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出版已经五年，其际遇堪称奇异。有人看出它的反动，有人看出它的寂寞，有人看出它的伤心，有人看出它的示范……它为人所喜，也冒犯了不少人。无论如何，我应该可以说，这是一本有性格的著述，它甚至成为我个人行藏于时世的标志。
　　自我多少自觉地写作以来，已经二十年。对生命而言，这二十年可谓我的全部青春，人生与所处的国家皆沧桑巨变。对历史长河而言，这二十年只是倏忽一瞬，日月星辰依然亘古如斯。变与不变，历史目的安在，前路如何之？一切见仁见智。而对自己的努力，至今只有《非常道》等少数作品行世，实在惭愧。而令我更为不安的是，在这个熙熙攘攘的时代里，身心的安适始终不得其所。
　　十几年前，我曾感叹“在汉语的血流里”生存的不安。这一不安于今尤盛。这种不安也促使我在《非常道》之后内心的绝境中，开始以第一人称为老子作传。我希望向人类文明史上第一次说出“道可道、非常道”的作者致意，并努力以他的精神回向给我们当代社会。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经济繁荣已有三十年，大陆中国度过短缺经济、都市化和二次城市化的社会进程也有十多年的时间，华人社会则有散布全球的不同版块社区，这些相当规模时空的人类存在，正在寻找跟文明的关系。我们的生活是如此充满了紧张刺激或悲剧闹剧，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相互之间近了，有一段时间我们感觉远了，各自安于或不安于其位。人类情感认知的急迫性一时为众周知，一时为人淡漠麻木。
　　这种往而少返的不能汇通之现象带来了我们当代的罪与罚、错与苦。出路安在？自太史公以降，我们文明的伟大个体都明白返本开新的道理：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所有对时世具关键意义的人性呼号，都是从遥远的极地、绝境发出，经过时空的消息，而传到人们耳际，以给人以人生的坐标或安慰。西哲有言，启智明理莫如读史。那前人言行组成的历史星空，虽有时世的污染，仍在我们的头顶闪耀。“述而不作”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当现实的天空被污染遮蔽时，人们可以回向历史的天空和精神的天空，从而尽人事，知天命，从而推动我们自身的生命完善。
　　这也是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非常道路至今仍给人启迪的原因，也是《非常道》为大家接受的原因。它的再版仍有意义。一方面，华人社会已经到了一个空前的地步，近一两代人的努力足以催生我们自己的“常识”、“存在主义”、“垮掉的一代”、“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或“伊甸园”。另一方面，汉语知识也空前地犬儒、反动，不配称道这世界史上空前的奇迹或共业。汉语人也像失去精气神的怪胎。一个自儒生傍官傍商以来就势利非常的阶层，至今以人上人的成功人生为号召，败坏了自己和汉语世界。他们似乎从来不曾明白，脱离普通人生活，我们不可能过得更好。这也是那些或左或右的正人君子们多有富贵病的原因。劝说人们离开人类生活的主流，如人生正义、社会道德，而以经济行贿、信仰宣教、特殊国情等孤立的道路去拯救其灵魂或生活，一再被用来尝试挽救文明或社会的弊病。但除了普通人所走的普通道路外，一切激进的或乡愿犬儒的手段都证明是罪错参半，都证明带来的问题比解决的问题更多。在这方面，早期宗教的团契生活是这样，伟大的五四运动是这样，伟大的现代革命也是这样。自然，那些庸俗堕落的帮闲帮忙者罪错更大。如果我们不能冲破他们带来的障碍，我们跟他们一起造成的共业足以毁灭这个世界。
　　十几年前，我说自己“一向都是热爱生活、阅读、怠惰、冥思更甚于写作表达”；我说自己和大家一样，“在卑微、平庸、残酷的生活中经受着考验，经历着成长”—这样的话，到今天仍适用。在沧桑巨变和亘古如斯之间，在日常和非常道之间，我相信读者自有会心，我相信在我们专注的地方，日子仍会缤纷地展开。
　　我自钟爱我的野草，但我憎恶这以野草为装饰的地面。我很高兴地发现，《非常道》为大人君子之流屏蔽，而在江湖在民间有着广泛的基础。
　　在《非常道》再版之际，我愿意跟读者诸君分享我在年初“答诸君升平”中的一段话：如果天不变道亦不变，如果五十年不变，诸君将何以自处？再问一句，将何以待人？再问一句，善是否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