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友谊资料，非卖品）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日

目录

读《往亊微痕》文稿有感                谢  韬

《成都日报》三位老报人                鉄  流

文革中的清华岁月                      万润南

王老七拉老虎                          李才义

美丽的秋海棠叶                        严家伟

文革轶亊之一：抄家闹剧                任蘅芳

又和秋瑾哭秋风                        朱  毅

小学生的呐喊                          纪增善

《往事微痕》开篇语

往者犹可鉴,亊亊总存真;微中能见大,风雨难洗痕｡

昨天的事情是今天的历史,今天的事情是明天的历史｡人类五千年的文明史,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积累,一代一代的传承!基于此,我们几位耄耋之年的老人,总想让大家(也包括我们自己),能将经历过的大事小事写出来,做到讲真话､说真亊､吐真情､辨真理,恢复历史的原貌,彰显真善美的人性,以此激励生者,警示来者!起到“史鉴知兴亡,铜鉴正衣冠,人鉴知得失”的作用｡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中华民族正在回归“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泯灭的人性正在复苏｡为此,我们愿尽绵薄之力,在不多的岁月里做点有益于的社会的亊情,使生命活得更有意义!

这本小册子全为自费印刷,赠阅朋友,希望得到大家的关怀支持:“嘤其鸣也,求其友声”!我们相信大家都会关注它,如同关注自己的往事一样,为它添砖加瓦｡

读《往亊微痕》文稿有感

谢  韬

百年风雨笼神州，苦道凄霜染白头；

青春豪气追好梦，晚景总为民主忧。

往亊微痕留墨迹，生活波澜度春秋！

心底真情写实史，坦诚反思共丰收。

87老翁谢韬，08，6，26。

“成都日报”三位老报人

铁  流

一，“多宝道人”陈泽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总想着他。1956年初夏，为增强工人阶级领导力量，我从中共成都市委办公厅调入新创刊的《成都日报》社文艺组任编辑，很快和他认识并交上朋友。

他个儿精瘦，头部上大下小，面颊长短适度，高额头大鼻梁，双目炯炯总在思考什么。他为人机警，深暗世态，知进知退，从无废语，好读杂书，装了一肚子学问，外号叫“多宝道人”。组长肖青说，陈泽昆是老报人，当过《工商导报》（《成都日报》的前身）的总偏辑，懂的东西多，肚里有的是货，三部卡车也拉不完，你要好好向他学习。

文艺组有六个人，每人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他和我的座位背靠背，转过身子就脸对脸，交谈机会自然多一些。他负责杂文、短评，我分管小说、诗歌，若遇上拿不定的稿件，便向他请教。他总是静静地听我意见，听完后认真想一想，然后说：“作编辑是发现作者，作者有无前途，首先看他写的东西有无新意，其次才是功底、文采。”

收发时每天送来不少来稿，他处理的速度比我快十倍。我忙他闲，闲下的他不是品茶就是看书，真够清闲。我很冲（成都话好表现），几乎每天都要在评报拦上发表意见，可他从不写。不久猪肉供应开始紧张，几乎所有肉案铺都排起长队，我在评报拦上贴出三张稿笺纸的意见，批评报纸不关心人民生活。他看后笑笑，私下向我说：“干新闻需要勇气敏感。你很勇敢敏感，是干新闻的料。”

是年10月，四川《草地》文艺月刊发表了我写的“干预生活”作品，《给省团的一封信》，他翻去复来看了几遍，不发表意见，老皱额头。大约一周后下晚斑，他突然何我说：“小黄，走，我请你喝‘五粮液’。”

此时“五粮液”还名不见经传，在酒铺里散卖。这种酒铺不卖热菜，顶多是花生米、豆腐干之类，成都人称之为“冷淡杯”。我们相对而坐，细细地品着酒杯里的酒。他说：“你知道不，这酒为什么叫‘五粮液’？它是五种粮食烤的，有大米、糯米、玉米、高粱、小麦，外加制作工艺，还得好曲好水。俗话说，粮为酒之骨，曲为酒之魂，水为酒之精……”

他说得滴水不漏，酽然是个评酒专家。我洗耳恭听，搭不上话。接着，他谈到报纸，问我：“你知不知道什么叫新闻？”

我道：“每天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嘛！”

他摇头，轻轻一笑：“错了！每天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难道都是新闻吗？”

我糊涂了，张口结舌答不上。他意味深长地呷了点酒，自个一笑道：“这很难讲明白，这样吧，我们职业有句行话：‘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是新闻’。新闻就是新奇的、刚刚发生的、为大众关心的事情，决不是上面的指示和命令。”

我哦了声，睁着双大大的眼睛：真新鲜！

他又说：“新闻，是新闻记者在有新闻的地方去抢来的，不是开会开出来的，更不是领导讲出来的。我那时当记者每天都得跑，走街串巷像个小贩，还得靠腿快、笔勤、耳尖，累呀累呀，但愉快。记者只对所写的事实负责，不对谁的政策方针负责，所以很自由。你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就是新闻，是一篇长新闻，我们称为特写，现在称报告文学。”

他谈得有兴，我听得有味。于是，我对过去的报纸越来越有兴趣，诸如怎样才能办好一张报纸？应该多少人办？以及报纸的功能是什么等等？

他真有学问，不愧是个老报人。他说：“报纸的功能就是监督政府，把官员们为非作歹的事情公诸于世，比如贪污呀，腐化呀，办事不公不义呀，侵犯老百姓利益呀，全给他抖出来，使他们再不敢做坏事！”

说到这里，他突然问我：“你知不知道《大公报》？”

我摇头。

他说：“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大公报》是一张赫赫有名的大报。1902年创刊，时值清朝末年 ，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联合接办。以‘不党、不盲、不私、不卖’为办报宗旨，坚持民间性，以文人论政为特色，在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占有光彩的一页。他们批评指责国民党一党独裁，支持共产党民主政治，在当时政局中具有重要的影响。因而于1941年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荣誉奖章。”

他讲得认真，我听得入迷，决心想今后当个真正的报人，由不得问：“解放前成都有多少家报纸？”

他稍事回忆，如数家珍地说：“从三十年代算起，到1949年12月解放，60万人口的成都，至少有二十几种报纸，先后有《工商导报》、《大声周刊》、《民众时报》《民声报》、《西方日报》、《中央日报》、《成都快报》、《华西日报》、《华西晚报》、《兴中日报》、《时事新刊》、《国难三日刊》、《建设日报》、《南京早报晚刊》、《星芒报》、《复兴日报》、《党军日报》、《益报》、《新中国日报》、《新新新闻》、《新民报》……”

我道：“这样多的报纸要多少人办啊？”

他说：“那时办报不像现在，我们《工商导报》有日报和晚报，不到二十个编辑、记者，可消息全是抓回来的，很少用中央社的稿件。” 末了他补一句：“这些报纸有一大半是共产党办的。比如《工商导报》就是共产党办的。它1946年4月28日创刊，是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创办起来的。”

说到这里，他添加一句：“那时的报纸从不靠国家、政党出钱养，主要是有没有读者。如果报纸靠别人出钱办，那绝对办不好。所以张季鸾‘不党、不盲、不私、不卖’是办好报纸的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活不活，为不为老百姓说话，是民主政治的表现。”

此后，我热心于办报，力争做一个终身的职业报人，远在1957年初就和丘原、陈谦、遥攀等人提出自办一个叫《笑》的文人刊物，没有想到后来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七八个年轻人都成了“右派分子”。

老报人陈泽昆虽然在“整风鸣放”中从不发言，但由于特定的身分也名列其中。他作为二类处理，工资降三级，调到人民银行成都市分行去管总务。二十二年后我“改正”回到报社文艺组，他没有归队，后调到四川人民出版社《天府旅游》杂志去做编辑。1982年冬，他约我去新发现的旅游景点“九寨沟”采访。我们坐着越野车，有说有笑，一路大谈办报一事。我忽然提出一个新问题问：“国民党蒋介石垮台溃败大陆，是不是与未搞报禁有关？”

他想了想说：“有关系，但不是直接的关系。国民党真正垮台的原因是它坚持搞独裁统治，以及官员们的贪污腐败。打垮蒋介石八百万军队的是解放军而不是报纸！报纸从来没有这个作用。如果我们国家放开了舆论，准许私人和社会团体办报，让人讲真话，说真活，就不会有‘反右斗争’和‘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的灾难。”

他还说，现在共产党搞“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松动，可能会准许私人办报纸。他主张我积累资金，到中共准许办报的时候，一定要去试一试。

九寨沟一山雪，一地冰。我们住在当时唯一的招待所，诺日朗瀑布边的几幢简易木版房里，只有一位香港来的女游客。经交谈才知她是打工仔，月工资高达两仟港币，大大吓我一跳，方知两地收入有这么大差距！还和她聊起香港报纸，她说在香港谁都可以办报，关键是你有无实力。

夜里我和陈泽昆坐在火堆旁，商讨怎样办报如何办报？办一张什么样的报纸？他说：我还是那句话，“一个国家，一个时代，报纸办得多不多，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是有没有言论自由的分水岭”，要把办报视为一种做人的责任与义务！，

三年后我“下海”来到北京，一边赚钱，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办报办刊，最早参预第一张民办报《中国广告信息报》的扩展，后又自办《中国市场信息》，尔后承办《当今农民》，再后组建《中国公共关系报》，香港回归前，还在香港注册了《香港日报》、《香港晚报》、《香港晨报》，因各种原由皆未实现，一个字：难！

1998年六十五岁的他妻子死于癌症，不知为什么他竟和一位小他近三十岁的姑娘结婚，却不知这位姑娘要的是财产不是人？不久新婚娇妻私下与另一年青男人往来。年迈的他愤而跳楼自杀。

唉，聪明人也有糊涂的时候，竟不知当今社会已非50年代的理想社会了！

他走了，却留下我这个办报希望不泯的老右派。而今故乡成都市已有五百多万人口，报纸却少得可怜！大概不足十份报纸，且全是官家的报纸，没有一张为老百姓说话的民办报纸。而我总想办张自己喜欢的报纸，为老百姓鼓与呼的报纸，为贪官墨吏闻而丧胆的报纸，不知这个心愿在有生之年可否实现？

二，情才并茂的杨蓓

她叫杨蓓，名字和人一样，是朵初绽人间的花蕾。她年长我七岁，故一直叫她杨姐。屈指，相识相处到她离去，大约有四十多年，但近距离的接触交谈也就十多次。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姣好、娴雅、谦让、宽容，凝结着一切美的东西，是位高品质的女性。但很不幸，不到二十七岁即划为右派分子，接着赶出报社，送街道生产组“监督劳动”，接着在中学教书的老公，为求自保断然与其离异，一个完好的家庭连同希望破碎了。此后终身不嫁，相伴孤灯、冷衾和女儿张羽相依为命，直至死。

她是《工商导报》的老报人（1949年前中共地下党和民主派合办的一张报纸，1956年4月更名为《成都日报》），华西大学高材生，人长得漂亮，当年有校花之称。她文笔不错，负责影评、散文，对小说特别偏爱，可从不动笔。那天，五十一年前的那天，我从市委调到报社，推开文艺组那扇紧闭的门，全组人都惊喜地望着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工农子弟，以各种不同形式和方法表示欢迎，只有她静静地坐在那张属于她的办公桌前的藤圈椅上，不动声色地摇着手中那柄小小的檀香扇，香扇柄端的红丝结随着玉腕的蠕动像只彩蝶在飞呀飞。

她身材适度，脸颊秀美红润，著装简洁明快，一件天蓝色的旗袍，一朵白色的领花，无处不显示出女性的媚力与活力。她审慎地打量我一眼，不动声色地浅浅一笑，然后又埋下头翻看手中作者的来稿。我在想，好矜持的大家闺秀，对她是好感还是恶感说不清楚？几天后，全组人去耀华餐厅品评川菜鼻祖兰光鉴的烹调艺术，大家争相发言，似乎总没有踩到点子，待编委王畋（一个延安来的老革命，后来也是右派）转头向她时，她才张开薄薄的嘴唇，露出白白的米牙，柔声缓语说：“川菜是我们国家四大菜系之一，都认为是麻辣，其实只见其表不见其里。兰老师今天作出的这一桌川菜，堪称表里如一的正宗。它微辣而香润，似麻而爽口，既有淮扬菜之清爽，又有鲁菜之厚重，还有粤菜之鲜嫩，不错不错，大家大家……”我听后脱口叫绝：“杨姐，你说得太好了！”

又一次（大概是周六），我和组里号称“多宝道人”的陈泽昆（后来也划为右派），还有她，去人民公园观赏盆景，三人在一处大石壁盆景前伫足不前。盆中石壁上立着一匹奔腾的骏马，迈开四蹄、凌空而起，象徵着社会主义祖国一日千里的前进步伐。陈泽昆注目地看了看，笑著问我：“这马塑得如何？”我对马没有研究，也缺乏欣赏能力，粗略地望望，顺口答道：“就像真的一样，是徐悲鸿手笔的临摹吧？”“徐悲鸿的手笔不会这样拙劣。”陈以手指着不足之处说：“马在跑的时候，尾巴是直的，颈脖是高昂的。这匹奔马的尾巴却下垂，头也没有昂起。说明画家在观察生活时，忽略了这个细节。再有，这匹马画得没有特色，蒙古马不像蒙古马，伊犁马不像伊犁马，河曲马不像河曲马，说它是川马吧更不像。河曲马高大雄伟，背部略凹，头颈细而低垂，四肢瘦而蹄大，其特点是善於吃苦耐劳，灵捷勇敢，耳聪性敏，它和蒙古马、伊犁马号称我国三大名马……” 他振振有词地回答我的提问。我听后仍不满足，又提出新问题问：“项羽骑的乌騅马又是什麼种类的马？”他把球抛给杨蓓：“你帮我回答小黄提出的问题（我时年二十一岁，全编辑部的人都这样叫）。”她浅浅一笑，脸上旋起两个小酒涡，轻轻启动红唇说：“乌騅是指马的顏色，不是马的种类。照古时的说法，浑身纯黑的叫驪，赤身黑鬃的叫騮，苍白杂黑毛的叫騅，黄色间白斑的叫驃，黑白相间呈铁青色的叫驄，白马黑脊的称为麟……”我听呆了，她肚中竟然装着这么多的东西，真叫人羡慕！

还有一次，我和她一起闲聊，探讨小说有关写人的一些细节。她告��我：“要想得金子就要善于发掘，发掘得愈深金的纯度自然会更高。写东西也这是这样，平时对生活观察得仔细，写出的东西就新颖细腻。虽然每个人都有耳朵，可是并非所有的人都会使用耳朵。巴尔扎克有句名言：［拿破崙用剑没有征服的，我要用笔去征服它。］不过，搞文学的人易於在文字上出差错，正如会泅水的人，易为水淹死一样。”她的回答不紧不慢，柔声细语潺潺流水，浇着我渴望知识的心田。对她渊博的知识和精闢的见解，我由衷的钦佩，不过又敏感地发觉她话中有隐忍。

相交日久，相识更深。她发现我不但是个求知欲特强的小青年，也是个不趋炎附势的非文化人，提防之心自然削减。秋燥的一个下午，我们两人去大华电影院看《一江春水向东流》试映场（五十年代各影剧院凡上演新节目，都要先请报社人去观看，然后写出影剧评论文章指导观众），在归来的路上她忽然问我：“小黄，‘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出自何人之词？”我道：“还有谁？亡国之君的李煜，李后主嘛！”接着，我把全词复诵了遍：“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雕栏玉砌应犹在，只似朱颜改……”。她点点头满意浅浅一笑，似沉思似回忆地说：“你背得一字不拉，且有韵味。我再问，你知不知道李煜就为这首词送了命？”我愕然，张着嘴，听得她继续说：“文学这东西一不注意就会惹出祸端来。宋太祖赵匡胤读了这首词后，认为李煜亡国之心不死，有反意，即下令用药酒药死李煌。唉，李煜何曾有反意，不就是个文人嘛？历史上有好多好多这样的事情啊！”

哀叹，伤感的情绪笼罩着她，而处在“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我，自不以为然，反用教训人的口吻说：“杨姐，你这些顾虑是不必要的，旧时代是这样，文人易受文字狱之害，可现在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国家，怎麼会有文字狱呢？出现文字狱的时代早已经为我们党和毛主席埋葬了。杨姐，你有才华，你有功底，我希望能看到你写的东西？”

她摇摇头仍浅浅一笑，只不过这笑里有忧郁，说：“我不会写，纵会写也不敢轻易动笔。不像你出身成分好，有什么也不会是立场问题。可我是旧报人，说不清楚啊！有时真想改行，可我又喜欢文学，真矛盾。”我无言，心里揣测：可能在哪次政治运动中她为文字事吃过苦头，或是在胡风事件中受到过审查？直到今日还有那麼多顾虑，出于帮助同志，我坦露胸怀道：“杨姐，是呀，歷代统治阶级，总是用高压的手段禁绝言论诛杀知识份子，制造文字狱，屠戮写文章的人，结果呢？只能是加速他们的灭亡，国民党蒋介石不就这样吗？这些惨痛的歷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国家正在搞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大批的作家、艺术家，决不会出现文字狱！”她对我大言不惭信誓旦旦的说教，报以无声地浅浅一笑，算是回答。

1957年“反右斗争”前夕，领导上安排她和我去省府招待所采访巴金，在回归的路上，我突然提出一个问题问她：“杨姐，他怎麼起这麼一个怪怪的名字，巴金？她道：这个名字一点也不怪，代表著他的信仰”。

“信仰？”我感到莫明奇妙，睁著一双大眼睛听她的下文。她是个装有一肚皮知识的大小姐，读了不少书，对每件事都能说出一个道道来，还喜欢把自己的知识告��后来无知者，就像普罗米修斯乐意把窃来的天火分给别人，让黑暗的世界更光明。

她启开微涂唇膏的小口，娓娓地吐出一串串闪光的珠璣，深入浅出地说：“巴金，是两个人的名字。巴，是巴枯宁；金，是克鲁泡特金，这两个人都是歷史上有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听说，巴老年轻时崇尚无政府主义，追求个性上的解放和创作上的极端自由，不愿意受任何约朿，这思想在他早年作品中表现得淋漓致尽。正因为他崇尚自由，追求个性解放，所以才能写出那么多震憾人心的好作品，我读中学时就是他的读者，而且读得入痴入迷。”

我静静地听著，待她稍歇时才插话问：“搞创作的人是不是都喜欢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不是创作上的自由？”她一时不知怎麼回答，只好浅浅一笑。

不久，一场以杀灭知识分子言论和思想自由为宗旨的“反右斗争”在全国展开，我因小说《给省团委的一封信》早于她二十多天划为右派分子，在批判斗争我时她从不发言，总是静静地平心地听着，偶尔投来关注与同情的眼光。但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发展，她也被揪了出来，事情引起的原因，是她和同组新调来的编辑邱乾坤（也成了右派），奉命去采访老作家李劼人，写了篇通讯《棱窝访劼老》，文中引用李老之言：“流沙河、丘原、晓枫，是省内有才华、有希望、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作者，虽有错误，党要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便成了为右派壮胆打气的“毒草”。开初，她置之一哂，没有怎样去理睬，来去上班依然装束清丽，谈吐自如，没当成一回事。报社几次开她批判斗争会，就是斗不起来，会场冷冷清清没人发言。一则她人缘好，二则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负责抓右派的市委张静山副秘书长，不愧是抗日时期老干部，拿出“挖地三尺”的硬功说：“她是华西大学校花，校花有什麼好东西？从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打手们敢不执行，经过几天外调，美术组一位画师立即炮制出一幅别开生面的漫画大字报：画面上的她，浓装艳抹，坦胸露怀，修长大腿赤裸到臀部，站在一部吉普车上兜风，两个大鼻子老美紧紧地搂着她。画上一行大字：“交际花杨蓓丑态”，你说缺德不缺德？

中国是个封建国家，自古有 “男怕背盗，女怕背娼”之说，贞洁对一个女人来说重于生命。无论富与贱的女人，一当她和娼或是作风不正沾上边，就彻彻底底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会马上离婚。贞洁，比生命还贵重的贞洁！当她一看到这幅漫画，微笑立即消失，清丽再不浮现，自此低头勾腰像个小偷，在人前矮了半个身子。没过多久时间，她十三中教书的老公，向她提出离婚，她没说一句话，默默地咬着嘴唇，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带着幼女张羽独处而生。

此后，我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十五个年头后的1976年逃出樊篱，在成都流浪。突然在她住的地方碰上她，我转头欲走，她追了两步叫我：“小黄！”我站住，不敢正视她。她布衣粗鞋，一副劳作打扮，脸庞不再红润，秀丽早已逝失，粗粗劣劣像位五十多岁的大娘。她不问我什么，快速地塞了两斤粮票和十元人民币在我手里，然后凄凄一笑无声地走了。再四个年头后的1980年我“改正”回到报社，又同在文艺组，只是办公室一分为二了。见面时她仍浅浅一笑，但这笑凄然，双颊也不见酒涡，头发花白，满脸皱纹，看稿戴上老花镜，并不停地大口大口地吸烟，一支接一支，不知是过猛还是强吸关系，时而爆出揪心的剧烈咳嗽。她见我第一句话是（也就是这句话）：“我知道你会回来！”

我们生活工作又回到二十三年前，看稿件处理稿件，但再没有多余的话聊，更不谈论艺术什么的，她好像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次我实在忍耐不住试探性问一句：“你就这样？”她浅浅一笑，满是皱折的脸上像道道水的波纹，她不动声色说：“这样不是很好吗？”

话虽如此，我看见在那笑的眼波里溢着亮亮的光点，是没有滚出的泪珠。

她的女儿张羽因未读到书，不能顶替妈妈工作，好在组织上照顾，安排在报社作小工，成天蹬着三轮车来回运送物件，干着男人们干的活儿。一次我偷偷向她建言：“你怎么不提要求，把张羽调到排字车间去？”她笑笑：“很不错了，很不错了，得感谢组织啊！”后又听说，离婚未娶的爱人张某向她道歉，向她提出复婚，但遭拒绝。后来我“下海”来到北京打拼，听说她多次申请入党，竟然被批准了。我百思不得其解，特地回报社去看望她，可她什么话也不说，一见着我就快步地溜走了，只见办公桌上留下几个无言的烟蒂。两年后，听说她患了不治之症的肺癌，累死在工作上。辞世时不足六十岁，唉，一朵被捏碎的花……

在收笔时，突想起先烈恽代英的诗：“浪迹江湖忆旧游，故人生死各千秋；已摈忧患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杨姐一生虽无豪情，却有不尽的愤情、怨情、哀情、伤情、悲情啊！

三，一生悲愤的王畋

这是一个怪怪的题目，却是一段辛酸的往事。可就这么一个不轻不重的巴掌，让我的老领导，不仅丢了总编室主任之职，还开除党籍，行政从十三级降至十九级，一脚踢出相府，贬到成都草堂寺当园艺工，再未回到报社，一直老死在那里。而且这“一个巴掌”，是为我而拍的，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五十年，却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时不时地浮上来，直到今天才化成这段辛酸的文字，让我欲哭无泪，好不容易坚特地写了下去，就为着这“一个巴掌”啊！

不知谁个文人，写了首撑船竹竿（四川人叫篙竿）的词，全联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两句：“休提起，休提起，提起珠泪满江河……”。这短不足十三个字的句子，是多么形象生动，叫人回味无穷啊！

他的一生，就像撑船的竿，跟着共产党，追随毛泽东，从抗日战争，撑到解放战争，又从解放战争到撑进军西藏，马不停蹄，胜不解鞍，値危险不顾、视死亡如归，驾着一叶渴望民主自由之舟，冲破惊涛核浪，迎着暴风骤雨，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平静的港湾，却被自己人打沉下去，一直沉到最底层，再也浮不上来，应了这“休提起”的词儿？

他的一生是灾难的一生，悲剧地一生，也是共和国一幅灰色的画卷，不，是上世纪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灰色画卷！可是，我们曾为之发狂钟爱过的共和国，直到此日此时，也不愿更换这面旗子的颜色，仍视为骄傲，那就需要我们一点一点地重新为它涂色。

五十年前三、四月份，正是“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万象复苏的春日，一时被艺术家们称为文艺的春天。可是一些讨厌春天、喜欢狞鸟的人，早已举起兰黝黝地双管猎枪，藏在花丛绿草深处，瞄准一只只唧唧啾啾的小鸟。四川打的第一只鸟，就是《草木篇》的作者流沙河，没有想到后来中弹的竟有一万多只鸟，有的还是飞不起的雏鸟。我们《成都日报》小小的文艺组，有六只鸟四只被击中，想不到他这个老革命也中了弹，就是这“一个巴掌”，一个不平的巴掌。

那天，他轻轻推开我们文艺组办公室的门，拿着修改好的稿件清样，征求杨蓓姐的意见。杨蓓挪把藤椅请他坐下，浅浅一笑说：“老王，你是头，定了就是。”

“那不成，得再看一遍。”他把划有红铅笔的修改清样，交给杨蓓，静静坐在那里默默恭候。

他的级别虽然比总编高，资格比市委宣传部长老，但从没有官架子，对谁客客气气，温文尔雅。不知是身体原因，还是节检之故，他总是喜欢穿着那一身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加付茶色水晶镜，这恐怕雪域生活留下的后遗症？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加上一米八几的个子，纵坐着也高出杨蓓一个头。

组长肖青说，王畋是老革命，老报人，学生时代就参予办报纸，在延安时当个编辑。后随军南下，西藏“和平解放”时，就是《西藏日报》总编辑，因患有心脏病，不适宜高原气候，调回内地休养，暂时在《四川日报》上斑。去年《成都日报》创刊，市委向省上要人，便调他来作总编辑室主，负责报纸的终审。批判《草木篇》是全省的一件大事，所以他抓得很紧。

他待杨蓓看完清样，见未提出意见，便说：“诗无达诂，不知这提法对不对？老拿不定主意？我翻查了下《辞海》，好像也说得不甚清楚……”

他说的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张默生教授，昨天在省文联座谈会上，对众多批评《草木篇》的意见，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提出“诗无达沽”的见解。意思是说，自古以来，对一首诗的看法理解，都不是一至的。比如杜甫《赠花卿》一诗：“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天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几百年来说法就不统一，莫衷一世。有人说，是写锦城音乐的优美动听；有人说，是写达官显贵的糜烂生活；，还有说，是讽刺崔光远部将花敬定，在蜀地动用天子礼乐的抨击……故诗无达诂。现《草木篇》也是这样，有人说它是“反党毒草”，有人说它是寓意抒情的休闲作品，关键是从哪个角度看问题？

我文化知识水平低，不懂得“诗无达诂”这四个字的意思，从旁插一杠子，问：“什么叫诗无达诂啊？”

他正正茶色眼镜，那瘦削少肉的脸上，浮起层善意的豁的微笑，说： “达，通达、贯穿；诂，解释或叫注释。诗无达诂，就是一首诗从古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意思，各家有各家的看法，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不错，是这样！”年轻人嘴无遮栏，何况我自来心直口快，连珠炮地放开了：“这不是和瞎子摸象一样道理吗？三个瞎子摸一头象，摸到象鼻子的人说，象是条石头；摸到象腿的人说，象是根木柱；摸到象腹的人说，象是堵墙版……”

他嘿嘿地笑了起来：“小黄，你还真会解释。”他站起拿上清样，又注目地看了杨蓓一眼说：“就这样定，明天发一版。”

“老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这个时候发好不好？会场就有人说，张默生在为流沙河开脱。”杨蓓一下顾虑起来，欲言又忍：“我怕……”

“怕什么？又不是你的观点”他停住脚，再看了遍手中的清样，不无关怀地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各有各的观点，都一个腔调了，还争鸣什么？你是参会的记者，照录而已。再说，对《草不篇》的批判也有失公允，一组散文诗嘛，哪就有那么多问题？我签发的稿，我负责！”

我是流沙河的支持者，穿连裆的人，对他无畏的精神深表敬佩，立即表态：“王主任的意见，我同意！”

待他走后，杨蓓姐久久抱住头没有说话，心不在焉地不知想什么？事隔了一周，我和她外出采访，忽然她叹口气说：“唉，老王怪可怜，三十六七的人了，还打着单身！”

我惊了，两眼怔怔地望着杨蓓，问：“他没有结婚？”

她一边走，一边细细说，“他向我讲过多次，1941年，他和中学相爱的一个叫什么？哦，哦，叫袁静的女友，从山东跑到延安去参加革命。后两人分在一家什么报纸作编辑，感情好得不得了，相互留有生死与共，百头偕老的誓言。后整风，延安大抓特务。有人检举，说他们两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又打、又斗、又关，搞了大半年。后来他放出来了，袁静经不住革命考验，自杀了。至此，他没有再找女朋友，一直怀念袁静，说她人品好，又有才华……”。，，

我听得心里酸楚楚，重沉沉，不知革命道路有这么多坡坡坎坎，“考验”，还会把人“考验死”？竟叹起气来说：“杨姐，他那么好个人，你怎么不帮他介绍个对象？”

她没有说话，快到采访目的地了，才敞开了点心扉：“小黄，你不了解知识分子，没有合心合意的对象，宁愿打一辈子单身，结婚比不结婚还痛苦。”

我听后，真不知该说什么？也许我年轻，正处在“人约黄昏后”的浪漫岁月，不知男女感情这么复杂！自此我方注意，王畋总喜欢到我们办公室来闲聊，特喜欢和杨蓓聊，不过都是些文学和工作上的事情。

一次，我去他办公室送校了的清样，他留我坐了会儿，除问我最在写什么作品外，还问我杨蓓请假未上斑的原因。我道：“听说她得了感冒，在医院输液。”

他听得认真，不停地吸烟。此时，我方发现他烟瘾特大，桌上一个大瓷盘里全是烟蒂，办公室全是浓浓咽味。我便关切地说：“王主任，今天不来你办公室，我真不知你吸烟吸得这么厉害？一天能吸一包吧？”

他怕呛着我，忙推开窗户，取下鼻梁上茶色水晶眼镜，用擦布不停地擦镜片，尔后，久久默默无语望着手中那只烟，似乎在考虑怎么回答我堤出的问题。约莫两分钟后，才不好意思地一笑说：“我吸烟从不出这间办公室，只要一坐下就抽，一天至少两包。”

“两包？”我睁着双大大的眼晴。

“对，两包。”他静静地不动声色说：“我用它解闷，用它伴工作。唉，十多年了，也就成了习惯。”

相视沉默了好一阵，只有腕上手表在嘀嘀哒哒作响。他换支烟，吸上说：“你杨蓓姐是个才女，工作又拿得起来，不容易啊！”

到了1957年7月，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在报社开展起来。在市委工作组的授意下，极积分子把我发表在《草地》文艺月刊上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和两个未发表的铅印续篇《向党反映》、《上北京》张贴出来，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我不服，写大字报反击。为了制服我的“嚣张气焰”，在一次报社召开的全体编采人员定性大会上，不少事先布置好的极积份子，大声叫我站出来，交待检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我不但不检查，还质问那些积极分子：“我反了什么党？你们这些地主、资本家出身的少爷、小姐，才是反党的右派分子！”

气得他们拍桌大喊、大叫、大骂：“你为什么要写反党小说？你早就背叛工人阶级了？”

“放屁，谁背叛了？”我据理力争，毫不退怯，说：“是党提倡干预生活，是毛主席主张揭露生话阴暗面。既然我写的是反党小说，省文联机关刊物《草地》，为什么要发表？”

极积分子们底气不足，占不了辩论上风，气得干吼，会场一片混乱。

这时，他挺身而立，突然把桌子一拍，道：“吵什么？说小黄是右派，我是五人领导小组的，还没举手同意嘛！”

会议嘎然而止，积极分子们一下泄了气。想不到两个小时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贴满报社走廊一切空隙之处，口径全一致：

“打倒老右派分子王畋！”

“决不准许王畋包庇右派分子黄泽荣（晓枫）！”

“王畋必须向党低头认罪，交待自己反党罪行！”

真叫立竿见影。接着，他被停职，再后和我们十多个揪出的“右派分子”苏定生、孙文元、陈泽昆、杨蓓、邱乾坤、宋得贵等，一齐集中劳动。他天天见着杨蓓，但从不说一句话。后来，我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他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九级，到草堂寺当园丁；杨蓓自划右派后，老公划清界限，提出离婚，去了街道生产组。

二十三年后的1980年12月，我“平反”（我是判过刑的“反革命”）回到报社文艺组仍作编辑。一天，我特地骑着单车，去草堂寺看望他。

他也早己“改正”，但不愿回报社，自愿留在草堂寺做高薪顾问。他有单独住室、客厅、橱房、卫生间，但仍是单身。此时，他已近六十岁，还是那一身装束：黄呢细料军服，鼻梁上加付茶色水晶镜，脚下蹬着一双长长的马靴，却多了一付拐杖，脸上多了些黑褐色老人斑，一走路就拄着拐杖，有点未老先衰。岁月不饶人呀！我心里在说。

他将我让到他的住室。住室很洁净，一张单人行军床，半套沙发，一张精致的元桌。在他那常坐的藤圈椅前，有个铁皮火炉，里面燃着蜂窝煤。炉上放着个铜茶壶，茶壶不停吼叫，壶嘴吐着长长白气。

他若有所失不停地吸着烟，烟瘾似乎比从前更厉害，吸着吸着，时不时爆出阵剧烈咳嗽。我有点不安，想提那“一个把掌”事，可他没点兴趣。我坐在沙发上，品着茶，从生活入手问：“身体好吗？”

“好！”

“还是一个人？”

“一个人！”

“为什么不回报社？“””

“不回！”

“这儿比报社好么？”

“好！”

他的回答，没有个多的字，不知为什么，我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难受得心在颤抖。在我离开时，他突然问：“杨蓓复婚了吗？”

“没有。”

“为什么？”

“她说没有意思。”我心里一亮，想搭个桥。

他“哦”了声，嘎然关住心扉之门，再不说什么。

我由不得关切地问一句：“带信吗？”

他无表情地摇摇头。

分别时，我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冷，但有力。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未送到医院就死了。此时，我在西藏采访，赶写“和平解放”三十年的报导。回归时，我去草堂，草堂人说：火化后，骨灰由他侄儿带回了山东。

我反为宽慰，觉得他的魂魄总算有了个长眠之地，有侄儿守护，不会孤独了吧？也许，这就是革命对他的回报吧？

文革中的清华岁月

万润南

◇　偏向绝处飞
　首先，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要找最大走资派的女儿刘涛谈恋爱？此事应对得稍有不当，我便可能被置于万劫不复的绝境。我冷静地评估了一下 局势，认为最恰当的应对是披上灰色外衣，作消极状。我从《红楼梦》里挑了一首《好了歌》，来做自己灵魂深处的挡箭牌。但党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哪里混得过去。一次又一次斗私批修、触及灵魂，都过不了关。我则死守《好了歌》的底线,不敢后退半步，因为退一丁点，就会是万丈深渊。就这样一直僵持到毕业分 配。
　　想知道我当时的灵魂深处吗？我从来就不相信刘头上的那三顶帽子。我读过《斯大林时代》，序言里有这么一段：布哈林等被斯大林处决的反党分子后来都平反了。平反的理由就是当年安在他们头上的那些罪名，因为那些罪名太荒谬了。（全凭记忆，所以不加引号）当时我对刘涛和她的弟弟、妹妹 说：“不会超过二十年，你们父亲的问题肯定能平反”。这多少给他们带来了一些安慰，但更多的是对我说法的怀疑。
　　我的那些异于常人的判 断，大部分来源于读书。我读马恩列、毛泽东、鲁迅，也读《史记》、《通鉴》、诸子百家；读《红楼》、《老残》、巴金、曹禺，也读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 基、雨果、巴尔扎克、狄更斯、司汤达、欧.亨利。在王前家里，更可以读到当时所谓的内部书：《第三帝国的兴亡》、尼克松的《六次危机》，还有德热拉斯的 《新阶级》。我还发现了延安时期出版的《毛选》，一下子就看出新版时动了哪些手脚。还有《曾文正公全集》，还有上百本的《文史资料》……我读书的速度极 快。有人读书是逐字扫描，那叫精读；有人是逐行扫描，那是通读；我是逐页扫描，这是古人所说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其实一本书里精彩的亮点，就那么几 处。书读多了，这些亮点就会自己跳出来。
　　友谊宾馆前本来有一块三角地，大约在王前家和学校的中点，那是我和刘涛初次相约的地方，后来 我们常在此处交换我要读的书。刘涛的女红极佳，她会把我尼龙袜上的破洞织补得天衣无缝，还给我织了一件明黄色的线衫，算是赏了我一件“黄马褂”。周末，我 就去王前家，她会用黄油烤馒头片招待我。那个年代，居然还有黄油！这些点点滴滴的温馨，多少缓解了我所承受的压力。
　　王前十七岁嫁给刘 少奇，十八岁生刘涛，所以当年也就四十出头。她年轻时一定极漂亮，那个年代，还一头乌黑的长发，皮肤白皙如玉，精巧的鼻子稍有一点鹰钩。她待我极好，还迫 不及待地安排我们生米煮成熟饭。本来是天鹅折翅，现在倒害怕起癞蛤蟆长翅膀飞了。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她和刘涛还喜欢写点小诗、联首绝句什么的。我不太懂平仄、韵律之类的规范，但偶尔出手，倒也让她们不得不刮目相看。我填过一首词：“偏向绝处飞”，调寄《冰调歌头》，这是我自创的曲牌，因为此词的总字数比《水调歌头》多两个字，而“冰”恰好比“水”多两点，故名。

　　昨怨鹊桥短，今恨银河遥。
　　寒夜漫天雾绕，初会三角岛。
　　同是混世先知鸟，比翼何必曾同巢，双飞上九霄。
　　偏向绝处飞，心比天还高。
　　相聚欢，别离恨，虎狼嚎。
　　狠心相逼，一腔怒火冲天烧。
　　痴情两相依偎，无语泪湿双襟，驿站度良宵。
　　谁言冬夜长，神鸟啼破晓。

◇　疯狂年代的荒诞故事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无法理解我当时所受的压力。那是个疯狂年代，处处都充塞着诸如此类的荒诞故事：一个人随便在一张废报纸上打一个叉，让人拿起来对着阳光一 照，背面恰好是领袖像，此人立即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先批斗一番，然后交群众专政。阎连科的中篇小说《为人民服务》里，打碎了一尊毛的石膏像，那就是 天大的政治事件。阎先生却把荒诞演绎成男欢女爱的荒唐，那是在痛定思痛之后，对那个疯狂年代的无可奈何的嘲讽和调侃了。

◇　蒯大富和胖老头
　蒯大富在清华文革中可是大大有名的人物。“蒯司令”的名头，在当年可说是“如雷贯耳”。在他“响当当”之前，我就认识他，还同他打过交道。
    蒯大富是化９的学生，也是校广播台的编辑。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座谈会。主题是批“三家村”，这是文革这场大戏的序幕。“三家村”，本来是晚清小说《何 典》中一个虚构的村庄名。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位在北京市有点名头的人物，从１９６１年起在他们自己掌控的刊物《前线》上，开了一个“三家村”专栏，轮 流发表了６０多篇文章。用谈天说地、摆龙门阵的形式，对老毛造成大饥荒的错误竭尽借古讽今、指桑骂槐之能事。我记忆中有一篇“白开水最好喝”，讽喻老百姓 穷得只能喝大锅清水汤；还有一篇“专治健忘疹”，讽刺老毛忘了自己说过的大话，要用狗血淋头才能使之清醒。毛是何等人物，岂能看不懂这三人的春秋笔法，弯 弯绕还能绕得过他？要收拾刘少奇，必须扳倒北京市委这个独立王国。先收拾了彭真门下这些“小爬虫”，出出心中隐忍了多年的这口恶气。所以文革正式开 场之前，就先拿“三家村”祭刀。
　　我们当时虽然闹不明白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但也闻到了一点味道。老蒯和我各写过一篇批“三家村”的文章，所以一 同去参加座谈会。《新清华》上要发会上的发言纪要，其中有蒯大富的一小段，我拿了校样找他核实。他非常认真，并把这一小段扩充成了一大段，看来他相当重视此次出 头露面的机会。当时我有点看不惯他的那种“臭显”。也许，正是这种性格，他才能成为大造反派。
　　在我记忆当中，蒯大富之所以反工作 组，纯属偶然。他原来是对工作组的组长王光美同志无限信任和崇拜的，希望有机会向她直接汇报工作。工作组随便派了一位女同志接待他。王光美当年也算是公众人物。许 多人都看过刘少奇访问印尼的记录片，其中王光美的优雅风度倾倒了一大片人，甚至让另一个处于高位的女人妒忌得抓心。老蒯这个土老帽，显然没看过这个记录片，竟把随便支使来一个 什么女人当成了王光美，絮絮叨叨、推心置腹地汇报了一大通。后来发现表错了情，一种受欺骗的感觉让他恼羞成怒，认定这是工作组的大阴谋，于是就反起了工作 组。这一路反下来，在那个抓心女人的利用和支持下，就这样混成了蒯司令。他们两人间最得意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在清华园揪斗王光美。
　　工作组对 蒯大富排山倒海般地批判，则是把这小子太当回事了。老蒯当时的抗压能力和伶牙俐齿，确实也让我们佩服。我亲历过老蒯和一个胖老头辩论的场面。记得是１９６６ 年６月的骄阳下，我在大礼堂前的大字报区转悠。见到一堆人围在一起，伸头一看，见老蒯正唾沫横飞地与一个胖老头辩论。
　　“你叫什么名字？”胖老头气势凌人。
　　“蒯大富”，老蒯可不怯场。
　　“瞧你这个名字，就是资本主义的！什么大富……”胖老头先声夺人。
　　“不！我这个名字是社会主义的。”蒯大富理直气壮。
　　“？”老头瞪眼。
　　“资本主义是小富，只有社会主义才是大富！”老蒯得理不让人。
　　“好！”观众中有人起哄。
　　“你认为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反守为攻。
　　“这我不能自封。”蒯大富谦虚了一下。
　　“革命者要勇于承认自己是左派。”胖老头开始设套。
　　“那我就是左派。”老蒯当仁不让。
　　“希望你不要做左派中的左派，左过头了，就成了右派。极左和极右是相通的。”老头这句话算有点哲理。说这句话时，他用双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左手划到最高点，就和划到最高点的右手碰上了，还挺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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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什么名字？”老蒯要老头留下姓名。
　　“不能告诉你，你以后会知道的。”胖老头耍赖。
　　后来大家都知道了，那个胖老头是薄一波，共产党里的千年老狐狸、白毛老妖怪。当年把阎锡山哄得团团转；后来出面把胡耀邦撵下台；临死前还要把儿子扶上马。
　　后来蒯大富得了女儿，据说取名蒯小穷。
　　我同蒯大富后来还有一点瓜葛。他的跟班、人称蒯秘，后来当了我的跟班，这个人就是的段某，段某自称“老贼”，把四通的家业败得一塌糊涂。有人说是他的名字就注定了要断送四通永远的基业。老毛就懂得身边要安一个“东兴”。老蒯和我在这一点上，就嫩得太多了。

◇　老子平常儿骑墙
　 　文革初期，盛行过一副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始作俑者，应当是一帮北京中学的红卫兵。基于“血统论”的 “红对联”一出台，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我是明确的反对派。我曾经和一位同学激烈地辩论过一场。我还记得她的出身并不好，我们谁也说服不了对方。最后我使 出了“请君入瓮”的坏招：“你出身不好，难道能说你是混蛋？”
　　她的回答让我瞠目结舌：“对！我就是混蛋。”她见我表情怪怪的，也意识到太过分了，急忙补充道：“每当遇到重大问题，我的思想就比较混……”我非常善意地对她说：“那也不能就说自己是混蛋呀。”
　 　为了这副对联，我还被革命小将从学校大礼堂轰出来过。记得是在１９６６年８月初的一个什么日子。一帮中学红卫兵喊着“好汉”和“混蛋”，冲进了清华园， 在大礼堂摆起了擂台，要辩论这副“红对联”。这哪里是什么辩论，完全是一边倒的喧嚣。“老子英雄！”领呼的女兵一声长啸，“儿好汉！儿好汉！！儿好 汉！！！”台下一片豪情澎湃。“老子反动！”领呼的男兵一声叱咤，“儿混蛋！儿混蛋！！儿混蛋！！！”台下一片杀伐汹涌。我当时坐在第三排，相当靠近主席 台，我不仅不跟着疯狂，还趴在桌上假装睡起觉来。
　　我突然感到腰部被狠狠捅了一拳，我抬头看到面前站着一位柳眉倒竖、满脸怒气的女红卫兵。 这时候全场都安静下来，我听到一声凄厉的呵叱：“什么出身？”我站起来，平静地说了一句实话：“职员”。她愣了一下，突然喊出了一句：“老子平常，儿骑 墙！”会场上的红卫兵，对这突然嘣出来新绕口令，还不太适应，应者寥寥无几。为了摆脱眼前的尴尬局面，她马上回到会场熟悉的口号“要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我身边一个好心人低声劝我：“别待 了，出去吧。”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立刻站起来向外走，心里则在寻思：不当混蛋，就得滚蛋，这是什么道理？。陪伴我的，又是一阵阵有节奏的口号声：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老子平常，儿骑墙！”
　　“不革命的，滚他妈的蛋！”
　　“……”
　　走出了大礼堂，听不到刺耳的口号声了，却不得不承受刺目的阳光。说实话，我这时候心里空荡荡的，甚至有点彷徨。在群体的疯狂面前，理性显得如此苍白和没有力量。
　 　当我在大字报上读到谭力夫的8.20讲话时，更感觉到彷徨，因为非理性居然也可以被表述得那么雄辩、那么理直气壮。谭力夫是北京工业大学的学生，他在 一次校内辩论会的发言，是文革中一篇非常著名的讲话。谭力夫口才十分了得，语言生动活泼，极具煽动力。我非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却非常折服于他的口才。我 至今还记得他讲话的一些片段。在讲到阶级路线时，他说：“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土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你们躲在被子里磨牙的声 音，我们都听到了，这就叫阶级烙印！”他还嘲笑反工作组的同学是醋缸里泡出来的软骨头，质问时一连用了三个问号：“你们在底下搞的什么鬼？怀的什么鬼胎？ 要生什么鬼儿子？！”对批工作组的同学，则公然开骂：“你们知道哪一个干部犯了错误，就高兴得不得了，大有雀跃之势。看着共产党的干部犯错，你高兴什 么？！他妈的！”
　　谭力夫的通篇讲话，为“血统论”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我读了，很沮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自己是“血统论”的 直接受害者。我中学毕业那年，要选拔一批直接保送到国外学外语的应届高中生。就品学兼优而论，我被公认为当时学校的“一只顶”。我是我们中学的学生会主 席，翻开学生手册，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全是五分。数学竞赛和作文竞赛，我是双料“第一”。但因为出身不够硬，我被淘汰出局。最后出线的，是一位原来很不 起眼，出身三代工人的同班同学。我很不服气。心里憋了一口气，考上了清华，还是不服气。听了谭力夫的讲话，心里更不服气。
　　１９６７年初，我在一份中学文革小报上找到了知音，他就是遇罗克。关于他那篇振聋发聩的《出身论》，我另文再述。

◇　遇罗克和马丁•路德•金
　 　遇罗克是我们那个时代的英雄。初读遇罗克的《出身论》，那感觉就像见到了一颗划破夜空的陨星。觉得他说出了许多我想说而说不出来的话，而且说得那么透 彻，表达得那么准确。文章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时洛阳纸贵，人们争相传抄。许多精彩的片断，我都能倒背如流。和同学辩论时，我的出口成章让人刮目相看，以至于文革后期清队时，还有人在背后告了我一刁状，怀疑我参与了《出身论》的写作。唉！我倒是想来着，但哪有这种机会和水平。
　 　说《出身论》是中国６０年代的“人权宣言”，我认为一点也不为过。关于那副“红对联”，遇罗克说：“辩论这副对联的过程，就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侮辱的过 程。因为这样辩论的最好结果，也无非他们不算是个混蛋而已。”他追根究底：“其实这副对联的上半联是从封建社会的山大王窦尔敦那里借来的。难道批判窦尔敦还需要多少勇气吗？”他判定这副对联是绝对的错误，错在“它只承认老子的影响，认为老子超过了一切。”
　　鉴于这副对联的争论，中央文革 小组的江青和陈伯达分别出来讲话，说明党的政策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对此遇罗克并不买账。他首先从逻辑上反诘：“出身是死的，表现是活 的，用死标准和活标准同时衡量一个人，能得出同一个结论吗？”然后把各种情况剖析得条理分明：“……退一步说，我们非要既看出身，又看表现不可，那么请 问：出身不好，表现好，是不是可以抹煞人家的成绩？出身好，表现不好，是不是可以掩饰人家的缺点？出身不好，表现不好，是不是要罪加一等？出身好，表现 好，是不是要夸大优点？难道这样作是有道理的吗？”
　　遇罗克宣示：“在表现面前，所有的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不好的青年不需要人家恩赐的团结，不能够只做人家的外围。谁是中坚？娘胎里决定不了。任何通过个人努力所达不到的权利，我们一概不承认。”
　　遇罗克列举了大量事实，来说明出身不好的青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认为“出身压死人”这句话一点也不假。“像这样发展下去，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有什么区别呢？”
　 　当时有一种说法，因为这些人出身不好，所以要让他们经受更多的考验。遇罗克愤怒地回应：“收起你的考验吧！你把人家估计得和他们的家长差不多，想复辟、 不保险、太落后，反过来又这样高地要求人家，以为他能经受得住这种超人的考验。看其估计，审其要求，是何等矛盾！忘记了马克思的话吗？‘要求不幸者是完美无缺的’，那是多么不道德！”
　　遇罗克准确地指出了产生这种新的种姓制度的根源：“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 之形成了。而这又是先天的，是无法更改的。”他大声疾呼：“难道还能允许这种现象继续存在下去吗？我们不应当立刻起来彻底肃清这一切污泥浊水吗？不应当填 平这人为的鸿沟吗？”最后他号召：“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重温这些火一般的语言、感受他的思想 的闪光，让我们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和遇罗克同时代的美国人：马丁•路德•金。１９６３年８月，一位美国黑人牧师发表了感动美国的演说：《我有一个梦》； １９６７年１月，一个中国黑崽子发表了感动中国的文章：《出身论》。１９６４年，马丁•路德•金获诺贝尔和平奖；１９６８年，遇罗克被关进半步桥看守所。 １９６８年３月，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在组织“贫民进军”途中遭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枪击身亡，时年３９岁；１９７０年３月，黑崽子遇罗克在文革“一打三 反”的高潮中被红色政权执行枪决，年仅２７岁。
　　每个民族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都会产生自己的英雄。懂得珍重自己英雄的民族是有希望的 民族。马丁•路德•金的“梦”，催生了美国的“民权法案”，成为今天美国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纪念日，是美国全国性的假日。 全体美国人，包括白种人，都在这一天纪念他，并以他为傲。
　　我问过我周围的年轻人，知不知道“遇罗克”其人？大多数都摇头，少数知道名 字的，对他的事迹、文章也所知寥寥。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在胡耀邦主政时期，难得开明和宽松的时期，遇罗克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无罪”，仅仅是 “无罪”！报上发过几篇纪念文章，似乎并没有在人们记忆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今天不得不多说几句。
　　在纪念遇罗克的文章当中，张郎 郎的几篇回忆文章值得一读。他们在一起坐牢长达半年之久，后来还一起进了“死刑号”。关于遇罗克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睿智和从容，郎郎有非常生动的记述。遇罗 文撰写的《我家》，是我能读到的关于他哥哥生平最详尽的记录。其中有一段话催人泪下：“父亲只用‘霞走了’三个字述说他痛失爱子的事实，这是我们分别前约定 的暗号。可怜的父亲甚至不能在信里发泄一下难过的心情，恐怕坏人看见了会加害我家的每一个人。我和弟弟失声痛哭起来……在这荒凉的山沟，在这巨山的脚下， 在一眼残破的土窑洞里，我们只能用悲恸欲绝的哭声，来悼念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爱的哥哥。”
　　《我家》中记述了一次姐弟间的谈话：“有 一天弟弟对姐姐诉说了心中的烦闷，姐姐说：‘妈妈、爸爸反右时只顾自己痛快，说了几句真话，害得我们跟着受罪。’一旁看书的罗克插话道：‘不要责怪父母。 他们说真话有什么错？我看他们说得太少了。整个社会上说真话的人也太少了。如果大家都说真话，不说假话，就不会有这种不平。何况即使真是父母错了，也不能 由子女承担责任。’”
　　我们现在都敢说真话了吗？在今天的中国，说真话仍然要付出高昂的代价。１９８９年，我不过说了句不赞成邓小平杀 人、支持赵紫阳不杀人的真话，就被迫流亡至今，有家归不得。我也有个梦，每年的３月５日，也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遇罗克日”。有一天我们也懂得珍重自己 的英雄了，我们的民族就会有点希望了。

◇　周恩来和清华文革
　　我正儿八经地入过队、入过团、还入过党，但我从来就没有 正儿八经地加入过红卫兵。一是因为我的出身不硬，二是文革一开始我被革命群众定性为“小爬虫”，所以文革早期那些事情，我都只能作壁上观，说得再白一点， 就是靠边站。但从远处看，有时候反而比投身其中的人看得更清楚些。比方说，那时候中央领导人都到院校去讲话。来清华的，多是周恩来、薄一波这样的“老官僚”；去北大的，常是江青、陈伯达那样的“文革新贵”。是毛的安排？各自的试点？不成文的默契？明定的分工？随机抽样？气味相投？这里头肯定有点名堂。据 说，从１９６６年７月３０日到８月２２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先后２０多次接见过清华的师生代表，４次亲临清华参加会议。我能参加并记得的，是周恩 来两次在学校东大操场召集的大会上讲话，一次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一次是８月２２日，中间８月１８日伟大领袖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周在场调度指 挥。这三次我都身临其境，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周恩来其人。
　　在文革的全过程，我对周恩来都充满了敬意；很自然，也因此对“文革新贵”充满 了敌意。我想这是当年清华相当一部分师生的潜意识。老毛能明察秋毫到如此细微处，所以特作如此安排？毛在文革后期曾告诫四人帮：“反周必乱”，可见毛对民 心的把握、民意的操控，相当精准，此其所以为毛也。
　　话说８月４日那天，周恩来穿着短袖白衬衫，来清华参加群众大会。同来的有董必武、 邓小平、李富春。参加大会的，有清华的师生员工，还有外地来京串联的师生，总数应有上万人。周的普通话带点苏北腔，端着右胳膊，僵硬得自然，极有风度。开 门见山，就说是中央、党中央的常委会和毛主席要他来过问一下清华的文化大革命。然后把清华自工作组进校２３天里发生的大小事情，历历如数家珍，不用讲稿， 全凭记忆，说得头头是道，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个大国总理，脑子里得装多少事情！周在讲话中明确承认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错在不搞斗批改，而 是挑动群众斗群众。算是给老蒯初步平了反。说是初步，因为大会既安排了蒯大富发言，也安排了反蒯派发言。反蒯的代表是一位女生，用的语言极为夸张。她在发 言中指称蒯大富“把我们的肺都气炸了”，后来成为清华园里的流行语。我们每逢遇到不高兴、或不顺心的事，就说“把我的肺都气炸了”。在后来的那些日子里， 我的肺被气炸了N次。
　　那天邓小平也讲了话，清晰而圆润的四川腔，话不多，讲了一个意思：毛主席让你们吃饱了饭不念书，干什么？就是要 搞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董必武的讲话。董老是共产党的创党元老，时任国家副主席，当年有八十了吧？声音已经是颤巍巍的了，但讲的话实在。他 说：“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个问题我们也想不清楚。但主席说要搞，那我们就搞。历史的经验证明，主席比我们站得高、看得远。遇到新事物，我们猛然想到 的、脱口而出的，常常是错误的。按照主席说的去做，后来都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虽然不理解，后来就理解了。”唉！不知道董老后来对文革理解没有？
　 　８月１８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辨。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 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 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 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 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 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 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 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 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８月２２日夜晚，周 恩来再次来清华参加大会。会前下起了大雨。听说部分群众已经入场，周身穿一件灰色的旧中山装，坚持冒雨前来参加会议。简陋的主席团没有防雨设施，周在雨中 淋了三小时。期间有人帮他打伞，他坚决不让，表示要与会场的师生同甘共苦。这时候会场上响起了一阵阵有节奏的呼喊：“总理、打伞！”“总理、打伞！”我相 信许多人脸上的雨水都混合了泪水。那个晚上，周反复讲的是一个人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要干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是对师生的宣讲？还是自己内心的独白？其 实在这种场合，说什么都不重要了。周要同大家“博”的是那份感情。
　　从８月４日周的博闻强记，到８月１８日周的精细和分寸，到８月２２日周的拼老命、博感情，你就会理解，为什么老毛终其一生，真正打不到的，仅周恩来一人而已。

◇　我的学长胡锦涛
　　胡锦涛是我的学长。四十年前，我们同在清华文艺社团，作为集中队员，我们吃在同一个食堂、住在同一片宿舍、组织生活在同一个支部，有过一段相当亲密的接触。听到他在耶鲁演讲开篇的一段话，别有一番感慨在心头。他说：
　　“进入耶鲁大学的校园，看到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脸庞，呼吸着书香与空气，我不仅想起四十年前在北京清华大学渡过的美好时光，学生时代对于人的一生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当年，老师们对我的教诲，同学们给我的启发，我至今仍受用不尽。”
　 　老师们的教诲，首先是蒋南翔校长的教诲。我们刚进学校，在迎新会上，蒋校长就教诲我们：“清华培养的学生，要在二十年后的国家政治生活中起骨干作用。” 当时我们很不理解，现在我们有点明白了。耶鲁三百多年来培养出了包括五名总统在内的许多英才，清华二十年内培养出了包括胡锦涛在内同时上岗的四名政治局常 委，就单位时间的产出而言，清华还更胜一筹。
　　蒋校长是如何做到这些的？主要是在培养学生干部时采用“政治辅导员”制度。当年文艺社团 有四名辅导员：印甫盛、胡锦涛、李桂秋、任丽翰。他们当中，印和李表情冷峻、胡和任待人温柔。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听话、出活。他们的昵称很有意思：那三位同他们的 姓名有关，分别叫老印、李桂、小翰，只有胡锦涛，大家叫他“大帅”。为什么称他“大帅”？我曾请教过老印，他也说不清楚。看来这个名字叫对了。从文艺社团 的“大帅”，到共青团的“大帅”、贵州省的“大帅”、西藏自治区的“大帅”，一直到全国的“大帅”。
　　但从当时文艺社团的四位辅导员来 看，表面上老印更像“大帅”。他们四人当中，老印是支部书记，一把手；胡是团长，二把手。他们配合得很好。老印这个人很强势，说一不二；胡却谦虚随和、善 解人意。开会的时候，定调做总结的，是老印；补充说明、完善细节、思路缜密的，是胡锦涛。
　　文革初期，他们四位辅导员联名写了一张保卫 校党委的大字报，题目是“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也是由老印来主导，胡只是在上面签名。后来清华文革中的一些重大事件，老印都有所涉及；胡却非常低 调，不再参与。老印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壁垒分明；胡却基本上没有反对他的人，谦逊、平和、与人为善，使他广结人缘。论长相，老印黝黑英俊、目光锐利；胡白净 端正、温文尔雅。刚者易折，柔能克刚，所以最后胡锦涛一路过关斩将，成就了真正的“大帅”。
　　但在当时，做事情，我更愿意跟着老印；业 余活动，我更愿意跟着胡。文革期间，写大字报、搞战斗组，我都跟老印在一起；外出串联、游山玩水，我就同胡在一起。我一共串联过两次，一次是独来独往，从 北京—广州—海南岛—湛江—南宁—桂林—上海；另一次是同胡锦涛，我们两个人一起从北京—西安—成都—重庆，然后一起乘船从重庆沿江而下。一路上我们很少 谈文革，而是沉迷在沿途的景观：西安的古朴；成都的繁华、重庆的山城、三峡的险峻、大江的辽阔……他在南京下船，应该是回了泰州老家；我则是在上海下船， 也是回家看看。一路上，都是他照顾我。他出面安排一切，又让你感觉受到了尊重，极细心也极周到，处处让你觉得舒服。
　　胡锦涛是水利系五 字班的，应该在一九六五年毕业。因为当政治辅导员，按规定延后一年毕业。这一延就到了文革，所以一直拖到一九六八年才离校。记得他是分配到甘肃刘家峡。离 京前，他请老印和我吃了顿饭。老印说要敲他一下，点了晋阳饭庄。我是第一次进北京的大饭店。晋阳饭庄的店址原来是纪晓岚的书斋“阅微草堂”。院宇幽静深 邃，梁柱雕漆描画，号称正宗山西味，京都第一家。我很喜欢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所以在这里吃饭，还能感到一点残留的书香。记得那天还喝了点小酒，三 人不胜唏嘘，因为今日一别，就是“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了。
　　这一别，就是十四年。一九八二年，他从甘肃省建委的任上调中央党校学习，我当时已在中科院计算中心上班。他从火车站乘公共汽车到党校报到。途经３３２路黄庄车站，他特地下车和我匆匆会了一面。后来他到团中央工作，各方反映和口碑都不错，我也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脸上也有光焉。
　 　再一晃又是五年。一九八七年民办科技实业家协会在贵阳开会，我创办的四通已小有名气。他正在贵州省当书记，约了时间去拜访他。会客室温馨而简朴，比我那 个已经十分简朴的总裁办公室还要简朴。他还是那样谦和谨慎，谈话中能感到他同省里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得不错，这是他的强项。省科委的人在边上作陪，聊了一 些科技发展规划和科技企业的事情。临走时，特地让我带走两瓶茅台。我相信，这两瓶一定是真货。
　　然后就是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风波，从此我 们的人生轨迹趋于两极。但在我内心深处，还是默默地祝福他。先是祝福他能顺利接班，然后是祝福他能有所作为。当有消息说他曾派人去欧洲了解社会民主党的发 展情况，一上台组织政治局学宪法，面对SARS的施虐公开出来讲话，力排众议纪念胡耀邦，都让人对他燃起某种希望。然而，关于学古巴、北朝鲜的讲话，又让人极度失望。
　　其实希望和失望，都是我自身的问题，同他并没有什么关系。佛家禅宗有言，是心动，而不是旗动。他还是那个在共产党体系里 “听话、出活”的胡锦涛。我毕竟还是凡心未泯，最近一连写了三篇文章：《和共产党分道扬镳》、《为什么共产党气数未尽》和《山坳上的共产党》，一是对已逝 的长者的悼念，二是对自身思路的梳理，三也是对在朝在野双方的建言。至于别人是否听得进去，那就不是我能关心的问题了。

◇　同江青有关的“切肤之病”
　 　对江青这个人，我从来就没有过好感。文革期间，她很少到清华来。我记忆中只有在六六年底，她和姚文元、王力在清华的师生员工大会露过一次面。她也没讲出 什么名堂，只是喊了几句口号。江青喊口号在文革中相当有特色：做作的腔调、尖尖的嗓门、拉长了尾声、略带点颤音。“同学们～，你们好～～！毛主席让我来 看你们啦～～！”正常人听了都会毛骨悚然，但还是有人听了会热泪盈眶。那样的人按朱成昭的说法，应当属于“傻瓜”。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 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
　　小朋友们可能会问：朱成昭是谁？不仅小辈们不 知道，可能和我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不记得这个名字了。大家都知道当年的“五大领袖”：北大的聂元梓，清华的蒯大富，北师大的谭厚兰，北航的韩爱晶和地院的 王大宾。其实，朱成昭才是地院东方红的早期领袖，也是“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最早的司令。能总结出文革是“骗子、疯子和傻子”的，这个人一定不一般，非 常有独立思考能力。关于朱成昭，我所知不多，只知道他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关系匪浅。
　　江青介于骗子和疯子之间，所以格外令人讨厌。我 至今还记得两次很有她自己特点的讲话。一次是在北大。时间应在周恩来８月４日来清华讲话的前后，江青、陈伯达一行到了北大。我是在大字报上看到她讲话的内 容，那感觉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恶心”。在上万人的大会上，没说一句有点水平的哪怕是空话、套话，全是长舌妇的搬弄是非。“我也要控诉～！”“那个张少 华～，她是个坏人！她的母亲，也是个坏人！她们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啦～！”张少华即韶华，当时北大的一个学生，嫁了毛岸青这个智障，好歹也算是毛家的媳妇。 把家务事拿到大庭广众来宣讲，还要激动得声泪俱下。我当时的感想是：伟大领袖怎么找了这么个女人当老婆？！我想同在主席台上的陈伯达等人一定十分尴尬，因 为大字报上有括号说明：听了江青同志的控诉，其他中央首长很沉痛，都低下了脑袋。旁边还有个加注：脑袋快低到裤裆里了。要是在今天互联网时代，一定还会有 更多精彩的批注。
　　另一次是在大串联途中的火车上，一清早，我还睡眼惺忪的，就被带红袖标的捅起来了，说是要传达中央首长的重要讲话。 整个车厢的人起立，挥动红宝书，先祝万寿无疆、再祝永远健康。“红袖标”开始传达“敬爱的”江青同志不知在什么场合的一个讲话。我迷迷糊糊地听着，不知“红袖 标”所云。突然，我激灵了一下，因为“红袖标”学起了江青的腔调，声音变得十分凄厉：“还有那个王光美！去印尼访问之前，还专门来问我：‘出国能不能戴项链？ ’我告诉她：‘不能戴！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后来我看电影，她又戴了！！！”“红袖标”念起了括号内的说明：“说到此处，首长很激动，哭了。”我当时 的感觉，就像吃了苍蝇。立刻想起蒯大富在清华园里揪斗王光美，特地用乒乓球串了一副大项链给她戴上，以此来表示对一个高雅女人的羞辱，显然老蒯的创意应当出自江青的这次讲话。
　　据说蒯大富现在说起江青来，仍然称赞得不得了。我有点纳闷，老蒯智商也不低，为什么其感受同平常人，即绝大多数中国人如此南辕而北辙？是知遇之恩？怕否定自己？情人（广义）眼里出西施？义无反顾的反潮流？我想不清楚。
　 　我同江青从来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也没受过其迫害，谈不上有什么“切肤之痛”。但确确实实，我为她得过一种“切肤之病”。蒯大富办的《井冈山》报上有一篇 吹捧江青的文章，四个小标题是毛的四句诗：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结论是：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 大旗手。用词极其华丽、夸张、肉麻，我读的时候，全身一阵阵地起鸡皮疙瘩。没料想由此落下了一种怪病：只要我念及这篇吹捧江青的文章，或想起这个妖精本人，就会起鸡皮疙 瘩，在胳膊部位尤为明显。我开始有点担心起自己来，原因又不能向外人道。暖零的一位女同学，叫蒋世俊，说她的表哥是北医三院的脑外科医生，可以帮我查查。
　 　她带我去了北医三院。蒋世俊的表哥很帅，笑眯眯地问我怎么回事。我伸出胳膊，意念一做功，就出现了鸡皮疙瘩。他说可以帮我做脑电波检查。我觉得很新鲜， 就跟他进了一个黑屋子，躺在一个大椅子上。在我头上套了一个像外星人头盔那样的东西，又在我胸、腹、胳膊、腿等处贴上电极头，引出许多导线，他嘱咐我闭上眼 睛。我很听话。检查期间一会儿铃声响响、一会儿灯光闪闪，我也不为所动。好大一会儿，走出了黑屋子，我看到蒋世俊的表哥正在看一大叠曲线记录。这就是我的脑电 波吧？他看得很仔细。最后，他抬起头来，说了三个字：“很正常”。临别，他笑眯眯地建议：“也许，穿长袖衬衣会好一些。”
　　这症状持续了一个时期。大串联时回到宜兴老家，我在母亲面前还表演了一下胳膊出疙瘩。由于回到了童年的时空，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彻底地放松了一把。有一天母亲突然问我胳膊上好了没有。由于心情好转，我让那个妖精在心里翻了三百六十个筋斗，也没有出鸡皮疙瘩。这才告别了“切肤之病”。
　　懂得心理分析的朋友一定会明白，像我这样的人不适合搞政治，因为政治实在是一种“脏话”，有“洁癖”的人很难生存。我知道自己在某些方面不乏过人之处，但我也有自己的致命弱点。
◇　“不要打人！”
　 　我曾经说过，要跟现在的年轻人讲清楚什么是文化大革命，最简单的说法就是大革文化的命。有网友加了个批注：“简单而深刻的定义”，还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 的问题：为什么一个有着古老文明的社会，居然会发生这样的荒唐？我说不清楚，但芦笛说得清楚。他正在发的那些文章，把其中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至于什么叫 文明？我的理解更简单：就是不要骂人、不要打人、不要害人、更不能害人性命。家里长辈、学校老师，从小就是这样教育我的。
　　我这里简单 交代几句我的家庭出身。我的籍贯和出生地都是江苏宜兴。宜兴可是个好地方，不仅湖光山色迷人，人文气息也淳厚。这年头标榜家乡名人给自己贴金，是一种流行 的俗套。我也不能免俗。有几位“乡长”（与“学长”的称谓类似，有人说这是台湾腔，其实是我们江浙人带到台湾的说法），我认为必须向各位夸耀一番的：首先 是储安平，我非常为能有他这样的同乡而自豪；其次是徐悲鸿，还有我们清华的校长蒋南翔，以及像周培源、唐敖庆这样的学科领头人……
　　宜 兴人很重视教育。教师这种职业，在我们家乡一般都会得到普遍的尊重。记得小时候在外婆家，乡里开大会，主席台上坐着的，除了村长书记，通常还有当地小学的 校长。我在宜兴上过三年小学，校长是宜兴人，这不稀奇。后来我在上海泰康路小学的张校长、在上海五十五中学主管教学的余校长、在北京清华大学的蒋校长，都 是我们宜兴人，就有点凑巧了，这也可见宜兴的学风之盛。其实，我祖父就是有点名气的私塾老先生，在乡里被尊称为“大先生”。我二伯父万达明，南开毕业后回 家乡教书，当了多年溧阳高中的校长。溧阳高中是江苏省重点中学，考上清华的不在少数。在校时，遇到过几位我二伯父的学生来“攀亲”，还记得其中有一位叫周 福臻。
　　1949年之前，我大伯父当过县长之类的地方官，我父亲则是上海汇丰银行的职员。我们家风厚道，乡邻关系极为和睦，从来没有和别人 红过脸。我总记得小时候母亲讲的一件小事：有一天她把一件缎子面丝棉袄晾在外面晒太阳，也许是让风吹跑了，再也没有找回来。后来邻家婶婶冬天把它穿出来 了，外面罩了一件旧布衫，下面还露出了一大截。邻家婶婶欲盖弥彰，反而弄得我母亲觉得很尴尬。她特地把邻家婶婶拉到家里，打开衣箱，说有些衣服已经不合身了， 让她挑几件自己喜欢的。这样鱼目混珠一下，邻家婶婶就可以把好衣服堂堂正正地穿出来了。
　　“人有时候会做错事的，千万不要伤他的面子。 伤了面子，就是伤了他的心，有时候就是绝了一个人的路。”这是我母亲的教诲。受这种教育长大的孩子，很窝囊，不仅不会打架，连骂架都不会。记得小时候邻家 姐姐骂我妹妹，骂人话一串一串的，动词、形容词极为丰富，还有节奏感，简直是“大珠、小珠落银盘”。我妹妹一声不吭，待对方骂累了，才轻轻回一句：“骂你 自己。”于是又进入新的乐章，这回是疾风暴雨的快板。
　　对于那个以骂人、打人为时髦的荒唐年代，我有一种生理性的厌恶。老毛在天安门城 楼上一句“要武嘛！”就把人的兽性激发到近乎疯狂。一个个如花似玉的小姑娘，一张口就是“滚他妈的蛋！”听得我头皮一阵阵发麻。她们抡起皮带来，那股狠 劲，看得我心里一阵阵发颤。我目睹过两个场景，打人的都是小女生。
　　第一次是拆毁二校门的时候，那天是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４日，这一天应当明定为“校耻 日”。以干部子弟为核心的清华大学红卫兵，主导了清华园里的第一场浩劫。他们用汽车拴上绳子将二校门拉倒，那么漂亮的二校门，糅合了东方典雅和罗马古典的 二校门，顿时成为一片废墟。更可恶的是他们用皮带赶着原校党委的领导，来清理这片废墟。因为他们是“黑帮”，所以他们有的满脸被泼上了墨汁；因为他们是反 革命两面派，所以他们有的被剃成了阴阳头；因为有老痞子当年在湖南农民运动中的示范，所以给他们挂上了牌子、戴上了高帽。动作稍微迟钝一点，立即皮带伺 候。被打得最惨的是李传信，当年某个系的总支书记，十八年后，他是清华的党委书记。让人心疼的是何东昌，腿已被打伤了，为了避免再次挨打，他奋力地在地上爬行。十六 年后，他是高教部的部长。
　　另一次是我在南下串联的火车上。一个小女生押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上书“地主婆”还 打上了红叉。她故意让“地主婆”站在两节车厢的对接部分。列车剧烈的晃动让老人很难站稳。她颤巍巍地想靠一下车门框，女红卫兵立即毫不留情地抡起了皮带， 每一次抽打都带着呼啸。我不是英雄，也不是好汉。面对暴行，我真想喊一句“不要打人！”但我没敢喊出来，其实我内心很怯弱，甚至害怕皮带落到自己的头上。
　 　文革过去四十年了，那么多人在总结经验教训，说得各有道理。我的总结很简单，或者说，我的愿望很卑微：无论目标多么伟大和崇高，一不要打人，更不要死 人。是的，文革期间清华园里，一共死了２９人。其中同我本人休戚相关的，有三人：我同班同学姜文波；罗征启的亲弟弟罗征敷；“罗文李绕”一案的刘 承娴。
　　我参观过华盛顿DC的越战纪念碑。横卧在坑道里的黑色大理石碑上刻满了阵亡将士的姓名，给人一种莫名的震撼。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纪念碑，上面镌刻着包括他们三人在内的数千万文革受难者的名字。

◇　空望月儿明
　 　从1970年1978年，我在承德前后生活了八年。人生的二十四岁到三十二岁，本来应该是充满绚丽和璀璨，因为普遍的大环境、因为独特的个人境遇，给我留下的却是一 段晦暗的记忆。那八年当中，我先是在铁路车辆段当工人，后来在铁路中学当老师。当刘涛南下西去（承德在北京东北方向）后，留下我一个人，家徒四壁、冷冷清清，可说是到了人生的最低谷。能给我精神安慰的，一是读书、二是收听来自太空的“靡靡之音”。
　　你们听说过梁绍良和周友康吗？他们是我精神上 的良师益友，也是美国之音的时事播音员。梁绍良的音色，不亚于中央台的夏青。收听他们播讲的时事经纬，是我一天生活中的大事。记得他们评论林彪事件后的中 国社会，用“上层僵持着，中层瘫痪了，下层灰心了”来概括，我觉得言简意赅，说得极为准确。我也喜欢ＶＯＡ的音乐节目。记得听过一首吉他曲 “Aloha”，伴随着夏威夷海水的涛声，每一声叮咚都轻软地敲打着你的心。仿佛吉他歌手拨动的不是琴弦，而是你的心弦。我也喜欢美国的乡村音乐，那里有 美国早期拓荒者艰难辛苦的吟唱，也有西部牛仔追逐绿草水源的高亢。对我来说，这都仿佛是从月宫里飘下来的仙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

　 　偶尔也能收听到苏联的广播，播音员浓重的俄罗斯腔，让人大倒胃口。后来我读到美国ＣＩＡ关于对外宣传的条例，其中有一条是：流利地使用对方国家的语言是 有效宣传的前提，因为任何人对借用他们的语言都会有反感。起码在这方面，美国人比俄国人更明白，也更有效。差不多二十年后，我在海外遇到中文流利的周友 康，他还在VOA工作，这回是他和我面对面的访谈。我同他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嗨，久违了，老朋友。我还向他打听梁绍良，他说梁是老一辈的，已经退休了。

美丽的秋海棠叶

严家伟

一

一九四八年即民国三十七年，我十一岁，是我至今回忆中一生最快乐的日子。在此前一年，我从成都市黄瓦街少城小学转学到成都六区一校。这是一个由政府公办的学校，而少城小学是私立小学。所谓"少城"是清代满洲人在成都市内自建的一个城中之小城。“少城”即小城之意。那时少城内住的都是满族人又称“旗人”。这些旗人，一出世就由朝廷免费供给一份口粮，保证有饭吃，比毛时代的红五类吃香多了。因此人大多数旗人都好吃懒做，即平日人们说的没落的八旗子弟是也。辛亥革命后，这些优待没有了，少城也拆除了，满，汉混杂而居。但少城小学仍是一些有钱的满人办的私立小学。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在成都属中、上水平。该校校长姓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女儿又和我同班，我们很要好，天天在一起玩。后来老师也知道了这层关系，因而有些事对我便有些照顾迁就。后来我父亲觉得这样会把我宠坏的，于是将我转学到离我家更近一些的六区一校就读。

    到六区一校我就什么关系也没有了。但不久班主任又特别喜欢我。班主任老师张洁如是个女老师，浙江人，抗战中逃难来到四川定居下来。她教学十分认真，也非常严厉，完不成作业或调皮捣蛋者，她要用竹板打手心。打得虽不重，却是一种羞辱。学生们把这种处罚戏称为“请你吃笋子煎肉”。我因为从来不犯规，考试成绩几乎每次都名列前茅，所以张老师对我很好，从来未请我“吃”过那笋子肉。那时的师生关系非常纯正，绝不像今天教师节要给老师送礼，不送的要受歧视。记得有一次张老师生病了在家休息，父亲叫姑姑和我一道买些水果去看她。张老师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只取出一个苹果说“这就代表我领了情的心意”，并叫她先生和女儿一定要留下我们吃午饭，弄得我和姑姑都不好意思。

二
    那时没有教师节，却有个法定的儿童节，但不是今天大陆定的 6 月1 日，而是每年的4 月4 日，为何定这一天，我现在也没搞明白，不过肯定是这一天，而且相当隆重。不仅所有公、私立小学校及初中全部放假，全市影剧院停止营业一天向儿童免费放映电影，和演出戏剧。全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及一些大商店门前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儿童节中特别庄严隆重的活动，是在祠堂街中正公园内举行的童子军检阅仪式。各校都派出了一支代表队去参加检阅。现在我一回忆起当年那童子军的装束都还感到兴奋：黄色的童子军服、船形帽、肩章、臂章、警笛绳，完全一个小军人的模样。这一年我也作为校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隆重的检阅仪式，以方正队形，整齐的步伐走过了检阅台。由于我们队列整齐，步伐统一，各种动作规范，被评为最佳的队列之一。至今我都还记得那激动人心的《童子军军歌》：

前进，前进，青天高，白日明！
    检阅结束了，各学校的校长，老师，部份家长，包括我父亲都在一旁参观，当看到我们被评为最佳队列之一时，我父亲非常高兴地对我说“你爸只当过文职军人，算不得金戈铁马报效国家，我将来送你去读军校，我儿子会成为个好军人”。我当时也是豪情满怀，大有“中原北望气如山”之感慨。可真世事难料，谁知道长达半个世纪的国家民族的浩劫之灾，马上就要降临了 ……
    当时成都不管公、私立学校每天上学，放学前都要举行升、降旗仪式，即由全校学生集合在操场，学生们在军号，鼓乐伴奏下齐唱《国旗歌》，两位升旗手徐徐拉动旗绳，使国旗冉冉上升至旗杆顶。降旗则相反。升旗手要熟练地掌握好节奏，歌唱完，国旗升至杆顶，一气呵成。在雄壮的军号鼓乐声中，十分庄严动人。而那《国旗歌》歌词不知何人所作，大气磅礴尤其感人肺腑，虽时隔近六十年了，尚能记诵：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勿自暴自弃，勿固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创业为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唱着如此优美雄壮的歌曲，目送着美丽庄严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冉冉上升，真是爱国豪情直透云霄！不知台湾的中，小学生们今天还是这样吗？
     每周星期一要作纪念周，作纪念周时还要高唱国歌，那国歌词，也十分严肃庄重，不仅言简意赅，文词则更典雅，宛如诗经的格调，歌曰：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已建民国，已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我敢说，今天大陆有的青年人，不怕他学士，硕士头衔，叫他解释清楚也困难。我就写给一个大学生看过，他竟问我这“夙夜匪”  是个甚么“匪”啊 ？看来他们这一代人已听惯了“呼儿海哟”之类的下里巴人调, 对阳春白雪自不“感冒”了！就是田汉作词的《义勇军进行曲》被中共定为“代国歌”后，一"代"就半个多世纪到现在。文革期间田汉成了黑帮分子，这国歌词出于黑帮之手如何向世人交代？那方法也绝，变成了一首只有曲没有词的国歌，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吧！幸好聂耳早逝，不然要是他再成了"黑帮"真没辙了，这也算中国特色。四人帮一垮，照理说事情该解决了，谁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知是那位老兄的馊主意，竟用聂尔原曲给填了个新词，把毛泽东也塞进了国歌词内，而且无作者，叫“集体重新填词”，这“集体”究竟是何方神仙也无人得知。反正搞得不伦不类，叫人听了啼笑皆非。后来邓大人上台，才把这“集体词”给毙了。为使后人不致忘了这段国歌佳话，在此顺便一提。

三

这一年的期末考试之前数周，全市进行了一次小学生讲演比赛。由每校选拔一名选手参加。这一名选手又在各校通过比赛自行选拔。因为比赛的重点是“演讲”而非作文，而且都是十多岁的小学生，所以演讲稿不规定必须由演讲学生自写，可请他人拟稿，不过演讲时不许拿着稿“照本宣科”，这也大概是要考一下你的记诵能力。张洁如老师派我代表本班参加比赛。对于才十一岁的我来说，真是大姑娘上花轿 ------ 第一回。但张老师叫我不要怕，她不但代我拟好了讲演稿，还单独对我进行指导。特别叫我不要“怯场”，她说“你把下面的人，只当作是一排排的树木，只管放开讲去”"。我从小记忆能力较好，把讲稿背得烂熟后，真的对着下面"目中无人"似的放了胆侃侃而谈，其实全都是鹦鹉学舌，按张

1950 年我已读初中了，在新华文摘上，看到了郭沫若1949 年9 月发表的一篇文章，竟称反对外蒙古独立的人是“反动分子”，说中国不应该以“宗主国的心态对待蒙古”，甚至说蒙古独立后，人家的“前途会更好”。本来此前，对这位郭先生我是很尊敬的，但他这番“高论”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完全是无耻。由于当时自己毕竟还是个孩子，因此把一切气都发在他身上。当时也根本不懂，像这样的事，在中国岂是个人敢随便表态的。于是我把自己的看法在闲谈中向同学谈了，没想到马上就有人去告密。学校军代表刘文范把我叫去训了我一顿，说我这是“反动思想”，“反苏言论”。好在那时我才十三岁，未以反革命论处。但在 1958 年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判决书中，竟有"读中学时便有反动言论，造谣说国民党要打回来"的诛语，我现在也不明白反对分裂外蒙，就算是"反动言论"，又怎么和"国民党要打回来"挂上了钩？后来我多次在报上看见，台湾国民党代表在安理会使用否决权把外蒙挡在联合国门外，那时报上说国民党代表是在联合国“捣乱”，但我却认为这才是民族大义，可嘉可敬。当然，人家也许又认为是反动。不过我们今天那些“反帝”，反台独的英雄，好像从来就不知外蒙比台湾更早就是中国的国土似的。这也许

就是党性高于一切的体现吧！
     往事如尘如烟，一切过去六十年了。后来我断断续续地知道，林瘦娟的爸爸是个画家，五七年被打成了右派。林瘦娟则不知所终。张洁如老师的丈夫陈先生是国民政府的公务人员， 1955 年肃反中被捕判刑，张

王老七拉老虎

李才义

　　王老七何许人也？王泽仁是也。王泽仁行七，朋友们隐去了他的真名，只叫他“王老七”，所以后来认识他的人也只叫他“王老七”，而不知他的真名，更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

    那年月讲阶级斗争，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提起家事讳莫如深。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重庆北碚劳教所与王泽仁同队改造时相识的。当时只知道他和我一样是因为右派问题被机关开除送劳教的，却不知道他是赫赫有名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革命军上将司令、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卫戍司令、四川省国民政府主席王瓒绪的儿子。

    1949年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后，王瓒绪收到朱德总司令劝他弃暗投明的信，就自行取消了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南游击第二路总司令职务，成立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自任司令，并于12月14日通电宣布起义，成都和平解放，人民免受战火之灾。这是王瓒绪为成都立下的一功。1950年元月，王瓒绪又解除了成都市治安保卫总司令部职衔，将部队和武器移交给以贺龙、李井泉为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事管制委员会。四川解放后，王瓒绪曾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四川省人民政府参事、四川省政协委员。可能因为官职没有刘文辉、邓锡侯等起义将领大，所以一直谢绝工作。直到1957年在深圳越境被抓后，1960年11月死于狱中。但他这一举动祸及亲属，儿子王泽仁正赶上反右斗争因之被划为右派。

    1969年底，大陆的“文化大革命”进入第4个年头，重庆的武斗渐近平息，为了腾出地方收押打、砸、抢、抄分子，北碚劳教所奉命把我们这些已改造了十年，已“基本改好”的右派分子“清放”回家。于是，王泽仁和我这个原财政厅干部右派、原省公安篮球“保卫”队前卫彭雅谷、原成都市法院法官赖琦、原成都公安干警刘绍宾和易永康等十余人回到了成都。但那时候工厂停产，工地停工，连“大三线”下马回来的普通民众都难找到工作，何况我们这些屁股上有点点的“黑五类”。

    幸好，我们这些人在成都土生土长，家乡人经过“文革”洗礼，有些醒悟，不再恨“阶级敌人”，还暗中同情和帮助我们。那时候有一种许多人都不愿干的苦活，相对而言比较好找，这就是拉架架车。因为武斗给城市摆了很多烂摊子：垮塌的房屋要修复、挖断的道路要填平、堵塞的阴沟要疏通。加之老百姓维持生存的米、面、油、盐、炭圆、蜂窝煤……要运送，所以架架车这一行当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哪怕是冒着武斗的枪林弹雨，也有人去干。当然，这种从血盆抓饭吃、在死亡线上求生存的事，工程下马遣返回家的人不干，没有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年轻人也不干，那就只有留给我们这些“两劳”过的、公安“集训”过的，或交“群众管制”的人了。也算是政府给我们这些人的“出路”。据我当时估算：在成都拉架架车的这类人约5000多。除了从北碚劳教所回来的我们这十多个人外，还有广元荣山劳改煤矿、永川新胜劳改茶场、峨边沙坪劳改茶场，以及雷马屏劳改农场的什么糜检察官、魏记者、殷诗人、陈刑警、覃大学、张科长、骆股长等等。

    我们从北碚回来的多在前赖法官的麾下拉架架车。他人缘好，关系广，办法多，总能揽到活干，总能找到地方开发票。当然，这也得大家出点儿血——拿出部分收入去贿赂街道劳动服务站开发票的和给我们活干的人。

    不过，尽管夏天中午顶着酷暑，冬日清晨冒着严寒，付出辛劳换得的报酬还算可观，大约平均每月有五六十元收入，比我当干部时还多，但含金量少，因为粮油副食品不够，还要花钱买粮票、肉票、油票和工业票。

    那时候，我们没有时间听广播、看报纸，只能从其他拉车人那里得到些小道消息：如像“苏联老大哥与我们争宝岛”，我以为是苏联要占领我们的台湾，后来才知道是中苏两国军队在黑龙江的珍宝岛发生了战斗；又譬如说“黑光头儿搞了个合唱团”，原来是我们报上指责赫鲁晓夫搞反华大合唱；再譬如说“林彪差孔老二两千多元”，实则是“差两千多年”等等。当我们把这些真实情况弄清楚后，让我们忍俊不禁，开怀大笑。所以我们的精神生活是充实的。

    但是好景不常，成都东、西两个城区对集体运输组织进行了整顿：凡是没有行业管理或街道办事处领导的架架车，一律不得从事搬运工作，正规合法的运输组织不得给“打野”的开发票。这么一来，又把政府给这些人的“出路”给堵住了。这些人只好与戴红袖套的土警察玩起“敌进我退”的游击战术，到汽车站和火车站拉那些不要票据的旅客的行李。

    有一天，王老七与另外一个同伙在火车北站西侧去洞子口的岔道“打野”，被两个戴红袖套的人叫住，以为是抓地下黑运输的，怕没收他们的架架车，连忙拖起车就跑。那两人高声叫道：不要跑嘛！是喊你们拉东西。王老七一听驻了足，心想：这几天风声紧，不敢到站前广场去揽生意，已经两天没有收入了，或许这两个人不是哄他们的，于是半信半疑返回来跟着两个戴红袖套的人往火车站后面走去。他们从铁路员工的通勤道进了站，到了第3号站台，那个戴袖套的中年男子对王泽仁说：就是前面那两个铁笼子，你们一人拉一个，拉到百花潭动物园里。这时，王老七和他的同伙走近两个铁笼子，才发现两个钢筋焊接的笼子里关着两只活老虎，一雄一雌，着着实实吓了一跳。本想不拉，又已经进了站，且报酬丰厚：每人8元钱运费，相当于他们平时4天挣的钱，并且不要运费发票，就答应了。他们在那两人的帮助下，用抬杠将铁笼子抬到架架车上，长短宽窄都正合适。于是就用粗铁丝和粗绳捆好铁笼上路了……。他们从军供站绕过站前广场，到了人民北路铁路职工俱乐部，恰逢一群看完电影的青年学生出场，把两个架架车团团围住看稀奇。王老七拉的是一只雌性虎，性情暴烈。民间不是把骂街的泼妇比喻成“母老虎”吗？此时有个调皮而又大胆的男孩，竟用滚铁环的粗铅丝钩子去捅母老虎的屁股。那母虎被这一恶劣行为激怒了，想调过头去扑那坏蛋，但因笼子狭窄，转不过身，气得暴跳如雷，把捆笼子的铁丝和麻绳也挣松了，铁笼的重心后移，架架车的前杠上翘，王老七的双脚离地……那群孩子哈哈大笑，觉得好玩，又到前面去逗老虎，母虎又向前扑，于是铁笼的重心前滑，架架车的前杠又把王老七压在地上，碰得鼻青脸肿。当王老七从地上爬起来重新扭紧铁丝，捆好麻绳，调整架架车前后重心时，又被母虎抓破铁网的爪子划了一下，背上的衣服被划破，殷红的鲜血流了出来……。

    幸好，两个雇他们拉老虎的人发现架架车没有跟上他们骑的自行车，才回过头来赶走那些淘气的孩子，又买来油布遮住老虎，才给王老七二人解了危。

    如今王老七已年过七旬，提起30多年前那段拉老虎的经历还耿耿于怀：一个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儿子，以拉架架车卖苦力为生，却被逼得东躲西藏；一个有作为的知识分子弄得去拉老虎，这就是毛泽东时代的真实情况。可是至今还有人怀念那个时代，多么悲哀！

文革轶事之一：抄家闹剧

任蘅芳

随着对吴晗“海瑞罢官”的批判，毛泽东的“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笼，1966年顿时成了乾坤大挪移的一年。甚至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下的17年，执行的是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各单位大多数掌权的党政要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重用的业务骨干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而党的阶级路线一直得不到贯彻；阶级敌人随时妄图翻天，复辟资本主义。总之这些政治帽子铺天盖地而来，就像降龙十八掌，一掌接一掌，把人击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晕菜了。我唯一印象深刻的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到我们这里串联来了，帮助地方的革命群众起来造反。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锦江中学也像外界一样彻底地翻腾起来。首先，课是不用上了，让我这样的懒学生窃喜不已；其次，一水的红五类组成的红卫兵团应运而生；至于怎么酝酿的，又是谁组织的，我们无从知道。等我们知道时，人家已成了领导学校的革命小将了。红卫兵成员都是各年级各班的红五类子弟(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农民城市贫民)。领头的哥们姐们是高三、高二的几个革军子弟。某一天，学校的红卫兵头们到锦江大礼堂参加了全市红卫兵大会，回校后便造开了反。我们学校就这样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帷幕。我私下倒是满佩服他们的组织能力和活动能力。在人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便夺得学校大权。一时间，各班的红五类活跃异常，从服装到精神都焕然一新。哪怕不是红卫兵，也要穿一身军装。家里有现成的拿来穿上，没有的就向亲朋好友借，到三姑六婆处寻觅。一时间，军装，军帽，军腰带一下子就成了引领时尚的服饰潮流，军装以草黄色，肩上有肩章带，四个兜为贵，因为这是军官的服装，与它相配的腰带必须是牛皮带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巴顿说过：不想当将军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毛主席的红卫兵潜意识里依旧推崇帝国主义的巴顿将军。美国人爱财，中国人爱权；诚哉斯言！

红五类同学趾高气扬扬眉剑出鞘；黑五类同学(地主，富农，革命，坏分子，右派)心中不服垂头丧气；介于二者之间的麻灰五类(教师，医生，自由职业者，小商贩，中农等)则左右观望，忐忑不安。总之，以往和谐友爱的同学关系荡然无存了；尊师爱生的价值观打个粉碎。校园里从此笼罩在“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气氛中。首都红卫兵齐向东的“血统论”谭立夫的“无产阶级阶级路线”成了我们麻黑五类每天必读的“圣经”。此时，闹革命是红五类的天职，是他们的特权，我班有头有脸的红卫兵大多不在班里活动，他们或在学校‘‘清算’’走资派和学术权威(学校的教学骨干老师)的罪行；或到社会上与兄弟红卫兵联合起来革其它阶级敌人的命，一句话，倚天屠龙谁与争锋？时至今日，除了把杨校长、凌主任、右派老师等人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每天将黑五类出身的骨干老师们押出去劳动；把敢于反抗他们的同学关起来审讯之外

自从北京开始抄家后，这股风迅速地刮遍大江南北。何谓抄家，只要你家是黑五类；或是有历史问题；或是有海外关系(有亲属在欧美、港台)，无论本单位、外单位的红卫兵，谁都有权力带一群人到你家，名曰查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和不义余财，实质上是在毁坏文物和文化。被抄人家的字画、古籍、古董、通通视为“四旧”，不识货的抄家者，干脆就将这些文化珍品扔到火里烧了；金银财宝，或私掖或上交，全凭抄家者的良心了。如若抄到一张国民党的委任状甚么的，哇！不得了，那就是活脱脱的变天帐，任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黑五类自然在劫难逃；就是麻五类只要有权势的人盯上了，找一点理由就活该倒霉，家照样抄。北京种种抄家的故事已让我们听得心惊肉跳，谁料想今朝都到眼前来。成都也开始了抄家风。别人心里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可是确确实实提心吊胆。因为我爸爸是旧职员，曾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并为朋友撑场面参加过袍哥组织。单从表面看，历史够复杂反动了，可他实在是一个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一步，诚恳善良而温和的人，只知道默默做事，能养家糊口足矣。从未有大的奢望。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的子女能顺顺利利完成大学教育；如能留洋，那更是烧高香了。每当我读朱自清的‘‘背影’’我都会泫然泪下，那背影分明是我父亲的背影，可怜天下父母心 。我们也曾取笑他，你那么谨慎，又没有野心，也没有甚么政治立场，何以参加那么多‘‘反动组织’’，父亲说：三青团国民党是集体加入的，你在政府机关工作(国民党时期，他在财政部做会计)，人家要你集体加入，不然，你就没有工作。你老爸除了打打算盘，算算账，没别的本事，敢不入吗？至于袍哥，那是朋友看得起你，你得去捧场，人家带你一块玩，又不要你做甚么，跟着吃吃喝喝罢了。我们听了哭笑不得。原来“反动组织”就是这样容易入的，这该死的国民党怪不得要垮台。想和英明、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对抗，门儿都没有！基于这些历史，我们当然时刻担心着抄家的厄运落在我家头上，虽然家徒四壁，没什么财产，可一旦被抄，就入另册沦为贱民了。

抄家就像一把悬在你头上的达摩棱斯剑，让你日夜不得安宁。直到一天，我学完了那该死的“血统论”回家，刚走近院门，就听到里面一片嘈杂声，院门关着，隐隐约约说甚么：胆敢抗拒无产阶级专政 ，藏匿财物，，，，，，接着又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我一听，坏了！终于抄家了，那把剑终于掉下来了。因为忧虑太久，反而不是那么害怕，反正是祸躲不过，躲过不是祸。我深深吸了一口气，硬着头皮推门进院。不大的8家小院站满了带红袖章的人，有青年人有成年人。不像是学校的红卫兵。再定神一看，妹妹正好奇地站在人群边上观望，邻居家的周阿姨，神色黯然地站在那群人中。我松了口气，擦了擦头上的冷汗，直庆幸不是自己家。细想起来也满可鄙，就因为不是自己家就庆幸，缺乏起码的同情心。做人做到这地步，也满可悲的。但在那种大环境下，只要不落井下石就算是有良心了。被抄的邻居1949年前与人合股开过肥皂厂，当然是资本家。可是这资本家经过17年的改造，哪里还有当年的辉煌 ，与一般的穷家小户没甚么区别，就是抄家也抄不出来甚么名堂。最后那些人因收获不大，只得垂头丧气、骂骂咧咧地走了。

我家算是虚惊一场，逃过了抄家劫难。可我的同学姚文静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这是一个人如其名的秀丽的女孩，文弱寡言；她父亲1949年前是一家百货店的小股东，1955年国家实行赎买政策，公私合营后便成了人民商场的售货员。每季度能拿到15元的分红股息；(当时学徒工每月工资18元)成分划为小业主。文革一来，自然升格资本家、黑五类。所以她必须天天到校接受批判教育。这天她迟到了几个小时，这对于麻黑五类来说是破天荒的事；因为谁也不敢迟到早退，她好不容易以生病为借口混过我班红五类的盘查。她的脸色也确实难看。下来后，我们都很关心地问候她，她才悄悄地告诉大家：她家被抄了，来者不知为哪校“革命小将”。我们都很惊讶，她家我们去过，枉自做了多年的资本家，却和大多数贫寒人家一样甚么都没有，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张极不起眼、黑黝黝、样式简单的紫檀方桌。如果主人不说明，一般人不会想到这张桌子是用紫檀木制作的。难道说连这张桌子也不放过？文静说这倒没有，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识货，继而愤愤地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抄到值钱的东西；也没有认出那张紫檀桌。极为不甘地大骂：甚么资本家，穷鬼！啥也没有！然后就把一个小闹钟摔坏在地上，撕烂文静的两件旧花布衣服，为了泄愤还把她家喂养的两只鸡，塞到马桶里活活淹死 (那时没有卫生间，每家都是用的木质或瓷质的便桶，每日清晨必须倾倒清洗，否则第二晚就没法用) 。听后，我们面面相觑，这到底怎么啦？听起来就像是电影里“刮民党”兵一样。可今日之中国是新中国！今日的学生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我哭！我笑！我晕！多少年后，同学们聚会时见到文静，提起抄家之事，我开玩笑说：你家也真是，都成了资本家了，还敢养鸡；人家正愁找不到资本主义尾巴割，送上门的，不割白不割！哈哈哈！大家笑出了眼泪。

又和秋瑾哭秋风

朱  毅

　　巴金逝世的第二天,我和妻子一早就赶往现代文学馆——这时瞻仰大厅还没有完全准备好。……戴着一朵白花又执着一朵白花,含泪望着巴老那微微侧昂,“四目”澄澈,笑容灿烂得有点天真的遗容——“昨天”起就该叫遗容了啊——深深地鞠下躬去：一鞠躬是“庆幸”一个为别人卧床十年的世纪老人终于解脱,二鞠躬是祈望这个天使般灵魂不要走远,时时庇佑他盛产精神悲剧的祖国大地,三鞠躬是感恩,为李九莲,也为我自己:他任主编时的《收获》杂志,最早让“黎莲”回归李九莲而现诸良知的。

　　这时我还没有想起秋瑾。

    在一隅而立的摄像机的注视下,——穿过那些并不怎么讲真话的“名人”和“单位”的挽联和花圈之后,从厅侧走到院园里,在花园甬道最偏僻的一角,才见巴老矮小的塑像,塑像前一个姑娘操作着的摄像机前,一位并不年老却颇壮硕的男子正在侃侃而谈——是不是陈建功我不认识……绕回东门,一群女发短、男发长的艺术院校的学生，围听着他们白发长飘的老师滔滔不绝的介绍:“全部积蓄……现代文学馆……《随想录》……说真话……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

　　真为一个纯洁而伟大的灵魂崇敬而悲哀:又长大了一代人,而那个“文革博物馆”还在一个文明硕果仅存的伟大民族胎中难觅形影!而他老人家最后的灵魂文字,应该说也还不是卢梭式的,索尔仁尼琴式的,甚至不是林昭、李九莲、张志新直面现实式的。老人家最后那些年活得真是艰难,那真不是灵魂的活法啊,活给那个没有耻感的群体,作为“良知”的慰藉,活给这个依然虚伪的时代,作为“真实”的装饰……

　　那一刻我猛然想起秋瑾,被愚氓嗜血——任精英涂抹……我知道:又一个世纪——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幕大剧已经拉开帷幕了,拒绝忏悔的知识分子们,在不说真话的地方和不说真话的时候,连篇累牍地纪念一个呼吁说真话的世纪老人……秋瑾的血蘸给了馒头,而这位可敬老人灵魂的鲜血,很可能就要被这场“伟大”的纪念吞噬了。

　　那天是初秋——北京最美丽的季节,阳光明媚,蓝天澄澈得就像巴老的心灵,可我却在低首徘徊中默呤着秋瑾的秋风秋雨愁煞人。默默跟着我的,仿佛不是妻,而是李玉莲——李九莲的妹妹:——三十二年前,《李九莲问题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在市体育馆第一次万人大会宣讲后,李玉莲就是这么默默地跟着我的。回家打开她用旧报纸严严包着的李九莲再度搜捕后余存的思想碎片,内有一本《毛选》第四卷,其中一页的天头上二行娟秀而不失劲逸的诗录“辣”入泪眼:“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祖国陆沉人有责,天涯飘泊我无家!!!”前面那句自然是鲁迅的,加了三个感叹号的那句不就是鉴湖女侠的慷慨悲歌吗!

　　“无家”?三十年了,李九莲的遗骸何在?秋瑾墓在太湖之滨,红卫兵扒了又建了,李九莲有墓吗?前年兄嫂姐妹给父母立碑,碑上都不敢刻李九莲的名字啊!还有那个义胆忠肝的钟海源……这些年我干什么啦?我不是卑琐、自私、健忘、无耻的冷血一族的一员么?我有什么资格在巴老灵前谢恩,我应该忏悔!我必须谢罪!!……

    出了现代文学馆东门我一路在心中痛骂自己。妻怪怪地看着我。走近芍药居才叫住一辆的士。

　　今年进入五月我就准备开博,给林昭、李九莲、张志新、钟海源四现代女杰设一个精神的祭园。

　　册注了,《四十年祭》写了,《九歌》一篇篇准备好了,《李九莲的恋爱信》，《李九莲的绝命书》，《林昭、九莲诗文》……想的是把真相留给历史,以灵魂召唤良知;岂知关键篇章新浪怎么也上不去,雅虎上不几天又撤下来了,从猫眼到天涯,从西祠到腾讯,直到诞生了林昭的北大的《燕南社区》和《红袖添香》,无不皆然!而说遇罗克是“暴徒”,说张志新不在会上嚷嚷“中共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MCT”就死不了的“左派”文字,倒是能够在网上纵横。还有公开呼吁开除贺卫方党籍的,还有骂傻Ï余杰不该进白宫的——其实小布什更傻Ï。而键开学者网站,更是一片沉默。连摩罗的主页里,也没有了《耻辱者手记》，《三十年祭》和《自由的歌谣》那样的新的悲歌和新的辉光!

    斑竹是荣耀,管理员是饭碗,越显赫的网站越有它的商业雄图,笔者也不是天外来客，但是我还是不敢相信这是在五月、六月,在拥有世界上最大博研群、大学生群、社会精英群,正在向现代民主挺进的中国!我还是不敢相信李敖三场演讲，口口声声用自由主义可以换来的,竟是这样真实的宪法权力!我还是不敢相信,这就是秋瑾为之殉义一百年,林昭、张志新、李九莲、钟海源为之殉道三十年的当代中国!!

    多么冷酷的世纪!多么专断的的权力!多么势利的小人!

　　四十年了呀!一个有悲剧,没有悲剧意识,有罪恶,没有耻辱感的民族!

　　我明白秋瑾为什么刑前悲呤秋风秋雨愁煞人了!

　　我理解为什么林昭狱中的《秋声词》,每一阙后都是“秋风秋雨愁煞人”了!

　　我知道描写“现代秋瑾”的《世纪奇冤——张志新冤案纪实》(陈愚山著)为什么早已成书,却至今不能出版了!

　　我更懂得秋瑾的血，钟海源的肾，张志新的咽喉，林昭沾血的一袭白衣，李九莲死后被剥夺的贞洁,是怎么一回事了!!!

　　这个憋闷的五月,这个沉郁的春夏之交,秋天还远着呢,可我怎能不又和秋瑾哭秋风!!!

　　也是在今年,也是在五月。

　　陆英民洋洋洒洒的《遥祭秋瑾与张志新》后,有熊昌友的《中华圣女传》,有力虹的《女儿之身,万金莫赎——秋瑾烈士蒙难百年祭》……五月,老鬼一边让《愿您的死唤醒中华民族》,以《粪土包裹纯洁的灵魂》的形式重又挣出网来,一边艰难地为出版《母亲杨沫》的遭遇,讨还着公道——这也是对遭出版家亵渎的李九莲的辩护士的不平之鸣。而在天涯社区，关天茶社,正像去年九月东北李磊式的茶客们,挟着林昭、李九莲、张志新对李敖频频发难,今年四月一场对江西和江西人的讨论中,对李九莲、钟海源和子虚乌有的“黎莲”的关注竟然成了最大的关注——这场讨论和关注持续到五月……

　　封禁的憋闷并不等于良知的沉默,五月没有沉默,六月不会沉默。

　　这是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最奇特的文化现象;似从摩罗那震撼世纪末的《耻辱者手记》开始,秋瑾以千百倍高于缔造共和诸前贤烈杰的频率,出现在当代论坛的世纪之思中,而几乎无一不与林昭、李九莲、张志新相连?当然,这“相连”正是对“最奇特”的诠释。

　　然而这是多么悲哀的诠释啊!不是我,不只是四位当代女杰,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世纪,在“又和秋瑾哭秋风”!

　　是的,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奇特而冷酷的民族传统:花木兰从军，穆桂英挂帅，岳母刺字，梁红玉抗金……连希魔都不让日尔曼女人走向战场,而我们的民族一到危亡时刻,民族的血性却要女人来做虎贲!而到山河破碎时,竟然诗坛也是巾帼不让须眉,李清照一反“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故我,一曲“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直压陆游的“死时方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而最奇怪的是,冷兵器时代,我们的军队人数恐怕比蒙满全民族的人数还多,堂堂的中原故土,竟被区区的两个游牧民族,前后统治了近四个世纪!一曲《江山风而情》不知是悲歌还是赞歌!

　　有了这样的传统,便有了秋瑾——而五千年一劫的那个十年中,当大国总理屈跪在地上为领袖规划检阅红卫兵的路线,只剩六十多斤还要拜托人向领袖“请罪”示忠;总司令奈何不了“小小老百姓”的陈伯达,直到“九?二”陈被押出庐山别墅,才能在后面击杖示贺泄愤;当从国家元首到百万军队的统帅，无水无光无药无医,屈死暗室,没有一个将军，没有一个铮臣，没有一个男人出来说一句话,和遇罗克们一起坚挺着民族脊梁和良知理性的,就只有林昭,张志新,李九莲了。

　　哲者有云:那个时代,只要有从道守义拒势的表示,就足以惊天动地!而贞烈们岂止是表示而已:一部李九莲七千字的日记的精神内涵,是尔后十年疯狂般的控诉无法比拟的,更不要说林昭那超越时代、高扬人性的圣想,她们严峻的思考和真理的执着,涉及浩劫中党、国家、人民、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道德的方方面面,而她们共同的最大的“罪恶”是渎神——她们无不因此而生命被撕成碎片……

　　在《耻辱者手记》中,摩罗从三千年的文化史,解析到陈独秀、鲁迅、顾准,却无法解释发育未全的李九莲们的精神资源和人格勇气从何而来——(他)她们是浩劫中中国知识分子微弱而仅有的辉光——在笼统地归之于前辈影响之后,不得不称之为“奇人”。其实,林、张、李不可能知道顾准,也无法了解真实的陈独秀;翻开林昭、李九莲狱中诗词歌赋思想碎片,可以十分清晰地看到,支撑她们精神天地的除了鲁迅、屈原……都有秋瑾。

    秋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现代追求和献身精神而载入史册巾帼英雄。在我们民族精神天地之中,她是侠女、也是烈女、又是圣女,是思想者、革命者、又是殉义者。而和现代四女杰相比,伟大而不幸的秋瑾又是“幸运”的——河口、萍乡、黄花岗……黄兴、邹容、林觉民、章太炎、徐锡麟们……死后吸秋瑾血的是愚氓的民众,而秋瑾生前,有多少风云多少志士多少肝胆与之相慰相伴相照!

    而三千万共产党员中,只出现张志新一个独立思想的头颅;五十五万右派中,难寻第二个林昭般站立的灵魂;而像李九莲那样从《卫东彪》红卫兵团长公然走向“怀疑林彪”“痛心毛主席”,在一千多万红卫兵中也只仅有此例,为她的精神感召的即时、巨大而惨烈的不平之鸣也是文革史中绝无仅有的;至于殉李九莲之义的钟海源,在死刑判决书上签字后,掷笔甩发扬眉昂首的飒爽英姿,查遍整个三次莫斯科大审判万千亡灵也无有伦比者。

　　延宕推诿后无奈监斩秋瑾的山阴县令,辞官百日后竟然为她殉死了,督斩秋瑾的绍兴知府调任时遭到强烈抵制,令斩秋瑾的浙江巡抚因此换任也遭皖坚拒。全国各地抗议杀害秋瑾的雪片覆盖了清廷，而一曲“秋风秋雨愁煞人”的绝唱,不就是那位有良知的县令流传给千古的吗!

　　而戴煌在调查手记中悲惨地写道:前后经办李九莲案的有三十八人之多,无一人一字相恤!陈禹山接受鲁豫约谈时云:辽宁省委常委加诸张志新死刑的全记录,竞不及百字。林昭平反二十年之后,《今日名流》竟因之停刊,卢雪松竟因之停课;胡杰对林昭漫漫十年的寻找中,林昭被害前200天中的接触者无人敢接受采访——就像李九莲的兄嫂姐妹至今不敢寻尸建坟。

　　秋瑾遇难前的三个要求,有两个被允准了,以至她未被枭首而得以全尸,她未按例刑前剥衣而保住了革命圣女的贞洁。而近六十年之后的钟海源被活体取肾,余尸不知所终!李九莲被抛尸荒野,被狂徒夺取了处女的纯贞。怪嗜女器的男人自是变态狂,但首先那个时代是变态狂!

　　秋瑾是不幸而有幸的——这是喋血的庆幸,是血泪滔滔的现代悲歌!在神圣的革命词藻的掩饰下,现代中国的人性、人道、人心、人伦，竟倒退至不如封建乱世的世纪初!

    令人憋闷的五月和沉郁的春夏之交啊!

　　这悲歌余音袅袅不绝于耳:至今从权势精英到民众都不知忏悔,坚拒反思,企图让时光来冲刷劫灰和血痕;至今张志新空塚,李九莲无坟,文革博物馆不知何在;至今封禁网络,控制出版,密封案卷,禁锢思想,在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中,掩盖人民的困厄,滞阻民主的进程……

世纪秋风,百年秋雨,秋瑾在天有知,是会为她现代姐妹骄傲呢,还是悲伤呢?但她一定会泪洒长空,素衣长呤——

“秋风秋雨愁煞人”!!

小学生的呐喊

纪 增 善

这是五十九年前的事了。

1949年初，寒假期间，我的家乡小城泰州“解放”了。头天晚上睡觉时还是国民党的天下，第二天早晨起来时已经满街都是穿着灰色制服的“新四军”（当时我们那里对解放军的称呼）了。这顷刻间的巨变对我们这些孩子似乎并没有什么影响，我们照常玩耍，寒假后学校照常开学，我们也照常回到学校上课——那时我在泰州城东小学上五年级。开学后我们发现，一位打扮土气，默默地给我们分发书本，被误认为校工的中年人竟是新来的校长；还有，老师不能再打骂学生了，据说这叫“民主”……。这些都使我们觉得新鲜、新奇，也使我们觉得“解放”的滋味还不错。但我们也有困惑，例如原来的许多好人成了坏人，许多坏人又成了好人，把我们搞糊涂了。学校领导大概看出了这一问题，就安排了一次周会（每周一在礼堂举行的全校师生大会），让一位王老师给同学作报告。主题就是“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

这位王老师是新来的年轻教师，积极要求进步，现在领导让他来讲，大概也是有意培养他。他讲得特别卖劲，努力用孩子听得懂的语言，讲了半天。主要内容无非是：劳动人民和为劳动人民服务的人是好人；地主、资本家和为地主、资本家服务的人是坏人。讲完以后为了检查报告的效果，他向我们提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蒋介石是好人，还是坏人？” 同学们一致响亮地回答“坏人！”王老师很满意。第二个问题是“孔子是好人，还是坏人？”起初同学们意见有分歧，于是王老师又将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讲了一遍，最终使同学们统一了认识：孔子是坏人。王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孙中山是好人还是坏人呀？”王老师满怀期望地等待着一个满意的回答，为这次报告画个圆满的句号。

同学们对孙中山一向是非常崇敬的，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非常神圣，就如同教徒心中的上帝一样，从没有想到他是不是好人竟然会成为一个问题。我们知道，王老师要的答案是“坏人”，但大家不想这样回答，于是许多人都保持沉默，只有少数人低声地，怯生生地说“好人”。

王老师显然很失望，他太需要一次成功了，想不到掰开揉碎了地讲了半天，同学们仍然不理解，或者不接受他的讲话精神。他有点沉不住气了，摆了摆手说“同学们，孙中山也是坏人，因为……”

台下一阵骚动，同学们吱吱喳喳地议论起来，显得不平和愤怒。突然是有人抗议似地大声喊出“好人！”这立即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大家纷纷高喊“好人！好人！”最后所有同学都有节奏地齐声呐喊“好人！好人！好人！……”。

王老师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他拼命地摆手：“同学们，静一静，听我说…..”但是没有人再听他的话，大家继续呐喊着“好人！好人！好人！……”，有些同学还一边喊，一遍跺脚。阵阵声浪似乎要将低矮的礼堂屋顶抬起来。我还清楚地看到身边的几个同学激动得脸都涨红了。

王老师尴尬地站在台上，不知所措，最后只好说“这个问题以后再讲，散会”，匆匆地走下讲台。同学们这才停止呐喊，随后纷纷散去。

过去五十九年来，这一声声呐喊不时在我耳边回响。这期间我听到过数不清的慷慨激昂的报告,铿锵响亮的口号和气吞山河的豪言壮语，但是再也没有听到过这种发自几百个小学生内心深处的，真诚的呐喊。

2008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