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遗忘  正视历史

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35期2009年11月25日

（文稿交流，免费赠阅）

目  录

杜  光：遏止腐败的最佳选择是改革政治体制. 2

雷一宁：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4

陈奎德：1957反右︰思想国有化. 14

金为民：中国民主改革为何举步艰难？. 21

铁  流：六十年大陆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师？. 28

刘凤麟：冤民临终泪. 30

蒋绥民：论“右派”的抗争与反馈. 38

陈仁德：六十年忆巫峡之巅的惊世大标语. 42

林永万 后永年：千古一魄. 51

陈光寒：血泪斑斑的记忆. 55

易迎祥：我亲历的湘阴县反右运动. 67

苏  瑛：我所亲历河口县整风反右运动（纪略）. 75

魏慎之：我的右派生涯自述. 82

马万才：大炼钢铁亲历记. 86

郑明桂：魂断婺州. 88

王洪儒：我是怎样成为“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的？. 91

江  婴：《 悲愤诗 》——反右祭. 96

燕遯符：致一位老先生的信. 100

铁  流：就《往事微痕》遭到有关部门非法截堵一事，
铁流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第八封公开信. 103

友谊回声    周家元、陈静宁、俞安国、魏巍. 106

遏止腐败的最佳选择是改革政治体制

 

杜  光

《参考消息》7月5日摘载香港“亚洲时报在线”7月3日文章《中国的体制外体制》，认为遏制“三公消费”，必须改革财政体制。所谓“三公消费”，指的是公车支出、公费出国、公款吃喝。根据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透露的数据，“三公消费”一年高达9000亿元人民币。如果加上那些华而不实的“政绩工程”，“三公一工”的糜费每年当在万亿元以上。

“三公消费”是变相的贪污，就侵吞国家资财用于个人享受这一点来说，它同贪污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如果说，近几年揭露的贪污大案只是涉及贪官和相关人员的腐败，那么，“三公消费”反映的是党政机关腐败的普遍化，从它的本质和危害来说，应该正名为“三公腐败”。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听说有哪个官员是因为“三公腐败”而受到惩处的。由“法不责众”引申出“腐败有理”，正是官员道德普遍沦丧的深刻表现。

“亚洲时报在线”的文章引述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的看法，认为解决“三公消费”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财政体制，实现财政的统一和预算的有效监督。这当然不失为扭转“三公腐败”局面的一个良策。但是，财政统一和预算监督都不是单纯的财政体制问题。症结在于，在我们现行的政治体制下，政治权力受不到应有的制约与监督，任何一个党政官吏，上至最高领导，下至基层干部，以至临时聘用的管理人员，都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或侵吞国家资财，或压榨平民百姓，以满足个人的贪心和私欲。“三公腐败”就是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的必然结果。“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导致腐败”，确实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即使改革财政体制，也只能停留在文字形态的所谓制度建设上，而不可能真正实现财政的统一和预算的监督。所以，要从根本上遏止“三公腐败”，就必须改革政治体制。

对政治权力实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要义。要实现这个要求，抽象地说，问题并不复杂，只要切实贯彻宪法的有关规定就可以达到；特别是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法院和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权利，如果这些权力和权利都能实现，就可以使政治权力得到应有的制约和监督，有效地防止滥用权力，遏止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但具体地说，这样一来，势必损害许多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将被迫奉公守法，克己自制，无法获得从“三公腐败”中得到的物质享受，以及其它可以通过滥用权力而获得的种种好处。这是那些既得利益者所无法容忍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阻挠政治体制的改革。这就是为什么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很难触及政治体制的深层根由。一年来的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所隐含的内在本质，也在这里。

从去年司马南、陈奎元批判普世价值发轫，到全国人大和政协主席台上的“绝不照搬西方那一套”、“中国决不能搞‘三权分立’”，从《求是》杂志和“乌有之乡”的大肆喧嚷，到中宣部出版《六个“为什么”》，将近一年时间，那些“三公腐败”的得益者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高潮。他们特别热中于批判“三权分立”。《六个“为什么”》甚至单列一节“中国决不能搞‘三权分立’”，洋洋两千余言，逻辑混乱，论据无力，却包藏着拒绝制约和监督的祸心。《六个“为什么”》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宣言。

从理论上说，“三权分立”与其说是一种政治制度，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原则。按照这个原则，不同职能的权力机关既独立地行使自己的职权，又相互制衡，相互监督。至于怎样按照这个原则来设计具体的制度，当然要根据各国的国情。在欧美各国虽然大都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但各有不同的具体制度。这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所谓“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之类的批判，实在是无的放失。

“三权分立”作为一个政治原则，它的意义就在于防止权力的滥用。在我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那些既得利益者的既得利益，包括“三公腐败”，可以说都是凭借滥用权力而获得的。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权力制衡和相互监督的制度，就杜绝了他们继续获得不法利益的财路。更确切地说，断绝了他们继续腐败的道路。这才是那些既得利益者声嘶力竭地反对“三权分立”的根本原因。

近几年来，腐败之风遍全国，在社会各个领域都不时地传来腐败的恶臭。分析起来，恐怕不能不说是党政机关的腐败起了带头作用。所以，要遏止全社会的腐败现象，首先要克服党政机关的腐败，这就使改革现行的政治体制，建立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显得更加重要，更加迫切。希望执政当局中的明智而清廉的力量能够认识到，由于全社会的腐败普遍化，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面的腐败正在不断吞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平民百姓的不满日益膨胀、日益强烈。如果不能及时遏止腐败的蔓延，势必产生严重的后果，国将不国，党将不党。而扭转这一趋势的最佳选择，就是积极而稳妥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形势紧迫，时不我待，应该是迅速作出决断的时候了。

                                         2009年7月10日

六十年来的中国教育

 

——再谈“救救孩子！……”

雷一宁

      钱理群先生为我写的书序《向“伟大的中国女性”脱帽致敬》（注：见《往事微痕》第23期〈雷一宁专集〉，本文所引我的文章，均出自此专集），我早已看到。拜读之后，心里有许多话要说，可是由于疾病和治病，身体和思想都处于半麻木状态，加之这些年的“脱胎换骨”，思想也早已处于僵化状态，始终未能把内心的想法理出个头绪。这些天，翻了翻手头的鲁迅先生和李慎之先生的著作，才渐渐得到一点儿灵感。

    钱先生经历过“整风反右”和文化大革命，对鲁迅先生有深入的研究，他和我一样，也是个孩儿王——教师，对中国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有深刻的了解，铁流先生请他为我写书序，再合适不过了。但他称我为“伟大的女性”，我实在不敢当，我只是个平凡的女人，写文章的目的，只是为了悲剧不再重演，为了子孙后代不再遭遇我们曾经遭遇过的厄运。保护孩子，是女人的本能。记得在我当学生时，老师讲巴黎公社历史时，讲过一幅名为“巴黎公社社员墙”的浮雕，画面很简单，只是一个（面对反动势力）伸开双臂保护她身后的许多孩子的女人。当时老师未能展示实物，哪怕是一张照片，但他形象的描绘使画面清晰地呈现在我脑际，至今不忘。现在，我要履行的就是这个对女人来说再平凡不过的职责。几十年来，我，作为一个母亲，没能把“爱”给予孩子们（包括我的儿女）；作为一个“教书匠”，只是身不由己地做了无产阶级政治/“党”的喉舌，我欠了孩子们太多太多。

    作为一个读过几本书的女人，我深深知道几千年来女性的厄运，也耳闻目睹了现当代中国女性的遭遇，还亲自品赏了中国女人的苦难，深知女人要真正解放，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前巴基斯坦女总理贝纳齐尔·布托，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在事业上不亚于男性，却按传统做法把自己的婚姻大事交由母亲决定和包办，婚后对丈夫又十分顺从，以至自己的政治生涯甚至生命都葬送在这贪腐的夫君手里；日本皇太子德仁的妻子小和田雅子，也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精通六国语言，婚前便是日本外务省的明日之星，可婚后却为能否为皇室传宗接代而受尽委屈，以至罹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们，地位够高的了，读的新书够多的了，却仍然逃不脱厄运！这典型地表明，女人，尤其是东方女人的命运至今没有改变，用李慎之先生的说法，那就是“五四那点启蒙的力量实在不足以撼动中国两千多年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传统”。我之所以忍着往伤口上撒把盐的疼痛回忆这些往事，只是为了做一块漫漫长路上的踏脚石，使后人少走些弯路。为了写得更典型集中，我曾想把我自己、沈巧珍和另外几个女右派融会贯通写到同一篇文章中，但在快要成文时，有关的人严正地提出，这会给她的家庭带来伤害，不同意我写，而且文章也显得冗长。于是我把有关的内容删除，并把一篇文章分成几篇，不过所表达的仍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思想，即马克思的这句话：“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生儿育女是女人的天赋使命，有句俗话，“孩子是女人身上掉下来的肉”， 写女人，不可避免要牵涉到孩子。试想，“爱”这个造物主赋予人类的最原始最具体的人性，是在家庭里，在抚育子女的过程中，在父母亲主要是母亲的“爱”的熏陶下形成的。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鲁迅在《灯下漫笔》中，引述了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人的十个等级之后说：“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认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男孩子尚有跳出这奴隶地位的日子，女人是永无出头之日的（除非她甘心扭曲自己做丈夫/男人的附庸/奴隶），一个正常的女人所剩下的只有造物主赋予的他人难以剥夺的“母爱”了。可在社会主义新中国，连“母爱”都被打翻在地（详见224-226和233-235页，《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及《魂系，归来！》），中国的孩子连本来就少得可怜的母爱都不能得到了，多么可怜！    

    早年的鲁迅曾把改变中国社会的“吃人”本质，改造中国国民的奴隶性格的希望，寄托在孩子/青年人身上。1918年，他在《狂人日记》中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之后，1919年又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明确地对父亲们提出：“自己背负着因袭的重担，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他就以做一块“踏脚石”为己任。可是，后来，事实教育了他，他对孩子的明天有了更深的忧虑。于是，在他去世前的1933和1934年起，又接连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在《上海的儿童》和《立此存照（七）》中更是直截了当地重复“救救孩子”的呐喊。

    1949年，在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我们这些当时的孩子，无不欢呼雀跃，以为中国再不会发生“吃人”的事，中国人不再是奴隶了。谁知，吃人的事却在变本加厉地重演，“救救孩子”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去年，汶川大地震之后，我听到了许多类似于“救救孩子”的呼喊，看到了许多对“爱”的呼唤。那许多被压在废墟下的鲜花般的生命，一下间唤醒了人们与生俱来的共同人性，唤醒了人们沉睡了几十年的社会良知。我十分高兴，似乎看到中国人从鲁迅所谴责的思维习惯“瞒和骗”中摆脱了出来；似乎看到鲁迅最希望的中国人所最缺乏的“诚和爱”终于回来了。岂知，不久后揭露出来的“三鹿毒奶粉”事件，又把我打入失望的深渊，几千年的专制统治，使许多劣根性已经凝固为国人的血液，很难删除了。要改革中国，要改造中国国民的劣根性何其难哉！于是，我在《魂兮，归来！》一文开头引用了另一句话：“我向上帝宣誓：我憎恨和反对任何形式的对于人类心灵的专政。（I have sworn upon the altar of god eternal hostility against every form of tyranny over the mind of man.）”这是美国第三任总统杰佛逊(Thomas Jefferson)的话……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狂人日记》的结尾是两句话和一个省略号：“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鲁迅还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很明显，他不是指没饭吃没衣穿的孩子，而是指在“吃人”的重压下挣扎的孩子，是指在“心灵专政”下痛苦呻吟的孩子。“心灵”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不正是91年来“救救孩子”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的原因吗？因此，要完成“救救孩子”的使命，必须首先弄清楚到底什么是“心灵”？ “心灵专政”是怎样进行的？这“任何形式”都有哪些？……如果人脑像电脑一样，能用灌满专制独裁者的思想观念的软件来代替原有的软件，事情就简单了。可是，不能！

    我翻查了手头能找到的工具书，发现“mind”一词有多种意思和用法，作为名词，第一位的意思是头脑，精神，心（神）；接下来是：意向，愿望，心理，心情，理智，智力，感觉，情绪，记忆等等。《美国传统辞典（双解）》中说：“头脑、心（神），人类产生于大脑的意识，尤以思想、知觉、情感、愿望、记忆和想象力体现出来”；还说它是“精神、智力的本源”。这么说，“对人类心灵的专政”，也就是“对（人类思维的物质）头脑的专政”，便是对头脑所产生的一切，如精神、智力、思想、感情、记忆等等的专政，换个形象具体的说法，不就是“洗脑”吗？

    现代科学证明，人来到这世界时，其头脑的神经，虽然部分已在母体里由受精卵的基因连接成通路，如，控制呼吸或心跳等，但还有数以兆计的神经未理出头绪，就像工厂里尚未装入软体的电脑晶片。它们像一张白纸，有无限的可能；它们在等待刺激和经验（即被使用），才会连接成脑部的通路。如，抱着孩子，让他看颜色鲜明的画图，孩子眼睛的视网膜神经便与脑部的视觉神经发生联系；触碰孩子的手掌，他用手抓你的手，然后放掉，你再碰他，他再抓，再放掉……反复多次后，他手部的神经加强了和大脑皮层感觉运动神经的联系。如果不给孩子以刺激和经验，不去使用这些神经，这些神经便会逐渐死亡，永远连接不上了。这些神经连接的最佳的时机是6 个月，最多是三年。所以有“6个月，定一生”的说法；中国也有句古话：“三岁看大。”也就是说，人脑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塑造的最佳时期是脑发育的关键时期，时间越早越好。“洗脑”正是抓住人脑的这一特点来进行的，请看《往事微痕》第一期中纪增善的《小学生的呐喊》一文吧，刚解放时，孩子的头脑就是这样被洗的！经过八年的洗脑，到1957年，这些小孩变成大孩子后，他们已经不会发出和老师不同的呼喊，于是，当领袖、导师发出“帮助党整风”的号召时，他们毫不犹豫地就相信那是伟大的正确的，谁会想到那是 “引蛇出洞”的“诱饵”呢？当伟大的“号召”变成了卑劣的“诱饵”时，孩子就由“好人”变成了“坏人”。名副其实的“语言游戏”！     

    据说，1921年1月，列宁签发了一道命令：《科学家巴甫洛夫的杰出成就对全世界工人阶级具有巨大意义》，要求对巴甫洛夫和他的实验提供物质保障，包括狗食（巴甫洛夫是以狗来进行条件反射实验的）。为什么在这个新政权刚诞生不久，在人们都缺衣少食的“大饥荒”日子里，在强调人的先天因素的遗传学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时期，要签发这样一道命令？后来，在独裁专制的斯大林统治的五十年代初期，苏联更公开采取政府行为，强行推行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用以改造教育学心理学，尽管巴甫洛夫早就坚决否认自己是个心理学家，他之获诺贝尔奖也是由于他在生理学或医学方面的研究，与教育学心理学无关。这都是为什么？因为，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为他们提供了重塑人性/扭曲人性的可能，说直了，就是为了对心灵实行专政，为了洗脑。

    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说明了大脑皮层的神经活动规律，他通过实验证明，学习是条件反射的建立，记忆是条件反射的巩固，一切复杂的习惯、行为都是通过很长系列的条件作用逐渐形成的。条件反射有两种，一种是非条件反射，即人和动物先天具有的本能，如，吮奶、吞咽等；另一种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条件反射，它是个体后天形成的一种心理反射，它是以“非条件反射”为基础形成的、在头脑里建立的暂时联系，既不是先天具有的，也不能永远保存。它可以随着刺激的反复出现而强化；也可以随着刺激的消失而逐渐消失。如，狗吃肉会分泌唾液，这是非条件反射，这反射反复多次之后，这部分神经通路渐渐加强，得以巩固，以致后来只要肉的形状和气味等一出现在它面前（并没有让它吃到嘴里），它就会分泌唾液，这就是条件反射。如果把狗换成人，只要这非条件反射的神经通路已经形成，只对他说“肉”，他便会分泌唾液，“语言”这个第二信号系统，可以像真实的“肉”一样，刺激人的神经。只有人类才有语言，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它们是在人类千万年的社会劳动和交往中产生并巩固的。词语是客观世界中具体信号（如，铃声、灯光等）的信号，是现实的概括和抽象，人类借助词语进行抽象思维，并表达思想，它是人类思维的物质基础；词语可以成为刺激物，用来刺激人类的神经，形成条件反射。…… 2007年在洛杉矶举行的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林培瑞（哈佛大学博士，普林斯顿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先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们为什么觉得反右那么重要，那么‘关键’？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外国汉学家，从局外看觉得中国的文化特别看重语言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在古代中国，语言‘正’是道德的根本，道德语言一颠覆，祸害便会来临。我觉得从‘百花齐放’的揭露真相过渡到‘大跃进’的谎言就是这么个过程……在反右和大跃进期间，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而且是一种非参加不可的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这些假话，刺激着13亿中国人的神经 ，在每一个人的头脑中形成通路，人，大写的“人”都变成了重复谎言的机器人，根本不会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便是中国人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根本原因——写到这里，我又糊涂了，难怪郑板桥的“难得糊涂”说始终在神州大地流行。按理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可在现实生活中又像是有阶级性的，如：大陆说“49年解放了”，台湾说“沦陷了”；出身于地主、富农、资本家的，解放后大陆说“出身不好”，解放前和在台湾却说“出身好”；现在，有人说1957年北大的五一九运动是北大的光荣，要努力伸张它，有人说是北大的耻辱，千方百计地要抹煞它 ……   

    49年解放后，“一边倒”地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教育也不例外。1949年12月23日

    解放后，学校里取消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动的政治课程、公民读本及国民党的训导制度”，代之以政治课和政治辅导员/班主任，院系调整时在师范院校中新设了政治教育系，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理论从此成为师范院校的必修课，这就是要求教育及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无条件地运用条件反射理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请注意，我此文所谈的教育，是广义的，包括社会教育、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胎教等。

    其实，条件反射理论并不是巴甫洛夫的发明创造，中国的统治者早就运用这原理对其臣民/子民进行愚民教育/奴化教育，从两千多年前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到不久前的“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等等，都是典型的对心灵的专政。只是由于中国人既不习惯也不善于逻辑思维，也不去做科学实验（归纳思维），没有把它上升为理论罢了，如，“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谈虎色变”，“三人成市虎”就是人们能了解的事例；现代还有“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说的都是：条件刺激重复多次之后，有关的神经就连贯起来，原来不存在的“通路/网路”就贯通了。当大多数人都建立了反常的神经通路之后，那少数正常的人，就成了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疯狗”（详见第45-49页，《魂兮，归来！——一个女右派的遭遇》一文），被视为患了精神病。最近，中国的上访民众不是都被定位为“精神病”吗？还有邓玉娇，她因为反抗了几千年来形成的一条潜规则——金钱能使鬼推磨，而必须进监狱；最后，是由于她“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心境障碍，即神经有问题）”，才幸免于处罚。多谢网民们对她的救援，终究时代不同了！互联网对“心灵的专政”是极大的冲击，统治者正千方百计要改变这种局面，变被动为主动，要强制往在中国生产和出售的电脑里装“绿坝”过滤软件就是其措施之一，而且冠冕堂皇地以保护孩子的名义，他们自己竟成了理所当然的“父亲”！还是由于网民的抗议 ，这规定暂缓执行了，不过也只是“暂缓”而已——行文至此，得知一个最新消息，在各方的强烈抗议之下，当局取消了强制往电脑安装“绿坝”软件的决定了，但是学校和网吧等公共场合不受此限。乍一听到此消息，不得不为他们对孩子的爱护所感动，他们要为未成年的孩子筑起一道绿色的堤坝，使孩子纯洁的心灵不受污染呢！然而，姑且不论他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对孩子的心灵实行专政，“绿坝”以外那些洪水猛兽般的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东西能挡得住吗？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呢！为什么不从根本上来治理？为什么不采取坚决措施来禁止成年人散发那些黄色的、黑色的、红色的毒气？

    中国几千年来“指鹿为马”式的教育，使“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阶级斗争为纲；“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夫虽不贤，妻不可以不顺”；“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一套所谓“仁义道德”，凝固成了中国人的心理习惯、思维定势，难以改变了。何况， 马克思的这句话至今仍被断章取义地作为一个基本原理运用着：“每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详见192页，《脱胎换骨纪实续》），他们维护这一套东西是理直气壮的，尽管不得不对这些东西来一番包装，给它们披上美丽的外衣。       

    人都是历史的产物，无论鲁迅先生还是我们，从一来到人世，这些陈旧的思想观念就紧紧包围着我们，陪伴着我们一步步跨进人生，度过童年、青年、老年，单靠零零碎碎地读了几年“新书”，是不能摆脱这些有几千年历史的专制文化传统的，就连勇于自我解剖的鲁迅，在晚年也不再把自己看作“先驱者”，而是把自己比喻成一个抽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罢了。咱们呢？一旦做了父母，就会有意无意地用这一套东西来教育子女；成了教师，就会以这一套来教育学生；既不是父母也不是教师的，也还是一个存在，是构成中国这个大环境的一分子，咱们的思想意识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熏陶、浸润着下一代——祖国的希望和未来。

    因此，我在《脱胎换骨纪实续》中说：“要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必须从家庭内部改起，必须从改变中国人的风俗习惯、生活习惯做起，‘家庭’乃是丑陋的中国人得以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最小的，也是最具体的‘酱缸’。”

    因此，要救救孩子，首先要救救成年人，救救父母，救救他们的心灵；要救救心灵，首先要改造教育；要改造教育，就必须使教育跳出被经济基础决定的窠臼，跳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条。我曾说，教育是否被经济基础所决定，是否是上层建筑，至今没有定论（详见第192-193页《脱胎换骨纪实续》），可60年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铁定的方针。事实胜于雄辩，还是来看看六十多年来，这条教育方针为中国培养出什么样的人吧。先看正面的，可是，我首先遇到一个难题，以什么为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能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弱势民众争取权益和机会的社会良心？产生了多少既有自尊也能自律，既能自强也会自胜，既能伸张自己的权利也能担当自己的责任，能独立、自由地思考的真正的现代公民？产生了多少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恕我孤陋寡闻，找不到合适的官方认可的例子。那就换个标准，在这教育方针指导下，产生了多少德育、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太抽象了！什么是“社会主义觉悟”？按毛泽东在“老三篇”中提出的标准去找总不会错吧：像老愚公那样，决心把挡在前进路上的大山挖掉的人，不过，……大的就免谈了，就看邓玉娇吧，她只不过想把压在身上的一座小小的山搬掉，就差点儿挨蹲大牢，看来，“山”是不能随便搬的。那么，像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人。自从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有一部分人富起来了。据说，这种富豪的人数，虽然在人口中的比例只占百分之几，拥有的财富却超过了总人口财富的一半！然而，只听说这类人，有用巨款为自己或儿女举办盛大婚礼的，有用巨款为儿子举办极排场的生日的，有用巨款为自己修建豪华住宅的，有用巨款为自己或父亲修建漂亮坟墓的，还有不少是携巨款带家眷潜逃国外的……有几个肯用巨款来兴办慈善事业，或修建学校的呢？还是找不到恰当的例子……再看负面的，那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出身很好或较好的孩子，有的成了宋彬彬/宋要武那样的，双手沾满鲜血至今仍不能反思、不会忏悔的“英雄”；有的成了官方文件中提到要严打的“少数违法犯罪者”（详见《抢救历史 刻不容缓》）；有的成了骑在人民头上胡作非为的贪污犯、官老爷或投机倒把的大贾；满脑子“知识”的精英，多数也只会点头哈腰，歌功颂德；至于更多的并非出身不好的孩子，由于被剥夺了平等竞争的机会而沦落到社会底层，成为不知现代公民为何物的，“暂时做稳了奴隶”（鲁迅语）的臣民/子民。解放后，由于要继续革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在造成一个出身好的统治者阶级的同时，还造成两个贱民阶级，一个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奴，他们既没有土地和生产工具、也没有劳动自由，完全失去了独立自主的物质基础；另一个就是地富反怀右及其子女，他们不仅在经济上一无所有，在政治上还受尽打压。这两类人的“被剥夺”是必然的。（关于这点，请看《往事微痕》第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中，杜光先生的《在贱民家庭的阴影里挣扎成长》一文。）毛泽东在《愚公移山》一文中曾说：“……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谁知，解放后“上帝”竟变成了“奴隶”！……这些，难道不是实事吗？这种状况还要继续下去吗？

    救救孩子吧！

    李慎之先生去世前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修改宪法与公民教育》，他说：“中国现在要赶上先进国家，要实行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要解放被专制主义所扭曲了的人性，发扬每一个人的本真人性。换言之，也就是要培养人的公民意识，使在中国大地上因循守旧生活了几千年的中国人成为有现代意识的公民，有人的觉悟的公民……”为此，他在文章末尾表达了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的愿望：“如果一个人真的还有下一辈子的话，那么，我的最大志愿就是能在下一辈子当一辈子的中学公民教员……编一套12册的中学公民课本。”行文至此，我想到前几天在“凯迪网络·文化散论”（www.cat898.com）上看到的的文章，《奴化教育喷撒“迷奸粉”》（作者苏中杰）中的话：“近几年出现了个热门话题：公民教育。……公民的‘启蒙老师’一批刚喷完口水，就又来了一批。说得天花乱坠，讲得云天雾地，听得人神志昏迷。迷蒙中，凉水在额头上一激，才发现“启蒙老师”没说什么是公民，也没说公民的现代意义，只说要做个好公民，就要‘谦逊忍让，理性宽容，热爱祖国，克服暴民作风’。……”如果，避而不讲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等等公民课的基本内容，而孤立地讲这些内容，这岂不就是教育学生做一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臣民/子民？这岂不是借“公民教育”之名，行“心灵专政”之实 ？

    救救这些“启蒙老师”的心灵！

    半个多世纪之前，当时的大孩子谭天荣曾经发出“救救心灵”的呼喊（见他于1957年6月24日

    现在，谭天荣们的后人，比他们的父辈彻底了，干脆“向这个喧嚣功利的现今世代”发出了“拒绝出生”的呼吁：“没有足够的爱和责任感，不具备一定教育常识的人，请你们不要做父母！你们的孩子有权拒绝出生！”此话见铁流先生主编的《往事微痕（28期）·“五七”二代特刊·一个“家庭右派”在“病梅馆”的成长经历》（作者，冰眉）一文。现在，在互联网上，这类议论多起来了，如，萧瀚写的《蔑视母亲的民族没有未来》，文见“天益网”（www.tecn.cn）。可是，近来，想要打开天益网时，出来的都是The page cannot be displayed。这是怎么回事？一打听，原来是“未作任何通知就封闭了天益的域名”。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网站，竟遭此厄运，这又是 一个对心灵专政的 典型事例！

    最后，让我引用一段话：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 中国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只是她父母福气的材料，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大了以后，幸而生存，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不是‘人’的父亲，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仍旧贯如之何’一语出自《论语·先进》，大意是：仍然按照旧的习惯去做，又怎么样呢——雷注) ……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一年级。

    “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文见鲁迅写于1918年的《朝华夕拾·热风·随感录二十五》。如果把这这段话中有关特定时间的词语如“前清末年”等删去，不是很像是针对现在而说的吗？91年了！由此可见教育任务之艰巨、周期之长了。新中国的第一个30年，毛泽东以斯大林式的独裁专制，搞得民穷财尽，人民沦为只说假话的机器人；新中国的第二个30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资本主义之实挽救了社会主义之名，人民才获得一点点言说的权利；现在，新中国的60年大庆已轰轰烈烈地举行过了，后面的路该怎么走啊？咱们的孩子何时才能毫无顾虑地对那赤身裸体的皇帝喊：“呀！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啊！

拖拖拉拉写了很长时间，鲁迅先生的

                         2009年10 月2

1957反右︰思想国有化

 

陈奎德

一、缘起

 

1956年，在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工商业改造，完成了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在共产党统治的脉络里，在唯物主义的逻辑下︰由经济而政治，由物质而思想，接下来的运动箭头，将直指精神领域。那就是︰思想的国有化。

1957年，中国大陆发生反右派运动。作为一个历史性标记，它是中国的思想国有化的完成礼。这场运动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国际国内背景是什么？它是毛泽东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还是面对未必充分估计的严重挑战而紧急实施的镇压？从根本的意识形态情势来看，在政治上铲除自由主义者及其组织，消灭潜在的政治对手，是中共领袖毛泽东的基本政治直觉。根据苏联解体后的秘密档案，可以发现︰实际上，差不多在反右十年之前，在中共取得政权之前的1947年，毛泽东就已暗露杀机，想要抛弃盟友，独霸山头了。

1947年11月30日，毛致电斯大林说，「一旦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经验，除中国共产党之外，所有政党都应该退出政治舞台了，这样将会加强中国革命的势力。」

斯大林不赞成毛的这个意见，他在1948年4月20日的复电中说︰「中国各在野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中的中间阶层，并且反对国民党集团，所以应该长期存在，中国共产党将不得不同它们合作，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同时保持自己的领导权，即保持自己的领导地位。可能还需要这些政党的某些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布为联合政府，从而扩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础，孤立帝国主义及其国民党代理人。应当考虑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政府，就其政策而言，还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目前还难以预料这将持续多长时间，至少在胜利后会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暂时还不能实现土地国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没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财产，也不能没收大土地占有者以及依靠雇佣劳动的中、小土地占有者的财产。 要等到一定时候才能进行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以外，也还有其它政党参加人民阵线。」 （注）

从这里可以知道，早在1947年的11月，那时国民党还有强大兵力，战争胜负未分的时候，中共还在向民盟等民主党派大灌蜜汤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在筹划抛弃民主党派了。只是因为斯大林的电报，只是因为毛当时还需仰赖斯大林的军事政治经济支持，才未敢犯上，把这事推迟。虽然推迟了，但是毛仍顽固坚持其反自由主义的主张，其基本目标始终未变。不久之后，在1949年毛写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他就已经敏感地把他所谓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划为美国人「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人，从而已经把他们打入怀疑和整肃的范畴中。在毛的词典中，「民主个人主义者」就是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者」（至于毛在延安发表的文章「反对自由主义」中的所谓「自由主义」，则与自由主义是完全无关 的）。毛的这一战略，一方面出于他的意识形态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出于毛本人反智主义的内在本性。

因此，顺理成章，毛在进城后，很快就把自由派看作自己最主要的敌手。中共取得政权后，大部分中国的自由派人士，分赴欧美与台湾香港，除沈潜下来的极少数人外，经过建政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洗脑」，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一时悄无声息，几乎断了香火。广袤神州，一片沉沉死寂。人所共知，以民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左翼，当年基于其反蒋的历史情结和费边主义的思想渊源，曾经把政治同情转向共产党，在国共之争中是为中共出了力的。然而，1949年中共夺得天下，地位发生了变化，「人一阔，脸就变」，昔日的盟友，就像「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自由在共产中国的最初啼鸣，以及自由主义所遭受的致命一击，发生在1957年。

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极大地震撼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因为他们看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内知识界和民众的不满情绪及其巨大力量。 但是毛自视甚高，他认为自己与那些东欧的党领导人不同，认为自己真正获得了广泛拥护，不会重蹈覆辙。他在寻思一条中国的独出心裁的道路与方法。

1957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出了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动人口号，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运动，帮助中共整风。毛在一个讲话里呼吁知识分子大胆批评中共的官僚主义，他声称要形成一种更加生气勃勃的活跃的政治空气，以区别于东欧国家。而1957，那是留守中国的知识人的少年期。虽感乍暖还寒，但自认身处早春。开初，由于经历过中共的「思想改造」，知识界心有余悸，诚惶诚恐，不敢说话；然在中共的反复劝诱下，耳闻目睹当局之情辞恳切，求言若渴，在毛泽东再三承诺 「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大鸣大放中，一批沉默郁闷了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老年的、中年的、青年的——经过反复踌躇，终于鼓足勇气，破土而出了。知识人被压抑了七、八年的赤子之诚终于被触动，仗着童真可鉴，他们披肝沥胆，慷慨陈言，发出了自己的自由之声，于是，出演了中国现代史上惨烈的一幕。

二、鸣放

 

 著名自由主义者、原《观察》杂志总编储安平先生提出「党天下」之论，指出︰中共「把国家当作共产党所有，全国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共产党做头，事无巨细都要党员点头算数，成为共产党一家天下。」章伯钧先生提出了成立「政治设计院」的构想，主张各党各派应当「轮流坐桩」，都有权设计中国的政治道路和具体政策。而自由派政治活动家罗隆基则提出了「平反委员会」的设想，实际上是要求中共对1949年之后打击知识界、迫害中国人的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进行平反昭雪。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如潘光旦、费孝通、钱伟长、曾昭伦，以及一些年轻的党内知识分子如刘宾雁、王蒙，以及更年轻的大学生如林昭、谭天荣、林希翎、张元勋，“五一九”运动涌现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对中共领导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批评，一时风起云涌，议论纷纷，群情激昂。在这一「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原来与共产党连手反对国民党的，作为自由主义重镇的民盟，起了先锋与中坚的作用，其它民主党派也发表了各种批评意见。在1957年6月8日之前，人们看到的是一片生气勃勃，议论丛生，同时也是风和日丽，歌舞升平的「政通人和」气象。执政当局虚怀纳谏，谦恭之态可掬……。

三、逆转

 

然而，几番言论下来，毛泽东却日益惊恐不安，再也坐不住了。不难想象，在读到中国那些上层知识分子的整风发言后，毛的头脑里呈现的是一幅布达佩斯「裴多菲俱乐部」里嬉笑怒骂嘲弄共产党的图景。那是仅仅一年前翻滚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上空的政治风云。

除国内「老右」们日益锐利的言论外，在国际上，先后有三桩事件是毛转向反右决策的心理背景︰首先，在苏联，赫鲁晓夫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但却成了毛氏晚年的一桩重大心结。其次，在波兰，借反斯报告之风，1956年3月，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大批占据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 民众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于是，1956年6月，波兹南市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要求面包、自由以及终结苏联的支配。10月19 日，波兰联合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结束苏联控制。会议期间，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带了六人从莫斯科飞抵波兰，要求把亲苏的波兰党与军队的头目保留在政治局中。 但是，波兰党蔑视苏俄压力，开除了亲苏头目，并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此为东欧举事之滥觞。

第三，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从１９５６年10月21日开始，爆发了大规模学生与工人的示威，呼吁威望很高的纳吉(Imre Nagy)上台组织政府，并强烈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匈牙利工人党于10月24日提名纳吉出任总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在随后几天里，纳吉的新政府对 街头反叛者的要求作出了更多的让步。10月30日，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同时，他还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31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 和其它城市，11月2日，纳吉谴责了东欧共产国家的军事防御体系，并宣布匈牙利中立。此举超出了赫鲁晓夫改革所能容忍的限度。11月4日，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悍然派遣苏联装甲部队开入布达佩斯和其它大城市，严酷地镇压了匈牙利的独立运动，纳吉也被处死。起义虽被弹压，但毛氏的疑惧情结则愈发深重了。

毛的上述情结迟早会发酵的，并且，还将是倒海翻江似地发酵。

众多的事实和研究都表明，从直接原因看，确实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决策。这点不可否认，有众多史料为证，兹不赘述。但从长程的历史追踪分析，从毛泽东后半生的基本行为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看︰习惯性的朝令夕改，以及反斯大林报告后毛的左倾意识形态和自保心理强化，恐怕才是最基本的根据。那些言论，只是导火索而已。而后面这一更基本的因素，长期地毒化了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以及基本道德水平，毛泽东感到匈牙利事件的阴影逐步逼近，他认为上述那些言论已经危及他和中共的领导地位。于是，背信弃义，抛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承诺，决定反击和镇压。

黑云压城。一场以言治罪的超级文字狱——反右运动，在中国大陆降临。 他先发表社论，把自己的声音称作「工人说话了」，从而吹响了所谓「反击右派进攻」的号角。然后亲自写了「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等文章，声色俱厉，直捣民主党派的言论阵地。他利用中共控制的天罗地网——各级党组织召开对右派的批判会，划定各单位应揪出的右派的比例。顷刻之间，风云骤变，霹雳击地。1957年6月8日，一场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反智狂涛，自北京兴起，扫荡全国。当局遽然变脸，以言治罪，以文下狱。 整个中国变成一个精神裁判所，党、行政、立法各部头目统统成为司法官，裁决言论，裁决文字，裁决思想。事实上，其时的中国已经成为一座囚锢灵魂的大监狱。于是，中国100万以上的知识菁英、专业人才中箭落马，被打入地狱；一大批从国外归来或在国内受教育的高级人才，被打成「贱民」和「不可接触者」， 流放到边远的地方，20年不得翻身；中国最优秀的一批知识分子被打入「另册」，不获使用。中国等于被砍了脑袋，真正正直敢言聪明有才的人几乎都从自己的专业岗位上消失了。这100多万右派的遭遇，个个都可以写一部椎心沥血的伤心史，很多人没能熬到平反的日子而含恨死去，默默地消失在穷乡僻野的尘土之中了。
    反右派运动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因言治罪的文字狱。它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中国走上了一条对抗现代文明的反智主义的极权道路。它是中国之后一系列重大政治运动的滥觞。其所以称反右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字狱」，其原因在于，那是一场极其典型的以言论文字入罪的迫害，同时，它涉及人数竟达一百万之众！每人皆仅仅因几句话，几行字，就堕入地狱，毁灭一生，万劫不复。中国历史上何曾有过如此巨大规模的文字狱？世界各国上何曾有过如此巨大规模的言论罪？人们曾见识过秦始皇悍然实施的焚书坑儒，人们曾见识过明代朱氏王朝以文字入罪，戕害士人，人们曾见识过有清一代的160多起文字狱，诛人计达千余人之众。人们也曾见识过公元四世纪罗马皇帝一纸圣谕，焚烧了基督教《圣经》，人们还曾见识过希特勒德国的「焚书坑犹」——1933年德国冲锋队员焚烧 「非德意志精神」书籍的冲天烈焰，以及此后灭绝600万犹太人的焚尸炉火……。古今中外，形形色色，反智主义暴政如过江之鲫，罄竹难书。然而，所有这一切，比起毛氏王朝的反右，小巫而已。

四、后遗症

 

反右，作为共产中国「一言堂」的奠基礼，它使中国只剩了一支笔︰「毛」笔；只剩了一种文体︰毛文体；只剩了一种声音︰中共中央电台那高亢单调的「毛式社论」。五七年，国人智力萎缩，文明退化，使中国人在心智上蜕变成了婴儿。五七年，国人廉耻不张，伦理退化，使中国人在道德上蜕变成了痞子。从此，中国上下，鸦雀无声，噤若寒蝉，这种政治气氛为一切荒谬绝伦、残酷暴虐的行为开了绿灯。从此，一系列政治运动连绵而至，中国进入暗无天日的时期。1957年中共的毛泽东和邓小平掌控的「反右」运动，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逆转」，也是对世界自由和民主资源的一次大摧毁、大破坏。从此，中国的「民主党派」失去任何独立性，成为政坛摆设的八个花瓶。多党民主政治已成遥不可及的梦想了。从此，中国进入所谓「迷失的20年」，从五四开始的自由主义思想及其人物被暴政掐灭，中国大陆进入一段自由传承中止的断裂时期和精神沙漠的荒芜时代。所以，把1957年中共的「反右」称为历史的「大逆转」，是有其充足理由的。它是对中国民主自由资源的一次大摧毁、大破坏。
   人们注意到，1957年四、五月，仅仅十几天时间，毛的想法说法有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研究反右的朱正说︰「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才过了18天。」一个如此大国家的执政党，仅仅十几天，政治方向就全盘改变了。这是毛氏行为方式的一个缩影。中共此后的一系列做派在这十几天里作了一场经典的表演，淋漓尽致。此类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本领，活脱脱地呈现了毛泽东及其党的道德水平，成为垂范其整个统治时期的行为方式一个基本标杆。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派，在其后的统治生涯中，屡次呈现。

譬如，他在依靠「彭大将军」打天下，出朝鲜后，仅仅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上给他的信中说了几句真话，彭就马上变成「几十年来反对毛的人」了。陈伯达，被毛长期重用，在文革中甚至被任命为文革小组组长，然当其在政治上已无利用价值后，他马上摇身一变而成为与毛「三十多年来从未合作过……」的文人。此类当面说谎的例子，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在意他的「导师」地位，他一直企图「君师合一」︰统治天下，教化子民。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和上流阶层对百姓的「教化」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也就是即儒家的「德化」——小「草」老百姓必随统治者君子之道德之「风」而倒，获得教化。当然，实际的统治方式法家说得更直截了当──「以吏为师」。然而，他带给中国的是什么样的「教化」呢？以吏为师——在这样的毫无信义，撒谎已成习惯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个宗教感相当薄弱的族群，就有了「水稻亩产十几万斤」，有了人人饥馑的「粮食吃不完」，有了全国大炼钢铁，普遍「放卫星」，有了饿殍遍野式的「莺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药遍地的「繁荣娼盛」……人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几乎是全体国人都陷入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文化崩颓的伦理沙漠地带。对毛氏赤裸裸的谎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呈现了全面分裂的境地︰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这多重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导致了「君师合一」的当代后果︰「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这就是 「五七后遗症」——道德伦理的废墟，谎言泛滥的沼泽。今后国人以及各国公众与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中国的精神荒野。

而1957，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一次悲怆的绝响。经历这一次对自由主义的大绞杀，反右之后中国有整整一代人与人类文明的主流——自由主义绝缘。后来的年轻一代中国人，不得不在沦为废墟的精神土壤上，在沉沉暗夜中，默默潜行，自行探究，上下求索，几乎是从零开始。直到七十年代末叶，自由的幼芽才顽强卓绝地重新破土而出， 开始引领中国人精神生命的方向。

中国民主改革为何举步艰难？

 

——读任仲夷谈中国民主改革问题札记

 

金为民

前广东省委书记、中共改革派元老任仲夷与中国历史学者笑蜀纵谈中国改革二十五年，对民主改革问题发表了许多发人深思的见解，我对照历史和现实谈点自己的感受。任仲夷说：八十年代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不象今天敏感，是可以公开探索的，现在却成了不便谈、不敢谈的问题了。甚至在某些场合连民主都成了敏感话题了。中共十五大提出“扩大开放，深化改革”，主要是深化经济改革，确认了“市场经济”的合法性，但政治改革没有深化。十五大报告中只提到精简机构、提高效率等行政改革上的技术层面问题，没有涉及民主问题。不讲民主，就谈不上是政治改革了。笑蜀编著的《历史的先声》，收集毛泽东等人半个世纪前关于民主的言论、《新华日报》社论，显示中共当时既向国民党争取民主权利，也向全国民众作出庄严承诺。大量历史文献证明，中共早年对普世价值的民主制度的向往，其心之热，其志之坚，其意之切，都远超今日的 “八九天安门广场一代”。

中共对民主的态度、观点，为什么执政前后会有如此巨大、深刻的变化呢？改革开放以来，民主改革又为什么会如此举步艰难呢？至少有这几点值得深思：其一，按照斯大林、毛泽东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民主是有阶级性的，向国民党要民主、自由，是为人民大众争民主自由，是正义、进步的；向执政的共产党要民主、自由，就走向反面，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反动派争民主自由了，当然要反对、压制乃至血腥镇压了。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给他们民主、自由，就是对人民大众的残酷不公，甚至是专政了。从苏东和中国的历史来看，这种理论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执政的共产党比之在野的共产党更需要广大民众的民主监督。历史已经严酷地教训了我们，执政后的中共及其各级领导人的政策路线、理论观点、思想作风，能否始终一贯符合人民大众利益，符合不断变化中的国内外实际；能否确保始终一贯不受权力腐蚀，永远”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呢？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实证明，没有一个执政党，包括共产党，能够超越“权力使人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这一铁的法则。除非有超越执政权力的宪政制度能确保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否则必将落入“兴勃亡忽”的周期律。但执政的共产党没有一个建立这种制度。却都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高度集权的一元化领导，实为凌驾于全党全民之上的领袖专制，而且是绝对地无所不至的全面专制。苏共如此，中共如此，斯大林如此，毛泽东如此。所有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及领导人统统如此，无一例外。

至于把不同政见或学术观点的人士看成“敌对势力”，那不过是专制独裁制度下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权力垄断真理”的必然逻辑罢了。但是，他们所垄断的究竟是不是真理，却完全不是他们手中的权力能够决定的，所谓“一贯正确、永远正确”终究不过是贻笑后人的神话罢了。完全按照是否拥护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政治主张、理论观点，作为划分阶级、区分敌我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标准，这是斯大林发明的极其荒唐的“阶级论”，为的是剪除异己。它其实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阶级与阶级斗争”理论的本义。 试想，梁漱溟为农民太苦发出的呼吁，马寅初“节制人口”的意见，胡风对文艺工作三十万言意见书，彭德怀的为民请命，储安平对“党天下”的箴言，五十多万正直、爱国的知识分子帮共产党整风，提出批评意见，林昭、张志新、遇罗克等对反右、文革、唯成份论有不同看法，还有千万个对极左政治及其严重后果提出尖锐批评的人士，难道都是"敌对阶级的代言人"吗？如果当时能容许他们畅所欲言，并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中共不是少犯许多严重错误吗？中国人民不是可以避免许多劫难吗？民族、国家不是可以更快振兴、富强吗？当时的执政党及其领导人，所制定的政策路线及其所依据的理论观点，从实践检验的效果来看，岂不更象“敌对阶级代言人”吗？请问在新中国建立后有哪个“阶级敌人”能使刘少奇、彭德怀、贺龙这样一批革命家，惨死于中共的监牢中呢？又有哪个“阶级敌人”能使千万个优秀爱国人士陷于永世不得翻身的绝境呢？又有谁能在并无特大灾害的三年中，在新中国土地上，使几千万人民饿死，而无人承担罪责呢？！ 

 由此可见，正是这种把具有普世价值的民主自由看成敌对阶级向共产党进攻的武器，把向共产党要求民主看成“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极左观点，造成了中共执政后完全背离当年在延安对中国人民深得人心的庄严承诺，从而带来上述祸国殃民的灾难。如果是在西方民主国家，执政党早就该失去执政地位了。中共现领导害怕民主化会失去执政地位，这是中国大陆之所以民主改革举步艰难的一大原因。

其二，中共相当一部分高层领导人存在“打天下，坐天下”的刘邦、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式的农民皇权思想，缺乏“还政于民”的民主宪政观念。其实当年为中共打天下的首先是士兵，是中国千百万求解放的老百姓，他们当初就是为反抗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为争民主自由、幸福生活才拼命流血打天下的，中共也正是用这个深得民心的美好许诺才得天下的。但一旦夺取政权，农民皇权思想披上马列主义外衣，就使得中共领导集团确信自己当然代表人民大众坐天下，认为自己的言行绝对、永远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于是把所有批评、反对执政党及其领导人的极左政治和皇权思想的人，一律视为“敌对势力”予以镇压；结果比历代帝王更加专横残酷，更听不进忠言。这也就是毛泽东自称的“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式的“人民民主专政”。其结果新中国的天下，实际上成了穿列宁装、中山装的李自成、洪秀全们的天下。农民拼命流血为中共打天下，但他们不久就发现，中共得天下之后，土改分得的土地，以搞社会主义的名义，又被统统收回去了。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农民土地没有了，连人身自由也失去了大半。在三年大饥荒的年代，农民连出外要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只有挨饿干活，俯首听命，山呼万岁的份儿，没有“说不”的权利。民主、共和、宪法只能成为装点门面的装饰品了。中共执政的领导们请你们反躬自问，在你们坐天下的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给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自由、幸福生活了吗？今天中共许多“两头真”的革命老干部，痛切反思前三十年左祸误国、后二十年腐败殃民的惨痛历史教训，看到中共“坐天下”之后，并未给新中国人民带来当年在延安所许诺的民主自由、和平幸福；他们看到那位“大救星”在天安门上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之后，又用他的不容置疑的权威，迫使中国人民付出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沉重代价，他们对此深感负疚，因而锐意民主改革，力主还政于民。然而，还有相当多的老干部还抱着“打天下，坐天下”的农民皇权思想，把人民要求民主自由看成是跟他们争天下的“反革命暴乱”，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极力阻扰民主改革。他们就不想想，如果新中国的天下不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那他们当年到底是为谁打天下呢？人民凭什么要肯定他们的开国功劳呢？！其三，苏共下台、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某些左派理论家及上层人士，未能以国家人民利益为重，正确总结苏共历史教训，认为是民主化导致苏联解体，因而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愿、不敢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把民主化斥之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甚至把开放“党禁”“报禁”的民主诉求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活动予以镇压，真可谓视民主如洪水猛兽了。从中共执政历史看，前三十年极左专制，后二十年腐败泛滥，因此现领导害怕民主改革会使中共失去执政地位，倒也并非多虑。但如果现领导有象邓小平改革经济体制那样的勇气与魄力，有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乔石、任仲夷、李锐、李慎之、谢韬、杜导正和许多锐意改革的老干部那样的胸怀与眼光，为人民自由、幸福，为国家长治久安，勇于否定既往罪错，借鉴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进行改革，那肯定会受到大多数人民谅解和拥护的。就怕都是象勃里日涅夫式的只知维护一己私利的庸驽之徒，那当然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了。但中国的老百姓绝对害怕由此发生的大动乱，而只能寄希望于中共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其四，太子党、新权贵、死官僚、贪官污吏……现行政治体制既得利益者，自然会与上述保守势力结合起来，打着维护“四项基本原则” 和反“自由化”的旗号，抵制、反对民主改革，把要求开放“党禁”“报禁”、民主选举、司法独立、军队国家化等举世公认的民主诉求斥之为 “资产阶级自由化”“全盘西化”甚至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如同毛泽东时代把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复辟，把批评极左政治扣上“反革命”帽子一样。其实，新闻媒体代表公众有批评监督各级政府官员之权，人民有名副其实的民主选举权、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自由，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赋予公民的自由权利，也是中国政府签字的具有普世价值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上所规定的。这些自由权利，中国人民实际上被剥夺了半个世纪之久，现在口口声声说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中共领导，也该“还政于民”了，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剥夺、压制人民民主权利呢？！更何况如今的制度性腐败泛滥，人民要求监督政府权力更具有合法性、正义性、迫切性了。   

任仲夷说，“中国特色”被有些人当作抵制、反对普世原则、普世文明的宝贝。这个“特色”如李慎之所说，其实主要是封建专制的东西。不民主、缺乏民主是个大问题。从五四运动到现在，我们就是为民主而奋斗，但直到现在，民主是不是好东西还在争论不休。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应该同步进行，为了避免乱可以走得稳当一点，但不能滞后。现在早已经滞后了。现在很多地方正进行民主试点，还只到村、镇一级。但试点已经十三、四年了，到现在还限于村镇一级，还没有到县，更没有到市。中国为什么不能在市一级试点，全国几千个市难道不能拿一个出来试一试？就影响稳定了？就算那个市的稳定受到一定的影响，试点失败了，失败是成功之母，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嘛。甚至拿一个省试点都可以，比如海南，何足惧哉！

笑蜀说，不让试验是不是怕民主？怕产生辐射，怕群起效法，左邻右舍坐不住了。任仲夷说，如一直不让试验，一直没有进步，怕只好“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当前中国民主选举始终停留在村镇一级，而且大多由领导控制的所谓“民主集中制”，选举只是走过场。有的村镇依法选举出来的人，上级不承认，遭到原来的村官、镇长的排斥。有的村镇选举为宗族争权夺利，村民缺乏民主意识、公民意识……由于地方基层官员腐败成风，派性严重，更由于中共各级领导对民主选举并不重视，他们多半并不真心实意要实行民主选举，又没有独立新闻媒体的监督报道。总之，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农村基层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选举，多半只是走过场，对外宣传的所谓“试点”也只不过是装门面，与现在的选举人民代表差不多。

任仲夷说，政治改革要有一个起点就是在理论上、舆论上逐步放开，但现在看不到。李慎之先生主张重新开展民主启蒙，主张上公民课。这个看法跟我不约而同。我们现在有人民，没有公民，公民现在是个敏感的词汇。公民教育在国民党时代1920年左右小学里就有，到1928年就淡化了。我们解放后从没有公民教育，也就是没有宪政民主的启蒙教育，老百姓不懂什么是宪政民主。他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不谈政治改革，还说胡耀邦、赵紫阳搞自由化，自由化其实就是政治上民主化、西化，就是向西方的政治文明学习，学习他们的舆论监督，学习他们的权力制衡。自由化会把中国人西化吗？不可能。香港被英国统治了一百年，香港人也没有西化。香港的民族文化比内地保存得更完整，台湾也如此。日本也西化了，但日本的民族文化特色仍保留。笑蜀说，其实那些反对西化最起劲的人，在经济上、生活方式上、享受上，恰恰西化得最快，最厉害，对美元，对汽车，对洋房的爱好，他们到了狂热的程度。

可见，他们反对西化，只是反对西方的政治文明，即民主制度，而这恰恰是西方文明的精华。他们之所以反对，无非是因为实行民主改革，老百姓有了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等自由，这些享受非分特权的新权贵，在现有体制下得到非分既得利益的贪官污吏，首先感到威胁；而那些新老左派则意识到，前三十年左祸灾难多于自由幸福，后二十年权力腐败压倒繁荣富强，实现民主，中共将会失去执政地位，因此，他们都害怕民主改革。

现在执政党不许学术界公开探讨民主改革问题，不许开放报禁，北大焦国标教授《讨伐中宣部》的网上文章，尖锐指出中宣部控制新闻出版十四种大病，条条击中要害，立即遭封杀，作者受打击迫害。中宣部如此严控新闻自由，就是当局反对民主改革的典型征候。扼杀新闻自由绝对就是扼杀民主改革。康有为、梁启超搞戊戌变法在天津、上海办报，大力鼓吹维新思想，慈禧太后都没敢封杀。当年中共在重庆办《新华日报》在蒋介石跟前经常鼓吹民主自由、要求开放报禁、党禁，揭露国统区腐败黑幕，国民党中宣部也没敢封杀。当今的中宣部比西太后、蒋介石更加严厉控制新闻，可见其害怕民主自由有过之无不及了。

任仲夷说，批“两个凡是”是邓小平主张的，这是解放思想的开端。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并不彻底。现在对毛泽东还是神化的，其实并未真正“走下神坛“。毛泽东的话、著作还有很多错误的东西，比如说“反对自由主义”，其实他把性格上的自由散漫说成自由主义了，把自由主义庸俗化、脸谱化、漫画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否定自由主义。

其实，真正的自由主义正是民主政治的思想舆论基础，如没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形成社会力量，对民众进行民主启蒙教育，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进行。被中共历次政治运动残酷打压、整肃，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力量太薄弱。这是中国民主改革举步艰难又一重要原因。所以对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必须加以澄清、批驳。从夺取政权的暴力斗争需要看，反对不讲纪律、自由散漫，自然有其必要，但在建国后仍然笼统地“反对自由主义”，实际上就是在打压知识分子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为极左、专制政治铺路。必须为真正的自由主义平反、恢复名誉，否则，中国的知识分子难以摆脱“驯服工具”、“御用文人”的奴性。

笑蜀说，毛泽东晚年许多错误思想尚未清理，比如“与人斗其乐无穷”影响至今很大。

毛泽东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把党内路线斗争看作不可调和的、绝对的真理，把人际思想斗争绝对化，这种斗争哲学在历次政治运动，尤其在文革中制造的史无前例、举世无双的人间悲剧，其惨痛后果已有历史证明，无须多说了。文革中那种“与人斗其乐无穷”只能是人性的扭曲，毫无进步意义可言。毛泽东在建国后发动的所有“与人斗”的运动，即使是土改、镇反、三反五反也都留下大量冤假错案，后遗症极大，对社会风气、道德人心弊多利少。毛泽东把暴力革命、军事斗争中的经验绝对化，用来对待党内、人民内部一切领域，尤其是用于文化学术领域，这就必然造成压制民主，践踏人权。

诚然，与邪恶势力作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调和的，有时甚至不得不“以暴抗暴”；与谬误、落后的东西作斗争，也是完全必要的。这些斗争的确都是进步的动力。但如何确定、由谁来确定邪恶和谬误、落后，却决不能由“斯大林加秦始皇”的制度和个人说了算，必须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民主与法制，才可能正确确定。其实，人类文明进步最终还要靠科学理性，靠劳动创造，靠团结合作，靠宽容友爱取得的，而不是靠仇恨与暴力。北欧的瑞典、芬兰等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就为我们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他们不搞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以和平改良的方式，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实现了政治清明、政府廉洁、社会公正、共同富裕、全民福利、和谐稳定、长治久安，对照我们几十年来天天斗、月月斗、年年斗，其结果如何？与以上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其差距还不能发人深省吗？！

任仲夷说，要启动政治改革，但同时不能乱。做到这一步，要勇气和智慧兼备才行。笑蜀说，中国不能乱，这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共识。只要绝大多数中国人有这个共识，中国就不会乱。有这个前提，很多事可以做，并不象有些人想的那样，稍微松一些，或动点真格的，就会怎么怎么乱了。

中国历史上，只有专制暴政与官府腐败，恶性循环导致“官逼民反”，造成大动乱，从没有因为政府尊重民意、执政为民，反而乱起来的。如果为“稳定”而不许新闻媒体说真话、批评政府，不许人民知情、监督政府，维持这种“稳定”，只能包庇腐败，从而引发动乱。

2007年5月修改，08年7月15日再修改

六十年大陆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师？

 

铁  流

一位资深的学者说：当代中国自陈寅格、傅斯年之后再无大师。我十分赞同此语。翻阅历史残章，方知三、四十年“旧中国”，堪称群星灿烂，人才汇萃，大师如云，巨匠溢朝。十年前共和国50华诞，中央隆重表彰并授予功勋奖章的研制“两弹一星”的23位元勋，皆师出西南联大叶企孙教授门下，而这位元勋之父、之祖的中国物理奠基人，竟然在“十年文革”中被毛泽东的“红卫兵”活活害死。树都拔了，还能有果吗？

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先生曾有一句名言：“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此言十分有理。新政前的大学没有党委，是校长、院长说了算，用不着向谁请示汇报，敢作敢当。叶企孙教授在任清华大学物理学院院长时，毫无门户之见，从1928年起，他先后聘请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霍秉权、孟昭英、王竹溪等具有真才实学的大师到清华和西南联大任教。吴有训来清华任教时，将吴的工资订得比自己的高。在教学中，他发现吴的工作能力很强，便于1937年主动辞去理学院院长职务，推荐吴有训担任，直到后来吴有训调任中央大学当校长，他才再继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现在中共治下的大学有这样高风亮节的校长、院长吗？多是争名于朝抢利于市，庸俗不堪的奴才与工具，哪是办好院校的的表率。

体制是当前中国教育不出人才、不出大师的根子，而一元化的党委负责制又是扼杀人才的屠刀。“一切听从党安排”。教授没有新观念，学生自然没有新思想。没有新观念和新思想的大学，只能出蠢才、庸才、奴才，自无人才可言。如果说1952年的院校整调，是彻底摧毁了清至民国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运行机制，那么1957年的“反右斗争”就是把成就大师的的胎胚、芽子，全部连根拔除，斩尽杀绝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高材生宋林松先生深有体会的说：1950年新政伊始，“国家百废待兴，极需知识分子领军和参与各个领域的建设，毛泽东却把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活跃最具创造能力的那部分人打成了右派份子，而且人数超过了知识分子总数的十分之一，这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50年代前期每年都多有海外学人归国参加建设，1957年起一个也不回来了，不愿回来送死了。反右结束，周天寒彻，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全国的脑袋都集中到了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只有领袖的脖子上长有脑袋。谬种流传，遗毒至今。仅举一例，台湾已有一人获得过诺贝尔化学奖，连香港也拥有了一位出生于河南省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中国大陆呢？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出走法国的高行健，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出走印度的达赖。台湾人香港人也是中国人，难道大陆的中国人特别笨？为什么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远多于台湾香港，却没一个中国大陆人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和医学奖、经济学奖……？没有独立的人格，没有自由的思想，没有批判的精神，怎么能创新？一个社会是个整体，一个人的人生观也是个整体，很难设想，政治上那么禁锢、思想上那么压抑，却能在科学上思考出超越全世界所有人的创新。”自此相互仇视和厮杀成为社会主流，爱心荡然无存。传统的人类精神文明，维系社会生活公认的道德准则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巍巍庙堂，泱决华夏，“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暴力把谎言和伪造当真理来推行。这就是1957年后的中国！

由于我是一个深受其害的“贱民”，对毛泽东一手发动的“反右斗争”对国家民族带来的灾难万分地痛心疾首。我认为这场反人性、反民主、反进步、反法治，倒行逆施残害精英的运动，受伤害最深的不是民主党派、国家机关干部，而是在校的大学生。大学时代本应是人生最为美好、最为珍贵、最为有理想、有追求的年代，根本不懂得阶级斗争的残酷与血腥，以为铺满鲜花的社会主义道路是自由的，却不知万支毒箭和无底的陷阱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在“革命”的名义下，这些莘莘学子一下子就沦落成人间最为低贱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成为政治祭坛上无辜的羔羊。正如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诗句：‘还没有开花就枯萎，在一个阴天的早晨’，便不能不黯然神伤。”

在那场民族巨大的灾难中，中国名校北京大学抓了六百多名学生右派；“庚子赔款”开办的清华大学，抓出五百多个有才华的学生右派；北工、北地、北航也为数不少。笔者所在地的川大、川医、川师、川农四校多达数千人。北师大雷一宁难友所在的中文系，240多人就有50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了五分之一强。按此推断，当时全国有80余万大学生，沦为“贱民”的不少于十万人，这是多么一个庞大数字？

记得，为抗击日寇，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贵州独山，中华民族面临存亡之时，蒋经国先生号召学生参加远征军，提出“十万青年十万军，寸寸山河铁铸成”！而毛泽东却在和平年代把十余万大学生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剥夺了他们学习深造的权利，为祖国工作的权利，全成为“专政”对象，失去尊严，失去人格，有的还屈死狱中，飘首刑场……怎不叫人涕泪纵横，怒问苍天：

十万学生十万冤，花季少年哭轩辕；

焉知发奋终身罪，无良肖小庆弹冠。

直到今天这些受害者，两鬓斑白的学子，仍希望中共改过自新，从根本上摈弃毛泽东治国理念，回到当年所承诺的民主自由的建国构想，也就是普世价值的宪政之路。放弃一党专政，一党独裁，开放言论自由，否则大陆中国永无大师，永无诺贝尔奖得主！

冤民临终泪

 

（一个受尽迫害人的遗书）

 

刘凤麟

 

未流尽鲜血，但是泪洗一世。临终泪，乃是我死前向世人呼唤流淌最后的一滴泪。我是谁呢？

一、我是不如粪土的草民。粪土对人是有用的。而我虽是人，却不如粪土。草对人也是有用的，可以用来喂牲畜。而我即是路边人踩、马踏、车轧、猪狗嬉戏过后还未成尘泥的枯草。说得确且明白些，我22岁那年（1957年）成了55万2千8百23个右派中的一个，是毛泽东御封的一株毒草。

1957年清华大学按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规定》错划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1958年被投入人民共和国的大狱，受尽非人的迫害和摧残。1962年劳改单位将我遣送回农村，长达17年中过着牛鬼蛇神的生活，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没人当人看，不如猪狗。怕日出、盼日落，黑夜是解脱的时辰，能避开鄙视、凶狠、仇杀的目光。

毛泽东死了，1978年我的右派问题经清华大学复查，给予改正。改正的决定是这样写的：“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我们对刘凤麟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按照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刘凤麟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撤消原开除团籍的处分”。

用的词语是“改正”，属于“错划”，而不是平反。改正这个词用的多巧妙。属于错划而不平反，用意是什么？善于玩弄权术，进行欺骗的人心里明白，而世人心里更明白。谁来揭示真象呢？推演的历史已经揭示且继续推演和揭示着。

二、我是猪。怎么又是猪呢？按生物的分类应属动物学高级动物——人。猪是供人宰杀吃肉的，而我的一生又何尝不是惨遭毁灭，任人宰杀的一员呢，不是猪又是什么？

2006年中国人权展览期间，我用11元邮资给人权展首长寄了一封挂号信，请求还我人权，未得只字的答复。为探讨中国人权的究竟，打通中国人权杂志的电话，谈很多问题，其中一句话，深深地打动我，使我感触颇多，倍感亲切。他说：“中国人像猪一样活着吧！追求什么人权”。这句话多么生动，太真切了。这是搞人权研究人的结论。

我被毁的一生，就是“像猪一样活着”的真实写照。好端端青年黄金时代的我，按《标准》错划成右派，定为毛泽东的毒草、牛鬼蛇神，与猪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毛泽东时代错杀、错关、错判、错押的人有多少，草民无从得知，仅1957年的右派就是552823人，不是被任意宰杀的猪吗？

猪被任意宰杀，也得喂饱哇。可是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吃饱饭的日子又有多少呢？1959至1961大饥荒时期，人祸造成的灾害，饿死多少人，更不得而知。海外电台有人估计是4千万，这是多么大的数字。我祖父（爷爷）就是那时饿死的。我们村有几个“黑五类”——地主分子饿着肚子，拖着浮肿疲倦的身躯，不间断的埋死人。饿死，多可怜哪！依我看连猪都不如哇！猪为吃它的肉，还得喂饱育肥才能宰杀，远比饿死好受多啦。在狱中吃的比猪又好多少呢？饿死的更是比比皆是。

三、我是胜利者。有人说话着就是胜利。这话说得太对啦。我的经历，就是这句话活生生的证明。假如，1957年清华大学错将我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大会批，小会斗，不得通过生不如死的吊死，就不会亲自看见五十年中国历史的演变过程。特别是1989年以后，苏联的解体，俄罗斯重新启用，张挂三色旗，东欧各国也随之改变颜色，社会主动脉义陈营覆灭。这不是中国“右派”反对的下场和结局。这是历史的必然。

活着，我胜利了。清华大学的共产党，划我右派，承认错了。自称是唯物主义者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对我实施的劳动教养手段错了；利用国家机器强迫人民呼喊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毛泽东，遵循自然法则不能万岁死了。毛统治中国二十七年误国害民的手段，学说、思想错了，他的战友邓小平给予三七开（应是倒三七，或是负三七，而不是正三七）。他的战友接班人，林彪摔死在蒙古国温都尔汗，全尸都没落下，头叫苏联老大哥割去做研究。毛泽东的遣孀江青判死缓，最后自己上吊。与人斗其乐无穷，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千万不能忘记阶级斗争结束了。这些都是作恶多端害人者的下场。是被害者活着就是胜利。假如1957年我吊死是不能亲历、看见听到这些的。我还活着，虽是倒计时，但也获有十二万分胜利之感。唯一不足的是至今还未能得到经济赔偿；我所追求的正义、人性、法理，良知，在共产党执掌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还未体现。死前我还能得到吗？我坚信这一天终会到来。三十年、五十年，也许，也许……。我企盼着、祝福着。我相信没有人性的人，盖棺定论时也不会有好评价的。历史是公正的审判员。

四、对于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取得政权的这段现代史，我是最底层的见证人。打内战夺政权时我是解放区的儿童团长。任务是站岗放哨盘查路人。1948年加入青年团，学生时代是团支部书记兼班长。1957年到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做实验员，并分担团支部书记工作。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同年被评为优良工作者。1957年错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开除团籍，成了毛泽东的毒草，牛鬼蛇神。1958年投入人民共和国大狱劳改。过着二十二年生不如死的“右派”生涯。1978年清华大学党委改正，我是人，不是毒草，不是牛鬼蛇神。1986年又成共产党人。我不为此感到光荣。我一个74岁靠修臭鞋维持最后生活，倒计时的老头儿，目空一切，生活对我没有诱惑力，光荣感从何来呢？其二这儿不能讲真话，官场腐败。假话、空话、套话是当代做人的标准，人的精神，情绪受到无穷的压抑，活着难，做人更难，那还有什么光荣感。

倒计时啦，意味着明天，不久，也许就在放下笔的时刻，就要离开这个世界，我的一生是万分悲苦的，凄惨的，不堪回首的。毫无建树地虚度了。但是，问心无愧。清华大学给我定的“反苏罪”表示我是爱国有志者。我比毛泽东早二、三年反苏这一事例表明共产党红色政权毛泽东时代“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毛反苏是英明领导，百姓反苏就监押，劳改、坐牢。天理何容，苍天啊！过往的天神，请睁眼看看这纷乱的世道。拯救苦难受罪的生灵吧！

给自己画个像，我到底是谁呢？

我是：是儿童团团长；是共青团员；是共青团团支部书记；是清华大学工程物系实验员；是清华大学的优良工作者；是清华大学错划的“右派”；是毛泽东的毒草、牛鬼蛇神；是人民的“反面教员”；是人民共和国监狱的劳改犯；是人民公社监视改造的劳动者；是不如粪土的草民；是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头“猪”；是活着的胜利者；是五十多年来最底层社会现代史的见证人；是徒有虚名的工程师；是不以为荣的中国共产党员；是诛连年代，放弃生儿育女，孤苦无助，无天伦之乐，穷困潦倒的老头；是74岁蹲街头餐风饮露战寒斗暑，修臭鞋谋生老头儿；是为争正义、人性、法理、良知战斗不止，未被害死的老头；一句话，是“生不逢时，在毛泽东时代尝遍人生百味，不何止百味，而是千万味，继续喝着苦酒而不死的老头。”

【附】一九五七年清华大学是怎样将我按《标准》错划成右派的呢？请看我2000年3月18日给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的信。

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长您好：

2000年3月3日给二位的信想必已收到。3月13日给张老师打的电话，再次申明我的观点。（1978）55号文件，不能解决我提的全部问题。3月3日的信已阐述我的全部理由。但3日的信中我已表明我将写一份回忆材料—1957年清华大学是怎样将我按标准错划成“右派”的。（其中如有虚假不实处，愿以头颅，生命做保，听任处之。）

一、关于我的家庭

按解放初期，农村划分成份时，我家庭为佃中农。（自家有部分生产资料，同时租佃地主的土地，我父亲又给地主打长工）。我父亲兄弟四个，祖父母1960年我在狱中时去世，我母亲早逝，全家25口人，我祖上三代没有会写自己名字的人，直至八代宗亲。我的家族，宗亲全是穷苦农民，靠打长工维持生活。没有为官、做匪、帮凶、走狗、汉奸之类的人。解放了同全国人民一样，翻身分土地，开始过温饱的生活。

日寇投降后（1945年）我的家乡处于国民党反动派和解放军你来我走老百姓谓之拉据阶段，到1948年彻底的解放建立人民政权。

45-47年期间胡匪遍地，明抢明夺。为了保护自家仅有的几头牲畜，卖掉一匹马，买一支枪，买枪的第二天早晨，蒙古自治军（共产党领导的）占领了我的家乡，从此这支枪就深藏地下。

二、密密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

我1948年冬天密密的加入青年团。介绍人叫刘玉林（他既不是我的同村人，也不是同族。）发展青年团组织的人，是当时彰武县第八区工作队队长—孙占芳。当时我也是儿童团团长，站岗放哨、盘查行人是儿童团的任务，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壮大，政府在各地创建了学校。我也就入学，从小学、初中。1953年考入哈尔滨电机制造学校，限于家庭经济条件，未能入高中。

在中专我担任班长兼团支部书记。为了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向党组织交心。因而在哈尔滨读书期间向校团委组织部长高菊隐（女）说清我家藏有枪支的问题。1956年毕业分配到清华后，又向党组织交入党申请书，同时继续说清枪支的问题。直到将我按标准错划成“右派”后，清华和地方联系起出枪支。枪支问题可能是清华党委副书记胡键假设而不求证说我家不是地主也是富农的主要原因。（后面我还要说这个问题。）

三、我是怎样按标准错划成“右派”的。

1956年时工程物理系，是新设科系。又是保密的。到该系工作的人员，政治上要求高。我在中专时是团支部书记，又是党的积极分子，我们学校有四个分配到清华按政审我分配到工程物理系做实验员。从此我就在齐荟荃的领导下做实验的准备工作，这时我兼任职工团支部书记工作。

1956年8月到清华大学，56年年终总结时被评为优良工作者。

1957年春季，党向全国发出正风的号召。清华掀起帮助党正风的高潮，白天工作，晚上开会到十点左右，身为团支部书记的我，掌握会场，启发和号召团员和青年发言，自己也得带头发言。在此期间，当时和以后40多年的时间自查自检，我没有一丝一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行为和文章。更没有大小会主持批斗我的人要深挖的反党动机和目地。反右斗争开始初期，我是反右领导小组组长。

大约7月份的一个晚上，系里通知我开会。会场横幅标语上写出着“批右派分子刘凤麟大会”。从此我这个老儿童团的团长，建国前的老青年团员，清华大学1956年度的优良工作者，就成了大小会批斗的“右派”。

56年时的工程物理系，人员是很少的，职工也更少，每次参加批斗我的人，最多也超不过二十几个人。因为我没有任何批的东西。所以开会时只是口号声、声讨声、遣责声，主持者叫着叫我交待“反党反社会主动机和目地”。我无可交待，只有不言不说话，自然我成了“态度十分恶劣”的右派。

受指使的批斗会主持者，在我身上找不到一丝一点的右派依据，李质兰只好泡制一件无中生有的事情，她（李质兰）趁我不在宿舍的机会，偷偷地收查我的床辅，竟在批斗我的会上说：在我的床头上我写“右派、万岁”几个，并声称，已经叫我擦掉。我当场反问：“既然已经叫我擦掉，你们怎能看得见，这纯属是无中生有，蓄意污陷”。我不免大笑。这样的反问他们能放过我吗？“态度十分恶劣”能有我的好下场吗？

批斗在进行着。无穷无尽的检讨，虽达不到主持者要的目地，依然是写个没完。几十页的检讨书，自我挖掘根源，我的家庭，我的社会关系，我个人出身更是纯纯洁洁，清清白白，而不只是清楚。但其中有一件，在我的检讨材料中。批斗的主持者，得到给我定罪的依据。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1957年社会主义陈营发生一连串的事件：（1）赫鲁哓夫批判斯大林。（2）匈波事件。（3）苏联出兵捷克和匈牙利等。当时中央为解释和表明中国的态度，各级首长到高等学府作报告、讲演。到清华做报告的是薄一波。地点在清华大学大礼堂。报告中，会场不断有人用纸条提问题。传到台上请解答。我也写一个纸条问：“列宁早已宣布取消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为什么？苏联至今通过伊犁条约和爱辉条约占领中国黑龙江以北，伊犁河以西大面积土地不归还中国”，这样的问题是无法解答的。条子传到台上蒋南翔看过后塞进衣袋，没给薄一波。这件事情被批斗会的主持者定性为反苏。写在我的定案书上。

大家都知道，58-62年仅五年的时间，中苏关系发生质的变化。“一评二评直八评、九评的论述，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面目全非的展现在世人面前”。珍宝岛的炮声，向世人宣布老大哥也是个侵略者。五年前仅以历史事件为由（且又仅仅是报告会上一个小低条的提问，一无影响，二无后果）定为“反苏”的“右派”定性者的根据又在那里，他们的伎俩是多么的荒唐、无知和不择手段，害人的狼心，是多么狠毒。五年前仅以历史事件发问定性的“反苏”者，态度自然是“十分恶劣”其下场是没好的。——强制投入监狱。

另一件事是原党委付书记胡键之流自上（党委）到下（工程物理系）就是指示工程物理系定我为右派的根由。我中专毕业分配到清华大学住进第九宿舍，当时住在第八、九宿舍的人，全是实验员和练习生。这两栋二层楼，是通道式，每间住四个人。间与间之间没有门筒式相通，没有桌椅，每人只有一张床，生活和学习极不方便。有一次开资（工资）的第二天早晨，宿舍发生被小偷盗窃的案件。事情是物理实验室的一个练习生，将九宿舍人的衣服趁人们睡着之机，盗出去，将钱偷光，因为宿舍没有门，大筒道式，无法防备。我身为团支部书记，大家推我三个人到党委要求改变一下居住条件，会见我们的是党委付书记胡键，当即他问我们“是团员吗？”回答是。我还回答我是支部书记。胡键说：“这次正风是和风细雨，出问题是要负责任的。”我们要求将八、九两宿舍隔断开，装上门，没有出轨的地方。（后来，反右一开始这两个宿舍就进行了改装。）胡键完全是为在实验员这一群人中，抓住一只鸡，杀鸡给猴看，将我推进毁灭的深渊。

反右斗争的高潮过后，进入向党交心阶段，对我的批斗，也进入结尾要定性，下结论签字的过程。给我定性签字批斗会进行两次。

第一次口号声，声讨声之后，轮到我在个人意见栏内签名，我的签字是：“我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请党看我以后的行动”，送到党委大约五六天之后，系里又找我开会。这次的批斗声，声讨者，并带有责骂声，要比暴雨狂风猛烈千百倍。会议的主持者李质兰叫我重新签字。说我第一次签字不老实，不认罪。我当即反问说：“个人意见，就是我自己的意见，我自己写的为什么不行，请告诉我怎么签！”主持者说：“只能写同意”，我说：“好吧！第一次要告诉我，何必叫您们斗第二回事，多累呀！”接着我在定案书上写上“同意”二字，哼着歌曲走出会场。只能写“同意”二字是胡键之流定的格式，因为他明明知道按标准将一个不是“右派”的青年划成“右派”，他心中是有鬼的，强制你签上“同意”二字，这是他最终要达到的目地。可见握着权力的人，他要正人的时候，是多么下流，多么不择手段。

胡键是什么样的党委付书记呢？请看下面这一事实。

我代表八、九两宿舍的实验员和练习生，改变一下居住条件，保护财物不再被小偷盗窃，正风期间在党委会见过一次胡键，他就借助党委付书记的权力，自上而下的将我划成“右派”，指示工程物理系职工无情的批斗，无材料，编造泡制材料进行无休止的迫害，直到投入监狱。

在阶梯教室最后的一次批斗会上，胡键在总结时说：“刘凤麟之所以是右派，他的家庭不是地主也是富农。”这就是胡键划我右派的依据。当时我表态时是这样说的：“身为清华大学的党委付书记此时此刻，对我的家庭成分还在假设，说什么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我的老家彰武县还通火车，为什么不去调查，这种假设而不求证的做法和心态，我不明白，是在干什么？我无法接受，告诉你我家是中农，关于我是不是“右派”问题，在这里我只能说，我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右派，历史会做出结论的，让我们共同等待历史作结论，作判决吧！”我又微笑着走出会场。这样强有力据理的反击，面对着握有权力伪君子等待我的下场只能是强行送进专政机关——公安局，劳改队。

四十年后的今天，党的十五大摆正依法治国，决心体现人民的意志和愿望，治国方略和国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还在吃这颗苦果（390元的收入无法生存）所以我再一、再二、再三、再四的提出我的理由和依据，讨个符合人性法理的解决和处理。

再简单的重申清华大学人事处用（1978）55号文件解释和处理我的问题，不能接受的理由，（第三封信阐述的理由不再重复）。

1、1957年时国家就已经有1954年制定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清华违背宪法。

2、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是对划右派的界定，就是说不是随意，无根据的随意正人，必须按标准对待每一个人。标准没错。清华又违背标准正错人。

3、保留介职，又不恢复公职，而遗送农村，又违背——《处理的规定》不属55号文件——就地安置——的范围。

4、（1978）55号文件是当时的国情，党中央为了救这批人出台的。不要忘了在55号文件之前还有个45号文件（还是40号我记不清了）当时的国情是：

①国家处于拨乱反正时期。②什么是真理的标准讨论还没有开始。③两个“凡是”还没有彻底的批判和放弃。④“阶级斗争为纲”还没有涉及。⑤文化大革命没彻底否定。⑥人权两个字更是禁用的文字符号。⑦依法治国的方略还没有提出来。⑧文革致使国民经济达到崩溃的边缘，国家有困难。⑨等待或急待解决的各种问题太多，也就是历史的欠帐太多，国家还来不及制定的过细。⑩改正的人都回原单位一时还无法解决，等等。我理解，我体谅，按清华人事处回函的要求，我又向前看了二十年，二十年的今天，清华人事处还是老口径，我无法接受。以下还有两个问题，有必要再重申一下。

1、请问全国55万2千8百23人右派都是“按标准属于错划”的吗？比如“教授治校”和“花丛小语”的作者。

2、这55万2千8百23人，都教养了吗？我知道清华算我只有三人和判刑10年1人。（因为我们在一个地方劳改了，吃、住、劳在一起）只有我是无情节无言论的小小的中专生，那三人都是本科大学生。

今天我回忆一下为什么会强制教养我呢？不外乎以下几点：

1、被当时的批斗会主持者和付书记胡键认为“态度十分恶劣”。强加的罪名，自己想都没想过的反党动机和目的，怎能交待出他们满意的结论，特别是无中生有的泡制事实和胡键大胆假设而不求证的存心，正常人能没有反抗的表现和心态吗？自然态度就好不了。所以也只有最坏的下场。

2、对付书记胡键大胆假设的反击，他一个参加党委会，握有大权的人怎能放过我这小的连一只蚂蚁不如的中专生。杀掉我他都可以做到的。

3、自上而下的划我右派，组织人批斗，是“欲加其罪”，何患无词的真实写照。欲加罪者又正是握有大权的胡键呢？批斗的主持者当然是百倍的为他效忠。

江泽民主席说：“现在我国的人权状况，是最好的时期。”请现在的清华大学各位尊敬的领导和各位先生、女士，本着法理的因果关系，对我现在的处境给关照和同情，就是依一个慈善心解决一下情理之中的问题。390元两个老而不死的人实在是无法生存，（造成我这样穷困潦倒一生的人是清华大学）否则近70岁的老朽以一个多病的身躯再三的申明理由是做不出来的。因为我现在不是二十年前，更不是四十年前，已经要死了，死都不怕，还怕什么？。

原清华大学致使穷困潦倒的老朽刘凤林2000年3月8日

论“右派”的抗争与反馈

 

蒋绥民

中共中央于1978年9月17日向全党转发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拟定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新华社发表了《全国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消息。《人民日报》配发了《一项重大的无产阶级政策》的社论。全国各地各单位，按照中央指示精神，进行了右派平反工作。至十一月中旬，据中共中央公布资料被改正右派为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96人，留下这个尾巴是为了说明“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 

这一说法，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知肚明，99．9％被错划扩大，只保留几个不改正，以证明毛泽东发动的反右运动是正确的，这只能留下笑柄。反观被留下未摘帽的96人的言论，又有何错、何罪？找这个借口的目的昭然若揭。为混淆视听在用词上也耍点花招：摘帽右派是“改正”。而不是“平反”。从而说明毛泽东发动的运动一贯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反右运动”若被彻底否定，那毛就不正确了，邓也不光彩了。

总然如此，被摘了帽的右派大多数回到了工作岗位，恢复了职务，恢复了党籍，解放了思想。不是党员的还被发展入党。于是右派有了“施展拳脚”的场地，各展身手，发挥“余热”，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了骄人的业绩。很多人被评为劳动模范或先进分子。在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取得了举足轻重的成就。痛定思痛，当党中央为“文化大革命”中的“走资派”平反后，他们的工资都得到了补发。 “右派分子”改正后，二十多年工资为什么不发？难道是党内党外有别？当官为民不同？百思不得其解。

2005年山东史若平等人率先公开上书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平反和索赔的合理要求。2007年反右五十周年之际，尚幸存于世的“右派分子”纷纷要求党中央明确承认“反右”是错误的，应该由中共中央代毛泽东向大家陪礼道歉，发还二十多年被剥夺拖欠的工资。大家多次用个人的名义或联合签名方式向党中央，向全国人大甚至直接向胡锦涛主席写了信，但中央没有回应，于是就产生了逆反心理，在网上写文章，参加国内外集会讨论，呼吁国内外舆论来支持这一正当要求。结果适得其反，上书未能得到善意的回应，当局对“右派”的文章视若瘟疫，不论在书刊上或是互联网上都遭到封杀。个别的“右派分子”被抄家，没收书刊文章，没收电脑、软件，限止人身自由，甚至监控手机、电话。这些做法遭到了幸存于世为数己不多的右派老人的坚决反抗，并下定决心，即使“右派分子”全部去世，也要留下遗嘱、遗言让后代讨还这笔血泪债!

从2008年开始，个别“右派分子”已受到了政府的监控。分析这些受关注的“右派”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双料”右派，他们既受劳动教养，又升级被判刑劳改的。另一类是能说能写，经常发表文章的人。这些人被政府认为是“刺儿头”，令政府头痛，打压抓捕无法可依，不够条件。听之任之则在舆论上会对政府“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于是硬的不行就来软的，所以才发生了下列的招抚举措。接受“关怀”的“右派”也有不同的表现，颇具戏剧性：

例(一)：2008年9月10日，甘肃省人事厅文件：《省人事厅对陈星同志上访有关问题协调会》会议纪要：“按照省人大洛桑主任的指示由省人事厅牵头，会同省老干部局，省林业厅，白龙江林业管理局，洮河林业局参加。讨论陈星提出的：恢复政治名誉，对蒙受冤狱进行赔偿，补发右派工资，调整提高一级工资及对腿部残疾给予补偿”等问题。对此作出了处理：“鉴于陈星同志伤残的特殊情况，由洮河林业局给陈星同志一万元人民币，作为精神补偿。陈星同志接受处理意见，并向组织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放弃上访中提出的五项要求，从此息诉罢访”。

在省人大的指示下，省人事局牵头，由五个厅局级部门参加讨论，可谓十分重视，但“雷声大雨点小”，最终以一万元人民币，打发了陈星，并在拟定好的文件上让陈星签字，“表示感谢”“放弃上访中提出的五项要求，从此息诉罢访”。这种授受方式公平吗？公正吗？省人事局对这次座谈会，用尽了美丽的词藻，“把构建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的理念融入老干部工作中”，“做好服务工作，关心、理解老同志，对老同志的生活予以充分照顾，”“给陈星以回娘家的温馨感受”。但预设的结局已打印在最末一条：“陈星同志接受处理意见，并向组织表示感谢。同时表示放弃上访中提出的五项要求，从此息诉罢访”。

陈星放弃了上诉权，放弃了维护自己的人权。这位饱经风霜的残疾老人，忍辱含泪用一双颤抖的手，在“卖身契”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一位老者被“忽悠”了。

我们能说什么呢？既理解陈星经济生活的艰难，也体会到现实生活的残酷，结语只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而已。

例(二)：中共成都市委、市人民政府信访局于2008年9月23日的《研究解决彭慕陶信访事项的会议纪要》。由市委常委秘书长邓全忠批示，由市信访局，市委组织部，市经委，市人事局，市房管局等有关同志出席会议。

彭慕陶1957年被划成“右派”，又于1970年，原成都市西城区法院以“右派翻案集团”判决彭慕陶徒刑二十年。1979年，法院撤销原判，宣布彭慕陶无罪。既无罪，理应赔偿被冤期间的一切经济损失，也应赔偿肉体及精神上的摧残损害。但当局一直置之不理，为此彭幕陶上访20余年，至今问题仍得不到解决。成都市委出于人道的同情，还是得到上级的指示，召开了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一次性给予彭慕陶两万元人民币，作为因错判服刑期间未领工资的补偿”。并声称“本次会议处理意见为该项信访问题终结意见。今后各级机关不再受理此信访事项。”让彭慕陶签字领钱，最终目的还是要求彭受钱以后，从此息诉罢访。结果遭到彭慕陶的坚决拒绝。这位老者没被“忽悠”。

例(三)：北京市丰台区工会发出2008年10月18日《关于解决纪由同志“补发工资”等问题的意见》。纪由被错划右派，受到劳动教养，后又被升级判刑。在“改正”后纪由不断提出要求彻底平反及经济赔偿，经丰台区工会研究后，工会“根据本人劳教前的工资标准，予以补偿，并追加一部分生活补贴。折合工资补差11342元，再一次性的生活补助10000元，两项总计为21342元。”

纪由欣然接受签名，另外写了保留意见：“此工资是29年前应发的工资，29年后既未考虑物价因素，也未考虑利息因素，对此本人保留申诉权”。这种签署，因为没有达到“息诉罢访”目的，没有起到“封口”的作用，钱等于白化了。区工会的人，向纪索还，纪由不给，工会的人说纪是无赖，但也无可奈何。这位老者没被忽悠反而更清醒了。我认为这不算无赖，而是受之无愧，名正言顺，这二万多元远远不够补偿二十多年的工资，更谈不上肉体摧残，精神损害等补偿。   

例(四)：北京市昌平区“右派分子”任众，于2008年底分得了一套两居室的旧房，并进行了装修，还给了一万元的设备购置费。区政府从2007年始，逢年过节还给任众送煤、送油等生活用品，在此期间还派人陪同到九寨沟旅游，住宾馆享受按摩等等。可谓关怀备至。目的是什么？让其“息诉罢访”，沟通信息，由于这是政府行为，其它“右派”产生了不少看法，怀疑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来收买一个经常“出头露脸”的右派分子，从而使他缄默其口，不再“折腾”，并为政府所用，成为“线人”，让他提供其余“右派”的活动情况。

我们对任众接受住房，接受赠与，都无可非议，任众为澄清事实，也当众作过表白，不会出卖原则，该说的还要说，该写的还要写，直至政府完全满足“右派”的正当要求为止。

例(五)：浙江省杭州市“摘帽右派”叶孝刚，在杭州市政法委副书记周伟新牵头下，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成果是：

叶孝刚“不再给国外发稿；不筹建香港五七学社杭州分社：做好助残工作”，政府给住房补助十万元，助残补助三万元。

叶孝刚感慨系之：“在我黄昏龄段，出现真人君子，给我带来了迟到的春天，可喜。我好似一支甘蔗，头梢苦涩，欠甜。中断(段)嫩甜。却在高墙内度过，可惜。甘蔗老头，虽硬，犹甜。”(叶孝刚2008年12月12日)这是一种有条件的另类表态。这位老者被“和谐”了

根据上述几种情况，接受补助时有四种态度，一种是忍辱含悲为生活所迫，接受一万元补助，放弃了合理要求，坚韧性不够；一种是大义凛然，不合理不合法的小恩小惠坚决拒绝；另一种是你给我的钱，我受之无愧，政府给的还远远不够，因此保留申诉权，继续讨要；再一种是受到了比较优厚的待遇，有感激之情，“吃胡萝卜比大棒要好得多了”，于是作了局部的让步，答应了一些条件。

我赞赏纪由的灵活机智，受了小惠，还坚持了原则，我不苟同彭慕陶的绝对做法，该拿的钱不拿白不拿，固然气节可佩，实际上是吃亏了。我不同意党中央把责任推给地方政府，因为反右运动是党中央统一决策、统一指挥发动的。对“右派”的处理及“改正”也是党中央统一决定的。对右派克扣工资送劳教、劳改或监督劳动，降级降薪。都是统一由中央下达的指示，由地方执行的。那么对右派工资的补偿，对人身肉体、精神伤害的赔偿也应该由中央规定，出台一个理赔标准。严令地方政府或划右单位落实执行。

根据2008年出现的表象，可能是地方政府依据2007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下达的《关于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问题的若干意见》来执行的。说的是活话：“单位应予妥善解决、安排，不要把问题上交。”而没有可操作的“刚性”条款，那么这个尺度就很难掌握，于是就出现了有的宽厚，有的刻薄，有的置之不理，没有动起来，更没有人来检查执行情况。

对右派工资问题的处理，不是“扶贫”，也不是“施舍”，而是理所当然的!必须的!是一种平等、合理、合法的统一政策，不能只看“右派”的穷富，更不应对反映强烈的给予补助，不善说，不会写，不上访的右派就不给补助，有利用价值有影响的“右派”就收买给“封口费”，不能利用，无利用价值的则置之不理。这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要用当年共产党对国民党用过的收买、打压、分化，瓦解的手法对待人民群众。现在共产党是执政党，办事应该光明磊落，大公无私。以人为本，实事求是，依法治国、不能只停留在纸面上，而应付诸实现，贯彻始终。

我盼望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为搞好和谐、团结、稳定，必须先解决当前影响稳定的主要因素，坚决快速地给予解决，彻底改正，敢作敢当。学习一下胡耀邦处事精神。只要是冤假错案，不管是哪一级领导定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把它纠正过来，这才是政治家的风度！这是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赢得民心的上上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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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15日

六十年忆巫峡之巅的惊世大标语

 

陈仁德

共和国60周年是个辉煌的日子，不禁让人想起“伟大救星”毛泽东。那天，他高高地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人民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底中国人民站起来没有？我说，“他老人家”不但站起来了，全国到处都是他挥臂的巨幅塑像，不但站到天安门上，还霸占着人民广场一大块地方。他虽然死了三十二年，可阴魂不散，至今还笼罩着中国人民。他是魔鬼，他是撒旦，遭难的不仅是知识分子，还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农民。

记得1961年9 月16日，马屁诗人郭沫若自重庆乘船东出夔门前往宜昌，当轮船行经巫山峡口时，郭沫若抬头仰望北岸高耸入云的文峰，忽然看见文峰之巅书写着硕大无朋的 “毛主席万岁！”五个字，壮阔磅礴，好似从天上飞落，五字相连，差不多占去了半座山的高度。一生观尽天下风云、唱尽颂歌的他，被这惊人的气势震动了，认为不能错过献媚时机，于是写下<过巫峡>的五律咏叹:“奇峰十二座，领袖万斯年。”

谁能“万斯年”？83岁就完蛋了。马屁诗人郭沫若在小序中说: “山身竖刻毛主席万岁五字，涂以白垩，甚为显着，估计字径当逾十米。”其实郭沫若在这里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凭肉眼作出的判断与事实相去甚远，那副标语何止” 字径当逾十米”。准确的数据是：每个字长宽各十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100平方米，五字和一个感叹号相连，外加字间距，超过了6000平方米。我们知道，一个篮球场的面积是420平方米(28×15)，而这幅标语的每一个字，都比两个篮球场加起来还大出了260平方米，整幅标语约等于15个篮球场。

这是迄今为止人类制作的最骇人听闻的无可比拟的标语! 也是超过历代帝王歌功颂德的“巨作”。可谁知道为制这幅“巨作”，死去多少右派分子？现在就向全中国人民讲述这个制作前后的故事。

初试身手  一幅标语三十里长                  

 

1958年，中国掀起了大跃进的狂澜，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 “赶英超美”， “大炼钢铁”， “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口号声一浪高过一浪。3月里，中共中央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评反冒进，并提出了他对个入崇拜的看法，他认为，个人崇拜中属于正确的部分是必须崇拜的。他的态度，直接导致了新一轮个人崇拜的开始。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又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反右倾思想运动。巫山县委为了紧跟毛主席的部署，在1959年10月召开了县委扩大会，动员全县人民迅速开展反右倾思想运动，巫山之巅的惊世大标语就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问世的。

巫山县委一班人决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反右倾思想运动的积极态度，经过反复研究，最后一致通过，在闻名世界的巫山峡南岸东起杨柳坪，西至下马滩长约30华里的范围内，制作一副“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的超大型标语。

这个宏伟的计划是这样分步实施的，首先在长约30华里的范围内选出13座面向长江的山峰，在每座山峰上安排一个字;然后将作字的山壁上的全部植被铲除干净，不留一根草;最后再用石灰浆在每面山壁上浇出一个长宽各10米的大字来。

在令人望而生畏的险峻陡峭的巫峡绝壁上去执行这一任务，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一般的人是不愿干的，于是右派份子便成了最好的人选。

就在制作超大型标语的宏伟计划通过后不久，县里举行了一次右派份子评查摘帽的会议，140多个诚惶诚恐的右派份子被集中到县政府招待所里，主持者要求他们充分反省自己的反动思想，加强劳动改造，争取早日摘帽，回到人民的阵营里来。会上当场宣布首批揭掉廖希富，黄永鑫，沈祖富，罗春玉，彭会志，王瑞全等七人的帽子，这在右派份子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从这七个人身上，右派份子们看到了摘帽希望，而那正是他们的最大渴求。接下来，就有70余个右派份子被组织起来，参与了制作超大型标语的”光荣任务”，他们都希望能借这个机会好好改造，重新做人。

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右派们在向组织上诚恳地表示了“改造”的决心后，登上巫峡南岸高高的山峰，开始制作这幅长30华里的超大型标语。

在幽深秀丽的巫峡群峰之上一边俯看长江，一边制作歌颂总路线的超大型标语，应该是一件很有诗意的事情，但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因为那实在是太危险了，而且劳动强度之大为一般的人所难想象，更难以忍受的是，右派们是在饥饿中坚持着这种高强度的劳动的。那时他们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200克!然而奇迹发生了，右派们抱着认真改造的信念，忍着饥饿，忍着劳累，每天起早摸黑地埋头苦干，一个月后，一条旷古未见的大标语出现在巫峡的群峰之中。

“高举总路线伟大红旗奋勇前进”13个大字实在是拉得太远了，每个字相距2 华里以上，用肉眼很难同时看到两个字，乘船逆江而上，要一个多小时才能把整幅标语看完，更恼火的是，如果是乘下水船，这条标语就必须反着念，谁也不知道到底是在说什么，显然违背了创意者的初衷。

再创奇迹  右派份子演绎激情

 

对于第一次超大型标语制作的经验和教训，县里进行了认真总结，觉得应该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继续进行宣传。

这时有人建议，在巫峡西口的文峰上制作一幅“毛主席万岁”标语，标语垂直排列，乘上水下水轮船的过客都可以一目了然。这一创意马上得到了县里的批准。经研究决定，还是由那些需要认真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的右派份子来完成这一光荣的政治任务。

屹立巫峡西口北岸的文峰（又名驱熊山、箜篌山），为著名的巫山十二峰之一，山形巍峨突兀，气势雄浑莽苍，扼全川之咽喉，为巫峡之标志，因山峰尖峭如巨笔插天，故称文峰，清代在其上建文峰观，成为巫山胜景。文峰山体陡峭，坡度多在60度至70度之间，而临江一面之绝壁断崖，则如同刀劈斧削，要在上面制作标语谈何容易!

但是，那是一个创造人间奇迹的时代，没有什么不能做的。

县委组织部专门就标语制作召集近100名右派进行了动员，要求右派们听从指挥，战胜困难，在完成这一光荣任务的同时认真改造思想。由于标语与文化有些关系，又特地把文化馆的干部罗典范抽调出来当负责人。随后进行了分工，按照不同工种成立了“铲字组”、“牵字组”、“兑浆组”、“ 背浆组”、“ 泼浆组”和“后勤组”等。为了真实地记述这段历史，请允许我们将目前能回忆起部分参与者的名字记在这里：

廖希富、黄永鑫、沈祖富、罗春玉、彭会志、王瑞全、陈传星、王泽兰、管孟春、王明建、李传宾、刘庆渝、张德富、王席礼、雷志远、李如明、王昌华（女）、曾宪明（女）、宋文彬、刘仁佐、李经灿、叶明松、代子芳、苏泽银、张玉贵、成锦宪（女）、黄权武、何本立、王祖高、刘祥飞、黄明生、罗明汉、周俊德、温炽昌、任舜德、吴昌鑫、陈永轩、杨裕林、陈文清、向明尧、谭明生……

创造人间奇迹的这一天来到了，1959年12月初的一个早晨，一支由右派份子组成的施工队伍开始向文峰进发。

正是隆冬天气，长江上朔风怒号， 巫峡口波涛汹涌，天地之间气象萧森。眼前的景象很容易让人想起杜甫的诗句: “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江间波浪兼天涌，塞上风云接地阴……”肩负重大政治任务的右派份子们一个个背着背包，扛着锄头，挑着撮箕粪桶，冒着严寒努力地向文峰观下的梨子坪攀登。天气太冷了，从他们的嘴里呼出一团团的白气。他们大多是知识份子，以前很少攀登如此陡峭的山峰，此时感到双腿一阵阵的发软，但是他们不敢叫苦，他们深知这次任务特别重大的政治意义，而且对于他们来讲，这也许是人生的一次机遇，说不定表现得好就会有摘帽的希望。他们心里明白，等待着他们的将是异常艰苦的工作，但是到底会艰苦到什么程度，则完全无法预料。他们尤其没有想到，就在他们一起登山的队伍中，有七个同伴会把生命献给这项前所未闻的工程，把尸骨永远抛在荒凉的巫峡险峰中。此时，仰望巍峨人云的文峰，俯看脚底滚滚的长江，他们除了自己为自己壮胆，已经别无选择。

梨子坪是文峰半腰的一个小山村，那儿有一快小小的平地，住着十来户农民，除了院落外，都是坡地，苍凉而贫瘠。农民乡亲们迎来了这群特殊的客人，他们世世代代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城里人来到这里，当然更没有听说过要在壁立的巫峡口上去刻写“毛主席万岁”的超大型标语，当下小山村里像过节一样热闹。农民们把茅屋土舍打扫干净，在地上铺上草，施工队员们就像“山顶洞人”一样住下来了。

施工队有自己的伙食团，就在农民家里架锅造饭。当时大饥荒已经开始了，巫山县群众的生活非常困难，秋天里，大部分公共食堂已经断粮，浮肿，死人现象已经发生。万县地区地委和行署知道巫山的灾情后打算供应750万斤粮食以救灾，可是由于刚刚雷厉风行地进行了反右倾的运动，巫山县的干部们怕戴”右倾”帽子，明明知道饥荒已经出现，却既不敢如实上报，更不敢接受救灾粮，在此生死关头，县委却在全县号召讨论“自己生产未搞好，要不要国家供应”的问题，殊不知就在一天天的热烈讨论中，饥荒却日甚一日的蔓延开来。这却苦了奋战在巫峡口上的右派份子们，他们把250克(比上次增加了50克)粮食分成三份，一日三餐，掺上清水加上牛皮菜煮成稀粥果腹，至于肉和油则完全是梦想，甚至连梦中也没有想过。就这样，他们万分艰难地开始了“毛主席万岁”超大型标语的制作。

雪花飞舞 巫峡绝壁惊心动魄

 

巫山县文化馆副馆长吕炎林受命设计了标语的书写方案，为了显示大跃进的气势和表达对毛主席的忠心，吕炎林将标语设计为每个字长宽各十丈(33.33米)，每笔宽一丈(3.33米)，每个字占地1100平方米。标语从山顶竖排而下，五字连缀，可及山半，过往行人仰视时会有惊心动魄的感觉。堪称开天辟地以来举世无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手笔。

吕炎林设计好方案后，即带领有关人员爬上山顶踏勘地形选择地段，最后确定在文峰向南偏东的山壁上划出一大片来制作标语，这个地段面对巫峡西端相对平缓的大宁河宽谷，视野比较开阔，数十里外就能看见，同时，从下游方向也比较容易仰视。

接下来，吕炎林指挥“牵字组”拉起长长的绳索，在山壁上放样作字。吕炎林的美术才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想想看，每个字1100平方米，他要怎样才能把间架结构摆布匀称，一般的书画家创作时可以先在墙上做初稿，然后退后几步看看效果，再作下一步的修改，可是吕炎林是没有这个条件的，他要看到自己草稿的全貌，必须到几里路以外去才行。

我们不知吕炎林是怎么开动脑筋克服种种困难的，总之，他是胜利地完成了五个大字的勾画。在拉绳放样划线后，人们用石灰顺着线洒过去，终于将“毛主席万岁”比例协调地安排到了文峰陡峭的山壁上。

“铲字组”的任务是顺着划好的石灰线用锄头一锄一锄地在山壁上将字形铲出来，这有些像在雕刻一座山体，用的工具是最原始的锄头。巫山峡的山上处处是荆棘，处处是丛莽，有很多地方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来没有人迹，那些盘根错节虬曲偃蹇的草木深深地植根于坚硬的山壁上，也许是不愿意离开自己生存的土地吧，要连根铲除它们还真不容易，“铲字组”的人们很费了些劲流了些汗才将山壁清理出来，硬是用锄头在6000平方米的山体上雕刻出了 “毛主席万岁！”。所谓笔画，其实就是一道道在山壁上挖出的深而宽的槽子。就这样，先后共挖烂了200把锄头。

整个工程是流水作业，“铲字组”在山壁上铲字时，其它组的人并没有闲着，都在分别忙碌着。

最辛苦的是“背浆组”的成员。高高的文峰上既没有石灰也没有水，石灰和水都要从六七里外的江东嘴运来，而惟一的运输工具就是背篓。“背浆组”的人们频频往返于江东嘴与梨子坪子之间，运回一定数量后就由“兑浆组”将石灰兑成灰浆，再背到制作现场去。

这时已经是数九寒冬，北风呼啸，雪花飞舞，文峰上冻云沉沉寒气凛冽，右派们的手足整天被石灰水浸泡，已是皮开肉绽，但是任务却一点也不能少。“背浆组”的人们在一阵紧似一阵的寒风中背着灰浆往山上运，灰浆在背上随着步子晃荡不已，一旦荡出就是浪费行为，那就是新的犯罪，谁也吃罪不起，所以绝对不敢有一点疏忽，何况坡陡路险，身边是万丈深渊，脚下是滚滚长江，稍有不慎，后果更不堪设想。

有资料显示，整个工程共用了石灰浆20万斤，按每人每天往返三次每次50斤计算，“背浆组”的人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背负着石灰浆登上文峰共计4000人次。

往挖好的槽子里浇泼石灰浆就是“泼浆组”的事了。要想在山壁上找一块小小的平地放桶是根本不可能的，“泼浆组”的人只好把灰桶底端得一边靠在山壁上，将灰桶夹在胯下，然后像猴子一样，一手攀住山壁，一手抓紧木瓢往先挖好的笔画里泼浇石灰浆，就这样一瓢一瓢地泼浇，平均泼浇石灰浆厚10厘米，直到把6000平方米的面积泼浇完。这种极其惊险的场面，现在就是用重金请那些飞檐走壁的武林高手来恐怕也难以完成了，而当时竟是由一些戴罪之身的书生气十足的右派份子来完成的，真是匪夷所思！

为了加强对右派份子的管理，白天忙了一天后，管理人员晚上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进行总结评查，安排第二天的任务，总之是一点不能松懈的。

饥荒夺命 摘帽未成身死野山

 

天气奇寒的日子，饥荒也越来越严重了。

250克粮食加牛皮菜度过一日三餐的生活也渐渐难以为继，原因是牛皮菜已经吃光了，但是不论怎么，是绝对不能说肚子饿的，那是对总路线的“污蔑”。后勤组的人们便满山去寻找勉强可以充饥的野菜，把黄蒿、地米菜都挖了回来，和着那点可怜的粮食熬成稀粥，努力让一个个羸弱的生命能维持下去，能坚持攀登上山崖去完成那个重大政治任务。

偶尔有的人请假回城，便想方设法去买些“食母生”、“艾罗补脑汁”、“辣椒丁”、“橘精酒”等凡是可以吃的东西回来，尽量增加一点热量，保持体力，以完成劳动定额，争取有个较好的表现，早日摘掉右派帽子。

然而，空前的大饥饿正以愈演愈烈之势席卷而来，“非正常死亡”的人数与日俱增，这些苦战在巫峡之巅的右派份子岂能幸免，由于营养太差，劳动强度太大，精神负担太重，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七个右派份子惨死在天寒地冻的巫峡里。

陈文清，一个劳动态度非常端正的右派份子，他是“兑浆组”的成员，他天天都努力地工作着，从不叫苦叫累，即使到了最艰难的日子，他也硬挺着。那一天，他对同伴们说，“加油干，争取早摘帽！”谁知这竟成了他的遗言，就在第二天晚上，他就因饥饿死去了。他直挺挺的僵卧在冰凉的地铺上，被人发现时已经死了很久了。他最终没有实现摘帽子的愿望，戴着右派的帽子去了另一个世界。

向明尧是个身强力壮的人，可以背着100多斤重的石灰登上陡峭的文峰，可是由于饥饿难耐，身体一天天垮了下来，开始还有野菜可以充饥，后来野菜也不多了，在和饥饿进行了数日的对抗后，也终于离开了人间。

县卫生局的右派谢会鑫，人称谢胖子，因为不堪饥饿，喝“辣椒丁”致患病，倒床不起，一些人说他装死，拉起来毒打，谢胖子本来就命在旦夕，怎禁得住如狼似虎的毒打，当时他被打得大小便失禁，连求饶的力量都没有了。打手们见他没有言语，俯身观看，才知他已经死去了，于是便拖出去草草地埋在山坡上。那天晚上巫峡里北风凄厉已极，呜呜的风声在漆黑的夜里像鬼哭狼嚎。

县干部文化学校教师陈永轩、县公安局干部杨裕林、县府办公室干部谭明生、南峰小学教师张玉贵，在短短的两月内，他们都先后悲惨地死去了。死时，他们都还年轻。

标语制作工地的饥饿状况渐渐传了出来，万县地区宣传部副部长鲍恒茂到巫山检查工作也了解到了其中的一些情况，鲍恒茂感到事情有些严重，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向巫山县委提出，应该适当的给标语制作人员一些照顾。在征得有关单位同意后，右派们得到了每天增加供应二两黄豆、三钱食油（均为16进制）的特殊优待。当他们吃到珍贵无比的油和用黄豆拌菜做成的菜豆腐时，一个个眼中噙满了泪水，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表示一定要加倍努力，用实际行动来感谢党的关怀。

正好此时由重庆驶往外地的一艘运粮的船在文峰下的箜篌沱触礁翻沉，所载粮食被打捞起来后就近处理给巫山居民，一斤定量可买三斤“水湿米”，巫山人为之欣喜不已，好象天上掉了馅饼一样。这对于标语制作工地上那些挣扎在饥饿线上的人，无异于雪里送炭，他们终于在濒临死亡的最后时刻活了下来，从而也加快了标语制作的进度。

1960年4月，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标语终于出现在巫峡之巅，占地6000平方米的“毛主席万岁！”无与伦比地展示在世人眼前，耸入云霄的青青的山壁上，用20万斤雪白的石灰浆写出的标语异常显目，轮船顺江而下，在数十里外就可以看见那条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惊世大标语，巫山县委的同志们脸上露出了幸福的微笑，虽然那时饥荒正在夺去越来越多的人的生命。

一个著名画家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来到巫山，在仰望了这一人间奇迹后欣然挥毫作画，题为《与江山同寿》，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本文前述郭沫若的诗篇不久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一时，巫山的超大型标语成了中国的骄傲。

涛走云飞 惟有文峰依然如故

 

涛走云飞，潮起潮落，就在这幅惊世大标语落成后的第二年，巫峡里的那些绿树青草又蓬蓬勃勃地生长起来，而那些用石灰浇注出的本来很显眼的标语却渐渐被雨打风吹去，变得暗淡无光，巫山县委多次派人上山修补，也无法使标语重放光彩。到了1963年，标语的色彩褪尽，最后终于从人们的眼中完全消失，巫山峡口又恢复了自己的本来面目，变得一片葱茏。

又过了13年，毛主席在亿万人民万寿无疆的声声祝福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就在写这篇文章时，我们又一次仰望巫山峡口高高的文峰，它头上依然是蔚蓝的天宇，脚下依然是碧绿的江水，一切在它身边发生的轰轰烈烈的事情，就像被滔滔江水卷走了一般，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只有古老的文峰，在笑看人间演出的一幕幕悲喜剧之后，依然高高地耸立在天地之间。满腹经纶的郭沫若如果重过三峡，不知将作何想法？我忽然想冒昧改写郭沫若当年的诗句，作为40多年后对历史的反省：

领袖万斯年已矣，奇峰十二座依然！

难道不是吗！

末了，我们要告诉大家，当年标语的制作者至今仍有许多人健在，他们都已经成了白发老人。在回忆起那段往事时，他们记忆犹新，许多当年的场面，仿佛就在眼前。谢谢他们接受采访，提供了许多材料，他们的名字是：刘仁佐、李经灿、叶明松、罗典范、王昌华（女）、黄永鑫……。他们现在依然生活在巫山，日日面对着那座曾经让他们断魂的高高的文峰。

 千古一魄

 

——以史为证念林昭

 

林永万口述   后永年执笔

今天是林昭的祭日，遥望东方，默哀，以寄托我的哀思。

四十一年前的今天，林昭因出自那颗正义、博爱之心，为百性能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公正、平等，敢于“开古今未开之眼，”洞穿人间弊端，“开古今未开之口，”仗义直言而获罪，三粒罪恶的子弹剥夺了她年青的生命，她用鲜血在湛湛的青天上写上了“自由万岁！”四个大字，不时地在提醒着中国人民。千古一魄，她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她虽死犹生。她的高瞻远瞩，凛然正气将载入中国青史，她“宁为玉碎，殉我中华”的精神，已溶入炎黄子孙的良心。

或许我与林昭同是女性，同是右派，又同有一颗死不低头认罪的花岗岩脑袋，所以我特别关注林昭的一言一行，并用半个世纪的历史实践来认识林昭，来检验真理。

我长林昭四岁，都是同时代的人，我们都同是把“走！跟着毛泽东走！……和平、民主、自由、幸福的光明就在我们的前头”作为人生的座标。在屠刀高悬的白色恐怖的年代里，毅然投身革命，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都从内心把毛泽东看作是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大救星。

怀着对毛泽东的迷信，本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我们都参加了土改。林昭参与了用水缸冷冻了一对死不交出浮财的地主夫妇大呼痛快，我组织群众对地主作过无数次无情的斗争。因此，我们都得到党的肯定。林昭的团员转正了，我的工作成绩受到见诸报端的表彰。实践证明，我们都同是陷入了一个认识的误区。

土改结束后林昭进了最高学府深造，我则在政权的基层，执着地组织群众沿着被称为“灯塔”的“一化三改造” 的总路饯，去实现毛泽东的乌托邦空想而付出了我的勤奋。实践证明，我没有从误区中走出来，是在为祸国殃民的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卖命。

一九五七年，这既是一个灾难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年份。二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与尔后成文大相径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报告，四月，又作了“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 。两个文件布下了天罗地网。六月八日，一纸“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的党内指示，收网拉绳。五十五万敢于讲真话的臣民落入网中，沦为贱人，其中就有林昭和我。

收网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那是大屠杀的号令。同时在人们心中，也产生了“这是为什么” 的疑问。我限于水平有限，把这个突来的现象，认为是毛主席发动整风运动是正确的，党的确是要克服三大主义，党才更加光荣、昌盛。是鹤庆县委执行错误，借机整人。而林昭则不然，他一眼洞穿了这个阳谋是骗局，高呼：“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于是，在批判北大“5·19” 的点火人沈泽宜、张元勋、谭天荣、陈奉孝的大会上，拍案而起，挺身跳到作为演讲台的餐桌上，揭露了这个阳谋，甘愿与沈张谭陈为伍，让党在自己的额头上烙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金印，列入异类。实践证明，林昭是正确的。彼时彼刻，能如林昭者有几？

在死不低头认罪这一点上，我和林昭既相同，又有区别。相同者，都同是花岗岩脑袋，带着死理进棺材的死不改悔者；区别者，我如井底之蛙，看不到这场灾难的实质，认为毛主席党中央是正确的，是县委书记这个人对我的报复，一旦来了个青天大老爷，则我的冤曲得伸。林昭如蓝天之鹰，是站在社会的高度去探求真理。她在这场灾难中大彻大悟，意识到反右斗争的后果将是给中国带来灾难，从而想到这个没有人性，不讲诚信，专门在人与人之间制造仇恨的社会必需改造，“要想改造社会，不干则己，干就要往大里干，绝不低头屈服！”何等先见，何等大志。实践证明，林昭是正确的，与林昭相比，我何等渺小，自感惭愧。

惺惺惜惺惺。在婚姻和爱情上，我和林昭都有同样的遭遇。自古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的本性。然而领导一切的党，是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领导一切，把绝对自由的婚恋也纳入他所领导的“一切” 之内。林、甘相恋，提出结婚申请，党指示：“两个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结什么婚，不准！”指示付诸执行，甘粹发配新缰，林昭则送回上海养病，天涯海角之隔，从此离分。在强权之下，无奈的林昭只能仰天长叹：“天地虽大无所哭，何处容我一放声。”

而我，在五七大难临头之时已为人妻。我有一位称心如意的丈夫，有一个才问世的可爱的女儿，多么美满的家庭。但是为党所不容，划清界限，强迫离婚。于是母女俩成了孤儿寡母，风雨飘零。尽管残忍，尚能相依为命，精神上还有一份寄托，而林昭则至死就是孤身一人，孤独地倒在枪弹后的血泊里。面对两个女人程度不同的悲剧我该怎么说？难道要我说：“感谢你！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你挽救了我的丈夫？是你挽救了林昭和甘粹？”

我们都共同都经历了“一天等于二十年” 的那个饥饿的岁月。毛泽东为了实现登上共产国际领袖宝座的伟大抱负，举起了“三面红旗” 。在“三面红旗” 的淫威下，科学被斩杀，规律被砸碎，加之反右斗争造就的那伙低首下心奴颜卑膝的“学界先彦”“ 社会贤达”的摇旗呐喊，一颗颗“卫星”上天，一石石口粮上缴，村寨里看不到炊烟，听不到犬吠鸡鸣。看到的是饿殍千里。面对乡亲的具具饿殍，我只能遥望北京祈祷、哀告：“伟大领袖毛主席啊！睁开眼睛看看吧，民不聊生，大厦将倾，立即下诏制止你的下属，千万不要倒行逆施。”虔诚的祈祷，泣血的哀告，回答我的是孩子饥饿的哭声。只能在饥寒交迫，“只准规规矩讵不准乱说乱动” 中逆来顺受，“舔着自己的血来润湿嘴唇” ，抱着孩子在险恶丛生的道路上跛行。

此时此刻，林昭在祖国大地的东方和黄政起草了“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 的“盟纲”、“ 盟章” ，与张春元等燃起了一炬《星火》。林昭借盗火种，给人类带来温暖和文明的普洛米修士之口，在《星火》上说话了，她用兀鹰啄碎了的心的血呼唤人们：“起来啊！抛弃那些圣书神语/砸烂所有的偶像香灯/把它们踩在脚下，向奥林匹斯索还作一个自由人的命运！”争民主、争自由、反愚昧，反迷信，反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明朗，旗帜鲜明，星星之火，在黑暗的大地上出现一丝光明。然而“宙斯”岂能容忍，《星火》才点燃就遭到封杀，林昭为此入狱，张春元为此被判处死刑，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四十九年过去了，实践证明，当年的我是何等愚昧，而林昭确实有一双火眼金睛。金睛火眼透穿假象，一把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专制、独裁、反科学，反人民。实践告诉人们，张春元、林昭等的主张是正确的。

在尔后的日子里，我伴着饿死的亲人的坟头，搂着受歧视的孩子，闭目缄口，度日如年地苦苦煎熬。而林昭却戴着毛式的镣铐，在高墙铁窗里度过苦难而又光芒四射的八年，直到1968年4月29日的三响枪声。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林昭却恰恰与这段圣旨对上了号。她是右派，最高指示：右派就是反动派；她起草过“中国自由青年战斗联盟” 的一纸“盟纲” 、“盟章” ；她参与了《星火》的编撰，这些，当然被认定是反动行为，按“最高指示” ，岂能对林昭施以仁政？所以，狱中八年对林昭之不仁，惨不忍睹，酷不忍提。“毒打，狱方指使刑事罪犯毒打林昭，屡屡毒打，剥光衣服的毒打。酷刑，狱方反铐林昭达半年，半分半秒不解除，吃饭喝水穿衣睡觉排泄，全都反铐着进行” 人间之残酷莫过于此。但林昭之所以成为在酷刑下凛然高贵的林昭，是在被殴辱的日子里，对暴政的认识遂步纵深。五十年的实践证明，林昭在《星火》中所撰：“人民公社不合国情不合情理，应当及早解散”；“ 国家不能统统包揽经营权，应当允许私人开业经营，才能真正发展经济利国利民”；“ 必须改变关闭锁国的方针……，引进外资，举借外债来加速国家经济和科技事业的发展”；“ 为政者应自律取信于民，国家才能治理好” 的主张，不论是过去或是现在，都是正确的。如果当年圣上能采纳丁点，就没有三面红旗下的灾难，更不会有自相残杀的“文化大革命。”可悲的是我主刚愎任性，权欲熏心，面子要紧，竟然将这些正确的理论认定是反动派的“反动言论” 和“反动行为” ，正确理论的提出者林昭啷当入狱，倍受酷刑。林昭在酷刑的痛苦中把正确的认识引向纵深。她看到了问题的根源是在五星红旗下有一尊被神化了的，刚愎自用，轻躁任性，权欲熏心，绝灭人性又至高无上的皇帝，在他的周围自上而下豢养着一群善于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的小人，从而发出了“只应社稷公黎庶，哪许山河私帝王。汗惭神州赤子血，枉言‘正道是苍桑’” 的悲叹；从而切肤血书数十万言，直指金殿帝王。明知犯龙颜将身首异处，但“节不允改，志不可夺”，“自由无价，年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 。正气冲天，浩气凛然。万岁爷岂容得如此“狂妄之徒”，格杀无论，于是就有了龙华机场的枪声三响。

林昭走了，走得那么惨烈悲壮，走得那么正气浩然。与其说林昭的血书是留在狱中的墙上、衣上，她的血淌在龙华机场第三跑道上，何不如说是流、淌在我的心上。我不能不想：林昭的血告诉了社会什么？这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大大的问号，我愿与13亿炎黄子孙认真地去探讨，共同去寻求正确的答案。

林昭，我英雄的好妹妹，中华的千古一魂。你在那片白云上静静地看吧，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中国人民正在觉醒，中国的经济体制在变，变得来日新月异，你所追求的那个和平、民主、自由、博爱、平等、公正、公平、法治的社会就要诞生。这是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历史规律，届时，你志得酬，可含笑九泉了！

安息吧！林昭，我的好妹妹！明年的今天再见！

2009年4月29日于云南大理  

血泪斑斑的记忆

 

陈光寒

我出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祖父早年当学徒，后来在进贤开了一家银匠铺，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发了财，购置了百余亩土地，成了一个地主。此外，他还拥有不少黄金和白银，在风雨飘摇的二十年代末给散兵游勇们抢劫一空。他自己也因此而卧病不起，未满六十便去世了。

父亲名经。祖父去世时，他刚在上海震旦大学读完二年法文预科。祖父去世，商店倒闭，父亲只得辍学，另谋出路，做过小学教员和小公务员。抗战胜利后，进贤县成立了“参议会”，他被教育界选为参议员，进入了对县政可以施加某些影响的“绅士阶层”了。至于他施加了哪些影响？做了哪些罪恶勾当？我毫无所闻。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进贤解放。当我们看见一队队穿着粗布军服，皮肤黧黑的男女战士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过街道，对这些“解放者”萌生了崇敬之情，暗下决心要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成为革命洪流中一朵小小的浪花。后来我不顾好友的劝阻和家庭的反对，通过考试进入了西南军政大学。五〇年六月结业后被分配到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三七团政治处当文化教员。

朝鲜战争爆发后，部队奉命开赴东北整训，准备打仗。我们几个教员也分别调整了工作，我调到后勤处做见习会计。

在朝鲜，经历了三年残酷战争的锻炼和考验，完成了本职工作和历次押运弹药到前线的任务，在烽火中迅速成长着，半年后我便定为党的培养对象了。入党是我的梦想，我要求入党完全是为了献身于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然而正当我稳步地向着梦想的实现逼近时，一场毁灭性的灾难正悄悄地向我猛扑过来。

一九五一年七月我奉命在铁岭军后方留守处学习会计业务，忽然接到接到家中来信说：父亲是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压了，和他一起遭难的还有我们熟悉的几个中学校长和老师。接着母亲又在“土改运动”中被斗，而且被“扫地出门”。一位邻居出于怜悯，让她带着弟弟们在她多年无人居住的破败旧屋暂时栖身，以替人家纳鞋底、卖血和乞讨艰难度日……震动之余，难免不发生种种疑问。

其一，不久前在前线曾收到父亲来信，勉励我英勇杀敌。看了此信的同志称赞说：你父亲还很进步呢！一个很进步的人怎么突然变成了“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呢？

其二，父亲一生以教书为主，虽然当过区长、科员一类的小公务员，但都在三十年代，不在镇反条例规定的四七年后的内战时期，不应做为划“历史反革命分子”的根据；四七年后他不过是个“县参议员”，参加了绅士集团间的内斗，并没有参加实质性的“反共活动”。

其三，他的历史问题早在解放初从专署学习回来后就到公安局进行了自首登记，而且动员并带领了一些亲友进行了自首登记，有立功的表现。

其四，他虽然继承了一百余亩土地，是名副其实的地主，但它不是利用封建特权掠取的，而是祖父通过正常的交易取得的，是土地私有制的产物，与封建土地制风马牛不相及。

最后，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地主阶级实现耕者有其田，所谓消灭乃是通过没收地主赖以剥削的土地和其它重要的生产资料，使之作为一个剥削阶级不复存在，并非消灭其肉体，也不是剥夺他及其家属赖以生存的基本生活资料，如住房、衣被、家具等，使他们无法生存下去。

虽然有种种疑问，但我的革命信念却没有半点动摇，向组织做了汇报，并表示了毫不动摇革命到底的决心。我天真地认为，自己的一片洁白坦荡的胸怀会得到理解的。然而事实很快地证明我错了。尽管我一如既往地热情地工作着，完成了上司指派的各项战勤任务。尽管我一如既往地把青春和精力溶于革命洪流之中，但是我敏锐地觉察到我受到了歧视与冷落，入党已经不可能了。我开始感到彷徨与苦闷了。那时刚好调来了一个新同志，他经常口出怨言。受到感染，我间或呼应一、两句，因此种下了祸根。

拉完了磨宰驴。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前夕，我和数以百计的“有问题的人”一起被“清理”了。那时我们奉命进行了短期“集训”。集训结束，负责的保卫干事宣读了党委的三条处理决定。一，地富子女在部队表现不好者一律“资遣回家”；二，原国民党军人在部队表现不好者一律“清洗回家”；三，上述两种人员中违犯军纪者，交地方管制。

决定象晴天霹雳般吓得我们目瞪口呆、心惊胆战，想不到我们长期转战国内外，在艰险的万里征途上，消磨青春，挥洒血汗，却落得如此悲惨的下场！而我们的“罪愆”只不过是“原罪”（地富出身），或“历史污点”（当过国民党“匪兵”）！

第二天我们第一批七、八个“原罪犯人”忐忑不安地在一个保卫干事的陪同下上了南行的列车，火车快开动时，干事给了我们各一张硬席火车票和一纸给当地民政部门的遣返证明便如释重负般匆匆下车走了。我们各自打开证明一看，脸色一下子都惨白了，原来上面写的都是污蔑不实之词呢！我的“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因家庭被斗父亲被镇压对我人民政府不满，工作消极，决定资遣回家……”

我只是对家庭遭受着毫无理性的毁灭性打击不太理解而已，何尝对政府表示过不满？我履行了我的工作职责，完成了我的工作任务，不能认为是工作消极。我之所以苦闷彷徨，不是因为我的革命立场的动摇或革命意志的衰退，而完全是因为组织对我的歧视、排斥、视为异类，定为“控制对象”的结果。然而我的苦衷和冤屈是无处申诉的，我只有怀着一腔忧怨，满心疑惧，和部队慷慨地恩赐的一张硬席车票和遣返证明，带着我所有的财富——包裹在一个军用背包内的两套旧军服，一床旧被套和一件旧军大衣，“衣锦荣归”！

抵家后，母子在一间潮湿阴冷破败的百年老屋相见，黯然神伤，却欲哭无泪。因为母亲早已把泪哭干，而我经战斗长期的磨练早已心肠似铁了。母亲，一个才过四十原来十分健康的妇人，经过家毁人亡的沉痛和持续不断的饥饿、卖血、忧虑、悲伤以及做义务工的折磨，两、三年间，竟然变成了一个瘦得像骷髅，年似七十的老妪！环顾室内，只有一张简易的床、一张粗陋的木桌、一个茶柜、一条长凳、一张小竹椅、一只锅、一个泥炉、若干碗筷，以及一只装着少量衣服的竹箩，这些便是她的全部家当！

幸亏人类的同情心并没有被残酷斗争的暴风雨所完全窒息，在街坊邻居的敦促下，街道干部到区署为我申请到一张同意我参加当年全国高校的介绍信。我持介绍信到南昌报了名，参加了统一高考，并被北大地质地理系录取了。

北大地质系原来享有盛名。我是怀着学习地质专业，将来为国家建设探寻与开发矿藏的目的报考她的，哪知当年院系调整，地质专业已经划出去了，但却仍然称为“地质地理系”。如果说，这还不算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话，起码它有着误导考生之嫌吧？一九五七年五月，经过认真学习，自以为掌握了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理论与方针政策，在校内外整风热潮的推动下，由潘鸿儒领头，我起草了一份有十二人（占全班人数的40%强）联署的要求转系学习的大字报贴在地学楼门侧。只要不是“左倾”偏执狂或迫害狂，谁会把这种与政治毫不相干的问题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滥施斗争和处罚呢？然而，在“左倾”狂热泛滥成灾的岁月，什么离奇古怪或伤天害理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和潘鸿儒一道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此前，苏共二十大开过后，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在西方报刊上公诸于世，引起了轩然大波。接着又相继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匈事件。了解事件真相，探索事件产生的原因，也就成了我这个一向服膺“无下兴亡匹夫有责”精神的一介书生关注的焦点。我阅读了一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浏览了美共机关报《工人日报》转载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摘要，看了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以及卡德尔的有关文章等，开始对列宁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事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行再思考，对以“工人自治”为特点的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开始产生了兴趣，曾不经意地对一个同学讲过“铁托了不起”，因为他顶住了斯大林的巨大压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坚持走自己的“南斯拉夫道路”。与用数以百万计的民众和数以千计的优秀知识分子与忠诚的高级干部（包括众多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尸骨铺就的“苏联道路”相比，南斯拉夫道路无疑更合乎人性，因而也更能为民众所接受，为知识界所认可。我赞许它，纯粹是出于对人类命运的关切和对无数受难者的同情，何曾有含沙射影之意。孰知在阶级斗争的狂热岁月，人们的敏感和多疑达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程度，这句话也便成了我的又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证。

五月十九日校园内出现了第一批大字报，它们仿佛几点火花，在精心营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温暖干爽的春天里立即燃烧起来，蔓延开来。数日间，校园处处便贴满了数以千计的形形色色的大字报，处处墙前聚集着成堆的阅读和讨论的人群，似乎正在酝酿着另一场五四运动或者如工人出身的老党员龙英华所指称的“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呢！？许多人都卷了进去，我也不例外。但由于部队的那段经历，思想受到的束缚较多，因而很不锐敏，做不到言他人所未言，道他人所未道，为了藏拙，只好始终做一个虚心的旁观者和旁听者，未曾就国际、国内的重大问题发表过任何口头的或书面的意见。即便如此，我也未曾逃脱被打成“右派”的悲惨命运。

毕业前夕，侯仁之系主任向全班同学宣布处分决定，我被定为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并给予工作考查两年的处分。然后发了一份表格，命我签字。表格上的组织结论栏赫然写着侯主任签字的处分决定，结论前面的错误事实一栏却是空白。本想拒绝签字，却担心会招致更严重的打击，只得默然俯就，心想：总不至于无中生有，罗织构陷吧？然而，我将某些公开宣称或暗下决心要争取“火线入党”、“火线立功”的英雄好汉们看得太善良了，凭着他们手中那支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生花妙笔，什么怪诞荒唐的虚构故事编造不出来呢？07年我班同学在母校相聚时，皮永丰在一次座谈会上一面向他所曾经憎恨的卢培元（当时任团支书）和陈凯（当时任系党总支副书记）“道歉”，一面提出质询：为什么从来不写日记的他会犯档案上所指称的写“反动日记”的罪行，而这正是定他为“右派”的重要依据？皮的质询出之以谦恭的态度与平和的声调，但却像一声晴天霹雳在会场上空炸响了，全场为之震憾！伟大领袖曾豪迈地宣称：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造出来！一个不曾写过日记的人被查出了反动日记，这岂不也称得上是一个小小的奇迹？皮的处分书上出现了这样的奇迹，我的呢？侯仁之主任宣布处分决定时秘而不宣，后来黑龙江省肇东师范党支书杨万生宣布我是右派时也未提及，那些用“特殊材料制造”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究竟在我的结论书上造出了什么人间奇迹，我依然毫无所知，象阿Q奉命乖乖地在死刑判决书上画圈那样，我也奉命乖乖地在右派处分结论上签字。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阿Q时代的悲剧和荒诞剧却依然在花样翻新地不断上演着，这岂不也是造出来的人间奇迹？

处分宣布后不久，我被分配到黑龙江省肇东师范当教员，踏上了布满着荆棘与陷阱的漫漫改造路。肇东处于松嫩平原的腹地，是北大荒的一部分。那儿天寒地冻，气温达零下三、四十度的冬季长达七个月之久。到那儿工作已经够一个江南书生痛苦不堪了，何况还要像昔日的流放犯人那样背负着“反朝廷”的严重罪名！何况还有另一场“整风反右”以及其它形形式式的“狂热运动”等待着我去忍受煎熬！

折腾了一年多的“整风反右”终于结束，“右派分子”们都得到了相应的处理，我这个受到“工作考查”处分的“学生右派”也从58年7月起停发了工资，改为每月发18元生活费，并下放农村接受群众监督下的“劳动改造”。

可是出乎那些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的想象，这些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最可靠的同盟军的劳动农民并不视我们为敌，反而以我们为友。他们不仅不百般刁难我们，反而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我们。我们享受着和男劳力同样在公共食堂就餐的权利，却干着半拉子的活儿，而且无论我们的活儿干得多差劲，也从不计较，非但不计较，反而屡屡向管理区领导和师范党支部反映我的表现如何如何良好，年终评模时全体社员还一致地评选我和另一个“右派”孙宁本老师为“劳动模范”。两个“半拉子”尚不够格的成年人却被一致地评选为“劳动模范”，岂非咄咄怪事？不过怪虽怪，却事出有因。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新民村的劳动农民虽然也处于社会底层，生活困苦，却人性未泯，正是出于对受苦受难者的深深同情和恻隐，才做出了这种看似荒唐的义举啊！

可惜此类义举并不能感动无恻隐之心的操生杀予夺权者，我们没有如社员们所希望的那样能撤消处分收回工作，而是被推入苦海的更深处。

那年十一月秋收即将结束，忙了大半年的我们很快即可以和社员们一道享受数月的清闲了，哪知一个电话便把我们召进了机关综合厂去继续进行遥遥无期的脱胎换骨的改造。

机关综合厂和机关农场一样是县委机关创办的，也一样是“大跃进”的产物。经过连续两年的大跃进，肇东，这块盛产玉米、高粱、粟、大豆、甜菜、亚麻等作物的黑油油的土地，也出现了食品短缺的现象，特别是肉类、禽类、蛋类、酒类、奶类等非大众化食品更是奇缺，即便是县委领导及其家属的需要也难于满足，于是县委决定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南泥湾精神”，充分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白手起家”，在郊外划了一片土地建起了一个农场，种了大片大片的饲料，养了大群大群的猪、羊、鸡、奶牛等，以便为县委领导机关内部及其家属源源不断地提供丰富而低廉的猪肉、羊肉、鸡、鸡蛋和新鲜牛奶等市场早已经绝迹的食品；在市区占了一座宅院，办了一个挂着“综合厂”招牌的作坊，为充实县委机关的小金库而努力赚钱。为了降低成本，县直属各单位内仍保留公职的“右派”们便派上了用场，一个电话就把他们召来了。

这个厂除厂长、会计和两个熟练工人外，其余包括出纳、保管、采购、推销等在内的所有人员都是清一色的老右。使用老右好处多多！首先，他们的工资或生活费是政府发的，无须工厂破费；其次，他们虽然干着工人的话，却不能享受工人的待遇。无论他们干什么工种，工厂无须发给他们哪怕一双手套，其它劳保福利就更不用提了。总之，工厂无须在他们身上花一分钱，而且事实上也没有花。单这一项为工厂节省了多少开支，为其产品降低了多少成本啊！其三，他们是另类的人，即伟大领袖所指称的“牛鬼蛇神”，对他们就无须以人道待之，而必须以“兽道”待之，驱使他们一天忙乎十六个小时，一年上班364天（农历大年初一放假）；驱使他们吃半个工人的口粮（他们的口粮标准不随工种改变而调整），干两个工人的活，也便心安理得了。

全厂有两个车间（作坊），即磨粉车间和纸浆车间，一个大车运输班和一个饲养班。磨粉车间为食品公司提供白粉，纸浆车间为造纸厂提供纸浆，运输班外出运货赚钱，饲养班负责饲养马、驴和猪。运输班的任务落实到车，饲养班的任务落实到人，车间则分别由日班和夜班各负责十二小时。除了上班各司其事外，每晚还得坚持约三、四小时的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恭听厂长根据老右们奉旨必做的思想汇报或互相揭发材料拼凑的，集村话脏话屁话废话于一身的，时而神气活现吹胡子瞪眼睛，时而嘻嘻哈哈未语先笑的“训话”。他不允许我们之间互称老师，在我参加的第一次训话会上，他对有人揭发原一中一个六十多岁的俄文老师被人称为“张老师”一事大做文章，训斥道：“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什么吗？让我告诉你们吧：你们不是什么张老师、李老师。你们是臭右派！”从此“臭右派”一词便和“他妈的”一起不绝于众人之耳，成为他的惯用语。

此外对那些被揭发改造不力或说了不当言辞的人他总是指责他们是“花岗岩脑袋”，是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的人。

对那些上了他的“以夷制夷”圈套的，积极改造，经常写揭发材料的人他也不放过，讥刺他们的行为是“狗咬狗，一嘴毛！”

我从来是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地做人；从来不做，而且永远不做咬人的狗，或咬狗的狗。但咬人的或咬狗的狗自有人热心做。我身体素弱，手脚又笨，干活的质与量均不如人，往往成为“尖牙利齿”袭击的目标。我成了一个偷奸耍滑抗拒改造的典型了，厂长为此把我调到劳动强度最大的磨粉车间。车间由一台石磨、两只毛驴（轮流拉磨）、一个工人（负责将磨成浆状的土豆制成白粉）和两个右派（一人看磨一人挑水）组成。我不会看磨，唯一能做的只是挑水，厂长的意图也是叫我去挑水的。石磨连续十二个小时不停地转着，水便要不停地供应着，挑水的便要不停地从深不见底的深井里打上水来，然后挑着满满两桶水穿过大场院走进车间。一夜得挑多少担水呢？数以百计！那时正值隆冬，井台上结着厚厚的光滑的冰层，象我这样手脚笨拙的文弱书生，不要说挑着重担，即便是空手也完全有滑倒坠入深井的危险，谁不为我捏把汗呢！即便是厂长也放心不下，亲自来查看，见我吃力地挑着水摇摇晃晃下井台的笨相，也慌忙命我放下水桶回原车间上班。

我或许因此免除了一次带着花岗岩去见上帝的危险吧！而我对厂长的看法也开始在转变。厂长原是银行的小职员，凭着自己的聪明乖巧，经过整风反右的“锻炼”，入了党提了级，被挑选来担任名为加强对“右派”的监管，实为增加机关小金库的财富的机关综合厂的厂长。对此光荣使命他当然不敢懈怠，当然要尽其所能地在这些贱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血汗，当然要表现得越残酷无情，越“左”越好！于是便出现了上述的种种乖张的举措言行。其实张牙舞爪只是他的表象，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我曾听他说过：母亲总是叮嘱他要善待这些人。后来他也真的放松了监管工作，厂院里也便偶尔响起了可以忘忧的老右们的嘻嘻哈哈的谈笑声了。

我曾有幸见过厂长母亲一回，1960年冬我奉命与一同伴一道套着驴车送煤到厂长家，见着一老妇和一少妇。她们见我一身破烂，而且单薄，顿起了恻隐之心。待我们卸完车，老太太问我：“娘还在吗？”我点点头，她摇头叹道：“娘要知道你在这儿遭罪，还不知多么伤心呢！”说着，眼圈儿都红了，接着又说：“俺常对俺儿要说他好好待你们，咋样？他对你们还好吗？”我们点点头转身要走，少妇还一个劲儿地邀我们上炕暖和暖和喝杯热茶再走呢。

作为管教干部的家属，这两个善良的妇人也和新民村的农民们一样对我和我的难友们充满着怜悯和同情。在他们眼里，我们和他们一样是人类而非异类，是良善而非歹徒，是同胞而非敌寇。尽管伟大导师不遗余力地鼓吹“斗争哲学”，制造“阶级斗争”，可是人性未泯的民众有几人会认真服膺的呢？！即便是象厂长这样的管教干部，伟大导师的谆谆教导还不及他母亲的几句话灵验呢。

六〇年年国庆节厂长宣布县委有关摘掉一人右派帽子的决定，这是继五九年后全县摘帽的第二人。照这样摘下去，何年才能临到自己呢？悲观情绪便在老右中蔓延了。原一中教俄文的张老师，六十多岁了，也得和中青年一样坚持上班，一样参加加班加点的“夜战”或“日战”，一样听厂长“训话”或辱骂，而他每月的生活费只有24元，还得与老伴分享，生活实在太苦太苦了，改造实在太难太难了，真是苦海无边，何处是岸啊！老人实在难于忍受下去，便于六一年春节前夕（大年三十）忍心撇下老伴服大剂量安眠药自杀。呜呼哀哉！老人性情开朗，随和健谈，曾侨居俄国多年，喜谈在俄的见闻，不免有侮辱“老大哥”之嫌，而被视为“反苏”，反苏与反共一样是条重罪。五五年师范便有一名数学教师因对在会场上挂斯大林画相有异议而被打成反革命，五八年整风又重新挨整而被迫投井了。

在“六亿舜尧”屈从于“一个意志”的岁月，出乎意料的事情常常发生。正如五七年一顶“帽子”突然重重地扣在了头上，六一年那顶“帽子”又突然轻轻地给取下了。国庆节那天领导照例宣布了县委摘掉一个右派分子帽子的决定后，又意外地宣布有四人经甄别不属于右派分子，其中便有我。当然，这是伟大领袖对于“一张一弛文武之道”的创造性的运用。把你狠狠责打一顿，打得你服服帖帖再也挺不起脊梁骨了，打得你唯唯诺诺再也没有自己的思想了，然后轻轻放过，叫你大喜过望非但不生怨恨，反而心生感激呢！

既然是错案，哪扣发了近四年的工资照理得补了吧，可是没有补，只给我发了80元困难补助作为补偿，而我也是给整傻了，哪敢吱声？

六二年四月文教局安排我到三中当地理教员，五月恢复了大学毕业生试用期的工资待遇（每月43元）。九月又顶替他人去了一所农村初中。六三年九月才终于转正定为中教八级月薪50元。同时经朋友帮忙调回江西，被安排在龙南中学当英语教员。原以为从此便可以平安地度过余生了，孰知三年后更大的劫难又铺天盖地压下来了。

六六年以“反修防修”相号召的文化大革命掀起来了。反修防修关系着国家前途，作为一个服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天真汉，也自觉地投入运动，写了几份“批修”的大字报，取得了红卫兵们的信任，把我请到县红卫兵司令部办的红卫兵报担任副主编，写了三篇“批修”杂文在报上发表。我以能为反修防修的伟大事业尽绵薄之力而欣慰，没想到要捞取一丁点私利，所以从未参与派系斗争。在部队我因组织对我另眼相看而不满，犯了“错误”；在大学我因专业问题写大字报犯了“错误”。个人主义确实是“万恶之源”啊！这次运动中我的言行完全出于公心，总不会犯错误吧？！然而我想错了，你不犯错误，错误会犯你！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随着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某些走资派又重新掌了权。昔日备受压抑的保守派也神气起来了，他们在支 “左”部队的支持下，进行反攻倒算，把一些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首领打成坏头头予以揪斗，他们的追随者便纷纷作鸟状散。接着，他们继续穷追猛打，把所谓隐蔽很深的“二、三线的阶级敌人”揪出来予以批斗、清理。他们打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旗号，将一个单位接着一个单位的全部工作人员集中在体育场的几间孤零零的房子里进行与外界隔离的“学习”，对他们按照“机械分析”法分析出来的，或依据“捕风捉影”法捕到的各种“阶级敌人”进行狠批猛斗刑讯逼供。

我们一手摇着红宝书（毛主席语录），一手高举领袖画像牌，高唱着语录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走进了“课堂”。但见满墙墨迹，一地狼籍，几个剃着“十字头”的“牛鬼蛇神”正忙着在清扫。见此情景，除了那些准备大显身手的干将外，谁不为之心悸呢？

我们是傍晚进学习班的，第二天学习便正式开始。除了那时风行的早敬、晚敬和餐敬以及课前、会前的集体朗读毛主席语录，时常集体唱毛主席语录歌等一一遵行无误外，其它什么仪式或司法程序都不用讲究。要整一个人，程序简单得很，首先刷上一条大标语，如“把反革命两面派，大黑手×××揪出来示众！”，“把现反革命×××推上历史审判台！”等等，然后给“罪犯”挂上大黑牌，以“喷气飞机”状推到会场前进行审问、批斗。审问时，可命“罪犯”低头站着、跪着、跪砖石，可威吓、辱骂、殴打……一次没有达到要求，审第二次，白天没有查清问题，夜晚通宵达旦地轮番上阵地查，直到“罪犯”支持不住“低头认罪”为止。我虽然在平日没有不当言行，但仍在劫难逃，仍然上了那位靠整人发迹的原检察院长的“黑名单”，在某些积极份子心目中我仍然是一块可以踏着往上爬的砖石，于是把我作为“老右派”和“应变会骨干”推上了“历史审判台”，进行夜以继日、日以继夜的轮番审判。最后我因体力不支，不得不签字认罪。然后与三十多个同事一起关进“牛棚”进行“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

右派问题本经甄别否定了，但对“左”令智昏的人们来说，一旦扣“帽”终身可欺。尽管经过甄别或摘帽，右派终究是右派，是可以任其凌辱和迫害的对象。至于“应变会骨干”更是莫须有的问题。原来解放前夕，我由于向往“明朗的天”决定留校迎接解放，大概参加了一、两次站岗护校和一次到街头欢呼解放的“晨呼”活动，这些活动的组织者是余光中同学，其它我一无所知。后来这件事据外调人员说，经审查，被南昌市公安局定性为“两面派投机”活动。想不到一群学生参加迎接解放的活动，被当做问题来审查，白白地耗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和资源，真是庸人自扰，可笑，而且可悲！像这样可笑可悲的事情，那时真是层出不穷泛滥成灾！

我辗转在校农场、县农场、县五七干校和县保卫部（即公安局）集训队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达四年之久，除了光荣的劳动权可以一天不间断地充分行使外，所有基本人权都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全部被剥夺。连续四年我以一身一身涔涔汗水洗刷那血口喷洒在光洁身体上的污秽，为以革人之命为业、为荣、为乐的革命干部们种粮、种菜、养猪、放牛、烧炭、洗矿、修桥、筑路，为他们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供他们及其家属享用，诚以为这样总可以得到他们的宽恕吧，哪知最后还是被革出了教门。1971年12月我被定为“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份子”而开除公职，下放劳动。同时在镇粮食加工厂做合同工的妻子也受株连，镇政府强迫她带子女与我一道下放。

我，一介文弱书生，她，一个娇弱女子，带着三个从刚出生到五岁的小儿女，下到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陌生农村，要想苟活，岂不是难于上青天？既然如此，我决定抗命，立即上书上访申诉，要求复查复议。当然，抗命的行为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若遇到虎威不可犯的官老爷必然下令注消我家的户口和粮油供应，迫使我们俯首听命，甚至使用暴力赶我们下乡。幸而保卫部长是一个体察下情的好干部，他没有允许采取强制手段，而听任我们留在城内等候复查复议的结果；更幸而林彪事件后审干被当做内部问题而由专政机关移交组织部门处理。不然我们一家就比上一代的命运更悲惨了（传说当地掌权的军队干部受到道县、大兴等地将五类分子及其家属子女斩尽杀绝的启发和鼓舞，正磨刀霍霍准备仿效呢！）

等待复查的日子是漫长的，如何熬过去成了困扰我这个百无一用的书生的难题。幸亏妻子尽管柔弱娇小，却勇敢地挑起了养儿育女的重担。她外出做零工（抬木材）每天赚几毛小钱，或到单位做临时工（搞炊事）每月赚24元最低工资。依靠她出卖血汗的微薄收入以及休戚相关的亲人们的周济，我们总算熬过了一千一百个饥寒交迫的日子。可怜我们都熬干了，成了五根长短不等的豆芽状的人儿了。为父母者对自己的饥寒尚可忍受，最难忍受的是听见稚儿幼女们的啼饥号寒的哀声，目睹稚儿幼女们的嗷嗷待哺的惨状啊！每念及此，我仿佛仍依稀听见我那与灾祸同步的出生不久的幼女震天动地的呱呱啼声——可怜她的母亲外出抬木头去了，她已数小时未吸奶了；听见我那五岁的儿子向小朋友诉说：“俺家没饭食了”的凄苦声……也依稀看见母亲回家后女儿在母亲怀里拼命吸啜乳汁的饕餮相，看见儿子注视着商店食品橱窗里陈列的糖果时的垂涎欲滴的样子；以及三岁的女儿当邻居哄她说我家贫穷要把她送给人家当童养媳时那惶恐的神情……此时那悲愤的泪水便忍不住夺眶而出了！

几经周折，我的右派问题经查证被否定了，但应变会问题尚在，尚可大做文章，于是便以隐瞒论处，给予了开除留用每月发30元生活费的行政处分。对这样不是问题的问题，不惜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进行审查，已经是愚不可及了，还要滥施淫威严加惩处，更是蛮横得无以复加了。可是，对于那些犯了“左倾幼稚病”或“左倾迫害狂”的人来说，打棍子戴帽子，却是他们的专业特长，他们赖于生存和发迹的看家本领呢！

考虑到一家人已经饿了三年肚皮，无可奈何只好我去认罪接受了处理，到一乡村小学去当教员，一年后又蒙恩提升为一乡村中学的教员。我“罪恶之身”蒙组织不弃，当上了人民教师，夫复何言！？于是我认真地履行教师的职责，较稳地度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最后数年，直到四人帮垮台，我才恢复了中教八级月薪50元的工资待遇，正式成为人民教师队伍中的一员了，这时离我大学毕业已二十年了，二十年才跨过一般大学毕业生一年走过的距离，二十年几经周折才终于造就了一个低档（中教八级）的中学教员！

1978年北京大学党委寄来了改正通知书，从通知书上我才知道我是“行政免于处分”的，却不明不白地享受了“开除留用每月18元生活费”的苛刻待遇达四年之久！

以上便是我近三十年的苦难经历。我，一个洁白无瑕正直坦诚的年青书生，追求进步，向往光明，早年即投身革命，愿为人类解放事业奋斗一生，但却深受歧视，而且先后三次被革出“教门”，沦为政治与经济的双重贱民而受尽磨难。悠悠苍天，这到底是为什么啊？过去我百思不得其解，便归之于命也，时也！现在我有了明确的答案，那是从领袖言论中发现的。他老人家在权力达到顶峰的晚年曾一再坦言道：“我们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我们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革命导师怎么可以和封建暴君相提并论？马克思固然主张以革命手段砸断无产阶级身上的枷锁，但其目的不仅是为了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而且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决不是将砸断了的枷锁转套在资产阶级或其它社会群体身上，如《论人民民主专政》所宣称的“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更不是秦始皇式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所谓“马克思加秦始皇”，其真正的含义只能理解为“举马克思之义旗，行秦始皇之暴政”。于是，在暴君的蛊惑和驱动下，全国大小暴君和众多暴民闻风而动，在中国的土地上无法无天地横行，欺压良善，鱼肉百姓，制造了层出不穷的不计其数的人间悲剧。我的的悲剧只不过是百万、千万个中的一小出而已。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出历史大悲剧也终于落幕了，我们进入了建设具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现代国家的新时期。我们应当走出历史的阴影，但是却不应忘却历史的教训；我们应拭净身上的血迹，却不容抹掉心中的记忆。否则，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便可能有新的秦始皇出现，导演出一幕幕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把数以百万计的无辜民众推入水深火热的苦海中受煎熬。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为此巴金生前曾多次发出创建“文革纪念馆”的呼吁，在全国范围内搜集和整理“文革”及其它历次政治运动中人为制造的大小惨案和冤案的证词、证物、包括文字、图表、照片、实物等，集于馆内展览，以警后人。可惜巴金的呼吁早已变成了遗愿，却至今并未实现。怎么办？我想我们后死者不能坐等他的遗愿的实现了，我们可以以太史公之笔将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与后世，以弥补文革纪念馆的阙如吧。

2009年8月29日      

我亲历的湘阴县反右运动

 

易迎祥

1957年——1958年，跨年20多天，湖南省湘阴县中小学教师不

到1700人，集中开展了一场整风反右运动。

运动前的一段时间，学校的政治学习就以《毒草集》为中心内容，集子里全都是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等人的言论。每条言论的前后都有注释与评点。听读以后，都要谈看法，表明自己的观点。一般的都是正面地谈些“拥护”、“歌颂”、“热爱”之类的话，也阐述不了多少道理来。会后的反应是：学这些言论有什么意义，那都是大家们的看法。总觉得右派不是普通人可以当的。

寒假刚过。来不及同家人告别，大家背负行囊，跋山涉水从四面八方齐聚县城。县立一中与县城关完小的校园接纳了近两千名教师，一点也不减往日的喧哗。当时的住宿靠教室，将稻草往地上一铺，用砖头做个围子，就成了大间统铺。于是，寝室兼会场，床铺当凳子，朝朝暮暮不离床，开会休息赖着床。

运动的前十天，称为第一阶段，也叫大鸣大放阶段。县委的一个《为什么要开展帮党整风运动》的动员报告以后，按照惯例，讨论、消化报告精神。紧接着就是鸣放。由于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又没有什么前车之鉴，所以鸣放的热潮很难掀起。大家都沉浸在等待与观望之中。显然，这样下去，是达不到“整风”的目的的。于是，“救援”措施纷纷出台了。什么发言进度，开展大字报、漫画竞赛，人与人，组与组，分会与分会排名次，名落孙山的挨批评，名列前茅的无上荣光。此时此刻，运动的态势，开始波谲云诡了。当然，诸葛式的老成人，尤其是那些有历史疮疤的或在工作中犯过错误身有前科的人，他们龟缩在会场的角落，发言在别人的后头。而像我们这些在共青团旗下举过手，还递过入党申请书的激进分子，巴不得他们腾出发言机会，让我们有施展施展的时空。上级派来的巡视员，高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大旗，反复吟哦“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甚至还作出了一些“敢于帮党整风，鸣放积极的人未来最有前途”的承诺。试问：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在赤诚与殊荣面前，还能有什么后顾之忧吗？还敢对党为德不卒吗？于是第一阶段的尾声，成了下一阶段的进军号角。小组会上的鸣放形式跟不上形势了，敢立潮头的人们不假而出，他们要出去闯天下。从寝室到走廊，从校园到街头，从墙壁到临时搭起的牌坊，大字报，漫画、楹联……漫天飞舞，比比皆是。在这种气氛面前，人也失去了自控能力，谁也不敢被排除于运动之外。

策划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程度了，整风办公室内的收获档案贴上了“五谷丰登”，远在八荒之外的靶子近在视野之内。于是县委报告由《为什么要开展帮党整风运动》提升到《为什么要开展反右派斗争》。在讨论和消化第二个报告的时刻，人们的心情太复杂了。赴会前在校听读过又讨论过的《毒草集》的场景，第一阶段由冷淡到热烈的鸣放场面，鸣放中巡视员火爆的鼓动与耐心地诱导，激进者们从热烈的追求到如临深渊……一个恍若隔世的世界离得太近了。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的问号如雪片飞来。什么大鸣放？完全是引蛇出洞；什么大辩论？真理愈辩愈糊涂。正当大家如坠五里雾中没来得及清醒的时候，全县反右的第一声炮响落到了任淑惠的头上。任老师是一位年近40的女老师，在一所与我工作的学校毗邻的单班复式小学教书，为人忠厚，工作踏实，连现在已年满花甲的学生还有口碑。就是因为在鸣放中放了一条“毛主席不看重知识分子，比秦始皇还恶毒。秦始皇焚书坑儒才三千人，而被毛主席镇压的知识分子远远超过了这个数”的谬论，才将她列为“枪打出笼鸟”的目标。一只依人小鸟就成伤弓之鸟了。

由于任老师的“独领风骚”，气势磅礴的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高潮呼之即出。从记录本中，从统计表内，一顶又一顶的右派帽子浮出水面。“帽子”就是宣判，一顶“帽子”就是一条鲜活生命的蒸发。反右之前，除指导运动的干部胸前佩黄符号外，其余的都佩红符号。右派出世了，胸前的红符号（也有一些黄符号）用绿符号取代。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湘阴专利“三色符号”。被戴上绿符号的人中，其妻子或未婚妻如果被黄符号或红符号盯梢上了，那你就只得转让出去，任其收赃。所以绿符号还有绿帽子的含义。绿符号从红符号中脱胎出来以后，生存的环境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是被推进了反省室，只有上厕所与吃饭的行动自由，不准会客，不准窃窃私语，不准从窗口向外张望，不准嘻皮笑脸。虽如此周密，但还是有人边写反省书边潸然泪下，木枘不语者有之，拳打脚踢者有之。室外的流动监视哨也只能是听其自然，视若罔闻。除了反省，有些场合是必到的。比如与自己有牵扯的右派被揪出来以后，要去提供炮火；有规模的批斗会、公审会，要去陪斗、陪审。在赴会的路上，也是右派在大庭广众中亮相的机遇到了——黄符号牵头把尾，红符号左右押阵，背上再加上一个醒目的“右”字的绿符号，不像战俘，不像劳改犯，也不像出殡者的“三不像”的队伍从天而降，步伐不正也不齐，神态有雅也有俗。顷刻间，惹得全城万民空巷，街民们围观千古奇观，欣赏这一道五彩缤纷的流动景点。他们中有学生，有家长，有朋友，有亲人……指指点点的是在辨人，纷纷议论的是由于不明是非，低头不语的是在黯然伤神，昂贵挺立的或拂袖而去的是愤世嫉俗，为乱世鸣不平。在法庭上，绿符号不能看座，也不能平身，只能双手抱头地蹲着。

在战斗小组会上抓右派的场面，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吃过早餐，大家在寝室内集合，坐在地铺上等待，已成绿符号的不再参加抓右派的会了。必要时，到反省室内去传唤就是了。等待中的人们面面相视，如箭穿雁嘴，钩搭鱼腮。手持县委批函的黄符号一进来就直奔主题，往日的“同志们”、“让大家等久了”、“对不起”之类的套话早已烟消云散了，他们担心马上就要哇哇坠地的右派会污染他们的伟大形象。“现在我宣布县委批示的右派有——”这是党的声音，如晴天霹雳，似霸主扬鞭，圣洁的灵魂撕碎了，鲜活的躯壳捣毁了。每叫一个右派名字，红符号们一窝蜂地挺起来，像刑警缉拿逃犯一样，抓胳膊的，揪衣领的，从背后推搡的，各种招式全派上用场了。“民愤”大的，揪头发、拧耳根可以兼而有之。“揪出来”“打倒”的呐喊声虽找不到节奏，但可以制造气氛。此时此刻的右派，如一团泥土，任你溜溜地揉捏，任你切切地雕凿。有一种特技镜头确实令人可笑。那就是前一个右派到位了，接下的后一个右派搞不好就是从刚才动手动脚的揪右派上台的“积极分子”中产生。从“积极份子”到右派的心理落差之大，状态之尴尬难堪，真让人哭笑不得。在荒唐年代齐放的百花，够你去饱眼福的。县委批示念完以后，批斗在紧锣密鼓中开场了。这时，红符号的心悸才渐渐平缓下来。被批斗的人多的有三、四个，至少是一个。多几个人无论是右派本人还是红符号大家，都要轻松一点。如果只有孤右一个，在既定的时间内，各种批斗手段，都得由一人承担。受批斗的绿符号站立姿势有严格的标准——双脚并立，不准一前一后，头面不能正面看人，太仰与太俯，都有人上台矫正。有一个叫许光明的男老师，平时有点浪漫风气，憨头憨脑的。他在接受批斗时，将头低成了一个90°，而且还表现出相当好的耐力。当然有人要抨击他的态度不严肃。他居然给大家回话：“这样，才是最老实的。”还有一位姓徐的右派，在公堂上将大衣披在肩上，在听别人批判时，他不时耸耸肩头，扭扭脖子，表现出一副傲慢的神态。有人指令他把大衣或穿好或脱下来。他却从容镇定地表示：“切切不能，穿好太热燥，脱下又太清凉。请大家谅解！”对此臭落行为，大家也只能是啼笑皆非了。像易巨后老人（已故）就没有许、徐俩的闲情逸致了。对别人的发言锱铢必究。他是县级干校的校长，包括作两个大报告的县委书记都完成过他的作业。他实在放不下架子来倾听别人的烂言。有时是默默无语、横眉冷对，有时是义愤填膺，慷慨陈词。就因为这样，批斗会就升级为武攻会，惨遭毒打，沦为鱼肉。为了灭右派之气焰，长左派之威风，有几场批斗会，硬是出动公安武装才勉强开下去的。熊仲#老师其实还是蛮喜欢毛主席的。他在鸣放时说毛主席的那本“经”还是写得很好的，就是下面的歪嘴巴和尚念歪了。结果被扣上了一顶“攻击党的基层干部”的帽子。打入反省室，授予绿符号胸章。武昌庙完小的伏春煌老师用弹词揭露了人民领袖的隐私生活，惹怒了黄符号和红符号，被整得死去活来。在运动中，用右派帽子当紧箍咒用也确有其事。县立一中的电工黄中玉是抗美援朝战场上复员回乡的志愿军。军人出身，又是学校里的一个工人，平时对老师的学习活动兴趣不起来，所以学校领导人也不太在乎他，自然也造就了一种习惯。在整风反右运动中，他以清高自居，仍然保持他的传承，总以为大祸小祸也祸不到自己头上来。正因为如此，在大抓右派的一次小组会上，他还在与同伴玩乒乓球，懒得去参加会。突然，一个红符号心急火燎地跑过来了，冲他说：“县委批示你是右派，要你赶快去参加会。”我们的黄老师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脑袋了。顷刻间，一个最可爱的人，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最可恶的人。一个曾经在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佬面前都面不改色的中国人，却被一顶右派帽子压了半个世纪，至今，落得个只能靠拐杖支撑着身躯走路。

我不属于客观存在的右派。我本来是留乡办农民冬校的。当时年逾21岁，在共青团旗下宣誓以后，又加入了工会组织，被聘任为少先队总辅导员，是申请入党的积极分子。为了不错过这次机会，我多次找领导要求去参加帮党整风。领导上只好让一位名叫何器的老师替换了我，让我遂了心愿。在大鸣大放中，我的发言次数之多，大字报、漫画之不少就不言而喻了。还有人妒嫉我，说我从小就会写会画，这是应该的。我鸣放的内容有三点：一是“向苏联一边倒，也可以向美国那边靠吧！因为美国经济比苏联更发达”。二是“总说青年是长知识长身体的好时期，而每月只供应27斤粮，吃不饱怎能长身体？长不好身体又怎能长知识呢？”。三是“农村干部也好，学校的领导也好，水平太低，管不好事”。通过上纲上线，归纳为“崇洋媚外”，“攻击党的粮食政策”，以及“攻击党的基层干部”三条毒箭。给予处罚的结论是：“开除共青团籍，工资由一级29.5元降至为试用级26.5元，定为右派，留用改造。”当时的右派分三种处罚：情节严重的定极右，或开除回家，或送劳动教养。第二种是右派，除政治处罚和降工资外，可以留用改造。最轻的是中右，只在档案内记上一笔帐，不向群众公开，不与本人见面。不重用。与我同一种处罚的是大姐易辉德，二姐夫钟瑞隆。老大易中坚没多少可以上纲上线的材料，只因为在国民党内当过团级军需，才被定为极右，开除教籍，送株#砂轮厂劳教。大姐夫与二姐受到株连，一直过着艰难的日子。这是我的右派之家。在运动大潮中，许多人因与右派有个人、夫妻、兄弟姊妹、父子、母子、父女、母女关系而受牵连……。在此鸿罹鱼网的荒诞之中，正义的转化成了邪恶了，灵敏的变成迟钝；聪慧的弄成了蠢笨；亲和的整成了仇恨；理智的酿成了狂妄。从动物世界中难以找到的却在人间中锋芒毕露了。鲁迅预言“所谓世界不直进，常曲折如螺旋，大波小波，起伏万状，进退久之而达水裔……”真的印证了今天的现实。

丁酉年在挥手告别，我们的反右运动仍在如火如荼。据说上级下达的右派指标还有缺口，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于是又启动了大挖深挖的扫尾工程。前面提到的那个替换我留乡办冬校的何器，照理是躲过了一场劫难。尽管记录中没留下只言片句，但还是以漏网罪名被缉拿归案了，所幸的是他没受多少批斗罪。继此以后，还抓了两个莫名其妙的右派。一天下午，从分会办公室内出来的黄符号易氏带来了两个指标，找我们组的组长与记录员谈话，要设法再完成两个指标的任务。组长张氏与记录员石氏不管有多少荣誉，死活不接受这个“超额完成”的任务。石氏将几个记录本递给易氏，请易氏探索搜寻。易氏对记录本碰都没碰一眼，无可奈何地说：“我没法交差。如果真的落实不下来。那就你俩每人分一个吧”，要左派当右派比要右派当左派更难。教数学出身对政治很少置喙的吴育林只是打扑克时有点喜怒无常，也确实得罪了一些牌友。在民意测验中被拉下来了，也算漏网右派。吴治中也许是与吴育林同姓的缘分，在档案内以中右之名登记上了。就这样，我们这个组留下的好人，已经是寥着晨星了。最让人怵目惊心的是吴治中临终前，有人用悄悄话告诉他是中右派，逼着他带着覆盆之冤上了黄泉。我们这个战斗小组包括一个大完小和十多个小学的老师近40人，到最后被打成右派的近20人。完全符合全县不到1700名中小学老师被打成右派达800多名的50%的比例。

丁酉年的团年级，只有右派团聚，毫无欢乐可言，除夕之夜，我们齐聚在反省室内，没有笑语，没有歌声。只有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只有对来日的无穷揣测。但最令人欣慰的是暂时收敛了批斗，灵魂得以片刻的安宁。

戊戌大年初一的晚上，别人都沉浸在一年伊始的节日氛围之中，我们却面临着一场古今罕见的精神灾难。这是一个深冬的夜晚，寒风刺骨，阴霾袭人。我们这些在反省室内的人懵懵懂懂地被提到县立一中的大操场上。近一千名绿符号齐聚在一处，显得有些拥挤。大家静静地伫立着。呼啸的风声，恰似狼嚎。这些平时在课堂上善于捕捉孩子们内心活动的老师，却无法占卜将要发生的事情。“来了！来了！”这是曾经有身份的绿符号在悄悄传话。

“今天晚上是大年初一的晚上，我们特意为大家安排了一场追悼会——”不知道黄符号主持人是因为太激动还是身体羸弱，“咳咳咳”起来。这个瘦高个子，挂着略长的脸庞，表面上一副书生气，但却带着一副咄咄副人的神态，让绿符号更加忐忑不安。咳了一阵以后他接着说“追悼你们这些孝子贤孙的祖宗蒋介石！”。

我们这些受过毛泽东严格训练的人怎么会变成蒋介石的孝子贤孙呢？说蒋介石死了，又没有年、月、日、时？……

说时迟，那时快，冒出来一个人。这个人傻大黑粗，一架癞哈蟆鼻子紧紧贴在面具似的脸板上。说他像渣滓洞的猫头鹰却没佩武器，还是称他为阎王殿上的油锅手比较合适。他那像土锣的嗓子开腔了：“跪下，统统跟老子跪下，不准抬头！”绿符号像一捆捆干柴应声倒下。

朔风在怒吼。主持者面对几百号俎上肉发话：“蒋光头已命丧黄泉，这是你们痛心疾首的事，今晚上安排你们追悼他！”说罢，黄符号向油锅手丢了一个白眼。他心领神会，颔首哈腰，旋即从跪地的人群中，用他那又厚又粗的右手，钳子般地夹着一个约三十岁的矮个子，先提起来，再拖向台旁，像钉桩一样，狠狠地按在一处，然后用批斗中的习惯性动作在矮个子头上使劲一压，并补上一句：“老实点”。黄符号用熟练的动作拉开了皮包的拉锁，从中掏出一张纸条递给矮个子，并用充满信赖的语气说：“这是追悼蒋介石的檄文，由你来读。你不是读过老书吗？应该懂得檄文的哼法吧！”油锅手用“三边”语法作了发挥：“要哼得伤心，要一边哼，一边流眼泪，一边擤鼻头！”转身指着双脚着地的大家喊话：“大家都要伤心地哭，不哭，有好戏给你们看的！”

于是“读——文”开始了。读檄文者是教育界的知识精英，但从未干过这种事。他双手理了理文稿，用低沉的语调伴着旧式的读法：

“维中华民国四十六年季冬月   日，具官姚△△，致祭于亡魂中正先生之灵下，而吊之以文。呜呼，中正先生，生而为英，死而为灵……有愧于太上忘情。尚——飨！”

话音刚落，三边油锅手配合自如，右手朝丛林方向示意。林丛中的打手们早已忍受得不耐烦了。他们像从箱内窜出来的蜂群，扑向手脚麻木的绿符号，一边歇斯底里地喊着“哭呀！磕头呀！”一边挨个挨个地扳起头审视着。平时在批斗中所谓不够听话的张世铎等人被弄到人前做哭的活靶子，要大家学习世铎好榜样。被审查出来有有泪不轻弹的，只能挨重拳铁腿，有磕头没有砰砰直响的仍旧是北腿南拳。拳腿相加不够刺激时，就是耳光与竹鞭。当时我灵犀发作，用口水替代了眼泪，用拍地取代了头响，儿提时代呜呜的假哭声也派上用场了。就这样，才混过了一场体罚。后来听说前面提到的许、徐俩也玩弄了我的伎俩。不堪忍视的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又体弱多病的人，真的是被折腾得蓬头垢面。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随着“解散”一声令下，如释重负的绿符号们，靠手的支撑才缓缓地站立起来，拖着沉甸甸的步子往回走，一步一拐地走着。突然，又一场灾难从天而降。砂子、卵石、土块、果皮……纷纷砸来。这些麻木的肢体刚刚恢复知觉的人们，只能任人攻击，任人侮辱，不敢回首，不敢叫屈。回到反省寝室，没谁去打水洗手、洗脸、也没有人理衣拍灰，只有暗自流泪。

“人生现在实在苦痛，但我们总要战胜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我们这样的活下去吧。”只有鲁迅的规劝，才能安慰这堆破碎的灵魂。

头年寒假提前，次年开学推后的六十多天反右运动，直到早春二月来临之前，还有一段临场改造的月日。

整风反右办公室策划的思改队出笼了。800多名绿符号齐聚县师范校园内，准备留守待命，接受思改。这支队伍组织严密，配备完善，锄头、簸箕、扁担一应俱全。我的姐夫钟瑞隆是个明哲保身的人。一根竹扁担分到手，就在上面写上“师改队钟瑞隆”的字样。一个红符号发现他把思改队的“思”写成了老师的“师”，在大众广庭之中，红符号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死到临头还想当老师，还敢侮辱老师。”我的这位当年民国大学中文系高材生居然连思想的“思”字都写不出，大家真为他捏了把汗。

我们每天都要出工干活，有时是一边干活，一边接受反右材料员落实材料，划押签字。我们干的活大都是县级部门派来的，也有办公室联系来的，还有贪便宜上门要的，很多劳动都是超体力的。反正是监督劳动，谁也不敢还价。

有一次，全思改队的人去县城50多里路的牛口#林场挑树苗。我们清晨出发，徒步走到目的地，正好吃中午饭，大部分人已经是再衰三竭了。可是，20多斤重一捆的树苗，每人至少要分4捆，也有5捆6捆的，而且当天下午要赶回县城。饭刚下肚，由于时间与负重的双重压力，连口水都来不及去喝就匆匆上路了。开始的十多里路还有队列的样子，后来就丑态百出了。坐在路旁喘气的，一步一拖的，还有拖着树苗走的。据我的一位难友回忆往事时，说我的胆子忒大，敢放下担子跪着喊天、叫娘。当时未满22岁，身强力壮的我都支撑不下来，可见那些年近过半的人怎能熬到头呢？暴力强制的劳动，有时还能逼出一些理智性的东西来，我就埋怨自己平时太少锻炼了。但也追悔自己不该成右派。最后也只能用李白“人生若波澜，世路有屈曲”的古风来聊以自慰了。

持续60多天，再不到1700名的中小学教师中打出800多名右派。这些人在鸣放中由衷地帮党整风，围绕着加强党的建设，提高民主执政水平，改善农村办学条件，调整粮食统销政策，借鉴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等等内容，关注国家的兴旺，民族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却反而被人污蔑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

建国以后，对中小学教师的两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我都是亲历者。第一次是1951年的暑假，在湘阴县的南泉寺，动员报告是时任县委书记华国锋作的。主要内容是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挥，《论人民民主专政》、《矛盾论》等著作内容也插入其间。整风的目的是清理教师队伍。有一些乡、保长和和尚、道士之类出身的人被清查出去，但其它人没有大碍。第二次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据说湖南省在全国排队还不算重灾区。

时至今日，阶级斗争已退出历史舞台30多年，“凡是”派的祖先已死去多年，在国际上享有崇高地位的人民共和国，为什么仍旧不肯彻底否定反右运动和善后，让建国60周年的历史断章缺页，我真是搞不清楚！！！！

我所亲历河口县整风反右运动（纪略）

 

云南蒙自  苏瑛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称：几年以来，在我们党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有了新的成长，因此中央认为有必要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的方针，在全党重进行一次普遍的、深入的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反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

一九五八年初春、春寒料峭，以炎热著称的边城小镇河口，天气乍暖还寒。春节刚过，河口的“整风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遵照上级的指示，这次“整风运动”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和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为指导思想，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文件。

在学习文件、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动员号召人们帮助党整顿作风、克服“三个主义”、纠正缺点、改进工作；同时号召广大干部、群众大鸣大放，以大字报的方式向党的组织，向党员领导干部提意见、建议。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切方法、步骤都是按照上级的指示和既定的部署而进行的。

大鸣、大放之后，接着而来的是大辩论，大批判，也就是对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的重要阶段。于是乎，一场既认真严肃，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变成了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一些响应党的号召，提出过意见和建议的党员，团员和干部、群众遭到了残酷的政治迫害，使得一些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

在那个特殊的日子里， “右派”的所谓材料，往往是经过特殊加工、精心整理的。移花接木，偷梁换柱，无限上纲，无所不用其极。有的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有的牵强附会、肆意歪曲；有的被编造罗织、“罗名”被提升到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高度。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一些坚持正义，敢于揭露丑恶现象的人士则成了人民的“罪人”。“言者有罪，闻者不戒”所造成的恶果是全社会万马齐喑，吹牛拍马之风盛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在“整风”运动中丝毫未触及，反而变得比原来更加厉害了。“整风”徒有其名，而变成为事实上的“抓右派”的运动群众。

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在运动中一些人总是宁左勿右，认为左比右好；一些人怕被打入右的行列，往往表现得很‘左’；一些人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一些人好大喜功，以为抓的右派越多成绩就越大。为了完成任务，本来就没有右派，也要生拼硬凑，捕风捉影。更有甚者，少数思想品德恶劣的人则趁机栽赃诬陷，施行报复。以致一个边疆丁等小县竟抓出“中右”分子、“右派”分子、“极右”分子78名之众，成绩可谓斐然。此外，还有什么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地方民族主义分子”、“阶级异已分子”等等二十余人，被统统抛进了整风反右这台大型绞肉机。

右派落网，凯歌高奏。经过短短十多天时间的速战速决，“反右”斗争胜利结束了，全县共抓出“中右”分子40名，“右派”分子28名、“极右”分子7名。在这28名“右派”和7名“极右”分子中，共青团员9名，群众26名。除此之外的那另3名党员“右派”，则是在整风运动结束半年之后的1958年10月“深挖、补课”时挖掘出来的“漏网”者，在新抓出的这些“右派分子”中，一名上吊自缢身亡，一名被逮捕法办，十名被流放到建水王家庄农场劳动教养，十三名被发配到开远卧龙谷农场监督生产，五名被开除回家交由群众管制，二名被贬到南溪水果场监督劳动，六名被撤职降薪处理，由单位管制使用。四十名“中右”分子都由单位控制使用，多数下放基层劳动。

自1958年3月抓“右派”开始，到1979年2月平反“改正”，整整二十一个春秋。人的一生究竟能有多少个21年？人生的黄金岁月就是在这二十一年的“右派”阴影中度过，巨大的创伤是永远难以愈合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县所划的40名“中右”分子、38名“右派”分子和“极右”分子全部平反“改正”了，这足以表明，在1958年的那场政治风暴中，被打击的78名“右派”分子百分之百是打错了的，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的标准》衡量，均无一人符合条件，达到标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愿历史的悲剧不再重演！

记不清是哪位名人说过：“可以蒙蔽多数人于一时，也可蒙蔽少数人于永久，但不能蒙蔽多数人于永久”。为了让人们明白，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那个刻骨铭心的年代里，那些所谓的牛鬼蛇神们究竟是如何趁党整风之机，向党发起“猖狂进攻”的，以澄清是非，还历史的本来面目，特将部分“右派”的所谓反党事实，奉献给关心这一历史事件的人们。管中观豹，可见一斑。

一、“极右”分子郑宝光

 

郑宝光，建水县人，共青团员，于建国前参加“民青”，1953年调河口，时为手工业联合社负责人。在“整风鸣放”时期，郑于吉安客栈门前的墙上张贴一题名写《这是河口。公安局招待所》的大字报。其内容大意是：来往于该客栈投宿的人员复杂，公安局侦破不力，使得一些怀人有隐匿藏身之处……等语。因此，横祸飞来，郑于贴大字报的当日就被公安局以“现行反革命”罪拘捕，又于1958年4月18日在宣布处置“右派”分子的大会上作为“极右”分子而正式逮捕。

二、政治运动的牺牲品刘泽荣

 

刘泽荣，湖南长沙人，共青团员，随西南服务团进军云南，留昆明“革大”任教，1953年调河口，先是任县财委统计科负责人。刘为人正直，有正义感。因对人事科负责人马××（中共党员）利用职务之便擅改其妻肖××级别（25级改23级）之事不平，而在团的组织会上陈述，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而成为“级别风波”。一些敢于揭露邪恶的正义之士以及参与传播的人都被视为“落后集团”成员，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为首的刘泽荣被打成“老虎”，精神上受尽折磨，内体上遭受围攻、批斗的痛苦。“肃反”运动之后，刘被调到新组建的县供销联社。刘接受了“级别风波”的教训，在“整风”鸣放中保持缄然。然而，在劫者难逃，刘还是被定为“右派”，原因是他在“肃反”中受到审查对“肃反”不满，而且他又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就在3月上旬的一天上午，县“整风”领导小组召集各大组负责人会议，部署下午转入“反击右派”的战斗，刘被定为该大组的批斗对象。散会之后走露了消息，下午批斗会开始时不见刘到会，派人四处寻找，才发现刘已自缢身亡。因为早在“肃反”时，刘已饱尝过暴风雨来临苦中苦的苦头，于是在暴风雨再次到来之时，毅然决然地走上了“畏罪自杀”的道路，成为“自绝于人民的右派”。刘泽荣正气凛然，他连死都不怕，何来“畏罪”呢？！刘死之后，留下尚在襁褓之中不足两岁的一女孩及怀有身孕的妻子和遗腹子。

刘泽荣之妻罗越英，共青团员，缅甸归侨，亦被定为“中右”分子，被贬出县委机关，带着一双儿女艰难度日。一位怀着满腔热血、冲破重重阻力回归祖国的赤诚青年，就这么背上沉重的政治包袱和“海外关系”的历史包袱，在史无前例的“文革”中又被打成“间谍”、“特务”，身心备受摧残，最终忧郁成疾而过早地离开人世。

三、在劫难逃的王济昌

 

王济昌，石屏县人，中共党员，早年在石屏加入党的地下组织，1954年调河口，先为财委秘书（财办主任），后调县供销联社任副主任、民贸公司经理。王性格内向，不与人争，在“整风”运动中无任何有关共产党员身份的言论。只因对马××擅改其妻级别之事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有过微词，且把此事泄露于党外群众之中，形成轰动一时的“改级别风波”；“整风”运动中又对《拔苗助长》的大字报有同感，对《高空操作》的漫画表示赞赏（但未在上面签字），被定为“右派”上报未批，也算平安无事。过后不久，又被定为“中右”，下放到槟榔寨乡任副社长。在1958年秋的“大跃进”中因不能紧跟形势而被“插白旗”，最后又作为反右斗争“深挖、补课”的对象，而且“中右”升为正牌的的“右派”，被流放到红河州劳教所劳动教养。王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并高血压症，由于不堪承受超负荷的重体力劳动而含恨死于开远卧龙谷农场。

四、攻击肃反运动的急先锋苏瑛

 

苏瑛，石屏县人，共青团员，1949年参加“边纵”，1950年4月随滇南工作团到河口，原在计划统计科供职。1956年至1957年这一期间，原政府办公室秘书（办公室主任被抽调参加“肃反”专案组而由苏代行其职，因在“政府工作总结报告”中直言不讳而罹祸。在《总结》的报告中有关“肃反”部分，总结存在的问题时写道：河口县的问题主要是不能端正执行党的政策，在地委关于纠偏的指示传达贯彻之后，还出现刑讯逼供、非刑拷打的现象，以致县税务局局长龚庆华被打死，公安局局长张宗彩、宣传部部长吴仍蕃被打伤。对于被打死、打伤的人，经过审查如果确实不是反革命，应恢复名誉、做好善后工作；对在运动中严重破坏党的政策的打人凶手钱#友、普家顺等，应给予必要的处理。在“整风”鸣放中尽管苏对“肃反”问题只字未提，且在县委召开的帮助党整风的中层干部会上，对在《总结报告》中所写的“严查破坏党的政策的打人凶手”这一偏激的语句作了检讨认识，对打死，打伤人的事实仍保留意见。然而，白纸黑字，在1956年的总结报告中所写的，竟被移值、嫁接到1958年的整风鸣放材料之中，而且又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篡改为：“积极分子是打人的凶手”，被牵强附会地加上“肃反搞糟了”，“为反革命分子喊冤叫屈”等等。最后被上纲上线为：夸大肃反缺点，诋毁肃反成绩，攻击肃反运动。大凡在“肃反”之后，“整风”之中对肃反问题有过这样，那样看法的人，都被纳入以苏瑛为首的“右派集团”，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定为“中右”，为首的苏瑛，则被流放到红河州劳教所劳动改造。

五、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典型邓玮

 

邓玮，建水县人，共青团员，1953年由蒙自专属区文工团调河口税务局工作，1956年借调到河口报社当记者、采编，因而得以参加1957年蒙自地委召开的地区宣传工作会议。在会议上邓口无遮栏地对河口县的“肃反”，“粮食三空”等方面的问题发表过一些看法，于是被记录在案。邓于河口“整风”之前就请假到昆明治病，由于“榜上有名”，在河口县开展“整风”时被连续几十封加急电报召回。邓于被召回河口的次日就遭到批斗。邓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则被冠以“恶毒攻击”之名，被扣上“右派”帽子。邓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在会议上的发言成了“言者有罪、闻者不戒”？批斗会结束后到宿舍，在气急之下即操刀自残。邓的自残行为被视为对抗运动，罪加一等；又因传播宣传工作会议上畅所欲言时的活跃气氛，被说成是“煽风点火”。由于“情节严重”，且又“态度恶劣”，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鉴于邓已伤残，送去劳教不能进行劳动反成为包袱，劳教所不予接收，遂又改为：开除公职，押回建水交群众管制。

六、陈定远的《陈生求学记》

 

陈定远，浙江人，共青团员，随西南服务团到云南，1954年调河口，新华书店任经理。陈于1956年、1957年先后二次向县长教科、宣传部呈送报考大学申请没有结果。在“整风”鸣放时，以《陈生求学记》的大字报张贴于书店院内的墙壁之上，内中流露出一些因多次申请犹如石沉大海的不满情绪，抒发了渴望求学的良善心愿，一贯谨小慎微的陈定远何罪之有？就因为这么一张《求学记》大字报，而被打成“右派”，被贬到南溪水果场劳动达二十一年之久。

七、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骆筠英

 

骆筠英，女，南京人，共青团员，1957年南京气象学校毕业分配到河口气象站。骆生长在大城市，且又出身于有产阶级家庭，带有娇、骄二气。分到河口之后，由于工作条件差，生活艰苦，在闲谈之中难免流露过一些情绪，讲过在上海的外婆家如何吃的好，穿得好之类的话，也议论过该气象站站长无文化更不懂技术等语。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关键时刻就有此等卖友求荣之徒。于是，在“整风“反右时，骆筠英成了典型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骆在平时闲谈之中所议论的话也被上纲上线，以“对现实不满、留恋资产阶级生活”、“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看不起工农干部”等罪名，横遭大组会、联组会的批斗而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被发配到开远卧龙谷农场监督劳动，骆筠英时年一十八岁，是河口县所划“右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个。

八、工人右派罗珍辉

 

罗珍辉，女，建水县人，1952年随同丈夫被招收到河口卫生院工作，罗系家庭妇女，不善与人交往，曾与该院某领导人之妻不和，常有口角之争，进而发展到两个家庭之间不能友善相处。在相互争吵之中，罗曾谩骂过该领导人（党员）是压在头上的石板，其妻狗仗人势等，于是种下了祸根。在“整风”运动时，罗珍辉被诬“谩骂共产党是压在人民头上的大石板”。按照当时所惯用的批判“右派”的逻辑，对党员领导干部有意见，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反对党的领导就是反对共产党……。用这种形式逻辑的方法进行推理，罗珍辉当然就是反对共产党的“右派”了。罗莫名其妙地当了“右派”，被扫地出门，开除回家交群众管制。直到1979年2月为其“改正”右派问题时，竟然不知中央还有“在工人中不划右派”的文件规定。罗珍辉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当了廿一年的“右派”。

段跃文，抗日战争时期曾在滇军某部当过上尉军医佑，抗战胜利后该部被调往东北参加内战，段即脱离回建水行医。1952年被招聘到河口卫生院工作，是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在河口县的干部、群众中有口皆碑。然而，段亦难逃厄运，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被作为“历史反革命”受到审查。在“整风”反右时因搜集不到有关段的 “右派”方面的材料而暂时幸免。反右斗争过后不久，又以段跃文“对肃反不满”、“反动本质不变”、“有意制造医疗事故”等等的莫须有罪名，而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被押送到红河州劳教所管制改造。段跃文就是含冤而死于劳动教养所的。所定段的 “罪名”纯属于虚乌有，蓄意罗织诬陷，已于1981年7月后平反落实。

九、漫画风波

 

一幅《高空操作》的漫画，竟有5人被打成“右派”，6人被定为“中右”。1956年，当时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的夫人们都被提拔为县属三个部门的副科职领导干部，其中一人尚可、群众少有非议，其它二人则难以胜任其职，群众中议论颇多。对于这一较为敏感的问题，在“整风”鸣放期间，一些单位相继贴出了《拔苗助长》之类的大字报。与此相呼应，政府大院内一些不识时务的人，请来了县文化馆善于书画的罗寿英，绘了一幅漫画：三个男人站于高楼的阳台上，各用绳索系着自家的老婆直往上提，其中二人提的绳子几乎被拉断，险些掉到地面。当时在场者对此漫画无不拍手叫绝，有沈朝柱者为漫画命名《高空操作》，有十余人在漫画上签了名。于是为漫画命名的沈朝柱被打成“右派”，受人之托绘制漫画的罗寿英亦未能幸免。凡是在漫画上签了名的以及写《拔苗助长》之类大字报的均无一人幸免。有的被打成“右派”，有的被定为“中右”。沈朝柱之妻田永清无辜受到株连，以“地主婆”之名而被由河口小学清洗回家；罗寿英之妻邓秀英在河口小学亦被打成“右派”，成为河口县唯一的一对“右派”夫妻，均被扫地出门，交由群众监督管制。

结束语：几句并非多余的话

 

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明确指出：由于党内滋长了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必须按照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的方针，在全党进行一次反对“三个主义”的整风运动。然而，事实却不是如此，“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变成了“言者有罪、闻者不戒”；“三个主义”更加变本加厉；“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变成了残酷的政治迫害；“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被演变为疾风暴雨式的抓右派的运动群众。

对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竟然连个“总结”都没有，只有一纸简单的、而且是在运动尚未结束的1958年3月初，整风办公室某负责人在会议上所作的“运动概况”小结。改于所划的那些“右派”，他们到底是谁、名谁、何方人氏、作何处置等，都无完整的的记载。本文所记，也只能对五十年前的那段历史起一点拾遗补缺的作用。

对于那段早被尘封的历史，最知情者莫过于两种人：一是整人的人；二是被人整过的人。另有一种是既没有整过人，也没有被人整过的人，无论是前者抑或是后者，都应该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从各自的不同角度实事求是地秉笔直来，记下那段历史的真实。

记述历史的真实，留下真实的历史，其目的在于以史为鉴，希望悲剧不再发生。

2008年4月   

我的右派生涯自述 

 

魏慎之

重要节点：惨遭折磨险致死，落终身残疾，迄今生活不能自理。       

本人基本情况及简历：男，1930年1月16日生，河北省大名县人，初中学历。1947年7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文书、文化干事、军务参谋、营房管理员等职。参加过山东境内的作战以及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进军大西南等著名战役。在这些战斗、战役中曾立小功、三等功各一次。存有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中南、进军大西南及全国人民慰问解放军纪念章，1955年国家授勋授奖时获解放奖章。

被划右派迄今之经历：

1958年9月，我时任13军营房管理所管理员，被13军党委划为右派。此前，13军机关及直属队已划过两批右派。划我为右派的根据，可以从1979年13军党委发给我的右派改正文件来看，下面是改正文件主要内容摘录：

“原结论材料列举5条，即攻击和污蔑干部政策；关于三反肃反问题；关于攻击上级的方针政策与制度；关于积极活动挑拨煽动；关于工农生活和工农业生产问题。经复查，上述问题不是从根本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原材料把一般言论经过加工扩大，作出了错误的结论。经研究认为：1958年划魏慎之为右派分子属于错划，应予改正……”

从改正文件可以看出，作为划我为右派依据的5条，纯系正常言论经过“加工扩大”成为罪状。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事过50余年，如今我已年近80，也算高龄了，但我并未摆脱反右派给我带来的灾难，回首50余年来的恐怖和艰难的岁月，只有不尽的叹息。1958年被划右派后，开除党籍，剥夺军衔，开除军籍，送国营弥勒东风农场监督生产。原来在军队的待遇彻底抹光，到农场每月只发12元至16元的所谓工资。1958年下半年开始吃不饱饭，很快就得了水肿病，加上被迫干超体力的劳动，身体很快垮了下来。1960年又得了肺结核，在农场简陋的医疗条件下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更谈不上休息和营养，病情日渐加重。在此情况下，还继续被迫干重劳动，干不动动辄遭批斗。1968年冬，队上说我不积极劳动抗拒改造，为“杀鸡儆猴”，在全队人面前，把我捆绑吊起，四肢悬空，吊打2个多小时，几乎当场丧命。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据传，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提出：云南和平土改，没有分地富浮财，现在应分他们的浮财给贫下中农。或许就是根据这一指示，我所在的大红坡生产队，把我和其它一些他们认为是地富出身的，每人只留一身衣服，一床薄被，其余东西一律封存待分，10个月后解封，因封存时未作登记，一些现金、粮票、纪念品、物件等被人拿去，对此任何人也不负责任。我身患肺结核，咯血，照样得天天出工劳动，难得有一个休息天，还要派我去顶替别人放牛放羊。在这里，不要说人道主义啦，就连起码的人性也被阶级斗争这个伟大的理论吃得一干二净。右派的人命草稗不如。1974年，农场改建生产建设兵团，各级领导（自团至连——原场部至生产队）由现役军人担任，我才获准到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做病肺切除手术（左肺全部切除，右肺也有散在钙化点）手术成功。第2年续做左胸廓塌陷术，闭合空洞。成功。侵害折磨我14年的顽症总算得到了正规的治疗，但手术后实际已经是残废人一个，半边残肺，气喘嘘嘘，根本干不动劳动。但监督生产——劳动改造的岁月还得继续下去。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在我最最困难的时候，一些相识和不相识的难友向我伸出了援助之手。我在治病期间，只能领到月工资16.2元的60%即9.72元，实在难以生活。一些难友闻讯后共凑集170多元助我，当时大家的工资也都是每月20元上下，使我感动不已。出院后又纷纷来看望，这种真挚的友情，克己助人之举，我永远刻骨铭心。经过文化大革命，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才不得不反省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于是才有了平反冤假错案之举。但，在国家政策的具体执行方面，对众多的受害者并没有真正负起妥善处理善后之责。1979年我以残疾之躯赴原单位13军办理改正手续，经某军医大学附属医院体检，医院开给《左肺切除后避免心肺病发生应注意事项意见书》，建议长期疗养，而13军落实政策办公室却说，这些都由你以后所在的单位去办。按理，由谁造成的后果，应由谁负责，他们却一推了事。令人愤然的是，由于共产党的错误决策给当事人造成如此惨重的伤害，不仅不作应有的补偿，连个真诚的歉意都未表示，在办理改正手续的整个过程中，从负责人到具体工作人员都是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这是高唱为解放全人类和为正义而斗争的政党所应有之做派吗？按当时的政策军队所划右派，在办理改正手续的同时办理转业手续。当时我所在的农场在云南省红河州弥勒县，红河州负责安置的部门把我分到弥勒县饮服公司，公司又把我安插到县城外的一个温泉澡堂，具体工作收洗澡票（这也叫落实政策，恢复工作）。对这个工作我同样守职尽责，1979年自卫反击战，我被评为支前先进工作者。温泉有麻烦，当地农民说温泉本是他们的，于是常有冲突发生，我的身体本已是严重内残，无力应付。1982年我办了离休。

在弥勒安定下来以后，经朋友介绍，与一位在云南锡业公司被划为极右死在公安系统农场者的遗孀结合。她原先陪前夫在农场劳动，一直为家属，只拿点计件工资，因此无退休金，也无子女。不幸的是她在后来得了乳腺癌，因为她身体弱，经不起手术和放化疗，也由于治疗费用不足，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拖了10年，于2002年9月病故。另一件事提起来，也令人感叹不已。老伴去世前，我们曾通过公证收养了一个从四川来投靠亲戚（我家并非她的亲戚）找工作无着的姑娘，此举主要是帮人解难，并不是希望她以后为我们做什么事。我们费了不少工夫，为她办了户口、粮油、团组织关系迁（转）移，帮她准备应招工考试，终于，她在县五金公司有了一份售货员的工作，不久又急于结婚，又经我们多方协助，和一个中学老师结婚。她结婚生了个儿子以后，有了小家庭，很快就疏远了我们，还居然说：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家，用不着你们了，以后来不来由我自己看情况定了。迄今已数年没有来过。在助人方面，前几年我曾先后资助3名困难职工子女，使他们考上外省大学后能够就读；另外，还曾为右派难友的几位朋友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些都使我在精神得到一些安慰。关于我的身后之事，我也作了考虑和安排：

本来，老伴在世时，我们都认为患病治不好，不如安乐死。我曾在《中国老年报》上呼吁国家尽快为安乐死立法。虽然有几篇赞同的文章，看来不太现实。10年前我已和昆明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订好捐献遗体的协议。我自认为经两次开胸手术，右肺和心脏定有所改变，将遗体献给医学院校，会有教学研究之价值。如遗体不留作标本，火化后的骨灰，我的胞弟提出带回老家葬在祖坟，我表示同意并作了安排。

这些年来，我通过邮购买了不少书籍和刊物，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军事知识、名画册、摄影集、旅游景地介绍等方面。阅读它们，对增加知识、启迪智慧起到积极的作用，对增强生命活力也一定大有裨益。近来，我把一些书册分别寄给了对之有兴趣的朋友，使它多发挥些作用。

目前仍有几件令人不快的事：

房改中我购得一套旧楼房底层的居室，至今不发房产证。我无子女，房产无人继承。有人愿意出钱给我，于我身后进住，不被允许。我提出去世后将住房退还单位、房款捐给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供盲聋哑儿童学习谋生技能；公司多次来人动员我无偿把房子送给单位，保证对我做到几个“老有所……”。就这样我同意了。贯彻国家政策居然成了一场交易；不过，对于一个小经济单位的苦心我还是理解。

2002年起，我的肺心病进一步加重，动一动或说几句话便气喘不止，因此不得不整天吸氧，室内常年摆着几个氧气瓶，生活不能自理，还考虑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便请了一个护工照顾日常生活和安全。根据我的病情和有关文件，县老干局提请医保部门每月发给护理费200元。2008年又让我填了申请表，说有望加至600元，县人民医院有关科室医生、主任签署了意见：根据魏慎之现在的病情和住院记录，其心肺功能重度衰竭，生活需要专人协助。医院盖了公章。单位和县老干局也都表示情况属实并盖章。医保部门却说：病情还没到省上文件规定的瘫痪卧床不能起的程度，不能算是生活不能自理。护理费不但没有增加，连原来的200元也停发了。真难想象这些政府官员会连什么叫“生活不能自理”都弄不懂。政府行政何时才能准确高效。现在，我的离休金比原同级别同情况的朋友少许多，与朋友谈起来方知，可能的原因是上个80年代按政策应进的一级未进。

对这些谈起来会感不快的事，我确实不愿去想去计较，对我说来实在没有多大意义。虽然如此，还是不免偶有一片阴霾掠过心头，在这里谈到这些，只不过是略抒胸臆而已。此生最为遗憾的是，可能看不到“右派问题”的彻底解决了。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其后又导致一系列国难之发生。更严重的，那是一场以言治罪的运动，一时间扑灭了自古以来汹涌于中华民族胸膛中的浩然正气，小人当道，6亿正义人民万马齐喑。它沉重打击和血腥摧残了中华文化中“位卑不敢忘国忧”的国民政治责任感和国民社会责任感，它沉重打击和血腥摧残了百年来中国国民中成长起来的现代民主政治意识。半个世纪来，国人又陷于对政治三缄其口的可悲状态。从法律和道德层面讲，反右运动直接违犯1954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宪法中关于公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条款，也违背了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共同崇信的“诚信”道德准则。中国人民痛定思痛，实际上已经在一步步抛弃那个时期的错误路线；但当局对1957年反右运动却不予正视。近年要求为反右运动彻底平反，向受害者公开道歉，给予受害者以经济和精神补偿的呼声日益强烈，而当局依然固守沉默。作为一个自许为先进文化代表者的政党，有什么理由以如此的态度对待历史，对待自己的历史责任和政治责任。

（2009-2-6）   

魏慎之现所属单位：云南省弥勒县天久旅游服务公司

住址：云南省弥勒县商业局内商业幼儿园对面住房

电话：0873——6132582 邮编652300

大炼钢铁亲历记

 

马万才

1958年，我回老家农村接受监督劳动，亲历了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为保1070万吨“钢铁元帅”“升帐”，全民动员，捐柴献铁。每个人民公社社员无论男女老幼按人头分配任务。完不成任务的轻则公共食堂扣饭，重则说你反对“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进行批斗。有的人家连镰刀锅铲、铁锁锄头、桌椅板凳、床铺木柜全部搜罗起来都完不成任务，有的把耕田的犁头拆掉，铁犁铧交铁任务，木犁杖交柴任务。公社小学的操场上，木柴、铁器堆积如山。土高炉要用如山的木架把如山的铁器熔化成癞蛤蟆似的铁砣砣。

“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彭德怀元帅说的一点也不假。我当时虽属“青壮”，但是“分子（右）”，革命警惕性高的乡村干部决不能让我接近神圣不可侵犯的土高炉，只能被分配去加入运输大队。我们村去的人主要负责运柴。土高炉群集中建在区上，公社距区公所有三十多华里山路，其间还有十多里两侧是冬水田的田坎路。我们年轻的每人每次至少挑100斤，妇女80斤，老头、老大娘60斤，不管天晴下雨，白天黑夜每天往返两趟，雷打不动。遇上前方“吃紧”（柴烧完了），还要打起火把加夜班运送。我们的口粮是自带，由公共食堂按人头拨出，交连（村）队统一开伙。由于大跃进“放卫星”层层浮夸，稻谷都交了公粮，只有少量的玉米和红薯（因为劳动力都炼钢去了，许多红薯无人收烂在地下）。我们每天一斤半粮食，四斤红薯折合一斤玉米，也就是半斤玉米加四斤红薯。这些食物如果是搞轻微劳动尚可支持，可对身负重担每天要往返走100多里山路的人来说就远远不够了。山下那条窄窄的田坎泥路天晴倒还好，遇上下雨就惨了，又溜又滑，饥饿加上劳累，一不小心，常常有人连人带挑子摔下冬水田里。冬水田水不深，但一尺多深的稀泥陷下去半天爬不起来。那些上了点年纪的老大娘、大爷、走路不稳的妇女摔下去的居多。前后的人只好放下担子奋力把人拉上来。摔跤的人一身泥泞，再也无法上路，所担的柴只好由年轻一点的人分担了。一个泼瓢大雨的夜晚，指挥部接到“前线”告急电话：木柴告馨，土高炉面临停产。于是人们从睡梦中被吆喝起来，八方找来竹槁，打起火把运柴上路。一时间弯弯山路上宛如一条长长的火龙逶迤其间。无奈风雨无情，火把相继被大雨浇灭，落汤鸡似的男男女女只好摸黑前进。在通过田坎路时不知有多少人滚下冬水田。往往是一个人摔倒又把另一个人撞下去，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接二连三……。一时间，风雨声、呼天呛地哭爹叫娘之声响成一片，合奏出一曲大跃进时代特有的悲凉“诗章”。

钢铁的溶点大约是摄氏1000度。我家建国前住在重庆上土湾，隔堵围墙就是渝鑫钢铁厂。厂里炼钢是用天府煤矿炼制的优质岚炭。仅凭木柴加上土制的鼓风机要把那些成型的铁器烧化确非易事。成捆木柴投入炉膛瞬间化为灰烬，而铁还是铁，只见火红，不见变形。上百座土高炉，工人（社员充当）们三班倒，息人不熄火，要多少木柴才能填饱它们的“肚皮”啊！

眼看堆积如山的木柴越来越少，而收缴的铁器还有七、八成未被化掉，指挥部的头头脑脑们慌了神，于是召开紧急会议果断作出决策：妇女留下继续运木柴，男人们通通开拔到西山挖煤。

西山乃紧邻区公所西边的一座大山，距山脚十多里地便是高炉群。山上究竟有没有煤呢，没有可靠的地质资料，谁也说不清。仅凭有个土“专家”说西山上露出的岩石呈褐黑色，与煤炭颜色相似，便断定山上有煤。西山上除了有一些低矮的树木、灌木丛和蒿草外，没有可耕种的坡地，更没有在山上居住的人家，实际上就是一座荒山。一百多人上山以后，一齐动手，砍树造“房”，垒灶为炊。所谓“房”就是用三根树棒绑成“个”字形，顶上用带叶的树枝和蒿草覆盖（那时还没有大量的塑料布上市），像农民看守庄稼地的窝棚，可容四、五个人在里面睡觉。这样简陋的窝棚只能蔽日头，却不能避风雨。风雨说来就来。一个夜晚，劳累一天的人们正在睡梦中，风雨袭来，窝棚里先是小滴，后来雨愈下愈大，牵线子的雨水不停地往被盖上浇淋，人们无计可施，只好把头蒙在被子里任大雨肆虐。待到天亮，被子全被浸透，棉絮能拧出水来，人人成了落汤鸡。为鼓励大家尽快把煤挖出来，指挥部下令给每人一天增加两斤红薯。这样我们每天可吃到半斤玉米和六斤红薯，折合细粮是每天两斤。我们当地的农民对吃红薯有一句戏言：一斤红薯三斤屎。这显然很夸张，但说明红薯不像大米、白面那样绝大部分能被人体所吸收，红薯吃下肚，除营养成分供人体所需外，其体积基本不变，所以排泄物特多。山上没有厕所，人们只好遍山屙野屎。时间一长，满山薯粪，臭气难当，人们出行，下脚必须十分谨慎，一不小心，准踩“地雷”。一下大雨，粪便随雨水流入山下小溪，溪水中粪渣清晰可见。小溪流经高炉群，炼钢工人们又舀了溪水去煮饭（他们属“第一线”，配有部份大米）、烧开水。他们需要的煤炭还没有挖到，先送给他们一点特殊“礼物”。那些炉前工、运料工不知就里，照样吃得香喷喷的。

我们成天扛着镐锄，在连长的指挥下，东挖挖，西掘掘，折腾了近两个月，连一点煤渣滓都未见到，最后不得不将人马解散。到59年初，土高炉终因燃料无以为继，且炼出的“钢”质量远远不能达标，也被迫停产。三年大灾荒后，幸存的人们看到，昔日的土高炉倒的倒，塌的塌，周边荒草丛生。还有一些锈迹斑斑的铁圪瘩像弃儿一样散落在荒草丛中，咀咒着当年有些人脑袋发热、不顾实际，异想天开“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酿成的一场闹剧。

2009.7.11   

魂断婺州            

 

郑明桂

近些年来，每次翻阅金华传统美德书本《婺州魂》，追诉古今88位优秀人物的美德故事，使我崇拜。又看了1992年中学版的《金华市情读本》第73页，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新时期，拨乱反正时曾给错划为“右派分子”的1653人平了反，落实政策，恢复名誉。这活生生的魂断婺州的触目惊心的数字，使我心如刀绞，思绪万千，勾起我心底里锁不住的，遭遇黑幕生活的悲惨情景。1958年初，金华地区开展整风学习。我所属的设在鞋塘镇金华农校的金华县中小学教师班，共有三百五六十人。大家听报告，学文件，上下嬉皮笑脸地过着和风细雨的生活，谁也没有精神负担。随后搬回城内八婺女中，领导虚情假意，装腔作势地动员，要大家写大字报，大放大鸣，向共产党提意见。大家还蒙在鼓里，懵懂地边写边贴争英雄，做好佬。刚涉世事的倪爱芬，年方十八九，是位代课老师，党叫做啥就做啥。她写大字报非常积极，在小会大会上一次次被表扬，说她写的大字报数量多质量高。她越写越起劲，把农村群众对党的不满的话老老实实写出来。首先全班的组与组观摩，相互抄稿，接着全地区各县开了大字报现场观摩交流会。火候到了，突然来个紧急集合，会上的领导孙坚志变脸了，青面獠牙地口吐话语像射出的一颗颗子弹，配合着一把把砍刀似的手势，独裁地宣布倪爱芬为极右分子，拉上台向大家低头照面，命大家写大字报进行批判，她木然地还不知极右分子是好是坏，只听大家高喊打倒极右分子倪爱芬的口号。揭开打击右派分子的帷幕后，紧接着乘胜追击挑动唆使群众，声势浩大地用无硝烟的口诛笔伐，狠批猛斗一个个右派分子。以“右”封喉，有口难辨。虽指派专人日夜轮流监管挨批斗者，还是出现惨剧。金秋桃跳楼自杀不遂双脚致残。吕某深夜出逃，卧铁轨自杀。啊！斗争何等残酷！唯独幸运的叶青松，大批大斗之后，指走公开写悔过书，免戴右派帽子，以表明共产党的仁政。整风学习了。我就私下对好朋友们提及，共产党的每个运动都要整掉坏人，少说话为妙。熟料整风运动结束，准备分配工作了，负责人辛其昌在大会上宣布：右派是抽不完的，随时都会显形。像湖头学校一个都没有，肯定有漏网，必须继续抽、批、斗，有一个打倒一个，绝不能手软。越是党团员，复原军人，更要彻底批深批透。当晚大字报出来了，要批斗我和徐德潮（患严重风湿性关节炎，住金华医院治疗中），两人都是复原军人干部，校共青团支委。第二天上午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将我两拖出批斗。杀气腾腾的沈坚志亲自调兵遣将上阵督战：郑明桂出身成分好，历史清白，工作能力强，是一只老虎，今天大家要鼓足勇气，把老虎打成狗熊。头一个指定金惠贤出来批斗，无奈的讲不了几句话。我背着她不屈不挠地坐回原位，没有落泪。第二个指明校长郑敏芳揭发，老实巴交地说不出要害的话来。第三个安排伪君子笑面虎郭宝庚宣读子虚乌有的论点，说我在晨会读报时，做省教育厅长俞子夷的传声虫，散布反动言论。接下来是假积极分子宋维洁和付时才批判我的罪行，说右派言行是事实存在的。逼我说 “我是右派”，批判会就结束。

我做梦也想不到，昨天是革命者，革命会革到自己头上，今天成为反革命，真像小孩子游戏一样简单。事后每逢开大会都要唯独骂我是死硬派，顽固派。这一幕幕活生活演的情景，爱妻都亲历其境。

四月一日上午，辛其昌在大会上号召，新学期的工作是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口头宣布历史反革命，坏分子和右派分子各四十余人，开除回原籍劳动。特别指定钱森祥上台宣布开除我的团籍和工会会籍。又当场指派宋维杰监督，把我和徐德潮赶到火车站买票回家，连校里的私人财物也不准去拿。顿时火车站成为“物以类聚”的还乡团集散地，相互苦笑告别。

更料想不到的四月四日，爱妻带着三个小孩也回东阳。我惊奇得目瞪口呆。爱妻说：“要离婚才能在职教书。结婚这么多年从未听你说过一句坏话，干过一点坏事。如果离婚，就不打自招是真坏蛋啦！”这样就逼着她退职，带回四十个月的退休金351.5元，拖儿带女来东阳了。顿时阴冷的利剑直刺我的要害，泪水肆意地像山洪爆发般狂泻而下，淹没了我的心情，冲走了我应该安慰感激的话语。只是紧抱着不放，像初恋时全身酥麻，两膝快要跪下地。以泪洗面的爱妻竟掏出手绢阻断了我的眼泪，坚贞不渝地说：“嫁鸡跟鸡，嫁狗跟狗，一线缝到头”。还语重心长地说爱是生命最好的支撑，是无价的。惊呆了的三个孩子懵懂的，不知发生什么天来祸，不约而同地跪在地上，紧紧抱住我两的脚，嗷嗷地哭喊着：“爸爸，妈妈”！平时坚信我的品行的爸爸忠厚老实，少言寡语，也安慰我：“只要共产党存在，总有一天会分清是非的”。在这场人生逆境中，我和爱妻相依为命，休戚与共，互相成为生存的依赖。爱妻不幸于2008年11月永别人世。我已写了《一线缝到头》留给子孙存读，恕不赘述苦难生活的经历。

多年来的传闻记录：1958年暑期，金华县中小学教师学习向党交心，千许万诺人人有话直说，决不戴右派帽子。结果还是有多人被诱骗。如年轻的吴汝进戴上右派帽子，被劳教三年。回家后改行上门做漆工，娶位二婚妻度晚年。另外，我所熟悉的难友，比我患难还重的还有多位：离休干部金秋桃运动跳楼致终身残疾，老婆离异，留下一男孩；离休干部方兆惠被划右派回家后，诬陷他破坏兴修水利，被判刑七年，劳改时不服，又加刑三年，妻子离婚，留下一女儿；离休干部滕伯兰被判为右派后，妻离子散，生前写了《人生三部曲》留于世人；项德芳被划为右派幷判刑七年，送青海劳改，期满后留场劳动多年逃回金华，终身未娶而作古；兰溪人徐德潮的妻周桂香抛下男孩，私下逃到江西省嫁人；倪爱芬一时嫁不出去，做了老姑娘；大龄朱自聪原未婚，虽未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后杀身身亡；浦江人毛之鸾，与妻子金华人孔素贞离婚，弃二女而自杀，表明自身的清白。我被划为右派，牵连家族。大弟入党被考察三年，小弟在部队里入党时，骗说我（二兄）向来在外，没啥往来。二侄儿在部队择录空军人员时，了解了我为右派，就取消了资格。我的子女们被限制上学，不许参军。破坏了亲情伦理的传统美德，破坏了我家世代从农的清白遗风。极左决策者，你毁掉多少辉煌的青春、宝贵的生命和幸福的家庭。

1979.4.15.中共金华县委文件：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和1957年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份子的标准》的有关规定，经复查，认为郑明桂同志在反右运动中言论，不是右派言论，右派份子属于错划，给予改正，恢复公职和工资待遇。

1979.12.8.金华县公安局文件：郑明桂同志于1961年1月至3月，为右派份子外流而被拘留审查。经复查认为郑明桂同志为右派外流，在迁送回原籍时拘留审查是不当的。为此经研究决定，宣布给予纠正，恢复名誉。

1980.7.19，中共金华县委文件：《关于金惠贤同志受株连失去公职的改正》：根据中共中央（1979）65号文件精神，经复查认为金惠贤同志确是丈夫郑明桂划为右派受株连失去公职，决定予以改正，恢复公职和工资待遇。从以上三个批文，表面上看起来，对我两无故的遇害遭遇，已被爱民如命的“仁政”轻而易举地洗清，无懈可击，无气可生。当年我们的右派帽子是由政治野心家无中生有，血口喷人而编织而成。没有只字片言的依据，无法无天地赶狗一样被赶回家监督劳动。整整过了二十多年会说话会干活的“牲口”生活。所经历的历史悲剧的痛心，政治心灵深处的创伤，难道三张改正书是万能膏药就贴好复原，无损无失？农夫为了确保丰收，常为庄稼松土除杂草，往往有时操作不小心，铲除不了生在庄稼身旁的杂草，反而无意中误伤了正在成长的庄稼，使庄稼成了锄下的替死鬼，农夫深叹气惋惜！人类中的弱群体，在恣意蓄谋的策划下，不明不白的魂断婺州，瞑目吗？从《忆苦》：“心比身长，难表白心；草下偷生，今难古易。”的体味得出真谛，沉没悲观没有意义，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为了将来，永远忘记过去。

我是怎样成为“右派”、“历史反革命分子”的？

 

王洪儒

参加革命成右派

 

我名王洪儒，现年81岁，成都市双流县红石乡人。我的父亲王少东原是双流县名中医，曾任原国民党双流县县党部书记长、县参议员、红石乡建平小学校长等职。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曾和共产党地下党员李莜亭（解放后曾任四川省副省长）、王干青（成都十二桥烈士）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同志。父亲利用他在双流县的特殊地位和社会关系，曾长期支持、掩护李、王等地下党员的革命活动。

双流擦耳乡（紧邻红石）的袍哥大爷徐茂森（成都十二桥烈士）是我的表兄。十二桥烈士徐海东（后为地下党党员）是徐茂森的侄儿，也是我的好友。因红石离擦耳仅数里之遥，我俩经常到徐茂森家去耍。后来通过徐海东介绍，我认识了川西地下党擦耳岩联络站负责人彭先云。他送给我《打开苏联之门》、《吕梁英雄传》等进步书籍，又多次和我进行个别谈话，灌输革命思想，启发革命意识。4个月后，便介绍我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主义同志会”（简称‘新同会’），并成为地下党擦耳岩联络站的一员。参加联络站工作后，我出生入死、兢兢业业为党工作，虽无功劳也有苦劳。解放前夕反动派军警包围擦耳岩联络站抓捕徐茂森、徐海东那个夜晚，要不是我为新来的地下党员陈威仪让铺，阴差阳错跑回红石家中住，我今天也和徐氏叔侄一起躺在成都青羊宫十二桥烈士墓园里了。在联络站和同志们一起做的工作很多，为节省篇幅，这里只说与我后来命运相关的两件事。

我有两个亲戚，一名黄逸民，是国民党95军（驻成都）军长，另一个叫周克修，是该军674团团长。基于此，地下党负责人彭先云派我和吴志宏等三人潜入该部队侍机“策反”。由于事关重大，我们都不敢轻举妄动，必须谨慎行事，等待时机。不久，军部来了几个军统特务，对我们三人的身份颇为怀疑，再住下去很是危险。经商量决定撤离。此次“策反”无功而返。1949年11月，随着大军南下，成都临近解放。地下党的首要任务是扩大地下武装，配合解放军，消灭地方反动势力，迎接成都解放。但地下武工队缺少武器，党组织十分焦急。恰在此时，新津有一个名叫孙静的旧军官，自称反共救国军支队长，在新津方鼎寺招兵买马。地下党得到消息后，立即派我带领周嘉瑞、林建民等四人去到新津方鼎寺伪装参加反共救国军，领到枪支后立即逃回。但我们去晚了一步，“支队长”孙静对我们说：“你们来迟了，剩下的枪刚刚运走。”

上述两件事让我解放后在政治运动中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打成“右派”、“历史反革命”

 

1949年12月底成都、双流相继解放。原联络站成员立即转入剿匪、征粮工作。旧历腊月廾七，土匪大肆叛乱。一次，我和原温江地下党外围组织成员李志琴（女）、赵凤如（女）从杨公镇返回双流路过板桥子时正遇上解放军和土匪激战，后解放军向黄水方向撤走，我们三人不幸被土匪俘获。土匪用枪托将李志琴的左臂打断（至今残废），三个土匪一边一支手枪顶着我的太阳穴押着我们走了一里多路。留下几个土匪守住我们（离我们几公尺），其余土匪离我们较远去商量事去了。我们估计凶多吉少，要被土匪枪杀。我悄悄对身边两个女同志说：不要说我们是剿匪征粮工作队的，咬定说是教师；只要押赴刑场，就呼“共产党万岁！”刚刚解放，地方旧势力还有相当大的地盘，而土匪又与地方旧势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土匪把我们三人押到一农家院进行审讯，赵凤如把当地知名地主王郁文抬出来，我也把父亲王少东和杨公镇袍哥大爷李定三的名字端出来，土匪才对我们有所缓和。天亮后土匪头子罗国双抄小路护送我们回到双流。征粮剿匪工作结束后，由于我父亲及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仅管表现好也未能入党。组织上几次委我以重任，一查家庭背景均告泡汤，连给县委书记侯国材当通讯员的资格都没有。东调西换，1956年正式调县贸易公司工作，被派赴重庆学习水产，57年调县改府农水科负责全县水产工作。

1958年初，突然被要回贸易公司参加整风“补课”。在一次学习会上，领导给我一张报纸叫我读。这张报纸恰恰载有批判储安平“党天下”论的文章，我照着念了。第二天就有人贴出大字报，说我同意储安平“党天下”论点，分析上纲，又扯出一些莫须有的问题，责令我停职反省交待问题，并多次批斗，但我拒不认“罪”。后又召集粮食局、商业局、县联社、专卖局共100多人开大会进行批斗。大会主持人专卖局局长孙亮问我：“你承不承认你是右派？”我回答：“在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我或许有错误，但我是党的朋友，决不是党的敌人。”最后还是被强行打成右派，工资由37.5元降为30元，留单位监督改造。

59年秋收，和一批下放干部到东升公社二大队六队测产，领导安排我称秤。结果平均亩产为695市斤，我如实汇报。一天晚上我参加生产队长自报产量会议，上面意图是要报亩产2000斤以上。根据我亲自测产的结果，以当时的耕作技术和种子、肥料等条件，亩产2000斤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报了，农民就要按2000斤标准缴纳公粮，农民还吃什么？由于我是监督改造的右派，不好多说，只是闷头抽烟。会后农业局长夏玉林找我谈话，我说出我在停职反省期间和县联社办公室主任在社员田中搞密植的情况：一亩田的秧苗，全部移栽到另一亩田里，还撒了两包尿素，结果这亩田连种子也没有收回来。同时告诉他：经我亲自过秤，实际亩产为695斤，2000斤是根本达不到的。谁知这几句老实话又给自己惹来更大的灾难。第二天晚上，我又遭到农场下放干部残酷批斗，说我否定高产就是否定“三面红旗”、否定党的领导。强行按我下跪。此后更加重了我的体力劳动强度。再后来说是中国的粮食吃不完，要将土地实行轮流耕作：三分之一种水稻，三分之一种蔬菜，三分之一荒闲。实际上我们当时连红苕稀饭、淀粉（糠秕粉碎）馍馍都吃不饱了，每天还要到县城挑几挑粪水回农场，饿慌了就去偷生玉米、挖红苕种来吃。还说什么是“自然灾害”。其实人们心里都清楚，风调雨顺，加上川西平原得天独厚的都江堰自流灌溉，哪来的“天灾”，完全是不折不扣的人祸，只是人们不敢说罢了。1963年小“四清”运动，领导派人对我的床铺进行查抄，发现我的笔记本中有一首诗：革命征途十四春，/敢将赤胆对人民，/归去江东无愧色，/闲除野草对竹吟。/举柱擎天恨无方，/羞与黎庶话沧桑，/三载凄风如昨日，/半生春梦一黄粱。没过几天开大会，农水局局长江国孝上台揭发：王洪儒贼心未死，竟敢书写反动诗词，发泄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诗中的“黎庶”，代表的是地、富、反、坏、右。立即将我当场逮捕，坐了148天监狱，后判处劳教三年，送宜宾415信箱108筑路支队劳教。在那里受尽折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68年劳教期满，又给我戴上“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送回农村管制劳动。（79年右派改正后回农水局工作，审查历史的同志提出我的档案材料，询问我解放前打入国民党95军策反和伪装参加反共救国军夺枪两件事。并把55年机关肃反材料给我看。当时“五办”给我作的结论是“叛国投敌”、“阶级异已分子”。但材料上并没有我的签字。68年给我戴上“历反”帽子依据就在于此。我终于明白，因为早在55年“肃反”时就给我定了黑案，“反右”时故意拿报纸给我念是早就做好的圈套，只等我去钻。）

凄惨的岁月

 

回到农村，才知道妻子因为我也受到牵连，成份由“小土地出租”上升为“地主分子”。我丢失了公职，一家六口（加上母亲和三个子女）生活，工分勉强做够，伙食稀多干少，还要承担超强度的田间劳动。更难以忍受的是没完没了的精神、肉体折磨，真是度日如年。“文革”中，因为我写申诉说我翻案，隔三差五，想斗就斗，不知多少次。其中有三次令我终生难忘：一次村上开群众大会，会场设在学校。大会开始，我被民兵揪进会场，村长首先上台揭发，说我写了三万多字的“变天复辟账”，责令我跪着交待。我想说明我写申诉的原因，还未说上几句，便说我狡辩。民兵连长用早准备好的木棉花条子（一人多高的木本植物）对我一阵狂打。批斗结束，回家脱下衣服，满身都是血痕。此次批斗，妻子也和我一起受批挨打。

第二次是造反派批斗，地点在红石街上。造反派组织了上千群众参加。主要批斗五类分子中他们认为最“反动”的几个，其中就有我。上台后即被勒令下跪。造反派头头秦老五、袁麻子不分青红皂白，对被批斗者每人先赏了一顿耳光，叫煞威耳使。只要他们认为态度不老实的便用事先准备好的竹鞭一阵乱打，陈忠民、宋应勋两个“分子”被打得在台上乱滚。轮到我时叫我脱掉衣服，对我进行比对陈、宋二人更为残酷的毒打。幸红石乡武装部长怕整出人命予以制止，我才侥幸逃过一劫。第三次是大队组织的批斗会，地点在华严寺小学。村长叫我跪在仅有20公分宽的长凳上接受批斗。当时我不知怎么一下子“横”了，就当我当初在联络站被反动派抓去杀害了，在板桥子被土匪逮着枪毙了，决心和这些丧失人性的家伙一死相拼。我拒绝跪凳（没法跪），他们来强按我时便和他们撕打。一个人只要把生死置之脑后，胆子就大，除死无大难，连死都不怕的人谁也惹不起。殊不知这招还真灵，这帮欺软怕硬的家伙见我大有和他们拼命的势头，不得不将批斗会草草收场。妻子突然对我说：“你回来了，儿女们今后就靠你抚养了。”当时我心事重重，对她的话没在意。没过几天，我半夜醒来发现身边无人，忙擦燃火柴点上油灯从堂屋寻到灶房，见妻子在房梁上己系好棕绳，颈项正往里套，我立即将她从凳子上拉下来。当晚我们夫妻抱头痛哭直至天亮。事后我对她百般开导，告诉她这种日子决不会长久下去，才渐渐打下去她自杀的念头，树立起活下去的信心。农村劳作异常艰苦，完成同样的劳动定额我们的工分收入却比别人少一截，一家六口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来形容我当时的家境，再恰当也不过了。还记得1978年难友马万才、罗承河（被土匪打断手臂的李志琴的丈夫）、吴伯庸带着中央关于改正右派的55号文件来我家报告喜讯时，我连一顿红苕稀饭也招待不起。但那天我们还是想尽一切小小的庆祝了一下。后来，为纪念那天的小小庆祝，难友马万才写了一篇《难忘的聚会》登在成都晚报“昨日故事” 专栏上。79年改正后，恢复了公职和原工资。但关于历史问题95军策反和参加反共救国军夺枪的结论还是悬而未决。因当时我和彭先云（联络站被包围那晚彭先云住徐茂森岳父家，未被捕）是单线联系，除此无人证明。但事隔30多年，彭先云是否还健在，在何地工作，均不得而知。皇天不负苦心人，经过数年奔波，八方探询，最后终于获知彭先云在安徽蚌埠市某酒精厂任厂长。于是千里迢迢奔赴安徽。旧友重逢，悲喜交集。当彭得知我解放后一系列不幸遭遇，不胜唏嘘。此后彭先云三次来川，会同时在成都市委工作的原地下党另一负责人周鼎文，多次找到市、县组织部门，终于查清了我的“历反”真相，还我以清白。

结束语

 

往事如恶梦一场，不堪回首。纵观我的一生，可算多磨多难。我今已81岁高龄，来日无多。毛泽东当年发动“反右”，整了数百万人。除当时各种原因（自杀、枪决、夹边沟、415信箱饿死、病死）非正常死亡的大部分右派之外幸存于世的也已所剩无几，且多己是耆耋老翁（媪）。令人不解的是毛泽东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没有得到清算，我们饱受20多年磨难的精神损失、经济损失至今未得到任何赔偿。我作为一个右派幸存者，只要存世一天，都要继续向党中央提出申诉，希望能就57年历史冤案我们一个合情、合理、合法的说法。

《 悲愤诗 》——反右祭

 

江    婴

天安门下壮，开国动寰球。万岁如潮涌，红旗若海流。秧歌彩虹舞，腰鼓迅雷遒。九野农工庆，百年心志酬。抗倭同雪耻，援外共雠仇。贫弱催豪勇，兴除展异谋。劳资遵两利，耕者有田畴。千载为奴役，一朝归自由。扶犁亦扶笔，耘谷复耘忧。流俗趋淳朴，人情共戚休。春风吹大地，丽日照神州。自古功成者，虚怀几人守？况兼秦以降，惟使民俯首。政策我云是，方针专可否。一言成九鼎，怒斥躬身受。顺我尔必左，违之即归右。争鸣效古风，敢议招愆咎。三不示宽宏，阳谋不为丑。夕为阶下囚，朝乃同壕友。揪斗气汹汹，揭批辞苟苟。发言遵布置，加罪莫须有。警着便衣来，持枪逼我走。两儿病入院，儿母方产后。不许别家人，仰头望铁牖。二月风呼号，海濒寒料峭。夜忧眠无被，日虑衣无袄。送被兼送衣，冒寒复冒笑。相看疑属梦，将别心如捣。含泪彼独归，茫然我独眺。风寒切勿欺，护佑祈苍昊。
室小右派多，不眠思浩渺。夜深人恍惚，觉后梦堪了？爱子病果愈？弱妻身果好？如闻三子呼，四子欲我抱。突起声凄厉，哨音惊天晓。披衣即坐起，下榻事清扫。未毕领晨飧，将餐命登道。宛如临大敌，遂即驱群皂。开道警车驰，尾随兵车啸。耽耽枪口指，晃晃刺刀挑。曲折过墟里，颠簸入土堡。森森铁棘网，凛凛带枪哨。漠漠渤海滩，萋萋暮春草。投荒今日始，改造何时了？劳改场所别，非囚称队长。闻招垂手立，见怒惊魂丧。如厕经恩准，投邮命口敞。晨昏必点卯，作息依令往。出入须成行，高歌斥右党。早耕命如山，谁敢心怏怏。日瘦风凄凄，草枯野空旷。寒禽起苇塘，远犬吠墟莽。整地作秧田，清渠修水网。天寒冻土坚，猛斸伤双膀。虎口为之裂，淋漓鲜血淌。长长镐柄赤，点点入土壤。力竭犹力耕，敢期准歇晌？初夏即移秧，深更赴莽苍。荒途步踉跄，月黑视惝恍。倦眼开重合，疲躯俯忽仰。或敲前行背，或抵后行颡。足浸秧田水，夜寒侵腑脏。芽连暗夜起，蚊阵雷作响。渐迫腹中饥，哪堪湿及氅。夜雾锁苍茫，晨光明荡漾。秧挑重压肩，路滑心悬嗓。不虑人倾仆，惟忧难供上。栽秧折折腰，小憩非非想。蚋啮凭吸血，虻叮敢伸掌？乌云天际起，滂沛下泱漭。雨冷刺肌骨，野空无可挡。潜身入苇渠，借水作屏障。野地群蝇集，风餐必争享。遂婴腹泻疾，却斥为编谎。“只顾磨洋工，回归乃妄想。”中衣任积污，渠水为涤荡。事后主管知，队前频激赏。“果真能如此，摘帽将有望”。临渊复履冰，蹑蹀进与退。疲惫未堪忧，愁煎人憔悴。时遭严呵叱，每与情理悖。欲辨加拳脚，逞凶有同类。常驱刑事犯，巧立青年队。作恶彼所长，凶残彼所备。生非为所好，寻衅为所嗜。唯欲刑期减，故将狱吏媚。图谋果如愿，殴击必恣肆。鼻破零鲜血，肩伤垂直臂。辄言臭右派，打死无愆罪。“尔乃阶级敌，我非反党辈。”侵凌诚不堪，生死均难遂。愁苦何可诉，心肝俱已碎。人前须含笑，人后惟垂泪。最惮梦中语，恐宣心中怼。耕耘纵劳苦，困乏得安睡。囚榻何其褊，囚徒惟侧寐。安能一辗转，焉得一消累？床虱复施威，冥中听远吠。深秋农事毕，准我探妻孥。草白伤凋敝，叶黄哀萎枯。偶怜茕孑影，唯有黑囚襦。骤返情虚怯，重临世异殊。妻惊得见我，子怯不相呼。乍喜人恍惚，复悲泪沾濡。妻将叙别后，子尚觉生疏。催子速相呼，开言犹嗫嚅。远离寒及暑，审视足连颅。即问幼何如，言随祖返芜。时忧隔山水，每梦越江湖。公屋容集体，妻栖携一雏。探家家已失，相聚聚无愉。挈子同如舅，期其一助吾。尚存诚实里，犹有一闲庐。淡淡一灯光，蒙蒙三影图。夜阑应寝寐，梦绕觉虚无。跃进妻眠少，忧伤面色乌。讲台日授课，炼铁夜伴炉。心念黄淮外，祖衰犹育孺。常思囹圄中，骨鲠存丈夫。“应解自相劝，勿伤儿暂孤。”声声渐哽咽，簌簌堕泪珠。冷雨击寒窗，残蛩鸣败除。霜空呈曙色，门外接长途。再别离妻子，重归没蓼刍。
隔河眺村落，锣急鼓喧阗。垅畔舞旌旆，畦间舞铲锨。卫星离垅亩，仓廪入云天。公社齐跃进，囚徒赎罪愆。深翻须一米，不畏及黄泉。恨不肥为土，欲将氨作田。播惟嫌种少，植必耐人眠。浮想霓虹出，豪言山水癫。依稀翻麦浪，隐约积霜籼。土地嘲奢望，耕耘戏自然。歉收原意料，盛怒吏将迁。试验惟从命，实施听调宣。弄权浮风起，避祸务实蠲。作伪皆腾达，求真却迍邅。多思为惑困，噤口任愁缠。骋目铁窗外，驰神陌与阡。天风吹共产，高敛民倒悬。入户强搜谷，行凶高举鞭。力耕汗若雨，将饭突无烟。饿殍丘绵亘，身浮病蔓延。举旗降浩劫，排队向深渊。公社金桥立，天堂地狱连。天灾危一地，人祸害何全？国难责同赴，囚徒更当先。饥肠时辘辘，饿火日煎煎。增量欺肠胃，糟糠苦舌咽。入仓徒见谷，碾米空垂涎。脸肿判官怯，肢浮象亦怜。肝区时作痛，足底踏层棉。劳作方移步，金星乱眼前。耘禾拾野菜，修垅采榆钱。偷眼瞻前后，心如弓上弦。一朝为人觉，丑化罪压颠。棚内鹅鸭壮，圃中瓜菜鲜。辛劳属诸右，享受归要员。仰望天无改，俯看地局蜷。怀忧终偃蹇，工巧却腾骞。妻单诸子幼，何以度凶年？破云偶见日，惊鹊噪霜枝。摘帽闻有望，放归闻可期。妻为无助苦，子待父慈滋。有职当勤守，闲教子字词。从今事所事，勿再思应思。非自将缄口，违心难遣辞。苍黄为世事，我复堕迷离。将出愁城困，复遭幻灭羁。海滩易海曲，稻地变盐池。摘帽仍为右，偷生当作痴。自由尽为夺，歧视尽相贻。浮肿消无日，肝疴重有时。继留无所用，令退作恩施。谋职投无路，监居劳有司。三孺归堪喜，一幼病难医。脊柱伤痨疾，亲心痛若锥。“身残已至此，不必泪双垂。”儿语何通达，闻之我亦悲。奈何家口众，妻俸薄难维。日用虽从俭，年凶何可支？况兼粮限数，过望即愁饥。代食宁无物？囊空徒对之。嗷嗷子待哺，戚戚我无为。莫道群儿小，相谋欲继炊。帮厨浆子铺，身起先晨曦。轻启门扉出，恐为父母知。空寒星闪闪，路旷风飔飔。洗碗兼清桌，除污必净脂。天寒水冷冷，手裂血丝丝。一改娇儿态，员工颇为奇。问其何所求？欲以渣充糜。所请蒙应允，弟兄悉嘻嘻。一盆捧进家，双泪湿双颐。“安可劳童子，苍天何我欺？”
红卫兵蜂起，山川日色更。墙张大字报，路写标语横。隳突东西惧，叫嚣南北惊。抄家袭祖术，游斗效湘氓。破旧便破璧，焚书即效嬴。狂飙起广场，横扫出燕京。九野烽火烈，相残竟用兵。疯狂称革命，暴虐显忠贞。私立公堂险，将窥敢用睛。两排彪汉立，中挂谓英明。双目赤焰吐，高颧横肉生。宝书忽齐举，暴力见狰狞。五类附牛尾，书生命最轻。头低将及地，喷气臂反擎。系颈铅丝细，悬砖逐块赓。心如锥相刺，牙咬暗支撑。汗出衣为湿，血流土亦赪。疲躯忽腾起，耳畔似风鸣。宛若浮重雾，依稀堕浩瀛。砰訇作尘散，飘忽入幽茔。醒见妻儿泣，茫然双目睁。四肢存若解，一榻我僵呈。苒苒窗前暗，昏昏幻梦萦。夜深门忽破，妻子惊魂出。宛若溃堤水，红兼绿盈室。袖章三字恶，军服一身怵。任意查兼抄，厉声呵复喝。奈何陋居小，有物亦难匿。况乃早除名，复遭饥馑迫。藏书委实多，焚后少遗籍。文稿有一卷，皆为早岁笔。偶翻见素绢，染作芙蓉色。墨迹龙蛇舞，签名多文伯。赠言为郭老，祝我新婚吉。仿佛至宝获，云为罪孽迹。两人捉我臂，押我之荒僻。索供严相逼，拳殴复脚踢。昏然身仆地，胁下遭重击。痛苦裂脾肝，复苏即怒责。法西斯何及，人道均为革。转念少无知，尤哀为惑蛊。艰难撑身起，忍痛独移步。月黑途难辨，风寒夜生怖。归家见狼籍，上榻手扳股。旧创加新创，翻身痛彻腑。不眠望幽暗，哀我临绝处。牛屋门如虎，吞之骨不吐。揪而时斗之，每为妇孺侮。竹帚扫大街，书吾洁为伍。何求悦当道，自示鹓恶腐。革命归左派，清污右为主。陡闻母病故，泪涌重还肚。诀别隔千里，何由瞑双目？有丧不得奔，何敢放声哭？身在缧绁中，梦归停灵屋。问天惟喝壁，我辈何蹙蹙？遣送临烟海，滩头百卉蕃。一庄无一树，土屋障土垣。漭漭水稻地，茫茫鸥鹭园。凄凉为逐客，寂寞少嚣烦。栖身有陋室，野望倚柴门。窗外筑鸡窠，庭中设鸭盆。鸡鸣先日起，鸭噪将锄扪。长柄悬饭袋，窝头作午飧。同耕公社地，领活即承恩。故里临江岸，异乡濒海村。农家今昔别，阡陌情堪温。衣湿怜朝露，履轻追月魂。老妻暮依户，浊酒每盈樽。干焙小鱼香，罺罾晨及昏。新炊粳米白，拾穗逆朝暾。两子手皲裂，丝丝见血痕。二男当留市，令出莫须遵。黾勉一学子，无辜共我奔。经年垦边塞，长子事军屯。渤澥阴山望，梦中聚弟昆。虽云四子苦，幸得家人存。落脚江南岸，蒿莱曾寄身。生年将半百，留去何须珍？诸子皆年少，聪明俱逸伦。成才当有路，不可即沉沦。选调敢存望？回城亦无亲。纵观天地阔，无奈遍荆榛。未逃人世劫，天变降衙衙。地震惟数秒，万家成废墟。疯狂斗卌载，血泪九州岛淤。天变终将止，世凶何日除？今古苍龙变，红黄颜色殊。牧民振长策，封口袭坑儒。反右创新意，阳谋绝史书。尊严如敝屣，生命似卑芜。文革狂飙止，黎元望复苏。刚方百万众，凌虐廿年馀。屈死化为土，幸存霜复颅。悲哉此教训，吸取当何如？国事归民主，中华履正途。

致一位老先生的信

 

燕遯符

 

尊敬的□□□先生：您好!

 

看到您给《往事微痕》的来信，第一感觉就是：这是一位可以推心置腹地交流思想，讨论问题的朋友。自己并不是右派，却对反右受害者的不幸遭遇和维权要求给予充分关注、同情、理解和支持。表示出对历史、对社会高度负责的精神，也体现出纯朴、自然的百姓情怀。但愿七千万共产党员特别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多一些这样的精神和这样的情怀，我们的国家距离和谐社会就会更近一些。

 

您来信中的某些观点，却是我很难赞同的。根据几十年的经历、感受和思考，我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与您交流讨论。

 

在毛泽东“打天下，坐天下”建立起来的“新中国”里，人民大众到底处于什么地位？是不是真的翻身得解放了？这是需要弄明白的第一件事情。

 

2000年底开始，我参与北京市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得知许多人哀叹改革开放之后道德沦喪，怀念以往时代清正廉洁。对这种看法，我不敢苟同。于是在2001年写了《织女心》等几篇文章，以事实为依据，讲述毛泽东时代纺织女工的生存状况，以及改革开放给姐妹们带来的生机与活力。

 

我是学生右派，1958年初被轰到北京市光华染织厂“劳动察看”，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直到1979年初获得“改正”，才被调出车间，当了整整21年日夜三班倒的纺织挡车女工。从前，我家没有人靠体力谋生，初进车间，劳动的艰苦使我感到震撼，真的是经不起吃不消，难怪工人都显得比实际年龄老得多。有时，我一面绕着机器飞跑，心里一面想：猴祖宗多清闲，天冷了长一身绒毛，挺暖和，到夏天毛又掉了，挺凉快。何必进化成人？把一身毛都弄丢了，不得不累死累活去种棉花、纺纱、织布、做衣裳……。总而言之，我真的明白了：“一丝一缕，应念物力维艰”。人总要穿衣，为什么人家该受累，我就不该受累？所以，劳动虽然十分艰苦，我并不因为与工人一起干活而感到委屈。

 

可是，随着对工厂一步步深入了解，我心里却逐渐生起了许多不平。原来，并不是各部门、各工种都一样辛苦。厂里接长补短不断进人，厂级和车间党政办公及辅助部门人浮于事，过着一张报纸一壶茶的清闲日子；三班倒挡车工却总是人手短缺，不断扩台扩锭，产质量指标一涨再涨，累死累活也难完成。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超负荷劳动强度使我们体质虚弱，并且有各种职业病。医务室却不按病情给假。上级指示，必须保障车间能够正常开车。所以挡车工经常要带病干活，不被当作人看。我曾经多次晕倒，脑袋磕在机器上鼓起大包，有一次上班路上突然腰疼，僵着动不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一点，拖着腿捱到厂里，医务室只给了几个小时假。（我心想反正命也不值钱，让这腰疼死算了，就跳进游泳池游海豚式蝶泳，爬上岸来倒基本上不疼了。几十年后退休了又去学中医才知道，那是腰椎间盘突出或错位，游蝶泳是歪打正着，自我复位了。）这样的非人待遇如果只加在我一个人身上，可以理解为对右派的特殊歧视或虐待。事实却不是如此，别人的遭遇与我一样。纺织女工真的被当作“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了，医学诊断标准都与众不同，发烧了不算发烧，肝炎了不算肝炎，血压高了不算血压高，风湿痛了不算风湿痛……。就在此时，我眼前又闪现出一幅幅刻骨铭心、永不能忘的景象：一个个姐妹难受得实在支持不住，去看病却不让休息，满脸痛苦和委屈地回到车间，对旁边的同伴说：“我都成这样了，还能干活吗？我还是人吗？”挡车工们被逼想出各种制造假病情和磨洋工的办法……

 

再说工资。各岗位之间横向比较，累的倒比闲的拿得少。从时间上与过去纵向比较，我们络经工序公私合营之前的保留月工资是58元，进入“社会主义”之后，涨到头才拿每月38元。而且这熟练工种根本无需学徒，却在几年之内硬以学徒工的名义给很少的钱，且熬不到拿38元呢。

 

有办法转到清闲岗位去吗？也不是绝对没有办法。或巴结权力、撒娇犯贱，找个靠山；或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表现突出，弄个以工代干；或瞅准时机猛干几天，混个劳模；就都有可能“辛苦几天，幸福万年”。若是不会或不屑使用这些手段，就只能够受累吃亏了。

 

可人性都是“吃亏难受”。何不辞掉这个工厂的差事，到别处去另谋生路？绝不可能！毛泽东设计了一套办法，美其名曰“计划经济”。不是那种自古就有的“盐铁专卖”之类国家对要害经济部门的特殊掌握，也不是其他各国都难免要应用来进行宏观调控以补市场经济之不足的那只“看得见的手”，而是以“组织分配”为核心的一整套档案登记、人事管理、劳动用工等各种制度。它覆盖国计民生的一切领域，形成精确到每一个个人的严密控制网络。如果自己嫌吃亏，把工作辞掉，那叫“不服从组织分配”，档案上有了这样一笔，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上，你休想再找到工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就没有饭吃，没有饭吃就没有小命。

 

“组织分配”，这一招实在高明！简简单单几个字，就把老百姓的命根子死死地捏在了手心里。它是一张无形的枷锁，那威力绝不在有形枷锁之下。我们纺织女工不过是这枷锁下的奴隶或工奴；握有“组织分配”权力的各级头头脑脑，则是掌管生、杀、予、夺的大小奴隶主。

 

我只在一个工厂呆过，不同行业和工厂具体情形肯定会有差异，但毛式“计划经济”无所不在，“组织分配”原则到处通行，所以，“工奴”这样的身份认定应该是普遍适用的。

 

说完工人该说农民。我那工厂许多工人在农村有老家，他们最怕“下放回农村”（1958年有过这么一次小运动）。农民比工人还要悲惨得多。农村户口等于画地为牢，外出逃荒讨饭的自由都被剥夺，死也要死在你自家土坑上。三年人祸期间几千万农民就是这样饿死的。从远古，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还发生过这样的人间惨剧？毛时代中国农民的地位比上古时代农奴能好多少！

 

1957年之前我向往民主自由，只是反感山呼万岁，讨厌强迫洗脑，鄙视捞取特权……，完全局限在思想感情或意识形态的层面上。许多学生右派，情形大约也是如此。沦为“贱民”之后，长年累月的皮肉筋骨之苦，把我们造就成中国第一代彻底工农化了的知识分子，也可以说，把我们造就成中国第一代接受过严格科学思维训练的工农大众。这时候才明白，毛泽东一方面对党内外知识分子不断进行严密思想控制和残酷政治迫害，另一方面对广大工农群众施以惨无人道的经济盘剥和奴役。这两件事情密不可分，互为表里，整个中国变成了一座大的牢笼。我们的出路在哪里？综合全面分析思考之后的结论是：各种自由中最关键的自由是择业谋生的自由，所以，冲破毛泽东牢笼的首要突破口是毛式“计划经济”。

 

“打天下，坐天下”是帝王逻辑，先进国家几百年前就弃而不用，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也很难行得通了。毛泽东用暴力手段向中华民国武装夺权，打得了天下，可他使老百姓陷入更加深重的灾难，就成为窃国大盗而完全喪失了执政的合法性。毛之后的当权者实行改革开放，使毛式“计划经济”的坚冰有所松动，包括纺织女工在内的许多老百姓受益了，当年那“小平您好！”的横幅，就是某种程度上对当局执政合法性的肯定。当然，这肯定不会固定不变。如果在经济、政治各个方面继续肃清毛泽东流毒，继续朝着改革的方向前进，合法性就会不断增加；相反，如果停滞不前，或者往后倒退，合法性就会减少甚至消失。

 

目前，民间维权活动风起云涌。历经苦难的中国人痛定思痛，认真记取60年前那一场“改朝换代”的惨痛教训，力图躲开“打天下，坐天下”的暴力模式，在现政权框架之内用和平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最小的牺牲和代价，实现社会和谐公正。我们右派的索赔与维权行动，目的也在于此。当然，百姓的良苦用心能否成为现实，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当局手里。不过，社会总会要前进，不能以和平的方式，就会以非和平的方式，那时候就谁都难以掌控了。

 

我也是《往事微痕》义工。这刊物记述苦难，不仅是为了满足难友们互诉衷肠的心理需求，更是为了探寻造成苦难的根原，进而找出杜绝苦难的办法。这应该是全体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共同责任。我一直认为：“‘窃国’救星逞凶暴，百姓哪分右与左！”左、右本是毛泽东硬加在老百姓头上的政治标签，用以挑动群众互相斗来斗去，便于他施展各种阴谋诡计。老先生您不是五七难友，记述史实的视角可能更深更广，观点看法也可能有更加公允之处。欢迎您成为我们的朋友，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讨论。

 

           敬祝

 

身体健康！

 

                                  燕遯符  2009-9-29

 

就《往事微痕》遭到有关部门非法截堵一事，
铁流致国家主席胡锦涛第八封公开信

 

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阁下：您好！

 

我们是一批行将就木的老人，为爱这个国家和民族，在生命结束前夕，十分认真负责的把自已所亲历、亲见、亲闻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留给后来者查阅，达到 “史鉴知兴亡，铜鉴正衣冠，人鉴知得失”的目的。基于此，才办起了一个复印文本《往事微痕》，旨在“正视历史，拒绝遗忘，推动改革，促进民主”，与阁下倡导的“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建立科学发展观”没有任何相悖之处。上面所刊载的回忆文章全是50年來的真实的事情，其中不乏毛泽东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残杀无辜公民的“阳谋”罪恶铁证！

 

当年往事与现今第四代执政的中共领导无任何干系，你们满可以姿态高一点，过去的教训切不要去重复。一定要尊重人，重视人，不可轻易伤害人的情感、尊严、人格，这会载入历史的。毛泽东一生不断重复犯此错误和罪行，最终他必定是为人民鄙视的人。

 

对于我们的义举，当权者应给予支持。一个不反思的国家不是一个好国家，一个不反思的政党不是一个好政党。治理国家靠的是诚信与公平、公正，不是警察、不是监狱，面对21世纪的今天，要想回归毛泽东专横独裁的老路，那是走不通的一条死路！何况《往事微痕》只是一册内部交流的文稿，区区不足一千册，更何况一不卖钱，二不出售，只在五七受害人中传阅，这妨碍了谁的利益，想不到一些部门却千般打压万般仇恨，疯狂查堵收缴，视为洪水猛兽，真有了点太过了吧？而且这些行为从不按照国家宪法办事，更不公开行文发令，更不找我们交换了解情况，完全是偷偷摸摸隐蔽的进行，诸如私拆邮件、扣压邮件，或威胁查抄复印社等。今年7月22日，我们通过北京和平里邮局，用大宗件向各地五七老人寄出八百余册26期《往事微痕》，结果一封也未寄达，全被有关部门扣押，这是私人邮件呀！此后。我们改大宗为挂号，通过北京百万庄邮局寄出，想不到这批邮件仍遭有关部门扣押。国庆前夕北京市文化市场管理执法大队还从一家印制《往事微痕》的复印社，收去31期、32期近2000册《往事微痕》和他们的挣钱生活的工具电脑。其实受到经济损失的是复印社。

 

为了缓和矛盾不要坑害做小本生意的老百姓，我亲自前往执法总队办公处和一位科长进行交涉，问他们《往事微痕》错在哪里？这位科长说：他们不管内容只管执法，凡是复印的书刊就要有“准印证”。我再三声明：我们不是书刊是老年人写的回忆文稿。他说也要“准印证”！“准印证”掌握在有关部门手里，要想得到它一得花钱请客送礼，二得有党委治下的单位具文申请。我们全是一批退离休老头，既无钱送礼，更无单位申报，这不等于禁绝我们嘴巴，不让我们说话吗？请问还有什么言论自由？！我向他讲事实摆道理据理力争，他仍坚持说：凡是复印文本就要“准印证”。我反问：你父母死了去印讣告要不要准印证？他语塞，无法回答我的问题，批评我举例不当。如果规此规定，全国数百万家复印社都得关门，中国就会成为全世界没有复印的国家，应进入吉尼斯纪录！

 

其实这不足怪，在这之前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的官方网站的报道：“该总队的执法三队今年8月11日在西城区“国二招”（大概是国务院第二招待所吧）召开第七次辖区片会，执法总队的副总队长张伟在会上说：“近来，执法三队连续打了几个硬仗。7月底开始，查堵非法出版物《往事微痕》，与安全局、工商、交通等部门联合蹲守邮局，暗访、核查黄某（笔者注：黄某即黄泽荣，铁流是也）印制非法出版物窝点，并迅速对所涉嫌的复印店召开执法检查。同时，还集中力量对辖区印厂进行筛查，按审批注册逐一核查。”

 

为此难友杜光老人十分愤慨写道：读了张副总队长这一番惊心动魄的供述,不禁义愤填膺。在首善之区的北京,为了查缴一个小小的民间刊物,居然出动了那么多执法部门的人员。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这个“打非”运动，该投入多少人力物力？老百姓拿钱供养的国家工作人员，就这样被用来封堵人民的嘴巴，剥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究竟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中国特色的专制主义’？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迫害我们的罪魁祸首毛泽东也已死去多年,现任者为什么还要继承他的残暴专政的衣钵,为他掩盖罪行,从而要承担相应的罪责呢?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尊老的传统。我们在垂暮之年,还在尽力做这些利国利民的事，本应得到鼓励和帮助，为什么也要这样粗暴地打压呢？反正我七十有六了，如果为讲真话、写真文、做真事，纵再度入狱死而无怨！

 

我愿为民主坐监，为真理坐监，为国家光明坐监，决不后退半步！！！

 

不过，我到要问问胡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
、示威的自由”算不算数？我们老了，不需要“集会、结社、游行”，只需要“言论、出版”。

 

再问问胡主席，全国人大通过的“国家邮政法”能不能兑现？如果能兑现，为什么一些部门却去私拆别人邮件？一个不守法的政府，一个不尊重宪法的部门，能管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吗？我们愤慨！我们抗议！我们是手无寸铁的小民，又是七老八十“风前烛，瓦上霜”的老人，为什么连回忆都不准啊！如此作法合符你倡导的“和谐社会”吗？到底谁在折腾人民？折腾国家？

 

虽然反右运动过去了52年，它最凶残的肆虐期却有22年，这是任何人回避不了、淡化不了、掩盖不了的重要历史。对于这段让中国历史倒转的可怕灾难，如果我们竟然淡化遗忘，一笔勾销，自以为就抹煞了血痕，那么我们就出卖了良知，对不起国家和民族。作为“反右斗争”的亲历史与受害者，当然有责任把它纪录下来，故不惜出资出力，把它的后果当作历史财富和最重大课题来搜集整理书写研究，不如此就对不起历史，对不起良心，对不起生命，我们的目的是要追根溯源，总结和清理这场旷古人祸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戕害，揭示它的阴影覆盖面之下究竟发生过些什么？弄清今日中国的哪些问题必须追根到半世纪前的反右，我们才可以从思想和理论上认识祸根，从观念和体制上构建一个不再重演反右、文化大革命、迫害老一代革命家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等悲剧的良性架构。

 

唯有宪法践踏者、无视人民生命与权益的毛泽东孝子贤孙，才如此仇视 “往事微痕”。在今年四五月就偷偷内部下文，将《往事微痕》它列为“非法出版物”，进行查抄搜剿。请问胡主席它非在哪里？法在何处？它怎么是出版物？谁规定的？难道诉说下历史，用笔写下灾难，是“非法”么？共和国，你竟如此无情无义，冷漠残酷没有一点起码的人性与人道。为此，我们强烈向胡主席呼吁，向全中国、全世界人民呼吁：

 

1、责令有关部门如数发还从邮局非法收去的《往事微痕》，并赔礼道歉，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2、希望国家有关部门遵守宪法，认真做到严格执法，依法办事，不要再轻易地伤害人的情感和尊严。

 

3、如果有关部门认为《往事微痕》是不合法的“非法刊物”，请根据国家法律，明令下达取缔或停办的通知，不要搞偷偷摸摸不光彩的动作。

 

4、就此事我们希望和有关部门对话，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不要引起新的仇恨。我们不会退缩和停办的，只要我们活着，我们就要大写特写这段灾难的历史，还原当年反右运动的全部真实。

 

5、为了让胡主席了解真实情况，从现在起我们每期通过邮局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九大常委每人寄赠一册《往事微痕》，请你们直接查查《往事微痕》是否是违宪违法的东西，对国家的进步有利还是有害？

 

 

此致敬礼！

 

    

 

 上书人铁流（本名黄泽荣）    2009年10月26日于北京 

 

友谊回声

 

重庆难友周家元曾写给《往事微痕》的信说：“我愿意当重庆地区的义工，寄来100元以示支持，以后要继续供稿”。还未待我们回复，他就含恨走了。

在这之前他就死过一次，抢救过来以后曾诙谐地说过：“难友们肯定都能猜到这生命奇迹是怎样创造的：由于错划右派的工资没有拿到手，所以我不想死，死了四天还想不通，又回来了。”。这件事被传为佳话，《重庆商报》专门作了报导，不少媒体相继作了转载，现引述如下：。

“2007年9月5日早7时许，周家元感觉胸痛，妻子送重医附一院急救。两小时后，他在输液过程中突然昏迷不醒，转入抢救室抢救。直到9月8日，一直没有苏醒，下午4时30分左右，心跳骤停，闭上双眼。近5点，家属签字放弃治疗，医生拔掉输气管，宣布已无法挽救病人生命。两小时后，本该自然落气的他却一直没有落气。此时，安乐堂工作人员都已到旁等候。又过了两小时，他的手指头突然抽动了一下，妻子大声尖叫：“老头子活了！”抢救再度紧张启动。10分钟后，医生笑着说：生命体征稳定，可转入一般病房治疗。重医附一院心血管内科医生称：心跳停止后又自动恢复跳动的情况很少，的确是一个奇迹……”

难友周家元是重庆人，1953年考入重庆土木建筑学院（现建工学院），1956年提前分配到重庆煤矿设计研究院，1957年被划右派，1960年集中到长寿湖农场改造。1976年 “四人帮”倒台后摘帽调回设计院，1979年 “改正”，1993年退休。

另外，在来信中他还介绍了一位同在长寿湖“改造”难友占光的情况：占光，原重庆日报编委、支部书记，57年划为右派，后送长寿湖改造。占光是老干部，38年去延安，42年整风，说他是四川派去的特务，吊、打、审查。后因抗战需要，毛泽东在枣园向被整的人三鞠躬表示道歉，然后派这批人赴抗战前线；他被分派到359旅。一次长寿湖组织右派看电影《东方红》，当歌唱到“南泥湾好地方”时，占光说，大生产运动实际上种的是鸦片。他当时任359旅连长，鸦片收割后用来与国民党陕西省主席邓宝珊换一些布匹和药材。由于有这样的交易，解放后邓宝珊仍然当陕西省副省长。有人将这些话向上汇报，长寿湖领导，马上开斗争会斗争占光，说他诬蔑359旅，红卫兵还在他屁股上捅了几刀，让他在床上躺了好几天。59年重庆日报领导到长寿湖玩，问右派管理人员：“占光表现怎样？”管理人员说：“占光不认罪。”重庆日报领导说：“把他捆起来丢在猪圈里斗。”文革期间，占光又被批斗、捆绑、吊打、游乡。总之，在长寿湖改造期间，受尽了非人折磨。

湖北省武汉市汪国训之妻陈静宇，转述其夫受害简记: 汪国训1929年生于湖南省澧县一个贫农家庭。1955年北大哲学系毕业后被分到中科院哲学所工作，1957年因“向党交心”被打成右派。妻子是北大同班同学，又同在哲学所工作，也因“包庇右派分子”而撤消预备党员资格，并发配河北省赞皇县山区劳动一年。家中只留下刚满周岁的儿子与年届古稀的老母。汪国训与所里其它八名右派于1958年5月被送到赞皇县农村及居庸关长城脚下从事繁重体力劳动。1960年被送到正在闹饥荒的山东兖州人民公社劳改，在半饥饿状态下干重活，大家都得了浮肿。年终汪回家，全身浮肿，两腿迈不开步……。中央为应对大跃进遗患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汪全家因而由北京下放鞍山。妻子任中学教师；汪去一小五金厂当仓库保管员，1963年摘帽，当了采购员。1966年文革之后，夫妻俩又都挨整。一个是没有改造好的右派分子，不断挨批斗；一个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剃阴阳头、关黑屋、不许回家。十岁的孩子也受到株连。他不堪邻居小孩辱骂，与人打架，被指为阶级报复，与学校牛鬼蛇神关在一起，还让父亲挂着右派牌子去送饭；受此羞辱之后，孩子很长时间不敢上学。1970年春节刚过，汪单位来人通知，元宵前带全家到盘锦吴家公社粮家大队落户当农民。在那荒凉的退海平原上，一家人度过了整整六个春秋，直到1975年12月才回鞍山。

汪回到已变成自行车厂的鞍山原单位，还当采购员。曾多次去大兴安岭采购做包装箱的木材，在零下20多度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里穿梭独行，真的是历尽艰辛。1979年右派“改正”，1980年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工作，1989年退休。退休之后的汪国训从90年代就着手思考总结反右历史，十年磨一剑，于2004年出版《反右派斗争的回顾与反思》一书。并不断深入思考，书稿一改、再改、三改。今年6月14日那天，他长时间在打印室修改校对书稿，心力交瘁，致急性心肌梗塞，大面积出血，6月15日上午不治身亡，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享年80岁。

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北三区2门101号（430072）

四川省崇州市俞安国：我于1957年8月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被戴上右派帽子，直到1978年6月才被一阵风“刮”掉。21年戴帽岁月里，我先在陕西一所师范学校教语文，61年底被以下放名义开除回家。为了活命，什么脏活重活都干过，种菜蔬、烧石灰、烧砖瓦、拉车、扛包、修房、修桥、甚至埋葬死人……不下十六、七个工种，丰富多彩，艰苦备尝。生活上的艰苦我觉得还好过，精神上的折磨摧残，人格上的侮辱歧视，真要把人逼疯。但我还是活下来了。靠的是什么？是信念：我没错，是中共错了。我坚信总有一天会得到平反，哪怕我已不在人世。

《往事微痕》每期都认真读，认真思考，受益匪浅，受启迪匪浅。看完还给其它难友看，扩大影响……年已七十有四的我，精力大不如前，去日苦多，来日苦短，也要抓紧时间认真写好自己的苦难史。2002年起，师大右派同学写回忆录《不肯沉睡的记忆》，其间经历了许多周折，有人告诉我，当局的意图很简单，把我们这些人拖死，再过二十年，即便是最年轻的右派，也剩不了几个，反右运动这事就不了了之。这如意算盘够狠的，可办得到吗？一定办不到，历史规律终究不可抗拒。寄上从2002年开始我与雷一宁同学的来往商讨信件摘录，可酌情发表或处理……。

四川省崇州市教师进修学校（611230）   

浙江余姚市魏巍：

（魏巍是学生右派。1930年生，1949年参加浙东游击队，1956年入北大法律系，1957年成右派，劳教。22年后“改正”，去山西运城学院工作。离休后回老家定居，写过多篇很有份量的法学论文。以下是他应《往事微痕》义工之请，谈他所知道的北大法律系反右情况）：

进法律系是要去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审查特严。调干占90%以上，绝大部分是党团员（我曾是第一批团员、支书，因顶撞领导，1953年被开除）。5·19大字报出来后两、三天，我写了篇《老虎和苍蝇》（入选北大右派言论选集，入选者都送劳教），给同班黄大松的《两头人》漫画题词：“官运亨通，马屁香，牛皮不穿绷”，即遭班内围攻；6月9日

同宿舍杨光星日记里说我是英雄，把国歌歌词改成：“起来，不愿做思想奴隶的人们……”，日记被党支书偷看；同宿舍胡有望看了我的大字报有共鸣，在班内墙报上质疑“伟大、光荣、正确”；此二人也划右派，按二类处理。黄大松年龄小，“免于处分”。法律系右派学生只我一人劳教，另有一助教也劳教。法律系56级共三个班，每班30人。我是1班；2班划了1名右派，处理不详；3班没划。“国家与法理论”教研室主任沈宗灵（讲师，留美，课讲得很好）也划了右派，降级留校。我知道的，就这些。

浙江省余姚市乌渚镇渚山路1弄8号102室（315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