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管理国家也是可能的，但政府一定是不好的政府，因为这个政府一定是建立在官僚主义基础上的，建筑在违反法制的基础上的，建筑在暴力之上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最广泛的民主，而这种实质，在这种情况下就失去了它的意义”。

    “个人崇拜不能仅仅限于斯大林个人，个人崇拜曾经是流行于苏联的一种制度，而且它大概曾经移植到所有的共产党以及包括波兰在内的一些社会主义阵营国家。

    “个人崇拜的制度实质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产生了一个个人的和层层崇拜的阶梯，每一种崇拜都包括它发挥作用的一定领域。”

    “虽然个人崇拜制度是在苏联产生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把波兰所发生的一切弊病的罪咎都归在苏联共产党或苏联身上，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国内版的贝利亚主义，贝利亚主义和它一切总的变相成为个人崇拜制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贝利亚主义，这是用挑拨、血，牢狱和折磨无罪的人来写下的一页。”

    在波兰事件以前，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可以这样说吗？然而在波兰,哥穆尔卡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可以不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呢：在中国人民面前，有不有一次波兰式的变革？我觉得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有些右派分子，反对无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还有民主集中制，这也许是因为这些术语完全或者部分地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变成了领导者的“行话”。如果按照这些术语的本来含义去理解，我想他们一般是不会反对的。

    好吧！理论就谈到这里，我想顺便提一个问题，你说我看不懂荀子，我并不否认，我的古文学得很差，我只是在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应该叫做十诬蔑书或者叫做十歪曲书）中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看懂了一点，我觉得中国古代哲学家十分精通辩证法，正像郭沫若对辩证法一窍不通一样，将来我还要好好学习。至于“聊斋”我也有些地方不懂，不过也很欣赏，比方说有这么一段话：“视之美，近之，微笑，招招手，不来，亦不去。”这种惊人的难以置信的中国式的简洁和美丽的句子把我引向了一个神秘的精神领域，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它。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人性的呼唤

 

张锡锟

 

人在形成过程中，人性亦随之形成。在人类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人性也同时充实着自己的内容。但从人类进入阶级社会起，人开始具有了另外一种属性——阶级性，加上人们的种种阶级仇恨的教育，人性就在阶级矛盾的掩盖下，被冲淡了，被忽视了！（如各种酷刑的出现）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本应使人性得到更多的尊重，但恰恰相反。由于过分地强调了阶级矛盾、仇恨，所以一些绝灭人性的东西无阻地发生了（在各次运动中）。对阶级异己加以私刑，如不准休息、吊打……以及其他肉体摧残。与此同时，官僚主义者对人身进行了无形的迫害。由于法制的不健全，所以这些恶劣现象在社会上未被有效的制止，所以社会风气开始败坏。儿子可以对父亲任意谩骂，甚至将其捆绑、鞭打……学生开始以无人性的方法，以得到领导对其阶级性强的信任。无人性成了得到信任的强有力的工具了！于是扣大帽子之事风行了，每逢一人，就迫不及待地千方百计的想将人证明为反革命，所以把一切生活琐事以及开玩笑的话，都搬来作为口实，而进行荒谬的推理。将其推向反革命的边缘。（当然，若有一点可能，早就被叫成反革命了！）朋友，人性安在？你有生活得更好一点的愿望，难道你的同学就没有生活下去的起码要求吗！朋友，想想吧！不要再出卖良心，不要再屠杀自己的兄弟吧！回到人性中来！！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论现行选举方式的不民主和民主方式的实行

 

——要求民主选举学生会

 

蒋兴仁

 

    目前选举方式是党团提名介绍个人优缺点，投票选代表，再用同样方式选举领导机构，没有竞选活动不说明被选人怎样工作，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选举，好像选模范一样（其实并不模范），因此实质上不是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不民主，理由如下：

 

    （一）提名：提几个选几个，虽说可以选其它的人，但没有竞选，不知另选何人，几个人想另选某人，也等于废票。

 

    （二）提名时是介绍候选人人品，如工作积极（？）思想进步（？）作风正派（？）联系群众（？）等，不介绍他将怎样工作，百分之百的通过，表面上是人民作主，实际上把主权让给他去独裁，选举实际上成为人民出卖主权的手续。

 

    （三）这种选举产生的领导，其工作合乎人民需要也是自然的偶合，产生“三

 

害”确是必然的结果。

 

    （四）选模范（？）式的选举可能选出有德（？）无才和不愿工作的人，把工作搞糟。

 

    （五）这样选举产生的机构的工作不易得到选民的了解，提意见也不知多数少数，采不采纳，怎样采纳，由领导个人决定，根本不一定代表大多数人的意志。名义上的主人，选举者根本无法干预工作的进行，实际处于被支配的地位。

 

    怎样选举才民主

 

    选举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体现，要作到这点就必须实行有以下两个特点的选举方法：

 

    （一）选举前有竞选——由候选人向选民介绍他被选后的工作原则和实现此原则之初步计划——总称施政方针（至于作风正派，工作积极等可介绍也可不介绍），说明其好处缺点。由另外人批评其错误，经过充分宣传讨论和修正后，再开始选举。如只有一个候选人，没有与他竞选的人，也这么进行工作，也要充分讨论，这样选举才是选原则，选计划，不是选模范人品，才是选民意志的执行者，才是选民自己当家作主，不是另外找一个主人。

 

    （二）选举后被选人必须向选民报告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困难、缺点和对当前重大问题处理方法，举行辩论会及讨论会，在原计划未执行和有新问题解决方法不令人满意时要投信任票、罢免、改选。

 

    （1）选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选民是选自己的意志，不是选某人的人品。

 

    （2） 保证工作，代表人民意志不是代表个人意志，不产生独裁和严重的官僚主义。

 

    （3） 保证选得其人。不称职不愿工作的人，不敢竞选也提不出代表人民的施政方针，也不会选上。

 

    （4） 选举的机构是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执行者，施政方针已得人民同意，更易深入人心，容易得到人民的支持。

 

    （5）直接受到群众监督便易防止三害。

 

    民主方式执行原则

 

    （1）从基层作起，从百家争鸣已经开展的地方作起。

 

    （2） 供给任何人竞选的一切物质手段（如宣传费，以前工作情况，存在问题等各方面的资料）。

 

    （3）消除一切顾虑，鼓动人们提出各种意见，竞选纲领，互相批评。

 

    （4） 用法律保证没有拉拢，收买，威胁人，其它任何破坏宣传和选民选举的行为。

 

    （5） 党的领导体现在提出正确的施政方针，派出优秀的竞选人，不体现在其它制度上，这样的领导才是人民选出的，不是强加的，才能够联系群众，不产生三害。

 

    实行步骤：

 

    （1） 首先在北大试验民主选举学生会，然后推广到各高等学校学生会，各地群众团体，合作社，工厂等基层单位，以致（至）全国政权。

 

（2） 在北大实行的步骤：——马上确定学生会任务，宣布具体选举法，在本学期开始，候选人提名，提出初步竞选纲领，收集同学对学生会的希望和意见，进行初步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在放假前正式确定候选人名单，各提出完整的竞选纲领（工作原则和初步计划），利用各种形式正式展开宣传活动，下学期初步进行选举，建立民主学生会。

                                    生物系四年级 蒋兴仁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

民主选举问题答辩选刊

 

蒋兴仁

 

    一、目前选举入介绍不好，以后介绍详细一点，好吗?

 

    答，①不是详细不详细的问题而是怎样介绍的问题，目前是个别人介绍，间接了解而且与选举无关，所以纵然详细一些也是一样。应该由候选人自己来介绍，介绍他对政治生活重大问题的看法，才能使候选人（选举人）直接了解他的意见，使选举真正体现为人民参加国家管理的环节（个人作风等也可作辅助介绍）。

 

    ②只介绍也不解决全部问题，选举要选好中好，所以要鼓励所有公民参加竞选。

    二、你认为我们的人民代表能否代表人民?

    答：①从实际上看一般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民，但官僚（主义）严重处就根本不代表人民。

    ②从代表产生方式看，他只代表个人，因为人民选了他根本不能肯定他在人代大会上发表和坚持什么意见；所以他就只代表他自己的看法。

    而另一种选举就不同，在竞选时代表发表了对各个问题的看法，选民投他一票就表示与他意见一致，所以当他坚持某一意见时实际上是代表全体投票人在那儿表示意见。

    三、为何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形式封建主义内容”了。（呢?）

    答：我们的选举法说明不但比资本主义优越，而且比以往一切政治形式优越，有社会主义内容。

    但是我们的选举方式限制了它，使它不能发挥作用，人民代表不能代表人民，国家方针实质上由少数人决定，而收集意见接待视察等等，人民可以发表意见但最后决定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如果你看过旧小说的话你就知道这种情况在封建社会中早已存在，并非社会主义内容，所以目前之合乎人民意志也不稀奇，因此我说我们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形式封建主义内容。这儿并没有论及经济结构，为了避免误会改为民主形式专制的内容更为恰当。

    四、你为何说全民所有制有名无实，什么是你所说的冻结了的财产?

    答：我认为一定的经济基础要一定的上层建筑保证，全民所有必须体现为全民能参与它的管理。当然是依民主集中制参加管理，但是我们选举不是人民主意的集中。实际等于人民主权的出让．代表不能代表人民无法管理。如匈牙利人民想工业化慢一些，但是不通过大民主他们无法达到目的，所以全民所有制有名无实，人民财产等于被少数人冻结（以及要还给人民的）所以我说“最有充分的民主制度使我失去了支配它的主权”。

    五、你的所谓竞选与资本主义的竞选是否相同?

    我说的竞选在形式上与资本主义竞选相似，但因为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中它所以有本质不同。

    因为①我们取消了资本主义各种各样对人民行使选举权的限制。

    ②我们公民没有很大经济差异，选举经费国库开支，人民选举不受经济限制，无人能利用经济进行选举权的独占，如资本家之能培养人为他服务。

    ③政府不压迫人民

    所以①我们的竞选不论政党或个人不同于资本主义代表各财团家行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是代表人民的利益，为了共同的目的，因而竞选时只有竞赛没有宗派斗争。

    ②我们竞选不是夺取某种权益手段，而是为人民服务的表现，所以竞选活动对竞选人是了解人民意志的政治活动，各竞选人是友谊的帮助，集思广益为发展国家而贡献自己的力量。对人民说是表示自己意见，管理国家，认识前途，提高觉悟的相互教育过程，是学习管理国家的过程。

    ③我们选举是民主的集中，资本主义选举是骗取政权。

    六、你说竞选是直接还是间接的?

    答，直接最好，但目前以间接为宜．在竞选中央政府时耍提出施政方针，但选地方代表，只发表对各竞选方针及其它重大问题的意见就可以了。

    七、一条道路论：竞选大家都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道路虽不合乎实际者只有一条，决定时不能举手表决，而应科学的研究。

答：由于观点的限制研究也不一定能得到客观的结论，所以，集思广（以下不详）。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对人民专政的法宝——再论愚民政策

 

蒋兴仁

 

    谁说没有把羣众当作羣盲看，“一切归功于党”人民无功没出力量，不如所谓的羣盲，很多人不但把人民当作羣盲，而且为自私的目的不惜任何手段，把人民变作羣盲。你看一切保密，你什么也看不见，是否把人民变成睁眼瞎子。你看，借口报刊有一定观点，封锁消息，以蒙闭事实真相，以达分而治之的目的。你看，江书记不让同学看公开发行的报纸多卑鄙，党报和各党组织许多做法说明，“愚民政策”不是没有，而是从上而下在各个领域内都存在着的，禁书禁报禁新闻禁听外国宣传……不必多举，这都是向历代统治者和外国统治阶级学来向人民专政的妙计。   

 

“三害”限制了民主，整风对人民要求民主，要求把政权真正交给人民，有些领导人却高唱座谈会和大字报以外的所谓其它形式，许多领导却高喊谈具体问题，反对谈民主谈制度，谈南斯拉夫主义。

 

    把芝麻小事当作天外雷声，一封普通的恐吓信当作反革命的风暴再起，这不是愚弄人民的又一妙计？所以愚民政策虽未明文规定，但却是各部门三害份子向人民专政的基本政策之一。

 

    多么高明的政策啊！这是所有统治政策结晶之一，其效果之显着秦始皇焚书坑儒，清王朝文字狱也不能相此，真是：

 

    “把你眼睛先蒙注，叫你向东不敢西，

 

    说声危险虎来了，你看不见还逃跑不怕被虎吃

 

 其方法的巧妙使你受了骗还蒙在鼓里，远胜过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反革命的灵巧隐蔽，真是

 

 把好的东西都藏起     留下就是最好的，

 

说起来合法又合理     还永远谢他好心意。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矛盾及其解决办法

 

气三一群同学

 

    社会主义社会中依旧存在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虽然目前我国前的生产关系优越于旧中国和资本主义，因此为生产力的空前高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是在新的形势下又突出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这就是当权集团与劳动羣众的矛盾。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生产中的关系，在生产资枓私有制的社会中，它取决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因为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决定了支配权，那末，现在社会主义内部人与人在生产中的关系是什么呢？有人说，现在人与人的关系是完全平等的了。但是客观现实恰恰否定了这样乐天主义的说法。

 

    目前我国生产关系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一面是：“生产的高度社会化与生产资料支配权的不合理的高度集中”，它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是“当权集团与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当权集团在生产资料的支配上具有超羣的权力，这种特权与他们在政治上、社会地位上的特权组成了一个整体，这样的当权集团与劳动人民便是现在社会主义内部的主要对立面。目前社会主义内部的一切重大错误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根源，找到必然性。这样一个脱隔（离）羣众的当权集团与其追随者的存在就是“三害”得以横行一时的内部基础。

 

    在这里我们也要向乐天主义者敲起警钟，“三害”害在那里！他们不是什么鸡毛蒜皮，它们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要是你不相信，那末就请看事实，斯大林时代的错误在苏联经济上造成的严重损失，特别表现在农业的停滞现象上，曾经宣布过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国的波兰情况就更加突出。解放后中国的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由于教条搬运苏联的经验与盲目发展亦造成了今人痛心的损失。目前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困难并非与之无关。

    有些人坚决反对我们在人中间划分出当权集团。理由之一是我们的领导人都是过去坚苦革命的战士，他们具有汗马功劳。

    其实这种形而上学的观点决不能作为根据。因为高尚的品质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会随地位的不同而转移。

    理由之二是现在的领导人即使有错误，但是他们到底还是好心好意为了人民。可是你不知道这种好心好意毕竟还是主观的想法而已，而这种事与愿违的事实正好说明了他们的客观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正确的反映客观，反映劳动人民的利益，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解决矛盾的办法：

    目前社会主义内部主要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就使社会进一步发展。而且发展是遵从着渐变到特（突）变的规律，因此当人民发觉到生产关系中反动的一面时，就必然要求一个根本的变革。某些人感到这句话实在刺耳（也许是一种条件反射）。他们觉得一提到根本变革就是像历史上一个集团起来打倒另一个集团，一个政党起来打倒另一个政党，把旧的当权者一扫而光。其实这种神经过敏的恐惧是大可不必。他们没有考虑到时间条件变了。现在全国人民已经有了相当高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决不愿意返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牛马生活，但是他们坚决要求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现在的当权集团虽然是享有特权的阶层，但是他们的特权毕竟与历史上的统治集团大有差别。更何况他们也是刚从旧社会中解放出来，为了打倒旧中国他们曾抛头颅洒鲜血，他们到底接受过马列主义真理，在过去的革命过程中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真正依靠着羣众。解放后，虽然由于他们的地位不同，与羣众的距离疏远了，但是，到底没有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问题是正确的，但是错误是极严重的，如果党不认真阐明社会主义内部的矛盾、斗争，不认真摸索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如果党不对不合理的地方作坚决彻底的改革，如果党不实实在在依靠羣众的智慧和监督，那末效（后

    为了消除或减小当权集团与劳动人员之间的矛盾，我们认为应该取消党政领导者的一切特权（为工作所必需者不算在内）,  这是消除目前主要矛盾的有效办法，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作为人民称职的领导者，应该为了社会进步而具有慷慨的自我牺牲精神。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其意义远不在其本身可以为国家节省一些开支，更重要的是消除了当权者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实际差别，使得他们的思想意识更好的反映客观，反映劳动人只的疾苦，目前我国提出的领导人参加体力劳动，实际上太肤浅了流于形式。每一个真正的人民领导者应该基于他们的才能与自我牺牲精神取得羣众的敬佩与信任，每一个领导人应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品质。但是现在很多领导人并不是这样，可是他们是通过“英明其妙”的途径取得了领导地位，因此我们要求改革我国选举制度。叫那些不称职的入下台，让他们到其它岗位上去强调按劳取酬。

    同时为了以后的错误得到及时的改正，必须树立起有效的羣众监督，扩大社会主义民主。至于更具体的道路还有待大家讨论。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谭天荣

 

    ● 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黑格尔

 

    ● 存在的一切，都是应当灭亡的。——歌德

 

    ● 辩证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认为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对的，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恩格斯

 

 

    我们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起了很大作用，获得了一至（致）好评，在我看来，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立场出发，我们的具体分析基本上也是正确，但是，在思想方法上，却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党没有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在这里，我想提出我的意见。

 

    我们是这样提出问题的：人们问道，既然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道路是正确的，为什么又发生斯大林的错误呢？回答是，“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冲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这当然是对的，但是难道这算是什么回答吗？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马克思的名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判断仅仅提出而没有解决问题，仅仅描写了而没有说明现象，我们的全部论证在逻辑上不过是同语反复，斯大林之所以犯错误是因为斯大林犯了错误，个人崇拜的产生是因为个人崇拜的流行，如果稍微彻底一点想一想，就会伸延出无穷无尽的谬误，这正是形而上学思维方法的特征。

    在我看来，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用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来说明，正如落体运动不能用物质结构来说明一样，正如商品价格不能用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说明一样，也正如匈牙利事件不能用匈牙利的国内政治生活来说明一样，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只能从决定着人们意识中两种世界观——辩证法的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的矛盾运动的阶级斗争历史条件中去寻找，我的初步结论是这样的。

    当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资本运动与工人运动向理论界提出问题时，需要了解全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要求对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进行透视，因为要求全面分析也就要求人们掌握全面分析问题的武器，这就是唯物辩证法，而这种思想方法本身也是一种科学，需要人们去寻找去发现，当时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古典哲学，已经为唯物辩证法的发现，准备了条件，完成这一切任务的是马克思，之所以由马克思来发现，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如果没有马克思，那么德国工人狄慈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不管人们愿意与否，伟大人物是互相排斥的，比方说历代集辩证法之大成的大思想家，亚历斯多德、斯宾诺莎、黑格尔和恩格斯只能有一个，百代而一怪，似乎是有道理的。

    当人们去分别发动工人运动时，大家都只看到自己的国家，“只见个别的树木，不见整个森林”因此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占了优势，因此产生了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考茨基就成了不可救药的牺牲者，关于这一点，斯大林说得好，“考茨基反对他人攻击第二国际而替第二国际辩护时说道，第二国际各党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斗的工具，所以他们在战争时期，在无产阶级革命发动时期，就表明自己无力采取什么严重办法，这是完全对的”，而这正是修正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可以始终是一个忠实的士兵，像我们的瞿秋白同志一样，但是修正主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对本身的第一次否定，转化为自己的反面——修正主义。

    当资本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从自由竞争过渡到垄断阶段时无产阶级开始组织武装斗争并开始夺取政权时，又一次向理论提出了新问题，要求再一次分析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与社会面貌，重新配备阶级力量。总之，要求重新全面的分析问题。这就是说，要求人们重新掌握唯物辩证法，是谁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呢？，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他们都是俄国人。这是“因为俄国当时是所有这一切矛盾的集合点，因为俄国当时孕妊的革命程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大，所以只有俄国才能解决这些矛盾”（斯大林语），于是列宁主义诞生了，辩证法以新的形式新的内容战胜了形而上学，否定之否定！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创造性的劳动， 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 但是不仅普列汉诺夫而且是列宁，也局部地能“修正”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在他那哲学笔记中承认黑格尔的许多哲学命题他不懂，这就是说，既没有接受也没有批判，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是没有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几乎包括了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命题并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在列宁的名著“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中许多命题，特别是物理学的命题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中，这种情形也是没有的（甚至在恩格斯早期作品“自然辩证法”中一切概念判断都已经被新的自然科学发现所证实，更不用说反杜林论，一切关于恩格斯提出的原理已经过时的论点，在我看来，这是胡说八道），这可以用列宁不

得不在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来说明，人们的才干是取决于社会的要求的。

    到了我们的时代，苏联不得不在一个封闭的孤岛上建设社会主义，形而上学之否定辩证法是绝对必然的，在列宁同志“未发表的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倾向已经开始和第二国际时的和平环境相反，这时苏联是处在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所以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不能采取修正主义而只能采取教条主义的形式，即使列宁现在还活着，我们称为个人崇拜的基本历史情况决不会因此改变，斯大林是一个坚强而纯洁的无产阶级战士，他战胜托洛斯基和布哈林，决不是偶然的（虽然，在我看来，不能认为托洛斯基和布哈林，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因为他有超人的才干，这种性格，对于“认识和社会关系的这一发展阶段和对于相应的时间，是正当合理的”，是不可避免的，在我看来，加里宁比斯大林在理论水平上要高出百倍，但是他也没有——因为不可能而没有——改变斯大林的路线，所以在我看来，把错误归斯大林个人是不公的。

当社会主义超过一国的范围而变成—个世界体系时，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要求之间的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恩格斯曾说，无论在某多么宽广的领域中（宽广的程度要看研究的对象）形而上学的思惟（维）方法，是如何的合用甚至必要，可是迟早要遇着一定的界限，在这一界限之外，它就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思维方法，而陷于不能解决的矛盾之中”，这就是斯大林的悲剧，这就是匈牙利的悲剧，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悲剧，在这里产生多少误会啊，我说我们应该更少地责难苏联，南斯拉夫或阿尔巴尼亚的领导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应该更冷静地分析我们的历史条件和国际局势，生活是残忍无情的，正因为如此，生活才是无限美好的，让我们来重新建立美好的新生活吧。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论汇集》）

三害根源

 

张锡锟

 

    （一）制度问题

 

    制度可以笼统地讲，不必加注解，说什么具体制度，制度中的某些环节。一些人一说到制度问题特别小心，硬要加上具体的制度，制度的环节。这样一来可小心翼翼地说小制度，很小很小的制度。

 

    （A） 制度是人订的。而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二面性。制度要不断改进才能达到完善地步。必须破除人们对具体制度的迷信。

 

    （B） 无产阶级专政体现在制度上。制度并非神圣不可侵犯。这也不是个别环节。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有些相似。官僚主义一定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不一定是官僚主义。两个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主观与客观的矛盾，人的思想意识落后于存在，这仅是产生三害的一方面；而目前官僚主义普遍的现象又如何解释？历史上程度也不同，这又为什么？这是由于制度不同。

 

    要扩张它还是收缩它，是（使？）制度与官僚主义接近还是远离，民主还是独裁。

 

    如社会主义国家严重程度不同，既变成社会现象，就要从制度中去找。不然，

为什么会变成普遍流行？因为有些制度方便于成长。

    在我国1954年宪法出来后，人们乐于歌颂却忘了切实保障。如肃反时人身侵犯，以后又压制人们发言；又如24斋的牢房，公民人权无保障，法制不健全。又如损害名誉，动不动就是立场问题，一些人利用统治地位损害人权，败坏社会风气。

    官僚主义者对这些现象熟视无睹，不是不知道。领导也不在乎，一手垄断，在人权无保障下作威作福，表面上（还是喊）为人民服务。

    又如选举制度，选举几个提名几个。对选拔干部，不要光是来个工作积极，是个什么模范的介绍，还要考虑他们的思想方法。有人对在大饭厅投票，大喊幸福，这难道是心坎中发出的微笑？实际上我们并未干预政治生活，连被选举人也不认识，一提意见就加上“反……”“反……”层层选举没有直接选举好。这并不是说资产阶级选举方式好。连班上也如此。这就更不必要。一些干部总商量把谁调回来，调回来干吗？强加于同学头上。

    集中制度上的问题，说的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制度（指导）下的民主。往往片面强调过去阶级斗争时期集中多，阶级斗争缓和以后，人们思想意识落后。如工人委员会比厂长制就好。注意不要落在时代的后面。

    政治思想上落后进步，在宪法面前应平等。但并不如此，如考大学许多人因政治条件不好而不取。又如政治课必修问题。明明宪法规定有信仰自由，而又规定教徒必修猴子变成人；这平等吗？

    （C） 不民主的统治方法，人民从何处监督。光喊人民是历史的主人。形式主义的签字，权限不下放，实际上讨论机关都无权。

    （二）可耻的社会力量的支持，思想懒汉，满足于作应声虫——恶劣的社会力量，对领导盲目服从，对指示盲目推行，对下压制。

    若没有这股社会力量，官僚主义不可能到处横行。人们习惯于体会领导意图，

以为左倾比右倾好，以为这是自己具有的身份，天生如此，还自认为立场稳。不体会反面就会夸大矛盾，强加于人民头脑中，以为人性次要，阶级性重要。一些人在以白骨搭成的梯子往上爬，良心何在？要摧毁这股力量，必须有积极力量对应声虫回击，尤其是抬轿子的人。

    （三）思想上的问题

    这与宣传机关有关，要消灭家规的矛盾。我们作的应是教导人们接近客观真理，但同学得到的是教条化的东西。

    “愚民政策”——凡是使人民是非模糊的宣传都是愚民政策。如保密制度，连永利碱厂碱的产量也保密（化工老师讲的），这除了增加人们的愚昧又有什么？经济上绝对数字的保密，相对数字的迷惑人，如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中谈各国生活增长倍数，从而得出社会主义优越的结论。增长情况总与基数有关吧，同一水平比才行。这就是愚民，使人信服得五体投地，造成印象不真实（而政治经济学就好些）。这就是扩大矛盾。此外航空学院连牌子都不挂，其结果也不过是愚民。有的地方连蒋光慈、黑格尔的书都不许看。又如科学院、原子能、国防化学方面的保密。

 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宣传上的片面性，也许我说这个又会来个立场问题。过去把社会主义说成是天堂，都说成是“最……”“最……”这等于告诉人们不要再前进了。还要什么实现真理？连政治先生也说过：“过去对社会主义宣传得太好，几乎完整的没有缺点”。要全面认识，好像资产阶级的东西一切无可取之处。

科学宣传的片面性，自然科学方面对摩尔根一棒子打死，对自然科学要谈阶级性，扣上一句唯心，加上一棒打死；把罗蒙诺索夫说成十大家，石像放在大图书馆，似乎一切文明都成了俄国的。偏要如此灌输，使人们不能认识客观真理。对斯大林盲目崇拜，对经典著作不能批改，当作神明，从这意义上比作圣经也不算错，教条主义统治比作中世纪的教会统治也完全可以。在形式上可与日本武士道、希特勒统治相比。

    从前宣传苏联一切是天堂，二十大以后才知道农业落后，官僚主义者在银幕上出现足见普遍，但也说明了英明。又如匈牙利问题，从前宣传得一切好极了。匈牙利事件爆发以后原来乱七八糟，这难道我们不知道？只是有意识地愚民。

    又如南斯拉夫问题，过去一切骂够了，现在只称之为社会主义，难道会不知道？我们党水平那么高，难道是不是社会主义也不会辨别？到现在资料还是知道得很少。

    愚民政策问题，不动脑筋的人得到欣赏，有意见的人就一直压制，我只管效果不管动机，有些问题党不是不知道，除了增加愚昧还有什么？凡是混淆是非都是愚民政策，不管动机好坏，但导致效果怎样呢？

    人民盲目崇拜领导，便非常欣赏，认为立场稳，于是积极分子提拔成了官僚主义。用信仰代替知识，首先是信仰，把知识推到微不足道的地位。这不是愚昧又是什么？就是不要人思考，一棒子打死，效果就是爬上去，说好听点是领导，说得不好是统治，在思想上把矛盾拿开。

上述三方面汇成了一股洪流。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

三害判决书

 

张志武

 

    被告：宗派主义，年36岁，1921年7月1日生

 

          教条主义，年38岁，1919年5月4日生

          官僚主义，年8岁，1949年10月1日生

    查被告宗派主义自诞生以来，搞不团结，破坏党与非党团结，迫害群众，造成对党不满。

    查被告教条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当成死的圣经，不问客观情况，硬按清规戒律行事，不顾中国情况，生搬硬套苏联经验，扼杀新生力量。

    查被告官僚主义，平日高高在上，不问下情，主观臆断，脱离人民，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对来自群众的批评置之不理，反恶意猜测提意见的动机，加以打击报复。

    以上被告由北京大学全体学生公诉来院，经本院审讯被告对以上罪行供认不讳。

    为了整风，彻底根除三害，理应判处被告死刑，但念宗派主义对加强党性，维护党的利益，保持党的纯洁有功。教条主义虽然生搬教条，但对减轻脑力劳动，防止操劳过度，遵守马列主义（准）则有功。官僚主义对维获（护）领导威信，防止忙于日常琐事有功，减（轻）干部体力劳动过度有功，故免于判刑宣布无罪释放，今后再有骚乱滋事之徒控告那三个主义，本院定判其诬告罪，斩首公（示）众，以儆效尤。

                                         北京大学整风法院

附：此间（件）越（约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卫道者“逻辑”大纲

 

张锡锟

 

    近来， 不少时髦之士纷纷出头， 一些人对卫道者一语进行标榜，常见者为在“卫道者”三字前，冠以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或是更美的字样，不过这并不能说明问题的实质，相反地却说明了“卫道者”离开了那些用以吓人的字眼而外，自己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对教条主义者的嘴脸，我想还记忆犹新吧，它之所以厉害，不就是装出一副马列主义的面孔吗？不就是拿着镀有马列主义的皮鞭在那里挥舞吗？所以我要提醒你“朋友，这已是老面孔了，群众不再是那样容易被吓到的了！”

 

    另外一些人，企图把“卫道者”和群众混淆起来，其不过是想欺骗群众，以达到迷惑一部分群众去与“卫道者”为伍的目的，故必须把“卫道者”的面貌，用下面大纲方式描绘一下，以期稍微明晰一些：

 

                                逻辑大纲

 

             1．党的错误是个别情况，对它批评就是反对全党；

 

             2．民主自由是党的恩赐，再要索取就是煽动闹事；

 

             3．歌颂逢迎是一等品德，揭发错误就是否定一切；

 

             4．万事保密是警惕性高，揭露神话就是毁谤造谣；

 

             5．盲目服从是思想单纯，若加思考就是立场不稳；

 

             6．政治必修是制度原则，若加考虑就是反对马列；

 

             7．国家制度是早已完善，再加指责就是阴谋造反；

 

             8．政治等级是统治杠杆，取消等级就是制造混乱；

 

             9．苏联一切是尽管搬用，谁说教条就是挑拨苏中；

 

             10．“三害思想”是也合人情，谁若过敏就是别有用心。

 

    凡具以上属性者“卫道之士也”。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给中共中央的信

 

北大党委会并转中共中央：

 

    四年前的今天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四年后的今天是我退出中国共产党的日子。

 

    党对我进行了四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导致今日我批判地否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说。但是四年来的谆谆教诲仍将使我毕生永志不忘，为人类的进步而工作，这不是凭良心的驱使，也不是崇高的奢侈，而是客观规律。

 

    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宣布为党的灵魂。由于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说的否定，导致我思想上对党纲党章的许多条文和党在管理国家方面许多重大政策不能接受。只好决定退党。

 

    党现在正在自觉和不自觉的做着许多前人从未做过的坏事和好事，比较起来，目前好事远远超过坏事的，可以毫不夸大的说，中国共产党目前（原文有着重点）仍是世界上最有生命活力的政党，不过一个做了坏事而又不自觉的政党，像一个出丑而不知羞之人一样，在未来的前程中，可能有不妙之处的。

 

 我退党，不意味着和党决裂，我将在党外和党合作，用苦青果给你们甜滋味，盼这个愿望能够实现，我们在争取全人类共同进步的事业中永远合作。

 

                                  庞卓恒  57.6.2.

 

慎重声明：

 

凭几个（年）来的经验知道，党内有些人已习惯于把一些知识分子党员的一些对他们不习惯的表现称之为个入主义、自由主义、动摇不定，软弱……等等小资产阶级的劣根性：这里我不打算争辩这些议论的正确与否，也不打算申辩我退党是不是软弱，丧失信心或狂妄的结果，只是根据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要求：

 

任何人无权以“内部刊物”或报告之类形式对我的名字进行某种“劣根性”之类的诬蔑。如经发现，本人将彻底追究宪法责任。 

 

                                  庞卓恒  57.6.2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我们要什么？

 

俞庆水

 

    两三天功夫，数百张五彩十色的大字报就把一切引人注目的墙壁贴满了，长期的在肚子里的话现在说出来了，北大的民主生活大大活跃了。

 

    大字报使我们知道，共产党做了许多好事的，同时，也犯了好些不应有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与共产主义的精神相违背的。例如：肃反过程中斗错了许多好人，盲目地学习苏联，生搬硬套苏联的经验，在人与人的关系中，造成了一种党员高于团员，团员高于羣众，党员有特权的不良风气。党就其本质而言是为了建立一个最民主最自由最平等的社会，而（从）目前这个党的总的精神出发，来批判现在这个党，因此，很明显，对现在这个党的一些做法不满意，表示反对，这不意味着反对，更不意味着反人民。

 

    根据中央指示，现在是要反“三害”，但我认为这只是错误的表面原因，而不是最本质的原因，最本质的原因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缺乏许多的民主，由于民主空气稀薄，党委权力大，于是在社会主义人民国家内部出现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最好把教条主义也强调提出来）因此，就产生斯大林错误，匈牙利事件的产生，我们不要单除“三害”，更重要的是尽可能的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有了它，三害就可以彻底消除，保证今后不再继续产生，这正如旧社会的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根源，是不在于当时我国的生产力不发达，文化水平低，在于毛主席领导我们（推翻）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

）主义重压在我们身上。生产力不发达，人民文化低，只是表面原因，不从根本问题推翻三座大山要想改变这些表面原因，是不可能的。这次整风也是这样，单除“三害”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从扩大民主入手。

    一些人，特别是党员，不（可）能会对我现在公开提出改变茅（矛

    因此，我认为，目前多数同学的要求是对的，他们所期望的就是要更民主些！更自由些！更平等些！许多优秀的中华儿女牺牲了，不就是为了这些？遗憾的是在我们今天竟然出现了这么多的不民主、不自由、不平等的现象，无怪乎五四的火种会这样很快的蔓延起来，一些对党有意见的人，你们勇敢地把意见提出来是很好的。对你们很多意见我完垒支持，我们不单是除三害，更重要是要争得民主，一些对我们这种“怪论”感到不高兴，并从而有点惊慌的人，则我希望你们弄掉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从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来想是不难得到答案的。

    民主万岁

    共产主义精神万岁！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政治风云

 

气四几个同学

 

    天有不测风云， 一星期前的报纸还在大鸣大放，但自8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这是为什么”后，政治气候为之一变  几天来各报对“反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围剿，真是气势汹汹。追究其导火线，乃卢郁文接到了一封恐吓信。于是人民日报断言“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阶级斗争的信号。”于是工人阶级奋起反击，读者纷纷来信声讨反动言论，人民日报以明显的态度给予北京大学的大量捍卫社会主义的勇士们以明确的行动方向，纷纷挺身而出痛击“反社会主义言论”，在清华29人事件后，沉默已久的党委会也在同日发出冠冕堂皇的对当前整风运动的意见，于是高潮再度来临，与第一次高潮不同者，目前中心似乎不是整风，而是反对反社会主义言论。

 

    共产党领导运动具有丰富的经验，任何运动出现偏差在所难免。应该注意的是运动的主流，不值得对次要的偏差过分地注意。但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却出现了意外，卢郁文收到了一封恐吓信，就转移了运动的目标。比之以前，如在肃反中人民日报曾为一个无辜的自杀者、发疯者发表过一篇社论！？曾有一回奋起痛击藐视法制，蹂躏人权的行为吗？人命比之于恐吓案如何？

 

    推测这次整风运动中这种喧宾夺主现象的原因，可见是自发的民主运动，带有知识分子无政府狂热不合共产党的口味，正如在个人崇拜问题上一样，三大主义的最后根源是少数党员的作风和方法问题。凡超过此定理者，一概归之于反社会主义言论，探讨更深刻的原因，不免触及社会制度问题，“也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合乎这种逻辑口味的整风，不妨称之为“掸灰式”整风。这种整风才是共产党真心诚意领导的。当然，即便轻“掸”，倒底还有“灰”下来，内部矛盾也可解决了，其实今天看来矛盾存在并不影响社会的长期存在。对抗性阶级矛盾存在的封建社会也可以维持数千年之久。如果苏联存在内部矛盾，苏共决不在意，苏维埃政权不是稳若磐石吗？接壤西方的小国发生的事情，东方大国似无发生之可能，此乃国情不同，如此看，即使没有整风也无伤大体。

 

    尽管人民日报强调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一切党外人士的善意批

 

评，可是必须在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种种现象的指导之下，报上的大鸣大放销声匿迹了，看来这种做法似乎离整风之题太远，到底不大像话，于是今天人民日报又出来安抚一番，指出“绝不能混淆广大群众的善意批评同少数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的批评之间的根本界限”，并再三反复强调善意的批评有时也会不正确的，批评者的立场不坚定，认识不全面，甚至附和右派言论，后又指出“不容易一下子就区别出善意的批评和右派分子的恶意批评，所以必须采取谨慎的态度，进行全面分析。”

 

 捍卫社会主义的勇士们，大概又可在这篇社论中得出新的行动指南。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如此伎俩

 

陈奉孝

 

    自从我校反右派开始以来，保守派为了挽回他们已经破产了的名誉，为了挽回他们在群众中的“威信”，竟不惜采取造谣诽谤破坏别人名誉，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等卑鄙的手段来打击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以期达到威吓和欺骗群众的目的。

 

    第一，保守派在《人民日报》上宣布了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宣布了广场是反动刊物，他们明明知道这样做在北大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但他们仍然不惜采取这种手段来欺骗外校同学，打击北大的民主运动，造成外校同学对北大民主运动的疑惧和仇恨。

 

    第二，保守派拼命制造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莫须有的罪名，加在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头上，好像只有他们才是代表党和社会主义似的，利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威胁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并争取群众。

 

    第三，他们利用一切宣传工具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破坏别人名誉，把人家说成是小丑，坏蛋，流氓和打手，以便造成群众对这些人的怀疑和仇恨，从而孤立他们。

 

    第四，虽然保守派利用了上面的手段，但他们也还很清楚，还有许多人支持这次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大多数的同学对保守派还有怀疑态度，因此根据前车之鉴，他们还有最后一张王牌，那就是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在“百花社”和《广场》编辑部中，找出一个所谓反动分子或反革命分子来，他们现在正在对某些民主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逼问，搞得他们思想混乱，用威胁的手段逼他们承认所谓反社会主义罪行，并找出这次运动中的组织者进行逮捕和法办，这样他们就可以高喊高叫了：看啊！说“百花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你们不是不信呀！这里面真有反动分子哩！

 

    同学们不信请等着看吧！这样手段保守派迟早会施出来。最后，我们必须申明：我是这次运动中的积极参加者和组织者，我发起创立了自由论坛，参加了“百花社”，后来又以个人的名义参加了“广场”编辑部。我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因为我认为“三害”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现象，要根除它必须依靠群众力量，所谓小集团在根除“三害”中是不会起什么作用的。

 

    保守派们，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你们对我自然是恨之入骨的，那么请你们来找我吧！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同时，我公开要求那些跟我接触过的人不必再顾什么情面，把你们所了解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讲出来好啦！我绝不会怪谁。

 

    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不管是谁）愿意共同跟我把问题搞清楚，那么我欢迎，如果有人要我做什么坦白交待，那绝对办不到！保守派们！你们不是掌握着权利（力）机关吗？那么，你们现在就用吧！不必再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欺骗群众了。

 

    保守派们！虽然看来你们胜利了，但是你们晓得吗？五一九的火种已经播下了，它迟早会变成燎原大火把你们烧尽的。

（来源：《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

张景中与四位先生谈话的内容摘要

 

    为了劝告张景中、杨路，希望他们不要再坚持错误，立即回头，段学

 

复，江泽涵，程民德三位先生找他们谈话，杨路不愿意来只来了张景中一

 

人，谈话时丁石孙也在，下面是谈话的简单过程以及张景中的一些意见。

 

    首先发言的是段学复先生，他表示了系里对他们两人最近的行动和言论的注意，他们是不对的，希望他们虚心一些，听听别人的意见，好好地想一想，在谈话中再三表示他对他们二人是诚恳的。接着是江先生谈，他认为他们这样不虚心是不好的，他认为年轻人考虑问题时不应该不考虑历史，不考虑别人的意见，不管社会的实际情况，他说这样并不是真正的独立思考。程先生希望他们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在这三位先生谈话过程中， 张景中就谈了他从5月19日

以来所参加的活动，最后并谈了目前的看法。张景中谈话的摘要如下：

 

    1．他的动机是要求自由讨论问题， 例如讨论产生三害的原因等，这就是组织黑-恩学派与百花学社的原因。

    2．黑-恩学派的目的不过念些恩格斯的著作，百花学社不是反动集团，在

一成立时他们就怕被反革命分子利用，因之没有组织纪律的约束，社不对社员负责，社员不对社员负责，且一切会议是公开的，欢迎同学参加，欢迎党委有人来参加，除去龙英华组织过报告会外，没有什么活动。

    3． 《广场》 不是百花学社的刊物， 为此内部还展开过反宗派主义的斗争，

《广场》中每篇文章都是从社会主义立场来帮助党整风的。

    4．去天津的原因是：①辟谣②接受朋友的邀请。去的7个人是偶然地组成的，各人的目的不一样，主张也不一样，带去的印刷品是按下列两个原则选择的①早期的大字报②引起争论最多的大字报，（他没有详细谈在天津的活动以及油印大字报的准备工作如何做的）。

    5．关于他写给北大一同学的信的内容， 现在看是错了，但当时并不错，因当时他并不知道有反右派的斗争，出版《广场》和组织百花学社在现在看是不对的，所以都解散了。

    6．这次运动的主流是好的， “自由主义者宣言”以及谈论的文章可能是不好的，但这不是主流，问题出在党委领导指导不好，当时没有指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如果领导得好，他们将成为反右派斗争的积极力量。

    7．谭天荣和他一样， 也只是希望自由讨论问题，他的缺点只是有些狂妄而这一点现在已有很大改进。

    8．党对他们是不择手段地打击， 如印刷厂工人斗争他们，且扣住他们的稿子和纸张，说要告到检察院，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告，江副校长听信一面之词，对他们六个人不加区别的警告以及《人民日报》说百花学社是反动小集团，《广场》是反动刊物，而这些都没有经过详细的调查，且报导的事实有歪曲，要报导的话就应该把他们的东西都登出来，如谭天荣的文章等，现在这样是不公平的。

    9．现在的作法是违反宪法的， 他们既然没有被剥夺公民权，就有言论出版的自由，学生会为什么不借地方和扩音器给他们。

    10．参加学习就要对不起朋友，沈泽宜昨天已在写检讨但是沈说话有良心的，沈认为在良心与党的利益之间，他今天选择了后者，以后沈将几年不问政治。沈写检讨他不写检讨，双方是能谅解的。

    他在谈话中，是尽量把事情说得轻描淡写，说他的动机是好的同时坚持他的错误。

    在他谈过之后，先生们就问他在今天的反右派斗争中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他的回答是一方面承认在全国范围内有右派，另一方面反复说党委在反右派的同时扼杀了他们这部分人，而不正面回答先生们提出的问题。

他一直坚持他的错误，完全不考虑先生们对他的劝告，谈话从上午十点到一点半结束，先生们对他这样顽固的态度感到气愤。

                                     丁石孙摘   1957.6.26.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致譚天荣

 

杨  路

 

    七、当别人指责我参与了某些我一直闻所未闻的政治活动（召开秘密会议，破坏学生会）并以一封不负责任的捕风捉影的来信（曾以大字报贴出，无名氏写的）作为佐证时，提出抗议，不但是我的权利，而且是对压制民主者的必要的冲击，是为民主力量撑腰，对这个抗议竟然使得一些同志过分激动，并且因而要求开除我的团籍。这件事，我不得不感到非常遗憾，并且啼笑皆非。

    八、对于那些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别有用心的趋炎附势者，希望他们得以称心如意青云直上，更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学会害臊，能学会尊重自己。首先是作一个正直的人，坚持着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再见了：

        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

        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

        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

        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

        因此世人无法把我当作同类，

        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则（厕身）其中

        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

        要是没有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

        也许我至今还在那人海中浮沉。

6月23日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无 题

 

张志武

 

    《人民日报》连续的社论使人无所是（适）从，如果你坐在凳上则可看出趣事。看来党的缺点和错误是严重的，怕右派分子给宣扬出事，赶紧拿出“反社会主义”“反党”的大帽子来，把这些敢说话能说话的人一下子扣死。这些知识分子真是短见，叫你鸣，你也得有个分寸呀！哪能什么都说呢？满以为说的越厉害越是响应党的号召，越是起带头作用。结果作了典型。共产党这一招把右派分子打得可够呛，那些借机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再也不敢了。原来有顾虑的人这回也看到了现身说法。这个场面看来不好收拾，今后人们都会更加小心了。说话要考虑，首先都要作自我的言行检查。不出一个月，这前前后后都给人们看到了。人们对问题更有了清楚的认识。什么事情都有范围，都有局限性。顾虑不成其为顾虑了，它将变成分寸的出发点，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不行。自由、民主都有阶级性。我们有对党对社会主义歌功颂德的自由，有和风细雨批评的自由，我们有拥护社会主义的民主权力（利

），有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主权利，没有想什么说什么的自由，没有不经领导批准的民主。共产党的领导不可怀疑，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怀疑，我们现存政权也不可怀疑，即使你是以学术研究的态度，因为你可打着学术的旗号反党反人民。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一封公开信

 

张志武

 

敬礼                                                       

（来源：《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

回顾和述评

 

《广场》的来龙去脉

 

燕遯符

 

 1957年。不管“阳谋”确为事先设置还是事后谎称，反正5月15日

毛泽东已经定下6月8日

这个希望落空了。毛泽东代表新兴权贵，对自觉站在平民一边道出事情真相的519学子进行了疯狂报复和残酷镇压。反右派运动中，我们全部被打成右派，贬作贱民；20多年之后才给予“改正”……。半个多世纪之后的今天，当年那矛盾已冰冻三尺形成顽疾或死结，特权利益集团早就发育演化滋长壮大，成为手握国家政治经济重权的权贵豪强资产阶级，是全国老百姓的最大祸害，甚至危及整个中华民族的安全和生存。所以，研究519思想，发扬519精神，在当今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值得庆幸的是，当年我们的思想并没有因“反右胜利”而“随风飘去”。一本学生自办刊物《广场》搜集记录了当时最重要的一些大字报。另外，官方也通过抄录拍照搜集了许多大字报，原来是预备做反右时的整人材料，后来编印成册人手一本当“反面教材”，大约又怕“负面影响”而心生恐惧，只好再下令收缴，终于漏掉几本，流传下来。下面讲述的是《广场》的成书和流传过程。

 王国乡是中文系新闻专业54级学生。大约是专业敏感使他意识到“519”

 “百花学社”最初是由物理系53级谭天荣、王国乡、数学系54级陈奉孝、杨路、张景中等三人、哲学系龙英华共六人在未名湖畔花神庙“秘密”商定筹建的学生社团。成立大会上王国乡提议创办一个刊物，选登大字报文章和学社社员的研究成果，得到大家支持。经讨论刊物定名为《广场》，以纪念沙滩老北大的民主广场，那是“五四”运动的出发地。

 在学社社员的帮助下，王国乡很快又搜集了20多篇文章。然后，一个人躲在朗润园小树林里，对稿件进行再筛选，并删节、标点。最后定出30来篇文章，准备发在第一期上。又连夜赶写出一篇综合性报道《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准备当作第一期的首篇。

 王国乡因为6月8日

  6月4日下午，王国乡把自己搜集整理的全部资料交到张元勋手中，并帮助修改审订了张元勋起草的《发刊词》。当晚，沈泽宜连夜对将要发到第一期上的全部稿件进行最后的审核和文字处理。6月5日

 付印后第5天，6月10日

 所以，原订的铅印《广场》其实并没有问世。毛泽东害怕北大519真相被世人知晓，千方百计要让这本学生自办的刊物胎死腹中。《广场》编委会决不退缩，一定要把书印出来。无法去工厂铅印，就自己动手油印！

 需要克服的第一个困难是钱。学生本来就穷，马寅初校长原先答应把《新人口论》的500元稿费捐给《广场》，后来又翻脸不认帐；傅鹰教授等也不肯伸出援手；只好让同学捐款或认购。张元勋打出“救救孩子”的横幅，呼吁拯救难产中的《广场》，陈奉孝记下每一个捐献或认购者的名字，并卖光自己的衣服，只剩一件单衣

 再一个要解决的是稿件问题。印刷厂扣了底稿，只好挪几篇本来不打算在第一期上发表的稿子。而且，幸好，《民主接力棒》里保存了一批最重要的文章。

 谈到这里，就要说说《民主接力棒》是怎么回事。519之后，北大校园里天天晃动着一些衣着讲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的身影；也有一批批各个报社的记者，在各处大字报前观看或拍照。可是，等了好几天，没见任何一家报纸报道北大的情况。同学们心里着急，去质问市委和人民日报等有关方面，也得不到任何答复。为了尽快让外校、外地和全国知道北京大学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好自己动手，首先把《是时候了》、《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牧羊者的逻辑》、《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等7、8篇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油印出来，主要通过同学关系，发送或邮寄到全国各地。邮局寄印刷品要求卷成圆筒状，貌似接力棒，张景中就给取了个《民主接力棒》的名字，倒是形神兼备，名实相符。此后又陆续油印了一些文章。王国乡那篇《北京大学民主运动纪事》6月3日

 钱和稿件基本解决之后，买来了大白纸。28斋杨路、张景中、李浩（数学系54级）等人的宿舍和楼道，5月底6月初就已经大量油印过《民主接力棒》，这时候又充当了《广场》的临时印刷厂。赵青（数学系53级）任“大总管”，孙传仪（数学系54级）又从李世荣（化学系54级）家中借来1台油印机，杜锦堂（生物系54级）、肇恒标（物理系54级）、林树国（数学系54级）、李燕生（化学系54级）、贺永增（西语系？）、谭金水（东语系？）、张锡锟（化学系54级）、敖瑞伯（物理系54级），还有许多现在已经说不出名字的同学就一起干开了。杜锦堂刻蜡板，大部分蜡板出自他的手笔，别的同学油印、迭页、装订……。6月20日

 看着堆在桌子上装订完毕的书，忙活了几个昼夜的同学们感到精疲力竭。22日天大亮之前，一个个卷缩在高低床上、木椅上或地面废纸上睡着了……。待到睁开眼睛相互扫视，才发现每个人都是脸色土灰而且满手满身油墨。

 6月22日白天，这些同学把油墨尚未全干的书搬到饭厅东面空地桌子上，许多人立刻围过来，慷慨解囊，抢购一空。……

 就这样，油印版《广场》也被烧杀于襁褓之中。一份学生自办刊物，遭到如此封杀堵截、追踪剿灭，古今中外，大约仅此一例。这书“毒”在哪里？无非是揭露了“新中国”的真相！对于真相，新贵们恨得要命，怕得要死。

 随着反右步步进逼，与《广场》沾边的所有人：文章作者、编者、抄写者、印刷者、同情支持者、捐献订购者、持有者、读者……，几乎被一网捞尽全部打成右派。（用“几乎”二字，就是说也有漏掉的：方励之捐了10块钱，并没有成右派。大约得益于紧急时刻陈奉孝烧掉了捐款人名单，保护下几个人。）而且殃及牵连到校外。南开大学物理系杜信忠从肇恒标手里拿走几本《广场》，回校分给同学，结果全成了右派。杜信忠深受打击，又觉得害了大家对不起人，最终精神崩溃，自杀身亡……。

 至于我自己，519之后的那些日子，也是天天看大字报，内心十分激动。但是，除去写未署名大字报《怎么办——对这次运动及其前途的看法》之外，并没有干别的具体事情。后来知情人揭发，说我是《民主接力棒》和《广场》里都有的那篇《怎么办》的作者，这右派帽子当然就跑不了啦。后来受“保留学籍，劳动察看”处分去到一个工厂，被“群众专政”。工人问领导：“小右派都说了些什么呀？”头头回答：“他们说的话不能告诉你们，不能帮他们继续放毒。”这事再一次清楚表明，烧《广场》杂志、打学生右派，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新贵们做贼心虚，害怕老百姓知道他们自己“婊子立牌坊”的真相。（2007年春夏，我写了3篇评学生右派的文章：《窃国“救星”呈凶暴，百姓哪分右与左》、《平民与权贵的抗争》、《这“右派”不是那“右派”》，对于毛泽东对学生又恨又怕的心理，作过比较详细的分析。可到《往事微痕》21期北大专辑查找。）

 我手头至今还保存着一张《民主接力棒》里的《怎么办》油印稿。历经50多年，已经很黄很破，字迹模糊。本来我也有一本油印《广场》，就是揭发我的那个人，把它上缴了。反右之后的20多年，同学们受的那份罪真是没法说，的确无力保护这么一本“反革命”刊物。到1979年“改正”的时候，《广场》似乎绝迹了。李燕生却奇迹般地保存下一本，交给了陈奉孝。我去北大招待所看望等着“落实政策”的难友们，还在陈奉孝那里见到过这个油印本。1994年林希翎海外归来，与陈奉孝见过面，说是纪念反右40周年用得着《广场》，陈奉孝就把自己手里那个孤本交给了她。此事后来却没有了下文。2003年林希翎再次回国，在北京呆了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她通过谭天荣找到我，我们于是有过一段交往，谈过不少事情。观点不尽相同，但那时我欣赏她对人坦诚直率，帮着联系过讲演和聚会的地方。天冷后她病得很厉害，我又联系人大，给纪宝成校长打电话，派来校友会两个小姑娘、送到医院救治……。这次来北京，她本打算先争取“改正”，再回中国定居。都没办成。出于住房、医疗等方面的考虑，出院后只好再回法国。之后时不时来个电话。2007年5月她在电话里问我：“反右50周年，有什么纪念活动吗？”我说要在普林斯顿开会，并且把铁流在美国的电话号码给了她。她于是带病飞往美国，参加了普林斯顿和洛杉矶的两个会。会后还在美国呆了些时候，又病得厉害，据说是法国用专机把她接回巴黎……。林希翎曾经在电话里跟我谈起，要把她手里那本《广场》交还北大的人，说她身体不好，儿子不懂这书的价值，放在她那里没有用。这事我在电话里跟陈奉孝说过，并且转告了也定居在巴黎的我的同班同学北大物理系54级王煜。大约是她身体不好，家里太乱，一直没把书找出来，王煜也就一直没拿到这本书。去年9月林希翎去世，我以为这书从此就无影无踪了。好在1957年官方搜集许多“毒草”，印成“反面教材”，尚有少量遗存。1998年经济日报社出版《原上草》，就取材于这些“反面教材”。其中保存了许多519时期《广场》和《民主接力棒》里的文章。

 参与2007年右派集体维权，并且在右派山寨刊物《往事微痕》里当了几年义工之后，深感全体右派当中，学生右派又是个特殊的群体，最好再有一个专门的交流平台。正好2010年6月中旬谭天荣来北京，铁流倡议重印当年的《广场》。这自然是开辟学生右派平台的一个极好的切入口，《百花广场》于是应运而生。更叫人高兴的是，王书瑶说，西班牙黄河清先生处有林希翎手里那本书的复印本。是“祭园守园人”朱毅

 对待任何事，都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广场》记录519精神，对于它的解读，当然也会是多元的。这与各人的起心动念紧密相关。专家有专家的想法，抄家有抄家的想法……。我从小自由散漫，拒绝洗脑，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落后份子”。虽已活到古稀，还是秉性难移。说得好听，叫做“平民心态，百姓情怀”。说白了，就是永不长进，总是一块草根山寨料。

 以上文字，就是一块草根对《广场》来龙去脉的解读。

                                           2010年8月4日完稿

● 一个尚未弄清的问题：

《广场》铅印版的组稿、编辑、终审过程及主要人员，大致了解得比较清楚了；油印版组稿编辑是谁做的？还没有查明白。不会是王国乡，弄油印版的时候，他正在东北实习呢；不会是沈泽宜、孙传仪、肇恒标，我打电话问过他们。不过王、沈、孙、肇四位都推测，油印版稿件重要来源是《民主接力棒》，而且，油印《广场——北大民主墙选辑》，就是在5月末6月初已经大量油印过《民主接力棒》的基础上做起来的。油印版编辑也不像是陈奉孝，他有比较详细的回忆文章，好像没说起自己做过这类事。张元勋有《广场》主编的名份，那这些事自然是他做的？可仔细推敲一下，就会发现他那本《北大一九五七》里，似乎有许多对不上碴儿的地方。那书里有专门一章“广场始末”，似乎完全没有提及《民主接力棒》，而且说印刷厂扣押稿件倒不要紧，“还有底稿”。现在看来，有些重要文章，当时好像就是找不到底稿了，以至油印版中，连张自己起草的《发刊词》都没有刊登；油印版首篇是以编委会名义发表的《写在前面的话》，张书中好像并没有提及，文风也与张大不相同，更像是出自理科同学之手。……油印版组稿编审到底是哪些同学做的？请知情人提供线索，以便更加准确完整地展现《广场》的来龙去脉。

● 本文写作依据：

 1．《往事微痕》第21期北大专辑、张元勋著《北大一九五七》以及其它资料中王国乡、陈奉孝、孙传仪、谭天荣、沈泽宜、张元勋等人的叙述。

 2．与王国乡、肇恒标、谭天荣、江枫、沈泽宜、段宝林、孙传仪、博绳武、纪增善等“左”、“右”派同学的谈话或电话沟通。

 3．王书瑶转来的孙传仪的电子邮件。

 4，我自己的记忆与亲历。

 由于年代久远，事情涉及面又太大太广，一定会有些记忆误差或视角局限，描述欠准甚至判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 一个模糊信息和一个模糊记忆：

 据说，在国内，油印版《广场》其实还有一、两本遗存。持有者死活不肯拿出来。是何原故，不得而知。

 另外，记不清何时何地何人告诉过我：有一本油印版《广场》，保存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那里。

                                           2010年8月12日补充     

● 来自当事人的说明：

1．      关于油印地点。杨路有电邮，说是在28斋后面一栋新楼，还没住学生但已放好了床；要发放的500本印好之后，还剩许多散页，才都存放在28斋杨路宿舍，暑假后只住着他一人，想要的人可以自己取，最后几个陌生人进来，全部收缴了。孙传仪也有电邮，说此前记成28斋有误，确实是在新楼印的，记起一个细节，晚上用的还是煤油灯，可见还没通电。

2．      关于油印版稿件。陈奉孝有电邮，说是张元勋把稿件交给自己，再由自己组织和全面负责油印。杨路说，要发放的500本印好之后装订之前，又把《发刊词》和《北京大学民主运动记事》两篇文章抽了出来，做此决策的是张元勋和陈奉孝，杨路在场；此二文不是大字报，只反映编委会倾向，抽出来，可保持“述而不作”姿态，减轻发行“阻力”；留给“自己人”的书中则仍有此二文，例如，给林希翎的30本就是如此。至于油印版中以编委会名义发表的《写在前面的话》，仍不知是何人所作，杨路也不记得了。

3．      关于500本书的发送。陈奉孝说，全部是免费赠送，分文未取。

4．      关于《广场》编委会的组成。杨路说，副主编有沈泽宜、王国乡、崔德甫三人，去印刷厂交涉，头天是张元勋、沈泽宜，第二天就是崔德甫和张景中；另外，谭天荣本来也是编委会成员，后与编委会其他成员意见分歧，就分道扬镳了。

5．      关于林希翎手中的《广场》。王煜有电邮，并从巴黎打来电话。林自美国回巴黎后，王第一次见她，是在疗养院，谈到《广场》，林说回家后就找出来交给他；此后时常通电话，王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另一疗养院，林说《广场》已托人交陈奉孝。

                                           2010年8月15日补充

风 乍 起

 

陈  颂

 

章伯钩与罗隆基

 

（一）

 

     毛泽东要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必先找出一二位该次运动的代表人物来证明这次运动实有其人，实有其事；并且先有其人其事然后有这次政治运动。这是毛泽东搞政治运动的“不二法门”。（如俞平伯，胡风，彭黄张周，中国的赫鲁晓夫等就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代表人物。）

 

    而章伯钧，罗隆基又确是毛泽东当时要找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不二人选”。

 

要想成为当时‘右派’的全国性代表人物必需具备以下条件：

 

①并非最重量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此类人物有张澜、李济琛、沈钧儒、陈叔通等，如在他们中挑选‘右派’代表人物则震动太大；中外之口宜防。在重量级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中找出几个较为适宜；这部类人中有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史良、许德珩等。

 

    ②这代表人物必需在1957年整风中有“右派”言行。章伯钧、罗隆基二人够上了这两条。

 

    章伯钧早年留学德国，曾于1923年参加过中共，后于1927年脱党。1930年大革命失败后与邓演达反蒋，组织‘农工民主党’前身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1934年他参加过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1938年—1945年间他在重庆与周恩来时相过从，1945年“旧政协时期”他是跟着周恩来走的，他们之间说不上“肝胆相照”；但也算“风雨同舟”。当时‘农工民主党’在人员，势力及政治影响上均不如‘民盟’；比‘青年’、‘民社’两党也强不了多少。但他敢于扯出‘第三党’的旗号表明他在政治上的抱负。对此国共两党对他这手无寸铁的政客一笑置之，因为他们知道要在中国搞政治如果没有抢杆子作后盾，你就扯出‘第三十党’的旗号也没有用！章伯钧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在1948年他对农工党的部下说：“策反过来的部队一律贴上‘第三党’标签”。然而晚了，1924年蒋介石任黄埔军校的校长。1927年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把支部建在连上”。在1948年他才想到此事，明显地晚了！

 

    章伯钧不甘心于当伙计。他曾说：“徐冰来一个条子就要上曾家岩，真下作！”

 

    他也有“野心”，他想在沈钧儒百年之后补正民盟中央主席，（章时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又当时政务院副总结黄炎培一职是民主人士任职指标。他想在黄炎培因故、因事、因病不能视事时任几天副总理。

 

章知道搞政治没有实力不行，他那“农工”党员太少了，他要求扩大基层组织，经协商“农工”党可在医药、卫生系流发展。他准备发展百万党员。对民主党派的机关报“光明日报”章倍加关注。他在1957年专请解放前主编“观察”而名闻一时的储安平来“光明日报”任总编辑。章知道组织、宣传缺一不可。他准备好好干一场。

 

章伯钧‘右派’言论是：“现在工业方面有很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1]

 

    中国政治上的设计院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其成员是中共中央主席及政治局委员。章伯钧不甘心于有时李维汉把他们召集起来通报一下中共设计好了的方案。而他想侧身于这一设计过程和想用他的那设计院来制衡中共的设计院，这是毛泽东在1949年后遇到政治上的挑战。

 

    罗隆基早年在清华上学，据本人说“四年清华三赶校长”是他学生时的得意之笔。罗时任“清华学生会”会长，而学生会正是赶出校长的主力，被赶出的校长是张煌全，金邦正，罗忠诒。他从美国学成法学博士归国后1932年——1934年在天津‘益世报’任主笔，每周由他写三、四篇社评，尽书生议政之能事。该报为北方报业重镇。与‘大公报’，‘申报’在旧中国报业中鼎足而三。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西南联大”任教，亦学亦政参加‘民盟’活动。一时指点时政，鼓吹民主，颇以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自居，在他周围有钱伟长、费孝通、吴晗等人，当时他们正富青春。是当时中国政治风云中的‘少壮派’。俨然“民主堡垒”（西南联大）中的“民主斗士”。

 

    罗自视甚高；以‘国士’自居，也要求当局以‘国士’视之，待之。从旧政协至1948年他是跟着周恩来走的。他们两人说不上深交；但也‘风雨同舟’了一段路。

 

    罗降基的‘右派’言论是：“现在是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2]

 

罗还提出要成立一个由中共牵头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平反委员会”平反建国以来的错案。

 

    罗也有“野心”，他说：“我可以管外交，可人家叫我管木头！”（罗时任森林工业部部长）凭他这句话；他是一个书生！负才不与时合，常使天下持才者长太息！

 

（二）

 

1957年夏几个回合下来，章伯钧开始检查。他知道“在政治上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昨日“风雨同舟”；今日‘顿成陌路’。这并不奇怪也不必难受。当年杀得“你死我活”，现在又成了“战略伙伴”。昔日互称对方为“匪首”，今日又在红地毯上“握手言欢”，煞是亲热。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认不得真。何况这些都是“当面喊大哥，背后抄家伙”的主儿！

 

在罗隆基仍吞吞吐吐之际，章伯钧开始检查他“与罗隆基在思想上结成同盟”。章伯钧的宗弟粮食部长章乃器对他说：“你是个降将军！你不是断头将军！”章回答说：“有错误就要检讨！”他还说：“我有勇气承认自己的失败！”这还真有一点搞政治的风度！

 

    章罗二人势同水火，不论何时何地两人一见面就吵。这是他们之间的“瑜亮情结”。对沈钧儒、黄炎培占用的那两个民主人士职务指标。章伯钧认为：“大丈夫当如是也！”罗隆基认为：“彼可取面代之！”周恩来对此是一清二楚。但当毛泽东提出“章罗同盟”时；周恩来以沉默对之。

 

   罗隆基瞧不起章伯钧，认为章是“马路政客”，不学无术，不懂“Fair play”，没有“Gentlemen”式的风度！

 

    章伯钧也瞧不起罗隆基；章认为搞政治必须“翻手为云，复手为雨”，“满口的仁义道德，一肚皮男盗女娼”才行。而罗隆基不懂也不会这些。罗终会“空谈误身”！

 

这两位爷儿们压根儿就同盟不起来。在1957年前他们之间无论在政治上还是生活上连暂时的妥协都做不到。直到他们两位都当上了“右派”，他们才发现在一夜之间中共竟然将他们半生积累下来那点搞政治的本钱全搞光了！他们只剩下举手、拍手的分儿了。早年的朋友见了他们好象见到了麻疯病人，避之惟恐不远，连跟他们握手都不敢了。这时三五之夜，中宵梦回，他们才顾影自怜；也才谈到了一起。这时他们除了互伤身世以外总算见了面再不吵了。这时要说他们思想上结成了“同盟”。还算近之！

 

    “毛泽东传”明确指出当时不存“章、罗同盟”；算是了结了这一段公案。

 

章罗两人在政治上的追求和理念是“代议制”民主。这在上世纪的中国是行不通的。1949年以前他们追求这一套差点走上史量才，闻一多之途；1949年5月24日

上海解放前中共地下党把张澜、罗隆基两人从虹桥某医院中解救出来；躲避了国民党对他们的暗杀。在1949年以后他们不甘于举手、握手、拍手；又不甘心于提点象李鼎铭先生当年在延安提过的类似“精兵简政”那样的意见，硬要搞出点什么“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之类的玩意儿。不叫他们当个‘右派’，叫谁当右派！抱着“多党制代议制民主”的政治理念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注定要成为悲剧人物。明乎此，章罗两位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天下是英雄们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不是用选票选出来的。所以英雄们对枪杆子情有独钟；对选票视若废纸！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放出话来“他们不同意，叫毛泽东回去派兵来打！”

英雄们以马上得天下，天下底定，在一个不长不短的时间内，必以马上治之。章、罗两位先生在政治上施展不开他们的抱负，在

鸣  放

（一）

    苏共“二十大”是上世纪“国际共运”一次划时代的大会；它标志“斯大林时代”的结束。（但“斯大林体制”、“斯大林模式”、“斯大林分子”犹在）也同时在“国际共运”内部兴起了一股温和的、有限的“改革”之风。它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消除‘个人崇拜’及其影响……。”

    有学者评论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时期的严重弊端进行反省和清算。……它冲破了斯大林晚年的个人迷信，思想僵化及教条主义等思想禁锢，在其影响下人们思想解放了，敢讲话了，整个社会生活呈现了活跃的局面。”[3]

    苏共自1954年起着平反“斯大林时代”的冤案，错案。在1956——1957年间有700­——800万苏联人获得自由；有500­——600万人死后获得昭雪。[4]

    在当时中国大地上“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是一沁人心睥，传遍人间的名句！中苏双方上至首长，下至老百姓都信誓旦旦要象爱护自己的“眼睛”那样维护中苏“团结”。所以当时讨论“二十大”是一种“时尚”和“革命”。毛泽东为“毒草”所订的“六条标准”中有一条就是“反苏”。龙云的“右派”言论之一就是“反苏”。龙云在座谈上说：“二战时期罗斯福有‘租借法案’”，而斯大林要我们还“抗美援朝”的军火债。看来“五一整风”的外部条件是苏共“二十大”刮起那一阵“改革”之风，内因是毛泽东认为他的政权也需要解决“三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借此以化解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从而巩固政权。

（二）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

    同年3月毛泽东作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两个“讲话”的内容并未传达至群众；但其内容已悄悄传开不胫而走。人们互相奔走相告，喜笑颜开。知识界更是兴奋不已，准备大显身手好好建设自己的国家。这两篇尚未公开发表的文章也就成了鸣放的强力催化剂。

    时任国务院“专家局”局长的费孝通得风气之先泄露了大好春光。在1957年3月24日

    这篇经谢冰心杀青的文章比较隐晦，吞吞吐吐；欲说还休，言不尽意。其文说的是当前（1957年3月）是“乍暖还寒时候”。知识分子在这种政治气候下“最难将息”。苏共“二十大”是“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大好春光对知识分子仍是“草色遥看近却无”。文中预计有一个“春暖花开”的未来！谢冰心的杀青使得这篇文章透出“李清照笔意”——“寻寻觅觅……”。

费文中的意思是还“放”得不够，在这一点上他和毛泽东在同时同地想到一起去了。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1957年4月“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派该报记者（中有一些为储安平所借重的老报人）至全国各大区主要城市主持座谈会谈如何贯彻“双百”方针。座谈会上的高谈阔论披露于“光明日报”。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在济南、沪、宁、杭等地鼓吹“放”，不能“收”。双方都紧锣密鼓。

    毛泽东坚决“放”，费孝通、储安平紧跟。

    费孝通的那篇文章标志着中国知识界介入“鸣放”，算是“风乍起”。而毛泽东胸中的那一场“阶级斗争”也在“风乍起”。1957年1月18日

    毛泽东意在“蚂蚁”，三个月后，费孝通等来了“春暖花开”。

    然而毛泽东没有想到引出来的不仅仅是“蚂蚁”。

    也引出了中国知识界也包括党内外要求“改革”的呼声！

在1957年5月8日

    这表现出会议主持者欲广开言路的襟怀以及虚心征求各方意见的诚意。李维汉在全上只听不驳，只是在4月3日

    1957年春夏之交“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少杂文；直指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不良表现。主要作者有回春（徐懋庸），马前卒（王任叔），严秀（曾彦修）。这些杂文深得“鲁迅笔法”，指摘时弊，文采斐然，可谓一时之选！回春、严秀划为‘右派’后，二十年间人民日报再发表此类杂文就其内容及文采（包括后来“三家村”的繁星以及写“长短录”的夏衍）均无出此三人之右。杂文一时之盛可谓广陵散绝！ 1976年后才逐渐有所恢复（1959年王任叔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依据仍是他在1956-57年间的反党杂文）。

    前苏联作家爱伦堡写了一篇文章名“解冻”。形象地表明苏共“二十大”后的苏联社会形势。另一前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写了一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此为苏联“解冻文学”的标志性作品。此小说经曹靖华译出后发表。我国文艺界人士不无醉意地认为“解冻”已悄悄进入中国大地。

    一时他们提出“写真实”，“干预生活”，“现实主义道路深化”，于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花丛小语”、“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工地上”相继问世。这就是中国的“解冻文学”！

（三）

    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写到：“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与香花共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

    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三次会议上说：“

那么，占“鸣放”意见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正确意见是些什么意见呢？计开如下： 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包括党内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代表一致举手将50年前春夏之交人们提出的这两条一字不易写入“中共党章”，历时半个世纪，此事偏何来迟！）

据此也可告慰50年前因为提出这两条而历经坎坷已不在世的人们！

消除个人崇拜（应该指出，这不是针对毛泽东的，在1957年毛泽东在党内没有什么个人崇拜，只是逢年过节喊喊万岁而已！主要是消除斯大林个人崇拜在中国党内外及学术界的影响，例如“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巴甫洛夫学说”，“米丘林学派”，李森科等对以上只能说好，不能质疑。“摩尔根学派”长期被压。）以上意见是苏共“二十大”的产物。

②要求改善“党”与“非党”的关系；（尤其是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要求改善党的领导；（尤其是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要求“法治”，要求纠正“错案”（涉及“三反”，“肃反”中的案件）。要求改革体制上的弊端及摒弃对科学社会主义教条化的理解，有人要求“才尽其用”、“有职有权”。以上意见是中国特色。

提出这些正确意见的“主流派”人士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党内、外的“左派”，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想把国家事搞好的“爱国人士”，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已任”的书生，深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匹夫，才华横溢的大学生，时代的弄潮儿，敢为天下先的反潮流者……。他们提的意见有些是早说了二十年。他们提意见的居心是想把国家事情办好，他们自居为中国的主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他们有这种气魄和胸襟来参加“整风”。

    有学者指出：“……截至1980年底，在全面复查的基础上全国改正了54万人的‘右派’问题，占原计划总数的98%……”[5]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右派’问题改正的通知”中指出以下三种人可以改正：①左派；②说错了话但不是‘右派’；③可划可不划者。[6]

    据此，“鸣放”中的主流派正是‘改正’中第一，二两种人。

    这是一次要求“改革”的呼声和有限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期一个月，1957年5­——6月）。当时在高校大学生及学术界提出“独立思考”，其实是要求摒弃“斯大林模式”，走中国自己的路！

    1957年5月要求“改革”的呼声与1978年的“改革”不同处在于：①1957年我们体制上的弊端尚未完全凸现，因此这种“改革”只是在“斯大林框架”内修修补补。1978年的“改革”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②1957年的“改革”仅仅是一种“呼声”；1978年的“改革”是一种潮流。

    ③1957年的“改革”尚未成一种需要，当时中国不“改革”也可以混下去；1978年的“改革”对党和民族已生死攸关。如果不进行“改革”就是“死路”一条！

    ④1957年的“改革”没有思想解放作‘前卫’；而1978年的“改革”有一场全国性的“思想解放运动”作先导。（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势如破竹，所向披靡，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

    ⑤1957年的“改革”是民间的呼声，1978年的“改革”是政府的工程。

    1957年短短一个月的改革“呼声”是共和国第一次要求改革的呼声，值得一记！

在湖南第一师范当学生时毛泽东就是一个“改革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他作为“改革者”的胜利­——“走中国自己的路”的胜利。在1957年夏他失去了一个改革的好机会！于是这次运动的重点由处理大量“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斗争。

“五·一开门整风”未达到预期目的，在1957年有一些领导作风、生活作风表现很坏的党员和领导，“反右派”运动开始，他们摇身一变成了“左派”，向他们提出批评的人成了“右派”，九年以后，群众又把这群坏东西打翻在地，可他们又摇身一变，成了被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好干部。这一群流氓无产者在阶级斗争中如鱼得水，左右逢源，经常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有了这群东西，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才会搞得有声有色，既热闹又好玩！就这样那一场“有限的改革”就和我们先之交臂；于是我们这只“好船中国号”告别了它的黄金岁月只有在风雨中逐步驶向“文革”。

（四）

    1957年5月19日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贴出大字报“第一株毒草”，自此北京地区各高校大字报即贴满校园，

1957年5月26日

每天晚饭后在学生食堂门口，任何一个人都可以站在那张破凳子上高谈阔论，如果他想说的话，他可以自由的反对或支持任何一种意见。其时其地是一个“海德公园”的“中国分园”。北京地区各高校都有这个分园，主持者是团支部和党团员。

北大数学系助教任大熊、陶懋颀及学生陈奉孝等三人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从英国的“工人日报”上译出，该大字报贴出后，校内外观者如堵！

1957年6月6日

    这固然是钱伟长的书生之见，（清华师生鸣放之激烈，钱伟长是耳闻目睹）。但已足见形势之严峻！   

    清华大学后院有一小四合院为该校‘邮政代办所’，“鸣放”中有日深夜有人在此院墙上贴出大字报，标题为“我忧虑，我呼吁”，署名为“弱者”，内容是“恶攻”。

清华人士称据笔迹与内容看该文非学生所写（该文中有涉及当年延安“抗大”旧事！）。由于该文不在座谈会及大庭广众下发表，不以‘右派’言论论处，以‘现反’视之。

清华工程物理系（为保密专业，该系对学生政审之严高于“北航”）有一学生扬言：他在40岁以前要搞“政治”，为此杀头，坐牢也不怕！该生在“鸣放”中的这一扬言，为毛泽东在1957年进行“两个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提供支撑！

在清华园居然出现了校长助理袁永熙（陈布雷女婿，在西南联大时参加地下党）与“自由论坛”的演说者互相拥抱以示支持的佳话，结果这两个抱在一起的人统统划成了“右派”。

其时南京大学的学生将大字报贴到南京新街口‘新华日报’社门口。武汉大学学生将标语贴到该市公交车上。这已突破“不上街”的界限。

    1957年6月上旬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学生二十余人前往中南海西门“静坐请愿”执意要见周恩来。周的秘书出来说：“总理昨夜干了一个通宵，现刚刚睡下。”学生们说：“我们等！”双方僵持不下。后秘书出来传话：“总理答应以后他到你们学校去一次。”学生方始散去。1957年7月底周恩来如约至北京俄语学院在礼堂中开口第一句话：“我是你们请愿请来的。”引起哄堂大笑。

“文汇报”记者刘光华的“北大民主墙”、姚芳藻的“上海在沉思中”在文汇报上发表，此两文甚短，不过二三百字，文中并无挑逗、煽动或添油加醋，耸人听闻的语言和报导。但在尚无“互联网”的中国对感觉敏锐的全国各地知识界提供了可供他们想象的京沪两地的“鸣放”信息、这也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提供了依据。

1957年6月19日

北大“5·19运动”

（一）

    1957年5月19日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贴出大字报“第一株毒草”，就在这一天各种不同内容的大字报即贴满“燕园”。同日另外一张爆炸性的大字报是中文系学生张元勋、沈泽宜的长诗“是时候了”。该大字报贴于学生食堂门旁。

    谭天荣提出这是“5·19运动”；但这个“运动”不是他一个人搞出来的。这标志从这一天起中国大学生介入“鸣放”。

    “5·19运动”的参加者主要是大学生，也有少数讲师及助教。副教授以上大都老成持重；对“北大”时事沉默不语。大概他们认为“他们要说的话已由这些娃娃们说出来了”不必再凑热闹。

“5·19运动”的起止时暂定为5月19日

    座谈会的参加者主要是教师。照例有一、二个学生代表（为党员学生会主席）。也有一、二个“共青团”代表（为校系团委工作人员）。

    当时学生提出要帮助党“整风”。校方的答复是：“学生好好学习，有意见可在课余按组织提上来！”由此可见高校“整风”并不包括学生，至少是不以学生为重点。（但对此至今无明文可考！）

    “5·19”

    自此大学生参加“鸣放”且成为大学“鸣放”主力（或主角）已势不可挡！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理论界认为此为“反右派”的公开信号。但此时“鸣放”仍在继续。只是高潮已过。

    6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人们都驻足静听。

    6月8日—

北京地区高校在听了彭真的两个录音讲话后“反右派”运动次第展开。（彭真在其第二个讲话开始时两次狂笑达数分钟之久。人们不知道他在高兴些什么？他做梦都想不到九年之后人们把他当作中国第一号黑帮大头目打翻在地，他那条老命差一点保不住，其遭遇比章伯钧、罗隆基还惨！）这在6月19日

“5·19运动”止于何时，尚待后代史家论定。

    “5·19运动”的参与者们不是毛泽东“引”出来的。（从宏观上看也可以说是毛泽东“引”出来的）。是他们自己跳出来的。（人们戏称1957年夏参加党委组织的座谈会，在会上发言帮助党“整风”，被划成“右派”是“阴谋”，但大学生们什么“谋”都没有碰到，他们自己跳了出来，这在中国1957年的“鸣放”中别具一格）。他们的口号是“独立思考”。他们是自发的。没有人在其中组织、领导、操纵、煽动。

    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人能够去指引这批号称“独立思考”的人。谭天荣组织的“百花学社”章程第一条就是“本社没有领导者，也没有被领导者。”这表明这群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家长式领导”的厌恶！另也表明他们不是在搞政治！“学社”不过是这群未经涉世的哥儿们和姐儿们的一个“清谈俱乐部”。

    “5·19运动”的参与者们大部分是党、团员。（大学生“右派”中党、团员有多少？这是保密数字，但可以概算出来。北京地区四所大学（人大、北外、中戏、外贸）“保留学籍，劳动查看”的大学生中党、团员占90%以上，有的甚至是地下党）他们未经涉世（或涉世未深）。他们不知政治的险恶。他们抱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追求；天真而又热诚地发表对天下大事，中国大事的意见。

    这些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在理论上是准备不足的，但他们当年的精神可贵。今后有史（中国政治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学运史）必有斯人、斯事、斯文！

（二）

    “鸣放”是毛泽东需要的。但北大“鸣放”的激烈程度却为毛泽东始料不及，北大“5·19运动”的20天是震撼中国的20天；也是震撼毛泽东的20天！（毛泽东传（上）696页）

    他们提出的意见涉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也涉及外交及“国际共运”（苏共“20大”、“一边倒”、“南斯拉夫道路”、“波、匈事件”。）

    他们的主流意见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民主”，“法制”。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是“法治国家。”

    我国必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防止斯大林“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

    我国政党及政权运行必须依“法”，国家宪法高于一切。

    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僵化及教条化。

    斯大林“个人崇拜”是体制问题，而并非个人品质问题。

    提倡“独立思考”，“思想解放”，不当“驯服工具”。

    要求平等、个性解放、自由（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要像马克思当年那样“怀疑一切”；要在理性的审判台前审视一切。他们认为真理是无穷无尽的，它不可能为任何人所绝对表述和独断占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不能让权威来充当裁判官！人们应在这种情况下追求真理。

    要求一次“启蒙运动”及“社会主义新的文艺复兴”。

    要求在中国进行像苏共“20大”后类似的“改革”。

    要求参考“南斯拉夫道路”。要求调整“一边倒”外交路线。

    他们提出在中国已出现一个“特权阶层”，必须制止其发展。

    他们认为一个不受监督制衡的权力决策失误，其后果是灾难性的，权力必须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衡！

    要求在选择，出国留学和毕业分配时依成绩而一视同仁，党、团员不应有优先或照顾。（这很容易取得平民出身的大学生的呼应）应公开人事档案。

    他们认为1955年“肃反”时根据公之于世的胡风私人信件构不成“反革命”罪行。同时，他们认为“肃反”扩大化。（这是指“肃反”中追查扩大化，而不是指“肃反”中搞出来的“反革命”分子数目扩大化。）

    他们认为应认真改善党群关系，改善党的领导（包括领导方式及领导能力）。

    在“5·19运动”期间，以上这些就是他们的主流意见。在“燕园”中同时也有非主流意见，如要求“废除党委负责制”，要求“教授治校”等。为此，马寅初发表谈话：“废除了党委，‘北大’几千人的事我管不过来，连俄文也学不成了！”（大意如此，原话载当时“人民日报”。）

“5·19运动”的参与者们要求在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目的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离开社会主义制度。这是“5·19运动”在政治上的特征，“5·19运动”不代表“燕园”中同时发表的非主流意见。（“北大”校刊“红楼”上有篇文章“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致记下“5·19运动”初期的“鸣放”情况。“北大”编有“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中国人大编有“高等学校右派言论汇集”，前两本未公开发行，供内部使用。后者曾在新华书店凭介绍信购买。以上诸书人间尚存，史迹班班可考！）

（三）

    由于苏共“二十大”吹来了一股“解冻”，“改革”之风；也由于 毛泽东执行以“放”治天下的方略，在1957年5月19日

    苏共“二十大”倒底有什么魅力，引得中国人（上至政治家，下至老百姓）在长达二十年（1956—1976）之久的时间内神魂颠倒，如醉如狂！看来它确实触动了中国人某一根敏感的神经！

    人们知道自“中共”成为“第三国际”的一个支部后，无论是陈独秀的“右倾”投降；还是王明的“左倾”冒险，“立三路线”，翟秋白的“盲动”，“调和”，三十年代苏区的“肃反”，“肃托”滥杀无辜以及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战初期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1945年的“重庆谈判”，1949年的“划江而治”，其背后都有斯大林的影子。有些是斯大林叫“第三国际”下令“中共”干的。

    1949年后在政治上我们“一边倒”；在业务上“一切向苏联学习”。在这样的两党关系中今天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三个问题（“民主”、“法制”、“个人崇拜”），“苏共”有；难道“中共”没有？

    “苏共”能改！为什么“中共”不能改？

    就这样苏共“二十大”在“燕园”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也反映了人们对“斯大林时代”及其体制的厌恶！）

    中共在1935年以前所犯的错误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把这一切都算在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身上，（为什么不算在中国农民身上，毛泽东不是说过中国革命（指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农民革命”！待考）这当然是中共当时在顾全大局！（尽管当时“第三国际”已解散。）在犯“左”、“右倾”错误的人中，除了陈独秀坚持“独立思考”，拒绝到“第三国际”去检查外；李立三、翟秋白对所谓“错误”检查又检查，检查了一辈子，直到他们死其检查也未过关！

    50年后的今天可以看到当年“燕国”中那些大学生们提到的“解冻”，“改革”也并非什么良策！

    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当时无法看出赫鲁晓夫，勃列日湟夫，安得罗波夫，契尔年科等人都是“斯大林分子”。他们离开了“斯大林体制”一天也活不下去。苏共“二十大”以后的“改革”只是“斯大林分子”在“斯大林体制”内的修修补补，这些对中国何益？

    铁托死后，一个小小的南斯拉夫四分五裂，内战不已，民族冲突，流血骚乱。“南斯拉夫道路”如何？于兹可见，这些又对中国何益？

    他们预见不到在1978年后中国那一场在“国际共运”史上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改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才是中国要走的康庄大道，而中共引导中国走上这一步也确实要有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勇气！

    而在1957年“5·19运动”的参与者们在“燕园”中提出的那些问题在“后斯大林时代”也够得上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了！

    他们当年提出的“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已经一字不易地写进中共“十七大”党章。他们当年追求的“法治国家”已经起步，他们当年的理想部分实现了！对此，人们为之欣慰！

    在短短的20天里人们在“燕园”里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真正的“民主”与“自由”，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但你得让他自由地表达出来；当时人们还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1957年5月19日

    这种“民主与自由”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中应有的？还是属于资产阶级“专利”？知识分子吃饱了以后为什么还要去争一个“民主与自由”？这些都是在中国讨论了60年仍讨论不出什么名堂来的玩意儿，这儿就不费笔墨了吧！

（四）

    北大“5·19运动”的参与者是些什么人？

    他们信仰并追求“科学的社会主义”（即他们所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在“5·19运动”中他们要求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

    他们崇拜毛泽东，他们天真地想联手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来实现他们的抱负。他们认为毛泽东会支持他们！

    在1945年6月毛泽东和黄炎培有过“延安窑洞对”，凭这一点毛泽东应该支持他们。但是这一次这些年轻的娃娃们算是一厢情愿，谬托知己了！

    “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什么样？谁也没有见过。

    只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去找。

    “科学的社会主义”必须保证他的成员有独立思维，追求真理，自由地表述自己思想的权利，而不会因此受到打击和迫害。“科学的社会主义”必须保证它的成员“免于匮乏”。这应该是“科学社会主义”主要表征之一。这正是科学的共产主义者所设想和创建的社会。

    但是从“第三国际”开始，各国共产党很少宣传“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得最多的是他们本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著作。这是斯大林搞“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之一。各国党的领导人又宣布他的著作就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而且是适合他们本国国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上世纪“国际共运”中的通例。并非只有中国如此！

    今天看来在1957年5月“燕园”中大学生们讨论“科学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又不应该是什么样？它应该有什么？又不应该有什么？只能是一批未经涉世的大学生们遵照他们的理想和信念，热情和追求在徒托空言！他们是一批“理想主义者”！若干年后，他们会感喟：“当年我们太年轻了”！

    然而这一切又如此难能可贵！自从有“京师大学堂”以来中国大学生第一次对国家政治生活提出如此广泛而又深刻的见解。在短短的20天里意见如此集中而激烈。在中国大学中不仅空前，且为绝后。这是他们这批骄子们的光荣；也是中国大学的悲哀！

    在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以天下为己任”起而救亡。从南宋的“太学”到明末的“东林”；从清末的“公车上书”到“五四”，“一二九”。面对历史上的先行者们，北大“5·19运动”的参与者应无愧色！他们是时代的弄潮儿，是“北大”的骄傲，是中国大学生中的佼佼者，他们不愧为“五四精神”的传人！

    在1957年中国不存在危急存亡，但当时中国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十字路口：是执行中共“八大”路线？还是修改和背离中共“八大”路线！

    这固然不涉及民族存亡；但涉及未来中国的走向；是倒退！还是通过“改革”而前进！历史表明从那时起我们选择一条长达20年之久的倒退的不归路；而“5·19运动”的参与者们用他们的言行选择了通过“改革”而前进。

    而中国要倒退必镇压“5·19运动”！北大“5·19运动”的参与者们为他们的思想付出沉重的代价！他们必须正视淋漓的鲜血，直面惨淡的人生……。

    当年蔡元培把学生从监狱里保释出来，而在1957年“北大”却因思想和言论把自己的学生送去劳改场。这是“北大”无可奈何的悲哀！

    “北大”能培养出成批的“三好生”，不少“驯服工具”，大量出国深造的高材生。但再也培养不出有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及“以天下为已任”的书生情结而对天下事慷慨陈词的大学生。它再也培养不出“求仁得仁”的林昭，（一个江南弱女子，居然奋然而起，以死相拼，使得天下中国人在她的面前为之失色！）这同样是“北大”无可奈何的悲哀！

1957年夏“5·19”

（五）

    “北大”为什么会发生“5·19运动”？

    这是因为：①当年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人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和“五四精神”的继承者。“五四精神”和传统在马寅初任内还在“北大”残存着一点，不要小看这残存着的一点。它保证并生成了在这20天的时间内在“燕国”中有这一场学生及部分教师关心国家、民族及执政党前途，命运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

    ②“北大”师生中集中了不少“精英”。在其它高校的师生中也有“精英”，但不如“北大”之多。

    由于以上环境和人文条件在1957年夏“北大”发生了“5·19思想解放运动”。

    马寅初下台后在“北大”那残存的一点“民主与科学”的传统也没有了。从此“北大”告别了“民主”、“科学”、“理性”。它已经再担负不起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这一重任了。这同样是“北大”无可奈何的悲哀！

    对“五四运动”及其精神提得最多，评价最高的是“中共”，将“五四”定为“青年节”并届时举行纪念活动的是“中共”。“中共”声称“五四运动”是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并认为“五四运动”为“中共”的建立作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中共”自居为“五四运动”及其精神，传统的唯一法定继承人。在1946—1948年间在国统区内历次学运中“中共”均以“五四精神”为号召。但是在1957年同样是在“五四精神”及传统影响下产生的北大“5·19运动”却遭到镇压，令人费解！

    在20天的时间里在一所高等校园中没有人组织领导，大学生们自发地对天下大事发表了不少正确的，有见识的意见，这在共和国历史上是一段“盛世佳话”。

    对此悠悠青史，自会公断！

（六）

    北大“5·19运动”的定位。

    由于“北大”当年所划“右派”悉数改正。北大“519运动”不存在“定性”问题。但存在“定位”问题。

    北大“5·19运动”不是一次“争民主”运动。这是因为：①当时他们提出的问题不仅仅是“争民主”。

    ②这些未经涉世的大学生争不到任何实际的民主，他们只会让政治家玩弄于股掌之上。（1957、1966均如此）。

    ③在中国“民主”是争不来的。但可以“等”来。

    2007年中共“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上写着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并非由于他们想起了在1957年北大“5·19运动”中有人提到过这两条；而是他们要在中国构建现代国家，以上两条必不可少！

这是中国双方（“改革开放”方和北大“5·19运动”方）的言行遵循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而不是逆此进程）在20年后（从1957年算起）走到一起来了。就这一点，可以告慰当年“5·19运动”的参与者们。但这不是他们争来的；而是历史对他们的回报！

北大“5·19运动”是一次“民间的（是自发的，不是当局领导的）”“思想解放运动”。是把“思想”从“斯大林体制”的僵化及教条中“解放”出来；“解放”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中去。

    今天“解放思想”是执政党的号召；在50年前“思想解放”却是一条荆棘之途！

    50年前的这场民间“思想解放”运动的特点是：①短暂（为期一个月左右）。②遭到镇压。

    在中国如果政治家们有需要，就会有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如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你不想参加也不行，他会来叫你开会，学文件、发言、表态、口诛笔伐把对方批倒，批臭，批透，会有人来布置、检查。有声有色！

    但是如他们不需要，就不会有。如1957年“5·19运动”就遭到镇压。

    “民主”可以“等”来。政治家们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那就会有。以上是中国特色！

（七）

    北大“5·19运动”的作用，特征及其影响：

    ①学校是“教”与“学”的地方，教学的主体是教师。在学校中开门“整风”应多听听教师的意见，或以教师为主。

    但在1957年5月19日

    ②北京及全国各地高校大学生写大字报参加“鸣放”始于北大“5·19”

    北大“5·19运动”的特征：

①独立性：北大“5·19运动”是大学生“独立思考”的产物。“燕园”外各界的“鸣放”在“北大”没有引起呼应和反响。

②前瞻性：他们当年提出的民主、法制、法治……等均已在中国逐步实现。

    ③公诚性：他们出于完善社会主义社会的愿望及追求社会主义的理想和抱负来表述他们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其志可嘉，其意可感。他们与党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个人恩怨，完全是事出公诚而无私念。

    ④专题性：他们提出的民主、法制、法治……等大都成为一个专题，尽管其结构并不严密。

    ⑤群众性：“燕园”中大部分学生卷入到“5·19运动”中，不一定每人都写大字报，但他会是一个有心的看客和听众，决不会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即使是一个一言不发的人在这20天里他也会心底波澜自知！

    北大“5·19运动”的影响：

    可以将全国“鸣放”（京、津、沪及全国省会以上城市有一个明显的“鸣放”阶段。）分为四个板块：①民主党派、人民团体。②党政机关。③企、事业单位。④科研院所，高等院校。

    除高等院校外，其余各界“鸣放”范围小，参加人数少（只限于其本单位）。以帮助党“整风”为名的“鸣放”意见有些是出于个人意气纷争或历次政治运动所造成了个人恩恩怨怨，还有权力再分配等。但大学生“鸣放”出于以上原因极少！

    以上四个板块“鸣放”的影响力以大学生“鸣放”为最大。

    毛泽东为了要造出：“……中国天空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之势，在报刊上多登并渲染民主党派的“鸣放”意见。让老百姓看到民主党派要翻天了！其实毛泽东心里明白，那几个党员人数不过数千人的小党要在中国闹点乱子，那是“童话”。但是对这一群年轻而又文化程度高，人数也不少的大学生群体如果搞得不好，还真会出乱子，毛泽东知道匈牙利的流血骚乱就是该国的大学生先闹出来的！

（八）

    北大“5·19运动”的历史意义：

    他们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提出改革体制弊端的要求。

    他们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国家中“民主与法制”不可或缺。

    他们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应是“法治国家”。

    他们企图探求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表示出探求的愿望，而无探求的实例。他们当时的探求是有历史的局限性。如他们提出苏共“二十大”后的“改革”及南斯拉夫道路）。

    以上标志北大“5·19运动”预见并揭示了当代中国历史的进程——改革、民主、法制、法治是中国必由之路！

    北大“5·19运动”不是一个局部的校园“鸣放”事件，它代表了高校这一板块的“鸣放”。就它的定位、特点、作用、影响，历史意义而言，它是一次全国性事件。

当时全国没有那一个界别及部门在“鸣放”中像北大“5·19运动”那样涉及问题之广，之深，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表现之激烈。对最高当局影响之大以及最高当局对它关注之切。

    北大“5·19运动”是1957年中国“鸣放”的典型和代表作！

    拨开历史的迷雾，此事愈久弥清！

    自“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后，毛泽东在长达20年之久的时期内过高地估计了国内、外敌情并背离中共“八大”路线。

    在1976年我国国民经济已濒于崩溃边缘。他的继任者已无法沿着他那条道路走下去。不得不另找新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违反毛泽东的意愿的；但这又是他所造成的。

    由个人意愿来左右历史，必受到历史规律残酷的报复！

    北大“5·19”

1957年在北大‘右派’处理大会上该校一位姓王的党委副书记在会上说：“……他们（指‘右派’大学生）对我们社会要求过高……。”这位书记大概看到1957年的中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并将长期处于这个阶段），北大右派学生提出的意见有些是超前思维，是1957年的中国做不到的。（此“讲话”摘要刊登于１９５７年底的北大校刊“红楼”上）这在当时是一种极富人情味的说法；也是对大学生‘右派’（党、团员占８０％以上）问题一种人性化的思考！值得在此一记！

严重扩大化

（一）

    55万‘右派’都是些什么人呢？什么人都有。

    他们中间既有学术泰斗；也有文盲、半文盲。

    既有民国时期宦海浮沉多年的巧宦；也有未经涉世的大学生。

    既有早年提着脑袋干革命的共产党；也有蒋家政权中的“残渣余孽！

    既有梨园界的‘老板’；也有天桥的‘把式’。

    可谓革命左派与反动官僚一色；一时俊彦与文盲、半文盲齐飞。蔚为大观。

    若干年后人们不禁惊异当时是一种什么力量和机缘集当时中国优秀人物和劣等人物于同一种名称份下。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一点能耐和真功夫是不行的。然而这却是1957年中国政治生活中一道光怪陆离的风景线。

    既然划了55万‘右派’，总该把‘右派’一网打尽了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没有得到‘改正’的那八九千‘右派’；大都是在当时‘鸣放’中赤膊上阵的“李逵”，‘张飞’式人物。老谋深算，城府极深的“右羽人士”在‘鸣放’中并不形之于色，他们在“静观其变”。

    当时在高校中就有不管党委如何诱导；学生如何动员，在‘鸣放’中始终一言不发的教授。对这些人，毛泽东的“放”没有用，他们认为火候不到，就不会出来乘这个“机”！这才是最危险的重量级‘右派’；但他们在整风中没有言行、划不上‘右派’，漏掉了。如果以后中国有人出来收拾残局；或者打着白旗去组织“维持会”，也正是这部分人。

    1949年8月13日有

    在1957年6月26日

    1962年6月27日

    “北大”化学系主任傅鹰与他的同事说：“这些党员看见我们好象我们是‘特务’！”毛泽东在中宣部的“宣教动态（1957年第51期）”上看到此说后批示：“傅鹰这样的人是爱国的好教授！”据此，毛泽东知道什么是“爱国”！

“严重扩大化”化到梨园界的“老板”（如李万春、叶盛兰）和天桥的“把式”（天津马三立）令人可笑。人们不禁要问：“梨园界的老板”和天桥的“把式”什么时候会构成对一个政权的 “威胁”？。

    至于演电影的石挥、吴茵；唱歌的张权、楼乾贵，画画的傅抱石、江丰，写字的启功、写小说的丁玲、姚雪垠，翻译的傅雷、许孟雄，以至于当年闻名全国的“七君子”中有两位君子也进了以上行列——章乃器、王造时。

    按照当时党对‘右派’的处理政策中有“可自谋生路”这一条，以上这群爷儿们自由组团到北京天桥、南京夫子庙，开封大相国寺，上海大世界去混饭碗吃，还真“文武混乱”，慰为盛观！

（二）

     据有人写文回忆：徐平羽1957年在上海主持某对外文化单位，该单位一个‘右派’没划。象徐平羽这样的人全国还有，但不会多。

     据江渭清回忆：1957年毛泽东到南京，要江渭清划‘右派’。江渭清陪着笑说：“主席，不是不划，是没有了！”象江渭清这样能对毛泽东说：“不是不划，是没有了”就算不错了。江回忆江苏划了一万多‘右派’，行政级别最高是“副厅级”。

     周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说：“当时我不划那么多‘右派’，我就要被划成‘右派’！”真是语惊天下！人们不禁要问周杨：“为了自己不被划成‘右派’，就要划更多的其他人为‘右派’，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1957年全国各地象周杨那样的也不少。

    团中央、中青报是划‘右派’的重灾区。各高校‘右派’学生中团员不少，各班的‘座谈会’和‘自由论坛’都是团支部和团员组织起来的，学生按照中青报上“辣椒”这一栏目写点小辣椒式文章大都划成“右派”。但团中央、“中青报”划‘右派’时期胡耀邦不在北京，他到外地视察去了，连系到二十二年后‘右派’问题‘改正’，胡耀邦起了重大作用，1957年夏他离京外出颇耐人寻味！

（三）

    毛泽东在1957年6月8日

    有学者指出：“……正是我们作了有在我国出现‘匈牙利事件’危险的不合实际的估计，才有‘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错误……。”[7]

毛泽东这一“演习”和“分割”就演习、分割出了54万‘右派’出来。可谓大手笔！

从“三、五反”到“肃反”（不是指肃反中查出的反革命分子扩大化，而是指肃反中追查人数扩大化），从“反右”到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一直到“文革”，“严重扩大化”是常态。联系到“富田事件”和“延安抢救”，毛泽东和“严重扩大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人们很少注意到党内、军内右派。这部分人比党外右派受到冤枉、委屈还多。他们一律被开除党籍、军籍。各省、地、县、党内划出一些以主要负责人为首的“右派反党小集团”（如沙文汉，王翰）。这些人都是中共党内权力场上倾轧的结果，和毛泽东“两个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差十万八千里。

距李维汉撰文回忆：有半数以上的右派失去公职。死于劳改场的右派人数已不可考。有少数的右派被杀（如林昭）。这些都记在林彪四人帮的账下。如果在1957年我们能听听这些人的意见，改革一下体制上的弊端，改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扩大民主，健全体制，说不定我们能避开“文革”也未可知！无可奈何的是历史不承认“如果”！

由于被改造对象并非“敌人”，长达22年之久的“改造右派”就成了一场荒谬的游戏！错划“右派”中有一些是“中共”的忠诚党员（尤其是一些背叛了自己的家庭追求中共的人）。荒谬的改造，非人的待遇，恶劣而又残酷的生存条件，在长达22年的“改造”中，还真把这些人中的有些人改造成了“右派”。

有些部门和单位在1957年所划“右派”全部“改正”，那么这些部门和单位当年不是白忙活了吗？这些部门和单位集中起来，不就成了全局？那1%没有改正的“右派”让全国老百姓忙了大半年（1957.7—1958.3）。还有54万改正右派陪着他们玩了22年。1%的未改正的右派支撑着反右派的正确与必要。后代史家对此感到迷惘。

后果

    “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后果如下：

     ①邓小平认为：“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反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１９７６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二十年。”[8]

     石仲泉、薛钰著文指出：“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前期29年里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失误，是从１９５７年‘反右派’扩大化开始的。”[9]以上两段“引文”就是本文标题的“题解”——也是本文的立意所在。

     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所鼓动起来的政治热情和思想为１９５８年经济上的‘大跃进’作了组织准备和思想准备；使这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轻易地一哄而起，从此中国开始了革命者“盛大的节日”；也驶向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快车道。

     在此期间中国人如迷如醉，如痴如狂。全国城乡处处有漏夜的弦歌、不眠的工地。于是几天以内编出了一本字典（‘西汉字典’由北外西班牙文系师生集体编出）。一周内编出一本“中国文学史”（由北大中文系师生集体制作）。

     前面毛泽东提到的那位爱国教授傅鹰对北大化学系的学生说：“你们这样的化学试验，我不签字！也不承认！”学生们的回答是：“资产阶级专家的签字我们不要！我们也不要资产阶级专家的承认。”这回答掷地有声！

    于是在中国大地上上升的“卫星”为世界之最！

    ③胡绳著文指出：“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动摇和修改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科学论断，这成为后来党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一次又一次犯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的理论依据。”[10]

在1957­—1976年间“一次又一次扩大化甚至无中生有的错误”有三个：①1957年认为中国有出现“匈牙利事件”的危险；②1962—1964年间认为中国“三分天下仅得其二”，并在城乡点上揭开“夺权斗争”的序幕；③1966­—1979年间断言“资产阶级就在党内”。

除这三个以外，另外还有半个，1959年的“反右倾”。毛泽东指出“庐山会议”的这一场斗争是1957年“两个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这次之所以算半个是这次斗争搞出来的不是“敌人”，而是“同路人”（“同路人”之称谓和群体见之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在这“一次又一次”甚至“无中生有”期间，毛泽东一直在和中国大地上那个游荡的“怪影——苏共‘二十大’及赫鲁晓夫怪影——在厮打，他要在中国搞出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赫鲁晓夫才罢手！”

④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说：“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经济剥削阶级，容易消灭。现在可以说已经消灭了。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时才发现的……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它吊着，不忙宣布为好……。”[11]

    这个一“吊”一直“吊”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算放了下来，在此期间毛泽东所说的那个“政治思想上的阶级”确实‘不易消灭’。500万知识分子（包括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大学生）脱胎换骨近二十年。

    ⑤“双百方针”无法贯彻，“攻方”是康生、陈伯达、姚文元之流；“辩方”只有“自证其罪”。攻之者说“有”；辩之者不能说“无”。如果没有一个思想解放，‘兼容并包’的局面；‘百家争鸣’无异‘痴人说梦’！‘科学的社会主义’也谈不上与时俱进！从此千里秋风，寒蝉沉响。百卉凋零，万马不嘶！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⑥各党派之间的“互相监督”已为“天方夜谭”；一个失去监督的权力势必潜伏下危机，会导致这个权力的‘异化’和‘衰亡’；前苏联就是实例！

    ⑦天下俱是诺诺唯唯之士；周围又是一片“万岁”声。一个被‘万岁’声包围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被‘假话’、‘谎话’、‘神话’包围的人。没有了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没有了“忧国伤时”的书生，没有了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匹夫，深居中南海丰泽园内的毛泽东一定会感到深深的寂寞，因为再也没有人与他相与论天下事，他想再听一句诤言已不可得。后来在山呼海啸的“万岁”声中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江青一伙把他簇拥上了“高处不胜寒”的琼楼最上层。这正是毛泽东晚年的悲剧。毛泽东终于在他的晚年为他的“亲密战友”所送的那些‘浮名’所累！

     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当代中国史新的一页。以上影响中国社会政治生活近二十年的严重后果逐步在“拨乱反正”中消失；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光明之途。

     前些年有一些二三流的什么“星”们嗲声嗲气地唱‘文革’时期的‘红太阳’歌曲。其声性感、香艳、媚人，可谓“风情万种”，“一曲销魂”。此声如闻于九泉，毛泽东听到会疹起一身鸡皮疙瘩；当惊人世“山川未改，景物全非”！他又何以能忍对这“无边风月，如此江山”。

【参考文献】

    [1] 人民日报[N] 1957.5.22

    [2]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4.  834

    [3] 杨小燕  评赫鲁晓夫报告[J]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7.5.   62、63

    [4] 刘向文、贺永方  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和教训[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  52

    [5][6] 王素莉、刘志光  反右派斗争研究综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7.6.  115

[7] 斐棣  党在1957年怎样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阶级斗争的正确论断[J] 党史研究1983.5.   24

    [8]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53、254

    [9] 石仲泉、薛钰  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前期党央[J]中共党史研究  1997.3.7.

    [10] 胡绳    胡乔木和党史工作[J]中共党史研究 1994.1.1.

    [11] 张启华  矛盾学说的发展及贯彻中的失误[J]当代中国史研究  1997.3.   89

北京大学1957年的《广场》重印忆往

 

 吴  庸

 

     1957年的北京大学拉开“5·19”

民主运动序幕。数学系“54级”学生张景中、杨路、陈奉孝、钱如平贴出大字报《自由论坛宣言》，要求：“一﹑取消党委负责制，实行民主办校；二﹑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选修；三﹑取消留学生委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四﹑开办自由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如此大胆的意见引致众人围观，窃窃私语。既然带头者敢于放言，不同面目的社团、刊物也就争相出现，其中就有“百花学社”论坛和《广场》编辑部。《广场》称，他们“着重发表揭露的和非‘正统’的作品”，但是，对选用的稿件并不意味着完全同意其观点。尽管如此，当他们把名为“北大民主墙选集”的《广场》第一期在校内推销时，大部分被一伙目的明确的人抢走后点火烧之。显然，校当局不喜欢《广场》的存在。这一期（也是最后一期）《广场》印500册，留存下来的微乎其微，《广场》至今已难寻觅。幸亏黄河清与朱毅二位先生提供油印版影印件，才获得重印的可能，对油印版缺失的内容还有所补充，使之更加充实。通过这次重印，可以目睹当年一些北大学子的战斗风貌，从中领略当年北大民主运动的不屈意志，的确是感慨良多，千言万语说不尽从中获得的教益。

 

    中文系学生沈泽宜、张元勋的短诗《是时候了》是北大首批大字报之一，它象一声号角，响在北大上空：

是时候了

    对这种不公正的探讨是北大“5·19”

   2010.8.17　

                                                       （转载自《观察》）     

1957北大杂忆

 

段宝林

 

我是1954年考入北大中文系的。原来报的是新闻专业，后来又分专业，大概因为我是从华东作家协会考来的，所以就被分在文学专业了。同班的有刘绍棠、王磊、陶尔夫、沈泽宜、张钟、吕乃岩等人。

 

入学不久，我就在全年级受到了重点批判，来了一个下马威。

 

说来非常意外，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我们年级的调干同学比较多，许多学生的年龄偏大，对年轻的老师有时似乎不够尊敬，学校要进行尊师教育，我就被抓了典型。我其实就是等上课时在笔记本的封里作为练笔随便记了几句形象描写一位助教的话，检查笔记时，交上去却被她本人看到了，被马列主义教研室认为是对老师不敬，反映到中文系。于是，团总支书记张钟在全年级大会上点名发动对我的批评，在我们文学专业1班团支部专门开会对我进行了集中批判。这样我就在全年级200人中成了名人，连新闻专业的人全都知道我了。

 

但是，我并不在乎，我知道那些批判的斗争语言并不符合事实，所以只当成耳边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我的思想情绪一点也不受影响。我照样每天洗冷水澡、跑步锻炼，不久就被大家选为军体委员。1955年中文系运动会上取得了团体总分第一和个人总分第一。后来又以全5分获得了三好积极分子和优秀生的奖励。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

 

我在团员的发展工作中，重点培养的对象就是沈泽宜，因为他是从西语系转学过来的，学习成绩比较好，体育成绩优异，自己又要求进步，所以成了我们重要的发展对象。记得我还在全系团组委的会议上，应秦珪书记的安排介绍了培养他入团的经验。

 

1956年国家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向科学进军。我和张钟、陆俭明在北大团代会上还做了一个《学生也可以向科学进军！》的联合发言。（由我起草，张钟在大会发言，他是团总支书记，后来和我一起留校，并且住一个房间，关系很好，善与人交，久而敬之）。

 

我当时立即付之行动，埋头苦干起来。在写学年论文时，我研究文艺理论问题，对苏联季莫菲也夫的《文学原理》，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广泛收集古今中外的材料，记了好几本笔记，最后写成了五万多字的专文。

 

1957年春天，大鸣大放，进行整风，我正在忙着写我的学年论文，这是非常困难的，要把材料组织起来，理出头绪，提出新的观点，进行论证，十分费脑筋。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写这样大的文章呀！

 

当时大字报铺天盖地，我顾不上全看，只在吃饭时端着碗，边吃边看，因为是党员，也不写大字报。对沈泽宜、张元勋的诗《是时候了》也觉得很好。

 

后来，看到在16斋的北墙上，用白字写成了一幅大标语“一切违背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这可能是一种警告，但我还是没有感到有问题。大约在5月下旬，原来同我一起在上海中共中央华东局办公厅机要处一起工作的丁克成同志来北京出差，见面后谈到北大，他说：“听说北大出现了许多反党的大字报。”这使我大吃一惊，我说没有啊。他也没有再说什么。

 

后来发现一些大字报是有问题。如一位数学系学生用谈谈的别名写小字报，说1954年大水是共产党造成的···但我认为那只是某些学生的思想认识问题，并不是反党的。但我曾经与他辩论，晚饭后在未名湖边散步，我记得他还曾说，用数学公式可以描述树叶飘落的曲线···使我感到很新鲜。

 

不久，开始了反右派斗争，我作为文学专业1班的团支书，组织团员写了一版大字报，其中包括沈泽宜的检讨。贴在16斋对面小平房的山墙上。当时我们做了他的工作，在那种形势下，他很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写了检查。

 

那时，我们并不知道：右派就是敌我矛盾，后来也没有给他任何处罚，1957年暑假回南方时，我还和沈泽宜、卓如、邵忻等六个人一起上泰山看日出，又到南京游玄武湖，玩得很痛快。

 

但是，在社会上，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带他们在南京游览时，曾在省人民检察院一位老战友的宿舍挤住了一宵，后来他说为此曾受到严厉的审查，似乎北大的学生全是右派，住一宿也成了大问题。

 

暑假以后，北大又接着抓右派，我们班又莫名其妙地抓出薛鸿时、秦学铭等两名右派。薛鸿时对苏联的什么什么斯基、诺夫说了一些不敬的话，成了极右，在门头沟斋堂山区劳动改造很多年。毕业时，沈泽宜虽然没有受到处罚，却被分配到陕西基层的一个中学教书，一辈子也没有结婚。我们班出了3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他们都吃了很多苦，今天想起来是很令人难受的。

 

我们是一班，张元勋是二班的，他与沈泽宜不一样。他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演说、辩论、串联，写诗、大字报，还组织筹备刊物《广场》，向校长马寅初募捐。我记得他曾经写了较长的一首诗《人之歌》，其中说批评人的缺点就是对人性的践踏···当时我看了认为不对，曾经用笔批了两句：“不要痛恨医生，甚于痛恨疾病!”

 

张元勋在二班，许多情况我不了解，但后来从张钟等人处，也听说过他的一些情况。

 

据说，当时一些活跃的右派学生曾在香山开会，准备成立什么流亡政府，让张元勋当总理。

 

后来，可能他就是因为这件事被捕的，判刑8年，在劳改农场劳动改造了很多年。刑满释放后又在那里就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落实政策，到曲阜师范学院中文系教古典文学。

 

有一次，我到曲阜开会，去看望他，曾谈到此事。他说：他得到了通知，要在香山开会，成立政府。当时曾经向一位北大哲学系的青年教师汇报，这位老师已调到人民日报社去工作了，常代表组织与张元勋联系。这个老师可能是人民日报派到北大来了解情况的，常常到我们学生宿舍中来，所以我也见过，是瘦瘦的，个子较高，但名字忘掉了。

 

张元勋对他说，有这么一个会，要我参加，去不去？

 

答曰：可以去，不过要把情况如实汇报。

 

会后，张元勋汇报了，可是后来还是被捕判刑，我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应该被捕判刑的。也可能他隐瞒了一些重要的情节。当时也没有仔细去追究。就谈别的事情去了。

 

     我始终不认为我们班的右派同学是反革命。改革开放以后，我也参加落实政策，右派的冤假错案都得到改正。我和许多过去被打错的右派同学和朋友，如刘绍棠、过伟都是我在文学上最好的合作者。我是刘绍棠乡土文学研究会的会长，写了不少文章。我和过伟合作编过《民间诗律》、《中外民间诗律》、《古今民间诗律》等三本大书，又为他的许多书写序，直到现在还在共同主编35卷本的《中华民俗大典》。这是3000多万字的一套大书。

 

     1957年，我们班党员多，党支部领导决策，而团支部只起配合作用。我当时正忙于写学年论文，到57年下半年写成时，发现竟有5万多字。因为论文的内容是不同意苏联文艺理论的，所以，在1958年的双反运动中，也受到大字报的“火烧”，认为是对苏联和马列主义的态度问题；对于我在反右派运动中埋头写论文，不带领团员们去反击右派进攻，也批评为“白专道路”、“严重右倾”。幸亏党支部书记周述曾同志比较实在，他看了我的论文，并不认为是反苏的，反而说：“段宝林在文艺理论上还有一套呢!”我的论文也曾经给文艺理论教研室的杨晦、钱学煕教授看过，他们两位也很赞赏，当时杨晦先生虽然没有表态，后来却对教研室主任彭兰同志说过：段宝林在文艺理论上是有一套的。

 

我对大字报的批评，并不在意。照样去参加活动，写批判文章，有一篇批判林庚先生治学方法的文章还发表在北大学报上。毕业前，我们文学专业两个班的团支书，我和沈天佑同志还到北师大中文系去“取经”，向他们学习学生集体编写《中国文学史》的经验。他们敢想敢干，已经动起来了，我们请他们的领导人孙一珍、张恩和两位来北大介绍了经验，我们也跟着干起来。孙庆生同志说我善于搭建体系，就分工让我写序言。为了赶写序言，大家和外国留学生一起到十三陵游览，我也没有能去。让我在家里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