广益了。

九、海燕飞翔

1948年初，我转学到文艺中学，就读高中二年一期。这所学校设在长沙东城二里牌，是老校长曹典球私人创办的。曹老先生是教育家，也是政治家，他曾经担任国务院秘书，代理过湖南省政府主席，但主要时间是从事教育，他出任过北京教育部秘书、湖南教育司司长，以及湖南大学校长等职。他同时是一位学者，诗词文论、地理历史诸方面均有著述。他在办学过程中，力斥因循守旧，鼓励青年人“放开眼界，扩大心胸”，对学生的管理不着眼于严苛，而是信任青年人，倡导学生自由发展。

来到文艺，我很快喜欢这里的生活空间，似乎这里适合我的个性发展。数理化课我当然得上。教数学的是省城著名的汪澹华老师，课堂上他指名要我回答问题，我答不上来，自然要挨“克”——那是活该，谁叫你没有学好哩。不过考试起来，我依然及格，因为有同学打pass给我。

我买了一本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生活手记》，用这个本子记日记。我很喜欢这个本子，像是要用这个本子开辟我的新天地似的。生活书店出版这个本子，有他的明显的倾向性。封面封底的贴里构图寓意为劳动创造世界，扉页是一幅题为《抗击》的版画，画面上一位工人手持铁锹，抗击上了刺刀的枪支的武装镇压。这副画原题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美国著名画家肯特（R .KENT）所作。第二幅插图是名曰《冲》的摄影作品：一列火车正在原野上疾驶，看样子是从高处取景的，画面上的火车给人以强烈的向前冲锋的感觉。内中插页还有当时倾向中共的著名人士沈钧儒、茅盾、郭沫若等人的题辞。同班同学邓贤诗也买了本这样的日记本，他也很喜欢这个本子，我俩分别在对方的本子上题辞留念。题辞的内容记不起了，无非是互相鼓励，期待新的曙光早日来临。只是他在末尾署名“2PO”有点特别：前面阿拉伯数字2，后面是两个英文字母PO, 2P象形简体汉字“邓”，0是“零”，合起来是邓0

（零）。我问这是你的笔名吗？他笑而不答。

我尽量阅读一切能找到的文学作品和社会科学作品。有位叫蔡日恒的同学，不知道他从哪里弄来中共解放区作品，如《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王贵与李香香》等等。我们也向长沙中山图书馆借书。仍然不能满足要求，便向香港邮购，或者订阅在香港出版的杂志，我曾经订阅了邵荃麟主编的《大众文艺丛刊》，我还是司马文森主持的文艺生活社的社员，每月获得一本《文艺生活》刊物。我现在依然记得香港生活书店的通讯地址是香港皇后大道中54号。

我曾经读过一本曹靖华编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内中有一篇《第四十一》，大意是一队红军战士与白军战斗，女战士马特柳迦，已经用她的步枪击毙了四十个敌人，并且俘虏了一名白军军官，偏偏他们处在一个极其荒凉的地方，在求生存的共同活动中，马特柳迦和这个白军军官不期然地产生了爱情。随后有白军来袭时，马特柳迦首先举枪打死了这位白军军官——她击毙的第四十一个敌人。我喜欢这个故事，也喜欢马特柳迦这个人，我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个故事的梗概后，对之大加赞扬了一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将这个故事拍成了同名电影，我国也翻译过来了，《人民画报》还选载其中画面加以介绍。没想到，到了六十年代，又忽然对之大加挞伐，说它宣扬人性论，是修正主义。

有一本叫作《到农村去》的小册子，是生活书店“青年自学丛书”中的一种，作者好像姓廖，记不准了。内容是讲中国农村贫穷困苦，需要有文化的青年到农村去进行多方面的工作。我很受启发，7月学校放了暑假，我便回到株洲对河乡下老家，办起了扫盲识字班，我在家里辟了一间房子，准备一块深色木板，买了一些粉笔纸张，然后在适中的连喜坪地方贴了招生广告，免费欢迎十岁左右的孩子来家学习。过了两天真的有十多个男女孩子报名了。我教他们日用生字，教他们加减乘除法，也向他们讲反对打内战等。办了十多天半个月后，我回长沙去了。若干年后，我回到老家，常年在乡间的楚文弟告诉我，前些年有人向他说过：“你的哥哥教过我们识字算数哩!”虽然时间短，还是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秋季开学不久，学校军训老师组织我们班同学去了一趟南岳。军训课只在高中部开设，除了偶尔操练队列项目外，没有其他活动。在南岳，我们住在山下实验小学里，全是搭地铺睡的，畅快地在山上游玩了，当然也爬到最高处祝融峰，可惜没有看到日出。我们还请摄影师拍摄了照片，有集体照，也有自由组合照。这次名义上叫军训活动，实际上是一次旅游。没想到文化大革命中，抄家时抄出了那张集体照，照片上的“南岳军训”字样，加上军训老师身着军装，便惹出了麻烦，有人怀疑这是不是一次“特殊的训练”，成云辉还吃了些苦头。这张集体照我没有保存，但不断有外调人员找我了解情况，希望从中找出个重大问题来。

我继续保持对英语的兴趣，我在附近的湖南圣经学院做礼拜时认识了美国人万阿娜﹒纳荪小姐（VIOLA﹒LARSON ）。我去做礼拜，不是基督徒身份，而是把圣经作为西方古典文学看待的，“富人进天国如同让骆驼穿过针孔”, 这样的警句有力地吸引了我。还有一个重要的出发点是学习英语。我写英文日记，请MISS  LARSON修改，还请她到学校为我们班同学讲过一次课。我与LARSON 小姐的交往持续到1949年三四月份。她的善良、美丽、虔诚、高洁，我永远忘不了。1997年，我写了篇《一个中国学生的思念》，追忆那段难忘的情谊，收入在《不期而遇》集子里。

这一学期，我，以及与我要好的同学所阅读的书籍，都是对资本主义的揭露与鞭挞，对现政权的不满与批判，所歌颂与向往的则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且期盼着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是那时知识界广为称道的《观察》杂志，我当然也读了，它给人的主要印象，是对国民党执政问题的揭发与批判，对中共发动的旨在反对国民党执政的学生运动的同情与支持，这给了青年学生以重大影响。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此时已不满足我们之间的交流与研讨了，而想到了要组织起来，要形成力量，要扩大影响。我手头有一本叫《在逆流的日子里》的书，它的扉页上印有高尔基《海燕》诗中的一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时我还没有读到《海燕》全诗，但觉得扉页上的那句诗，很切合此时此刻我们一伙人的心情，于是提议：我们就组织一个取名为“海燕”的社团吧！大家一致同意，邓贤诗立即起草海燕社章程，其宗旨为“切磋学业，探求真理，顺应潮流，相携进步”。最初的社员除我和邓贤诗外，还有蔡日恒、胡茀民、成云辉、李荣绪、张新雄、张平初等人。

我们决定出版墙报，大家分头准备，争取早日出刊。我为《海燕》墙报写了发刊词，大意是要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进步，呼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声称我们愿做暴风雨中的海燕，我们要搏击长空。我在文中引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到的，我们的文化应当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当时我还没有读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全文，是蔡日恒找来王壬叔（巴人）著的一本中国现代文学史，他在书中引用了《新民主主义论》中相关的内容。我还写了一篇综合通讯，把报刊上看到的反映美国社会问题的情况归纳成篇，主标题是《美国来信》，副标题则是列宁的话：“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作为试笔而写在日记本上一篇两千来字的小说，是刻画一个目空一切的人的，我也把它转发在墙报上。邓贤诗写了读书杂记，胡茀民写了有关校风的评论。《海燕》的刊头十分出色：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空，一只矫健的海燕正迎着暴风雨翱翔。画的下方是高尔基的诗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这幅画是张平初同学请省文化局的一位画家特地画的。

《海燕》墙报贴在学校大礼堂左侧墙上，立刻引起了轰动，同学们争相阅读。紧接着，高中二年二期的同学钱绥民、宾新城、钟雄（叔河）、沈泽生等组成的泥土社，也刊出了《泥土》墙报，同样引起了轰动。可以说是海燕社引领了风气之先。

1991年夏摄于叔河寓所

此时我的父亲已辞去安江纱厂的工作，出任省建设厅技正，母亲和三个妹妹也都来到长沙，算是在长沙安了家。我却很少回家，忙于读书，忙于海燕社的活动。对于我的思想倾向，父母亲是不过问的，感觉中似乎还是支持的。我拿着司马文森主持的文艺生活社资料说，希望成为其社员，以获取一份《文艺生活》杂志，需要几元钱入社费时，父亲看了下资料说，这是个左倾刊物，并照数给了我钱。后来我才知道，他和政界中倾向中共的人士已经有了接触，并接受了他们的影响。

放了寒假，我回到乡下老家，秉持的信念仍然是“到农村去”。我打听到有个住在河边上的农民，在国民党部队当兵作战中被解放军俘虏，现被释放回家，我便约请他到我家，由他向我和我的农民朋友讲述解放军和解放区见闻，大家听了感觉很新鲜。我向他们宣传共产党来了要搞土地改革，把土地分给农民，他们问：分得土地有什么凭证没有？意思是拿得稳靠得住吗？我答不出来，我没有读过土地法，只是含混地说，总会有办法的。

十、成为中共党员

1949年初，我在新到的《大众文艺丛刊》上，读到邹荻帆的长诗《致家乡》，至今我仍然记得若干句子，开首是：“隔着山，隔着海，我听到家乡被解放的消息┉┉我是在欢喜着呀，我是在激动着呀！”

他是湖北人，诗中述说家乡本是一片肥沃的土地，若是丰收了，“狗都不吃糯米粥 ”，然而在腐败政权下，那是个“十年九不收的地方”。现在家乡解放了，美好的未来在望了，能不激动，能不欢呼吗？

我的满叔在八角亭后面福源巷一家钱庄做事，这时正是春节期间，人们都在相聚打牌赌钱，我知道那里有一架收音机，我便遛去收听解放区的广播。恰好碰上广播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宣布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同时宣布一批战争罪犯的名单，我一字一句听着，全身心沉浸在收音机里，那边厢房赌博的喧闹声仿佛不曾听到，我像邹荻帆那样，“我是在欢喜着呀，我是在激动着呀”!过了几天，胡茀民拿来一份香港报纸的剪报（不知道他从哪儿找来的），那上面正有毛的声明，我们几位同学就争相传阅开了。

一日，邓贤诗把我拉到一旁，给我看了一个信封，说是他父亲对郴州老家寄发的。他平日从来没有说过他的父亲，他的母亲在他十来岁时就去世了，他是靠伯父和外婆家抚养的，他的日子是过得比较困苦的。我想起他的“2PO”(邓O)署名，不是隐含着孤苦伶仃的意思吗？现在忽然说到他的父亲，让我好生诧异。原来他的父亲早在1927年就参加了中共，次年上井冈山后就一直在红军中担任要职，南征北战二十年，现在是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了。这封信是他以天津某商号名义寄往老家的。邓贤诗没有让我看内里的信，只是告诉我信上说“现在宝号生意很好，正准备大展鸿图”。这当然是话里有话。邓贤诗是在出生只有几个月时就告别了父亲，现在父亲有了音讯，他该是多么地高兴，多么地希望同父亲见面啊!

“宝号”的生意确实很好，邓贤诗父亲的信当是他率部打下天津后不久写的。天津战役中解放军歼灭蒋军十四万余人；此前的辽沈战役蒋军精锐部队损失数十万人；正在进行的平津战役，拿下天津后，北平已是瓮中之鳖了；南面的淮海战役双方正在鏖战，国军的前景已不看好。对于解放军来说，是向长江以南挺进解放全中国的问题了。

3月初的一天，蔡日恒约同海燕社的几个同学到他的姑母家，他的姑母家在下黎家坡一幢二层楼房，我们上楼后，蔡日恒和一位我们未曾见过面的人，已经在等候了。我发觉门窗都已关闭，房内自然比较暗。这位看来不到三十岁的陌生人，随即取出若干油印材料，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章和冯文彬在团代会上的报告。我们逐字逐句学习了团章上的总纲和团员的权利和义务条文，并且强调要保守秘密，做好隐蔽工作。我立刻意识到，这位陌生人一定是位中共地下党员，我们在做地下工作了。

这会儿我明白了许多，从1948年上学期起，蔡日恒不时带给我们看的那些解放区文艺作品和其他进步书刊，直至上述王壬叔的现代文学史书籍，都是有来头的啊！我们过来的这些日子实际上接受了中共地下党的影响和引导了。后来我得知，蔡日恒的哥哥早已是中共地下党员，他通过他的哥哥认识了其他几位地下党员，这些党员有意识地让他带书刊到学校扩大影响。后来这些党员的工作有异动，便将关系转给领着我们学习团章的这位同志。他叫陈守均，中山大学毕业，现在是中共长沙市河东学运区委副书记。经过几次学习之后，陈守均通知我们仍然在那栋房子里宣誓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宣誓人有蔡日恒、邓贤诗、胡茀民、成云辉和罗印文，并且成立文艺中学青年团支部，罗印文被指定为支部书记。这是这一年3月下旬的事。

这个月底和4月初，学校里发生了一场打斗。上一节说过，曹老校长主政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不是着眼于严苛，这样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的发展，学生思想活跃，校园空气活泼，这是主要的一面，其负面则是给歪风邪气造成滋生土壤。高中毕业班中个别同学，仗恃他们年级最高，年龄最大，而且即将离校，便以毕业老爷自居，凌驾于其他同学之上。他们之中的个别人还是校三青团分队部的骨干。特别引起公愤的是，他们肆意侵占学生食堂菜肴，肉鱼蛋品经常被强行取去。以往同学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有揭露其恶行的同学被他们毒打过。

地下青年团支部研究后认为，要在文艺中学开展学生运动，必须首先解决同学们最关心的伙食利益被侵占的问题，把歪风邪气压下去。3月31日，由邓贤诗执笔，连夜起草了告全校同学书，数落他们的种种劣行，呼吁同学们伸张正义，压制歪风，并要求学校当局主持公道，惩办肇事者。4月1日

按照地下斗争的规定，我和上级只有单线联系，即我只知道同我联系的那一名联系人，而且也不知道他的住处，每次联系的时间地点都在上次见面时约定。校园里这次事件可说是突发事件，来不及向上级请示，当我将情况向陈守均汇报时，起初他觉得这是单纯的经济斗争，提不到政治层面上，可能干扰当前斗争大方向。当我说明背景情况后，他立即表态支持，并指示我们迅速结束这场内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行动。

这场内部斗争还是闹得满城风雨的，长沙国民党《中央日报》曾对“四一斗争”作了报道，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和省教育厅曾要求学校当局进行查究，但老校长曹典球说，这是学生中内部争斗，没有什么政治背景，给顶了回去。

原来，也是在4月1日，南京政府对要求真和平的南京大专院校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实行镇压，造成二人死亡，百多人受伤的重大惨案。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市工委决定于4月7日

4月中旬，陈守均通知我写一篇自传。那时处于地下斗争环境，上级部署什么，一般都不会提问什么，但我知道这是对我进一步考察。在自传中我写了我的家庭身世，我的求学经历，着重表达了对国民党专制独裁、腐败无能的痛恨，渴望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社会，决心投入到建立新社会的斗争中。

当年学校中共党支部成员与我们的地下党负责人陈守均再度相聚，右起为胡茀民、成云辉、陈守均、罗印文、宾新城，时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如今健在的就只有成云辉和我了

现在看来，这真是我一生中的重大事件。老实说，作为一个十八岁的中学生，我接触到的共产主义概念是非常模糊的，主要是从苏联和中共解放区文艺作品中接受影响。至于共产主义理论，此前只读过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刘少奇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即《论党》）。对于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以及资本主义政党政治，认识也是十分有限。我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对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状况，则是现实的，并且强烈地不满。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到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以及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则是十分赞赏的。

到6月，在文艺中学一共发展了四名中共党员，青年团员则多达二十余人，我被指定为校党支部副书记，并继续担任校团支部书记。

6月下旬的一天，我的母亲来到学校，说是我们一家人很快动身到安江去，我的父亲被任命为安江纱厂副厂长，需要马上到职，要我立即休学一同前往。我没有说我有任务在身，而是说我要读书，放了暑假就回安江来。母亲对儿女一向宽容温和，见我不愿意同去，也没有强求，而是说你万一要钱用，去找某某亲戚，我放了钱在那儿。多年后我才知道，父亲那时参加了地下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的新职是程潜主持的湖南省政府任命的，并且得到地下民革和中共地下党的支持。

七月，我被调离学校，任中共长沙地下工委下河东学运区委机关交通员。所谓机关，并没有固定的地址，这几天在这位同志家，过几天又在另一同志家。当时学运区委机关工作人员有张经武（与解放军西藏军区政委同名）、陈守均、宋扬、杨竹剑、郑小叶、朱韵华、张贞、张诚。其任务是领导长沙市整个湘江以东地区的学生运动。我的工作是跑腿联络，传送信息和文件。

8月5日夜，我和学运区委机关的陈守均、杨竹剑等人站在水风井街道旁，大致是现今日银大酒店所在的地方，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此时整个长沙城万人空巷，鞭炮声不绝。我们站在那里鼓掌，高呼毛主席万岁，可以说，我的喉咙喊嘶了，手掌鼓痛了。

至于今后我个人会有什么样的遭际，我们国家民族会遇到什么曲折，自认前面是繁花似锦无限美好，那是压根儿没有去想的。

十一、一 份调查报告

1949年8月25日，我参加了中共南下党组织与长沙地下党组织会师大会。这日晚上我和地下党河东学运区委机关同志来到四方塘青年会礼堂时，这里早已是人头攒动，看得出来，人们都是怀着喜悦和激动的心情的。我第一次见到了地下党湖南省工委负责人周礼，中等个儿，单瘦，像个白面书生，就是这个看上去并不显眼的人，领导着湖南地下党同志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卓有成效的斗争。南下党组织代表中，我印象深刻的是时任人民解放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的肖劲光，他身着军服，魁梧威严，黑里透红而又宽阔的脸庞上，仿佛还留得有烽火硝烟。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了湖南地下党组织具有坚强的战斗力，有力地配合了人民解放的进程。他说，今后的任务是大家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建设新的中国。

会师大会之后，我便回到了学校。此时各个大中学校掀起了参军参干的热潮，何去何从，摆上了议事日程。我曾经希望读大学的，并且设想读历史系或者中文系。为何要读历史系，我觉得掌握丰富的历史知识，对于从事写作的人非常重要，观今宜鉴古，游刃在知识的海洋中，就会得心应手的。可是我坐不住了，革命的激情把我浑身燃烧得滚烫滚烫的。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新闻干部训练班招生，我便想到该是破灭大学梦的时候了。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经常看报，看多了自然产生想成为编辑记者的愿望。我报请党组织同意后便去报名了。这个班是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合办的。幸好录取了。从9月中旬到12月，在这个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后，我被分配到新华社邵阳支社工作。那时新湖南报和新华社湖南分社是一个机构两个牌子。1950年初，我与同时分配在邵阳支社的赵挽澜、李勋一道去了邵阳。当地有一个《资江日报》，是中共邵阳地委的机关报。我们去了以后，与资江日报社合署办公。我们同时成为了《资江日报》的工作人员，在采编过程中发觉有适宜全省性的稿件，或典型报道，或综合新闻，则向新湖南报发稿。三个月后，即1950年4月，我被调回新湖南报，在农村组当编辑。

在邵阳三个多月时间，有两件事常留记忆之中。一是资江日报有位叫胡书卿的编辑，瘦瘦的，戴眼镜，中等个子，话音清脆，但言语不多。我和他其实早就见面了，只是他不认识我。那是在去年长沙“四七”游行时在市体育场（现青少年宫）举行声援南京“四一”惨案争取真和平大会时，他是大会的主席，他在讲话中，代表长沙大中学生，抗议南京政府对学生的镇压，要求实现真正的和平，他的铿锵有力的声音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从地下党渠道得知，胡书卿作为湖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是地下党特地推举出来的。我的地下党单线联系人告诉我，作为出头露面第一线的领导人，党员不要去充任，中间偏左的人就可以了。虽然如此，我对胡书卿仍然满怀敬意。湖南大学的学生运动搞得很好，他是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的。我在资江日报同他闲聊时，提及“四七”游行他主持大会的事儿时，他报之一笑，话语没有接续下去。我听说他未能参加共产党，主要是因为历史复杂，说他在青年军中当过英语翻译。多年后有人告诉我，他很快被撵出资江日报，几经流转，最后在一家工厂做事，历次政治运动都受到冲击。参加青年军是抗日战争后期一项爱国义举，当时有“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壮语，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在与盟军交往中也少不了英语翻译人员，怎么能成为不信任甚至给以整肃的理由呢？一代学运功臣如此际遇，我不由得感叹唏嘘不已。

第二件事是收到邓贤诗的来信，他辗转探询才知道我到了邵阳，他说他终于和失去联系二十多年的父亲团聚了。他的信发自广州。此时他的父亲邓华将军是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司令员，正在组织一次大的战役，即解放海南岛之战。二十余年的骨肉分离，是一个多么痛苦的历程! 如今，我热烈庆贺他们的团聚 ！我想，在中国由专制到民主的漫长曲折的道路上，该演绎了多少类似的悲欢离合故事啊！

我的哥哥奎文兄于1949年秋湖南革命大学结业。这学校有些类似于我经历的新闻干部训练班，是吸纳知识青年的场所，主要进行初步的政治历史和政治思想考核，以及初步的政治思想教育，为期大约两三个月吧，然后分配到各行各业，只是后者是对口到新闻单位或从事宣传工作。新闻干部训练班只办了一期，湖南革命大学则办了好几期，规模更大一些。称作大学名义上好听一些，并非一般意义上进行高等教育的大学。奎文兄被分配到了解放军第三十九军，随即去了该军驻地广西。大概在1950年7月底8月初，我忽然接到他从火车站打来的电话，说他随部队调防，现在路过长沙。我那时小心翼翼，规矩到没有想到请一两个钟头假到车站去看望他。稍后想起来时还有些后悔。不久我收到他寄自东北的信，他告诉我一个绝顶的秘密：他即将随部队出国到朝鲜作战。

1950年6月25日，朝鲜爆发内战，初始，北朝鲜人民军进展顺利，攻取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9月15日

五十年代最初两三年，对我的工作调动颇为频繁。1951年，机关搞“审干”（就是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把我从农村组叫去帮忙，搞了两三个月。之后，机关成立机要室，负责管理机要文件，给我找了一个小房间，办公住宿都在那里，谁要借阅或归还文件，就给以登记或销号，也只搞两个来月就转给别人了。1952年初被调去给社长兼总编辑朱九思当秘书，接接电话，做做资料卡片，事儿不多，也只干得两三个月。那时机关党员很少，这些涉及干部档案和机密文件的事儿不便交给非党员干，便把我叫去了。但我内心并不乐意，而是希望回归编辑记者业务。

1952年报社成立党的生活组，报道共产党的组织活动和党员生活中的情况和问题，把我调去了。一去正碰上湖南省委处理长沙市公安局长王丕敏的案子。王利用职权违法乱纪，贪污腐化，被开除党籍，并被判执行枪决。党的生活栏主要是组织有关人员对此案的分析批判，从中吸取教训（听说对此案出现不同看法，不过我没有看到见诸文字的资料）。6月被派去韶山，采访坚持斗争数十年的韶山党支部，纪念中共成立三十一周年。这是我第一次到韶山朝圣。采访之余，我特意去看望了毛泽东少年时代的老师毛宇居老先生，他住在韶山冲里一个山峰的半腰上，砖瓦平房，还比较宽敞。此时还不到七十岁，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在门前地坪的树蔭下，摆上干果素点招待我，一边喝着热茶，品着山村美味，一边听老

1953年春，党的生活组收到湘潭建设报社职工的来信，反映中共湘潭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兼建设报社长孟树德的严重问题。报社派我到湘潭去调查落实。我去的时候，孟树德本人不在湘潭，好像是到整修南洞庭湖工地去了，当事人不在，便于人们畅所欲言。我找了报社许多职工，还访问了地委的几位负责人，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并写成《孟树德思想作风问题调查》一文，发表在新湖南报编印的内部刊物《情况简报》上。这个调查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中共湖南省委于同年6月给予孟树德党内警告处分。

孟树德是这家报社的一把手，群众反映他主要问题是拉帮结派，独断专行，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家长统治。建国初期安排南下干部和本地干部一起共事，是合情合理的。既然一起共事，工作中自然免不了有不同意见，几个回合之后，他便把提出不同意见的南下干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运用种种手段把他们一一排挤出去。本地干部中如有谁对他稍有异议，更是毫不留情。有一位本地党员，本来被提拔为编委的，孟发觉他不满意其家长统治时，便把他从编委降为组长，又再降为编辑，最后把他挤走。对于非党群众，动辄以“特务”问题相威胁（报社曾经破获一个特务案件），他一发觉有人批评他，或者有人由于粗枝大叶工作中出现差错时，他就别有所指地叫道：“提高警惕，这里边有问题呀! ”他公然在大会上说，“发牢骚的是反革命分子！”他惯用的方式是开某某人的大会，名为帮助解决思想问题，实际上与对敌斗争相差无几。及至他的独立王国形成，他就为所欲为了，对他的帮派亲信，大搞封官许愿，有问题的则任意包庇。他的妻子原为图书管理员，让她当了编辑，因为能力弱，编写稿件很困难，孟居然提拔她为编委兼秘书，本不称职，还叫她领导读者来信组的工作。

我在调查报告中，无论是揭发他的错误所在，还是反映他的独立王国的形成过程，都是充分摆事实，用事实说话；而且还特别注意运用细节说明问题。这就使得报告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同时报告行文立论，没有支吾其词，没有模棱两可，而是当断即断，几乎所有涉及的人员都是指名道姓。最后调查报告指出，孟树德的问题早在1950年就发生了，并且在不断地发展着，可是奇怪的是，孟树德不断地被提拔，还准备提拔当地委宣传部长。因此在孟树德问题上，“中共湘潭地委和原长沙地委都是有责任的”。问题不是孤立而存在，把责任推向了上一级党的组织。

这个调查报告从采访到写作，都是我独立进行独立完成的，尽管报告中不可避免地受当时的政治生态和语言环境的影响，但它毕竟显示出我的行事风格和写作风格。

令人费解的还有，不久孟树德还是被提拔为湘潭地委宣传部长。接着，一个比湘潭地委权力更大、地位更高，已经独霸一方的人物看中了他，把他从地区报负责人提拔到省级报——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新湖南报，担任副秘书长；1957年他还出任新湖南报反右办公室主任（1960年再被提拔为湖南日报副总编辑）。孟树德的权力更大了，影响的范围更广了，他在这里干出的恶行超过在湘潭建设报时的百倍千倍。我因为写了上述调查报告，洞悉他的恶劣品质，他对我早已咬牙切齿，此时便乘机进行疯狂的报复。这是后话了。

这段时候我二十一二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白天上班，晚上通常不是接续工作，就是开会、学习，我和几乎所有的人一样，对此没有怨言。那时有上级统一部署的学习，如学习《毛泽东选集》和中共党史等，我在进行这一学习时，私下还订了个学习计划，因为我不打算去读大学，便计划在若干年内系统阅读中外文学史和中外文学名著，其中又重点学习《诗经》以下的中国诗歌体系。体育健身也没有放松。我曾说，我最喜欢夏天和冬天，夏天可以游泳，冬天可以看雪玩雪。有时早饭前在菊隐园球场打一场篮球，上午照常上班，吃了午饭不休息，骑着自行车到浏阳河去游泳，记得农村组负责人、我们的顶头上司柏原也和我们一道去游泳的，回来后下午照常上班。跳舞也不放过，不过只在周末进行，多数人都是初学，劲头也都不小。

还是在朱九思社长处当秘书时，有位Q姓女同事间常来到我的小办公室，我们说说各自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也聊聊报社的新鲜事儿。她送给我杭州出品的毛泽东丝织像，我立刻挂在床头墙上。此后还送给我几张日占时出版的长城风景画片，很美。遇上到工人文化宫游泳池游泳，我这个游泳老手自然要教她了，她很快学会了蛙泳和自由泳。不久同事中传出了我和她恋爱的消息，或许是，或许不是，相互都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此后，这种朦胧的爱意没有发展下去，但我们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她（他）们几个人组织了一个锻炼(身体)小组,她邀请我一起参加他们的活动。看到报上发表了我写的好的文稿，她会由衷地赞赏，一日，我们巧遇在编辑部楼梯上，不等我招呼，她先声说道：“那个小姑娘写得好啊，就像电影脚本一样。”这一天的《新湖南报》正发表了我写的题为《一个小姑娘的命运》通讯。她可是认真读了的啊，那语调，那眼神，让我感受到喜悦和关切。1955年我去广州采访，她特意交给我一封面交她在银行工作的母亲的信，我在广州市永汉北路人民银行见到了她的热情漂亮的妈妈，她妈妈招待我吃饭，还请我去看电影。从交谈中看，她似乎早就知道我这个人了。

以后，我读了莫泊桑一篇题为《修理椅子靠垫的妇人》的短篇小说，他把初恋时那种特别的情感，描绘得细腻，温馨，甜蜜，有时甚至是朦朦胧胧的，但是让人回味不已。

啊，我与她的那段情感交流就是我的初恋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不过，她送给我的那张丝织像和长城风景画片，我则至今还保存着

十二、经历土地改革

1950年冬天，我被派去宁乡县参加土地改革。新政权建立已有一年多，经过减租反霸，从这一年冬天开始，在新解放区农村全面推行土地改革，就是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年我十九岁，当然是年轻的新干部，按照新政权的理论，是应当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接受考验，经受锻炼。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去，没有报道任务，时间大约两三个月。我到县委宣传部联系，部长姓廖，是一位女性，有人告诉我她是县委书记的爱人，我注意到这位部长办公室墙上有一幅题为《伏尔加纤夫》的油画，大概是从苏联画报上扯下的单页。作品的色彩非常丰富，人物的表情深沉凝重，是俄罗斯著名画家列宾的作品。读了这幅画，给人一种力量，就是要不断前进，敢于逆流而上；而且，作者饱含着对普通人的同情和关怀，充满着人道主义精神，看一眼就永远忘不了。

我去的地方离县城不远，名叫鹤林乡，是县里土地改革的重点，由益阳军分区政委孙洪担任土改工作队的队长。大概有二十来个人吧，队部设在当地最大的地主家——那地主早就被驱赶走了。一般农村房子绝大多数是平房，有的虽有楼房，那只是搁东西的，不能住人，可这房子的楼房很宽敞，孙洪政委和多数工作队干部都分住在楼上的多间房子里。从这房子的气派，就可看出它的主人的不一般。

土地改革在老解放区早已进行过了，有一套成熟的经验。入村时先是访贫问苦，找那苦大仇深的农民；接着是扎根串连，把根子找准后，由根子去串连与他同是苦大仇深的农民，扩大队伍；再是召开诉苦大会，把地主押到台上，通常是叫他跪着，由苦大仇深的农民控诉地主的罪行，用以激发农民的阶级感情，增加对地主的仇恨，同时也是大灭地主的威风。然后是组织贫雇农小组（作为核心领导），成立农民协会，准备将没收地主的土地等财物，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也同时分给地主一份。土地改革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记得这一年年初在邵阳时，曾读到作为党内机密文件的邓子恢写的《论群众运动》一书，他说到对地主的斗争策略，有“擒贼先擒王”和“枪打出头鸟”之语，这意思是非常明白的。

孙洪政委带来了大约一个班的解放军，都是荷枪实弹的。在鹤林乡，这个“贼王”早就被擒住了，他就是工作队所住房的主人，经过诉苦会上七斗八斗，他早已威风扫地了，此人姓甚名谁，我都记不起了。这日，工作队通知开万人大会，不仅本乡的男女老少参加，附近乡的群众也纷纷赶来。解放军战士分别执枪站在几个出入要道口，握有梭标的民兵，几乎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在又一番控诉之后，乡农民协会主席胡少庭（这个名字可能记得不准，但有个“庭”字不会有误）宣布，经上级批准，把罪大恶极的某某某执行枪决。行刑后我曾经去刑场看了，脑袋开花，鲜血一地，而且他的裤裆透湿，一股臭气袭人，大概是被斗得大小便失禁了。此时我听到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们在庆贺取得斗争的决定性的胜利了。

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在说到秦始皇焚书坑儒时，毛泽东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这“四万六千个儒”，大概主要是指“镇（压）反（革命）”运动时处决的人数，但也应包括土地改革中被处决和被斗死的地主。毛泽东这里说的只是取秦始皇所坑儒数的一百倍，顺口说出的数字，是泛指，言其超过秦始皇罢了，似乎不能说此前中共处决的“儒”就是这个数。

中共在土改中处决的地主数，国外有学者著书指出：“土改中正式处决的地主，大约在二十万至八十万人，加上土改运动中斗争会上打死的地主、富农，总共大约杀害了一百至二百万人。”这里，二十万与八十万，相差四倍；一百万与二百万，相差两倍，游动性比较大。而且时限没有讲明，这些数字是否上溯到建国前在老解放区进行土改中死亡的数字，甚至更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的死亡数字呢？几个数字，权作参考吧。

采取强制手段暴力手段剥夺地主的土地等财产，并且确实处决了许多人，则是不争的事实。处决地主的人数也许若干年后可以搞清楚，也许永远是个谜，

刚解放那两三年，我在有关表册上家庭成分一栏是填地主。稍后我读了有关划分农村阶级的政策规定，觉得我的家庭成分应当是职员，而不是地主，因为我们兄弟姐妹的生活来源都是父亲的工资收入。我父亲的工作经历，在前面《雪峰山下》一节中简要介绍过了。此后几十年中，我所在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没有对我填写的“职员”家庭成分提出过不同意见。行文至此，忽然想到1950年冬天叫我去宁乡参加土改，莫不是针对我的家庭出身问题而来的，地主家庭出身的人特别需要经受考验和锻练的，只是单纯而幼稚的我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结束土改我从宁乡回来，报社正开始审查干部工作。所谓审干，就是审查干部的政治历史以及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这是一项涉及干部档案的工作，具有机密性。把我调到审干办协助工作，也许认定我过了“土改关”了。

在我们老家，确实有田产和房屋，祖父在世时有田六十亩，房屋一栋约二十余间。这些都是祖上遗留下来的。为了供养我的父辈兄弟读书，据说还卖掉了一些田产和房屋。自己没有耕种，祖父母该算作地主的，但祖父以教书为业，还兼作郎中，为人看病，他在1942年就去世了。约在1947或1948年，我们老家在曾祖母墓地附近买进八十亩田。这些田亩大部分出租，自己雇人耕种一小部分。我的伯父、父亲、叔父和姑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是没有疑义的。

我的父辈兄弟姊妹一直没有分家，曾祖母在世时是四世同堂，遇上过年都回家了，多达二十多人；曾祖母和祖父去世后，也还是三世同堂。土地改革时在老家的就只有祖母和大姑母，以及伯母、婶母及其未成年的子女了。我的父母亲和三个妹妹仍在安江纱厂，间或有书信来往，互报平安吧。我与湘潭老家就几乎没有联系了，土改时情况，我也没有去打听，一则那时工作确实很忙，二则我也不愿引出诸多关系，徒然增加生活中的复杂性。多年以后，我才陆续听到一些。人们本来也不愿多说，那是要触动心灵的痛处的。我要写这个传记性文章了，有必要弄清一些事儿，几次趁为父母亲扫墓机会特意询问了那时的情况。但重要的当事人，早已不在人世，无法细察了。

土改开始，老家家人就被“扫地出门”，离开简佳冲老屋，在上首低矮的茅屋落脚，连厨房的炊具都未能带走，是熟识的好心的农民背地拿出几件必用品才没有断炊。所给粮食不多，以致几个堂叔弟妹不得不拿个讨米袋子四处行乞了。

楚文弟告诉我，祖父四个柜子的书，统统被毁了，用三部土车子运到河边上，当作建筑纸浆了。我知道祖父的藏书包括经史子集诸部，非常丰富，其中不乏珍贵的典籍。还有许多医学著作，也是十分珍贵，祖父曾经悉心加以研读，最终使他通晓医学，能够探脉行医，造福乡里。当然也还包括他几十年的精心著作，如已经出版的《醉吟叟诗集》，和曾经广为使用，使许多青少年受益的《四言历史》、《四言地理》，以及《辨证治略医案》等多部医学著作手稿，全都付诸东流了。

此时我的年近七十的祖母正重病在身，卧床不起，而且大小便失禁，姑姑、伯母、婶母都忙着日夜招呼她老人家。伯伯罗学达在株洲邮局局长任上，工作离不开，在长沙坪塘化工厂工作的满叔就请假回家招护病人。你一家人全是女流之辈和小孩，正好要找一个主事的当家人，你自投罗网了，便一把将他五花大绑进行大会批斗，并押至马家河关起来。满叔罗学藻，广益中学高中毕业后，先后在湘潭邮局、安江纱厂和坪塘化工厂工作，当然是依靠工资收入维持生活，按照划分阶级的有关规定，是职员成分，而且是工厂现职工作人员。管不了那么多，拿来关押斗争再说。大概关押批斗了一个多月，找不出历史罪恶，也没有所谓现行破坏活动，训斥一顿后便放人了。过了些时日，仍回坪塘化工厂上班去了。

1951年冬天进行土改复查，祖母仍然病卧在床，伯父、叔父以及我的父亲都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在农村老家的大姑母罗学明便首当其冲了。批斗殴打之后，居然对她施以“吊半边猪”酷刑，就是用绳索捆住一侧手大拇指和脚大拇指，然后将绳索挂到树上或房梁上，用力吊拉绳索。大姑不哭不喊，只是咬紧牙关。大姑此时三十多岁，未婚。暴徒中居然有人说，你答应同我结婚，可以马上免受皮肉之苦。大姑怒目圆睁，当然没有答应，于是凶手放势拉绳，她被吊到半空中，待到放回地面，已是半死不活了。大姑长沙自治女校毕业后，当过职业女校的老师，在衡阳和安江做过职员和小学老师，之后一直在乡间以做上门缝纫功夫为生。按照划分阶级有关政策，大姑也不能算作地主的。直到1991年因病去世，大姑终生未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能够从一些书刊和网络上获取以前无法知晓的知识，眼界大开。原来台湾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几乎与大陆同步进行了土地改革。那次被称作“和平的土改”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为“三七五减租”，即农民交租不得超过正产物收获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同时取消预收地租及押金等一切负担；第二步为公地放领，台湾政府在光复后将日据时期各级殖民政府和日本殖民者的土地收回后称之为公地，将其转移为农民所有，受领农户向公方交纳十年地租（全年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二十五），即取得耕地所有权；第三步为耕者有其田，即地主超过规定限额的耕地，由政府出面征购，然后转售给农民，农民十年中向政府偿还地价后即成为耕地主人；而政府则以债券和股票分十年向地主偿付地价，并规定地主卖地所得要转入工业投入。这就使大量地主转变成商人和持有股票的资本家，城乡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大发展的机遇。

这样的和平土改，避免了社会的大动荡，即不要开斗争会，不要处决地主，这不仅促进台湾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1952年台湾农业就恢复到战前最高年产量1939年的水平，而且，如同2005年10月25日大陆《南方都市报》载文所说的那样，“台湾以农业培植工业，经济迅速走向现代化”，“土地改革铺平台湾经济腾飞之路”。2006年11月北京出版的《炎黄春秋》上有文章说：“台湾的土改，是世界上公认的成功典范。”

大陆的土地改革和台湾的土地改革两相对照，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中国大陆土地改革的方针政策，是大陆一党专政，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暴力为手段，推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然而，情况并不止于此，紧接着土地改革，农民刚刚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又被农业合作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步步剥夺干净。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场全国性大饥荒并非偶然。七十年代末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对扭转农村被动局面和粮食供应紧张情势，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对当前中国大陆依然严重的“三农问题”，有学者指出，关键还在于土地所有权的归属问题。这就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了。

十三、回望一九五五

1954年2月被调作记者，主要在湘潭、醴陵、浏阳、平江等地采访。刚上阵那个半年，我是在苦苦探索，似乎是将新闻工作者和文艺工作者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没有搞清楚，过多地蹲在一个点上，像一个文艺工作者体验生活一般。这样手中掌握的报道线索就有限，写作和发表的稿件就比较少。一个记者在报纸版面上发表稿件不多，那心头感受到的压力可是不小。我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奋力开拓前进，情况迅速好转。在新闻工作的各个子项目中，最考验人、最锻炼人的是做记者。我说，我愿意做一辈子记者。正上路了，1955年7月底，我被调回编辑部，仍在党的生活组任编辑。

采访归来，摄于1954年

这一年5月，胡风问题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5月中旬起，在全国范围内逮捕胡风分子。《人民日报》在公布《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时，毛泽东特地为之写了按语，他说：“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者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那个地方有他们的人，那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

紧接着，中共中央于7月1日发出《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说：“高饶集团、潘杨集团、胡风集团的揭露，仅仅是我们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开始，而不是这个斗争的终结。正确的估计应当是：在很多部门，在很多地方，大量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还没有被揭露和肃清的。”

我回到编辑部的时候，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机关里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已经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些时日了。我是7月28日到党的生活组上班的。第二天我便投身到这场斗争中，我在日记中写道：

胡风问题学习（党的生活组）转到记者组来了，这儿值得考虑的人多，而党的力量又弱。晚上我们碰头研究了C某某的情况，一致感到他是圆滑、世故，难于揭开盖子。一个在旧社会混了较久，家庭中社会中接触的人，所干的事，都很难说没有沾染些坏东西，他的交待不能不令人怀疑的。准备专门研究下他的材料。

8月2日的日记说：

对于他的问题，我们研究的结果，是要交给群众，让大家来压一压。像他这样不老实的交待，在群众面前是站不住脚的。晚上大家一致地批评了他。现在要看他明天的态度。

8月3日日记记有：

“某某在昨夜被逮捕了。人们屏住呼吸听取官健平的宣布。黑板报以盆大的字发布了这个消息。人们中午打从它前面经过时还是争相阅读。有人说，在同一个时候，黑板报拥有这样多的读者，还是第一次。”

8月4日日记写的是：

搞运动，（党的生活组组长）Z某某基本上脱产了，一天在组里只能坐上片刻，许多事他都无法来考虑。

斗争进入到白热化阶段了┅┅。

“七一指示”中，胡风本人和胡风反革命集团于1980年获得平反昭雪，潘（汉年）杨（帆）集团也于1982年获得平反昭雪。当年新湖南报社进行批斗的十多中人（包括三个被逮捕的人），并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分子。全国范围的肃反运动，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定案材料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有“八万一千多名”；“有一百三十多万人弄清楚了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这就是说，给一百三十多万肃反对象写出了并非反革命分子的定案材料，换句话说，把他们当作反革命分子来肃是肃错了的。两相对比，错案率为百分之九十四。

现在回头看我的日记，那时我是完全站在整人的角度。这不仅因为我是共产党员，要跟党保持高度的一致，而是我相信毛主席说的话党中央的指示，是不会有错的。上引7月29日我的日记中说到的在旧社会混了较久的人，“很难说没有沾染些坏东西”，如果说要肃清旧社会的思想影响，或许搭得上界，显然是把旧社会思想影响问题当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来肃了。

下面我还要继续摘引若干与这次肃反有关的日记，为了保持当年历史原貌，除了当事人的姓名以姓的汉语拼音第一个字母代替外，其余一律照原样。这样可以看出我那时的思想状况，看出我是怎样参与整人的，同时也反映出肃反运动是怎样运动群众，怎样践踏人权、泯灭人性，怎样违反宪法，违反法治的。

8月24日

下午开会，布置战斗，把昨日大家总结的贯彻到群众中去。

晚上的战斗有收获。C坦白参加了中统组织。在政策的启示下，在我们大家一步儿也不放松的追问下，他谈出来了。可以看得出，他是经过了并且正在进行着非常剧烈的斗争。胸脯一阵猛烈的收缩，面部肌肉在抽动，他哭了。我们又向他交代政策，指明前途（比前天策略些了），接着叫他谈叫他写。他似乎还拿不出最后的勇气，他写上“中国国民党调查局某某工作组”之后，停了很久，下面是什么呢？像是写不下去了。我们再又向他交待政策，我们说，鼓起勇气！他像横了心一般，抓起笔急促地写了“调查员登记表”。他痉挛地哭泣着，叫喊着，他说：“我怎么被拉到这个组织里去了哟！”他抓着这张纸，仿佛要把它扯碎一般。他说：“我过去还是个好人，怎么碰到这些坏人！”接着他若断若续地谈了许多重要情节。

十点半钟了，散会。但接着，（五人小组）办公室专人继续（与之）谈话，趁热打铁，他们准备今晚谈个通宵。

8月29日

搬到隔壁房子来住了，和黄某某一道，为了监视C某某。这是一个艰巨复杂而又尖锐的任务。我们搜查了他的床头和行李，他进来也检查了他的口袋。

我那时只是一个帮凶，或者叫走卒，这位肃反对象的情况究竟怎样，最后如何定案的，我无从知晓。在那种紧张高压的状态下，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是可能发生的。可以肯定的是，他没有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他被调离报社，在一所中学教书，后来听说他教得很好，所教学生大学升学率很高。1979年后调回省城，在一家文化单位工作，卓有建树，还获评为正高级职称。

下面日记反映的是以绝食进行抗争的情况。

12月28日

又增加一个看守“老虎”的任务。

这不是别人，是Z某某。我还不知道他的反革命底细。但我听说他与一些反革命分子、有严重问题的人交往密切。

吃饭的时候我见了他，在肃反办公室旁边的小房子里，他阴沉着脸，紧闭嘴唇，半晌不语。叫他去吃饭，他说不去。停了一会儿，眼里像是发出黑光。他仍然不走。我说：“你不去，我要去的。”还是停了一晌，直到我们走了，他才不得不跟了来。他一脚一脚，步子沉重地下着，在他的步子里，是深藏着对我们的仇恨的。他不想走，问我们这是到哪里去。

到了食堂，我们安排了饭给他，但他不吃。

12月29日

继昨日之后，Z某某今天又一天没有吃饭。他是以此来向党对抗的。

早饭时，我带他到老晏（食堂管理员）那里，我当着他问了老晏，老晏说虽没有专为他准备吃的，但临时有卖的。我转过头问他吃不吃，他说不吃。我气起来了，我说，那是你自愿不吃的，他回说当然是自愿不吃。他硬着头皮，仿佛自己还是站在理上一样。

好吧，我们会因此增加一项斗争内容的。

多年后有人告诉我一则有关他的故事：那是反右派斗争中，他被打成极右，给于劳动教养严厉处分——这就是说，肃反没能把你肃成反革命分子，好吧，你过了初一过不了十五，反右运动来收拾你了。一日，他被押送到了报社大门口，即将启程前往劳动教养地，那个押送他到大门口的主事者说道：你现在还来得及，只要你检举邓、苏、傅、蔡他们的材料，你可以不去劳动教养。他怕对方没有听明白，重复说了一遍，还特别强调现在还来得及这一层意思。可这位坚强的汉子头也不回，朝那个可怕的集中营走去。

我相信这则故事的真实性，因为就是他，在那黑云压城的肃反运动中，在新湖南报社，他是敢于以绝食来抗争的一人！

上述12月9日日记中，还记载了有关肃反的其他一些内容：

下午看了些稿子，接着参加了一个大会，听对反动分子L某某的处理。他获得了宽大处理。在这个会上，还同时宣布了对他的管理条例，大家也教训了他一顿。最后他自己提了保证。我听到他的声音是嘶哑无力的。

晚上，本来是学习时间，但Z某某为了赶任务，把它用来开斗争会了。本来目的不明确，带有走过场的意思，自然斗争是无力的。东一句，西一句，这个说一个中心，那个说一个中心，哪里会有好结果呢。

我为自己此时扮演的角色难过，我伤害了他们，我在此向他们表示歉意。

运动结束了，虽然没有一个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把他们当作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批斗了，甚至还抓到牢里关押了。事后没有谁说把他们斗错了，更谈不上赔礼道歉了。他们之中有的人被调出报社，据说他们不适宜在党报机关工作。留在报社的，人们另眼相看，他们本身也难免不感到精神压力，日子并不好过。到了1957年，他们中有几人再次罹难了。我本人也未能幸免，可说是“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前述在肃反后被调出担任教师的那位朋友，在我1979年回到湖南日报后，别的调出去的人，都来过报社，或办点事情，或看看朋友，唯独他没有再跨进报社的门，这是可以理解的：那次肃反斗争，太伤了他的心了！

这一年的9月27日，我接受了一项临时任务：去广州采访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继在北京、上海展览之后，同一展览现时在广州展出，是一项重点宣传内容。省里组织了一个参观代表团，其成员我记得文艺界是魏猛克，报社秘书长傅白芦代表新闻界，还有工业和农业的劳动模范代表。去采访的还有报社摄影记者张云龙。我在广州待了一个多月，11月3日回到长沙，到11月12日

在苏联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大门外留下了这张照片

1945年我在湘黔边界上的贵州铜仁读书，算是第一次出省，这次南国之行是我的第二次出省。这一次可说是大开了眼界，我怀着激情仔细观看了苏联的经济文化建设成就展览——那时的说法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时正是国庆节期间，许多外国艺术代表团在北京演出后，都要到访广州的，我先后看了苏联小白桦树舞蹈团、南斯拉夫民间歌舞团、日本歌舞伎剧团和缅甸文化代表团的演出。亚热带的广州，和我的家乡有很多不同，我很喜欢这里的气候和环境，几乎让这南国风光迷住了，我在介绍展览馆的文稿中，作为展览地背景适当穿插了几句话，可惜被审稿人删去了。

12月4日，我被派去陪同苏联消息报记者采访。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各有一名记者来湖南采访，上面要求当地要有记者作陪。报社让柳思陪真理报记者杜慕佳。消息报记者安德里扬诺夫在卫国战争期间是一位炮兵上尉，他的左手被敌人炮火炸断，现在接上了假肢。他工作起来极其认真，漂亮能干的翻译傅采茹告诉我，他在北京国棉二厂采访，从中午十二点一直到晚上十一点，没有休息，没有吃饭。他在省城听取省市有关负责人介绍情况后，就去了韶山和宁乡宋家潭，两地分别待了好几天，到12月16日

在长沙参观农具农械展览时，他看到一部苏联制造的双轮双铧犁摆在那儿时，便说：“在苏联这种机器早就不用了。”意思是没有必要摆在这儿。他接着看到紧挨在后面的是一台中国制造的双轮双铧犁，这也使他不快：难道苏联农业机械水平同目前的中国水平一样？坐下来休息时他第一句话是问：“这样摆的目的是什么？”随后参观农业机器馆，看到摆在第一排的是美国福特厂的拖拉机，苏联制造的德特五十四型拖拉机却放在第二排，给人的印象是美国的农业机械处于领先地位，他也提出了意见。这些都弄得展览主办者颇为难堪。在这位苏联记者心目中，苏联的社会制度，苏联的农业机器，苏联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最好的。而那时我却赞赏这位记者有坚强的党性原则。

报社秘书处要我就这次陪同消息报记者写一篇陪同笔记，我应允了。我曾经说过，干新闻工作就是要争取一切写作的机会，这已是我私下确立的一条原则。我就观察到的这位记者采访前的准备、采访中的提问、采访过程中不断梳理等方面，可能还结合有我的经验，写成了一篇陪同笔记，刊发在报社新闻业务刊物上，后来中国青年报新闻业务刊物也转载了。前几年我在选编五十年作品选时，想找来一看，都无法找到。

在陪同消息报记者之前，我还出陪过意大利团结报、波兰人民论坛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以及阿根廷一家报纸的记者，这些报纸都是其所在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奥地利人民之声报记者严裴德，三十年代在长沙湘雅医院工作过，他的汉语说得很好；他的夫人王女士是中国人，当时在北京外文出版社工作。陪同中我获知了不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知识，以及相关国家的风土人情。这一年四月，从香港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特务炸毁，前往万隆采访亚非会议的严裴德，不幸遇难。得知消息，禁不住惋惜唏嘘不已。

1955年过去，迎来了1956年。1月10日，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好消息，居然从天外飞来了：重又回到第一线记者岗位上！我被派赴湘西苗族自治州，担任新湖南报驻这个州记者站的负责记者。于是，我赶忙打点行装，准备出发了。

十四、被牵着鼻子走

我是怀着激动和欢喜奔赴湘西的，少年时代，也就是抗日战争后期，我曾经在湘西待过一两个年头，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现在我是以记者身份来到这被称作神奇的土地的。

我喜爱这里的山山水水，每当我驱车或是漫步山间田野，闻不尽的花香，听不厌的鸟语，我张目流连，悠然静听，仿佛醉倒一般。我喜爱这里的淳朴民风，每当我做客苗寨土家，朴实无华而又热情好客的主人，让我就像回到自己的家里，可以敞开心扉，无拘无束地交谈。

作为边远地区的湘西，不仅物质条件较之湘东湘中腹地相差甚远，而且许多工作也相对滞后，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当然要困难得多。但这都不在话下，我是一名虔诚的共产党员，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党在我的心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字眼。那时有一本在青年中广为传播的书，书名就是《把一切献给党》，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正是这样要求自己的。

正好，北京一家文艺刊物发表了一首题为《走向生活》的诗，诗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

┅┅┅

但这一切我都考虑过，

困难愈多，问题愈多，

我运用知识的场所就愈广阔，

工作

就会显得更加需要我。

这正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我把它抄在了我的日记本上。

下面记述的是我在湘西苗族自治州记者站任上的古丈之行。古丈，是著名歌唱家何纪光、宋祖英的家乡，不过我去的时候，何纪光只有十多岁，还没有出道，宋祖英还没有出生。

我是5月29日从自治州首府吉首出发，那时没有公路，更没有铁道，一百多里全靠两条腿。走了约五十里，当夜宿龙鼻嘴，本来是群峰横卧，忽地有一山崖凌空突立，高数十丈，怪石嶙峋，藏青耸翠，似欲呼风喊雨状，名之曰龙鼻嘴，颇为传神。其下有一小河，在此一个急弯，便蜿蜒而下，河依龙鼻称之，曰龙鼻河。

第二天，可把我折腾得够受了，前几日，这一带普降暴雨，山洪陡发，其危害为六十年来所未有，原本就是羊肠小道，现在却没有道了。上午九点半钟出发，五十多里路程，走了近十个小时七点才到达古丈县城。那天我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仿佛经历了一次山崩地裂，原有的小道，一点儿痕迹也没有了。平日说的爬陡壁峭岩，现在算是领教了。我先把包包儿沿着石壁轻放下去，然后手扶着石崖，用脚尖顶住下面的崖沿，慢慢蹲下去，心想，要是立脚的石崖或者手扶的石壁不稳，那就滚将下去了。

当晚八时我便去拜访县委书记马耕田，他热情地接待了我，用最好的古丈茶叶——社前茶招待我，一般最好的茶叶在清明之前采摘，叫作明前茶，这社前茶叶却是在清明前十日的“春社”前采摘的，我喝着这昔日送呈皇上的贡品，茶水浅绿，顿时满口醇香，还略带甜味。县委书记说，这茶叶泡至第三道水，仍然色香味俱全。我们一边品茗，一边聊天，我连续两天爬山涉水后的疲劳，似乎悄然溜跑了，而是心清神爽，也许是这茶叶真的具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吧。

第二天，我安排好主要采访事宜后，决定抽时间搜集有关茶叶的资料——这么好的茶叶，不能没有报道呀！

这次古丈之行,报社编辑部要求我主要采写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稿件。1955年10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原计划在1957年初让百分之七十至八十的农户实现合作化，但实际执行的是1955当年年底农村就基本实现合作化了。现在迫切需要介绍农业合作社优越性的稿件。几年的记者生活，大部分都是被牵着鼻子走，这次也是背着题目下乡的。

好在我还是找到了一个对象，一个叫革新农业社第二生产队的，大伙耕作了高山远处的几十亩田地，他们三度带上农具炊具卧具，累计在那里的时日达到二十个日夜，完成了单家独户也许一时难于做好的活儿——这正体现了走集体化道路搞合作社的优越性。

不过在这个农业社几天，我一个晚上也没有睡好，跳蚤咬得我喊天叫娘。我被安排睡在农业社办公房楼上稻草丛中，我的全身被咬得到处是小红点，跳蚤多到这个程度，以致在黑夜里可以随手抓到。我一点儿没有夸张，当年日记中还留有记载的。

劳累加虫咬并没有消解我的好奇之心。年轻的农业社会计说，山后有大岩洞，曾经躲藏过好几百土匪。我说，好呀，让我去见识见识。于是一伙人带上手电筒，爬岩洞了。开始还可直立行走，继而低头弯腰前进，接着是蹲着移动，最后是膝盖着地缓缓爬行。一路上我们看到了孵化出来的死鸟，晶莹闪烁的钟乳石，以及黑暗中飞翔的蝙蝠和一层层稀溶的蝙蝠粪便。会计说过了前面的峡口，还有大广场，至于通到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我们举着手电筒互相照了照，一个个变成泥人了，打道回府算了。出了洞口，看到一幅幅令人发笑的尊容，我赶忙取出照相机按下自拍快门，和大伙一起摄影留念了。

这次古丈之行，我写了一篇宣传合作社优越性的通讯：《山坡里的奇迹》，一篇介绍古丈茶叶的专文，还拍摄了姑娘们山头采茶新闻照片，都及时在《新湖南报》发表了。茶叶那篇大概是省级报纸介绍古丈茶叶的第一篇专文。

正因为被牵着鼻子走，是带着题目下乡，许多时候，对一些新事物、新问题则是视而不见。这也是出于无奈，你在这个体制下生活，就得按照它的规律运转。拿记者工作来说，编辑部也是按照共产党省委的指挥棒转的，记者领受任务去采访，只要你稿子写的过得去，采用率就高。虽然编辑部也要求记者写“情况”，就是反映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内部刊物上发表，供领导机关参考，但前者是硬指标，后者为软任务，记者的着力点往往放在硬指标上。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在写作这部传记翻阅当年日记时，发现我还是记录了不少视而不见的事儿：

8月16日

步行29里到县，这么长一节路，中间竟然没有一处卖小食的店子。我想，人们也许还未考虑到，合作化了，搞社会主义，不管什么人跑长路总得买点东西饱饱肚吧。在经过原来是一个小镇地方的时候，当年做生意的柜台还在，却都是掩着门的。这是不是在执行政策甚至制定政策时的问题呢？

这日我是从永顺县大坝乡采访归来，“县”是指永顺县城。

8月23日

而在吉首吃饭，却是一件倒霉的事。我们把和平食堂的三个门面都跑过了，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菜。我说，我们肚子饿了，让我们光吃菜行吧？据说是粮食部门没有多的粮食配给他们。有人说，咱们到粮食局去吃吧。最后算是冒充住在吉首饭店的旅客，才在那里糊涂吃了一顿。本来还有饭的，却不肯卖，只是我们看到了，无法争辩了。菜，顶槽糕的。怕蚊子来，没有点灯，黑糊糊吃也有好处，管他什么菜，往肚子里送就是，要不看了反而吃不下。后来点上灯，我们差不多吃完了，那一盆食而不知其味的软不软、硬不硬的菜竟是毛茸茸的猪头肉。

显然不是少数人的意见了：吉首的饮食业是最糟的，也反映出粮食管理、市场管理方面的问题。甚至地委（应为州委），对于人民生活中的这些事情，是不关心的，官僚主义。

我想，我们应该设法调查并且揭露这种问题。

我结束在永顺的采访，去了大庸，同在那里的记者站记者鲁松亭、摄影记者张云龙汇合后，乘汽车经花垣回到吉首，晚上了，我们还是早上吃的饭，饿极了（湘西许多城乡一日只吃两餐），居然如此遭遇！

来到乡下，我都是和社员一道吃两顿饭，吃惯了三餐，总有点不适应，不可能一餐饭放肆胀吧，这样免不了感到肚子空时需要买点儿吃的。

9月11日我在花垣县望城乡第四农业社时，日记中记载了买食品扑空的情况：

想到附近小店子买点吃的，走到那儿，除了香烟、煤油、盐，什么也没有。只好茫然地荡回来。

粮食供应，副食品供应，紧张到这种程度，农民怎样过日子啊？

10月，我在花垣县麻栗场地方访问了一位苗族生产队长，写了一篇题为《生产队长龙竹连》的通讯，1956年10月19日刊登在《新湖南报》上。文章写这位队长如何体贴入微地关心社员的思想和生活，如何细致地组织生产，但也透露这位队长三天没有吃饭挨饿的情况，文章是这样记述的：

今年秋收以前，家庭生活是有困难的，可是，他咬着牙来克服它。7月里的一天，社主任麻正林到他们队里检查生产，看到队长无力地躺在床上，眼睛也陷下去了。主任关心地问他：“受凉了吧？”队长难过地回答：“没有病啊！”社员们哪里会知道，他有三天没有吃饭了！三天来他还像平常一样在早晨领导大家排工，排工完了，他向大家说：“你们去搞吧，我有点不舒服，要去睡睡，跟你们请假。等我好了就来。”社员们也关切地回答：“叫人治病吧，好了就来，没好就多休息一会儿。”在生产队长朴实的心灵里想到的是，如果自己要求补销粮食，社员们不是都会来要吧，政府、社里又怎么好开交呢？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农民，饿成这个样子，还在为要对出现这种状况承担责任的政府分忧。从这段引语最后的话来看，这个生产队缺粮挨饿的不只是这个队长一个人。

如果我直截了当写队长写社员缺粮挨饿，稿子肯定不能发表，人们要问：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到哪里去了？

其实，中国农村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土地改革全面结束的次年即1953年提出我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后就开始出现。这个总路线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村，先是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萌芽性质的互助祖，接着大办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合作社，一步步改变农民在土改中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同时在农村中实行对粮食和棉花等的统购统销。农民感觉到日子不好过了。

1954年我在浏阳元葭乡采访，我要到一位农民代表家里去，这位农民参加了在区里部署粮食统购工作会议，区里把他当作愿意向政府交售统购粮的好典型的户子。8月19日我的日记记下了我到他家的情况：

到了这位代表家里，啊呀，我那满腔的热诚和希望被这晦涩的气氛包围住了，全家大大小小都在向我诉苦：“没吃上饭，做功夫没有劲。”年青人说。“不吃稀饭，小孩也发烈了。”做妈妈的说。甚至看来只有六七岁的小女孩也说：“我们一个冬天没有煮饭。”我禁不住接着那小孩的话说：“那不成了神仙了吗！”也许他们感到自己说过分了些，不由得笑了起来，尴尬局面才有所缓和。

接着我到了这个县的永安镇，这是中共区委和区人民政府所在地。9月1日的日记更记录如下情况：

我再次感到，一些丑恶的东西是不能以寻常人的感情来理解的。早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不得了”的喊声，回头看时，有人淹到池塘里了，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站在水里，正在号叫着。显然大家都为这样的情景惊愕了，都跑出来看。我先以为是她的小孩被水淹了，一看不是这么回事，她的后面站着一个壮年男子。妇人似乎在哭，一边诉说着：“我交了九十斤粮，就会没有饭吃。”后面的男子也是站在水中，呆呆地望着她。我奇怪，既然有人淹了，怎么不见救人动作呢？区里人告诉我，这是在装穷叫苦，这是一出双簧把戏：这个女的投水，那个男子来救人，可是他们都站在水里，一动也不动。我担心他们怎样来收场。不久我就没有听到喊声了。

人们也许要说，这是富裕农民甚至富农在叫喊，是他们在抵制党和政府的正确政策。可是有关干部告诉我，元葭乡那位代表是中农，永安的这位妇人，区里的人也没说她是富农；如果是富农，大概早就对她不客气了，会拿出专政的棒棒来的。退一步说，即使是富农，甚至地主、反革命，他们也应当有生存权、有人权呀。

到了1955年，毛泽东批评合作化运动中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实现由初级合作社到高级合作社的转变，即由半社会主义性质转变为土地和主要生产资料为集体所有的完全社会主义的性质了。农民前不久获得的土地所有权全都丧失。这一转变的结果怎样呢，从本文记录的上述我在湘西苗族自治州的见闻，可以略知一二了。

1957年初，我被调往衡阳，担任驻衡阳地区记者站负责记者。3月我到衡南县中湖农业社采访，竟然也遭遇到饥饿的袭击。那时记者下去，多数是住在农民家里，和农民同吃同住。粮食吃紧，不下田耕作的人就只吃早餐和午餐，春耕大忙收工回来的农民，晚上不叫吃饭，叫做吃点心，只是点缀点缀。我没有下田，自然也没有点心吃，到了下午六七点钟，我真是饿啊饿啊！第一二两天熬过去了，到第三天下午，我想找个商店买点什么填填肚子，我四处辗转，伙铺在合作化时散伙了，小卖商店也没有找到，即使找到了，也可能遇到我在花垣县农村买食品扑空的情况，只好怅然而归，该我挨饿了。我在这里只呆上四五天，马虎对付过来了，长期生活在这里的农民的日子该怎样过啊!

记述这次挨饿情况的日记本，在紧接着的那场变故中被抄家抄走了，一直没有退还给我，以致现在无法查阅当年的记载。但上面所说不会有误。我还记得那时这个乡中共乡总支书记叫唐剑琴，他爱好文学，我们曾多次聊天，他广为搜集歇后语，其中一句是“蠓子（蚊子）咬菩萨，认错了人”，我觉得顶有趣，和这次挨饿一样，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十五、进入诗的境界

也许是祖父醉吟叟给了我遗传因子，我总是想到诗，我喜爱读诗，唐诗宋词，五四新诗，抑或西方古典韵律，都在涉猎之列，而且，诗的挛生姐妹音乐美术，也是挺喜欢的，一幅好的画，一支好的歌，都可以使我醉倒。我想，只要你有一颗真诚的心，生活中会随时和诗打照面的。

来到苗疆，听到孩子们有趣的话语，我会记录下来：

“葵花儿好吃不好吃？

“葵花儿好好吃！”

这音韵不是很好吗？

苗族民歌就更丰富了，下面摘录日记中记下的两首：

一

八月十五桂花香，妹在树下绣凤凰；

桂花香来为哪桩，凤凰绣好飞何方？

二

月亮出来放光芒，我们夜夜闹沉沉。

月亮只照出人的影，XXX照亮我们的心！

有时心血来潮，我会情不自禁地提起笔来，在采访本，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情感波澜。救兵粮

在稀疏的雪原上，

泛映出点点朱红。

耀眼的银色阳光，

把满山照得绯红。

是在一个困顿的日子，

满山遍野的红色颗颗儿，

顷刻变成子弟兵的食粮，

摘呀，摘呀，

摘取的是力量和希望，

于是，升起了皇朝兵败的讯号。

在稀疏的雪原上，

泛映出点点朱红，

引发暴君的心伤，

苗家却亲切地称之为救兵粮！

在苗族自治州（按：我在那儿时是这么称呼的，以后才改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我从历史记载中，知道许多苗族人民英勇反抗专制统治的故事，许多苗族同胞也向我述说过他们先辈的往事，我还专程访问过乾（隆）嘉（庆）苗民起义领袖吴八月的故乡，这一首《救兵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苗族人民的艰苦斗争。

前述古丈之行，在龙鼻嘴，曾经巧遇中央民族学院龙政学教授一行，他是专门教授苗语的，此次下来，是进行苗语的调查研究，受有关方面的委托，考虑是否为苗族同胞创制苗语文字。他向我讲述了不少苗族历史和苗族语言的故事。他说，因为没有文字，苗族的历史就只能靠巫师和老人一代一代地口述传承下来。也许他本人就是苗族，他说得很动情，眼泪几乎要流下来了。我也很受感动，我说，你们苗语文字创制出来的时候，我要写一部欢呼苗家新文字的叙事长诗，诗题或可定为《苗家新世纪》，甚至晚上睡在床上，默默中我写就了诗的序曲：

从来没有一头野兽，

使苗家的钩钩刀屈服，

可是，

无数血淋淋的事实发生了，

┅┅┅

而且，我还想象出诗的结尾：

所有的彩云都飞到了苗岭，

所有的阳雀都欢聚在苗家，

人们从低矮的小木房，

从密密的丛林，

从望不到头的绿色梯子上，

统统跑来了：

苗家看得更高了，

苗家看得更远了！

9月间，我买了本《志愿军英雄传》，一页一页地翻阅着。我的思绪飞到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我曾经声称，所有发自朝鲜的战地通讯，我都读过了，我是在新闻单位，全国主要报刊报社都订得有，都能看得到。我如此关注，是因为我的胞兄奎文哥那时正在朝鲜前线作战，而且我的要好的同学邓贤诗的父亲邓华将军，是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司令员，正在朝鲜前线指挥作战。虽然现在我对那场战争有新的看法，但将士们为了理想为了祖国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却是极其珍贵的。我翻回到书的扉页，于9月23日夜写下了这么几句话：

人，

生来就是为了和平，

为了正义的事业。

看，这些曾经

用鲜血与意志

哺育过我的人，

将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1957年，我转任驻衡阳记者站负责记者，5月，在南岳采访。24日，台湾台北市爆发大规模反美示威游行，起因是台湾国民党军的一位少校军官无端被驻台美军枪杀，而美军竟然宣判杀人者无罪。示威者达数万人之众，愤怒的人群，包围并冲进美驻台大使馆——从25日起，报纸上连续刊登了有关消息。我读着这些消息，心潮澎湃，不能自已，27日，我赶忙跑到南岳图书馆，再一次阅读这些新闻和有关资料，连夜写成《写给台北市的爱国示威者们》，起首第一小节是：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埋藏着愤怒，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激荡着狂流，

5月24日，

在中国人称之为红色五月的日子里，

平静的淡水河奔腾起来了！

万里无波的台湾海峡咆哮起来了！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我的诗稿，赶到衡山车站，乘火车直奔长沙。值班编委和总编辑都通过了，诗稿于5月29日在《新湖南报》上发表了，我争得了一个时间的先机。

8月1日，驻长沙空军部队举行飞行表演，庆祝八一建军节。我正在北门潘家坪中共长沙县委采访，忽听喷气式飞机呼啸，我停下笔，随大伙跑到室外，只见三架战机一会儿盘旋，一会儿翻滚，一会儿直插云霄，一会儿急速俯冲，我屏住呼吸，看得正入神，突然间，飞机似乎撒下无数灿烂的鲜花，我随着人群向“鲜花”落点跑去——那不是鲜花，是欢庆建军节的彩色传单。我环顾四周，许多人都在向传单落点飞跑，多美的一幅图画啊！对于少年时曾经企望当飞行员的我，此刻神采飞扬，诗情迸发，回到编辑部，提笔急就小诗两章，以《八一晴空》为总题，其一如下：

飞撒传单

像绚丽的鲜花，

迎风开放，

一簇簇，一簇簇，

汇合着六十万人民的心花，

追逐，追逐┅┅

我把诗稿交给编辑部，很快认可了，两章小诗均在8月2日的报纸上发表了。

前一首和这一首诗能够及时发表，得益于有关领导人不拘一格的临机处置，前者配合续发的台北示威消息刊在时事版四版，后者发在三版，就在那条驻长空军举行飞行表演庆祝建军节的消息旁边。这种突破条块分割，及时处置相关稿件，有力地显示了报纸的时效性和反映生活的多样性。

1957年6、7、8月，反右派斗争正在全国范围内惨烈进行，新湖南报社里已是搅得天翻地覆，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我，居然还在写诗，根本没有想到会有大祸临头。

十六、奇怪的逻辑

记者站接到上面的通知，要求记者对报社工作提意见，也叫鸣放吧。鸣放是个时髦字眼，从北京到各省市都举行有各方面代表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工作提意见。按照会议主持人说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一般都畅所欲言。记者站还有两位记者，从事衡阳市报道的汪时亮和进行财经报道的邓秀海，我把他们找来；编辑部农村部记者蓝岗正来衡阳采访，便一起参加会议，时间大约在5月中旬的一天。会议作了记录，并将记录寄回编辑部。编辑部后来把所有鸣放会议的记录付印成册，需要抓右派了，这些白纸黑字，就是罪状了。下面是我发言的记录稿，刊登在《整风小组发言记录》第八辑。

关于时事宣传问题的意见，同意汪（时亮）的意见。

根本问题是地方与中央消息的处理问题，我们多次提过，但一下子顶了回来，编委长时期忽视全国的有重大意义的中心问题，片面强调省里的中心；另方面编委不够虚心，思想僵化，要不，怎么会一点儿也不理会读者（包括编辑部内部的人）的意见呢？

中心与一般问题，也同意蓝（岗）、汪的意见。

经验技术的宣传，是宣传带有普遍意义的，同时须交待背景，还须生动具体地进行宣传。1954年烂秧，登了防止烂秧的经验，有重大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这是党与群众的要求，但这些东西须交待背景。现在宣传技术与过去52到53年有所不同。现在宣传一般新技术没有必要，工作经验的宣传，专家也不看，如包工经验去年在湘西起了不好影响，花垣派副县长在苗乡推行包工定额，亲自算帐，搞了半个多月搞不通；在全面推广，推不动，后来纠转了。

报纸作为布告牌问题，今年以来特别严重，5月10号就预分的根本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发表了社论，详细评论了，跟着第二天又发表了省委预分指示，这就大可不必。指示是给县委书记加上地委，看这个指示，但仅仅是很少数。南方日报没有登这类指示，我看他们的宣传效果好。这问题须反对。

我们的报纸到农业社打止。农业社员都不看，而我们农村报道大块大块的发农村东西，效果怎样，可考虑，可否加强群众生活、社会新闻的报道，加强趣味性，软些。上海报纸搞（打击）阿飞报道、（帮助中年妇女解决）婚姻问题、（反对）干部强强迫命令，就受欢迎。我们报纸非一个县以上的东西，登不了一版头条。山西日报读者来信也可登一版头条。

批评问题，我们几乎没有批评。如陈曦不学无术，说红楼梦只改一点就可以成为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湖南话剧团演“同甘共苦”，没几天，就断了气，听说省委不让演，陈曦也反对。这些问题牵涉省委的问题，这只是顺手捡来的事例，可批评的重大事例是不少的。但报社应有骨气。省委报不能批评省委会，但应该可以批评省委个别成员，苏联真理报不能批评中央委员，但中央委员如果作为政府中的部长，就可以批评了。近来看南方日报，他们就批评过省委委员、广州市长朱光。为什么我们对省委成员中的问题不能提出批评？如果过去有这方面的规定，也建议考虑修改。（汪：布置记者工作，长期没有说要写批评东西。）

关于报纸方针问题的争论，觉得老孟发言不是平心静气，有压人口气，一、用省委压人，如“是某某书记说的”，只能有天线等等；二、看了第二辑老傅、杨德嘉等人的声明后，说他（说的）与事实有出入，有些事是片面的谩骂，如说把大地主加在某某人头上，是侮辱了省委，危言耸听。他又未具体研究南方日报但又引用南方日报。

这是记录稿，不免有漏记的，但大体是这么回事，反映了我对当时办报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认识。关于批评，实际上是呼喊舆论监督。在不少人心目中党员批评不得，党支部书记更是批评不得，你的批评锋芒指向中共湖南省委和省委的成员，这还了得！但不要忘记，言论自由，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宪法和党章赋予公民和党员的权利。而且发言中有“如果过去有这方面——指省委机关报不能批评省委成员——的规定，也建议考虑修改”，不是直接建议修改，而是建议考虑修改。发言中还有“效果怎样，可考虑，可否加强群众生活、社会新闻的报道，加强趣味性，软些”，都是善意的商量的口气，听不听由你。

记得刚参加工作那个两三年，我在报社农村组和党的生活组，那时对党的省委员会和省委负责人，虽说没有看作是神，但也是非常敬重的，现在竟然说“可批评的重大事例是不少的”，这是因为像黄克诚这样德高望重的领导人调走了，我在采访工作中，诸如参加省里举行的会议，直接听取领导人的报告，或者耳闻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领导人在心目中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稍后到了记者部，深入接触现实生活，看到了实际工作中的某些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和执行政策甚至制定政策中的问题相联系，作为公民，作为记者，作为共产党员，应当思考，应当反映上去，及至应当进行批评。我在湘西自治州面对实际问题时，曾经感叹党委“对于人民生活中这些事情，是不关心的，官僚主义”，并且进而发问：“这是不是在执行政策甚至制定政策中的问题呢？”进入1957年，听了毛泽东两次讲话精神的传达（不是在反右后经过修改的公开发表的文本）,也是深受鼓舞，加上全国范围的大鸣大放，新闻报道中反映出许多尖锐意见，一扫过去沉闷的气氛。或许真是“春天”来了。这个发言也同时反映出我的不含糊没有模棱两可的行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