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改革  促进民主

第40期（昭通专集） 2010年2月5日

（交流文稿，免费赠阅）

目  录

黄一龙：“史民文化”的勃兴——为《往事微痕》40期作. 2

李曰垓：“反右派”半世纪祭. 5

余永庆：陷阱通向枉死之城. 20

李少楷：反右运动确立的方程式. 42

刘传玉：“假离婚”能够逃脱反右运动的残害吗？. 43

吴之伯：八十二岁中共顺民的灭门之灾. 46

彭海钧：当右派的欢乐和自豪. 55

张民权：走出十恶阴影是中国解套的必由之路. 57

铁朝青：参悟阴影八十年. 64

胡开云：千古一暴毛泽东. 79

范家彬:“原右派人员”这个诬蔑性称谓目的和效果 都是破坏和谐,
制造社会不稳定. 92

赵正荣：中共党员“右派”说反右. 93

董克让：诗词二十首. 100

郭道晖：勇敢地回首过去. 104

“史民文化”的勃兴

 

——为《往事微痕》40期作

黄一龙

民间备忘录《往事微痕》不过记载反右旧事，怕忍忘了，也深受当年的受害者和年轻的研究者的欢迎。突然之间，它从京师到边陲频频受到查禁，使中共十七大慨然许给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再次受到嘲弄，疑为周立波的又一“笑侃”。不过那查禁的动作比起过去，更加小里小气，更加偷偷摸摸，办法是私访邮局私拆邮件秘密扣押秘密没收，失主一查询一举报一质问一抗议他就两眼朝天作与此无干状，好像小偷遇见了警察。堂堂官府变成见不得天的黑社会，怪可笑也怪可怜的。

就在这样的骚扰之下，《往事微痕》继续刊行，从7月间遭受大批扣押的26期，到现在已将问世第四十期了，而且读者不断增加，影响不断扩大，听说已从海内走向海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了。这里的秘密何在？

一言以蔽之曰：时代不同了。不是唱“走进新时代”么，对于文化建设特别是历史备忘来说，这个新时代可以名为“史民文化”的时代，与我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史官文化”时代相并立。请稍详其说。

“史官文化”这个东西，其存在伴随着君主专制的中国历史凡几千年，已成学界共识。那原因似乎复杂，简而言之就是枪杆子管住笔杆子使用笔杆子，笔杆子服从枪杆子护卫枪杆子。语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面当然也出文化，把天下文化人置于最高权力监管之下，为君主记言记行立言驯民兼写诗作赋插科打诨逗乐子，是为“史官”。古代西方也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过和政权并立还有一个神权，笔杆子们多属“上帝的仆人”，和枪杆子及其政权没有那么紧密或甜蜜的关系。而在我们这里，靠着君主专制制度的种种漏洞，也还“野有遗贤”，皇帝搜罗不尽；这才在“史官”之外出现了“史民”，为我们留下了值得对西方老外夸口的“优秀文化遗产”。史民的“民史”其实正是“官史”的副产品，单就史学而论，官史的根本特点是创造历史的和记录历史的都是一伙“自家人”，自家人做了好事，就往天上吹，做了坏事就闭嘴不说还消灭罪证。而对于百姓来说，专制社会的英雄们做的坏事总是大大地超过好事，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也，于是“冤狱遍于域中”成为历史常态。面对这样的历史，弱者们自然也喊冤也反抗，到喊冤无门反抗无路的境地，唯一能做的无非是把被掩盖的真相悄悄记下来，多数不曾是妄想“秋后算帐”，无非是怀着人类未泯的良心，希望后代有所改进，少蹈覆辙（当权的）和少受欺凌（老百姓）罢了。到了上个世纪，君主制度进入“党主”时代，真正做到普天之下莫非党土率土之滨莫非党臣，天下饭碗收归党管，实行“无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把史官文化发展到极致。一切文化领域，都有相应的官府，构筑起各条“战线”；一切文化人士，莫非某品官吏，史官学官诗官新闻官相声官唱歌官跳舞官，既受枪杆子的保护，也受它的指挥，否则“不开饭”，或者送去劳教劳改直至杀头。尽管那时的冤案冤狱远远甚于前代，“史民文化”的冲动有增无减，而“史民”的空间却急剧缩小终至于无，那就是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使整个中国（不仅是“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了。

经济上的改革开放给文化打开的一线门缝，就是权力当局不再统治和发放人民的饭碗，也就不能无限地养育“史官”，因而给“史民文化”的复兴留下了生机。加以恰逢信息时代，传播手段发生了大革命，原来已不容易的“防民之口”现在防成功了也不起作用，须要防民之脑且防民之手指头了，否则民脑一动民指一点，一条“文化”就从互联网飞出去了，瞬息之间传遍千山万水，一百万条“柏林墙”也莫奈何（现在变成“防火墙”，可是有墙就有“翻墙”的办法，却无东德武警自动步枪或机枪的代用品）。凭借这些条件，民间文化也就与时俱进，勃兴了起来，历史由“史官”们垄断随他们打扮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说“史官文化”立即式微，它还是“主流意识形态”，有领导、有组织、有手段、有经费，特别是垄断了史料档案，垄断了创造历史的英雄们关起门来的妙计密谋私房话，外人绝不清楚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依然少不得它。但是不再凭当局发放饭碗的“史民”的复出，对于习惯于任意剪裁篡改捏造隐瞒真相的官史来说，就是千万双怀疑的眼睛和千百座另起的炉灶，他们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特别是信息技术赋予的全新手段，搜求、汇集、记载、保存和传播历史真实，形成和史官文化分庭抗礼的、新一轮的“史民文化”。先是从“史官”队伍（或称“体制内”）分蘖出既得官方默许，又得民间拥戴的非官史，《庐山会议实录》就是其卓越代表，它公布了官方多年来讳莫如深的“反右倾”及其后果的真相，令全国百姓大开眼界。此后一大批回忆亲历历史大事真相的作品问世，直到市野草民的《中国冤案录》、《中国底层访谈录》以及《大江大海 一九四九》的出现，引起当局大大的不悦，时而动用政权力量加以封堵。可是民众要求知道历史真相的大堤已决，各种“史民”大量涌现，纷纷拿起笔杆写历史，大事小事不论，笔录口述互补，纸媒网媒并举，海内海外兼行，著述蜂起，成果斐然，其鲜明特点与史官的官史形成鲜明的对照：

——它不为自己供奉什么先验的“指导思想”去剪裁历史，而采取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秉笔直书，追求历史真相。“秉笔直书”的这条原则，历来的官史也多标榜，可是从来无法真正落实。笔者曾经参加80－90年代中国重要大型官史《当代中国丛书》的编写，它就宣布自己要“秉笔直书”的，但是其中甚多卷帙临到出版时，恭逢那年的“风波”来临，上面一个命令下来，某个领导人的名字和事迹一律不得印出来，因为那人“犯了错误”，再不是“自己人”了，官史也就封笔不书了。这类事情想来任何当过“史官”的朋友都有经验的。

——它不做也没有本事做已为官史垄断的“帝王家谱”和领袖救星的家谱起居注团伙谱，而直面民间，直面自己，记载自己经历的或见证的喜怒哀乐冤枉灾祸，书写真正的“人民史”。胡适当年提倡“我手写我口，我口说我心”，把中国文学从士大夫的垄断下解放到了民间，现在是“我手写我见”、“我手写我闻”、“我手写我的遭遇”，从而把修史大业从史官的手上解放出来，成为众多“史民”们的事业。

——它不搞“宜粗不宜细”，专搞宜细不宜粗，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原历史。历史本来就由具体事件构成，对它越“粗”就越抽象，越抽象就越好把生动的史实变成生硬的教条，甚至变成胡说八道，以便人们记住教条胡说，遗忘历史真相。而史民们的旗帜，恰恰和它相反，是“拒绝遗忘”！

——它虽然未必“追究个人责任”，但是坚持弄清责任，个人的归个人，集体的归集体，体制的归体制，历史的归历史。总之坚持不把历史搞成一滩浆糊，使人糊涂到底。

—— 它的任何成果均非进入“体制”的敲门砖也就无须服从任何“标准答案”，无须取得权力部门的首肯。这自然得益于改革了党管一切饭碗的旧秩序，已经广泛存在着无须向“体制”讨饭吃的空间。

——最后但非最次要的，是这些“民史“的主要内容，常是所谓“负面信息”，即历史上的错误和挫折（从施动方而言），冤屈和苦难（从受动方而言），它们也歌颂，那对象多是弱者在苦难面前的高贵精神和尊严人格，而与官史的“歌颂为主”相区别。至于党主专制下的官史所奉行的“歌颂为主”，即使不算歪曲史实隐瞒真相以塑造专制当局的伟大光荣正确，也把一切可以证明当局伟大光荣正确的资源搜罗使用干净了，使得“民史”只能用主要的精力去探隐发微，纠谬揭谎，“负面”的面目，在所难免呢。

以上所举诸端，当有种种遗漏，但是凡是“史民文化”，一定具有这些特点，倒应是不刊之论。四十期的《往事微痕》，期期都体现着上述特点，宜乎其成为“史民文化”的绚丽一枝而横遭嫉恨也。其实现行的文化政策不是“坚持多样化，弘扬主旋律”吗，尽管对于何为“主旋律”，官民之间未必就有强烈共识，但是“史民”方面谦恭一点，自居“多样化”，总可以和“主旋律”史官文化和谐共处，互为补充，互相映照，不必你死我活吧。

2009年12月12日

 “反右派”半世纪祭

 

（2007年6月8日）

李曰垓

五十年尘埃落定。岁月无情，天宇澄澈，功罪彰显。半世纪前平地风波使神州枯槁、人心寒彻的“反右派”，这场伤损共和国元气的人为灾难，在当代史上滴血至今，成为中华民族永恒的痛。反右受害者中赍志而殁者超过半数，以风烛之年侥幸存活至今者仍以百万计，无辜株连者以千万计，知情者亲历者良知未泯者以亿计，海内海外久闻此惨祸而郁愤于心、如鲠在喉者以数十亿计。苍颜白发，抚膺追思，桑榆既晚，殷望在兹，共盼者惟公平正义而已。值此世纪交替，科学与理性的曙光渐次照亮大半个地球，中国决策层也已接受科学发展观理念，标志着文明社会之共识倾一抹亮色于神州大地。但科学发展观的真正源头和根本前提是科学历史观，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莫不导源于此。历史的延伸才有了现在和未来，对历史教训的吸取才有了社会正义和人类自身的提高。无论现实中的丑陋或既往的沉渣都必须揭示和清除，这是社会进步的本义，是科学历史观的真正内涵。惟有求真务实不设禁区，敞开言路，科学发展观才不虚假，才能体现于施政的现实。“反右派”灾难的恶果五十年来一直严重阻碍着中国历史进程，直到今天它的后遗症远未根除，这是客观事实。惟有正视历史，复苏道义，重建诚信，召回民心，才可能引领人民共谋发展。和谐社会的构建和中华祖国的振兴不能在无源流的干涸河床上行舟，而人民，才是承载此舟使之得以航向国家兴旺的丰沛河水。

本文试谈两大问题。

第一、“反右派”运动的性质和直接后果。

著名学者胡平《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一书中，以理性思考的冷峻，坦诚地指出了性质：“从现代法理上讲，反右运动实际上是一次由国家实施的犯罪，由国家有组织诬陷公民、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直至非法拘禁滥用刑罚。‘改正’反右运动，首先就必须涉及国家罪错问题。但在中国的政治话语中，国家罪错从来就是一个巨大的、‘理所当然’的空白，更不会有任何一位国家领导人对国家历次罪错承担半点责任”。

胡平的坦诚论断所依据的现代法理，至少涉及三个要点：一、“反右”运动上距1949年《共同纲领》仅仅8年，距1954年第一部《宪法》仅仅3年，这两部法典是建国立国的根本法，是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最高法理依据，从中找不到任何文字可以作为发动和推行“反右”的理由，因此“反右”是非法的；二、“反右”运动的实施内容是直接违反《宪法》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原则的，因此“反右”是违宪的；三、任何法治国家，对于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违法残害公民这样严重的国家罪错，都没有理由回避和开脱其责任。中国作为一个共和国，作为联合国的会员国，而且还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更不应该在这样最基本的现代法理依据面前不认账。

那么，这场“由国家实施的犯罪”，残害了多少中国公民呢？

这里分两个层次。一是据《中国“左”祸》和《反右派始末》两书援引的官方数字，具有国家公职的在职人员（包括在校学生）被戴上右派帽子者全国共552,973人，截止1979年“改正”者552,877人，未予改正者96人，错划面为99.98%，而当时在职人员中被戴上所谓坏分子、反党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历史反革命等等多种帽子的受害者还不在其内，其数目和改正情况不作公布。

二是“反右派”运动在全国的打击面，包括有无公职、各类身份、各种帽子被列为“因右问题”的残害对象者，据2006年第1期《争鸣》杂志和网上披露的数字，1958年5月3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宣布的是3,178,470人。其中，右派集团22,071个，党员右派278,932人，高校教职员36,428人，高校学生20,745人。另有中右分子为1,437,562人不在上述总数之内。“中右”又叫“内控右派”，即被视为不顺眼的潜在中的右派，对他们是从轻发落，不予拘禁，暂留公职，只在黑档案里记上一笔，随时可以践踏之。至于那几名御笔钦点的大右派，据说考虑到国内外影响，须留作样品，当时则以降几级工资“养起来”，让他们长期咀嚼被批斗凌辱的余味，以示宽大。二十二年后普遍改正时偏又不给这几名改正，真是揉捏羞辱到极致。“反右”的主要打击力是放在大面积即三百多万名受害者身上。对于原来有公职者及大中学生右派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劳动教养、监督劳动、监禁。劳教和监督劳动名为“最高行政处分”，实则皆为专政对象，都是剥夺自由的拘禁，扣发工资及全部合法收入，强迫劳动。对于社会各个阶层中非公职人员的受害者，则冠以各种名目的帽子，或监禁，或管制而成“群众专政”对象。一时间，在“反右”狂潮的带动下，以小题大作、无限上纲、罗织罪名的手段，在全国掀起大拘捕的高潮，名曰“政法大跃进”。人满为患的监狱也实在容纳不了。已入狱者则通过看守所这个中转站不断押送大中小型劳改企业。这是全球最廉价的劳动力。“少杀、多捕、长判”的六字方针长期执行，尽人皆知。超负荷的体力摧残与精神凌辱的对象，从耄耋之年到十六七岁的在校高中生，老幼参差，同时罹祸，仅从年龄悬殊之大，已足见其伤天害理。许多人熬不过来，工伤、工残、饿死、累死、打死、捆死、吊死、病亡、自杀，不断发生，坟丘累累，有掘坑群葬者，冤魂堆叠，沉冤莫白半世纪。

“反右”的被残害者究竟犯了何等滔天大罪呢？

现在仅以被领袖亲自封为“全国右派之首”的“章罗联盟”一案为例，可作最典型的说明。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最大的合法的“参政党”的两位副主席，章伯钧罗隆基，当时分别身为国家交通部和森林工业部长，是民主党派中尚未垂老昏聩的人物，在中共统战部连续多次座谈会一再敦请帮助党整风的盛情难却之下，乃表达下述两条建议：一是对建国短短五年内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导致的大批错案应由各级人大政协牵头，进行一次复查清理；二是政策实施方案的制定应作最必要的意见征集和专家论证，增强一些全面性、合理性，减少无谓的消耗。

如此善意但实际上很肤浅的建议，无论置之任何条件、任何历史时空之下去挑剔和评价，都无法从中找出争权夺利或篡权夺位的因子。这种建议的深度和质量，离领袖一再教诲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其实还差得很远，但不知触动了哪根神经，竟被目为分庭抗礼，而冠以“平反委员会”和“政治设计院”两大恶名，上敌我矛盾之纲，阶级斗争之线，章罗二人被划为极右分子，迫害凌辱压抑至死。同时，用断章取义曲解原话的手段使储安平、葛佩琦罹祸。著名的“爱国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国家粮食部长，其言论更轻微不足道，也同时被划为极右，后来被毒打致残含冤而死。他们连同好几位中国学界的名教授，都是御笔钦点的右派，都是“阳谋”引出来的“蛇”的代表。其余百万起右派案例，毋须枚举。

“反右派”二十二年后“改正”时，故意留下十万分之一做靶子，以证明“反右运动本身没有错，只是扩大化了”这个说辞“有理”。而这十万分之一“不予改正”者有何弥天大罪，又秘而不宣。此种行径，且不说它于法于理于情都悖谬，而且首先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重要原理直接冲突。马克思说：“任何质量都通过数量来体现。数量和质量的统一叫做‘度’。任何科学只有当它能够运用数理方法来分解和证明自己时，它才成为真正的科学”。这个重要原理写进过无数本哲学教科书，使之成为普通常识。既然把99.98%（以552,973人为基数）以上的人都整错了，又怎样“分解和证明”“反右本身没有错”呢？硬要维持这个荒唐说辞，就得先从哲学上推翻马克思。

另一个模糊空间是“改正”与“平反”的政治定义，几十年来在宣传上和具体对待上存在着人为的混沌，反映出权势人物极不光明的心态。如果是同义词，改正就是彻底平反，则应该明确使用平反一词，以准确文字形诸于正式决议，同时作出相应经济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表明真正与严重历史罪错告别，这就能够开启政治文明的重要一扇窗扉，证明代表先进文化和代表人民根本利益不是谎言。如果改正不是平反，不该平反，则须以法理和事实为据，向全国全世界作出令人无可置辩的阐释。如果“改正”二字是企图淡化二十二年的残害，回避国家赔偿，忍心坐视受害者死、残、枯、竭，忍心坐视受害家庭已经陷入的特殊弱势群体的困境而无动于衷，则是在延长和加深这场政治迫害的恶果。有风凉话称，“国家赔偿法是后来才有的，不能据此给右派补偿”。那么1954年宪法第41条关于国家赔偿的规定出台于反右之前三年，其条文内容也并未规定任何“时间上限”，这个与国际一致的重要条款该如何解释？至于“后来才有的”，说得正好，划右派的“六条标准”才真是在大鸣大放之后，在“言者无罪”这个钓饵缩回去之后，才按照整人的需要添加进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中去的。这篇迟迟发表并删改得面目全非的东西，假装忘记了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原话，用事后安设的陷阱来残害公民，而且是撇开国家司法机关和司法程序，由一个政党直接处理党外人士和普通公民，它有什么法理依据？宪法中又有哪一条授权以个人名义的讲话或文章来代替法律施加刑罚？还应该问：“文革”刚刚收敛的七十年代末，国民经济和国家财政极度困难之时，就及时全额补发了所谓“走资派”受冲击期间被克扣的工资，当时又有什么国家赔偿法呢？同是违法克扣公民工资，同是民族灾难，而且反右的灾难更深、时间更长，更应善后补偿，为什么要顾此而弃彼，人为地加深社会的不公呢？人类良知还有权利问：“改正”之后一直回避实质性问题，又找不出稍为像样的遁辞来正面回答，老是用回避、拖延、赖账和压制手段捂盖子，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和道义责任，是否意味着还想保留以同类手段“由国家实施犯罪”这种法西斯特权呢？这倒确实提醒了人们联想到此种法西斯特权在反右“改正”之后再次制造的惨剧。我们共和国的哪一部法律，哪一个权威机关，进行过这种反宪法反道义的授权呢？二战后的1945至1948年，中共代表董必武参加过联合国的筹建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制订，1997年和1998年，我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秦华孙代表中国政府在《公民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庄严签字，这是我国向世界郑重表明，承认并决心履行这两个体现人类主流意识、体现人权法理依据的重要国际公约，但为什么对“反右派”恶果这一大笔无法抵赖的历史欠账，讳莫如深呢？自己签署的人权宣言和两个公约至今不敢向全国人民公布，难道是偶然的吗？那些堂皇的签署仅仅是为了蒙蔽世界舆论吗？

第二，笔者认为，为了国家民族免遭同类灾难，为了鉴昔导今，唤醒理性，共补阙失，与时俱进，应该让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反右运动的真实目的、形成原因、历史渊源和社会恶果至少有一个轮廓性认识。各门类学者应作专题探究。对其中几个实质性问题，愿略陈管见，求教于方家，求验于历史。

反右运动的第一目的，是堵断中国民主化、法治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为此，不惜把中国社会拉回到封建极权专制最凶残的文字狱时代、焚书坑儒时代。

反右的历史渊源直接起于20世纪整个30年代和40年代，由当时的客观政治历史背景和主观方面的企划与实践构成。客观背景的主线是：中共作为以斯大林为核心的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支部”，即使1943年6月“国际”解散后也仍然是“老大哥”麾下的一个“兄弟党”，隶属关系不变，数十年中早已形成听命于莫斯科的惯性。从中共建党之日起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莫斯科传输给中共的三大政治要领成为中共的圭臬：第一，曲解阉割后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中最精华的部分即人道主义、人性、“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特别是马恩后期明确放弃专政主张而倡导社会民主主义，倡导由生产力发展拉动社会进步的正确理论一概阉割，而用斯大林模式的不顾社会经济基础，只崇尚阶级斗争和暴力镇压来冒充马克思主义。因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的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第二、用国家力量宣传并推行的一个违背客观实际的荒唐判断，认为20世纪内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必然爆发，必然因垄断垂死而给暴力革命提供契机，国际共运必须借此而消灭资本主义，完成世界革命，建立由领袖个人统治全球的暴力政权。第三、专制型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行思想禁锢，再由思想禁锢延伸到反宪政的暴力镇压和大面积屠杀，以维持和巩固政权。这三大要领，凝结而为领袖极权的总纲，体现于“光荣归于斯大林”这句呼声。这表明一个历史实际：斯大林既与法西斯纳粹为敌，又以法西斯纳粹为师。“为敌”是霸权利益之争，“为师”才是本质意义上的承续。

上述三大政治要领作为暴力社会主义模式的基本支柱，是任何具有人性良知的人本能地反感的，但它为什么具有既正统又正宗的权威？因为它是列宁斯大林以共产国际的权威名义下达给包括中共在内的世界共产党“各支部”强制执行的，而如此奉行的结果恰恰使这些共产党成为殉葬品，陪同苏共一起走上绝路。历史已经证明这是它的必然结局。剩下几个尚未解散、尚未消亡的，也拼命高唱改革，以图自救。由于暴力社会主义模式正是导致中国大陆反右派灾难最根本最主要的思想政治恶根，现在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不得不揭开冰山一角，看看蒙蔽人类整整一个世纪的铁幕后面列宁斯大林本人的所作所为。这里只择对中共影响最大的3宗史实，扼要说破，以助解读。

一是共产国际的宗旨和性质是什么？“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教义是怎样出笼的？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相继发生于俄国，但其性质完全不同。二月革命是一次温和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欧洲多数国家反封建的民主共和制理念和成功经验在俄国的胜利。沙皇也以国家民族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由此，二月革命结束了沙俄帝制而建立了多党制的民主共和政权，使发端于17世纪、成熟于18世纪、到20世纪已成为人类主流文明的宪政民主在俄国具有了实现的极有利条件。绝大多数俄国人的呼声是召开立宪会议，制定宪法，成立议会，取代君主专制，以宪政民主保障国家真正走向现代化。列宁充分利用了这种呼声并且用比谁都开明的语言讲：“立宪会议是通过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按比例代表制来选举的，这是最完善的选举制。”这些作秀姿态一时蒙骗了选民，使1917年11月在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州，特别是在军队进行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得票最多，从而成为掌握军权和政权的党。不料全国选举结果颠覆了上述结果，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不足25%的选票。在此情况下，其它党必然提出“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即要布尔什维克交出政权。这时的列宁就变了脸，公然说：“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枪！”这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最早版本。此言一出，立宪会议内的其它党派相继遭到布尔什维克的镇压，立宪会议被列宁宣布解散，“所有的民主原则应该完全服从我们党的利益。”至此，假民主外衣迅即抛弃，立即逮捕并大肆屠杀在民主革命中建树过伟大功勋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人，宣布“布尔什维克是国内唯一合法政党。”并立即取缔了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半年内被查封的报刊超过了整个沙俄时代的查封数，同时在布尔什维克自己军队中残忍镇压一切不赞成一党专政，要求实现原先承诺的民主自由的共产党员。这样，“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只是一场抢劫二月民主革命成果的政变，除了暴力屠杀政敌外，并没有任何针对封建帝制的流血斗争。那些所谓“炮轰冬宫”等等革命业绩全是靠电影编出来欺骗世界的谎言。特别令世界关注的是，列宁夺权后实施残害的主要打击力是针对与数十年前十二月党人思想渊源最深、人权要求最强烈的革命民主派优秀知识分子，因为这批人身上集合着下列因素：他们在法国大革命直接影响下致力于法治架构的民主追求，他们明确主张多元的、开放型的思想文化与科技，他们与俄罗斯历史和人民联系最紧密，并且以睿智、勤奋、真才实学创造了19至20世纪初俄罗斯史无前例的文化辉煌。别林斯基、果戈理、普希金、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直到高尔基，这些从民主革命的思想乳汁中卓异崛起的伟大作家如繁星丽天，成为俄罗斯永恒的光荣。但这恰恰为极权专制独裁政体所绝不能容许存在。他们事业的后继者不断被屠杀或赶出国外，只有高尔基在沉重压抑的精神痛苦中熬过了晚年。列宁和斯大林对这些文化人、文化成果、文化传统的彻底灭绝，也就是苏共的“反右派”运动。移植到中国，本来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迷信权力的列宁在尝到了枪杆子的甜头后，不但用暴力在全俄建立起了封建极权的领袖独裁体制，而且在1919年公开与恩格斯遗训指导下为社会民主主义奋斗多年的第二国际决裂，梦想用同样模式把统治权推广到全球。这一年成立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就是一个以输出“革命”为根本宗旨，以颠覆各国政权为职能的总指挥部。1920年成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由舒米亚茨基主管，维经斯基做副手，专门负责筹建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十月政变得逞后的列宁当时就在接见西班牙工人代表团时按捺不住狂喜讲出了真话。这个来自西欧的代表团问：“马克思名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该怎么理解？”列宁说：“我们从来都不讲自由而只讲无产阶级专政！”正是这个专政造成了农业集体化（中国叫合作化）期间全俄连镇压带饥饿整死将近一千万人。这个专政造成了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大倒退。如果马克思地下有知，当他看到自己的名字被盗用来与专制暴君和屠夫连在一起作为“主义”名称时，不知会是怎样的义愤！（本节史料见何方：《对俄国十月革命的回顾与思考》，《炎黄春秋》2007年11期10-13页；尹彦：《十月革命后俄国政局演变》，同刊同期，14-20页）

天下事无独有偶。俄国的两位历史人物都是在国内政治形势风起云涌之时，从西欧匆匆赶回，致力于历史勋业的创建，但其走势恰恰相反。1698年，26岁的彼得大帝是在考察先进科技文化后返国，乃振兴实业，改革军制，倡导多元化的文化新闻事业，击破保守闭塞，开辟对外通道，拉动政治经济发展，以43年的执政生涯创建了与中国康熙大帝同一时期、同等辉煌的殊勋，使俄罗斯跻身世界强国之林。两百年后的列宁1917年从德国匆忙赶回，则是抢在二月革命后民主立宪的草创阶段，新政权百废待兴之时，抢武装，夺实权，搞政变，建独裁，从建政到病亡的7年内开创了暴力社会主义的首例模式，成为大大小小极权专制独夫门追随的样本。彼得大帝以毕生之力促进祖国进步，列宁的扼杀民主和输出革命则导致了俄罗斯牺牲近80年时间走一圈历史大弯路，并且祸延别国。其接班人斯大林竟然还对英国记者这么讲：“你问列宁与彼得大帝相比如何，我要指出，彼得只是大海中的一滴水，而列宁就是这个大海。”此类虚夸的无耻程度，大概只有文革疯狂期的林彪和江青语言可以与之比美。江青说的“世界革命中心东移到了北京，历史把我们领袖推上巅峰。”多么相似乃尔！

二是斯大林模式制造的血腥样板怎样成为领袖极权的新高峰？列宁死后十年即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岁月中的1934年，苏共十七大在选举中央委员时有270多名代表对斯大林投了反对票，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的得票远远超过斯大林。于是，基洛夫当年被暗杀，凶手又随即被暗杀，暗杀凶手的凶手更快地被暗杀，基洛夫的主要下级全部被枪决，十七大代表绝大多数成为残害对象，1108人被捕后多数死于狱中，大会选出的中委和候补中委139名中的98人即70%被枪决。俄共第一和第二届政治局委员，除列宁已死及斯大林本人外，全部被处死或自杀。当时的5名元帅被枪决3名，5名集团军司令也毙了3个，二级集团军司令10个人全部枪决，85个军长毙了57个，195名师长毙了110个。所有这些屠杀，全由斯大林妻弟奥尔忠尼启则领导下的“契卡”特务大本营执行。由于作恶太多导致歇斯底里发作，奥尔忠尼启则最后自杀。据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回忆录载，1935年1月至1941年6月的六年半中，2000万苏联公民遭受政治迫害，其中700万人被枪决，还不包括死于集中营和押解途中的人。被杀者中，有两万多人是当局为灭口需要而处死的特工人员。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对斯大林暴行作了初步揭露，并在全苏平反了一系列冤假错案，烧毁了黑档案，意在收拾人心、改善形象，但其立党原则的独占性、排他性和历史罪孽的深重性决定了该党本质，特别是在血腥中崛起的特权官僚阶层至死不放弃特权利益，因而1956之后的35年中它不可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宁肯亡党，不肯民主化”，由此导致1991年苏共的彻底崩溃，这就是共产国际所辖各“支部”的共同轨迹。（本节史料见思源：《苏联亡国的原因》，《炎黄春秋》2007年第10期67-69页）

三是共产国际跟中国的密切关系。列宁的领袖极权制迅速巩固的1921年，共产国际派专使到中国，建立了东亚中国支部，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一个班子、两块牌子。建党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遵照列宁指示，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名义赴苏接受训练，由此产生了王明、康生、顾顺章之类绝对听命于莫斯科的基本骨干，随即在莫斯科成立东方劳动大学培训中共的第二梯队。而建立和扶掖中共的同时，共产国际又拼命向孙中山蒋介石示好，包括诱导蒋氏长子经国到东方劳动大学“深造”。按列宁斯大林方针，共产国际尽量保持与刚刚崛起的蒋介石国民党的亲密关系，形成对国共两党“等距离外交”的微妙格局，目的是向国共双方都同样灌输“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列宁主义理念，制造一种制约、掣肘、矛盾、互控的关系，便于利用。1927年国共翻脸之后，更在仇杀与生存竞争中强化着“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全力竞赛，谁的心机深、计谋狠、假话漂亮、手段卑劣，谁就成为金牌得主。这就是一整部中国现代史的主线。这场比极权比独裁的恶性竞争，以牺牲孙中山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和宪政建设为惨痛代价。有了列宁斯大林亲自干出来的样板在先，必然就有伟大舵手亲手制造的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文革这一连串灾难在后。所不同者，斯大林对异己是大规模直接屠杀，中国舵手则是把视为可能潜在民主意识的知识精英、奴化得不彻底的干部、工人、学生乃至市民、农民侮辱够了人格、扭曲够了人性之后，再榨干其全部体能、全部青春、健康和尊严，然后非正常死亡。这与斯大林方式相比，谁更残忍？这难道不是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发展了暴力社会主义？

长征之前的瑞金时期直到建国，也就是1929至1949，这20年中的中共领袖对“国际”和斯大林指示中特别笨拙、瞎指挥打败仗的部分，都作了有效抵制，否则无法取得全国政权。但是对上述三大政治要领这个命根子不但不抵制，也不仅是照抄照搬，而是发扬光大变本加厉。光荣归于领袖这句呼声绝不止是虚荣和风光，其实际价值是一切战功、一切权力归领袖。延安把它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把领袖权力从决策权和组织指挥权扩展到生杀予夺之权、扭曲人性之权，羞辱凌虐之权，把人变成非人之权。总之，把有制衡的民权变成无监督的领袖极权。因此，我国早就应该完成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不但至今没有完成，而且不允许进行民主革命的补课。领袖以革命的名义完成了军事政治力量与极权专制的接轨。“马克思加秦始皇”这句经典名言标志着接轨的天衣无缝，吐露了招牌与真实内容的辩证关系。领袖的前秘书李锐先生说：“这里的马克思指的是斯大林”。李锐维护了马克思的名声。

日本侵华，为领袖企划并实践他的“双线战略”提供了最佳历史机遇。这一战略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取得成功。

“双线”的第一条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联合抗日。领袖指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即让开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公路，让侵华日军挥戈直进，矛头主要指向国军，于是形成极广阔的沦陷区，由中共占领广大农村，以十六块根据地为依托，聚集起兵员百万。朱、彭、聂、左等大批将领真想抗日，也真想检验自己的攻坚实力，乃调集军力打了一大串漂亮仗，史称“百团大战”。中外称颂，却招致领袖极大怨恨。斥责的表面理由是说“引起日军三光政策的报复”，骨子里的原因则是此举暴露了实力，耗用了夺江山的资本。这段历史积怨成为领袖的一块心病，直到“文革”中残害生命已经垂危的彭大将军的时候，才由若干造反派组织以传单形式传抄解密，也就不算秘密了。这算在彭老总“早就在破坏伟大战略部署”的罪状上，真教人心寒齿冷。领袖这种真实心态，究其实质也并非他的发明。一次大战时期，列宁明确提出“工人无祖国”的战略思想，公开号召布尔什维克党人和军队尽力使沙俄政府失败，以便其乘机夺权建政，这已成为共产国际的一贯思想，其后果之一是导致蒙古从中国分裂而去。领袖正是秉持“无祖国”这一思想，把日本侵华作为绝佳的夺权契机。李锐《庐山会议实录》207页载，1959年庐山会议上，领袖骂：“你彭德怀那不是爱国，百团大战是在帮国民党打日本人，爱的是蒋介石的国”，“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林彪马上自我检讨，说“头脑发热才在平型关打日本，而且是任弼时决定打的。”这些真相才是领袖及其忠实爱将的国格人格的写照，真实心态的自述。但是抗日乃民族自卫的义举，同盟国战线和中国战场的节节胜利使中共各根据地的军政资本得到扩升，于是在军事一元化的战争背景下，领袖“双线战略”中的第二线也同步推进，这就是：以我划线，剪灭异己，扑灭民主意识，制造个人迷信，确立极权专制。40年代之内，就在延安这块“圣地”，完成了四件标志性的重要史绩：一、借“整风”拉下民主意识强烈的总书记张闻天；二、借“抢救运动”首创大规模迫害和羞辱知识分子的先例，随后于1947年暗地用斧头杀害了王实味；三、制定并通过了确立个人专断权的《党内历史决议》；四、召开“七大”，烘托领袖地位，巩固极权模式。这里要说明，领袖后来自己称，他并未下过杀害王实味的命令，笔者对此深信不疑，而且可以推断在“文革”中他也没有亲自下过整死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张志新、林昭、遇罗克这些人的命令。如果连该由第一线代理人操办的事也让一把手亲自来干，就实在是低估了大国领袖的政治张力。

在“双线同步”的过程中，第一条线的军事推进卓有成效地掩盖和美化着第二条线的不义和卑劣。就本质而言，这是用集体的战血和胜利来消融除领袖以外的一切个人，消弭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共和国”远未实现，就在所有“为共和国奋斗”的革命者的头脑中，先把“共和国”的基本要素即保障民意的法治架构和人权理念洗荡一空，为服从专制腾出全部空间。这是对内部而言。内因决定性质和方向。

对外则是迥然不同的另一套表演。那时离全国政权这尊大鼎还远，为了“事业”的需要，为了作秀以争取舆论和人心，领袖直接指导下的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充当了这一连串作秀的主论坛，从1937年5月到1945年抗战胜利的8年中，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以最高密度、最亮声音宣传五个主题：“主权在民是民主国家的基本特征”，“中国人要学习美国的民主理念和民主精神”，“中国的根本问题是缺乏民主，中共的任务就是要建立民主国家”，“必须结束一党专制”，“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础”。不但此类高调唱得响入云宵，而且在陕甘宁边区竟然认真踏实地搞过“三三制政权”的实践，然后由党内德高望重的“五老”中的两人撰文向国内外赴延安参观的宾客介绍“三三制的目的就是反对一党包办，反对一党专政，而和各党派更好地团结合作”（董必武：《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三三制是共产党约束自己的一个制度，人民不选或少选共产党员，共产党无权去要求他选或多选。当选的共产党员若超过三分之一时，共产党就得辞去一些。为甚么要这样？因为处于优势的领导的党很容易走到把持包办……这对党的本身也很不利，党得不到群众拥护必归于失败。”（谢觉哉：《三三制的理论与实际》）。至于领袖自己，则在更重要的场合以最冠冕的民主高调让人传至中外，最有代表性的大约是两次。一是跟黄炎培老先生的谈话，领袖说他长期孜孜以求的愿望终于达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能“跳出”“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这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二是“七大”政治报告，干脆以“论联合政府”为标题，大讲民主制衡和民权伸张，白纸黑字地写道：“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人还敢说‘训政’或‘一党专政’有什么好处，不应该废止和结束了”。这些读来令人润肺的语言当时确实使人深信，跟着领袖就必定走进政治民主的理想国。现在掩卷凝思，难道瞧不出来这两篇民主高论恰恰是他后来发动“反右”时“引蛇出洞”的蓝本？对此类“阳谋”手段驾轻就熟而且数十年颇感自豪，这才是真实心态。

革命提速，政权到手，口气就变了。客观原因固然是斯大林体制要求的“一边倒”，但从建国前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按捺不住的骄横恣肆来看，更主要的是登基的狂喜中明确显示的对极权专制的追逐，这才是压倒一切的统治理念。他忽然装作忘记了一贯自矜的广博学识，简单化地一笔抹煞两百多年发达国家实践证明是成功的法治政体和人权保障机制，否定了这个人类文明最重要成果的普适意义，堵断中国融入世界主流社会的一切可能性，把独裁宣布为惟一合法。“你们独裁。亲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正是这样。”从这篇文章发表时的1949年直到今天，将近六十年来，涉及人民权利、领导权限、选举制度、民意机构、监督制约机制、议事决策程序等等作为共和国最起码的基本规范没有一件被真正提上日程作出正式决定，更没有一件在施政实践中在世界面前达标；相反，个人专断祸国殃民和贪官污吏横行不法倒是有了最广阔的空间和最充足的条件，这难道是偶然的么？《论人民民主专政》文中尽管大量堆砌“人民”二字，但被全然抽空了实际内容的“人民”概念，只是一只令人发笑的空壳，恰如“文革”中的“群众”二字，什么恶行不能用它做幌子？对不起，这个“人民”概念沿用到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也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两代志士仁人呼号期盼中的民主和科学，1949年比1919年“五四”运动时离中国更遥远了。革命胜利带来的是，胜利本身扭曲了革命者自己，然后吃掉了革命者的儿女。

建国伊始，对并不起眼的一部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了政治棍子抽打文艺和学术的先例。紧接着是号召私拆和收缴公民信件，歪曲其内容制造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领袖执笔以人民日报按语的名义直接给案件升级定性，不劳什么刑事确认和司法控辩。毕生为新中国呐喊的民主诗人胡风就踩着北大老同学王实味的血迹，以无期徒刑入狱，78位文友同案罹祸，一千多人无辜受株连，这就是闻名世界的共和国第一起文字狱。

试点既已成功，宣布“舆论一律”，思想禁锢发挥其全部能量，不到两年就开始了扩大打击面一万倍的“反右派”运动的发动和制造，其恶果就远非胡风案所能比拟。家业扩大了，专制必须提升到新高度了。

“反右派”遭受残害的公民总数等于当时的瑞士联邦全国总人口。美丽的波平如镜的日内瓦湖畔的联合国机构吸纳着东方信息，感到了震颤。五十年来，联合国人权组织无数次讨论中国人权问题，难道不该感谢“反右运动”这场群体灭绝的血腥所启发？而反右残害的人数又超过了当时丹麦的总人口，质朴善良的丹麦民族把童话之王安徒生贡献给了人类，这位每滴墨水都浸透人道精神的一代文豪，任他驰骋怎样的想象，也不可能设想超过他同胞总数的善良公民同时被拘禁被蹂躏二十二年的人祸会在这个星球上发生。这叫什么人间？

要完成这个大动作，要动用整个国家机器来实施这场犯罪，当然必须首先调动骨干力量协同操办，此中难道就没有一个诚实者感到了道德危机？没有一位肝胆之士挺身抵制？这里触及到一个深层次问题：其基干队伍和整个国家机器的组成人员究竟是个什么精神状态？

首先，运动的打击面已事先规定为公职人员总数的10%，非公职领域比照此数去实施，以知识分子作为打击重点。这个比例是作为硬任务下达的歼敌总数，谁若对此疑惑或抵制，特别是对制造这起人祸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有异见，一夜之间就被列入右派名单。划右凑不够名额，则在不顺眼的分子、非亲信的人员、另一宗派的成员中去点名。再不够，对不起，“整风小组”的基层组长就有立场问题，就该由他自己凑数以填充右派队伍。如此恐怖的局面下，谁愿当出头的椽子？领袖本意正要净化阶级阵线，纯洁阶级队伍，点名让谁去劳教本来就是一件随意性极强的事，找个借口做罪名有什么难？“思想改造”的意思就是谁都有“原罪”啊。

笔者坚信当年的革命者无不是怀着“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奋斗”的纯洁愿望和崇高理想投奔而来，但是随着颠沛和“历练”，他们原先怀有的最可贵的民主意识和纯真追求已经被迫放弃，他们对奋斗目标的憧憬已被虚化成为极空洞极脆弱的柔性理念，怎么经得起专制主义强权的撞击？早先误以为延安宣传中的民主自由是最正当最光彩的革命目标，现在突然被说成是坏思想，而服从专制才叫做无产阶级觉悟。人皆有之的自保意识和利己本能决定了他们必须折服于“中国国情”，后来又称“中国特色”。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有过如此经历：捶胸顿足地批判自己原先一切自由民主平等观念都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意识，这种自我羞辱就叫做改造世界观，也就是改造生存方式。改造的方向是成为驯服工具和识时务的俊杰。一面高唱大公无私，一面被激发起心灵深处所有自私的因子。正如举起右手宣誓时，念的是一回事，想的则是另一回事。

特别重要的是另一类人，秉性之中，原来就预埋着痞子的因素，恶棍的因素。他们不愿意瑟缩着过日子，他们的痞子因素被激活、培育、提高，更自觉地接受“人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哲学，各自探索出诀窍，在“与人斗”的施暴过程中上升到残虐险狠的水平，并随即顺藤攀附，占据要津，随时揣度授意，扑向猎物。具体人的精神状态千差万别，但共性只有一个：盲从。盲从产生的恐怖力量，中国人领教最深。盲从所要扑灭的，首先就是对最基本的善恶是非的判断力。

此类痞子、恶棍、油杂分子，总称社会渣滓，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之为流氓无产阶级，认为他们卷入革命会腐蚀队伍，并加快社会道德的总体沦丧。马恩在《共产党宣言》中说：“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腐化的部份，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但是伟大舵手的看法与此相反：“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由于领袖在痞子恶行之上抛给了一只革命的合法外壳，也就把此类人的地位作了质的提升，要利用的正是其“破坏性”，于是执政党增加了暴烈，国家民族加深了灾难。正是这类痞子成为历次政治运动尤其是反右运动最积极的打手。所有反人权的行径都需要而且也只能调动起社会渣滓们的积极性来奉行。掌权的小人必须号召和收买不掌权小人的盲从，这是当代史上一切灾难的酿成原因。这里有个要点值得注意：为了使势单力薄的痞子恶棍的行径得逞，必须为他们排除作恶的阻力，办法就是运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故意把斗争对象的标尺以及定罪量刑标准弄得极其模糊，伸缩性极大，使人民震慑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为避免被划进斗争对象的圈子，善良的人们必然自发地退缩到一个自我划定的“相对安全区”，这个区域有时比运动指挥者划的还要小得多，这就是为什么每次运动一来，大多数人都露出一副“宁左勿右”的势利脸孔，而且逐级逐层主动加码以求自保，因而没有一次运动不是“扩大化”。运动越往下越残忍，造成全社会恐怖，这正是极权专制所需要的效果。

有了如此忠顺的队伍，有了不断按比例从队伍中整肃异议分子的手段，有了思想禁锢状态下的威压式宣传灌输，特别是有了顺我者昌的官衔引诱，还有什么政治运动缺少奉行者、操办者？还有什么人间恶行做不出来？1954年刘少奇作了第一部宪法报告，宪法却保不了这位国家主席的命。“永远开除其党籍”时是中委全会一致通过，恢复他党籍时又是中委全会全票赞成，这个世纪笑话向世界展示的“党”形象，有点悲凉。时时告诫“自觉与某某某保持高度一致”，要的就是加深这种悲凉。除了领袖意图之外，“党”在哪里？党心党魂在哪里？

“反右派”暴露的是专制主义者由衷的恐惧：对斯大林暴行被揭露有可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的恐惧，对波兹南和布达佩斯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呼声的恐惧，对中共自己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从党章中剔除了领袖个人名义“思想”提法的恐惧，这意味着阶级斗争永恒论的灌输缺乏了合法性，造神运动缩减了市场，自己有可能从超党的太祖太宗的地位跌落为普通党员。出于这种恐惧，他抓住“八大”决议出台不满一月，墨迹未干，还来不及宣传贯彻之时，一句话就推翻这个决议和整个会议精神。他尤其恐惧有独立思考能力者像鲁迅那样的深沉目光和锐利笔锋。1940年宣传上需要之时，他连用五个“最”字把鲁迅捧上了天，写进了《新民主主义论》，而到“反右”时节，对不起，又是领袖原话：“鲁迅要在今天，他或者彻底沉默，或者关在监狱里继续写”。这句名言使当时在场的罗稷南、黄宗英等人脸色霎白，知道鲁迅也被列入蛇类。

“反右派”之前，每一波造神运动总有军事胜利来圆场，来证明它造神有理，凯旋的气氛足以封堵任何的指责或怀疑。但从“反右派”开始一直不景气，刺刀遇上经济问题，缺少了冲喜的捷报，怎么办，只能靠吹嘘。全国大小党报奉命鼓吹“大跃进奇迹”，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粮食的“农业卫星”天天升空，砍光天然林大战钢铁的“工业元帅”处处升帐，中国已经“扫完全部文盲”，超英赶美。《皇帝的新衣》故事在第一人口大国不断上演，十亿人民同声赞美虚拟中的“新衣”而并不以为思维错乱，饿死数千万人却紧紧瞒住真相不准公布而毫无愧色。暴力社会主义必须把官场模式定格在说谎上，政治需要的浮夸虚报形成了半个世纪的中国特色和惯性。今天，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戏法以更深入更执着的方式在中国官场延续，不断缔造出新官。

至于在现代历史条件下专制极权将会落得什么结局，这里有一个最有说服力的参照系。现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作为当事人和历史见证人，有句沉痛反思的话。他说：“苏共亡党最基本原因在于‘三个垄断’——即对思想言论垄断的意识形态体系，对权力垄断的政治法律体系，对财富垄断的特权官僚体系。”如果对照中国实际，明眼人难道看不出中国的“反右”恰恰是为了建立和加强这三个垄断体系？

中外历史上每一位真正成功的创业开国领袖，无一例外，都把“诚信守诺”这个最起码的人间公德放在第一位，用以律己，用以服众，用以治国安邦。但是，“反右派”以御笔亲书“引蛇出洞”和“阳谋”这类肮脏语言，宣告了中华美德之首的诚信彻底沦亡。尔虞我诈、背信弃义、罗织诬陷、告密有功、卖友求荣、落井下石、人人自危，以几何级数泛滥成灾，毒化民族心灵，从根本上摧毁了民族道德积累。今天倍觉这个苦果的荼毒之烈而且看不到消退的尽头。开国之君的言行秉性历来是顺民们万众追摹的范本。刘邦狡诈故西汉世风奸猾，刘秀诚笃而东汉信义高张。百姓的心理习惯崇拜一把手，由此形成了民族劣根性。中国社会何时才走得出“反右派”的阴影？

“反右派”强有力地延伸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可悲的规律：从谭嗣同开始，社会每前进一小步，都要以中华民族最优秀儿女的鲜血为代价；而就在这每一小步的前进中，又都裹带着中国知识分子堆里充当帮凶和帮闲者的媚骨奴颜。这类鹰犬是“国家机器实施犯罪”的实体力量。五十年来他们滔滔不绝地教训别人，正确的人常常被逼着做检讨，受迫害的人总是在不停地忏悔。这种是非善恶颠倒的局面，惟有在“反右派”运动彻底平反之后，全国上下才有条件协力同心以消除之。五十年来所有恶行，所有社会弊端，都可以在“反右派”灾难中清楚地找到它们的源头。如果没有“反右派”，它的更大翻版“文革”会在漫漫十年内把神州大地变成疯人院，搞得满目疮痍哀鸿遍野吗？

中华民族无数生命和鲜血凝成了刻骨铭心的国耻。“9·18”，是外来暴力强加的国耻，因为国力弱了；“反右派”，是内部暴力制造的国耻，因为国民太善良了。“反右派”运动企图把中国知识分子全体犬儒化，使志士仁人绝种，五十年的事实清楚证明：这是最大最深的国耻。但是国耻拦不住历史巨轮，也灭不掉理性记忆。为求国家民族进步，中国知识界先辈精英作为早醒者，从来没有在舍身崖前止步。林则徐的愤懑，张之洞的忍辱，詹天佑的劳累，秋瑾的死节，魏源的以夷制夷，康梁的变法维新，谭嗣同慷慨喋血，龚自珍泣血呼号，孙中山四海求索，宋教仁倒于血泊也至死呐喊着共和、民权、宪政、建国。这些撕开专制者顽固樊篱而把生命价值毅然指向政治文明和科学民主强国之路的义士，哪一位不是中国受害右派心目中的精神旗帜？封建极权的禁锢可以使之一时黯然，却无法永远遮住先贤业绩的熠熠生辉。

将来的历史学家能够秉笔直书，忠实揭露“反右派”灾难的时候，将不是以墨水，而是蘸着受害者的血，蘸着在专制凌虐下的屈辱民族的泪，写下最为锥心泣血的一章。

谨以此文，竭诚伴随有正义感的读者纯净真挚的一瓣心香，虔诚致祭于半世纪前“反右派”被残害者中没有熬到今天的无数冤魂之灵前，也致祭于幸存至今但已绝望、“哀莫大于心死”的受害者悲怆灵魂之前，作最沉痛的悼念。中国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你们。     手机：15894203442    

陷阱通向枉死之城

 

余永庆

1957年夏至1958年5月底，云南省昭通地区直属机关两千多名干部教师以及近千名在校高中生的反右派运动，历经“引蛇出洞”的所谓鸣放，和批斗右派而不准申辩的残酷斗争这两大阶段后，公开语言是宣布“昭通反右已经整体性结束，转入第三阶段，即内部思想建设和整改”，又在元旦至春节之间“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的大红花和锣鼓声中，暗地执行了把不公开宣布的“中右分子”以下放为名排斥靠边，似乎仍留机关者是精兵简政后的“好分子”了。但随即发生的事实说明，按照毛泽东、李井泉、谢富治层层下达的“反右补课”部署，杀机不但不减，恶棍不但不撤，反而以更险恶的手段把宗派路线推向极致，进一步残害地下党边纵中层干部和知识分子。

我本人当时任职中共昭通地委党校支部书记。58年5月由于整风反右的党群口主持者王奈同志住院治病，地委指定我接任地直机关党群口整风反右领导组负责人，而“党群口”则涵盖了地委机关、党校、各群团组织和媒体单位，我所“负责”的人数比党校本单位增加数倍。既然是内部思想建设和整改，我就本着“建设性”三个字来对待工作。

不料，我完全想错了。

一、为了灭口，坏人必须把好人导入陷阱

转入“第三阶段学习”以后，一天，党校财务干部符明松同志认真地向我说：“惠林同志（刚调入地委党校，宣布为行政负责人）在巧家当县委书记时受贿100块大洋，还有上饶集中营期间的问题也还有待查清，现在的学习既然是内部思想建设阶段，惠林的这两个问题可不可以列入这个阶段解决？”而且，他还谈出了某些具体情况。由于事涉领导干部，不能当作一般问题处理，所以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做不了主，需要向上请示。”几天后，地委整风领导组召集地直机关四大口（党群口、政法口、文卫口、财贸口）汇报，我在汇报完党群口学习的一般情况后，就在会上当场请示：有同志反映惠林的那两个问题能不能在“思想建设和整改”中进行澄清、作个结论？这时我看到主持会议的地委组织部长范玉琦（四清运动中被查出系混进革命队伍的地霸分子、还乡团长）一副非常惊诧的样子，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答是下面的同志反映的，接下去范玉琦说：“惠林同志的情况地委了解，这件事不该你们管。”这次会议后大约五天，地委组织部就通知我，把党群口整风领导组的工作交给惠林同志，要我参加地委春耕点播工作团下县去开展检查工作。由于早已习惯于党叫干啥就干啥，一切听从党安排，我对这种突然的工作变动没有多想，更没有料到发生什么蹊跷，认为下县下乡虽然苦点累点，对我来说是驾轻就熟的事，过去我一直在绥江、大关县工作，下乡很平常，还不像管整风学习那样伤脑筋。

永善、绥江、盐津等几个县虽然座落在金沙江、关河边上，海拔较低，好在我们下去时刚进夏季，一路走来还算风清气爽，不觉炎热。

6月下旬，我们检查团对永善、绥江两县的春耕点播作了检查后，按计划还要到盐津、大关两县检查。但是刚到盐津，该县组织部即向我转达了地委组织部指名要我速回昭通的通知。1958年确实是一个充满了紧张和变数的敏感之年，当晚我把检查团的工作作了交待，第二天就忙着上路往昭通赶。那时的昭通专区，只有昭通、鲁甸和会泽县城通汽车至昆明，其它县都没有公路，下县下乡都得自背行李用两条腿走完全部路程。等我从盐津走回昭通时，地委组织部告知，要我到省委党校参加学习，而且其它同志已先期到昆。于是我在地委组织部拿了介绍信，次日乘坐昭-昆班车赶赴昆明西山的省委党校报到。此时党校已开班学习两天了，报到处告诉我：“昭通曲靖学员联合支部已经组建，惠林同志任支部书记”。此人又特别强调下面这段话：“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结束，本期学习不再反右派。参加这次学习的多系理论、宣传干部，学习内容主要是对一些方针政策和理论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提高思想认识。”

我这个人，说来也确实是过于的幼稚和天真，少不更事，十三岁入初中直到三年级，每年班主任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十五岁随全校师生举行播乐“9.5”起义参加革命，直接编入边纵游击队。因为年纪小，在校读书时有老师呵护，在游击队有大哥哥们关照，

我们支部最先一个讨论题是由曲靖一位女学员引起的，她发言说：“我觉得党在农村对富裕中农应采取孤立打击的政策，因为富裕中农的思想倾向于地主富农，时时刻刻都想过上地主富农那样的富裕生活”。她发言后，有两个表示同意的，也有表示不同意的，于是我作了发言：我首先说明土改时党在农村划分阶级主要是以劳动和剥削两把尺子为标准，富裕中农与富农的主要区别是，富裕中农劳动，没有剥削，或只有不超过全部生活来源25%的轻微剥削；富农也参加劳动，但剥削部分超过全部生活来源的25%以上。其次我说党对富裕中农采取团结而不是孤立、打击的政策，主要是为了壮大贫下中农基本队伍的力量，更好地孤立打击地主富农。第三，我说：“思想不是划分阶级的尺码，也不能成为采用什么政策的依据。想过富裕生活，这属于思想范畴，而且有共性，富裕的生活人人向往，没有人不想过好日子而甘愿受穷的。当然我们党提倡的是勤劳致富而不是剥削致富。假如因为想过上像地主富农那样的富裕生活就要被孤立被打击，那么不仅富裕中农会被孤立打击，甚至连想过上富裕生活的贫下中农也会被你们孤立打击，这样一来，农村的阶级阵线就乱了，结果对贫下中农非常不利。”我发言结束后，又有两个同志作了简短的发言。之后，惠林发言说：“刚才余永庆同志的发言，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他在发言中说，贫下中农也想剥削，想过地主富农那样的剥削生活。这是错误的，是丑化贫下中农”。我见惠林对我的发言有歪曲，只好第二次发言，我说：“刚才惠林同志对我前面的发言误会了。对此我要说明几点：第一、因为党在农村划分阶级的两把尺子是劳动和剥削，而不是思想，所以我说不能把思想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同时也不能以此作为决定对富裕中农采用团结还是孤立打击的政策依据；第二、我发言中使用的概念，从头到尾都是‘地主、富农那样的富裕生活，’而不是‘地主富农那样的剥削生活’，因为曲靖那位女同志发言中使用的概念就是‘地主富农那样的富裕生活，’我是就她的概念原意来谈我的认识，我不能随意改变别人使用的概念；也请惠林不要改变我的概念来作批判。第三、我的发言从头到尾都没有说过‘贫下中农也想剥削，想过地主富农那样的剥削生活’”。

经过这节时间的讨论，我想为了不让别人误解自己的发言，还是先写好发言稿或发言提纲，然后再照稿发言比较妥当。在后面的学习讨论中，我确实都是先写提纲后发言的。我上述的思想活动，说明我到这时还没有从前面讨论出现的不正常情况中看出惠林进行歪曲和捏造的恶意，只以为是没有听清楚而出现的误会。由此可见，我当时真是幼稚天真得可怜。

几天后，在另一节时间的讨论中、又是曲靖的一位学员发言，说他们曲靖“在地委英明的领导”下取得了些什么样什么样的成绩，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了“曲靖地委领导的绝对正确和英明、伟大”。老实说，参加革命十年我只见过对党中央使用英明、伟大、正确的赞美词汇，至于省、地、县级党委从未见过如此赞美的，所以觉得发言中把曲靖地委，抬到跟党中央平起平坐的程度是不恰当的。于是，我简单拟了个提纲后发言说：“根据这位同志的发言，可以感觉得到，曲靖地委领导在这些工作上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应充分肯定。但是由此就说曲靖地委绝对正确，英明伟大，这恐怕就不够妥当了，我只见过对党中央使用英明、伟大、正确这些词汇，对省、地、县党委都没有用过，现在对曲靖地委使用这些词汇，是不是就把曲靖地委抬高到与党中央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去了。”我发言后还有几位同志发言，有说可以的，也有说不可以的，最后也没有个统一的意见就散会了。

这个问题讨论结束几天之后，一天，惠林突然在会上说我几天前在发言中说“对党中央也不能说是英明、伟大、正确，这是对党中央的恶毒攻击，请大家警惕。”

天哪！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在我的全部发言中何曾说过这样的话？这样的移花接木、栽赃嫁祸，我岂能容忍！因此我当即起来申辩：“几天前的那次讨论，大家都还记得，我根本没有说过惠林同志刚才讲的那些话。那天我发言说的是：只见过对党中央使用英明、伟大、正确这些词汇，至于省、地、县党委没有见过，因此说曲靖地委绝对正确、英明、伟大不妥当。”然而，我的申辩并没有洗掉惠林泼到我身上的污水，没有使惠林收回对我的诬蔑。

直到这时我才开始感到事情不妙，促使我回忆搜索近期一些状况的前因后果和来龙去脉——当我在地委整风领导组召开的汇报会上，请示惠林受贿一百块大洋等问题如何办时，地委组织部长、地委整风领导组成员范玉琦为什么会显露出那种异样的、惊诧的目光和表情？为什么会后五天，就通知我调离整风领导组？为什么省委刚刚抓出“郑、王反党集团”，省委党校随即开班办学，却特意宣称“不抓右派”，这是巧合还烟幕、圈套、陷阱？为什么地委组织部在检查团尚未完成一半检查任务情况下，要急急忙忙通知我到省委党校学习，而支部书记恰恰又是惠林，难道这也是巧合？是真正关心我的提高吗？一方面党校领导宣布“本次学习不抓右派，”但惠林却两次语言中显露出凶相和杀机？一连串的疑问，使我从纷繁的线索中感到省委五月大张旗鼓的搞反右补课，紧接着六月省委党校就开班办学，学习中使用的又恰恰是抓右派的方法，这几点凑在一起，情况就变得不难理解了，“本次学习不抓右派”，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烟雾弹；党校办班学习，就是省委反右补课的组成部分；范玉琦和惠林同属于二野四兵团的“军转干”，他们的特殊关系不言自明，当我讲出惠林受贿和政治历史不清的问题时，范玉琦必然惊诧，必然对我采取敌意手段；把我调离整风领导组正是保护惠林的措施；时遇邓小平到云南视察并督促云南补课，正好安排惠林利用省委党校学习的机会彻底清除我对他们的威胁。正是因为有范玉琦做后台，惠林对我才敢于如此肆无忌惮、歪曲诬蔑。

理清了这团乱麻，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处境之险恶。这时我在试试看的心理支持下，把解困的希望寄托在党校领导身上，希望党校领导与范玉琦、惠林等不至于串通害人，还能支持正义，能听取我反映情况，分清是非，并阻止惠林的诬陷行为。此时我找到党校领导反映了惠林掌握学习中出现的种种不正常现象，请领导制止这种情况继续发生。然而，我的汇报毫无作用，惠林的歪曲诬蔑不但消除不了，而且升级为集体向我围攻，尾随惠林的一伙所谓积极分子开始对我使用“顽固”、“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之类的字眼，摆出一付打右派的批斗架势。由于我在去年下半年参加过省委党校理论干部培训班的整风运动，今（58）年上半年又接着参加了昭通地直机关的整风运动，知道他们的运作规律，所以我已意识到自己已被内定为“右派”了，这倒促使我冷静下来思考如何应对局面。我想，从参加这次学习的前后情况看，我已落入了范玉琦、惠林设好的陷阱，戴帽只是迟早的事，不把我打成“右派”他们是决不会松手的。这就暴露了一个十分清楚的事实：二野四兵团进驻云南以后，以谢富治为首的宗派集团，忠实执行着毛泽东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方针，43师刚刚驻军滇东北，就把地下党、边纵接管昭通时的第一任中共昭通地委书记李德仁和专员李剑秋、地委组织部长李长猛等调离昭通，到北京或昆明降职安排，其余县级干部也迅即调离或降职在远离要害的财贸、文卫部门；另一方面又从43师抽调营、连级干部破格提拔担任县委书记、县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等职。一九五一年，43师128团政委李峰刚被暗杀，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以43师政委薛韬为首的地委和军分区秉承谢富治意图，就把边纵六支队八团列为审查对象，排以上干部被全部撤职并解除武装。以后的所谓反地方主义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中，地下党和边纵干部都是整肃的牺牲品，边纵营级干部王孝礼被冤杀、边纵营级干部中贡献卓著的陆梓祥被逼自杀（幸被救活），昭通县工委委员张凤吉和茶叶公司经理马启图被逼跳楼自杀，土改队长张凤涛被逼用菜刀自杀，洒渔区委书记孔晓楼蒙冤判刑整死在罗汉坝农场。到了1957—1958年整风反右时期，谢富治按照毛泽东、康生意图，对地下党、边纵进行整体性的打击，昭通全专区共打右派614名，其中云南地下党、边纵就达610名，占99.38%，其余4名中的张干礼、刘传琦、周光华三人均系43师入滇后参军的新兵，孙金铎则是原河南省地下党干部，43师路过河南时调入部队的，这4人都不是43师的原班人马。这就是说，43师（包括军转干）的原班人马没有一人被打成右派。如此露骨的宗派恶行，如此疯狂残忍的政治迫害，使昭通的反右运动成了全省全国暴行中的暴行。

特别值得读者和史家注意的是：昭通反右施暴的主要恶棍恰恰是民主革命本应铲除的坏人。一个混入革命队伍的地霸分子、还乡团长范玉琦和一个政治历史不清、又有受贿劣迹的惠林，两人作为二野四兵团的军转干，为了维护其宗派利益和建立政治特权，也为了个人掩盖劣迹而紧密勾结，利用职权，借整风反右这个人妖颠倒的绝佳时机，对他们肮脏历史的知情人或半知情人施行最残忍的政治迫害。派惠林占据省委党校学员支部书记的位子来实施他们的计划，这就从组织上公开颠倒了敌我。本来学员支部书记只是一个空职，但有范玉琦以地委组织部长身份来遥控，惠林在省委党校就拥有了实实在在的权柄，把他掌控下的“积极分子队伍”变成披着合法外衣的打手。在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我个人再有理也无力消除诬陷。而且“反右”本身就是不讲理的，受害者毫无申辩权利，即使让你申辩也不起作用，只会招致“坚持反动立场”、“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之类的骂声，遭受更激烈的批斗。在地下党、边纵被列为整体打击对象的历史背景下，我个人，乃至于全国几十万、几百万受害者还能去哪里找到“公理”和“公正”呢？借“反右”之机挟私报复、肆意陷害的若干名操屠刀者，如范玉琦、惠林之流，其斑斑劣迹在几年后被揭露之后，仍能得到上司的庇护，而我们这些被残害和践踏达二十多年的蒙冤者，却反被压抑在“反右本身没有错”的巨大覆盆之下。这充分说明从最上层决策者到最下层的操刀者有一种根本性的一致。但是，出于只认真理不甘屈服的正直秉性，我决定以坦然的心态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既然无论伸头缩头都免不了要挨这一刀，我就决不能走顺从认输的路，窝窝囊囊的任人宰割，让他们太占便宜，而必须以针锋相对的据理驳斥来维护做人的尊严。于是我以大无畏的心态和他们展开了力量悬殊的大辩论，一方面我紧紧抓住党的农村阶级政策和我发言的原话，反复论证自己的发言符合党的方针政策，符合客观实际；另一方面指出大家批判的并不是我的言论，而是惠林强加给我的诬陷之词，同时揭露惠林恶意歪曲我的发言，诬陷捏造，并组织对我进行围攻的由来。坏人最恐惧的就是被揭露丑底。这样针尖对麦芒的大辩论一直坚持到学习结束，他们做不到逼我认罪，省委党校始终无法顺顺当当给我戴上右派帽子。九月二十日我们从省城返回昭通，惠林向范玉琦汇报后，范玉琦以地委整风领导组名义，从地委机关抽调了二十几名所谓积极分子到地委党校组成三十多人的临时支部，当然仍由惠林任支部书记，对我进行批斗。在昭通的批斗中除继续前两个问题的辩论外，新增加了两条罪状：

其一，说我有强烈的地方主义思想，对解放军有抵触情绪，所以五零年照相时“不耐烦穿解放军制服”。此话讲得如此矫情而且荒唐可笑，实在令人哭笑不得。但比起惠林的无中生有、栽赃嫁祸，似乎还不那么可恶，所以我说“这件事也许是同志们在说话时发生口误，你们听岔了。实际情况是：五四年在大关时，一天，任天礼、李咏民、谢显伦、陈国富等几个人在我办公室里玩，记不清是谁看我的影集时发现我有几张头戴边纵六支队船型黄毡帽，身穿兰土布对襟衣的照片，大家都说能留下这样几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真好。听他们夸奖，我也很高兴，就给他们讲了这几张照片的故事。我说：‘五零年我们部队进城后，朱光潜、徐昭苍、杨世通，杨竹森、刘维鲁我们几个相约逛街，走到一家照相馆时，一时高兴就拥进去照相，恰遇有两位解放军正在照，轮到我们照相的时候，他们表示愿意把黄军装借我们穿。但我们是六、七个人，而他们只有两套军装，如果只有两个人穿他们的黄军装，其余的人仍穿我们的服装，照出来会显得不伦不类；另一方面借别人军装来照相，知情者看到照片会讥笑我们，所以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没有想到无意间留下了这几张戴船型帽的照片’。我不明白，这样一件生活琐事跟‘地方主义’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一定要把生活细节都往政治问题上扯？”。可是，尽管他们讲不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但还是硬要把“地方主义”的罪名安在我身上。

其二，说我生活作凤不正，在大关时利用职权“撬别人的墙脚，夺别人的对象”。既然他们硬要给我头上扣屎盆子，我除了讲出真相澄清问题还能怎样呢?于是我说：“这是五六年在大关有人对我的批评，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本来，事情已经过去两年了，我原本不想再提的，因为说这件事情必然会揭破别人的疮疤。但是，既然你们现在要旧事重提，还想给我安罪名，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也只好把事实摊开了。1956年上半年，县委宣传部干事陈显珍找县委组织部汇报思想，组织部干事袁素珊接待，陈显珍在汇报中说，她以前在黄葛区（任区委宣传委员）时与（区委书记）杨崇舜建立了恋爱关系，至今已有三年，去年她调县委宣传部工作，他们还继续保持着恋爱关系，但是，今年春节发生了杨崇舜在夜里爬女会计黄某窗子时被捉住的事情，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后，她和杨崇舜决定终止恋爱关系，以同志相处。为此，特向组织报告，让组织有所了解。陈显珍汇报结束，袁素珊问她：这个事情报告你们部长没有？陈答：没有。袁素珊对她说：这个事你还应该报告你们部长，让领导知道。当时我本人正担任大关县委宣传部长，陈显珍随后向我汇报了她和杨崇舜关系的变化情况。又过了三个多月，陈显珍同志与我建立了恋爱关系。可是，造化弄人，五月份的一天，我因事去找县委书记陈朝辅，推门进去却撞到了陈朝辅与人通奸的现场。因为 六月份就要召开党代会举行县委换届选举，陈怕我向地委检举揭发，为使我无法说他的问题，他采用了先下手为强的伎俩，大造我‘利用职权撬墙脚，夺杨崇舜对象’的舆论，并通过地委把我调离大关到重庆第七中级党校学习。就在我赴重庆学习后，陈朝辅竟然以县委书记职权强令陈显珍与杨崇舜“恢复恋爱关系”并结婚，在众人面前显出他才是成人之美的正人君子，并坐实我“撬墙脚”的恶名。但是无论陈朝辅怎样处心积虑掩盖自身丑恶，他在大关任职期间层出不穷的奸情瞒不住众多知情者，其名声远扬昭通全专区。这就是大关当年的史实，这就是事实的真相。难道我与没有对象的人谈恋爱是撬墙角，是生活作风不正吗？难道两个没有对象的男女建立恋爱关系错了吗？”他们看到在这件事上也抓不着我，就调过来说我“造谣攻击县委书记（陈朝辅），是丑化党，是攻击党”。这种罪名我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又进入了新一轮大辩论。经过十五天的批斗和辩论也实在无法使我屈服，只好以蛮不讲理的压力收场，由惠林宣读昭通地委的一纸决定：“……鉴于余永庆顽固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情节严重，态度恶劣，实属极右分子。决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两天后，《昭通报》头版以《又揪出一条大鲨鱼》为题载文宣扬了他们的“巨大胜利”。随后，由两名武装押解于10月12日

二、落入陷阱，才知道反右受害者都无罪

彝良大坪劳教所对外的公开名称叫大坪农场，座落在滇东北最大原始森林——朝天马老林东侧，是顺凉风坳向东延伸的一段山体。整个农场居于高原台地，西北略高而东南倾斜，东西长约五公里，南北宽约三公里

大坪劳教所的场地原系劳改监狱，因昭通专区在整风反右中一家伙打出了614名“右派分子”，还有戴“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段报复分子”、“历史反革命”、“坏分子”……等各种罪帽的受害者1300多人，共计1910多人，如此众多的“专政对象”需要囚禁的场所，就把其中1400多人分别集中于会泽马武寨和镇雄摆柳坪两处，而把处分较重，定为劳动教养的约500人集中在劳改犯转移后留下的这座监狱里。场部住地在大坪居中稍微靠北的斜坡上，一栋坐北向南的土木结构二层楼房是管教干部和狱警住所，它地势最高，可以监视左下方监舍及周围动静。约200名劳教人员就住宿在这栋二层楼房前面30米

全场十多平方公里土地，绝大部分是旱地，主产洋芋、玉米，另有几亩水田，专栽糯稻。各种农作物产量都很低，特别是水稻亩产就不足百斤。

进入劳教所后，我们身上所带的现金和粮票就被收交场部“代管”了，据说是为了防止我们逃跑。需要用钱时折换成所里印发的代金券，可在本所小卖部购物。劳教人员每月生活费分为10元、12元两等，我领的是10元，用6元换了饭菜票后，只剩4元购置洗漱用品、香烟火柴及针线等物。当时春城烟2元一条，苛重劳动和精神痛苦中的人们用抽烟来解乏和强压“怒火”，这4元零花钱就只够买香烟。入劳教所的次日我就参加各种农事劳动，开始是收割和背运玉米、洋芋，我的体质比较好，虽然每天干活筋疲力尽腰酸背痛，但还能坚持，我也就相信自己能逐渐适应。但是虱子叮咬真使人难以忍受。卫生条件太差，住宿特别拥挤，虱子繁殖和蔓延极快，两天后我就感到难以招架了，脱下衣服翻找，虱子简直多得令人心惊肉跳，无从下手。后经难友的指点，才学会了消灭虱子的两个办法：一是有太阳时脱下衣裤，用大拇指甲压在衣裤线缝的皱褶上，再顺褶皱用力压下去，褶皱里的虱子顺序被压死，衣裤线缝竟然变成一条红色的血印；二是拾些柴来生一堆火，脱下衣裤里里外外地架在火上烤到一定温度，虱子就会掉进火里，响起一串爆竹般的噼啪声。当然，这些都是无可奈何中的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只能减轻一、两天的叮咬，随后又奇痒难耐。虱子，确实令我们联想到社会的寄生虫，它无情吸食弱势群体的膏血，还要羞辱被吸食者。

大坪的第一个冬天，让我真正领教了寒冷的滋味。昭通专区已经是云贵高原相当寒冷的地区之一，但大坪又是严寒中的特寒之地，平地雪深可达膝部，所有树冠都盖上厚厚的雪被，柔软的小灌木枝条和粗壮的茅草被压得匍伏在雪地里，冬夜凌雨给所有灌木枝条挂上一排五厘米宽的冰刀。 在雪地里呆上一、二十分钟就会有全身冻僵的恐惧感。已经遭受重创的心，实在难耐这冰雪严寒的欺压。

根据过去“三反”“五反”等运动的规律，运动过后都会进行一次甄别平反，我坚信自己是被错处的，尽管省委党校领导和地委听不进我的申辩，但我仍然坚信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正确、英明。我相信自己的冤情一定会在甄别平反中得到解决，所以在大坪劳教所的每一天，我都耐心等待平反工作组的到来。但是一直到半年后的某一天，才在报上看到一则报导说：人大已经胜利结束了对整风反右工作的检查。这时我想还是应该主动向上级党组织提出申诉，否则中央怎么会知道我的委屈呢？于是我动笔向党中央写申诉，但是这一合法举动不仅没有给我的冤案带来受理复查，相反招致连续几晚上的大、小会批斗。干部在会上说：“你们已经犯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严重罪错，只给你们劳动教养已经是很宽大了，还不认罪认错好好接受改造，还要翻案。你们如果嫌力气用不完，有力气尽管写，最后还是要转到我们手里来。这只会加重你们的罪错，说明你们思想反动、顽固不化、硬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难友们对我申诉后被批斗很同情，白天劳动的间歇就开导我：“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人受冤枉，其实我们中的很多人也有过和你类似的想法和做法，可是没有一个人的申诉获得成功，招来的都是批斗。”随后，难友们给我讲了很多人怎样被划为右派的实例，这些蒙难故事不但令我难忘，而且值得铭之史册。

盐津县小学教师徐永辉，在“除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运动中，他们每个教师都分摊了一片责任区，要求在时限内完成任务，时限到时乡上开会汇报检查，其它人都汇报完成了任务，他汇报却说：“你们是咋个整的?怎么我那里总是捉不完，现在还有麻雀飞。”结果被批判是“右倾保守、抵制毛主席亲自号召和发动的除四害运动”，而被划为右派。

威信县供销社干部魏元标，一次闲谈中说：“上星期我回家去，看见村子里有的人家粮食不够吃，娃娃饿得直哭，真可怜”，就被批判为“散布粮食紧张情绪，攻击党的粮食政策”，而被划为右派。

鲁甸县手工业局长陶绍康，在整风鸣放中说：“有的农村小学管理不善，发生了老师奸污学生的事情，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今后应加强对农村小学的管理”，被批判为“丑化社会主义，攻击党的领导”而划为右派。

昭通地区水利局股长周和俊整风鸣放中说：“三反运动中，有的用刑讯逼供的方法打出些假老虎，给党造成很坏的影响，以后如果再搞三反，就不能再搞逼供讯了”，被批判为“攻击党的三反运动”而划为右派。

盐津县工业局长赵正荣整风中说：“我们党自身应该做到一元化，不搞亲亲疏疏，不拉山头宗派，不分军队党、地方党、南方党、北方党、地上党、地下党，而要真心团结，我们只能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由于1952年时的县长贾鸿斌，企图贪占没收江瀛洲匪霸财产中的一些优质狐皮，被当时任县政府秘书的赵正荣所阻止，贾对此怀恨在心。因此，贾鸿斌（已任县委书记，全权掌控反右）即借此机会诬蔑赵正荣的言论是“含沙射影恶意攻击，是盐津右派中最大的毒草”。而被划为右派。

昭通地区税务局长胡原，三反运动时是“地区节约委员会”（三反领导组）的委员，一次收集汇报中，当地区贸易公司“打虎队”汇报贸易公司打出来的“大老虎”交代的贪污数字时，“节约委员会”另一委员、人行行长杨辰光在心里一算，该数字已经超过了该公司全部资产总金额的十倍，杨惊讶地说：“既然贪污这么多，那么公司现有的房子、货物、流动资金怎么解释？”地委书记薛韬当即骂杨辰光“给运动泼冷水”，并当场宣布撤职。整风鸣放中，胡原说出了这个亲历的事实，并说“以后搞运动，还是应该讲究实事求是”。结果被继任的地委书记王子贤定为 “恶毒攻击三反运动，攻击党的领导”，而把胡原打成右派。

镇雄县电站负责人李炎，1948至49年边纵六支队32团在会泽宣威一带活动时期，他经地下党积极说服动员后带着电台参加了革命。解放初期，他奉命参加了对镇雄县的接管工作，并运用他的知识技术，使镇雄县在全专区各县中最早建成火电站，点上电灯。但他却一直被视为旧知识分子，精神受压抑，平时难免有点牢骚。整风阶段他根本没有鸣放发言，却定他“牢骚满腹，对党仇恨”，而打成右派。

鲁甸税务局干部铁朝清1956至1958年冬带薪读书，在云南民族学院中专班毕业，取得文凭。此时整风反右已宣布结束，不料回到鲁甸税务局又碰上反右补课，虽无任何言论，还是被当做“鲨鱼”戴上了右派帽子，于1959年1月送大坪劳教。

昭通行署机要员李曰垓，1955年时十四岁，在肃反运动高潮时的一个深夜，他奉命做一次审讯记录，却亲眼见证了一位地下党干部由于新婚妻子被一名43师的军转干、时任专署秘书主任的正处级干部奸污霸占，又以“特务嫌疑”相诬，反复逼供审讯，还恐吓说：当晚是他交代特嫌的最后期限，“即使不交代也可以认定”。被审讯者此时忍无可忍而愤怒指斥害人者的淫邪本性和图谋，随即跳楼自杀。李曰垓是该事件全过程的直接证人。这名害人者后又升任昭通副专员。当时李曰垓虽只有十四岁，已能看懂此事的利害，不敢声张。但一直被视为定时炸弹，不除不能安心，终于借反右之机，在没有任何错误言论、也不发任何处理通知的情况下，这位十六岁还差半个月的少年就被作为右派送到大坪劳教了。

会泽铅锌矿民警胡太清，贫农出身，根本没有参加整风鸣放，1958年被派遣押送会泽县部分右派分子到大坪劳教，结果并未宣布任何原因，莫明其妙地把他和被押送的人一起纳入了劳动教养的行列。

昭通县公安局刑侦队长傅家洪，建国前参加革命，五十年代中期凭认真调查的事实依据否定了一桩所谓“预谋暴动要杀某乡支书”的反革命假案，使当时已被地监委书记范玉琦批示作为死刑案呈报的两位无辜农民得以昭雪，而捏造此暴动假案的乡支书则由此暴露了与人通奸的真情和诬陷好人的罪行，从而被绳之以法判刑7年。此案的侦破体现了实事求是，但伤了有权势的坏人范玉琦的面子，傅家洪就被划为右派。事前没向本人宣布，而是派傅家洪押送另外的右派至大坪，到达农场后就连傅家洪本人也一齐押入劳教队列了。21年后落实政策改正复职时，承办改正手续的昭通地委“落办”竟找不到傅的档案，因为根本没有任何处理材料，只得在改正通知中写上“因右处理”字样。

他们的故事中，我没有听出一点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语，更没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动，特别是李炎、铁朝清、李曰垓、胡太清和傅家洪根本没有言论，可是却被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帽子，被囚禁在这与人世隔绝的荒山野岭之中，这究竟是为什么？

他们的故事使我从梦中惊醒，过去受官方文件和党报上连篇累牍宣传“右派分子”“要共产党下台”，“要杀共产党人”的影响，因此，只认为自己是受冤枉的，至于别人，则总认为即使没有报纸上说的那么严重，多多少少也可能有些错误。现在，难友们活生生的事实，使我对自己原先的愚昧思想感到羞愧，同时对反右的真实性质不得不重新思考，知道这场运动是善恶颠倒、人妖颠倒。思想认识的变化，促使我从此停止了申诉这种愚蠢行为。我虽然不再申诉，但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承认过“罪错”，也没有响应过官方所谓“互相监督”、“检举立功”的号召，我的秉性中有一种传统道义的因素，认为告密和互相残害不仅是个人缺德，它必然导致民族素质的低劣化和社会道德的崩溃。我的这种“不认罪也不配合”的态度一直坚持到把牢底坐穿。

三、反右运动祸害的是整个国家民族

身处严酷逆境而心怀巨大委屈，我跟所有同命运的反右受害者一样，首先是从自身生存权的被剥夺和家庭亲人所遭株连迫害这个具体个案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哀叹命运不公的，而且我内心有一种最宽容最克制的评价，认为本人虽然已经绝对冤枉，但是只要国国家好起来，国家兴旺发达富强康乐起来，那么个人和家庭受委屈也值得，就如同在万马千军冲锋克敌的伟大进军中，我个人甚至连我的亲人做了垫脚石也算是另一种方式的贡献吧，毕竟国家那么大，牺牲不可免，甘受委屈是最高尚的牺牲啊。但是事情完全不是这样，有两个铁的事实摆在全体同胞的面前：第一，那么多的好人同时受委屈，同样被逼到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那么多的垫脚石在完全丧失公平正义和法律阳光的情况下陷于绝境，那么踩在这样众多牺牲品身上向前猛冲的那个所谓“事业”，它的正当性和崇高性在哪里？它越把自己吹得神圣，岂不是就越虚假？从1958年我们罹难失去自由起，官方报纸上越吹越露馅的大跃进谎言，任何稍有理智，稍具常识的人都能识破其虚假，正当和崇高的事业需要用谎言来维持吗？第二，国事越来越糟糕，饿死人的惨剧接连发生，干部队伍中好人受气受害，坏人得势张狂，直到彭大将军都挨整，这样的惨祸弥漫全国，笼罩人心，仅仅用刺刀来维持一个彻底丧失人心的政权，这难道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委屈吗？

从直观感受提升到理性归纳，我跟全国所有稍具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清楚瞧见的事实是：通过反右运动来打哑全国知识分子，杜绝一切言路，从1957年反右起至1976年9月9日病死，这19年内毛泽东干的主要是两件事：一、羞辱和拆台赫鲁晓夫，以中苏破裂为代价，以凌虐民众和践踏人权为手段，强化个人崇拜，巩固独裁体制，由党天下过渡为毛天下；二、实践“权力至上”理念，榨干国内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积累所谓“世界革命”的资本，准备战争以实现全球野心。

1958年，在“超英赶美”口号下，土法上马，全民炼钢，大面积毁灭我国原本就十分有限的天然林，严重破坏生态平衡，加剧水土流失，频发自然灾害，而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炼出来的却是一堆堆无用的废铁；在“高举三面红旗、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口号的鼓动下，农村以“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形式，把农民重新变成农奴，使农业经济发生历史性大倒退。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反科学谬论，逼着农民用谎言创造亩产万斤、十几万斤“高产卫星”奇迹。高产量的谎言带来了高征购的残忍行动，各级干部被迫再向农民下毒手，强迫收缴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口粮和种籽。毛泽东的狂想与野心直接导致中国大陆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空前大饥荒（据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千秋功罪》384页，作者注明此系不完全的统计数）。另有著作的统计为饿死四千三百一十九万人。总之，三年人祸中的饿死人数是八年抗战中牺牲的总人数的两倍多。最无耻之处还在于：公然把这场亘古未有的人祸推给老天，公开编造“三年自然灾害”的官方谎言，这就是毛泽东的“实事求是”！

任何国家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自有其客观规律，霸道行为指鹿为马无法改变规律，刺刀不能代替庄稼生长，谎言创造不出丰衣足食。毛泽东靠农民战争取得政权后，就立即恩将仇报来残害农民，而且梦想凭着枪杆子直接进入由他当上帝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以如此惨烈的代价，换来的是狂想的彻底破灭和中华民族三代人的无数悲剧和无尽苦难。直到今天，我们中国仍未走出反右运动的灾难阴影！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的种种倒行逆施，当然波及到劳教所。在广大农村大放高产卫星和大炼钢铁的同时，大坪劳教所领导按照上级要求，也在所内掀起一个所谓大跃进热潮，苦战十昼八夜改坡地为台地呀，发射一人日积万斤堆肥的高产卫星呀，就在极度疲劳和极度谎言中拼命向上表功。农场又选派了一些体质比较好的劳教人员进朝天马老林采伐刺黄连运回大坪熬制黄连精膏。这些瞎折腾的结果自然也跟全社会的大跃进一样徒劳无功。那些万斤堆肥的“高产卫星”过上几天后，皮面铺的那层青草水份晾干后萎缩，许多就落进树枝的空隙，呈现一个百孔千疮的干草堆。再掀开一看，原来里面是用砍来的树枝做支撑，表面撒上一层青草，就变成了“万斤堆肥卫星”。还有更简单的，选一棵三、四米高的、树杆弹力较好的小树，用绳子栓住上部树杆，用力把树杆拉成弓背状钉在地上，成为一个半圆形骨架，然后把割好的青草撒在树枝表面，万斤堆肥卫星就这样放飞了。我们也不知究竟采伐了多少刺黄连树，难友傅发武为采伐刺黄连差点迷失在原始森林里，可后来那些土法炼制的所谓的黄连精膏一斤也没有卖出去，全部倒进垃圾坑里了。

四、受害者在绝境中逼出来的求生本能

时间推移到1959年下半年，随着外面粮荒的蔓延，大坪劳教所的口粮供应也在减少，我们经历了由每月30斤减为28斤、25斤、20斤、15斤的残酷过程。口粮减少了，而劳动强度却有增无减，人的体力难以支撑了。为了保住性命，难友们纷纷把入所时交给所里保管的钱和粮票分次取回，设法购买食物作补充。当时在我们这群人身上最值钱的就是手表，几乎人手一只，且都是一色的瑞士表（因为当时我国尚无制表工业），主要有大罗马、小罗马、梅花表、英纳格、山度士几种，还有玉镯、玉牌和丝绵被、毛毯之类。这些贵重物品，基本上都被管教干部和狱警们三文不值两文的买走了。然而，这是以物换命，舍此还能有什么其它办法吗？

真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老话，尽管我们的口粮供应在减少，可还有人认为现任所长李明山思想右倾，对我们这些劳教人员太好，所以将原任专署交通科长的李明山调离，从地区公安处另派金义到大坪接任所长职。金义到任后，我们的口粮就由25斤减为20斤，接着又减到15斤，并完全停止了肉、油的供应。我们的伙食以玉米、洋芋为主，偶尔有一餐米饭。为了掩盖克扣口粮的恶行，金义要厨房人员每次做饭前先用盐水拌玉米面，在玉米面和洋芋块混合上甄以后，蒸的过程再洒几次水，使饭里尽量增加水份，既增重量又长堆头。做米饭时也如法炮制。这样做出来的饭发给我们时，无论是用木盒子发或是用秤称都能瞒过去，但只能瞒过人们的视觉，却骗不了人们的肚皮。粮食量的减少，必然造成营养物质的减少，肠胃吸收营养的减少，人们就饿得更快。特别是在没有肉、油的情况下，饥饿感痛苦得抓心。随着时间的延长难友们迅速消瘦和羸弱。在绝境中人们的求生本能各显神通——

 1、借背煤炭等外出的机会，把多余的衣物带出去找农民换食物，如玉米炒面、小米耙耙、高粱耙耙、洋芋、南瓜等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

 2、紧缩开支，二元钱一条的春城烟抽不起了，改抽一元五角钱一斤的兰花烟（即叶子烟的小脚叶），因一斤兰花烟可够抽两个月，用尽可能省下来的钱买食物。这就形成了一大奇观，每天晚上学习钟敲过后，人们统统上床坐在自己的床位上，拿出旧报纸或书，用小刀把纸裁成10厘米长、4厘米宽的纸条，接着拿出兰花烟，用纸条裹成烟卷，除卷出当晚学习中消耗的烟卷以外，还要卷够第二天劳动所抽的烟卷，最少卷20支，烟瘾大的要卷30—40支。

3、不知是谁带头把每顿领来的饭（不管是米饭、玉米饭或是洋芋、玉米两掺饭）都用玻璃酒瓶把饭冲压成粑粑状，然后再细嚼慢咽的慢慢品尝。后来人们冲压饭粑的棒锤不再是单一的酒瓶，多数改用木质的但形状多样，有的像弯弯的牛角，有的像个木柄手榴弹，有的像只花瓶……。这样的吃法，一方面满足了心理上的要求，不至于因自己很快把饭吃完后，看着别人吃饭心里难受；另一方面，冲压过的饭食粘稠度增加，在胃里消化得慢些，细嚼慢咽又可以使胃肠对有限的营养物质充分地吸收。

 饥饿引起人们回味和讲述过去吃过的美味大餐，从语言上画饼充饥来满足心理的渴求，甚至互相交流品评，以至逐渐成为人们用餐和入睡前离不开的话题。王汝富几乎每天都要吹嘘他们巧家的“八大碗”，甚至每碗菜肴的配料和制作方法；杨贵富则夸讲昭通红案酒席如何丰盛；吕世铨则讲述彝族老乡招待客人的盖碗肉，小手指厚，一块腊肉能盖住一只碗，咬一口满嘴流油；铁朝清则盛赞他们鲁甸回族的牛肉汤锅如何鲜美，说着说着声音就有些哽咽了。因为他们十几个回族难友，关进大坪劳教所后，被逼迫吃汉族伙食，以至有时谈论回族食物时，竟忍不住失声痛哭……这些龙门阵虽然能把人们带入对人间生活的回忆之中，使心理得到一时的慰藉，但事后往往激起更加强烈的饥饿感。一次，王汝富突然问郭云谷：“假如你面前现在有一碗糯米饭和一个美女，二者只能取其一，你是选糯米饭还是选美女”？郭云谷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当然要那碗糯米饭”。从这些语言，我们加深了对“民以食为天”这句古语的理解。这里的“天”字就是最高准则的意思。

4、为了填饱肚子，人们不得不以山茅野菜充饥。回味过去的美味佳肴并不能解决现实的饥饿，人们必须从实际出发谋求解决饥饿的办法。在买不起食物的情况下，人们把目光瞄向不需要花钱的山茅野莱上。开初，人们到玉米地、洋芋地里去搜寻收漏网的玉米、洋芋，被马贤荣干事发现后，他硬说：“收漏的玉米、洋芋也是属于国家的粮食，在地里烂掉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们拿去吃就不行，就属于盗窃国家粮食。”农场就凭这条混账谬论被批斗受害者。其实，地里收漏的玉米、洋芋能有多少？而且寻找也费力费时，于是大家把目光转向真正的山茅野莱。大坪的山茅野菜品种不少，有侧耳根（又名鱼腥草）、灰挑菜、蕨苔（又名龙爪菜）、蕨根粉、栎树果、北风菌（又名偏耳朵）、冬菇菌、香椿、天麻、黄花菜、蛤蟆叶、车前草等等，其中以侧耳根、灰挑菜、蕨苔三种最多。开初，为尝试野菜，我曾煮吃又苦又麻的水芹菜而中毒，失语几个小时。后来，我主要是煮侧耳根充饥，每天至少吃3至4斤。侧耳根在田埂地埂上生长茂密，老根还含有少量淀粉，挖后生长也快，而且安全。但是，在完全缺油缺肉的情况下，无论吃进去多少山茅野菜把肚皮撑饱了，却仍然不能完全消除饥饿感。人们实在难耐这种饥饿的折磨，天天盼望能就着肉、油美美的吃上一餐饱饭，甚至连晚上睡梦中都无数次出现这个课题。

可是金义场长从没有饿过饭，他吃着养尊处优的干部小伙食，当然不知道饥饿的滋味是什么。他把我们的口粮降到每月15斤还不满意，1960年夏季的一个晚上，金义在大会上说：“毛主席教导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糠菜半年粮，国家现在有困难，农民都在为国家节约粮食，你们也应该为国家作些贡献。”随后即命令厨房以白萝卜代替口粮，即将白萝卜洗净切成块状，萝卜缨子切段，不掺一粒粮食，煮净萝卜给我们当饭。发饭时，连汤带水每人发一水瓢，这样我们连续吃了十天。其实，谁都应该知道，人有人的生活，不同于牲畜，难友们在饥饿线上挣扎已近一年，哪还受得了这般折磨，所以，才吃到三、四天，难友中就开始出现泡肿病了。吃到六、七天时，难友中泡肿病人迅速上升到百分之七、八十，还没泡肿的人，也是软手软脚没有一点力气了。大坪劳教所里，还有我们的二十几位女难友，虽然她们的工种劳动强度低一些，有的还是在室内劳动，但是，一个多星期不见一粒粮食的白萝卜汤，也使这群年方二、三十岁，血气方刚的婆娘们在明显消瘦的同时机体已经绝经，这是妇女身体深度受损的严重信号。

五、枉死城里极不完全的冤魂记录

这时大坪劳教所的难友中已开始死人：

 兰廷昆，鲁甸县干部，原系卢汉将军起义部队的营长，解放后分配到鲁甸县工作，整风反右时被强加历史反革命帽子；妻子刘惠卿系昭二中英语教师，也因其兄刘华昭系昭通县最末一任书记长，株连这个妹妹被戴上坏分子帽子。夫妻俩1958年秋被发配到大坪劳动教养时，还肩挑背托了2岁4岁6岁的三个小孩同行。在长时间克扣口粮的情况下，夫妻俩，特别是兰廷昆，尽管因超强劳动大量消耗体力而急需补充营养，可是他们要首先顾孩子，自己的饥饿就比其它难友严重得多。虽然周围难友有时也会给点帮助，但在大家都很困难的情况下，又能帮助多少呢？身体长时间的透支，使兰廷昆成为第一批泡肿病人，并过早的抛下他的三个孩子含恨饿死在大坪。1961年底，刘惠卿离开大坪时，领着三个孩子到张家湾子兰廷昆坟前拜别，孩子们拉住刘慧卿，要求妈妈把他们爸爸的尸骨挖起来带走，一家人悲痛失声，哭得地黑天昏。

苏家荣，原昭通第二小学老师，严重饥饿折磨下骨瘦如柴、虚弱无力，还被派到30里外的龙海背粮。回农场的路上一跤跌倒在地，虽多方努力，已经爬不起来，后在同去的难友帮助下才勉强回到农场，可是场长金义却说他是“抵触改造，故意跌跤不起来”，开大会残酷斗争后交重点组戴上脚镣改造，因不堪折磨，两天后死亡。

查本祯，昭通公安局股长，个头不高，但身体壮实有力。进入劳教所后，积极肯干，表现良好，被指定担任杂工大组长。可是在超重劳动和克扣口粮营养缺乏的双重折磨下，身体由150斤瘦到80多斤，特别是几天不见一粒粮食，全是白萝卜当饭的残酷摧残下，突然全身浮肿。一天，他们发现场部的一头半大猪死后被丢进厕所里。他与另外两个水肿病人等到入夜后悄悄将死猪捞起，尽管死猪身上爬满了蛆虫，他们不顾一切提到水沟里冲洗后，割下猪肉煮吃。在身体极度虚弱加之疾病之中，肠胃对突然摄入的大量肉、油难以适应，食后激烈腹泻，几天后三个人相继死亡。查本祯这位在全劳教所里拥有强壮体魄的汉子，连同两位难友，就这样惨死在极左路线帮凶们的残酷折磨下。

难友的死亡，特别是查本祯这样强壮身体的死亡，在难友中引起了很大震动和恐慌，难友中，体质能与查本禛相比的实在太少。既然像查本禛那样强壮的身体都逃不脱死亡的命运，大家还吝惜衣物干什么？为了活命，人们不再吝惜身边最后一小点财物，都忍痛拿出来变买或直接调换食物。

像金义这样人面兽心的刽子手，他自以为强令劳教人员“白萝卜当饭”可以显示他的聪明才智并且向上邀功，后果当然是以反右受害者的大量死亡作代价。这笔血债在所有受害人及家属子女心中种下了深仇大恨。

连续死人事件，终于也使刽子手们感到事态严重，下令停止巳经十天萝卜当饭的损招，恢复了每月25斤口粮的供应，同时给泡肿病人发放什么小球藻和一种用米糠与麦肤子混合做成的名叫康乐饼的食物。但是由于他们前段时间极端残酷的折磨，使许多病人身体的各种机能严重受损，从胴体到内脏都已衰竭到极限，已经很难恢复。那个灾难岁月的过来人从亲身经历中懂得：泡肿是一种十分凶险的病症，病人就是在泡肿——消瘦——再泡肿——再消瘦的痛苦轮回中死去。所以，他们所谓的补救措施并没能阻止死亡的连续发生。

李荷生，彝良县粮食局秘书股长、身高1.7米、体格健壮，风华正茂。在超强劳动和饥饿的双重折磨下，身体快速消瘦，只剩皮包骨头，手举锄头已很困难，薅玉米下锄头已失去了往日的准确性，以至锄头有时误伤着玉米，管教干部硬说他是“出工不出力，有意识把玉米锄坏，破坏生产”，捆绑打骂、批判斗争后，送进重点组戴上脚镣改造。强烈的饥饿致使他饥不择食，把捉到的一只青蛙，活生生的吃下肚去。一天被派去30里外的瓦窑沟背煤炭，回程才走一里路就倒下去了，押解的狱警说他“装死狗”，冲他两枪托，不见动静，翻过来看时，已经没有呼吸了。这具惨死的尸体，就地掩埋。李荷生惨死时只有28岁。

阮映辉，小学老师，一天，他们小组薅洋芋，快到中午的时候，他说：“我饿得很了，实在没有力气了”。难友周天祺说：“再坚持一下，干不起就坐下休息一会，中午饭很快就挑来了”。可是，等中饭挑到工地分饭时，才发觉他已经躺在地沟里断气了。

王文连，昭通干部，由于长期吃不饱，把肠子饿细了。一天，厨房把头天没有卖完的洋芋捣碎后炒成鸡扒洋芋，限定每人只买一份，因组里有几人菜票用完了买不起，他趁机顶名多买了两份吃下去，结果得了肠梗阻，当晚就被活活的胀死了。

徐世荣，昭通干部，本来身体很好的，一米七、八的高个子，由于长期饿肚子，吃不饱，骨瘦如柴，白萝卜当饭又使他患上了泡肿病。终因饥饿难忍，买饭时他用手掌从饭甄里撮了一手掌装进碗里，被说成是“制造粮食紧张空气”而被斗争，饭也没有得吃，到第二早上起床时，才发现他己死在床上了。

毛国栋，昭通干部，患泡肿病己起不了床了，那天他躺在床上一直自言自语的念叨，说他饿得受不了了，没有力气，翻身都翻不动了……。快中午时他说：“我快要死了，我想吃碗稀饭，你们做做好事嘛，给我一碗稀饭，让我做个饱死鬼……”。难友们看着太惨了，跑去请厨房为他煮了一碗稀饭，他吃了那碗稀饭就安静下来不说话了，当天下午就死在床上了。

李应龙，巧家县公交局长，一天，女子蔬莱组编篱笆晒辣子，他所在的病号组被派去帮忙。劳动中，他说他的心饿得发慌，实在没有力气了。难友们叫他坐到旁边去休息一会。因饥饿难忍，他摘吃了菜地里的一个西红柿，收工后即被批斗，金义在会上说：“李应龙偷吃西红柿，是制造紧张空气，攻击党的粮食政策”。第二天早上不见李应龙起床，一看己经死亡。

毕向奎，会泽县干部，一天，按劳教所领导决定，毕所在小组所住之监舍，让给试验组住宿。当试验组难友准备搬进该监舍时，难友欧阳兴科发现床上还有一人未搬。经询问，得知名叫毕向奎，因病重，己无力搬动，需等同组其它难友把床铺安放好以后才能来接他。于是，试验组难友就主动帮忙，七手八脚把他连人带行李送到他们小组新分的监舍去。第二天听说，他己经在昨晚上死亡。

毕向奎死后两天，他老婆和陈正熙难友的老婆，两个小脚女人相约，从会泽家乡，不远千里步行到大坪劳教所看望她们的丈夫。谁知到大坪后方知毕向奎己去世几天了，其妻跌跌撞撞赶到张家湾子，扑在坟堆上哭得死去活来。

张学皖，盐津县茶叶公司技术员，当时，他和难友管汉林两个泡肿病人住在一处。一天，已经半夜时分，他还在像梦呓样自言自语的说：“我实在饿得很了，我要吃鸡，我要吃鱼……”。难友管汉林醒来，听他还在唠叨，就说；“老张啊，你就省点力气吧，现在连洋芋玉米饭都还吃不饱，你还要吃鸡吃鱼，办得到吗？”后来，张学皖的声音渐渐小了，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第二天天晴，大家起床时不见他起床，喊他也不见回声，还以为是头晚上喊累了还没有睡够，心想让他多睡一会。谁知，中午喊他起床去买饭，才发现床上的尸体己经发硬了。

计思俊，昭通地区合办处业务科长，被派去彝良县城背运物资，回到大坪吃饭后，突发肠梗阻，送彝良县抢救，途中死亡。

李  炎，镇雄县电厂负责人，在饥饿和泡肿病的双重折磨下死亡。

马跃先，回族，鲁甸县医院职员，在饥饿与泡肿病中，死于背煤炭途中。

朱培善，大关县卫生局长，在饥饿和泡肿病的折磨中死亡。

周学仁，大关县供销社干部，在饥饿与泡肿病的折磨中死亡。

黄腾蛟，小学教师，在饥饿与泡肿病双重折磨中死亡。

邵福田，镇雄县民政科副科长，在饥饿与泡肿病折磨中死亡。

魏守礼，彝良县供销社副主任，在饥饿与泡肿病折磨中死亡。

杨林松，彝良县法院审判员，在饥饿与泡肿病的折磨中死亡。

陈兴中，昭通地区供销办事处副主任，泡肿病中被派去参加修建小洋铁路，后来死在工地上。

王  文，威信县委宣传部长，1962年秋，昭通地委决定撤销大坪劳教所，将囚禁于大坪的劳教人员转移到永善县金沙铅锌矿监狱。王文病体旷日持久，带病上路，离开大坪行至龙海乡，病体支持不了，被活活累死。场长金义却昧着良心说：“王文是因兴奋而死”。

陈晓岚，绥江县粮食局长，1962年秋，撤销大坪劳教所，陈尚在病中，押送离开大坪后，体力不支而活活累死途中的鸡爬坎小村。

死在大坪劳教所的难友中，属于建国前就参加地下党边纵的有：李应龙、徐世荣、查本祯、毛国栋、李炎、李兴中、王文、邵福田、陈晓岚、杨林松。还有杨崇舜是在大坪折磨成半死，随后死于昆明大板桥劳教所。——这些当年抱定为民主自由新中国而奋斗的崇高志向而投奔革命的同志，他们没有死在侵华日军和反动派的枪弹之下，也没有在所谓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腐蚀中倒下，却死于自己浴血奋战创建的新中国的监狱里，更准确地说，他们惨死在窃夺民主革命胜利成果的独裁者的人祸折磨摧残之下。

大坪劳教所的反右受害者在1959至1961年底短短三年内，在饥饿和泡肿病的双重折磨下，很多难友死于非命。上述名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由于当时并没有想到要作记录，且已时隔半个世纪，许多人和事已很难回溯，加之部分难友先后离开人世，至今幸存者居住又非常分散，遍布各县，难以采访，故要说清具体数字确有困难，只有等待昭通劳改档案解密。但就大家的回忆而言，有些人说死亡人数约有六十人左右，因为有人曾经数过张家湾子的坟堆；但是，谢显伦、朱励、余永庆等难友则认为起码会有七、八十人。因为开始死人时，铁工房担负掩埋尸体的难友还是按照习惯挖坑并垒个坟堆，且要插一块写有姓名的木牌。可后来担负掩埋尸体的难友的身体也同样在饥饿中瘦弱并染病，体力日渐不济，掩埋工作也就逐渐马虎，坑越挖越浅，坟堆也越来越小，到最后甚至不挖坑、不垒堆，把尸体丢进乱葬岗的低洼处了事，所以，坟堆数并非就是死亡难友的全数。而且，我们还有一些难友是死亡在劳教所范围之外，根本就没有运回去掩埋；管汉林难友等人甚至说：“那段时间被饿死和泡肿病死亡的难友肯定有一百多人，再少也不会低于一百人”。总之，昭通专区在整风反右中，打出“右派分子”614名，划出其它各类分子1300多人，共计1910多人。除分别囚禁在会泽马武寨和镇雄摆柳坪等处以外，我们大坪劳教所共囚禁约500多人。这500多人中，除分在粉壁岩硫磺厂、大煤洞煤炭厂 、瓦窑沟煤炭厂等处搞工业的难友外，在大坪本部搞农业生产的约200人，除1962年初摘帽离开大坪一批外，1962年以后只有杨文华（大关县文教科长）在坑道劳动中被炸药炸死在永善铅锌矿的矿洞内；杨崇舜（大关县计委副主任）病死在昆明大板桥劳教所，此外，别处就没有死亡了。到1979年初，坐穿冤狱回到昭通改正复职者仅77人。按照前述死亡60人、80人、100人三种回忆与估算，则死亡人数占大坪劳教所本部200人的百分比应是30%、40%、50%。

六、赖账和维权：当代史上的根本较量

在中国特定环境中，专政对象的死亡责任是不会被追究的，即使在21年后的1978、1979年，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开过，清理历史欠债的十亿民众呼声已经忍无可忍，顺应民意的胡耀邦总书记已经点燃了照亮历史黑洞的第一支蜡烛，中国民主宪政建设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但是反右总指挥利用刚接到手的权杖堵断了这场历史性清理，他不准刨出反右灾难的罪恶宿根，他利用“宜粗不宜细”五个字铸成一块遮盖丑恶的盾牌，对上捂住罪魁祸首的历史罪孽；对下成为封堵舆论、封堵实践标准大讨论的拦路石，并且把“宜粗不宜细”作为主子袒护恶奴的堂皇理由，掩盖了血泪债，阻挡了历史车轮，维护了霸道，执行了“强迫遗忘”的既定方针。在此情况下，我们这些亲历者用据实陈述所留下的文字，就成为中国当代史的活化石，成为一切有良知的史学家必然珍视的第一手资料，绝不会因官方的强迫遗忘而消失。

在反右运动中蒙冤，并在毛泽东制造的三年人祸大饥荒中，冤冤枉枉死于大坪枉死城的难友们安息吧！尽管现今之高层对“反右”冤案还羞于彻底认错，尽管在死硬派庇荫下的毛派残渣至今还在拼死念叨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专政论，梦想把历史倒车开回到反右灾难和文革浩劫之中，但我们坚信人民在觉醒，我们坚信中华民族在普世价值和人类主流文明之光的照耀下终将走向民主和进步的历史进程，反右这笔巨大道义欠账必将清算，彻底否定“反右”,并为反右运动中蒙冤受害的所有无辜公民彻底平反昭雪的日子是绝对要到来的。

2009年8月完稿于昭通    余永庆 0870-2128758

反右运动确立的方程式

 

李少楷

我的大哥李剑秋是新中国第一任昭通专员，1957年打成右派，送云南省财政厅农场监督劳动。大嫂王琼仙在大哥划右后受株连，视同右派，调离昆明建设银行，降职降薪至最低级，贬至北城街道办事处打杂。

我本人1957年在昭通专区专卖局副局长岗位上打成右派，送镇雄摆柳坪农场监督劳动，文革期间又毫无来由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受尽侮辱歧视。

我妻子戴开训1958年在昭通专区公安处政保科副科长岗位上打成右派，送镇雄摆柳坪农场监督劳动。

我的儿子李丕超1977年在镇雄初中毕业后不准升高中，因为是“右派子女”，必须在株连迫害中受够凌辱，褪掉一层皮。

我的整个家庭从反右起，受压受害21年。我全家的命运最典型地验证了一个方程式：

革命家庭=民主家庭=右派家庭

毛泽东反右运动确立这个方程式的潜台词是：你李剑秋从1935年至1939年，作为中共云南地下党省工委委员、常委、省委宣传部长，在你主编的秘密油印刊物《火山》、《救亡》和公开刊物《南方》上，在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为什么要向教育界、文化界、新闻界、工青妇各界宣传民主革命理念？为什么要号召民主思潮推动抗日？为什么要宣传抗战胜利后建立民主中国？为什么要揭露蒋介石“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是法西斯专制？为什么要号召反独裁？你李剑秋这么一宣传，一号召，不但使抗日民主运动在云南和西南成了气候，为地下党和边纵的建立奠了基，更恼火的是使俺们夺权建政之后，全盘继承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衣钵显得太露骨、太不要脸啦。你使俺们太尴尬啦。

所以，你李剑秋不当右派谁来当？你弟兄姊妹凡是沾上民主意识者，命运就只能像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被挖出来当右派，这才叫做深入彻底的反右，深入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如此，就不符合毛泽东思想。

据此，反右运动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方程式：革命家庭=民主家庭=右派家庭。

李少楷  15987907800   

“假离婚”能够逃脱反右运动的残害吗？

 

刘传玉

我是云南边纵地下党干部，籍贯昭通市永善县黄华乡农村，1930年生，18岁（1948年10月）入中国共产党，24岁任彝良县文教科长，27岁就成专政对象了。在此期间，我没有任何言论或行动错误。正因为无错误，我才是右派。

杀人不过头点地。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政权巩固了，我的利用价值没有了，只须通知我一声，马上走人，趁年轻还有另谋生计的精力和时间。这是我的真心话。不料不仅不念同路打天下的交情（本来就很庸俗），借整风之机给我戴上资产阶级右派份子帽子，复以“留之无益、去之有害”为由，押送大坪农场劳动教养，成了一个“有公民权”的无期徒刑犯人，几个月后又逮捕判刑，说明那个“公民权”本来就一文不值。1957至1958两年内如此迫害已经够凄惨了，但是在押送劳教之前，在夫妻关系上还要遭受横杀一刀。这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必须革到妻离子散才叫做深入彻底。

57年冬给我戴上右派帽子后，天天被押到乡下劳动，晚上接受批判，等待最后的处理。当时掌握反右的领导是县委副书记王拴成，通过他的老婆人事科长牛玉祥，以十分同情和关心的面孔对我的爱人（小学教师）魏心定说：“刘传玉是右派，你要主动揭发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划清界线。”魏心定内心本来就很痛苦，也十分气愤，但仍心平气和地回答：“我们在读高中时就认识和恋爱，一起参加革命，解放后参加建立政权工作，现在已结了婚，并有了两个孩子。我们相处的时间不算短了，可就没发现他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更没发现他有纲领，有组织，有计划的向党进攻。这也许是当局者迷吧，我不知道的不敢乱说，乱说了对党也是不老实”。隔了两三天牛玉祥又来了，说话的口气不是动员而是赤裸裸的威胁：“你不揭发，就不能说明与右派划清了界线，必将受到拖累，你要好好考虑后果”。魏心定刚生了孩子，强压心中怒火，不想和她多说。又隔了十多天，孩子刚满月，牛玉祥又找上门来：“你不揭发，就是不愿跟右派份子划清界线，同时也说明刘传玉隐蔽极深。为了你的前途，必须提出离婚，与刘传玉彻底断绝关系”。途穷匕首现，牛玉祥终于暴露了欲加害全家的阴谋。魏心定怒火中烧，但不敢怒也不敢言，仍婉言拒绝说：“我们夫妻没闹过矛盾，生活正常，感情融洽，实在找不出离婚的理由，何况家有七十老母，两个孩子大的只一岁多点，小的刚满月，另外还要供给两个弟妹读书，离婚后谁来照顾这一家老小呢？”当面给牛玉祥一个没趣。

魏心定违背了王拴成为代表的县委领导的旨意，无疑是大逆不道。牛玉祥不仅没达到拆散我们家庭的目的，反而碰了软钉子，显然不仅是牛玉祥不满意，也得罪了牛的男人王拴成。两口子气急败坏，利用掌握反右的权力，酝酿了更为残忍的阴谋。

挟私整人者，必然心虚，尽管强权万能，至少也得像“狼吃小羊”一样找个借口，以掩人耳目。

魏心定是地主子女，从小读书，在校就跨入革命，没有旧社会经历，参加过地下斗争，解放后在永善、昭通和彝良等地工作中，历年年终鉴定均受好评，是群众公认的好同志，大家亲切地尊称她大魏；整风中响应号召提了20多条意见，条条出以公心，句句实事求是，即使想断章取义做文章也无空子可钻（落实政策中曾经将底稿面呈专员赵葆印亲自检查也没异议）。王拴成夫妇很想给魏心定强加什么帽子，无论如何找不到借口，绞尽了脑汁，终于出台了“光荣下放”牛街乡村小学教书的办法。牛街距县城二百多华里，拖着母亲和两个孩子走到学校都十分困难，乡村小学设备简陋，连教室都不够，全家人的衣食住行无法安顿，加之教学工作的重压，困难程度无法想象，所谓“光荣下放”是掩人耳目，实则是残酷迫害。

得到下放通知后，全家祖孙三代惊呆了，母亲通夜抽泣，喃喃叨念：“我能吃不能做，死了还好点，免得拖累你们。”我们两口子通宵不眠，脑子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光荣下放”教书，不过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迫害，在他们手心里，今后的日子还不知如何凄惨。无可奈何，只好忍气吞声，一面参加教师学习，一面据实反映困难，要求下放到城区附近搞生产，既可接受劳动改造也可照顾家庭老小。领导人根本不假思索，当面随口答复“不能更改”。于是我和妻子商量决定离开彝良，逃离虎口，走脱一个算一个。

为了离开彝良，我们作出了最无可奈何的决定，用假离婚来减轻打击力。魏心定提出“与刘传玉政治观点分歧”为由，申请离婚，同时继续要求下放到城区附近搞劳动生产，在等待批示的同时，仍照样参加教师学习。结果，王拴成以县委名义“同意离婚”，同时送来一纸“自动离职”的处理决定，其时距到学校报到期限还有五天。随即发给三个月工资140多元，命令限两天搬出机关宿舍。事实说明，所谓“自动离职”实际上也就是开除公职。这就是说，假离婚也未能避免迫害。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封建暴政对无辜者施加残害的苛酷程度，都没有达到把魔爪伸向婚姻家庭，伸向夫妻关系，伸向七十岁老母和婴儿这样的残忍。而毛泽东的全面专政在王拴成手中的具体实施，其细微与苛酷，完全做到了。

我的家庭，四壁如洗，无分文积蓄。为了筹集路费，卖了惟一一件能变钱的大衣，所有藏书谁看得起随意给点。临行前好心人张昌仁送10元，吴副县长的爱人送10元，县委书记吕昆的爱人送来10元，他们都是背着人送来的。做了好事却不敢声张。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临别赠言，只有同情的目光。雇了一个人挑两个孩子，我背着简单的随身衣服，搀扶着步履蹒跚的七十老母，含着眼泪上路。经过七天半的艰苦跋涉，行程450华里，终于回到故乡永善县黄华乡。

然后，我本人又被押送去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这个本已破碎的家庭更被彻底撕裂了。

在“阶级斗争为纲”阴影笼罩下，凡解职回乡的人，均被视为另类，列入贱民，“群众专政”的大牢狱就是为这些贱民而设的。魏心定在生产队，一年到头拼命劳动而不得温饱，休息时背生意运红糖贴补家用，以一个弱女子而承担最苛重的劳动供养老母，抚育孩子，默默承受着政治的、经济的、生活的各种压力，在煎熬中过日子。特别在文革中，因反对过生产队长、会计的合伙贪污而遭受致命的报复，无辜被关押172天，经受了21种酷刑。打手们明白宣称“我们不把你整死，要你自己去死”。在监狱中虽然没丢掉性命，却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终身不治，手脚六个指头伤残变形，贯穿一生的身心折磨所造下的终身痛苦，用“改正”两个字就能开脱害人者的罪责吗？

因离婚给我带来的影响，比原来预料的严重得多。送走了母亲、妻子和两个孩子后，放下了一头的包袱，另一头就是我本人任凭宰割，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思想上反而轻松了许多。对我的迫害层层加码：从一般右派升格为顽固右派，在劳教集中营里从一般的劳动改造升格为重点改造，白天押送到炭山定量背煤炭，背不动，小便出血也照样用枪冲着屁股背运，晚上接受批判或收进仓库关押，上锁站岗看管。我不敢叫苦，只能无声无息地咬紧牙关承受。半年后以“政治学习不发言，抗拒改造”，而逮捕判刑六年，剥夺了本已不存在的“公民权”，从第18层降至第19层。

在鲁甸硫磺矿劳改中，由于胃病复发，大量出血，不分白天黑夜疼痛不止，饮食不进，命悬一线。不知是那位好心人突然想起“刘传玉是建国前就入党的边纵干部，划右时是彝良县文教科长”，于是批准给了我“保外就医”的机会，送昭通专区医疗治疗，诊断为胃十二指肠大面积溃疡。住院医治57天，稍有好转出院。按硫磺矿电话通知“继续回家养病”。此时我已服刑40个月。这时是1962年，正是毛泽东退居二线，国内政治形势稍微宽松之时。

我回到老家，在黄华四队劳动生产，复被地方纳入“群众管制”。如此又煎熬了17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后的1979年4月，改正复职。妻子魏心定在“假离婚”后，当然就一直在家扶养老幼，苦苦等待着我。直到改正复职，我们老夫老妻才得到一线生活出路。

这场长达22年的反右噩梦，其悲怆程度和惨烈后果，难道是轻轻巧巧的“改正”二字就能够向中国历史交待得了的吗？我家庭的“假离婚”悲剧，折射出的是什么历史？

刘传玉  0870-4124711    

八十二岁中共顺民的灭门之灾

 

吴之伯

一、灭门之灾：11条无辜生命的惨死

我27岁时（1956年4月）担任云南省威信县长，两年零4个月后（1958年8月）从县长岗位上打成右派而失去自由，21年后（1979年春）改正，任昭通师专副校长时已50岁满过，任职十年后离休。作为60年党龄的中共党员和有32年工龄的县处级中层干部，我个人生命中有四分之一岁月纯因无缘无故无罪无错惨遭囚禁迫害和极度屈辱摧残而虚耗，我家庭的全体成员作为最典型的顺民，劳动者，自耕农，就有11人在无罪无错无缘无故中被暴政凌虐屠戮殴打摧残逼迫而死于非命，其实况之惨烈残忍，旷古未闻。今年我已82岁，以健在之身和清醒之神智，自述亲历亲受亲见亲闻，为历史留一笔实录。

毛泽东的爱将谢富治在1952至1959年以省委书记兼昆明军区政委职权主政云南的七年内，他直接组织指挥和全程操办了镇反、土改、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反地方主义、农业合作化、肃反、反右派、大跃进这十大政治运动。因其整人杀人超额完成任务而政绩显赫，遂在大跃进高潮期间荣升中央公安部长。也就在他杀人最疯狂期间，我的家庭作为滇东曲靖专区宣威县西泽乡山区农村的自耕农，只有3亩水田、10亩旱地，一小片烧柴林，全家都艰辛从事农耕而仅能勉强糊口，按土地改革法的明文规定最多只能划为中农，但硬要把我的家庭划为地主。因为谢富治入滇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土改的“重要指示精神”：不准搞“和平土改”，也不准搞“依法土改”，把中央人民政府明令颁发的《土地改革法》文本全部收缴销毁，所有土改工作队要学1927年的毛泽东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省地县委在多层次的干部会上一再传达：有的人认为我们建国了，有了政权了，就准备按法律法令来施政了，这是完全错误的。打土豪分田地这个革命传统不能丢，打就要打到肉体，镇反和土改就要见血，《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政策依据和执行方案，敌人骂我们是痞子运动，我们就按这个咒骂来组织农会和建立阶级队伍，就是要有一些下得了毒手的勇敢分子来打开阶级斗争的局面，再小再穷的村子也要划出地主富农，不杀地主怎么调动得起贫雇农的力量？不造成三代人的仇恨还叫什么大镇反？不流血怎么叫阶级斗争？怎么叫无产阶级专政？缺乏阶级仇恨就是缺乏党性，就是不接受毛泽东思想，就是根本立场问题。——类似这样的“党性教育”语言，在上述十大政治运动中充满了整个精神空间，塞满了全部社会生活领域。

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我这个3亩水田、10亩旱地的自耕农家庭，被强行划为地主，由此造成我家庭成员的惨烈后果是：

祖母浦三妹，土改时71岁了，双手的指头被裹上棉花浸上菜油，“十指点天灯”，在疼痛惨叫中昏死，又被四名痞子抬起四肢，架在火上当众烤死，再把残存的尸骸丢进山水沟。

父亲吴绍昆，省立高等师范数理化专修班毕业，曾在开远、建水、沾益县任过税务局长，又在宣威县左所小学当校长，后到宣威中学师范班教数理化，最后在昆明厂口乡开中药店，1952年被抓入昆明监狱摧残折磨，出狱就惨死，年仅44岁。

母亲浦双英，一个善良的农家妇女，土改中遭受十多次残酷斗争，被殴打至半死，由我十二岁的弟弟吴之玄用马驮回家，死在半路上。

伯父吴绍崟，土改中受不住酷刑吊打折磨，跳崖而死。

四叔吴绍煜，土改中被威逼，从碉楼的四楼上跳楼身亡。

小叔吴绍煌，土改中被殴打逼迫，两度逃至山林避难，活活饿死山中。

我的儿子吴兴亚，是我原在老家由父母包办而娶的妻子浦定芝所生的孩子，因我全家主要成员都已死去，无人抚养，就交由昆明厂口乡我的后母去照管，1958年我被划为右派劳教后，孩子成为政治贱民，在长年累月的政治压力和生活折磨下已经瞧不见任何希望，随即文革开始，全国性的屠杀“黑五类”成风，孩子在花季年龄的19岁，在绝望中自杀。

岳父浦恩高，也就是前妻浦定芝的父亲，自耕农，土改一开始就被关押批斗摧残，打成重伤后，在押解的担架上吞鸦片颗粒自杀。

岳母张二妹，土改中无法忍受酷刑，更无法交出本不存在的浮财，被逼迫上吊自杀。

姑爹叶家林，土改中被斗争、吊打，追逼其交出根本没有的金银烟土，他谎称有，而且藏在房梁上。于是爬上房梁跳至石板地面自杀惨死。奇怪的是他的老妻吴巧莲，也就是我姑妈，竟然以幸存的生命活到105岁（2006年）无疾而终。在我1958年划为右派以后的21年受害期间，60年代曾经以“摘帽右派”身份安排在镇雄县当林业员，仍处于被歧视中，我在该县芒部乡板桥村与一位农村姑娘宋儒芬结婚，生一男孩吴兴文。他3岁时由感冒导致肺炎，这本是很常见、很易治愈的儿科疾病，但在当时极度贫穷、极度歧视压抑之中，宋儒芬因“嫁给右派分子”而被列为群众监督对象，不可能及时送孩子到医院就诊，孩子吴兴文不治而亡。

以上，我的家庭成员8人和近亲属3人，共11人惨死于毛泽东暴政之下。这仅仅是毛泽东时代神州大地深重苦海中的一片树叶。我想，这是一片最典型的样品之叶。

谢富治正因为建树了这些血淋淋的政绩而荣升公安部长。文革刚开始的1967年初他就麇集在江青旗下，颁发“公安六条”，其核心是创造出“恶攻罪”这一新罪名。就是“凡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和中央文革者”，以‘恶攻罪’处死刑”，由此开始了神州大地新一轮大屠杀。

中国现代史（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建国）和当代史（1949年至今）的学界同仁有一个共识，就是把谢富治、柯庆施、李井泉、刘澜涛、吴芝圃五人列为中共省部级军政大吏中血债最多、最受毛泽东器重并委以重任的“五条狼犬”，而奉命豢养和培训狼犬的驯兽师名叫康生。由这么一伙法西斯恶棍来祸害神州，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杰作。

我作为一名中共官吏中的县长，没有丝毫能力对11名骨肉至亲施以半点救助，这是我终生第一大愧疚。这一深深愧疚之情将保留在我的骨灰中。即使在我个人最顺利的当县长的五十年代中期，在省里开会时我向带队的昭通专员原德明请假：“这次散会后要经宣威才能回威信，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我想请三天假回去看看。”想不到原德明这位43师军转干的专员竟然翻脸大声训斥我这个县长：“你还在留恋你那地主阶级家庭吗？不准！”

二、从一名进步学生到一县之长

1937至1945八年抗战，正值我小学五年级到高中毕业这段黄金年华，我在故乡云南省宣威县度过了由少年到青年的单纯日子。因为当时父亲在宣威中学任教，我就随他在县城读书。1947年18岁，我考入云南大学外语系。时值以昆明为中心的大后方学生民主运动高潮时期，西南联大和云大是学运的大本营，1948年我加入党的外围组织民青，49年参加中共。

1949年8月受组织派遣离开云大，进入滇桂黔边纵游击队，赴会泽县者海区开展建政和清匪反霸。1950年云南解放，我任会泽县供销联社主任。1953年春奉调到威信县组建县联社。那时的县供销系统负责组织全县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供应，又负责农副产品的收购和运输，而且还要建立一些本系统内的手工业企业。县联社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实际上是全县人民生产生活的物资供应部门，是一个实体经济网络。县联社进入了有效的经营管理后，专、县两级认为我“有能力”，就于1956年4月经云南省委批准，由我担任威信县长。县长的任务是管全县经济。

就滇东北11县乃至全省而言，从1950年建政到1952年，昭通专区级、县级的党政主要领导都由地下党和边纵同志担任。自1952年谢富治持着“尚方剑”入滇主政起，他全力操办三件事：第一，在组织、人事、政法岗位上用二野四兵团的军转干全面换下地下党边纵干部，简称“南下换地下”或“枪换肩”。为此，当上昭通地委书记的二野43师政委薛韬把该师近百名连级干部越级提升为县级，来完成这种替换。而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对此毫无异议，说这些南下的军转干“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仗比我们打得多，经验丰富，我们应该虚心向他们学习，时时事事尊重他们”。

但是后两件做法就彻底露了恶意，这就是1952年“换肩”之后迅即开始的“反地方主义运动”，把已削去实权的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强行安上“地富路线”、“土匪武装”一类政治罪名，进行专政性质的政治迫害，用残酷手段整死整残整垮数百名好干部，其真实性质是打掉一个并不存在的虚构出来的“云南地方主义”，而建立起一个货真价实的以谢富治宗派为核心，以山东和山西人为主体结构的地方主义（但是随即又在其内部进行争权夺利的拼搏，山东帮排斥山西帮）。

第三件做法就是在1957、1958年借反右运动，对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实施整体围歼。

直到2007年反右运动五十周年，才由内层传出一个令国人义愤、令当代历史蒙羞的事情，就是1949年渡江和占领南京后，坐镇了北京朝廷的毛泽东对大军区级党政军班子下达了一个“新十六字方针”，规定对于地下党和游击队干部要“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说直白点，政权到手了，鸟尽弓藏、卸磨杀驴了。

由此，中国人才终于明白了谢富治所持的尚方剑之诀，也才终于找到了他治滇七年所有凶残不义之举的思想来源和圣旨依据。

1953年我到威信组建供销合作联社就绪后，鉴于联社承担的经济任务份量之重，1954年让我进入县委班子。县委书记杨谦维是43师政治部一名宣传科长，山西长治人，为人骄傲蛮横，主观武断，自称是“党之骄子”，是“薛政委最宠爱最信任的干部”。另一位副书记兼公安局长何启守更有过之，作报告“西瓜”连篇，经常训人、骂人。一次他叫我大量收购洋芋种，我耐心解释说明供销社初建，县社房屋简陋窄狭，资金不足，如勉强大量收购，势必大量霉烂损失。他仍坚持要收。我无奈只有向昭通合作办事处王文炳主任请示，他实事求是地同意我的意见。可在当年学习七届四中全会批判“高饶反党集团”的本县四级干部会议上，我被重点批判，说我“不执行县委批示，闹独立、分裂和摆脱党的领导”等等，同时受到批判的还有团县委书记雷映华同志（女，边纵地下党）。我第一次想到“高饶事件”与我们相隔千万里，跟我们毫无关系，为什么要这样胡扯呢。

1954年，何启守看中了银行秘书马燕这位年轻回族小姑娘，企图强迫娶为己有。马燕不从，何副书记竟持枪强奸。在一次县委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马燕含泪走上主席台揭发何启守的兽行，立即被杨谦维书记阻止。马燕有冤无处诉，当场昏倒于会场。杨谦维全力包庇何启守，在干部中散布“这个小马太不像话，自由恋爱嘛！何同志向你求婚，不同意就算了，何苦纠缠不休呀！”马燕终于被强加“小集团活动”的罪名开除公职，她忧郁成疾，后经多次向上申诉，收回威信县降级使用作医院挂号员，1957年终于找到迫害机会，把马燕划为右派，送大坪劳教。1963年摘帽，刚走出大坪就凭着人格和骨气依法控告何启守的暴行，经多番死拼苦斗，终于胜诉，迫使昭通地委忍痛割爱，撤了何启守的官职。

1955年，继制造“胡风反革命集团”大冤案之后，毛泽东又在全国范围掀起了以“肃反”为名，新一轮打击知识分子的高潮。谢富治、薛韬、杨谦维等进一步整人。杨在威信县委扩大会上提出“江新泽（边纵地下党员、时任县委秘书）就是个反革命”，证据是：一是他偷听敌台（偶尔扭错，好奇听两句），二是县委召集四级干部会，叫江务必要把乡社干部通知到齐，结果仍有边远乡社干部三四人未到，这是“江秘书有意不通知，破坏四干会”。会上有的同志提出“也许他是通知到了，说不定家里有事未来，也未可知。”杨谦维板起面孔训斥：“你们这些人，就是没有擦亮眼睛，只看得见拿枪的敌人，看不见暗藏的敌人，和老虎睡觉还不自觉，你们的立场站在哪边去了？”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因为杨谦维是一言堂。江新泽同志因此而被抓进监狱，很久后平反。

合作化以来杨书记曾在双河区亲自培养了一个苗族社长叫杨洪灿，全县在这里召开过多次合作社样板现场会，一时间杨洪灿成了有名的先进人物，曾到地区和省参加过先进模范会议。此时杨书记听信谗言，说“杨洪灿不是出身贫农而是破落地主”，“暗藏在社里大肆贪污，虐待社员”。杨书记“擦亮”眼睛一观察，觉得他真像一个暗藏在农村的反革命份子，就亲自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戳穿反革命份子杨洪灿的真实面目”，印成数百份小册子发到机关和和全县农村去学习，后将杨洪灿判刑十五年，没收全部家产。以上两件冤案终于在被害人不断申诉后的两三年内，得到复查平反。此类出尔反尔、翻云覆雨的手段，明眼人一看就知是从毛泽东那里直接学来。

三、马家乡饿死人事件是恶势力反人民的铁证

1955年春天，威信县有干部向县委反映，马家乡两个月内饿死70多人。县委派几个医生下去了解，是否有什么“传染病”发生，实际上由于杨谦维过左的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规定每户除交公粮外，每人只留350斤口粮，其余全部作为余粮卖给国家，造成一些乡社收粮过头，缺粮饿死农民的情况是的确存在的。但政治压力很大，群众和干部不敢说，怕挨批评、斗争，怕扣上“反对粮食统购统销”的大帽子。医务人员向县委汇报也是吱吱唔唔，说是“黄肿病”、“黄皮寡瘦，没有精神就死了”，“也许是缺乏维生素A、B、C”。杨书记说“在我们北方大灾荒年，草根树皮都要吃掉多宽，马家乡又不见如此呢？”医生说“我们见到群众上山挖蕨根吃的倒是不少。”何启守副书记连忙说：“蕨根打了澄出来的粉是一种最好的营养品，有这东西吃，还叫缺粮饿饭吗？”讨论结果草草收场。几个星期过去了，马家乡饿死人的消息在机关干部中议论纷纷，县政府秘书共青团员林昌其就直接写信报告了周恩来总理，大意是说：“威信县委官僚主义严重，压制民主，过左执行粮食统购政策，饿死了人还不承认。”总理及时批示，叫云南省委查明情况，真有饿死人应妥善处理，接受教训。省委将总理批示连同林昌其的信件转发至威信县委（当时在县委会上传阅，我亲自看过），此事又拖到1956年，地委派中级法院副院长陈纯伯带工作组到威信复查，县委书记叫我参加组成联合工作组，任副组长。一行十多人，共赴马家乡进行调查，那时我已由宣传部调任县长，经过二十多天对死者家属逐户走访，打消顾虑，一些家属说了真话，最后工作组一致认定25人属于饿死，县委会议上也无可非议如实上报，结了此案。但事情出人预料，此次调查结论竟然出现逆转。

1957年春，中央通报广西某县饿死人，原地委某某两个领导受处分，县委书记被撤职，令全国各地及时检查上报是否有类似事件发生。昭通地委指示再次复查马家乡事件，杨谦维书记吓破了胆，又叫我带原威信工作组再赴马家乡调查，经多天访问分析，工作组认定，仍有17人是缺粮饿死无疑（此时群众顾虑更大）。向县委汇报时杨书记说：“我就不相信马家乡会有人饿死，你们是听富裕农民抵触粮食统购统销的叫喊作调查的，你们的立场站到资本主义那边去了，现在由何启守副书记任组长，吴之伯同志任副组长，明天就去马家乡再次调查。过去调查说这里有25人饿死，我很有怀疑。”

这位何副书记的能力，真比我们高明几倍。刚到马家乡的第二天，他就通知死者家属到乡上开会，首先由他操着北方口音大声向大家作报告，讲粮食统购统销的好处“就是要让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走资本主义”，“为了支持国家工业化，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你们说统购统销政策好不好？”一个个衣裳褴褛、面黄肌瘦的死者家属有气无力的回答“好好好！谁敢说这个政策不好！”何副书记得意的又问“既然好，那么统购统销会不会饿死人呢？”大家互相观望、七零八落的回答“不会！”“不会！”他又说“既然不会，那你们的亲人是不是饿死的？”大家冷冷的回答：“不是，不是，是病死的。”何启守非常满意，叫人拿纸笔来，一个个写上姓名，盖上手印，并要写明是什么病而死的，多数人说的是“黄肿病”少数人说的是“心口疼”、“脚杆疼”等等，结果马家乡的农民一个饿死的也没有，全是病死。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杨、何二书记早有安排，用这种卑劣的手段压制群众、欺骗中央，既逃脱罪责又嫁祸于人。到了1957年整风反右中，过去参加过调查马家乡事件的一些同志如中院副院长陈纯伯及邵克忠等均打成右派（属边纵地下党），写信给周总理的林昌其不但划右，还上升为现行反革命，投入监狱判刑十余年（劳改几年后出狱）。

四、打成右派是专制暴政下的必然

1957年底，省委召开六次全会，安排58年大跃进工作。省委书记谢富治布置“反右补课”。他说的是：要把明年大跃进搞上去，必须把党内县以上隐藏得深的右派分子挖出来，要从边纵、地下党，大中学生，出身不好的人中去找，像挖山药蛋一样一窝一窝挖出来。

1958年3月，县委开始“整改补课”，我从黄水河大堰调回参加。地委派组织部长范玉琦到威信坐阵指挥，我就被划为“右派”了。罪名是：“一、有意将马家乡病死的人说成饿死，又擅自批准供应水田乡彝族寨子粮食4600斤，反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二、他说党委机关与政府机关是平行的，企图闹独立，摆脱和取消党的领导；三、在宣传部工作期间，组织干部学习辩证唯物论，又在机关组织文艺队伍，是为了招兵买马扩大反党势力”。在最初对我的批判斗争中，我还以为有辩解反驳的权利。我声明“马家乡饿死人不是我一个人调查的；所谓‘党委机关与政府机关是平行的’，是杨谦维书记在会上传达的，有记录可查；批准粮食供应彝族寨子也是杨书记同意的。”得到的回答是“杨书记会说出这些话吗？杨书记会同意你批粮食支持资本主义吗？你的右派是本质决定的，是客观存在的，你是阶级敌人，没有你辩驳的权利！”我这才悟出要谁当右派不在乎鸣放不鸣放，当权者早已内定了右派名单，无法逃脱。什么党内民主，实事求是，言者无罪，全是虚伪的面纱。什么党的县委书记、副书记，看上去道貌岸然，他们可以说话不算数，决议可以推翻，不要脸到这种可耻的程度！半月后组织部长杨曙被强加“排斥北方老干部”的罪名而划为右派。实际上几个北方老干部是按上级文件自愿退休，杨谦维书记比谁都清楚，但硬要对杨曙栽赃陷害。宣传部长王文、财贸部长崔汝益、加上杨曙和我，四个县委委员均成右派，几乎占县委班子的一半。其中崔也不属边纵地下党，是土改中提起的农民干部，只是批评过何启守的老婆王菊芳，就成了打击对象。宣传干部张惠仙因为是杨曙的爱人，当然划为右派。县府秘书郑汝才、检察长周家福也都是右派。

1958年5月，谢富治亲自在省委中制造一个大冤案，即“郑敦、王镜如反党集团”，就硬说我们6个人是郑王反党集团“在威信的代理人”，名曰“以杨曙为首，吴之伯为骨干的反党集团”，是“有预谋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党集团”。两尺多高的大帽子写上姓名戴在我们头上，反复游街示众，大小会进行不计其数的批斗。管理我们的那位打手杨大平对我出口漫骂，追问我们“集团”的秘密联系方式，都被我戏弄回击，他恼羞成怒，让我在烈日下罚站，不给我吃饭。但用尽手段并未取得他需要的效果。从58年3月到8月我们都过着这种被批斗凌辱的日子。凡是我工作过的地方都要押解我去“肃清流毒”，每次斗争会结束，跟着就是写不完的检查和苛重劳动：背煤炭，抬石头，修路，出夜工，栽秧，背肥土铺地等等，天天折磨得筋疲力尽。

一天下午，狗腿子杨大平带我到田坝乡去接受斗争。我在这里蹲过点，干部群众对我比较熟悉，杨大平命令我来回三十里到“两河岩”背青核桃。因未吃午饭转来已是黄昏时刻，饥饿难耐，他令我开完斗争会才准吃饭，逼着来的群众约二三十人开斗争会。有一位五十来岁的老婆婆挤到我身后假装批判，暗中向我衣袋里塞进六七个煮熟的鸡蛋，另一只衣袋塞满五个苞谷粑粑。散会后，我边吃边流下热泪。善良的人民并没有把右派视为敌人。这给我极大的安慰，也是对反右的讽刺。饭后社长把我关进卧室上了锁，对我说：“吴同志，管他们喊不喊出夜工，你只管好好睡觉。”天亮了，杨大平到社长家问“吴之伯出夜工背肥土没有？”社长说“人家一夜背到天亮，刚把背箩放下来，我叫他去睡一下。”

一天带我到马家乡去批斗，他喊来约三十名群众，杨大平高声说“今天斗争右派分子吴之伯，他说你们马家乡病死的人是饿死的，他反对社会主义，要走资本主义。”然后他叫事先布置好的两个人发言，群众看清是斗争我，不到半小时就三三两两散完了场。杨大平垂头丧气扫兴收场（后来杨大平这名痞子因反右有功，由一个市场管理员一跃而为县委组织部长）。

与此同时，昭通、鲁甸、盐津揪出了三个“反党集团”，镇雄县长欧阳兴科、会泽县长段建中相继“补课”为右派，都是边纵地下党干部。

五、劳教生涯

好不容易熬到1958年8月底才宣布处理，我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以“极右”身分送到彝良县大坪农场劳教，还扣发我8月份工资。大坪农场山高坡陡，悬崖绝壁，阴雨多雾罩大，与朝天马老林接界。主产洋芋、荞子、苞谷，也有产量极低的十多亩水田和苞谷地，气候极为恶劣。500多名劳教员中以右派为主，又正当三年人祸大量饿死农民时期，农场分等吃饭，强劳动吃一等饭即一市斤半苞谷饭，中等劳力每天吃一斤二两，三等即弱劳力吃一斤。有时用小洋芋砍成小块，洒上一点苞谷面，伙食水平不如猪食。有时三斤洋芋抵一斤饭，由于长期缺油，半碗水煮白菜汤，加上超负荷的体力劳动：农忙栽插点种，农闲时背煤炭或深翻土地，一个个饿得皮泡脸肿。管教们提倡“互相揭发”，经常性的捆绑批斗，死亡屡见不鲜。我在场的三年半零十五天究竟死了多少人，缺乏精确统计。有人数过张家湾的坟堆有44个，还有死在半路和外地的15名共59名。这还是极不完全的统计数。

当然比起有名的甘肃夹边沟来这就不算什么了。但夹边沟是荒寒不出粮食的贫瘠山沟，而滇东北是粮食满仓的地方，照样大量饿死人。这是时代性的人祸灾难。如此的劳役生活我算是大难不死，1962年摘帽后安排我到镇雄县林业站当林业员，在农村安了家，在照样受屈辱中又熬过了十四年。后五年在中学教英语，直到21年后的1979年“改正”复职。威信县人大常委主任汪家友在大会上说：“当年吴之伯同志调查的马家乡饿死人事件，完全是真实的，说饿死25人，太少了，实际两个月饿死80多人。”

改正复职后安排我到昭通师专任副校长，可叹的是我在风雨飘摇中无所作为浪费了21年生命，到师专时已是半百之人。

其实我们这些“右派”，不论党内党外都是一些忧国忧民，忠心耿耿，有良心，有勇气，有智慧，有能力工作的人。全国改正右派的数字证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好人，都属于错划，都是惨遭二十多年政治迫害的无辜者。而且受害期间以苛重的劳动为国家作奉献，我们创造的巨额剩余价值融入了国家建设的成就之中。但是，对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错误反右运动直到今天尚未作出公正的历史评价，反右灾难的罪魁祸首至死不愿作半个字的认错，反右的副帅和主要操办者羞羞答答在历史面前作不出像样的语言解释，但又拒绝平反、拒不补偿。浅层次的原因是领袖面子，本质原因是坚持独裁体制，害怕民主思潮，死不放弃政治特权和已经到手的既得利益。这就是反右这笔巨大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拖延五十多年不敢正面清偿的原因。

但是，拖延越久，清偿的难度和代价就越大，这是党内外和国内外的共识。执政党被反右的罪恶绑死在耻辱柱上而不愿自我解脱，这就是当代中国人所共见的事实。

吴之伯  0870-3153008   二○○九年九月二十日

当右派的欢乐和自豪

 

彭海钧

世间万事万物，有一弊必有一利。用辩证法看待人生，总结人生，我们当右派遭受政治迫害21年，在第十八层炼狱中苦熬岁月，也并非没有欢乐。这里，我要以切身感受，总结出四大欢乐，与大家分享。

第一，得到了人世间最真挚最可贵的友情，甚至是救命的恩情 。五十年前我在镇雄摆柳坪右派集中营期间，苛重的劳动、巨大的精神压力和饥饿缺粮，我身患水肿，面临死亡威胁。我的妻子胡荣蔚在困境中从盐津赶路200里到摆柳坪与我生死相依共度险关；我的难友范家彬过去从不相识，他在我们共同受害的处境中竟然冒着生命危险，挪粮食和羊子宰来搭救我，使我免于死亡。那一段灾难岁月，我们身边的国家粮仓堆满粮食但不准用来给老百姓救命，更不准救助“黑五类”阶级敌人。我们自己种的包谷洋芋不准用于度饥荒，为了度命而冒险“偷”自己汗水浇出的粮食，就有被打死斗死的危险，这就是当时的荒唐事实和残酷环境。而难友范家彬就在那个绝境之中以非凡的大智大勇“偷”粮食，“偷”自家劳动的产品来搭救过几十条人命，而得到过搭救的许多人还长期不知道这些度命的食物从何而来。我本人知道但很久不敢说出真相，说出来就要闯祸。直到我离开集中营回到盐津家中后，这位“偷”粮救命的范家彬医生还从昭通几次送药物到盐津给我。——这些深情厚谊，这些人世间最可贵最高尚的正义感和仁爱精神，五十多年来滋养着我的心灵，使我感受到祖国传统道德并没有完全断代绝种。法西斯独裁体制施展全力来毁灭道德、毁灭良心，但是中华民族仍然有这股韧劲、这种能耐在艰险中对抗法西斯，使仁爱精神不致灭绝。这是我们精神深处最大的欢乐。李曰垓老师有一句诗：“右字连心天下亲”。我认为他的深刻诗意就是指的这种情谊和精神。

第二，在命运的巨大挫折中顽强拼搏，在险恶环境逼使你出卖人格时偏偏不出卖，逼使你堕落时偏不堕落，逼使你绝望时偏不绝望，反而逼出志气，逼出信心，发奋学习，提升素质，在逆境中成才，以卓绝的学识和成就为祖国作贡献，为人类文明作贡献，为右派争气争光。这是中国右派的欢乐和自豪。全省全国的难友中涌现出无数这样的杰出人物，杰出事例，不胜枚举。而朱镕基总理就是为右派争气的杰出代表。

第三，中国右派的共同命运创造出一种特有的心态，可贵的心态，那就是在不幸之中拿出毅力抛开一切杂念，闯一条生活之路，用理性战胜悲观和浮躁，用乐观精神战胜绝境，逼出生存能力。例如难友中的很有知名度的朱励大姐，1957年受害时只是二十出头的姑娘，她以姑娘身份不但学会缝纫，而且学会阉鸡，学会木匠工艺，在这些生活技能的刻苦钻研中增长志气，炼就一身本领，同时形成一种男子汉风格与气度，传为佳话。这就是右派的品格。品格和本领来源于心态。这是最健康最良好的心态，是心理学研究的最佳材料。

第四，我们自己从当右派受迫害的亲身经历中，找到了与祖国历史上“逆境成才”的衔接，也找到了与世界各民族共同珍视的“变不可能为可能”精神的衔接。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幼年丧父，靠母亲帮人洗衣服抚养成长，在极度穷苦中攻读而成才，官至参加政事（副宰相），文学成就辉煌，光照历史。爱迪生少年时代在火车上做雇工，被人一耳光打聋左耳，他就发奋立志，潜心钻研科技，发明了电灯、电话、电报、留声机，设计成功三线系统照明和供电，建成当时世界最大的发电厂，以84岁的一生给人类留下100多种重要发明，赢得造福人类的美誉。1931年他逝世时，美国下半旗，全球致哀。我认为，在中国右派的若干动人事例中我们找到了与这些逆境成才者相通的精神。

凡此种种，难道不是当右派的欢乐和自豪！

写到这里，我也就想到另一种情况：在受害期间出卖良心和人格的人，为虎作伥的人，以及受害之后就“十年怕井绳”，只图自家私利，甚至热衷发财当官，变为势利小人，见利忘义的人。我只想赠他一句话：你不够格当右派！

彭海钧  15987058699   

走出十恶阴影是中国解套的必由之路

 

张民权

“解套”，语出19世纪俄罗斯作家契诃夫的经典名篇《套中人》。作品深刻揭示了：腐恶的政治环境、势利的官场潜规则、空虚低俗的精神生活状态编织成一个笼罩社会整体的“套”。它既是精神枷锁，又是运作模式，还具有维系权势阶层既得利益的刚性框架的性质。这个“套”为了自身平衡的需要，它必须培养阿附权势的寄生虫类型的知识警犬，这就是小说的主人公，一个辖制了一所中学15年之久的别里柯夫。此人把执行文化专制主义，灌输奴化思想毒汁作为自觉职能和精神规范，他自己不逾越，也不许别人逾越这个“套子”。压制自由思想和窒息社会精神贯穿别里柯夫的终生。出于利益需要和心理惯性，他恐惧新事物，仇视社会进步，永远以正统自诩，以蔑视他人而自矜高贵，以扼杀觉醒者而巩固其寄生地位，以自觉适应“套中”生活为荣。契诃夫此一作品警世意义之深，使“解套”成为远远超过俄罗斯疆域，也超出19世纪历史时段的全球性呼声。就中国而言，“解套”一词以其通俗生动而被广泛使用于政治生活领域和文化精神范畴，指的是从作茧自缚中破壁而出，摆脱那个窒息灵魂扼杀良知的“套”，求清醒，求生路，求生机，使民众获救，使官方搭梯子下坎，使决策层破因循守旧和庸碌无为之壳，激发胆识与魄力，作出历史建树，使国家民族得以进步和振兴。

本文写作的这番赤忱，与1886年二十岁的孙中山不揣冒昧而写《上李鸿章书》一样，只问耕耘，不计收割。李鸿章读来和老百姓读来，各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试看今日之域中，解套，真正有效的解套，难道不是人心之共盼？

从1976年抓四人帮算起，那个“政治半转折”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在这段三分之一世纪的历程中，牢牢套住中国社会的那个套子究竟是什么？是一个远低于普通常识线，远低于时代理性及格水平，可笑而又可悲，荒唐而又实在的逻辑矛盾：既想砸烂桎梏以求社会进步，又硬要把制造这套桎梏的罪魁继续供奉，不断磕头；既要摆脱国民经济崩溃之困境而在生产关系层面加速新民主主义大补课，又不准财富的创造者即智力和体力劳动者咬破意识形态的茧壳以求精神自新；既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一“检验”就已尝到了它的巨大甜头，而又不准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和清理那个僵尸思想及其毕生作为，也不准检验官版史书的真伪，把党史国史继续罩在钦定意图的迷雾里；既要肯定并巩固改革成果，甚至说要深化改革，又要羞辱和迫害改革开放的两位主将，抹煞其劳绩甚至禁忌其姓名；既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建成学习型政党，又要抱住一株朽木深情怀念，乃至将其祸国殃民的全套货色贴上“科学”标签；既自称代表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又要竭力误导民众思维回归愚民政策的闷葫芦，维持思想和理论研究的禁区雷区；既要宣称宪法原则是施政依据，又要冰冻民主宪政建设，拘禁宪政论题一篇建设性意见书的执笔者；既要宣称提高民族素质增强综合国力，又要对青年一代灌输政治冷漠感，传授贪腐必然论，培养实惠追求癖，诱导势利成功法，造成私欲盛炽，义士寒心，世风日下，国格沉沦，以为奴性化的民众才易于驾驭，利于维稳。总之，既要讲漂亮话，又要用不漂亮行为自戳谎言，自曝丑陋。——这些实实在在、有目共睹的矛盾，就是当代中国笼住全社会之“套”。它不仅是逻辑矛盾之套，更是政治生态之套，把国家民族套了三十三年而不得其解。

此套不解，中华民族前途无望，现在就已经国无宁日。

清醒地提出问题，也就解答了问题的一半。今日中国的解套之路只有一条：走出十恶阴影。这是中国民主革命补课的第一步。

不揭露不批判这十恶，就无法重启正气和重塑民族精神。只有走出十恶阴影，才刹得住历史倒车，追回已被历史倒车误掉了的半个多世纪，救我中华。若不下决心迈过这道历史大沟坎，那么历史倒车将把我中华拉进黑金政治，而且黑的程度会超过拉美、印度尼西亚，因为人家那里还多少有点制约机制。

如何清理这十恶？请国人首先正视下列事实。

一、毛泽东欠下中国民众六千万条血债，五十年来吞吞吐吐不敢说清楚，现在愿不愿说清？敢不敢正视？血债的构成主要是三大笔：1、1959至1962四年内，大跃进背景下的人祸大饥荒饿死3755.8万人，其中主要是农民，也就是以不惜牺牲的农民战争为毛泽东夺来宝座的人。饿死的分省数字，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千秋功罪》一书第

二、毛泽东是中共历史上最大、最猖獗的反党分子，清理总结过没有？几十年来毛泽东整人一贯强加的罪名是“反党分子”，但是他比任何人更彻底地反党。1966年他亲笔写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是向全党挑战。从那时起就用私权废掉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委员会，私自用江青的中央文革取代书记处。毛泽东、康生与王张江姚结成六人帮取代党中央，由此酿成十年浩劫。而在此之前他难道没有反党的先例？1956年八大闭幕未满一个月，决议墨迹未干，毛泽东一句话“阶级斗争为纲”就推翻八大决议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定性，推翻八大对个人崇拜的警示，把整个党变成他的驯服工具，变成唯毛是从、连续制造人祸的工具。这个反党恶行一直没有说清楚，这才造成了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陶铸的惨死和两千万人在文革中被屠杀。几十年来，被毛泽东诬指为“反党分子”的数百万受害者背黑祸，而最大的反党分子毛泽东则逍遥于党规党法之外，如此颠倒善恶而不说清楚，那么先锋队自身的稳定、自身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既然毛泽东已经用实实在在的强力来疯狂反党，那么毛泽东亲信集团就已经自外于中共，成为一个与中共敌对的邪教组织。把这个邪教头子继续尊为祖师爷，岂不是有点滑稽？

三、毛泽东是“辉煌六十年”历史时段中最大的反社会主义分子。“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尽管阐释不一，但是从1992年《南巡讲话》起，中国官方与民间的认识就统一到邓小平的权威定义“三个有利”上，小平清楚地说“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现在用邓小平的定义来检验28年中毛泽东的所作所为，那么他的一化三改造、合作化、反右运动、大跃进、人祸饥荒、文化大革命，这一连串运动对中国生产力的破坏，对综合国力的杀伤，对人民生活水平的灾难性捣毁程度，难道不是前无古人？毛主政的28年中，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仍然造成了非正常死亡6000多万人，经济损失14200亿元，单是大跃进和文革这两次大折腾的损失，就超过前三十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两倍多。用这样的破坏、杀伤、捣毁来反社会主义，全中国难道还有第二个人赶得上毛泽东？现在竟然有人不顾这个基本史实，编造弥天谎言说毛泽东制造灾难是为了探索什么通向崇高理想的道路，发明这种“探索论”的御用文人竟然接着编造毛泽东也有什么“科学发展观”理念，那么我们要问：这31年改革我们改的究竟是谁的反科学决策及其劣迹与恶果？既然毛泽东也有一套科学发展观，那么只须照他的轨迹继续开历史倒车就是了，又何必搞什么改革开放？如此自甘放弃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自甘放弃话语权，自甘推倒31年改革成果，岂不意味着为了维持这尊僵尸神位而甘愿赶快认输，赶快悔罪，回到毛派方案上去？在这个基本逻辑问题上都犯了如此低劣的错误，难道还不足以说明批毛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四、毛泽东全盘继承蒋介石“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法西斯政治遗产，并且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将这笔遗产的反人民性质推到极致，使蒋介石望尘莫及。《人民日报》前总编辑、九十高龄的胡绩伟先生点破此一要害，使我们得以从深层次上认清这个众目睽睽的事实，认清毛泽东的人生理念和行为性质。

五、不把人当做人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核，反右运动是这个内核中分泌出来的毒液，终身不改。从最高决策层成员到十几亿民众都只能“夹起尾巴生存”，也就是丢掉人格苟活，当然不成其为人，“万物皆为刍狗”。“人民”这个概念究竟指谁？敢于用史实来印证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虚伪理论吗？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已经不是人民，试问全国还有谁是站起来了，当家作主的人民？因此，本文只讲“民众”，不敢也不忍心用“人民”一词。自觉夹起尾巴者大受毛泽东赞赏利用，于是痞子恶棍流氓打手组成了毛泽东历次政治运动最得力的基干力量，由这样一套对毛驯服、对民众凶残的基干在1957、1958年制造反右这场空前规模的文字狱，其第一效应就是确立了“优汰劣胜”用人原则的牢不可破。任何具有民主意识，或者被认为有可能产生和接受民主意识的人，就成为反右运动这部大型绞肉机里的牺牲品。按思想划阶级、以言论治罪，当然不敢诉诸法律，于是完全撇开司法来残害公民，来完成长达21年的迫害与株连，这是毛泽东向中华民族身上杀得最深的一刀。1957、1958，成为中国历史最黑暗的时刻。从那时起，中国人失去了人格与尊严，失去了讲真话的权利，失去了保持自己良性素质的权利，举国上下被迫跟着党报说谎。中国社会丧失了诚信，丧失了人际关系最起码的信任，告密成为求生手段，卖友求荣成为晋升之阶，善恶颠倒，是非倒置，人与人关系变成狼与狼关系，一切服从于巩固独夫专政和加深精神奴役，数千年的民族道德积累毁灭殆尽，从而形成28年僵尸统治模式对中华历史的最大亵渎。

这套模式不清理总结和取缔，那么中华民族以什么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六、谎言治国，公开编造党史国史军史，以遮盖劣迹，掩盖血腥，愚化民众，自欺欺人。毛泽东文化专制主义创建的此一可耻传统，集中凝结在“舆论一律”四个字上。出典是1955年春夏在制造胡风冤案时，毛泽东以人民日报按语名义而写下的圣旨：“必须舆论一律”。从那时起不但成为绞杀真实信息，统一说谎口径的圭臬，而且直接用按语代替判决书，来实施胡风冤案株连2100多人的残害。12年后的1967年，正值文革高峰，毛泽东得意忘形之时，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团长谢胡讲了同样的话：“在我们这里必须舆论一律。我宁肯拿出两个省给别人去管，也绝不允许在自己辖区内出现什么言论自由。”换一种说法就是：只要让谎言穿上权力的袍服，独夫专政就可以永固。史实证明，谎言之所以能够“治国”，就因为权力支撑着谎言。

对这种治国模式不清理总结，意识形态的法西斯专政只会有增无已。

七、先框定罪名，强加罪帽，再歪曲事实和捏造材料来坐实罪状，达到迫害目的。这就是毛泽东毕生经验中的得意之作。从三十年代残杀“AB团”，四十年代“抢救运动”，五十年代虚构“章罗联盟”和“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六十年代编造“资产阶级司令部”，直到1968年以“叛徒内奸工贼”罪名整死刘少奇。这些压得党史国史喘不过气来的罪名，哪一桩不是出自毛泽东亲自虚构？又有哪一桩没有用歪曲捏造来填充？相比之下，秦桧害岳飞的那个“莫须有”三字，在毛泽东面前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此种卑劣行迹不清理总结，中国的冤假错案能避免吗？

八、政治上永远处于进攻态势，以先发制人的豪强手段掩盖自身的不称职。这是毛泽东把军事对敌的致胜之道移用为暴政祸国、暴政殃民的经验归纳。要害在于永远以仇视眼光对待一切人，永远与人民为敌。“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少年毛泽东诗中那尊“虎踞”形态的恶蟾蜍是把一切生物视为吞噬对象的。用敌视人民的态度“治国”，怎么可能不搞大跃进？怎么可能对民众疾苦萌生半点怜恤？在治国上既不称职，又在1957年11月挟反右得胜的杀气在莫斯科党首会上公然放言，准备以牺牲中国人口的一半来完成“世界革命”，以充当国际共运领袖。对于毛泽东的此一毕生轨迹，中国老百姓该不该问这么一句：谁给你如此疯狂杀人的权力？

九、永远把知识分子视为仇敌和羞辱对象，而且背信弃义恩将仇报，这是毛泽东毕生的精神死结。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无一例外都是要在上次杀戮的伤口上再加一刀。这里且不说梁漱溟、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马寅初、储安平、葛佩琦、老舍、吴祖光、翦伯赞等人的悲惨下场。这里单以党内最杰出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残害下的命运而言，从长征起步到延安小朝廷奠基，张闻天这位知识分子算是对毛泽东竭尽支持、扶掖、提携、忍让，做到仁至义尽了吧？但张闻天的大仁大义落得了羞辱至死的悲惨下场！从一整部党史每寸印迹所证明的事实看，周恩来这位知识分子算是对毛泽东肝脑涂地了吧？但从1958年南宁会议的公开羞辱，到授意恶犬柯庆施公开叫板和准备取代总理职务，这一系列恶行哪一点找得出毛泽东对周的鞠躬尽瘁怀有半点感激？最后又以限制医疗而促成周恩来先死。这位千古国士在临终前那两个月的深沉愧悔表达出不该助纣为虐的至诚之心，字字血泪，撼人心旌。这一切说明了纵然是诸葛武侯再世，如果遇到的不是宽仁厚德的刘备，而是一个不仁不义的暴君，那么最理智的办法应该怎么办？今日回首，毛与周皆成历史了，但“以史为鉴”，我们该学到什么？“十里长街送总理”的举国悲痛，那种深沉感情一半是悼周，一半是恨毛，这是

十、由党天下过渡到毛天下，是毛泽东的最后追求。对此无须多讲，只须看他临死前公然指定江青、毛远新这两代承续党主席，连张玉凤都竟然名列政治局常委（辛子陵：《打开文化大革命黑匣子的密码》），从毛泽东这样的政治遗产中难道能够找出半点不肮脏的东西？难道这也是伟大领袖出于什么崇高目的而去探索什么道路？集权专制的本质是权力的私有化，毛泽东集团中为瓜分这种私有化的份额而殊死搏杀，这就是毛林康和江青团伙最终作鸟兽散的原因；而稍微抵制过这个权力私有化过程的刘周结局惨淡，说明由党天下过渡到家天下才是毛泽东毕生功业的主线条，为达到家天下的目的，任何战友任何功臣都在必须消灭之列。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明确宣布江青、毛远新为反革命分子，而毛泽东恰恰是在江青、毛远新作案犯罪最疯狂的1976年颁密旨要这两个人先后接班为党主席，那么，请问下这个旨的暴君自己难道不是反革命罪魁？这个反党的毛泽东集团，难道还不是邪教组织？

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在《千秋功罪》最后一章《毛死江囚》中，语重心长地写下这段话：“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胜负在于理。人民既已觉醒，

本文作者，只能在罄竹难书的毛泽东罪孽中择要归纳出上列十条。不走出十恶阴影，当代中国能够解套吗？现在应该请毛泽东残渣余孽中的最死硬分子站出来公开讲，这十恶之中，哪一条是不实之词？哪一项属于虚构？你们能够驳倒本文的哪一条立论？毛泽东的独夫专政使中国历史开倒车难道不是确凿事实？你们还准备抬着这具反人类的政治僵尸招摇到哪天？

我们大家，少年时代懂得的一个简单常识是：人类文明史证明，一切好的制度和好的执政者的基本要素在于，能够给生灵以关爱，给社会以正义，给人以善良，给大自然以生机。这个小学生常识，为什么身居庙堂的伟人老是搞不懂？老是反其道而行？“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为什么许多起初是顺时而谋者在利益到手之后顷刻变成了逆理而动者？为什么他们一直要等到时代报应带来灭顶之灾后，才把总结教训和清算恶行的事交给后一代人？

                      张民权  15894203442，2009年11月24日

参悟阴影八十年

 

—— 铁朝清自述

一、何谓阴影？怎样参悟？

社会生活中，人生履历上，人类心理范围内，“阴影”指的是带有邪恶性质的客观强力给健康力量发展进程所造成的毁损、压抑、伤害等负面效应，多出现于政治生活领域。阴影遮蔽光明，弥漫黑暗，放纵恶行，践踏良知和正义，制造罪孽，然后又掩盖真相，愚化民众。其规模大、时间长而且程度深者叫做时代阴影。时代阴影激起的是人类悲愤，但是悲愤属于感情范畴，尚不能追根溯源消除阴影；只有参悟，群体而且深刻的参悟才有助于根绝罪孽。“参”是深刻融入，“悟”是透彻洞察，“参悟”就是出于理性，去勘破根由。

既然是对客观现实进行理性思维与探究，就应该有参照系。

我们伊斯兰的最高经典《古兰经》第30章第8节要求：“信徒必须自觉开启智慧之门，观察思考诸天与大地。天地间一切领域都包含着真理也隐藏着邪恶，信徒有责任区分它们。”

第10章第101节要求人们“参悟你们生命长河中的每一寸流程，不参悟、不思考，则枉来到人间。”

第34章第46节警醒人们：“站起来，然后思维！”

《古兰经》要求信徒如实认识世界，深刻参悟现实，做独立思考者，而不是像奴隶一样盲目与其主子保持一致。

伊斯兰全部教义的归结点是揭示出人类社会是“关联互动”的，人际关系的最高境界是“欣愉共进”。关联互动，欣愉共进，是人生要旨和生命价值。在我看来，伊斯兰的这个核心理念，与中华文化核心的儒家学说，以及遍及亚洲的佛学、遍及欧美的基督教旨，在对人性本源的探索和对人生要义的倡导上是完全一致的。三教同源。儒学认为人类良知本身就具备了善恶的识别能力，具备了人皆有之的恻隐（同情）之心和耻辱之念。这个理念不仅在宗教，而且在一切生灵的本质中，在一切生命存活的空间里，都广泛具有。宗教的“善念”也就是儒学基石的“仁爱”，就引导理性开启智力，提高素质，升华道德，融洽人际关系，赋予生命以真正的价值。

与此相反的就是邪教，它鼓吹残忍，提倡并实施虐杀，禁锢民智，摧毁道德。时代阴影，也就是邪教炽盛时期的必然产物。

以上一正一反的两种理念，就是一切善良人参悟人生和认识社会的回避不开的参照系。

我已满过八十，正向九十岁靠近，体格尚健，神智清醒，理性敦促我站在近一世纪的生命高程写出心声，因此定名为《参悟阴影八十年》。

二、清苦而充实的童年岁月

公元1928年，即民国十七年，农历戊辰（龙）年9月12日，我出生在滇东北昭通市鲁甸县桃源乡铁家湾村。

鲁甸是滇东北主要的回族聚居区域，人烟相对稀疏。全县是立体地形，高山与河谷的海拔悬殊达2800多米。桃源乡与县城毗邻，是平坝中的丘陵地带，红壤肥沃，松林茂密，环境幽美，传统的人畜农耕生产方式从远古保持到今天。铁家湾村全部是回族，我小时候全村只有40来户人家，一个规模较小的清真寺，除了做礼拜，就是办学。两公里外的拖姑清真寺不但是全县最大的清真寺，还是昭通、鲁甸、会泽、巧家四个县伊斯兰宗教活动的中心寺院，有250年以上的历史文化积淀，现已作为鲁甸全县开发旅游资源的中心点。

我的祖父铁安玉和父亲铁廷良是两代阿訇，又是两代独子。我这一辈七兄妹，三男四女，我是最小的老七，深得祖父和祖母疼爱。在铁姓家族中，我家是望族，祖父和父亲又要履行阿訇职责管理一些公共事务。但是家中只有8亩旱地耕种包谷洋芋。那时候包谷亩产250至300市斤，洋芋亩产1000市斤。父亲又典当进来3亩水田种植水稻，亩产300至400市斤。自家的口粮是足够了，但无其它副业，经济条件并不宽裕，物质生活是清苦的。我在家中虽受疼爱，但从未享受任何高消费，受的教育也是绝不攀比富贵。我家是在清贫中度日，但节衣缩食也要省下钱米来怜贫济困、体恤孤苦。全村除了比我家富裕的一户外，家家都得到过我们的赒济。我6岁发蒙读书时最早学念学写的第一句格言就是“助人为快乐之本”。祖父说，伊斯兰每年一度的“斋月”，整个白天不吃不喝，除了锻炼人的体格耐力外，更在于教育人们体会饥饿者的苦楚，激发悲悯之心、同情之念，融洽人际关系。

六岁读书，就在铁家湾清真寺里，既学语文算术，又学简单的阿文。6至9岁的三年间，祖父和父亲出于疼爱，也带着我出门，在1940年嵩昭公路未修通之前，从昭通上省城昆明有10个驮马站口，人走或马匹行程要10天。昭通往南的第一站70里就是我们桃源，第二站是牛栏江边的江底。因此，桃源也就居于“要路口”的交通位置。这是两千多年前“秦开五尺道”和“南方丝绸之路”的古道驿站，此路沿用至两千年后的抗日胜利，是四川乃至中原几个省区通往昆明和东南亚的必经孔道。桃源有这个交通孔道的条件，它吞吐着南来北往的人流、马队、货物、信息，也就不闭塞了。9岁以前我就随大人往北到过昭通，往南到过江底，都是70里行程。繁华的昭通城开拓我童年视野，江底铁索桥以两百多年岁月而安然跨越在急流飞湍的牛栏江上，引起我童稚心灵的无限遐想。这些百里见闻激活我的思维，令我憧憬外面的精彩世界。

三、阴影边缘的一颗童心

满过9岁，1937年，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震撼到云南，警醒全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开始懂事了。1938年，10岁，我转到桃源乡中心完小读书，完成我四至六年级的学业。桃源距铁家湾3公里，既锻炼脚力又磨炼意志，我感到自己是长大了。那时每个学期的期末，学校都要把考试成绩在校门外发榜，公布等级和名次。每次出榜，祖父和父亲都要来看。四至六年级那6个学期，他们都亲眼瞧见我名列在第一或至少第二名，那么当天也就成了我全家过节的一天。那时候作业不多，但是桃源小学的老师们都很有水平，也很有责任心，教书育人极其认真，激发起同学们拼命求知的兴趣。我和许多同学除了上学时间刻苦学习外，风和日丽的课余时间最喜欢的事是带上课外书籍到村后的松树林中去朗读、背诵诗篇，追逐游玩。那是农家子弟最开心最惬意的黄金年华。

也就在那个1938年我刚进五年级，桃源小学来了一位吴树云老师，昭通洒渔乡的人，虽只是二十岁出头，就确有真才实学，更可贵的是民主进步思想。他从教我们唱抗日救亡歌曲入手，又带来昆明、重庆版的进步报纸刊物读给师生们听，真让我们大开眼界认识祖国认识时代。尽我的记忆，吴树云

“九一八”，日军占领东三省。六年后，“七七”事变，日军全面侵华。一个月后，“八一三”，日军进犯华东，淞沪杭开战。南京“国防会议”召开，龙云主席代表云南全省表态，滇省将竭尽一切人力物力，贡献抗战。一个月内，滇省组建的三个军27万人开赴前线。1938年4月，血战台儿庄，滇军为国捐躯者一万四千多人，负伤五千余人，伤亡合计二万人。连续二十三个昼夜，滇军付出了比任何友军惨烈数倍的牺牲，终于保证了战役胜利。单是昭通一个县就牺牲九百八十名军人在台儿庄战场。与此同时，云南省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在十个月内修通了滇缅公路，保证了整个亚洲战区抗日物资的运输供给。——小吴老师讲到我们云南省当时为抗日作贡献，而且全省又在同一时期大修公路和水利的时候，把全校同学激动得欢呼雀跃很长时间。

但是，吴树云老师说起东北三省，说起已经连续被占领的华北华东若干地方，全国已有一半的同胞成为亡国奴，三分之一的土地成为沦陷区。讲到这里，他和所有

我独自凝望着中国地图，按小吴老师说的地名，逐省逐市记下沦陷区的名称。透过泪眼，我仿佛看见黑沉沉的乌云压住了国土。这是身处阴影之外的一颗纯洁童心，在感受阴影笼罩下的同胞苦难。这些事，在我头脑中刻下的记忆太深。

吴树云

四、时代大潮前的一名小兵

在“一切为了前线”的抗战艰巨阶段，1942年，我的祖父祖母病逝。他们没有看到日本投降，他们死在民族危难最深重的时候。祖父祖母最疼爱我，我无比悲伤。

1945年抗战胜利，我17岁了。我家七兄妹，三男四女，按照“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征兵办法，当时的县政府是要抓兵的。既然日本投降了，还要抓兵打谁呢？为了逃避抓兵，父亲把我送到鲁甸县城，交给族间兄长铁世熙以求一职。

铁世熙当时在县水利局负责，而县水利局又要管距县城45公里外的乐马厂铅锌矿。这是云南省人企公司下属的一个矿山。人企公司的董事长就是省主席龙云的下级、财政厅长陆崇仁。铁世熙安排我在该矿做警卫，我是他的族弟，他就把几支枪和一些子弹交给我管。这个企业除了铁世熙负总责外，还有一位主办会计李首初具体经管。我在该矿五年，与铁世熙和李首初在生活上很贴近。他们之间称兄道弟。李首初是大关县籍，但长期在昭通和鲁甸做事。我看得出来李首初此人有知识有能力，但性格内向，言语谨慎，深沉不露，很有城府，平日只顾他的会计账本。他对我特别好，说我小小年纪就懂事，忠诚厚道，待人有礼，又勤奋好学。但是，重要的情况和信息他从不对我讲，此人显然与我心中最尊敬的吴树云

那段日子我凭着自己二十岁左右的理解力琢磨过：为什么在鲁甸乐马厂的李首初仅仅对我态度亲切，而所有语言他从不触及形势和政治？为什么直到1949年国内形势风起云涌之时，才由级别地位比他低得多的人来动员我参加革命？结论主要是一条：他这样的人老谋深算，安全第一。但是说来也充满讽刺意味：担任昭通专员两年就被调省，降两级做省税局副局长，靠边站。1958年被划为右派送省财政厅农场改造而失去自由，他哪里有安全？此后长期精神压抑，2000年中病逝。李剑秋的“不安全”，以及跟他同命运的14万云南地下党和边纵干部的悲剧，究竟是因为他们像吴树云老师一样具有民主精神、人性观念和人权理念？还是因为他们不属于建政后得势的那个山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40年代后期，由于县水利局与乐马厂是一家，铁世熙又做了县水利局长，我是警卫，就保管着几支枪和一些子弹。随着国共内战的扩大，渡江之后的解放军要向华南和西南进军。为减少伤亡，扫清障碍，中共地下党就奉命走出来开辟游击区，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布点，以牵制国军及地方保安部队，配合解放军向全国进军。1949年4月21日渡江，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

1949年8月，有两个人代表组织找我谈话。一个是负责桃源乡回族群众的发动工作，组建党的外围组织“农民翻身会”的戚顺堂，他是农翻会的总负责人；第二个是负责党的另一外围组织“民青”的发展工作，发动乡政权和学校进步力量参加民青的马应俊。戚、马二人向我亮明身份，动员我参加革命。马应俊说：“农翻会和民青是一体的，我们认为你是回族青年中最有觉悟、又有文化、还有影响力的进步青年，刚满过二十岁，就很成熟了。你如果乐意，就在农翻会这条线上工作。只是要特别保密！”我立即表示十分乐意参加。戚顺堂说：“已经研究过了，组织上要求你利用在县水利局当警卫的条件，做两件具体的事，一是摸清县上军政人物的动向，观察驻扎县城的胡宗南部一个连的动态，随时汇报；二是要你做好县水利局长铁世熙的策反工作，动员他把两支枪和五十发子弹交出来，支持我们游击队。”

想不到刚一表态参加革命就有重担子挑。我当时只感到兴奋，感到这个“组织”对我的信任，我毫不犹豫保证完成。随后我尽心尽力去做，也果然完成得不错，对敌情的几次汇报都得到戚、马的肯定和好评，动员铁世熙交出的两支枪和子弹，我亲手交给戚、马。戚顺堂笑着说：“这是你为革命做贡献的物证！”我只是笑笑，并不多言。

这里附带交待一个情况：我所做的策反工作绝不仅仅是请水利局长铁世熙交出那点枪支子弹，更有意义的是凭我所理解的形势和政策，晓之以大义，动员他站到革命方面来。铁世熙是寻甸人，是陆崇仁厅长所信任的实干家，矿业冶炼的真正内行，算是个人才。他很惊奇我“说得出一大套政治形势”，他自己又感慨于蒋介石逼迫龙云交出云南，由蒋的嫡系来镇压民主运动。他本人就是抗日民主运动中走出来的进步知识分子，因此交出枪弹支持边纵之后，1950年以专业干部身份调会泽铅锌矿工作，发挥所长，把该矿的冶炼搞得大显成效。不幸在反右运动中被划为历史反革命而遭迫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正、退休，病逝后归葬寻甸县原籍。

总之，1949年8月我完成上述任务后，我自信，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一名普通的小战士。

那一阶段，地下昭通地委群工部长李长猛、昭通特支书记孙志能、副书记吕茂林每到鲁甸县活动，我都奉上级指示带着人保护他们。2005年昭通市回族学会编印的《云南昭通回族资料集》第三辑中，李长金、马应纯、马应俊、金声云四位同志写的《鲁甸县解放始末》一文里，第160页上说，1949年夏秋由于暂时的强敌压境，“公开暴露身份又是积极活动的骨干分子，及时转移了一部份。桃源镇的干部随部队转移的有铁朝清、李仕堂、李长志、孔祥义、马老甫5人。”这篇史料中我的身份又变成“积极活动的骨干”和“干部”了。

至此，我参加革命的时间、地点、情节、人证、物证、具体任务和完成情况，都已经完全清楚确切，不容置疑。1949年8月由戚顺堂和马应俊发展为农翻会员，这就是历史。但那是“建政”的新旧交替时刻。建政之前正要用人的时候和建政完成，政权到手之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啊。不到两年，也就是昭通解放一年后的1951年4月，昭通发生一件震动全省的事件，这就是二野四兵团15军129团的政委李锋刚在威宁剿匪中被人杀死。至今五十八年了，此案一直没有告破。五十八年来说不清为什么被杀，谁是凶手，也没有任何线索或下落。李锋刚死后不久,谢富治调任云南省委书记,不等破案就马上利用此案荒唐定性，不但无事实证据就下结论是“敌特谋杀”，而且把整个云南地下党和滇桂黔边纵14万革命者定性为“地富路线”、“地霸武装”、“土匪”、“流氓组织”。不但民青、农翻会等外围组织的革命性和合法性被否定，而且地下党组织本身都被否定。鲁甸县第一任县委书记陈仕林（六支队52团政委）被开除党籍，马应俊被打成“反革命”，戚顺堂被捕判劳改，民青和农翻会被诬蔑为“假借边纵名义的游民组织”。明眼人一看便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这一天到来了。在此后镇反、土改、三反、五反、反胡风、肃反、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文革这一连串灾难接踵而至的岁月里，当年的地下党边纵革命历史不算任何功劳，反而成为污点，成为罪恶。总之，1951至1978这27年，像我这种革命经历就必须写成这样的昧良心的话：“参加过戚顺堂马应俊等假借边纵名义的游民组织”。如果再深入到谢富治及其主子的内心，则千方百计把中国当代史写成：“凡是民主革命为自由民主中国而奋斗者，都是阶级敌人。”这才是他们的真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直到1984年，戚顺堂迟迟才得到平反。但那是几句空话，他等不到真正的落实政策就死了，被抢劫霸占的房子至今不赔还，家属子女直到孙辈至今还在无家可归的困境中挣扎。马应俊得到平反，而且给了离休待遇，但是对于同等革命履历的我铁朝清本人，偏偏不给，而让我继续保持六十年代受压受害期间的地建司工人待遇，毫无理由地剥夺我离休资格和干部身份，虽经多次申诉而坚持捂盖子欺压到底，故意在同资历的革命干部中制造不公正，人为扩大社会矛盾。这说明执掌实权的官员心中对于民主革命这个历史阶段压根儿没有半点尊重，蔑视已久，积重不返。

五、马荣泰的惨死折射出什么？

1949年之后的中国当代史上，每当采取大动作，总是把两个以上的关键环节紧密扣接在一起，这绝非巧合，而是深有用心。例如，镇反和土改紧紧捏在一起，先镇反，后土改，意在用镇反的恐怖延伸到土改的斗争，使“耕者”在紧张的心情中接过“有其田”的土地证，三年之后又把“有其田”收回充公而变成无其田的吹哨子挣大寨工分，恐怖的余威犹在，就没有谁敢于用土地产权这个公民权利来抗拒充公。在“无其田”而仅有“户籍”之后，才便于把劳动者卡紧卡死就地当农奴，也才便于制造一场旷古人祸，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农民。总之，恐怖创造专制的胜利。

建国后的第一场恐怖是镇反。由于“镇反”是改朝换代的实质性举措。数十年来，镇反的丰功伟绩被供奉在禁区神龛上，不许质疑不许议论。随着时代进步和史料解密，这个封闭得最严实的雷区从它自己内部炸开了锅，一系列真相抖露在世人面前。它所屠杀的真的是些非杀不可的“反革命”吗？当年刚夺到印把子的人放手操刀的时候，究竟出于一些什么样的动机和心态？这里举出我直接知悉而且亲眼目睹的一幕做例证。鲁甸县的镇反中，知名度最大、震动最烈的是处决马荣泰。马荣泰一案确实折射到了那一时期的深层次。

介绍此例，实在应该先涉猎一个总体性的背景材料：2009年4月7日《生活文摘报》第6版《“镇反”运动处决了多少人？》一文。这篇重要的史料有几个关键段落，现择要摘抄其原文：

“1951年2月21日，根据中共中央的要求，政务院正式公开颁布了《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毛泽东要‘大杀’的指示精神，为了使地方上能够放开手脚，对‘反革命罪’的解释变得相当宽泛，所规定的处刑标准掌握起来更是有相当的自由度。”对于北京、天津、上海大捕大杀的气魄，“毛泽东高度赞赏，兴奋地宣称：杀反革命比下一场透雨还痛快。”

被毛泽东在一篇著名文章中表扬为“代表民族气节”，“宁愿饿死也不肯购买美国面粉”的民主派学者、北大名教授朱自清，其家庭所遭遇到的横祸究竟是什么人制造的呢？这篇史料说：

“朱自清的儿子朱迈先，早年积极追随中共，投身抗日，八年抗战期间亦因中共指派，随宣传团集体参加了国民党军队，解放战争后期策动桂北国民党军政人员起义成功，既无民愤、亦无血债，却在镇反运动中被当成历史反革命判处死刑执行了枪决。”

“勉强凑数，滥捕滥杀的一个极其严重的后果，就是把大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打成了反革命。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领导、但具有灰色掩护的地下武装人员，也被列入杀关管的名单中。”

“即使按照毛泽东自己的标准，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扩大化了。自1951年3月各地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以来，各地杀关管的数字都大大突破了原先的设想和计划。”

“整个镇反运动究竟杀关管多少人？毛泽东后来有过一个说法，叫‘杀了70万，关了120万，管了120万’。它来自于公安部副部长徐子荣1954年1月的一份报告。徐子荣报告称：镇反运动以来，全国共捕了二百六十二万余名，杀了反革命分子七十一万二千余名，关了一百二十九万余名，管制一百二十万余名。被处决人数已达到当时全国五亿人口的千分之一点二四，比毛泽东当初设想的千分之一高出许多，有些地方明显瞒报，故实际处决人数要大大超过七十一万二千人。”还有一个无法掩盖的历史事实是：就在上述杀关管行径大幅度升级的同一时期，在镇反和土改的“斗争会”上，挑动和唆使那些纯属社会渣滓的痞子们当众行凶作恶，殴打致死，吊打致死，肉刑致死，逼迫自杀而死的人数，远远超过上述公开杀关管的总数。须知，这些死者中是包含了若干老弱妇孺的呀。数十年来千方百计回避和隐瞒这个历史事实，正是屠夫心虚的怯懦表现，他们最害怕人民说：“瞧你手上的鲜血！当心你背后的冤魂！”。

现在回到鲁甸，说马荣泰之死。

1947至1949这段内战高潮时期，国民党军政人员队伍中的分化瓦解和重新组合十分激烈，许多人受感召和策反而站到民主革命方面来。马荣泰是鲁甸县桃源乡山根脚村的人，回族，其父是旧时代的团总，相当于乡长，马荣泰本人是国民革命军龙纯祖师部的上尉军需官，跟中共地下党昭通地委群工部长李长猛是内亲，长猛是马荣泰姐夫的亲外侄。由于此种亲情关系的影响和感召，马荣泰从1947年开始，倾其全力支持革命，把他家藏的30多支枪贡献给边纵，运用他家庭地位和其本人是军需官的合法身份长期掩护地下党边纵领导干部过往、住宿，其住宅位于距县城十多里的山根脚，安全系数高，在保护中共干部的活动和交通上，万无一失。1949年夏秋，滇东北中共地下党召开11个县的县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就是在马荣泰家中举行的，我本人参与了保卫工作。由于马荣泰及其家庭的真诚协助和全力保护，昭通地委和11县党委领导人安全完成了会议议程。这次会议对加速整个滇东北解放进程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最实际最重要的考验，足以说明马荣泰其人的立场和态度了。

但是，1950年3月5日二野四兵团43师一进驻昭通，师政委薛韬当天就任地委书记，生杀大权掌于薛韬及其主要助手钱东平之手，就迅即逮捕了马荣泰，而且叫他们派到鲁甸的县委书记唐惠仙（南下，军转干）立即搜集马荣泰“罪行材料”。但是无材料可搜，30多岁的马荣泰没有参加过剥削，唐惠仙等人挑动不起什么“民愤”，斗争会上也斗不起来。调查中发现，被调查的当地人只反映出马荣泰帮边纵做过事情。唐惠仙听说了马荣泰保护过那次重要会议，竟放肆扬言：“那就更要杀了！”定下了要杀，无罪也得杀，无材料也得杀，就在大镇反中绑到桃源乡的大会上枪决了。临杀前马荣泰心态平和，从容不迫，当场请一位熟人，游击队的分队长马玉树按照回族的风俗“念十”，马玉树不敢念，就被杀了。

我当时琢磨马荣泰“非死不可”的原因。说浅一点，就在于按谢富治的治滇方针，要借马荣泰的人头来彻底挫伤地下党和边纵，巩固薛韬、钱东平这伙“自己人”的实权地位，在鲁甸民众面前公开贬低和长期羞辱李长猛、孙志能、吕茂林这些边纵代表人物。说深一层，马荣泰之死说明了建政之初，这个极权实体就自己撕下了数十年中一贯使用的民主画皮。

六、三反冤案：雪上能加几次霜？

现在说到我自己。

我家只有8亩地，1952年土改时，就被划成8亩地的地主。毛泽东一再强调不准搞和平土改，政务院当时公布过《土地改革法》，明令在制度透明、政策透明的前提下，全国一个政策尺度，公平土改。毛泽东一句话就叫废止该法，要在激起两代人对立和仇恨的基础上搞“斗争土改”（依据：《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14页，何之光：《土地改革法的夭折》）。我家作为8亩地的地主，在“斗争”之后，父母和全家从住了几代人的铁家湾“扫地出门”，被撵到二半山的大水塘住草棚，种瘦地。

鲁甸建政后，我本人参加了对旧政权的接管，而且奉命向社会人士收缴枪支。由于这是一件涉及面较广的工作，43师也派军人参与收缴，但是他们收缴不着。我向马光庆家收缴了一支二十响手枪，刚得到表扬，就被解放军抓去关起，理由是“我们收缴不着，你铁朝清收缴得着，这还了得！”幸被县委书记陈仕林“担保放人”。这时陈仕林还在任上，讲话起作用。我想，如果是发生在唐惠仙取代县委书记职务之后，那么她是绝不会来“担保放人”的，当时已是薛韬他们政权到手之后，“你铁朝清收缴得着”，这是可以随意歪曲性质罗织罪名的呀！不是功劳反是罪恶，哪个运动不如此？

1952年冬到1953年春，三反运动开始。其本来目的是反贪污，这当然是“又正当又必要”的好事，但在谢富治掌握的云南，无数机关、无数企业用刑讯逼供打出来的“大老虎”，其“贪污金额”远远超过该单位全部资产之总合，这种最简单最初级的逻辑荒唐，是不准说破的。当时地县两级领导三反运动的班子叫做“节约委员会”，昭通地委“节约委员会”委员杨辰光，是人民银行中心支行行长、边纵干部。在该“委员会”听取地区贸易公司“打虎队”的汇报时，汇报到贸司“大老虎”们交代的贪污数字已经超过该企业全部资产总金额的十倍，杨辰光惊奇中冲口而出一句话：“既然贪污了那么多，那么贸易公司现有的房子、货物、流动资金都在那里摆着，这怎么解释呢？”全场哑然，不敢讲话也不敢笑。地委书记薛韬胀红了脸，当场大发雷霆斥骂杨辰光：“你公然敢于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公然反对三反斗争！公然抵制毛主席指示！你还当什么领导组成员？还当什么银行行长？现在宣布撤职，你给我回去交手续！”杨辰光当即离开会场，果然被撤销全部职务。——这就是最能说明昭通三反运动本质的一幕。这一幕真情，是当时该“节约委员会”另一成员、专区税局局长胡原同志1957年整风鸣放的发言中讲出来的。胡原当时就在三反汇报会的现场。胡原发言时，薛韬已于整风前三年的1954年调离昭通，升任省委委员、农工部长、省委副书记了。胡原就因为这个发言被当时的地委书记王子贤划为“极右分子”，整死在受害期间。——这更是最能说明历次政治运动本质的一幕。

那么我铁朝清本人在三反运动中又是什么命运呢？

鲁甸建政后各职能部门成立，1951年初我和唐培昌、戚顺堂都分到县税局，唐培昌当局长，我当检查干部、税政股副股长，随即又调任龙头山区税务所长。戚顺堂任龙树区税务所长。

第二年，1952年冬，三反运动开始。唐惠仙掌控下的三反，按照薛韬指示，创造性发挥，要把局长唐培昌打成二亿五千万（旧币）贪污款的大老虎，要把我打成二千五百万贪污款的中老虎，安在戚顺堂名下的贪污款我记不得是多少了。为了三反运动的“胜利”，一切肉刑逼供都用尽了。我所遭遇的有三种印象最深：跪炭火、灌粪、日夜轮番的疲劳斗争。打手们从火盆中夹出几块炽燃发红的木炭放在地上，把我裤管卷起，捺倒跪在炭条上，双膝皮肉立刻烧得冒烟，直达膝盖骨。谁都知道，这是殷纣王“炮烙”刑罚的现代化创新。我脚上的伤，终生难愈，我实在受不了如此酷刑，一心自杀，就趁看管不严而跳进鲁甸南门的水井，又被捞起来救活。而戚顺堂则在遭受各种肉刑后又被大会逮捕判刑。县贸易公司有个叫崔汝恒的干部，就在三反肉刑折磨中自杀，用步枪把腹部打个对穿，但竟然被救活。此谓阎王有眼，不收冤死者。

三反迫害一年半，地狱生活。我和唐培昌、戚顺堂总算熬过一关，平反复职。这是1954年夏天了。

又过一年，1955，由胡风大冤案引发的非法收缴公民私人信件的实例，在全国知识分子中制造恐怖。从此，机关单位的政工干部就可以任意撕拆别人的信件了。随即而来的肃反运动，又是数不尽的斗争折磨。本人由于历史简单，清清白白，无缝可寻，平安过了肃反，但肃反中从鲁甸到昭通被逼自杀的人，历历可数。

第二年1956，这是建国后最平静宽松的一年。我年迈的父母也获准从流放地大水塘返回铁家湾，原有住房被没收了，只得在铁姓本家中租一点最狭窄的破房子住下，以求生存。这时正是大办高级社的“社会主义高潮”，挣工分度日，只求包谷稀饭和洋芋勉强糊口。这时已建国六年，“一化三改造”完成，“总路线”灌输得火热，大家心里明白这就叫社会主义美好生活了。

七、1958，全民灾难，我落入第十八层

1956年冬至1958年冬，我进入云南民族学院读中专取得毕业证。我以在职干部带薪读书，是我一生中最难得、最幸福的两年。省城昆明使我大开眼界，在校期间正值全国反右派运动和大跃进，给我很大的思想冲击。原本以为，已经熬到1958年底了，反右高峰已过，大概太平无事了。不料回到鲁甸税局就打成右派，这就是谢富治的“反右补课”，我在没有任何“反动言论”的情况下无故被列为“鲨鱼”，先关入鲁甸县看守所，1959年春押送大坪农场“劳动教养”。

我的不幸命运连累到老人，父亲和母亲就在贫病交迫、深受株连之中惨死在1958年。

大坪原是劳改农场，位于彝良县牛街镇西侧的高山台地上，1958年2月把500多名劳改犯调到罗汉坝农场，腾出来作为昭通专区第1号右派集中营，面积十多平方公里，也就是二万多亩，有不多的原始林区和垦荒出来的坡地与台地，绝大部份是旱地，其高寒气候和瘦薄土壤也只能种植洋芋包谷荞子。540多名“因右处理”者，包括右派、反党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阶级报复分子、坏分子、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等等十多种罪名、十多种帽子的受害者，总称是“广义的右派”，谁也说不清这些帽子的准确含义和区别，只知道帽子的品种越多，它就越荒唐空洞，毫无道理。狼要吃小羊，它安得出什么真实的罪名吗？

大坪农场是真正的人间地狱。我在那里的三年劳教，切身经历之残忍度一言难尽。这里，在日以继夜的精神凌辱和肉体折磨中，我只讲以下三点最重要的：

第一、毁灭宗教。我们19名回族，被强迫与汉族吃同一锅灶。不准我们言论中有半个字提到什么“民族政策”。按伊斯兰规矩，死掉的牛羊鸡以及任何动物都是不准吃的，但那个统一的大食堂是把难得碰上的死牛死羊煮来五百多人一齐吃，包括我们回族。在食物极度匮乏、生命难以存活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无条件忍受。在受害群体中，“民族”这个概念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曾经被强迫去抱刚生育小猪，管教干部在一旁为他的恶作剧的成功而狂笑不止。

第二，不断挑拨劳教人员自毁自残，用所谓“改造好”和“摘帽”做诱饵发动告密诬陷和残忍无比的批判斗争，制造人际间的紧张恐怖，加上长时期的超负荷劳累和扣粮扣饭的饥饿扼杀，累死、饿死、打死、捆死、吊死，逼使自杀等等手段，迫害死亡的人数达到六十多人。那个凄凉的右派坟地叫做“张家湾”，还有些死在农场以外未得埋入。

第三，绝灭人性和绝灭人伦，内外交错施压，制造离婚高潮，既使受害者精神崩溃，家庭崩溃，又竭力使之断子绝孙。我就身受其害而失去家庭。

有一点唯一的幸运，就是我被安排放牛。独立行动，劳动负荷相对轻一点，但是责任和风险很大。在放牛过程中，我可以在地里挖点“柳生洋芋”烧来吃，虽然是樱桃大小的洋芋，但使我幸免于饿死。

八、“摘帽右派就终身是右派”

在大坪劳教三年之后，1962年2月，宣布我摘帽回昭通县委报到，被安排在东郊四公里外的永乐煤矿背褐煤，这是最吃苦下力的重劳动，每月工资只够吃饭。两年后，1963年12月，宣布调动我到专区建筑公司当临时工，当权者在会上宣布：“这些摘帽右派永远是黑五类中的第五种，建筑工人必须与他们划清界线，监督他们劳动。”我们在“专建司临时工”岗位上干了10年，到1973年才“转正”而成正式工，每月工资33.83元。试问：这点工资能养活自己之外的什么人？

此时我已另娶妻子，而且有了五个孩子。我白天在专建司出工，夜晚同妻子编稻草袋子。如此贫困艰辛中，儿女很争气，边做小工边读书，并且认真完成作业。这里补一句：五个孩子没有谁辱没家庭，没有谁使家长失望，他们知道自己有个正直的爸爸和忠厚的妈妈，他们从小就树立在逆境中成才的志气。五个孩子长大成人后都走上工作岗位，各有成就，其中一个是县级武装部副部长，几年前温家宝总理飞赴鲁甸视察地震灾情时，在视察范围宽、接触面大的情况下，他奉命主持全过程的安全警卫工作，做得周密安详深受赞赏。另一个儿子作为地区级一个大医院的外科主任医师，他独创的“小针刀疗法”救治了无数重症患者，几次应邀赴北京广州武汉在专业会议上介绍经验，所发表的论文产生全国性影响，得到业内高度评价。子女们的作为不但令社会羡慕，而且使整人者自惭形秽（如果他们还有一点点羞耻心的话）。

无论是在永乐煤矿还是在专建司，无论当权者如何挑拨职工来孤立和践踏，但绝大多数工人对我们都很好，平等待人，还能讲知心话，说“你们是讲真话才挨整的”。这说明，“八亿人口不斗行吗”的号召始终做不到把一切人都诱使走上兽性化之路。

文化大革命最末一年的1977年，政治阴影的惯性再次施威，把我完全冤枉判刑10年。关押22个月后，省高级法院终于给我平反，宣告无罪。但这是省里的意思。在地区这一级，昭通落实政策中至今对我压抑歧视，不执行中央关于“右派改正复职应恢复原身份”的政策精神。第一，不恢复我1958年受害前国家税务干部的身份；第二，不恢复我1949年8月参加革命，应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身份。而这两个身份不恢复，就是人为地阻断政策精神在我身上兑现，不但谈不到公平正义，而且继续延伸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把这种欠账拖延至儿孙辈，把不公平、不正义拖延至儿孙辈，这是存心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和代价，制造社会的不和谐。

九、八十年参悟的结语

铁氏骨血波斯裔，蒙元征作色目兵；

七百年前伊斯兰，融入中华谱新音。

这是我2008年八十周岁之时，儿女辈一定要给我立寿域墓碑，刻在碑石上的一首诗，它说清了铁氏家族的身世来由，表述了七百年前蒙元帝国时代我们就融入中华文化的历史事实，表达了我的毕生心志和爱国情怀。我一生大部分岁月是在20世纪度过，八十年参悟，说到底就是从实践检验八十年阅历之中，归纳出理性结论。

这八十年，我亲历了两度时代阴影。

少年时代是民族危亡之秋，日本军国主义把我中华民族一半多人口一度变成亡国奴。台湾沦陷50年，东三省沦陷14年，华北、中原和华东沦陷7年，这是压在全中国人心上的阴影。云南未在沦陷区，但我们深深感受着国家民族的苦难。每年“九一八”国耻日的哀笛长鸣，我们就想到山海关外白山黑水被占的泪，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的血，以及欧洲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屠杀。第一度时代阴影的策源者是德意日法西斯纳粹。它欠下的血债是五千多万条命。

1958年开始的第二度时代阴影，是压在自己身上也同时压在全国同胞身上的独裁专制阴影。其策源者是列宁的第三国际。它在苏联造成了二千五百万民众的被屠杀和饿死，在东欧整死了三百万，在柬埔寨屠杀了二百五十万，在我们中国“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的结果，单是1959至1962这四年内，与“右派劳教”完全同一时期，饿死农民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多人。（依据：国防大学辛子陵教授《红太阳的陨落》），文革“整了一亿人，整死两千万”（依据：叶剑英元帅1978年12月18日

参悟八十年，我本人和祖国同时受难，为此付出的惨烈代价不是语言所能尽述。中华民族新一代蕴藏于胸的义愤，能够在自甘屈辱的无限等待中抛却吗？

铁朝清  0870-2153939   

通讯地址：昭通市环东路地建司宿舍

电    话：0870-2153939   小灵通：0870-6888001

二OO九年六月一日

千古一暴毛泽东

 

胡开云

毛泽东三个汉字组合成人名后，通过一曲《东方红》在广袤的神州大地唱响了半个多世纪。在此之先，不少莘莘学子，兵旅农商，也无论渔夫樵叟、爱国华侨，以及民主人士，无不对新生政权拭目以待。真是各听其音各倾其情。

先说人口众多的农民阶层，祖祖辈辈在几千年的专制强压下做牛做马。他们无所奢求，只期盼日后的新政权能体恤民艰，轻徭薄赋，这就是最大的愿望。何况毛一再鼓吹：“新政权岂能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相提并论，岂只轻徭薄赋，还要分田分地，消灭剥削，废除封建，实现人类最理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呢！”至于共产主义为何物，根本没有哪个说得清楚。据说是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物质文化高度发展、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也就是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物资充裕生活幸福的美好社会。这样的前景从上世纪20年代宣传到50年代高调喧嚷三十年，终于在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饥荒，饿死近四千万人后，就无法再吹嘘下去了。但是在大饥荒人祸尚未出现之前，以农民为主的中国民众真的把这些谎言当作希望，纷纷送子弟参军，并且把自己血汗酿成的脂膏奉献出来，期盼新政权把许诺变成事实。

由于国民党政权的日趋腐朽和专制独裁，致使民主人士、知识分子、爱国华侨对其失望，大都以青睐的目光投向新生政权，从政治、经济、外交、舆论诸方面为催生新政权而作出贡献，不少人放弃了自己的资产和高官厚禄，对新政权趋之若鹜。特别是青年学生，在民主自由的吸引下，更是满腔热忱抛家别境，不顾千难万阻而奔赴革命，其目的就是为实现民主自由。

1949年10月1日

从建政之日起，28年的实践证明：在中国大地上站起来的只有毛泽东一个人。他是不穿龙袍的皇帝，是比任何封建帝王专横百倍的独夫，文武群僚和陆海空三军都匍匐在他脚下，亿万百姓更是金字塔基重压下的沙砾，毛泽东一人则是站在金字塔尖上头顶光环的神祗。1943年毛在延安对民主党派代表人物黄炎培讲出一段众所周知的漂亮谎言：“我们已经找到能跳出兴亡周期率的路子，那就是民主。”1949年春天毛率领他的党政军班子进京时又宣称“我不是李自成，也绝不做李自成。”但从开国大典之后，打天下时决策层内老战友间的平等关系立即被他变成了君臣关系。他一人颐指气使，众臣僚诺诺唯唯，稍有半点抵迕则下场悲惨。毛泽东贪天下之功为己有，诿天下之过于战友。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和广大知识份子的功劳一笔抹煞。毛凌驾全党全国之上，把党和国家机器变成他的驯服工具。一人君临天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28年里所干的坏事罄竹难书。国家被他搞得民穷财困、疮痍满目，囹圄满天下，饿殍遍山丘。人们不禁要借用毛执笔写反右社论的那个标题来问他：“这是为什么？”

为揭露毛泽东罪行，清理历史欠账，追溯根源以结束灾难，本文根据近年解密的史料，从以下几方面揭开某些底蕴。

一、狂悖的帝王之梦深入骨髓

毛泽东1893年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的一个农家。他的家境和刘邦朱元璋相似。父亲毛贻昌是富农兼小商贩，母亲文七妹是传统农家妇女，唯独毛泽东生来和刘邦朱元璋都具有各自不同的奇异。按命相先生说：“毛是一付项平额宽、膀宽腰圆的奇伟之相，再配上下巴上的那颗乾坤志，更显得非凡不一般。加上毛桀骜不驯的个性，都使村里人对他有另眼看法。”毛十岁前父亲让他在私塾读书，目的是让他识得几个字，日后好做个帮手，记账算账。岂知龙非池中物，他哪里会看上这个。小小年纪他就常和父亲抬扛，惹恼父亲要用家法治他，但是家法何曾管用？有一次父亲追打他，他就跑到一个水塘边，回头喊道：“如果你再进一步我就要往里跳了。”父亲怕他真的跳水，也就不再追他了。就这样毛把父亲对他的严厉一直记恨在心里。教十年后的文革时期，造反派用“喷气式”的肉刑来斗走资派时，毛曾说如果他的父亲还在，也要让他尝尝这个滋味。塾师对他更是没有办法，一直辞退了几个。但他天资聪颖，凡学过的他都能熟记于心加以运用。据说他写过一首《咏蛙》小诗可能就是他的处女作：“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诗意不但有他的个性影子，更显露出他从小具有的霸气和戾气。

进入长沙第一师范学校后，毛的视野宽了，能读到的书也多了。他常去省立图书馆，对古今中外的典籍他都能融会于心。他常聚友高谈阔论。这就是他在后来的一首《沁园春》里说的：“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的历史背景。在这些高谈阔论中，也就形成了毛整个一生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世界观。在一次谈论后，毛的一个朋友复述：“毛君主张将唐宋以后的文集、诗集焚诸一炉。”这是毛第一次提出的焚书主张。毛道德观的核心是“我”高于一切。他写道：“道德之价值，必以他人之利害为其行为之动机，吾不以为然。”“吾人欲自尽其性，自完其心，自有最可宝贵之道德律，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这种彻底的唯心唯我主义（也就是源于尼采哲学的希特勒主义）的观点支配了他的一生。毛又说：“吾人唯有对于自己之义务，无对于他人之义务也。”毛对身后名的看法是：“非吾之所喜悦，与其属之后来，非吾躬与之现实也。吾人并非建功业以遗后世。”原来他不追求身后流芳千古，对遗臭万年也管不着。所以才会有后来的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之举。德国哲学家泡尔生说：“勿杀人、勿盗窃、勿欺诬，皆良心中无尚之命令”毛不以为然说：“此等处吾不以为良心，人欲自卫其生而出于利害之观念者”按毛的说法，人不干这些坏事，只是出于个人利害考虑，若是干了不受惩罚那就要干。仅举以上数例来说明毛的一切恶行并非思想路线上的错误，而是世界观决定的本质所在。

毛泽东在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后，就随着杨昌济教授去了北京。毛的工作是在杨

毛泽东既然明确了自己的奋斗目标，就必须捕捉机遇，闯出一条通往帝王目标的道路来。果然毛的机遇来了，这就是后来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于是毛和共产党结上缘。毛投靠共产党的动机，并不是他真的相信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如他后来吹嘘的那样，是为了全人类的彻底解放等等。他是打着革命的旗帜来发展个人实力。以革命为幌子扩充军队、枪夺地盘以实现他的帝王之梦。毛大半生操斤运斧、绞尽脑汁，都是为了夺权、整人。整人的目的服务于夺权、固权、保权。因此“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这21字囊括其终生。毛的一生确实没有放弃点滴的机遇，他的目的终于实现了。这就是毛为什么会成为最高统治者的主观因素，正是狂悖的帝王野心激励和鼓舞着他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不择任何手段。

至于命相之说，笔者似觉荒诞无稽。但章士钊后来在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都任过高职，远非算卦相命的江湖之流可比。毛信不信命相说，笔者不能随便妄语，但从毛这个权欲熏天的人来说，把章的话当作奋斗目标也是完全合逻辑的。毛深谙历史，不少造假欺人的故事层出不穷。如陈胜在鱼腹中放纸条，赵匡胤在陈桥驿埋石碑、演黄袍加身的闹剧都起到很大的作用。何况帝王之相是章士钊先生无条件地送来的，毛当然也就求之不得地领受了。

二、贪得无厌的霸权欲以榨干本国为代价

毛泽东登上国家最高权力宝座后，按理任何人欲都封了顶，没有什么可追求了。应该多做点有益国计民生的事，让人民安居乐业，自己也博得贤名而垂青史，但他完全不是这样。中国皇帝的宝座远不能满足胃口，他还要做比帝王更显赫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为此而不惜一切代价，把已经到手的一切都赔了进去也在所不顾。建政之初毛常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当时迷惑了不少人，认为他高瞻远瞩志向宏大，其实就是为了攫取国际共运宝座。建国之初本应休养生息，他以久战疲惫的兵力投入朝鲜战场，以人海战术的血肉换得的胜利扩升他头上的光环。他神气十足，自吹“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一切敌人都不过是纸老虎。”世界形势已是“东风压倒西风”了。今后的全球命运只能由我毛泽东来指点。特别是1953年斯大林死后，毛更是盘算着：“国际共运的中心先由德国转到莫斯科，现在斯大林死了，中心加快向东转移，只要弄垮赫鲁晓夫，国际共运领袖舍我其谁？”

这种急功近利的霸权欲促使他在建国之初就撕毁起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抛弃发展新民主主义国民经济的正确方针，把农民刚分到手的土地以“合作化”为借口强行收回搞穷过渡，使中国农民重新变成农奴。反右运动之后的1958年他的头脑恶性膨胀，迫不及待地抛出反科学的“三面红旗”，堵断民主革命之路来建立法西斯社会主义，加快对人民血汗的榨取以积累称霸的资本，但立即遭到客观规律的无情惩罚，三面红旗以破产告终。他毫不知悔改，在罪恶的道路上和人民的距离越拉越远。他要使世界人民拥戴他，就要拿点颜色来让人看看。他常说：“手中没把米，连鸡都唤不来”，于是不顾自己贫弱，打肿脸充胖子，大搞对外援助。对朝鲜、越南、柬埔寨、阿尔巴尼亚以及非洲不少国家的援助，都是从啼饥号寒的中国人民口中夺走的一粒粒饭食，都是从中国几千万饿殍身上吸吮的一滴滴鲜血。毛泽东这些拉帮结伙的蠢事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中苏关系破裂后，1962至1964年两国展开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论战，这就是把无理说成有理的那个臭名昭著的“九评”。今日回首，连当时的主要执笔者陈伯达胡乔木也不好意思再提。为拉盟友让越南也出点声气，毛让邓小平带着两百亿的承诺去了河内，向胡志明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抗美战争时，你们要人我们出人，要钱我们出钱，要枪出枪，要血浆出血浆，要什么给什么，在这关键时刻，希望你们不能保持沉默”。胡答：“苏联是老大哥，中国是老大姐，你们吵起来我们也没有办法”，等到胡志明死后，黎笋集团就投入了苏联的怀抱。

为了让侏儒成巨人，毛泽东颠倒了农轻重发展的顺序。他要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要求苏联帮助中国建立核基地，这样苏联就可理直气壮地来苛刻中国人民了。中国唯一能和苏联交换的东西，也只有粮食、猪肉、禽蛋、丝茶等农产品。于是毛就采取了夺泥燕口、削铁针头、斑鸠膆里挤碗豆、鹭鸶腿上剐精肉的绝招来榨取农民。1958年在三面红旗的暴力作用下，毛泽东要超英赶美。为使钢产量翻番达到1070万吨，就不惜一切代价，不顾人民死活，砍伐森林大炼钢铁，不仅得不偿失，而且破坏了自然生态，造成了子孙后代永难医治的后遗症。听了一个科学家的浪言，他竟然相信粮食亩产可达几万斤和十几万斤，于是抛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办不到只怕想不到”的唯心主义谬论，于是全国上下发疯，甲地效乙地，乙地超甲地，唯恐跟不上形势，假话空话越吹越离谱。亩产吹嘘上了几十万斤，毛借此强令全国向农民进行以暴力收缴为主要手段的高征购，造成公社食堂断烟绝炊，饿死三千七百五十五万八千人的惨剧。这些堆山塞海的尸体都是毛泽东要当“国际共运领袖”的牺牲品。

三、崇尚屠杀与恐怖是毛泽东思想的内核

“马上得天下不能以马上治天下”，是任何封建王朝的皇帝和朝廷都懂得的基本道理。“兵者，凶器也”，为攻城夺地，杀伤难免。只要放下武器，生命就应受到保护。历代不少开国者在建立政权后，为表示恩泽牧野，都要大赦天下，讲究怀柔。就连旧政权中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非依法严办不可外，不管有任何劣行，只要能和新政权合作，都可融为一体。何况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并非与元人入主中国可比。这是政治集团之间的取代。伪政权中靠一官半职和一技之长为生的下僚，都认为不管哪家坐天下，自己都是顺民。俗话说有奶便是娘。只要对他们给出路，他们就会义无反顾地跟着你。即使少数讲气节的，开明的君主都能给你走另一条生路，就是归隐山林，为僧为道。这是新政权最起码的忠厚，这样才能得人心。

毛泽东则一反前例，建政之初他曾说：“蒋介石八百万军队都被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哪个反革命还敢负隅顽抗？”他就是依恃强大的暴力后盾，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杀杀杀，杀他个尸横遍野，血流成川他都面不改容。1950年毛发动的“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单在北京地区就召开了近几十次公审枪决大会。每次大会被枪杀的都在数十名或上百名。毛要让全民都有恐怖感，每次都强令全民参加。会后还用大卡车拉着滴血的尸体游街示众。毛一再指责某些地区手软，不敢大杀反革命。这样农村当政的痞子们气更盛了，只要他们认为某人该杀那就非杀不可了。被杀的除了旧政权中的军政人员就是所谓的乡绅地霸了。被挟私报复而错杀的就难以尽言了。当时有人说：“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者难逃”，都认为被杀的这些人不管他们有罪无罪，而是遭劫了。也就是说，他们命该如此了。

笔者童年曾在农村度过。常听长辈们说，某家日子好过都是勤劳的结果，某家日子艰难都是懒惰所致！据我幼小时的观察，那些被称为殷实户的虽有碗饱饭吃，是靠勤耕苦作，戴月披星的劳动。他们靠积毛成毡省下的钱置几亩地，并精于计算，或养殖或经商，不几年如滚雪球一样又多置些地。等他们还未尝到果实的滋味，共产党一来，他们就成地主了。还有另外一种人，他们的父辈在日家境也很红火。到父辈过世，他们分家自立。不忘勤俭的，日子还可以。鄙视劳动游手好闲的，甚至还吸鸦片赌钱，几年工夫把家产消耗殆尽，共产党来了他们就成了依靠对象，当了农会干部。

土改时我曾在一个乡做统计工作，当时称作锻炼。每次开斗争会，都是把地主五花大绑一排排地跪在主席台下，家属子女都免不了跪着陪斗。大会一开始口号声如雷震天，单凭这个气氛这些阶下囚就魂飞天外了。斗士一上场就是抓头发撕胸脯、甩耳光。并狼嚎一般直问：“你是不是地主？家产该是剥削来的”有经验的都一一顺着回答。那些没经验没尝过苦味的，想申辩一下就招来一顿暴打。任你钢筋铁骨，都只有规规矩矩承认一切。最后重者枪毙轻者交群众管制或投入监狱当死囚。笔者回忆自己的家乡，当时被划为地主的都没一个得到善终。他们不是被枪杀就是活活被关死。

后来毛泽东发现，人活着还可以劳动，为无产阶级创造财富。因此就把打击面再扩大为“多捕、重判、少杀”的方针。这样一来就成了囹圄满天下“罪犯”遍九州了。这些在重判中的“罪犯”经过年复一年的超负荷压榨，不少人都死在监狱里。

这些人究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不仅他们惨死还祸及子孙几代都不能抬头。说他们剥削就是罪，但什么又叫剥削。说他们收地租、放高利贷、顾长短工是剥削。纵观历史，从没有百年不衰延续数代的豪门。这些所谓中小地主的家史仅不过三几十年，有的仅止十来年，把几千年来不合理的封建罪孽让这一代人来承担其罪，似觉太过份了。为解决中国农民的根本问题，孙中山也曾提过：“平均地权”，但平均地权并非除了暴力就没有其它办法。国民党在台湾搞土改是用赎买土地来分给农民，地主卖地得钱拿去办企业，这就使工农都发展了。看起来蒋介石比起毛泽东明智得多，人道得多，他不在全社会制造仇恨。

四、仇视知识分子，是毛毕生不变的心态

为搞党天下、一言堂，再过渡到凌驾于党之上，实现一人说了算的独裁专制，毛泽东有预谋地就拿知识分子祭刀。毛对知识分子恨之弥深。早在北京图书馆时，毛每月只拿到八块银元的薪金，那些教授们都是三、四百元，毛由妒而生恨。因此在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把知识分子列入反革命阶级。他仇视面之大，竟然定下了“一般小知识分子和小店员、小职员都是资产阶级的附属物，是半反革命的。”

其实知识分子并非什么阶级，它是劳动群体的一部份。它和工人一样，都是卖劳动。和工人不同的是卖智力和脑力，是脑力劳动者。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不过多读点书，对不合理的事敢于评头品足。毛恨的也就在这里。他要搞愚民政策，曾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要全党全民唯唯诺诺做驯服工具，不允许任何人在他面前说三道四。他指鹿为马，别人也要随声唯唯，这就是他要达到的目的。

建国后从1951年到1957年毛泽东年年在搞运动，从批《清宫秘史》，批《红楼梦研究》，批《武训传》，掀起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制造胡风反革命案，肃反运动，到发动整风反右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这些运动中首当其冲的全是知识分子，每次运动都把一大批知识分子推进冤狱，在恐怖中强令民众洗脑和缺德，达到扼杀正直、培养邪恶的目的。

整风反右是毛泽东有预谋的对知识分子的一次政治迫害，是国家有组织地对公民实施的一次犯罪。说它有预谋，早在1957年1月27日，毛在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会上讲：“我们对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要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要让他暴露。要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所谓后发制人就是诱敌深入和引蛇出洞的同义语。说它是有组织地对公民实施犯罪，是因为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都是平行的党，共产党凭什么特权给平等的兄弟党的成员戴上右派帽子而加以非人的迫害？一般公务人员和青年学生的政治权利、人身自由就由毛泽东一句话而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彻底剥夺，打入十八层地狱，这难道不是毛泽东把国家机器变成了犯罪工具？

1957年5月1日

反右补课一直延伸到1959年，还要假惺惺地说：“本着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按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才给予送劳动教养”，意思是，若按敌我矛盾就该判重刑杀头了。其实那些所谓劳教农场、牧场和厂矿都是选择在自然条件十分恶劣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人为迫害，远远超过监狱的残酷。一般劳改犯不能日以继夜在野外劳动，但劳教的苛酷就做到了。劳改犯都判得有一定期限的刑，哪里有21年劳改犯？劳教也做到了。特别是大跃进大饥荒的年代，都是在烈日高温下，或在冰天雪地里干着超负荷的劳动。劳役越苛重，口粮越是一减再减，致使累死、饿死、冻死难以计数。这些人中的年龄最小者今已古稀，假如毛泽东今天不死，则反右受害者今天也仍在集中营，统统得饿死累死拖死完，要找个右派做标本也不可能了。

五、笔者本人的冤情太典型了

笔者是在1958年第二批整风时落入阳谋陷阱的。1957年整风时，从报纸上看到北京、成都、昆明等地反右派时，自己极其幼稚，听了共产党的假宣传，以为右派都是头生双角，满脸狰狞的异类，认为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又认为自己虽然出生在剥削家庭，但家庭出生不由人选择。只有跟着共产党国家才会有前途。而只要国运光明，个人和家庭作点牺牲算不得什么。于是断定自己不会受害。

直到鸣放过去20多天，我都保持沉默，明知放了是自投罗网，但为了卸下长期的思想包袱，还是选择了放。原因是我有一块心病直悬在心里好多年。这是1952年的夏天，我从土改工作的棉纱乡返回县城时，一天在街上看到临时法庭的枪决布告。上面有我父亲被打着红叉的名字。下面的几条罪状是：①有血债人命；②吊打农民胡开文；③勾结土匪坐地分肥；④当过营长横行乡里。当时我如五雷轰顶，耳边嗡嗡作响。几天来百思不解。认为共产党的政策是讲事实求是，讲调查研究的，是明察秋毫决不会栽赃陷害冤枉好人。过不几天我的三弟从乡下进城来，我问他事态的真象。他说：“父亲原是关在县里，土改工作一开始，农会就把父亲要回去在一个土坡上开了宣判会就枪杀了。父亲没有一块棺木，是由他和二弟母亲们挖坑草草掩埋的。

至于四条罪状的真象：①血债人命案，还是在解放前的十来年，因金沙江对岸的彝汉杂居地带还在种鸦片，父亲在那里向一家彝族头人承包了一片山地，招了20多个人在那里开荒种鸦片。我的家族间有一个堂哥也争着要去。去了几个月，因水土不适所有的人都患虐疾，我的这个堂哥回到家里不到一月就死了。死后还是我家安埋的。这就是“血债”之源。②吊打农民胡开文，胡开文是我的堂哥，他的祖父居长，与我祖父是同胞兄弟，在前清末年曾任过什么武职，乡里远近都称他为胡官。他在日家境兴旺，有田地近百亩出租，牛马羊群满山。只因我那些堂伯堂叔们不务正道，专好抽鸦片赌钱。胡开文身为长孙大字不识一个，也游手好闲抽烟赌钱。分家后他们的家产全部钻进烟枪。他向我家租了一片山地平分收成。地里的油桐本不在分配之列，他硬要强收，而且出言不逊，父亲打了他一个耳光就此结仇怀恨，解放后他当了农会主席，把我父亲罪名扩大成“吊打”也就可想而知了。③勾结土匪案，也是在解放前十来年，一天深夜一家农户全被人杀了，家里的财物也被抢了，经乡保甲搜查，审问嫌疑犯，嫌疑人就咬害了我家族中的一个堂叔。父亲为堂叔作辩护，原告就诬控我父亲“勾结土匪”，后来经审明我的族叔纯属被咬害。镇反中这伙坏人死灰复燃，就沿用诬陷之词写上杀人布告。④当营长案。后来在批斗我时，打手们好象是启发一样说：“你说你的父亲没有当过营长，那么是否当过其它的长没有？”我说：“我在七八岁时记得他当过一年多乡长，在训练民团中当过中队长。”打手们说：“营长和中队长差不多。”于是就定性我是为地霸翻案的右派份子了。我当时也太天真了，总认为父亲有冤要弄个水落石出。就没想到当时被杀的成千上万难道就没有冤。但我想到对父亲没有报答半点养育之恩，虽然为他招来不幸，我也无怨无悔也对得起他于九泉之下了。由此亲历的实例，也就足以说明镇反杀人是什么人害什么人了。

在鸣放中，除吐露上述这块心病外，也涉及到粮食方面的问题，我的言论被登在《整风简报》上，批斗中日夜轮番的疲劳轰炸，搞得我形消神散。为早日过关求得宽大处分，就违心地承认父亲是死有应得，自己也是“十足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我们30多个右派就被送去山里修水沟。又于当年6月由两个民警押送到彝良大坪劳动教养。

直到1979年改正，整整经历了21年人间地狱的非人生活。21年的黄金年华被毁尽，成了一个呆若木鸡的废人。这21年的精神被伤害，家庭遭破坏，精神摧残和经济损失无法言喻。当局五十多年不作一个合理的处置，公然用“反右正确，只是扩大化了”来搪塞。世间哪有扩大到了五千多倍的事？三十年代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反AB团”时，错杀红军官兵几万人，说成是扩大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把成千上万人“抢救”成特务，也说是扩大化；在反右中把317.84万人打成右派，加上中右143.75万人就达461.6万多人，仍然说成是扩大化。这些人后来都由“改正”二字证明是当局者整错了，共产党的历史还能说是伟大光荣正确吗？资本主义国家对人民的欠账都作了赔偿，台湾国民党对2·28事件的欠账也作了赔偿。共产党一贯声称自己如何了不起，但碰到历史欠账和道义欠账就回避，厚着脸皮赖账，还自称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不是骗人吗？三十年前文革结束时国家有困难（但当时再困难也一分不少补发了走资派的工资），反右受害者们忍耐五十二年到如今，现在国家完全有能力进行赔偿，为什么还要继续赖账？赖账与和谐能不能并存？或者干脆把赖账说成就是和谐？

六、反右灾难的直接延伸就是文革浩劫

整风反右是毛泽东把专制独裁提升到史无前例新高度的一大举措。没有反右就没有总路线大跃进的盲目蛮干，就不会出现大饥荒，饿死3755.8万人的惨剧。没有反右运动就不会有这个惨剧，没有反右运动也就不会有文革十年大浩劫。反右之后，全国万马齐喑，说假话做假事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特色。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排除异已、打击政敌、把党天下过渡为毛天下的一场大搏杀，由此造成中国一场全局性灾难。三面红旗破产后，毛在七千人大会上公然把饿死3755.8万人说成“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认为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七千名与会者（包括全国的县委书记）都倾向刘，毛感到孤立就退居二线。又是周恩来说了一句不阴不阳的话：“主席退居二线也仍然是主席嘛”，致使毛泽东有反败为胜的喘息之机。等到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竭尽全力稍为恢复了生产秩序，毛就说刘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于是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荒唐最混乱的历史时期。

毛泽东以惯用的整人的手段拉林彪打刘少奇，以“接班人”的许诺把林彪变成保驾的恶犬。而满腹经纶、世界敬重的周恩来总理遭受毛的嫉妒怀恨和百般压抑羞辱，处境艰难，进退维谷，整个文革中他竭力避免助纣为虐，形成极其痛苦的“两重人格”，在郁闷和病痛中逝世。全国人民在法西斯压力下对总理的悼念活动成为当代史上最受瞩目的事件，就因为这种悼念本质上就是人民忍无可忍而宣泄对毛泽东滔天罪恶的义愤。

在千夫所指中濒临死亡的毛泽东要目睹为自己打天下的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在他临终前彻底崩溃而且不容挂官归田，一定要整死。于是导致了这一批开国元勋极惨烈的悲剧。当年蒋介石对曾经逮捕过自己的张学良宽容善待如兄弟，使之寿过百年而善终。相比这下，谁是有良心有善念者，而谁是冷血动物和衣冠禽兽，不言自明。

毛挑动青年学生起来打倒刘少奇和全国的走资派。这些受骗的学生先被利用后被赶下农村“接受再教育”。结果，他们中的广大有识之士不久后成为了毛泽东形象的掘墓人。

 “开国有功、建国无能、文革有罪”。这是党内元老陈云对毛下的论断。这话说得太温良恭俭让了。真正开国的是千千万万为民主自由新中国而抛头洒血的烈士，打天下的功劳由毛一人贪占，本身就是谎言，官方历史和所有影视剧都在图解这种谎言，现在正应该据实澄清。“建国无能”说对了一半，另一半是祸国有能。“文革有罪”，岂只有罪？简直是万恶滔天、罄竹难书。十年浩劫，国民经济彻底崩溃，哀鸿遍野，疮痍满目。他“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起用了邓小平又随即打倒邓小平，起用的动机不是为了挽救危局，而是要邓来保江青，再通过江青把大权传给毛远新。当发现邓不买他的账时，就再次把邓打倒，层出不穷的出尔反尔，在世界面前表演得无耻之极。

1978年12月13日

七、穷奢极欲、荒淫无耻是毛泽东的本性

一方面对人民敲骨榨髓，而自己穷奢极欲、挥金如土，毛一贯如此。早在苏区时，就把一切沉重的军费压在人民的头上。苏区人民除交粮纳税外，还要购买公债，公债发行后又出笼一个“公债回归政府”的运动。这样人民的钱就白白被抢夺了。又勒令妇女剪发，将发结上的金银首饰和手环戒指全部没入军用，妇女白天从田里劳动下来，晚上要忙做军鞋，做鞋的材料又全由自己筹措。苏区人民的负担远远超过国统区，但他们无怨无悔，都把希望寄托于未来。认为革命成功就会改善。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政府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拨付军费，第三国际也在资助，但边区人民的负担仍很重。环境条件稍改善一点，毛泽东的帝王思想就耐不住了。一天毛对丁玲说：“你看我们延安像不像个小朝廷？”丁答：“像。”毛又说：“那就应该设置文武百官和三宫六院，由你提名，我来封。”于是不顾艰难也不顾影响，在延安就提前搞起封建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列五等。诗人王实味（胡风在北大的同班同学，诗人）写《野百合花》说破这一点，就被关押并在1947年用斧头杀害。

1942年是毛搞个人崇拜的第一个高潮。毛以建党20年为借口，要王稼祥写纪念文章，毛对王说：“你以前向我提那个也可以写进去。”王心领神会，就把“毛泽东思想是统一全党的思想”推了出来。1943年延安中央党校礼堂正面挂的是毛的金色画像。党校学员每人胸前都佩带毛的像章，毛的画像大量向边区发行，《东方红》乐曲也开始在边区传唱。随着共军对沦陷区的逐一占领，十六块根据地建立，《东方红》这首造神歌曲就唱遍根据地，又一直唱到建国，唱到改革开放。半个多世纪起起伏伏，至今毛的残渣余孽还想唱下去，以便夺回他们失去了的天堂，并再次给中国制造灾难。

毛泽东吹嘘八年抗战的胜利都是他英明领导的结果，而国民党则是消极抗日的。这是对历史事实的无耻颠倒。国军抗击着85%以上的侵华日军，这是国内外史学界的共同结论。每当日寇向国统区进攻时，毛就在日寇屁股后面抢地盘。十六块边区就是那时形成的，难怪毛对日本侵略者感激涕零，并个人独断，不要日本的战争赔款。八路军由三万人扩编到一百二十万，也是那时完成的。百团大战打日本，受到国内外赞誉，但被毛泽东责骂，因为此战暴露了实力，消耗了共产党夺天下的资本。原来毛的实力是要用来打国民党而不打日本。否则，为什么日寇飞机对陪都重庆轰炸百余次，而很少轰炸延安？

衣食住行是任何人都少不了的生活条件，只是等级不同。毛泽东穿的不是龙袍，他穿衣不讲求华美，只求舒适，有时甚至故意穿补丁衣袖让外国记者照像，这也是一种表演，以增加欺骗性。但是饮食则毫不含糊，延安时代他吃的就是高标准。进京以后御用厨师是从全国精选。菜谱名目特多，而且不能重复，水产品中他最喜欢的是武昌鱼，而且要鲜，用飞机从武昌空运北京，比杨玉环吃岭南鲜荔枝方便多了，但成本不知高了多少倍。他不喜欢吃精米，要吃米心和谷壳之间那一层，这就须由手工将谷壳去了，再一粒粒地把这层剥下来特供他的饮食。住房要求高大宏敞，其室内陈设格局就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了。1953年三反运动时，毛规定凡贪污达到一亿（旧币，相当于新币1万元）就要判死刑。也就是那个时候柯庆施在上海为毛建了上千亿的一座别墅。1963年毛提出要湖南省委为他在家乡“盖几间茅屋”，省委书记张平化和副书记华国锋就在当时的大饥荒年代拨款一亿二千万元（新币）在韶山滴水洞为毛建了一座占地3600平方米的别墅，内设三防。当时若用这一亿二千万元买大米，可供四百五十万人吃一年。为了向毛献媚，全国省市都竞相效仿，为毛建起的别墅竟达五十多座。有些别墅毛还没有去过。像滴水洞别墅毛只是1966年文革前住了十多天就永远闲置。

毛经常出巡，他不坐飞机，认为火车安全。他的专列上除了警卫官兵的不少卧室外，另设厨房、餐厅、书房、医务室、会客室。他出巡未到目的地都不下车。当地政府必须出动大批兵力警力作保卫。他的专列在哪条线上行驶，所有列车都要让道，由此造成客运货运列车大量耽误，在所不惜。这是独裁者的政治需要，也是独夫摆架子的需要。他认为中国的一针一线全民膏脂都是他的。

从1957年以后全国报刊和出版社都取消了稿费。独毛一人有稿费，《毛选》上绝大多数文章都不是他写的，如近期《炎黄春秋》揭密，《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就是庄重写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毛选》印刷几亿部，强令全国每家每户都要买，像祖宗牌那样供起来，大部分是灰尘积厚了都未曾翻过。机关单位用公款买来发给职工，越发行得多稿费和版税就越多。1967年中央办公厅清了一次毛的稿费存款是五百七十多万，毛说拿去交党费，但没有人敢办。1988年又一次清理是一亿七千多万元，这时毛已死去十多年，如何处理不得而知。毛在时也用过一些，给过章士钊十万，毛说是还旧账；给过程思远十万，给汪东兴四万说是“建房”。更大的数目则是给过当时的大老婆江青三十万，小老婆张玉凤十万，两个女儿李敏、李讷共得五十万。

行文至此，笔者思路茫茫，因水平和笔力所限，力不从心，深为遗憾，只想让青年后辈认识历史真像，知道我们国家民族大灾大难的根本原因，并以此求教学者专家和‘57’老友，敬请指点。

 2009年8月18日

胡开云  0870-3168791  

“原右派人员”这个诬蔑性称谓目的和效果
都是破坏和谐,制造社会不稳定

 

范家彬

“维稳办”这个机构来头不小，那架式俨然是“六十年辉煌”的护法神，那行文口气是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意在恐吓百姓、侵夺民权。但它来由不甚清晰，姓党还是姓政？经全国人大这个“最高权力机关”哪次会议哪道命令哪个文件批准？由哪号法令哪种公报宣布过？不甚了了。但就在这个机构屡次下发《督查令》的行文中，不断使用一个诬蔑性称谓：“原右派人员”。在这样称呼之后，还要叫这些“人员”对遭受迫害二十一年的经历不准回忆，不准实录，不准说，不准写，不准哭出声来。

对此，我们做百姓的现在单就“原右派人员”五个字提出下列四条疑问：

一、我们认为它是个诬蔑性称谓，依据2009年北京版《新华字典》第507页对“诬”字的诠释：“硬说别人做了某种坏事：诬赖、诬告、诬蔑、诬陷”。——这句短短的释语，多么精辟准确地说清了1957、1958年那场国家犯罪，对百万计无辜公民的迫害实况。当年反右运动的作案者是利用国家机器来诬赖、诬告、诬蔑、诬陷公民。现在维稳办仍坚持使用“原右派人员”这个称谓，除了表明它甘愿自居于对无辜公民继续进行诬赖、诬告、诬蔑、诬陷这种可耻角色地位之外，还能有别的解释吗？

二、维稳办如果是一个合法机构，它就必然知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中，对反右运动迫害公民21年，这件历史问题的处理有两个层次，一是摘帽安置，二是改正复职。实施的结果，99.98%的受害者都获得改正。也就是说，根本整错了。现在先说摘帽，是依据中发[1978]11号文件第二条第一款：“右派分子摘帽以后，不再叫他们‘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不要歧视他们”。随即下达的“若干政策问题”第一条：“不再叫‘右派分子’或‘摘帽右派’，在提职、提级、调资、奖励、授予职称等问题上，与其它职工一样对待，不要歧视他们。”——对摘帽的尚且如此，而依据中发[1978]55号文件改正复职的99.98%的反右受害者，就更不能歧视和蔑称。55号文件写得如此清楚：“错划了的应实事求是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公职、工资、党籍、团籍”。“凡与此相抵触者，均以中发[1978]55号文件和本补充说明为准”。

两个中央文件上这些清楚明确的语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体现。有了这些，这次三中全会才成为中国当代史上的里程碑。作为维稳办，不至于连这个份量都不懂。不料现在维稳办竟然使用敌视性的诬蔑称谓“原右派人员”，这个词汇是对中发[1978]11号、中发[1978]55号中央文件的颠覆。维稳办无权推翻中央文件。合法机构的行文不可能出现如此露骨的常识性错误，而屡次行文重复同一用语，难道这个机构的合法性不应当审查并将结果公之于众吗？

三、由于这个敌视性的蔑称不但伤害了数百万反右受害公民及数千万受株连亲属的人格和感情，而且这种蔑称的另一个直接用意在于教唆中国人按照同样逻辑称呼我们大家尊敬的邓总设计师是“原走资派人员”，刘少奇是“原叛徒内奸工贼人员”，彭德怀是“原右倾机会主义人员”，朱德、陈云是“原老右倾人员”，还有若干元勋级功臣是“原61人叛徒集团人员”，这样一来，还有什么比这种教唆更严重更直接破坏社会和谐？打着“维稳”的旗号来破坏稳定，破坏和谐，难道其用心和效果还有半点善良之处吗？

四、国内有识之士早已指出，保障公民人权，维护宪法原则，这才是最根本最有效的维稳。十三亿国人亟盼稳定、团结、和谐、敬重，因此强烈呼吁并且建议，维稳办应该与2009年4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主持组建的“中国人权行动计划联络中心”合并机构，或至少是合署办公，第一个好处是取得该机构的合法性，而且表明是与人民站在一边，因为维护人权和维护稳定压根儿是一回事，不要再发明一些诬蔑性称谓来与人民为敌。第二是统一步调才能得胜利，不要一个在制造不和谐，另一个在唱和谐歌。

以上四条疑问，诉诸公议。公道自在人心。    

范家彬  13508700518

中共党员“右派”说反右

 

赵正荣

1930年，也就是九一八事变之前一年，我出生于云南省会泽县一个贫民工匠家庭。会泽县是中国有名的“铜乡”，其辖区包括全国最大的铜矿东川区和冶铜制铜加工业最集中的金钟区，汉唐宋元直到明清时代都称为东川府，府治就在会泽县城。制铜产业的工人阶层在这里传宗接代，我家祖宗三代直到我本人都是铜匠。五岁时我父亲不幸病故，母亲李永芬当时只有二十多岁，是世代农家女。祖母怕我母亲嫁到外姓人家带不好我和弟弟赵正兴，就作成我母亲嫁给我父的五弟赵国珍。我这位五叔也就成了我的继父，因此全家老幼和和美美，贫寒中洋溢着温暖的亲情。故乡会泽地处四川和长江流域各省入滇的必经孔道，是经济和交通要衢，历史积淀和文化渊源深厚，山川锺灵。明清时期来自川黔湘赣等外省远省的客商到东川府开发矿业和经营工商业，带来了先进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精粹成果，给会泽县城留下了若干精美的古建筑，其中的祠堂文化彰显着富国利民的财富创造者的业绩，庙宇文化宣扬着儒释道三家崇尚智慧与善念的永恒精神。这些无形的精神财富默默陶冶着我和无数同龄的儿童和少年心灵。会泽又是近代史上重要军政人物唐继尧、重要文化人物刘尧民的桑梓地；还是云南全省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和民主运动高潮，与省城昆明强烈呼应的重要地块。这些时代风云深刻启迪着我一生向善，铸成我光明磊落，爱憎分明的性格。我容不得邪恶，不屈服于黑杆杆秤。这种秉性本质上正是一个有志青年的特质，但是后来终于成为遭受专制者迫害的深层原因。我崇尚真理正义，向往知识文化的秉性终身不改，这决定了我青年命运顺畅而光彩，27岁就必然触礁，那块礁石不但堵断我和许多同龄人的个人前程，而且堵断社会发展和国家民族的前进步伐。这是后话。

从发蒙读书起，我就靠自己劳动和老师帮助完成了从小学到中师的学业。放学之余和假期，我到茶馆卖纸烟、火柴、瓜子，过年就跟董铭

入党后，组织派我和陈正卫到火红乡（原名硝厂乡）工作。1948年秋季会泽地下党曾在该乡组织过武装暴动，但惨遭镇压。国民党当局组成会泽、宣威、巧家、鲁甸四个县联防剿匪指挥部，以安纯三师长为指挥官，杀害数十名革命者，血洗火红。我和陈正卫正是在白色恐怖中到该乡工作，面临的是比其它任何乡镇特殊得多、复杂得多、困难得多的形势。群众情绪极度低落，工作实难开展。但是，凭着上级指导方针的正确和我们的扎根能力、启发能力的优势，以心换心，遇难家属及学校师生首先被发动起来。我们先组建起农民翻身会、青年会、妇女会、姊妹会、儿童团、民兵，在民兵的基础上组建了硝厂游击中队及乡委会，我作为中共会泽三区区委组织委员兼任硝厂乡委主任，还兼任游击队文化教员。通过我们地下党边纵的卓绝斗争，以整个滇桂黔边纵14万游击队的力量与渡江后的二野、三野大军相呼应，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局势，特别是刹住了云南的暂时逆转，蒋军在昆明保卫战中溃退至滇南，又在蒙自战役后溃逃缅甸金三角。这样，云南全境迎来了稳定的解放和建政阶段。

1950年4月，我被指定参加首次滇东北军政扩干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执行主席。51年参加昭通地委组织的鲁甸县土改试点工作之后，地委组织部调我到盐津县工作，先后担任县政府秘书、政府及公安局机关党支部书记、滩头区委书记、县人民银行行长、县工交局长，每个岗位都属于开创性工作。参加过三批土改，任点长、审判长。以上职务在1957年我成为反右受害者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盐津县的史志上赵正荣的名字就消失了，变为别人的名字了。我还活着，就眼睁睁瞧见这些势利之徒偷梁换柱的卑劣文字公然写在权威性的地方官志上，说明毛泽东体制下的中国是不折不扣的假史国。

我不论在哪地哪个单位，都以参加革命时那颗纯洁的心，用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真心实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用自己工资买农具、籽种、小猪送给贫困户，与农民同吃同住，甘苦与共。在鲁甸土改时，农民要求县委留我在他们乡并给娶媳妇。到盐津县后更是决心扎根，带病坚持工作。直到今天，从县上到乡上的老干部和老农们还清楚记得群众对我的好评，无数干部群众盼望我重返他们乡村工作。甚至在1957、1958年我已被划为“右派”后，在那种政治高压下，许多农民照样关顾我，为我鸣不平。有的说：“区委呀，现在家家门前都有一块滑石板，数不清多少人要滑倒，滑倒的又偏偏是有良心的人，因为有良心的人不会盘算别人，只会被坏人盘算。他们把你打成右派，我们认得你是好人……。”

这就是我27岁之前的印迹。一步一个光明正大的脚印。

也就在我27岁之时，1957、1958年的反右运动，不但我的命运发生了大转折，而且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转折。从反右运动起，执政者就不再代表先进力量，中国历史开倒车的时代就到来了；从反右运动起，党内外和国内外就清楚看透了毛泽东是个什么东西。法西斯狼犬谢富治掌控下的云南反右运动，着力打击的恰恰就是中共地下党边纵14万人中的精英和骨干，就是我们这些真诚相信了“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而奋斗”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乃至学者专家。谢富治忠实秉承其主子旨意，对地下党边纵干部进行了“挖山药蛋”式的整体围歼。由于实在过份地伤天害理，这才逼出了1982年胡耀邦总书记亲自签发的《为云南地下党和滇桂黔边纵平反》的中央文件。历史事实就是，反右运动在云南残害的绝非零散的个人，而是被毛泽东认为具有民主意识和独立思维秉性的、走在民主革命最前列的那个先进板块。只有扑灭了这个代表时代精神的知识分子群体，他的独夫专政才高枕无忧。

五十二年来，我和所有反右受害者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果1949年建政之前毛泽东公开讲出一个内心欲望，讲出他的宏图伟略就是要全盘端过蒋介石“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法西斯衣钵，而且变本加厉一百倍来建立独夫专政，那么我们有几个人甘心为这个独夫专政卖命？有几个人愿意跟着他去干28年祸国殃民的勾当？

毛泽东要利用你时，你是革命的战友、同志、同盟军；利用完了，各种罪名他就糊在你身上，而且是先捏造罪帽，再填充黑材料。1957年他伪装要“整风”，他就亲自鼓动“针对党内确实存在的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开火，不消除这三害，就会亡党。”而且承诺要真诚欢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共产党员要带头，领导要带头。”毛泽东把上述这些四言成语组成的漂亮话讲得如此纯熟，全国人民都以为这位开国领袖不至于出卖最起码的信誉和人格。我想我是党员，又是整风领导组的成员，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精神，针对盐津县确实存在的宗派主义提出意见。我发言说：“原来盐津工作很顺利，一是政策正确，二是干部得力，各项任务都完成。自从把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监委书记都换成43师的军转干以后，工作非常吃力，他们讲话老百姓听不懂，他们还自称部队干部是‘炒过的’意思是打过仗的，那么我们地下党手无寸铁在敌人刺刀下工作，提着脑袋在老虎身边干革命，边纵游击队用最原始的武器与蒋军搏斗，这难道不是过得硬的事实？这叫不叫考验？要不要斗智斗勇德才兼备？”我又说：“我们党要团结，不应分部队党、地方党、地下党、南方党、北方党。我们只有一个团结统一的中国共产党！”我发言后还得到县委表扬，但是当时居于县委书记地位的43师一个连级军转干，并被谢富治爱将薛韬破格提升的贾鸿斌内心深深感到我的话剌到他宗派主义的肮脏处，这是他本人以及谢富治宗派势力的主要软肋。贾鸿斌拍板内定之后，过几天就把我划为“极右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批判、斗争、殴打、株连，所有残害手段全套辣子面都使出来。我不承认我反共产党，我只承认反过国民党，他们又说我把共产党说成国民党。我说“这是你们说的。我确实反过国民党，还被国民党警察局关过一次。你们说我是右派，右派反党是明确的反对党纲党章，有组织、有纲领、有计划。请问我哪句话反对党纲党章和宪法？哪句话哪个行动反对过社会主义和人民利益？我的组织是哪些人？我的反党纲领是什么？计划在哪点？我不是右派，打我的人才是右派，不准我讲话硬诬我是反党集团的人才是右派。”

他们不敢正面回答这些问题。但是贾鸿斌手中有权力，根本不由分说就把县委副书记瞿增伟、县委组织部长何浩正、县工交局长赵正荣、县委财贸部长罗文富、县粮食局长徐天荣、县监委秘书刘成端、县共青团秘书彭海钧等人打为“反党集团”和“极右分子”。这些受害者全是边纵干部或当地干部。我们昭通地区11个县中，昭通、鲁甸、盐津、威信四个县用同样手段打出纯属虚构的“反党集团”，受害的这些县长、书记、部长、局长全都是有良心也有能力，曾为党、为人民、为共和国作过贡献的人，真正关心党、爱护党、帮助整风的好同志。我们一夜间被罗织罪名而陷入毛泽东阳谋网中，关进监狱、劳教所，也就是右派集中营，受尽了各种肉刑、苦刑，有的被活活打死，有的饿死，有的自杀，无数个家庭被拆散，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我的妻子蒋武聪生孩子14天就被强令参加大跃进出夜工，下部还未愈合，到医院缝两针而惨遭全身深度麻醉死亡。我被押进彝良大坪、永善金沙、昆明大板桥三个集中营劳教21年。在这惨无人道的受害过程中，曾经有一次我会泽家乡的官方前来传达什么上级指示，要我回会泽家中去打造一批斑铜制品，说是完成什么“献礼任务”。为了这件“任务”甚至动员我母亲前来大板桥集中营接我，但专政机关又故意借此设置一道侮辱性的门坎，要我写一张“认罪认错书”才放人。这与我根本无罪可认的一贯立场不相容，与我宁折不弯的磊落人格不相容，我明确拒而不写，于是放弃了此一良机而一直把牢底做穿。我从不承认毛泽东爪牙们诬我之罪，被殴打和关禁闭十月之久，眼睛一度失明。受害21年直到1979年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我才得以改正复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回到盐津县工作，先在水电局当保管员，不久县委要我任水电局长，我一门不懂，我不任这个职务，就派我到云南省工学院带职进修，然后就职。我就首先解决全县人畜饮水问题。盐津本县并不缺水，但是从建政到1979年整整三十年，盐津人民的吃水都没有人管！这是毛泽东为首的整个体制彻底不称职的铁证！因为他们全部力量用来整人杀人，哪里管老百姓死活？我全力以赴尽职尽责解决了全县饮水问题。两年后又调我任县委宣传部长，我对宣传干部讲我们绝不能耍嘴皮，而要做实事，更不能把宣传部变成封杀人民嘴巴的恶棍部，因为几十年来宣传部讲假话败坏了形象，我们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只有干实事好事群众才会口服心服。然后县党代会召开，我被选举为盐津县纪委书记。我对纪检干部讲，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要自己先做到。纪检干部自身要廉洁，送礼不要，请吃不到，谁做不到这一点就别在纪委工作。我在水电局工作时打电话要钱修职工宿舍，只顾打电话，我五岁多的儿子掉在办公室门前水池中淹死。我的爱人朱万美要再生一个孩子，我就背着妻子到县医院作了结扎手术，夫妻矛盾由此产生。我的结扎带动起了全县计划生育高潮，计生办领导买些东西来我家慰问。我说“几万老百姓结扎你都去慰问了吗？我不能单独收此慰问品。”这样被我妻子知道，天天跟我吵闹不休，直到离婚。80年代中期我由县纪委调地区纪委工作时，县委书记王家高通知区局级干部集中给我饯行，但因为我在纪委订过一条规矩不参加公款吃喝，除了人代会、党代会期间吃过会议伙食，其它任何会议都回自己家吃饭。为了避开“饯行”，我只好请水电局驾驶员帮我搬家悄悄离开盐津。老乡们看到我车上只有一个书柜、一张床、几盆兰花，他们说：“赵书记真的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当天是农历五月端阳，恰是我的生日，就在大雨纷纷的途中过了节，心里是在享受坦然中的真实快乐，我想老百姓那杆秤是公平的，是很准的，你有几斤几两他们会称；你是好人坏人，在你离职之后他们会下断章。到地纪委工作直到90年代初以正处级离休。在93年房改时我连壹万贰仟元的福利房都买不起，只得向银行贷款肆仟，向右派难友张家柱借伍仟，其余亲友送了壹仟肆佰元才买下五楼最高层66平方米的一套尚未装修的房子住到现在。我女儿现住在市工会又臭又黑十多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五岁外孙天天闹着要他妈带他出地下室见光明。我几十年没有参加过外出旅游。2007年评为“困难共产党员”，每年得两佰元补助，但心里很高兴，党员们还知道我的情况就行了。我离休后和一些老同志组建过钓鱼协会，组建过昭通地区根艺研究会任秘书长，昭阳区根艺协会任名誉会长，89年组团赴京展出根艺获全国集体一等奖，本人获全国金奖、银奖，组织多次展览为昭通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微薄贡献，没有要国家分文。

我今年已八十岁了，快要走完人生旅程，可追思“五七”反右后遭受的21年苦难生涯，感到实在可怕。特别难受的是，邓小平胡说什么“反右是必要的，只是扩大化了”。我听了心里像刀刺似地痛到如今。从反右那天起我都没认过什么罪呀错呀，99.98%都整错了，纯属冤枉，究竟还有什么正确性必要性可言？“扩大化”岂不是最荒唐的自打耳光？你不是自称唯物主义者吗？那么你敢于正视事实、正视历史吗？你能拿出一点做人的良心为被毛泽东整死的党员右派和幸存的党员右派，以及党内外全体反右受害者讲句公道话，讨回一个人间正义吗？“右派”该不该平反？右派在刺刀下付出人间最苛重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财富哪里去了？右派的工资该不该发还？21年劳教监狱的精神损害该不该赔偿？请中央明确表态，推诿不理叫什么光明磊落？叫什么“以人为本”？我们这些人不记往过，三中全会后回来工作，还是像过去一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廉洁奉公。给他们平反赔偿，也就使执政党自身解脱了历史欠债，抛掉了道义包狱，党自己挽救了自己的形象。有个历史天平在这里明摆着：你究竟是要毛泽东这个暴君偶像，还是要十三亿人心？你是要把党的自身价值毁在历史包袱上，做毛泽东暴政的殉葬品，还是决心与民更始，开创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长治久安的中国？在这个历史天平面前党中央作何选择？现在应该按十七届四中全会关于完善党内民主的决议，把问题推开，进行一次全党讨论。也可以扩大到公开辩论和全民公决。敢不敢就这个重大问题展开讨论，是党内民主真与假的试金石，是我党有没有资格执政的检测器。

最后，我作为一名八十岁党员右派，面对着某些人至今还在祈祷不止的毛泽东幽灵，我必须讲出几句不失人格的内心话：十三亿中国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七千万党员在党章面前人人平等，据此，作为受害者的党员右派，我们与你毛泽东在党章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律面前也是平等的。本着平等二字，我们要与你毛泽东比一下党性、道德和人格。我从十多岁投身革命，二十岁入党，至今满过八十，数十年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为民主自由新中国而奋斗的初衷不变，建政前和建政后都是一张脸孔，从来没有出尔反尔过，没有见利忘义过，从来都把人民利益和党的利益放在首位，而且传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优秀道德传统。我们终身无愧于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一员。但是你毛泽东又是如何？1949年建政之前你是一套嘴脸，好话说尽；建政之后你完全换成另一套嘴脸，坏事做绝。你号召别人为人民服务，你自己则全心全意为独夫专政奋斗，为家天下的野心奋斗，而且要全体党员为你的独夫专政和家天下永远充当驯服工具。近四千万农民在你的暴政下饿死，你有过半丝半缕怜恤之心吗？你准备再以一半人口的生命做炮灰来争夺世界霸权，请问谁授予你如此野蛮疯狂的权力？你爬上龙椅之后集腐败之大成，创荒淫无耻之纪录，党内外国内外谁人不知？你又用永保政治特权和贪腐利益做诱饵，叫你的残渣余孽死抱住你的僵尸不放，把你拉历史倒车的独夫专政坚持下去，与人类主流文明为敌到底，请问这一切倒行逆施究竟还有哪一点合法性？还有哪一条继续赖下去的理由？

毛泽东幽灵当然无法回答了，那么是不是请他的残渣余孽来回答？

中共党员 赵正荣

2009年12月12日

住址：昭通市公园路31号市委西院，电话：13648705479

诗词二十首

 

董克让

五古   自叙一百韵

生逢朝代更，命与时俱背。投生职员家，本属平民类。从未欺压人，反遭人挤兑。家虽有薄田，难填一人胃。其时家五口，生活颇狼狈。我父日夜苦，勉强敷支配。我母缠足女，大字一不会。家务全担纲，终身无怨怼。衣裤亲手做，鞋袜亲手缀。咸菜自己腌，畜禽自己喂。劈柴又担水，推磨还舂碓。凡事都自担，邻里皆钦佩。八岁我父丧，断绝生活费。我母悲欲绝，洗面俱以泪。长兄为养家，忍将学业废。历经坎与坷，良企获职位。薪水不算低，兄心得宽慰。但距家乡远，悬心犹未坠。一九四七季，风云变幻起。多家有产者，低价卖田地。兄之伯丈人，忍施移祸计。我兄受蛊惑，与他成交易。本意为安家，不预酿悲剧。土改来如虎，慈母吃尽苦。九死得一生，留下疑难痼。终朝但自语，生活仍自顾。兄属旧人员，平生亦少欢。三反充老虎，肃反为重点。批斗再而三，结论无一片。担子照样担，内控却不变。我因属边纵，自认是同志。事后始得知，此念太幼稚。边纵游击队，内定为土匪。故与兄一样，都在另册内。整风一开头，便有人伺候。诱我发牢骚，背地往上奏。请我提意见，为将罪名凑。我信党无私，直言不顾后。据实说意见，半点不虚构。谁知这一来，正好入其扣。反右一开张，我便挨批斗。组织车轮战，不分夜与昼。连斗几个月，十罪罗织就。兄因肃反冤，怨言实难免。报载罗隆基，要求为平反。兄不识时务，随将心声吐。冲口一句话：这才叫民主。领导一见喜，朝死挖根底。于是两兄弟，大祸双双至。定罪有何难？只须三个字①。秦桧传得真，发挥尤尽致。处分亦新鲜，监督与生产。生产犹可忍，监督最凄惨。虽有公民权，不如劳改犯。劳改尚有期，监督无期限。犯人劳有时，我等长苦战。犯人黑即收，我等战犹酣。汽灯凑钱买，煤油凑钱添。定额比天高，差少还扣饭。囚粮有保障，我等糠菜咽。犯人周食肉，我等油难见。双双到东风②，如履阎罗殿。书记似阎王，队长如鬼判。岂无善良人？俱已魂魄散。岂无刚正者？因缘别深浅。更有伤心事，不准带家眷。我嫂受株连，下放宾川县。三个幼子女，跟上第一线。我母难安置，暂托友人管。所需生活费，长寄未拖欠。殊知数月后，友人称不便。退回当月钱，附上信一件。时值大饥荒，母命实已断。请假去收尸，皆被队长斥。可怜我老母，辛勤养三子。三子俱长成，自己独饿死！尸骸无人收，为儿能不耻！我怀负罪心，至今恨未已。我兄更伤悲，身心全崩溃。终在劳动中，摔倒长为睡。身变植物人，解脱人间罪。惟因含冤归，人死眼不闭。凶信报嫂知，回书惟零涕。欲来无路费，后事托与弟。兄死三十五，有谁为之抚？我命时亦促，晃若风前烛。解衣如骷髅，见骨不见肉。兄死命我埋，一掘复一哭。天黑掩埋毕，忘记作标识。当年死人多，土堆满山坡。日后去查阅，竟自难区别。愧对我嫂侄，此恨亦难雪。梦中见我兄，醒后心如裂。我在将死前，总算天开眼。幸遇好医生，收我住医院。全休二十天，空腹可填满。从此见转机，渐离泉路远。留得此残生，纯粹出侥幸。至今仍饶舌，只缘冤未净。今生想雪冤，看来没那命。

    ① “三个字”，即“莫须有”。《宋史•岳飞传》载：秦桧诬陷岳飞下狱，韩世忠不平，诘问秦桧，桧说：“莫须有”。

    ② “东风”，指专为“改造右派”建立的弥勒国营东风农场。

五  律   无  题

连夜狂风恶，凄凉遍地灾。不伤墙上草，尽毁栋梁材。

零落犹堪忍，搓磨最可哀。仰看风起处，云雾拥神台。

五古   听友人叙旧，感记

去年见英雄，学府欢情透。听他作报告，泪湿春衫袖。

今年见英雄，农场寒风骤。还是去年人，咋就成极右！

七  律     记  梦

  一梦攸攸廿载长，  蹊跷往事费平章①。

忠言一句成囚犯，  真理三批变秕糠。

难辨是非缘转换，  岂知谋略有阴阳。

醒来已觉黄昏近，  暗抚伤痕望远方。

    ① “平章”，辨别明白。刘克庄《贺新郎·送陈真州子华》：“试平章这场公事，怎生分付？”

七  律    有  感

曾为牛鬼陷阴司，熬破南冠人已痴。

一世芳华凋去早，廿年噩梦醒来迟。

是非曲直存公论，苦涩辛酸只自知。

检点平生多憾事，投胎尤恨不当时。

蝶 恋 花    梅

    苦雨凄风凋碧树。委地繁英，辗转皆尘土。触景惊心谁与护？惜花也怕天颜怒。    莫道花期今已阻。驿外桥边，犹有香如故。雪压霜欺经几度，芳心笑在春归处。

满 江 红     知  觉

    千古奇冤，鸡年①事，宛然如昨。因感念、精诚可鉴，盛情难却。剖腹交心情似火，直言鸣放欢如鹊。全不问、宝贝葫芦中，装何药。

    迷魂阵，真扑朔。弥天网，早张着。待纲绳一紧，尽遭擒捉。坦白从宽蛾扑火，鸣冤加罪鱼求鳄。到头来、怪你对阳谋，无知觉。

    ① 1957年岁次丁酉，属鸡。

贺 新 郎     学  问

    万事从头学。问当年、阳谋欺诈，几人能觉？都道传家三件宝，尤以批评为卓。还说是、灵丹妙药。鸣放之风才掀起，见嘤嘤鸣者俱遭虐。这学问，深难度①。    处分更见超凡略。法无依、转由行政，一批勾却。苦役无期油熬尽，照影残躯似削。更难耐、心灵炮烙。帽子虽从头上摘，但仍悬背上长背着。天晓得，啥时落。

    ① 度，作动词时读如铎，测量之意。

贺新郎   闻民主评定右派有感

    此事听（读平声）来怪：整风中、一言不发，也成右派。因有指标兼任务，差着如何交代？只好是、优胜劣汰。扒着人头排个队，看上谁就把箍儿戴。休怨我，把人害。    官中更有能人在。出高招、民主评议，坐观成败。内急出恭方便者，立马光荣中彩。谁叫你、不思忍耐？二十一年蹂躏够，遍人亡家破谁担待？天不应，地无奈！

贺新郎  丁酉五十周年祭

吾族堪忧戚。数千年、独裁专制，已成顽疾。现代君王心尤狠，竟嗜焚坑成癖。残暴处、秦皇莫及。覆手为云翻手雨，听冤魂四野呜呜泣。他那里，笑声溢。    阳谋已够刁钻极。更兼之、指标钦定，爪牙威逼。残害无辜三百万，家破人亡谁惜？昭雪事、横遭压抑。申诉连篇呈阙下，似泥牛入海无消息。人耍赖，鬼都栗。

西江月   丁酉五十周年感旧（六首）

梦想百花齐放，得来万卉俱凋。引蛇出洞计谋高，谁解其中玄妙？

谔士纷纷坠网，诤臣个个填牢。一言堂下颂声嚣，没了南腔北调。

莫怪以言罹罪，皆因在劫难逃。百般防范也徒劳，另册早经编好。

知识屡遭严整，出身更难轻饶！各型大帽漫天飘，顺手抓来便套。

一旦归为异类，终身莫想翻梢。万千白骨委蓬蒿，家破人亡谁料！

改造年年岁岁，归思暮暮朝朝。查评认罪昼连宵，哪计黄昏清晓！

劳役天天加码，饥肠夜夜咕叨。四肢浮肿脸庞泡，任务分毫不少。

强者苟延残喘，孱夫竞赴阴曹。一床草席把尸包，还要自吹人道。

也算苍天有眼，亦因公道难饶。夕阳西下出笼牢，天际阴霾暂扫。

都盼重开新路，那知别有高招。取名改正果然刁，能把世人蒙了？

铁证如山俱在，真情似火难包。谎言怎耐细推敲，惟向人间遗笑。

世事一经看淡，此身反觉逍遥。不赔不补莫心焦，善恶终当有报。

贺新郎   拓荒碑①前公祭众亡友

    肃穆碑前立。默哀中、有人长叹，有人低泣。白发苍颜三百老，都是当年同册。又都是、浑身劳疾。二十一年曾共难，恨今朝尘壤遥相隔。惟一祭，表心迹。    诸公泉下音尘寂。算流光、整风罹难，五旬将及。故友萧萧俱日减，依旧平冤未毕。更无有、理赔消息。未见秦皇施暴政，见二千年后登其极。公祭罢，泪珠溢。

    ① 东风农场在三年大饥荒中，被整死和饿死的五类分子近百人，占其总数的五分之一。1994年，在一些热心人的促进与资助下，为这些死难者营建了一座纪念碑，命名“拓荒”。

贺新郎    拓荒碑前祭亡兄

    含泪凝情立。料吾兄、这般时侯，更难安息。故友龙钟齐到此，偏你无踪无迹。仍在那、冥中哀泣。吊井①萧萧阴风冷，到夜深更听冤声激。谁为你，解悲戚？    秦坑我亦曾亲历。奈当初、同场异地，欲帮无力。枯骨如今还在否？乱冢纷纷难觅。都怪我、未留标识。莫恨同胞无情义，恨阴差早晚来催逼。我也是，死将及。

    ① 吊井，地名，全称为“小吊井”。是东风农场专埋死人的一个荒坡。

贺新郎   读《纪实》①呈刘振凯老师

邂逅心欢悦。见吾师、依稀又现，楚中时节。为反独裁争民主，母校身居前列。全不怕、牺牲流血。壮举翻成投机罪，到整风作了餐中鳖。思往事，寸心裂。    先生境况尤凄切。诵佳章、遣人嗟叹，引人呜咽。无法无天无人道，惟有君权似铁。听四下、山呼不绝。死里逃生人俱老，问这桩冤案何时雪？翘白首，望金阙。

    ① 《纪实》，刘老师所著《险些被葬荒丘——宣威来宾教养所劳教生涯纪实》的简称。载作家出版社2009年5月出版的《二十一年（续集）》。

沁园春  读《苦旅纪实》①呈李荫祥先生

    苦旅凄凄，纪实昭昭，发聩振聋。叹独裁专制，沉痾难愈；自由民主，好梦成空。恣意焚坑，凶残迫害，无法无天有自供。阳谋下，看群魔乱舞，遍野哀鸿。    先生正气如虹，纵大难临身不曲躬。对权奸构陷，严词痛斥；懦夫随唱，大度宽容。廿载奇冤，三年幽禁，铁骨铮铮一劲松。今虽老，更着书立论，不改初衷。

    ① 《苦旅纪实》，李荫祥所著自传体纪实作品，由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勇敢地回首过去

 

郭道晖

“被忽略的历史会变成被否定的历史，甚至导致重演。”

这是美国洛杉矶时报2009年12月5日

该文表示高度赞赏韩国“真相与调查委员会”对50年前朝鲜战争期间数万名左翼人士遭屠杀的细致调查。该委员会最近宣布已找到韩国军队和警察在朝鲜战争（我们称为“美国侵朝战争”或我国“抗美援朝战争”）最初几个月被军方处死的4834名平民的证据（ 这个数字可能只占全体遇害者总数的10%）。他们先是被勒令参加由韩国政府安排的“再教育培训”，而后予以杀害的。据有关证人指称，屠杀的命令是来自“最高层”。最近解密的美国电报也显示，当时美国军官对这些屠杀知情，而且至少在其中一场屠杀中露面。（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12月7日

据报道，数十年来，讨论这些杀戮在韩国是禁止的（这大概也是所有专制统治者的通病）。很多幸存者和受害者家属一直保持沉默，担心遭报复。历史学家是依靠相关的口述和书面纪录，才得明真相。近几十年来，已有超过35个国家设立了真相委员会，直面历史创伤。表现最好的有秘鲁、东帝汶、摩洛哥和南非的委员会。

美报社论指出：“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韩国人已经勇敢地迈出。”

我在《五七风云：追求还是打压》一文（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8期）中曾列举过国际社会近年来的一种新动向：许多国家都在回首该国过去的统治者在历史上实行奴隶制、种族屠杀或恐怖暴行给本国人民或他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并进行政治道歉和经济赔偿。其中最著名的事例是，前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1971年访问波兰时，在被德国纳粹杀害的波兰人的纪念碑前下跪。随后法国总统希拉克为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人帮助迫害犹太人的行为道歉。1993年，俄国总统叶利钦为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道歉。1993年、96年、97年，南非总统克拉克数次为南非白人统治时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道歉。1997年挪威国王为挪威政府对闪族少数裔民族的压迫道歉。1997年英国首相布莱尔为土豆饥荒饿死无数爱尔兰人而道歉。菲律宾后任总统对前任马科斯总统独裁时期镇压人民的罪行，向人民道歉。有的国家或地方领导人甚至为几百年前国家的罪错道歉。如美国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议会通过决议，向200多年前该两州贩卖人口和实行奴隶制度表示“极为遗憾”，认为政治道歉将有利于采取措施“消除奴隶制度至今对人们的影响”。2008年美国国会还正式通过决议，为200年前美国实行的奴隶制道歉。在澳大利亚，1998年人权组织发起设定每年5月26日为“国家道歉日”，以反省18世纪70年代被英国殖民者掠走10万土著儿童的罪行（将他们抓去英国，让白人家庭进行所谓“欧化教育”，图谋从思想文化上征服土著人，他们被称为“被盗窃的一代”）。

即使在我国台湾，马英九在他参加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受难者”的“秋祭追思会”上，曾以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身份，为当年国民党当局镇压人民的“白色恐怖”，郑重地三度向受难者公开道歉。他说：“虽然那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既然现在身为国民党主席，就必须承受国民党过去的责任。”（据中新网2005年10月31日报道和龙应台：《国民党的反省》，2005年4月24日）2006年西安事变70周年纪念日，国民党主席办公室通过台湾的党史历史馆长邵铭煌，为上世纪四十年代被国民党特务杀害杨虎城的惨案，代表国民党向其亲属道歉。（见新浪网2006年12月12日

国家罪错由国家领导人出面向人民、向受害者作政治道歉，有利于抚慰受伤害者的心灵，获得社会公平感，化解民怨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这已成为文明国家的一种政治道德惯例。更根本的目的还在促使领导人反省导致损害的政治经济根源，汲取历史教训，检视制度和具体体制上的问题，加以改革。再说，勇于承担政治责任，不会损害、反而会提高领导人的威信。勃兰特的道歉使他获得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就是明证。

可惜我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历代统治者缺乏这种习惯、责任感和勇气。这些年来，我国历次政治运动中遗留下的广大政治灾民和难友，虽然前赴后继、锲而不舍地奔走呼号和呐喊，从实际效果来估量，人们很难再寄希望予党政当局会恩赐平反和赔偿。就近取喻，只要看看地方上那些官僚冷血政治动物，面对反抗野蛮拆迁而英勇自焚的居民，不但无动于衷，而且还给他/她们拨上“破坏社会秩序”的污水，人们就可以丢掉幻想了。

我们不能指望在我们有生之年能见到“黄河水清”，甚至不要幻想当局会主动地去调查或支持调查历史真相；那么，我们是否就无能为力了呢？

韩国人给了有益的启示。我们的五七难友们也正在创造自求解放的新路。

基于我们深信历史是人民写的，未来总有一天不仅真相将大白于天下；而且那时的执政者与历史罪错比较疏离，利害牵扯较小，在日益强大的人民力量的推促下，势必被迫地或主动明智地作出历史的交代。

那时所需要的就是证据。证据是金，以铁的事实真相和确凿的证据，来为彻底平反和补偿与赔偿提供司法的真凭实据和追究政治责任的依据。更重要的是给后世的执政者提供资政宝鉴，给后代青年留下历史教训。马克思说过，人民也可以被腐化。在长期的愚民政策教育下，人民群众也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无知愚昧的帮凶。文革中的红卫兵就是如此。法西斯德国的希特勒上台，也是得到其工人群众的狂热拥戴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也曾得到其民众的强烈支持。

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展开群众性的历史真相调查，尽量收集确凿的证据。《往事微痕》的编写和流传，就是一个很切实的有用的证据。我们是群众性的草民“太史公”，也是公民检察员和律师。

从本期“微痕”所载余永庆同志（时任职中共昭通地委党校支部书记）的长篇实录，揭露了1957年云南省昭通地区有关当局迫害被引蛇出洞打成右派的两千多名干部和教师以及近千名在校高中生，不少人被残害致死。并溯及解放后以谢富治为首的宗派集团，忠实执行毛泽东对云南地下党、边纵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十六字方针，通过所谓反地方主义运动、三反运动、肃反运动，对地下党和边纵干部加以整肃，打击迫害当地地下党干部，导致许多革命干部或自杀，或被冤杀、暗杀的惨剧。到1957—1958年整风反右时期，昭通全专区共划右派614名，而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就被划610名，占99.38%。这一情况，是过去五七风云的回忆录中少见的，揭示出反右运动在有些地区被借用来排挤打击镇压异己力量的手段，露骨地暴露了他们反动的宗派恶行。

更令人发指的是昭通地区的反右受害者被发配大坪劳教所劳改，在1959至1961年底短短三年内，在饥饿和泡肿病的双重折磨下，死亡人数占大坪劳教所本部200人的百分比约占30%-50%。作者就其所知，一一列出了死者的姓名和惨死情况。这是一个血淋淋的名单和铁的证据。

反右运动在全国划了55万“右派分子”（实际上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这一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文字狱，固然归根于毛泽东及其主事的副帅的罪错，而各地具体执行者也难辞其咎。特别是那些借运动谋私、排除异己、大施法外迫害者，各地各单位也是不乏其人的。

近读一篇有关判例，值得借鉴：1992年2月，统一后的柏林法庭上，审判柏林墙推倒前两年东德守墙的卫兵，他开枪射杀了攀爬柏林墙企图逃向自由的青年克利斯。这个士兵的辩护律师声称，这些士兵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们根本没有选择的权利。不过这样的辩护最终没有得到法官的认可。因为类似的辩护，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纽伦堡审判法西斯战犯时，已有先例。当时各国政府的立场不约而同：不道德的行为不能借口他们是奉政府的命令干出来的而求得宽恕。任何人都不能以服从命令为借口而超越一定的道德伦理界线。

柏林法庭最终的判决是：判处开枪射杀克利斯的卫兵英格﹒亨里奇三年半徒刑，不予假释。法官这样对被告解释他的判决：“东德的法律要你杀人，可是你明明知道这些唾弃暴政而逃亡的人是无辜的，明知他无辜而杀他，就是有罪。这个世界在法律之外，还有‘良知’这个东西。当法律和良知冲突的时候，良知是最高的行为准则，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你应该早在决定做围墙卫兵之前就知道，即使东德国法也不能抵触那最高的良知原则。”

违反人类良知的法律最突出的表现是纳粹德国时代的法律。其中像“告密权”这一法定权利，导致大批犹太人和正直人士死于纳粹屠刀之下。二战后联邦德国司法部门在处理这类告密罪行时，被控人犯辩称他们的告密行为是根据当时政权的法律的行为，并不是非法的。“对这种答辩的回答是，他们所依据的法律，由于违反基本道德原则，因而是无效的。”当时有这样一个著名判例：被告是 一名妇女，1944年为陷害其正在部队服役的丈夫，向纳粹当局告密后者休假在家时曾发表有损希特勒的言论，根据1934年纳粹政府的一项命令（其中规定凡发表不利于第三帝国的言论是非法的），其夫被判死刑（未执行）。1949年该妇女被控犯有1872年刑法典规定的非法剥夺他人自由的罪行。联邦德国班贝格上诉法院最终判决其有罪，纵然其丈夫是按纳粹政府的法令判刑的，但该法令“违反了一切正直人的正当良知与正义感”，因而是无效的。这一判例被西方法学界认为是自然法学说的胜利，是二次大战后自然法学与人权复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同时也引申出一个重要法理原则：对恶法、恶行的抵制，不仅是公民的权利，也是不容推卸的义务。

在昭通专区蓄意将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610名打成右派（占被划右派总数的99.38%），和在大坪劳教所听任30%-50%的右派囚犯饿死、累死的负责人，就明显地属于故意违反“最高良知原则”的罪人，何况反右本身只是执政党的决定而于法无据。

而要追究他们的政治责任或法律责任，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包括人证、物证。为此，我建议，除了继续不断以回忆和控诉的文字揭露反右及其它政治运动、政治风波中的种种暴行外，还需要有意识地保存、收集各种实物证据，诸如被害者的照片、遗书、衣物、收容所状况、死者坟墓所在地、耳闻目见者的证言、笔录……等等。这些实物既可作为诉诸司法审判的证据，也是可提供将来举办反右和文革博物馆的资料，对于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是最具震撼力的教材。即使现今或今后已不可能追究当年的罪人，至少也可以警示来者：在政治风波中要秉持社会良知，恪守道德底线；切不可随风逐流，助纣为虐。

我曾参观过设在美国华盛顿的“大屠杀博物馆”，是以记载希特勒法西斯暴行为内容的。其中就有许多当时留下的电影和照片及其它实物，见了令人触目惊心。当看到成百万群众高举右手，狂热地欢呼拥护希特勒时，不禁联系我国文革时天安门广场红卫兵高举红宝书三呼万岁的情景，如出一辙！才知人类的疯狂愚昧，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希望终有一日，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历史博物馆，也才可望把一切反人道反人类的暴行永远关进历史博物馆，从而可望不再有这样悲惨的历史！

 2009年1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