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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记者宋德成2010-10-16纽约报导〕被誉为是中国民间预防爱滋病第一人的高耀洁最近出了新书，她于10月15日在纽约为这本名为《揭开中国爱滋疫情真面目》的书举行新书发布会。这本书是高耀洁从中国带出的三本书稿中最重要的一本。全书分为五章，包括中国政府鼓励的血浆经济、政府漠视的结果、爱滋孤儿与爱滋病防疫推广工作等。书中重点指出，中国政府把爱滋病主要归咎于吸毒与性行为，是不正确的；爱滋病在中国传播最主要的原因是输血和卖血。

高耀洁强调，目前在中国卖血的行为并没有停止。高耀洁说：“现在转入地下，夜里12点抽血，到了天明6点钟，没了，没人了，都走光了。”

高耀洁认为，中国人对爱滋病的认识仍然不足，很多人知道河南有爱滋病村，却不知道是卖血与输血导致爱滋病迅速蔓延。她表示，甚至有些民众因资讯不足而相信因果论，认为坏人才会患上爱滋病，导致病人因被孤立而饱受身心折磨。

高耀洁表示，这本书记载着她从1996年4月至2009年12月共走访了15个省的100多个村庄所得到的资讯，以及在访问病人时遭遇到的困难。高耀洁说：“因为它有命令不准你说，爱滋病人自己也不敢说”。

高耀洁认为大批农民因卖血而感染爱滋病毒，政府应该承担责任。她表示，可惜这些病患者无法得到真正治疗和照顾，因此她决心揭露真相，呼吁国际社会救助他们。

高耀洁的朋友北明也在新书发布会中分析了高耀洁在83岁高龄离开家乡的原因。北明说：“只有一个目的，把她所掌握的爱滋病情况公诸于世。”

北明认为，中国国务院应该积极处理爱滋病疫情。她表示，高耀洁凭一己之力，出钱出力帮助中国爱滋病患者，她应该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高耀洁目前是以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的身分留居美国。

——在高耀潔新書發布會上的發言

尊敬的高耀潔教授、主持人小姐、張會長、吳主席、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在座的負有特殊使命者：各位好。

謝謝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站在這個我沒有資格站的地方說兩句話。與其說這是我的榮幸，不如說這是我的缺欠：我沒有像大陸、香港、台灣很多義工那樣追隨過高耀潔醫生的腳步，關注過中國血禍的受害者們；作為一個作家，我也沒有像我大陸的朋友那樣，冒險報導過高耀潔的事蹟。不過我想既然我來了，站在這裡，只要有三、五人在場、一、兩個人在場，我要把我的心中的顧念與您分享。

2001年9月30號，高耀潔教授結束對河南周口地區艾滋病情況的調查中返回鄭州。中途聽說一個村子艾滋病情嚴重，她轉路去了這個村子。

進村就聽見一個孩子奶聲奶氣的叫聲，下來，下來。她循聲而去，走進一個院子，遇到一條精瘦的黑狗。跟著黑狗，她走進一間農舍。打開門，看見一跟草繩，一頭栓在房樑上，一頭拴在一個年輕婦人脖子上。婦人已經僵死。她的兩隻腳，被一個兩歲多的孩子雙手抓住。孩子涕泗滿面，一邊哭著嘶喊“下來下來”，一邊啃咬手中的抓著的死去的夫人的後腳跟，這個孩子不能明白，她的媽媽為什麼不再理睬他，不再擁抱她，餵養牠，顯然他餓極了。

後來我們知道，這個年輕婦人曾經與自己的丈夫一起賣血，那時他們才16歲。結果雙雙染上了艾滋病毒。孩子的父親病死於半年前，而懼怕傳染的鄰居和親戚徹底拋棄了這位年輕的母親，連她的親弟弟都躲避她。年輕的母親不堪忍受絕望，懸樑自盡。兩歲的遺孤無人敢收養。不到一個月，這個孩子也死了。

10天以前，我查了那一天的日曆。那一天是本世紀第一個中秋節前一天，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紀念日前一日。一輪明月會在次日的天空升起，親人們享受團員之樂，天安門會放響禮炮，敲響歡慶的鑼鼓……

根據高耀潔老人的調查和相關的文獻，中國31個省份已經沒有因賣血感染艾滋病毒的空白點。而感染的人數已達一千萬。剛才放的片子上告訴我們，根據聯合國的估計，艾滋病毒感染者在全世界是三千多萬。按照這個估計，中國佔去了將近三分之一。

現在坐在我身邊的這位八十三歲高齡的老人，雖然不是第一個把利用血液發財致富而導致血患的消息捅出來的人，她卻是捅出這個消息之後，連續14年不懈地調查、救治、發出聲音、遭到打壓而絕不倒下的人。《2009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鑑》公佈，中國在2008年有19712所醫院，如果以每個醫院只有10個醫生為計，中國醫生就以近20萬計。這近20萬醫生裡，只有名個醫生，為了這場血之禍而站出來說話只有4個醫生；這4個醫生裡，只有高耀潔教授14年來面對打壓和越來越嚴厲的監控，挺到今天。

我想給各位公佈一些數據，這些數據其中起來，可以反映老人這些年搜做了什麼：

不算逃離中國這一年，13年來，她走入過100多個村莊，訪問過近1000個艾滋家庭；足跡遍布河南河北、山西山東、陝西安徽、湖南湖北、江蘇浙江、雲南貴州、四川、廣東廣西等15個省份；大半壁河山讓她走遍了。

她自編自寫寫、自費印刷、自費寄出的各種艾滋病教育普及讀物有130多萬冊。

她收到過來自艾滋病人和各種其他性病相關的信件15000封，這些信都已經發表了。我想說的是，她沒有讓任何一封來信泥牛入海：每個寫信人都會得到她的回复。

她親手救助的艾滋孤兒就有164個。你可以想像，即使救助一個，要花多少精力。

她的家每天接待來訪的艾滋病患者，多的時候一天接待過58位。少的時候一天也有兩、三位。

她把在國際國內所獲的獎金總機合100多萬元人民幣，全部用於中國艾滋病受苦人的救助工作上了。

這天大的事，中國國家總理應該過問的事，中國國務院、中國衛生部、中國民政部、中國教育部，以及各省、市、地、縣、區、鄉級政府和官員應該負責的工作、恪守的職責，高耀潔醫生以耄耋之年、一人之力擔當了。

這位老人手無縛雞之力，她的胃被切除了十分之九，文革時打的。她的一雙小腳，是五歲纏過後來放的。她基本是個殘疾人。但是，在她的面前，是成千上萬的艾滋病患者，她要對她們伸出援手；在她背後，則是行醫的騙子和地方權貴，她必須頂住他們對她施放的冷槍暗箭；而她的頭上，還懸著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這隨時可以發生的當頭之危，用河南權貴的話說，就是“要高耀潔閉嘴”。可是高耀潔沒有閉嘴，沒有停止她的行動。因為她看見那些只會流淚，不會表達的艾滋病患者於心不忍。一個人的仁義之心、悲憫之情能夠有多麼廣大、多麼深厚，高耀潔醫生是一個例證。

我更要強調的是老人的孤絕和悲慨。這裡必須說說老人的出身和文化背景。

高耀潔教授出生在上個世紀20年代。她的家族是名門望族。名門望族是什麼概念，她祖上光田地就有36公頃，那還不算那個家族最富有的，她家的親戚有田地近100公頃的。她家族中人有前清舉人，清末進士。孔夫子論恥，說“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在那個禮儀之邦，她的家族是祖祖輩輩辛勤勞動，靠血汗積累財富的一個光榮的富裕家族。在這樣的家族裡，她從小飽讀史書：3歲開始識字，4歲，一個月時間就把《三字經》背得滾瓜爛熟，5歲開始讀《論語》、《中庸》、《大學》、《孟子》，7歲上讀完了四書開始讀五經。至今這老人《詩經》朗朗上口，《論語》、《孟子》信手拈來，凡與她接觸的當今文科學生，見狀只有自愧不如。而一般人忽略的一點非常關鍵，這就是：儒教仁義道德觀念在她年輕的時候就塑造了她的独立人格，奠定了她的仁义價值观。

可是她後來面對的是怎樣一個社會呢？這個“新中國”，前三十年折騰，毀滅了中國文明的基礎：產權私有被取消，社會結構瓦解，民間社會遭到犁庭掃穴式的清理；後三十年，據說是“經濟騰飛”，但無法忽略的一個事實是：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中國人生活在2005年世界銀行公佈的貧困線生活水平之下，也就是說，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一人一天的花銷不足1.25美金，確切地說是1，17美金。與此同時發生的事情是傳統價值崩潰，國族精神道德整体墮落。高耀潔老人目睹六十年中國變化，尤其是風行社會的欺詐行為，冷漠之風，她難以認可。這僅僅是思想上情感上的孤絕。而事實上，她一生的行為都是對冷漠、自私、麻木、貪婪、欺騙、卑劣的反動。中國人葉落歸根，這是文革期間也沒能破壞掉的傳統。漂流者即便回去受壓，晚年也要爭取回去。可是高耀潔老人八十三高齡，竟被迫出走故土，她明明來日無多，卻斬斷了身後的道路，為的是為中國血禍做見證。那就是說，她先是為了救治受苦人搭上了自己的晚年，再為了揭露中國血禍的根源放棄了自己的家國。以她這個傳統的中國老人而言，做了這樣的選擇，是何等血色蒼茫的心情。

還不止於此。目睹社會墮落，艾滋病人飽受欺侮，她抵抗這種墮落不僅用盡其一生，連身後也要徹底劃清界限。她已經寫了遺書，這遺書不是安排子女如何分她的遺產，老人沒有遺產，“但願人皆健，何妨我獨貧”是她的座右銘。她的遺產是聲明：在她身後“不能存留墓地，不能給文化大革命留下的殘渣餘孽、貪官酷吏、醫騙子的後台等醜類提供場所，”不允許各種騙子以她的名義成立任何組織、基金，借艾滋病的救治的名義發不義之財，中飽私囊。她自立遺囑開始，她就生前身後徹底棄絕了這個墮落的社會。其椎心泣血、孤絕悲憤之情，守死善道、堅守心中良知之意志，在當代中國無出其右。她就是中國最後一位真正的貴族，她是舊中國、好中國、民國之中國的最後一個背影。

圖2：高耀潔教授與來自台灣的台灣電視台記者、救助艾滋病義工（左）和北明（右）合影。紫荊攝於2010年10月15日《高耀潔新書發布會》後，紐約中華公所。

我最後要說的是，我們不能總是在人離去之後，才借著悲痛表達我們的敬意和感懷。美國人把高耀潔比作來自歐洲一個小國家遠赴印度加爾各答，把一生獻給窮苦人的特麗莎修女，她是1979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但是高耀潔救治艾滋群體的險惡，在特麗莎修女的世界並不存在。在這一點上，高耀潔的名字應該與另一位偉大的女性並列，她是波蘭的艾仁娜·辛德勒。這位女性位白人，確卻被猶太人和以色列國譽為“猶太母親”。再座可能不太熟悉她的故事，我簡要介紹兩句。艾仁娜在納粹嚴密控制下的的猶太人隔離區拯救出了2500名猶太兒童。她為被蓋世太保抓捕入獄，嚴刑拷打絕不屈服，後來她因與抗擊納粹的前波蘭政府關係密切，又坐了波蘭共產黨的牢。直到東歐解體，她的名字才傳遍世界。她是1997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順便一提，那一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錯過了艾仁娜，卻給了美國副總統戈爾，成為2009年給了奧巴馬一樣國際間的笑談）。麗莎修女和艾仁娜女士先後在1997年和2008年離開了我們。高耀潔的慈悲之心是特麗莎修女遺產的中國典範，而她的不畏強暴的勇氣，是艾仁娜遺產的中國典範。此外，她雖不是文化人，不像一代新儒家學者們那樣為繼絕存亡，為中國傳統儒教著書立說，她為受苦人代言立命，八十高齡離鄉背井，守死善道、雖千萬人我往矣，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她的一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與人格的血肉文本，是儒教仁義道德精神的當世典範，全世界無人相比。

如果特麗莎修女和艾仁娜·辛德勒女士能與諾貝爾和平獎結緣，我們中國的及特麗莎、艾仁娜於一身，同時具有中國文化精神傳承的高耀潔，從道德人格到行為方式，應是另一位合乎諾貝爾和平獎宗旨的這個獎的中國候選人。如果美國作為民主大國，能夠在三年內有兩位人物錯誤地獲得此獎，那麼中國這個過去和未來最大的人權敗壞、政治不自由、反抗最英勇的國度，連續獲得諾貝和平獎，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藉此機會我呼籲：全世界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資格提名人們，繼續關注中國爭取自由、民主與人權事業，關注高耀潔這位已近八十四歲的老人的生平事蹟。

衷心祝賀高耀潔醫生的這本新書出版。感謝博大出版社出版她的書。作為讀者，能閱讀她流亡期間披露的中國血患真相，能用我們的閱讀和關注，把她以命相許的書擺上歷史的書架，乃是我輩的榮幸。

馬雲龍：在高耀潔新書《揭開中國艾滋疫情真面目》發佈會上的書面發言

有機會在高老師的新書《揭開中國艾滋疫情真面目》發佈會上發言，是我们的荣幸。我们——原大河報記者、副總编辑馬雲龍、中國經濟時報首席記者王克勤，是長期和高耀潔老師合作，在高老的指導下進行艾滋病疫情调查和新聞報道的中國記者之一，是“揭開中國艾滋病疫情真相”斗争的積極參與者，还是为高老抗擊艾滋病工作服务的義工，是高耀潔老人十幾年来艱苦卓绝斗争歷程的直接見證人。能看到這本記錄了中國當代抗擊艾滋病歷史的重要著作在海外出版，我們感到由衷的欣慰。

揭开中國艾滋病疫情的真相，是一場持續了十幾年的驚心動魄的鬥爭。已經退休的醫生高耀潔老人成了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中的領軍主將和旗幟性人物，則是當代中國的一個傳奇。這位可敬的老人，以醫生的職業敏感和崇高的責任心發現了艾滋病這個似乎離中國人還十分遙遠的魔鬼，已經悄悄地登陸中國，並在中原大地上猛烈傳播，便以七十多歲的高齡投入了艾滋病疫情的調查。經過走村串戶的田野調查和大量的病例分析統計，她發現了一個令人震驚的事實：中國的艾滋病傳播與世界各地不同，有著鮮明的“中國特色”——最嚴重的疫區是貧窮落後的農村，高危人群是赤貧的農民，而傳播的主要渠道竟是農民的“賣血”和醫院的“输血”，而導致這一災難的罪魁禍首是政府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所大力提倡的“血液經濟”！高耀潔得出了結論：這是一起世界罕見的由於政府和醫療機構失職而造成的大規模公共衛生災難。

凡是了解中國社會現實的人都會明白，這個科學的結論將會遇到什麽樣的命摺�

一場力量對比懸殊的“戰爭”開始了。一方是掌握了一切資源，享有無限權力而又不受民眾監督的國家機器；一方是一個除了道德勇氣和獻身精神之外一無所有的老人。

令人驚訝的是，這位堪稱偉大的老人竟然取得了“戰爭”第一階段的勝利（當然是有限的勝利）：官方一直不承認有大規模的艾滋病傳播，否認中原有艾滋病疫區的存在，甚至命令媒體上禁止出現有關“艾滋病”和“高耀潔”的報道。但是，到2003年，隨著副總理吳儀到河南艾滋病疫區的視察，和38個“艾滋病村”救助方案的出台，等於當局默認了艾滋病疫情的嚴重和艾滋病疫區的存在。

但是，“戰爭”還遠未結束。老人所堅持的“血液傳播是主要渠道”仍不被承認，大搞“血液經濟”的官員無一被追究責任，“血禍”的罪魁禍首依然官吆嗤ǎ械倪€連升三級。官方雖然承認了艾滋病疫情的存在，但堅持說吸毒、性亂是主要渠道，言外之意是艾滋病是個人不道德行為的結果，患者咎由自取，政府並無責任。而因賣血和輸血被感染艾滋病毒的受害者依然是走投無路，申訴無門，各級法院或拒絕受理、或妥协处理此類案件，艾滋病仍然是新聞報道中的“敏感词”……高耀潔老人在83歲時不得不背井離鄉，流亡國外，就是這場鬥爭的最新發展，結果仍不容樂觀。

唯一能使人安慰的是，在這場鬥爭中高耀潔老人並非孤立無援。她所發出的理性和正義的聲音在艾滋病受害者和整個社會引起了熱烈反響，其中包括良心未泯的新聞人的支持。一批又一批的新聞人受到高老道德感召力的吸引，和她站到一起，冒著被跟蹤監視、被驅逐拘捕和被開除處分的危險，在高老的指導下開展了艾滋病真相的調查，並突破官方的禁區，進行了公開報道。我們兩人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和高耀潔的事業聯繫在一起的。

凡是參加過艾滋病疫情報道的國內記者，都會講出一些關於高耀潔老人的動人故事，也都有過被跟蹤監視、攔截拘捕、和被警告處分，乃至開除驅逐的經歷。但是，沒有一個人對此會後悔。除了一般的職業責任和社會擔當之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我們都從高耀潔老人的身上受到過啟發和感動，並從她的榜樣中得到鼓舞。如果因為觸犯艾滋病這個“禁區”有風險，我們這些晚輩都怯懦地躲開了，任由一個七八十歲的老人獨自去承擔這千鈞重擔，我们何以为人？

高耀潔老人被迫離開了她生活了八十多年的故土，走上了惨痛的流亡之路。但她在異國他鄉仍然念念不忘苦難深重的祖國，和千千萬萬在死亡線上掙紮的艾滋病受害者。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里，他的第二本關於中國艾滋病的書就出版了。這再次使我們感動。我們可以自豪地說，多災多難而道德淪喪的中國終於有了一個可以和特雷薩修女並肩而立的偉大女性，她不僅以自己的無疆大愛為苦難的人民帶來了希望，也為我們重樹道德標桿提供了一個光輝的典範。

我们衷心祝高耀潔老師健康長壽，祝她能看到正義和自由之光照耀祖國大地的那一天！耀潔老師，保重！

馬雲龍，河南讀者眾多的報紙《大河報》前副總編。先後派多名記者採訪高耀潔老人，並根據老人提供的線索潛入艾滋病疫區進行實地調查。２０００年5月，大河報一次拿出１０個版面，以《艾滋病在河南》為題，進行了公開報道。這是國內公開媒體關於河南艾滋病疫情最早、最重磅的報道之一，對使艾滋病問題進入公眾視野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一年後，馬雲龍被中共河南省委第２８１次常委會議決定借故免職。此後，馬雲龍繼續關注艾滋病問題。在他任香港《文匯報》駐河南工作站主任期間，又根據高耀潔提供的線索，組織了對豫東艾滋病村雙廟集的現場報道，在香港引起轟動。馬雲龍在退休後，還自願參加了幫助高耀潔老人工作的志願者隊伍，繼續為抗擊艾滋病做義務服務。

王克勤，《中國經濟時報》首席記者，被譽為捍衛人權“中國揭黑記者第一人”。受高耀潔精神感召，從2002年開始關注艾滋病問題，2005年11月30日發表5萬字《河北邢台艾滋病真相調查》，揭發出中國存在著輸血引發艾滋病的殘酷事實與悲慘真相。用大量事實佐證了血液傳播是中國艾滋病傳播的基本特色。在高耀潔支持與指導下，王克勤聯系更多的公共知識分子在邢台展開了救助感染者的公民行動，成績顯著，被聯合國艾滋病防治規劃處稱為“是中國大陸艾滋病救助最好的區域”。報導之外，王克勤更追隨高耀潔老人的腳步，成了中國艾滋病人權活動者。最近的一兩個月，王克勤依然為被上蔡縣羈押的田喜等艾滋病人的權利奔走呼號。

北明：为中国干杯！

我把刘晓波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看成是给中国的，给受苦人的，给百年黑暗谢幕的，给我们所有希望中国变革成一个和平、理性、文明、尊严的大国的人的。这些也包括真心关心中国民主而不赞成他获奖的人。

刘晓波结束极权政治的目标从未动摇，民主自由的理念一如既往地坚定，他的方式却是理性的、方法是渐进的，他的态度是温和的。我认为这不仅与他的信念和思想有关，这也是中国未来进步能够选择的最佳方式。

我发现对这个消息，国内的民众和异议界比海外的欢呼声高，他们更兴奋：一大清早，看见新闻，我立即打电话通知国内一位友人，结果这位朋友已经在欢庆的聚会上了，电话里人声嘈嘈。继而我打开信箱，准备把消息发给更多朋友，结果我发现此讯已经从国内传来，是国内另一个朋友发来的——从来都是我这个海外人给他们传消息，破天荒第一次，他们把消息来给我——标题是“举杯”，后面跟了七个惊叹号。再看博讯新闻，民间的反应与中国媒体那些勇敢的外国记者一样热烈。

我想，面对压力和重围，面对真实的威胁和近距离的抗争，面对手中争取自由人权的具体目标和正在奋力推进的国民主事业，他们比海外异议人士更知道中国需要什么。诺贝尔和平奖这面旗帜，由零八宪章签署领衔人、人在狱中刘晓波扛起来，是一个面对强权决不后退，面对专制政治积重难返而积极进取的标志。观中国大势，可以知道，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

今日是中国的大日子，一百年来的难得的好消息。在经年累月的灰色的、黑色的、悲惨的、愤怒的、无聊的、恶心丑陋的、卑鄙恶毒的、没有希望的中国消息中，这个消息不应该带上嫉妒，带上个人偏见、带上人事恩怨在海外中国人圈子里传播。谁也别对号入座，这是我说给全体珍视自由民主价值的人的话，这些人也包括我自己。“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大丈夫应该看取的做法。如果非要把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看成是个人的事，那么就应当如此。

然而，与文学奖、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诺贝尔奖不同，和平奖在颁发给个人的时候，总是带着标志性，启示性和鼓励性。就像诺奖主席所言，“刘晓波是为中国人权奋斗的一个象征”。我知道诺贝尔奖委员会不会年复一年地忽略中国，因为中国现在是、未来也将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最大的政治不自由的国家，霸居东方世界，与自由世界敌对。如果再不和平挽救这个总要崛起的畸形物质大国，人口大国、道德精神废墟大国和切断自己文化与历史的大国，社会法西斯主义可能在这里找到新的土壤而席卷这个过去的文明礼仪之邦。

中国不止一个人够格获提名、获奖。中国一代代的抗争者用自己的方式、工作在自己的领域里，坚持不懈，很多人付诸了所能够付出的最大代价，每个人也都与刘晓波一样，有个人的局限或者说历史性的弱点。但是，中国不能再等了。诺贝尔今年幸亏给了中国，给了刘晓波，否则，不管给哪个国家，给外国的谁，不管他/她多么名至实归，都将是诺贝尔奖所犯的一个重大错误，都将成为一则重大新闻，其重大程度可能与刘晓波获奖无分轩轾。

有好心人忧虑刘晓波获奖后会导致麻烦。我知道这忧虑其来有自，我知道最大的麻烦来自自我。中国从来在失败中挣扎、习惯于苦难，却经不住成功。失败并不直接等于成功之母，苦难并不意味着高尚。在一个缺乏真理信仰的国度，真能宠辱不惊的有几人？不过我相信刘晓波能够做到。他曾经跌倒在自己虚骄的泥潭，但是八九之后，他踩住自己的耻辱，站立了起来，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的视野里，还没有第二个中国公众人物，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而且把自己的怯懦放在自己的良心的平台上仔细审视、严厉批判。这些年来，刘晓波撰写文章数字百万，其中最激烈的言辞是自我批评，而不是批评他人，更没有以公义为名，在反对派阵营里泄私愤，指责别人。他的文风和情绪，始终是干净清洁的。我珍视这种质量，我尊敬他的道德勇气。他让自己的心灵地狱变成了心灵的炼狱，他由此超越了自己，他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道德上诚实的人。这是我相信他能够做到宠辱不惊，继续前行的理由。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 （Fox News）在发布这个消息时，用“高度分裂和受压”（highly fractured and persecuted）几个字形容中国的一些异议群体，我也期待，中国反对派不会因为一个人的获奖而再度分裂，而因为他的获奖受到鼓舞。

“白日放歌须纵酒”，“漫卷诗书喜欲狂”！在今日晨光升起、秋高气爽的时分，我很想坐在大陆朋友们的酒桌前，为中国干一杯。无论前面的路多么艰难，就让我们舒展眉头，轻松一次吧。

鮑樸：久旱逢甘雨的諾貝爾和平獎

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一位智慧、品德、情感及理性兼備的知識分子。堅持與信念造成壓力，妥協和寬容卻能打破僵局，引人深思……

正當中國的大多數精英們自願擱置討論極權主義及其後果，忙於享受在制度化的不公下，光天化日尋租腐敗，多吃多佔的時候；正當中國某些領導人正為開創出極權主義領導下的經濟繁榮而沾沾自喜的時候；也是世界許多國家的政客早已將中國的人權問題忘得干干靜靜，面對神秘的"中國式道路"刮目相看的時候，今年中國作家劉曉波獲得了本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是否會成爲一個分界性的歷史事件，將有待于未來的歷史進程來證明。可以肯定的是，對於中國來説，這一事件本身至少具有久旱逢甘雨的現實意義。
中國的發展模式，簡單扼要地說，就是以保持低人權，維持分配不公的狀態，換取高速發展。其實高速發展僅僅是一面，背面是無數社會底層的犧牲和資源環境透支的隱藏代價。
其中分配不公，是當前政治經濟體制帶來的制度性的不公，低人權可以説是"必要條件"。因爲只有高度集中的權力完全控制司法，傳媒和寫作，才可以繼續保持黨大於法的狀態，才可以公然執行違犯憲法的言禁、報禁和網禁。也只有如此，才能不被動腦動筆之人捅破"制度性的分配不公"這層窗戶紙。
這就是強國后盛世中的政府爲什麽懼怕一介書生的根本原因。
劉曉波自參加1989年的學生邉右葬岬�21年來三次入獄。第一次是1989年6月到1991年1月；第二次是1996年6月至1999年10月；第三次是2008年12月開始的11年刑期。
在不斷地失去自由，遭受打壓的條件下，軟弱的屈服，強硬的堅持，頭腦靈活的改變方式，曾經受命唑屖梗鋵嵐亲友Y糊裏糊塗的人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即便是在不斷堅持的人當中，感官的孤立引起偏激，情緒的憤怒導致極端，只及一點，不計其餘，執意孤行的人也不在少數。
仔細觀察劉曉波的心路歷程，我們可以看到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是一位智慧、品德、情感及理性兼備的知識分子。從年輕氣盛時在願望驅使下的啓蒙性的"殖民地論"開始，他能夠迅速回歸理性，並且依靠理性，二十多年來，深信權利與尊嚴的普世價值，為自我爭取尊嚴，為社會尋求公正。
2009 年12月23日，即將被判11年徒刑之際，劉曉波在《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一文中寫道"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夠超越個人的遭遇來看待國家的發展和社會的變化，以最大的善意對待政權的敵意，以愛化解恨。"
能夠獨立走出這條路來的人，達到這般境界的人，中國極少，世界上恐怕也不多。堅持與信念造成壓力，妥協和寬容卻能打破僵局，引人深思，讓人不能不聯想到曼達拉的"真相與和解"的呼聲和南非人民爭取人的平等與尊嚴的歷程。
我為今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而驕傲。

——原载《动向》杂志2010年10月号http://www.chengmingmag.com/t302/select/302sel06.html
NCN 于 10/18/2010 09:56:00 下午发布在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梁京：文明世界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说不

诺贝尔奖评委会决定把2010年度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有可能成为该委员会最具历史影响力的一个决定。为什么是中国？为什么是刘晓波？为什么是现在？诺贝尔奖评委会非常清楚，这一决定直接干预了中国的内部政治，不仅一定会开罪喜欢拿钱来说话的中国政府，而且还在中国异见群体中引发争议，但评委会为什么全不在意？

西方世界虽然一直有洞见中国内情的智者，但长期以来，西方社会和政客以及多数学者，对中国总是雾里看花，弄不清真相。看来这一回他们明白了一些过去不大明白的东西。这不仅与资讯发达有关，更与中国权势精英们近年的得意忘形有关。

古老的中华帝国具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个是，这个庞大的文化帝国若在汉人统治下，并不热衷武力扩张，当今中国的当权者总爱强调这一传统，好让文明世界不对中国的崛起疑虑重重。但是，中国精英们不愿提到另外一个重要传统，那就是这个文明的内部权争，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烈、最具破坏性的政治游戏之一。由于中国在经济上重新崛起，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化的经济中扮演著举足轻重的角色，还由于中国正不可避免地进入一个政治动荡时代，中国非理性的、具有强烈自我毁灭倾向的政治博弈，有可能给文明世界带来巨大威胁。西方发达国家再愚钝，也终于看到了这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诺贝尔奖委员会此时选择中国的重要原因。

他们如何看到了这种威胁？二十年前的六四已经给了文明世界重要的启示。在那场悲剧性的冲突中，理性的声音是如此微弱，统治者的镇压是如此粗暴和残忍，更可怕的是，事后中国民众和精英竟如此淡漠和健忘。六四的一个重要政治遗产，是邓小平把平庸无能，但敢于未得中央指示就下令射杀拉萨喇嘛的胡锦涛选拔为最高权力的接班人。如今，此人当权已八年。八年来，他放纵官员贪腐，听任地方黑恶势力膨胀，却把一切因良知而敢于反抗黑恶势力的人当作自己最危险的敌人。胡锦涛对地方政府疯狂的掠夺，胡作非为无动于衷，无所作为，却冒天下之大不韪，把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些典型的“良知犯”投入监狱，甚至在他们刑满之后，也不得自由。在“和谐社会”的口号下，各种伤天害理的罪恶大行其道，中央的政治权威空前流失，令所有权贵都有大厦将倾之感，拼命“捞最后一把”，而胡锦涛自己却还在为“太上皇”的美梦作殊死之斗。

这样一个政治昏庸、干柴遍地的中国，如今不仅具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的实力，而且拥有从核导弹、核潜艇乃至航天兵器的军事实力。中国非理性的政治博弈，具有了前所未有的全球破坏力，这就是文明世界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为什么选刘晓波而不是其他异见者？这是因为刘晓波是胡锦涛所代表的中国最黑暗、最陈腐和最愚昧的政治势力最危险的敌人，是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最彻底的反叛者和批判者中最优秀的代表。刘晓波确实不是一些人眼中最坚定的反共斗士，也不是中共政治迫害最深重的受难者。但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之本意不在鼓励反共，也不是要抚慰政治迫害的受难者，更不是为了颠覆中国政府，而是为了世界和平。

刘晓波与世界和平有什么关系？刘晓波代表了世界和平需要的现代政治文明理念和改造中国旧政治文明所需要的反思能力和实践勇气。他集思想者、实践者与受难者于一身，是中国新政治文明的开拓者和人格化代表。中国能否建设现代的政治文明，不仅将决定十几亿中国人的命运，也关系到世界几十亿人口的福祉。

瑞典和挪威两个蕞尔小国颁发的诺贝尔奖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世界影响力？这是因为这两个发达的民主小国比美国等西方强国更少受到本国利益的干扰，诺贝尔奖因此而更好地代表了整个文明世界的观点和取向。虽然评委们并非总能做出最佳选择，但我相信这一次他们做到了。

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文明世界明白无误地对陈腐的中国政治文明说不，对即将诞生新政治文明的中国说YES。
——RFA
美联社图片报道：2010年10月12日一个便衣保安人员在北京刘晓波、刘霞住所的小区门口驱赶摄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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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CN 于 10/12/2010 12:40:00 下午发布在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中国政府不清楚或不愿承认的事实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力图最大程度地反映国际舆论。

不分党派、不分意识形态、不分民族主义或国际主义，中国实现了境内公民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突破, 这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件。

全球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不自由状态下，中国又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在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最具有挑战性而又最能带来满足感的公益事业当属中国民主化。不难理解，中国民主早已成为中国人在世界摘金夺银的大项目。从国家一级（例如美国律师协会人权奖、海尔曼人权奖、国会人权奖、科学家人权奖，法国的西蒙-波伏娃奖、捷克人权奖、德国佩特拉-凯利奖、菲律宾的雷蒙・麦格赛赛奖）、地区一级（欧洲人权奖）再到全球一级（联合国人权奖），我们都看到中国人频频获奖。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给刘晓波把这一趋势推向高潮。

沿着意识形态的光谱，从左到右梳理，首先有人愤怒。中国外交部发了抗议书、照会了挪威驻华大使表达了这种愤怒。

中国政府不清楚或不愿承认的事实是，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它力图最大程度地反映国际舆论。中国人都知道，一个不顾村礼乡舆的牛二被叫做无赖；同样道理，一个践踏国际舆论、蔑视普世价值的国家，就是流氓国家。以中国现有的实力（软、硬兼论）而言，让世人相信中国政府在全球事务中奉行合作和和谐的诚意，是得大于失的。

既然人类最大的政治就是世界和平，诺贝尔奖不可能不政治化。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蝴蝶效应"可能把任何事物（鸡瘟、污染、砍伐树木等等）变成全球政治。所以，政治化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问题的本质在于"好政治化"和"坏政治化"之分。

两千多年前，政治学之父亚里斯多德就称：前者是少数人为了私利而施政，后者是多数人为了公益而施政。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主席表示："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是背叛了中国境�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持续发生的人权侵害。"这是正义的政治。

再次，从媒体（比如《纽约时报》、BBC中文网和明镜网）来看，积极反应非常强烈。

有人认为这是对刘晓波个人勇气和他所推动的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肯定；中国的民主人士和同情、支持者当然欢欣鼓舞，对他们来说，这是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受挫后最让人开心的日子。中国海、内外民主运动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中国民主化以求质的突破。

当国际大家庭表现出对中国人权和民主事业的极大关注时，这不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预，也不是要伤害中国人的面子和尊严；而是人类文明社会承认中国人像世界所有的民族一样，拥有同样的心智能力和道德水准、同样的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并有同样的机会在地球村里获得最大的自由和发展。我们不会去教导层级较低的物种过体面的人类生活，此处道理相通。

最后，我们有必要关心一下中国政府下一步应如何决策反应。

中国共产党十七届五中全会计划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着重讨论"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制定和福利民生、经济稳定和社会和谐发展三大问题。在此关键时刻，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布无疑是向中南海扔进了个炸药包，中国领导层必须做出敏捷快速反应。

摆在"十七届五中全会"桌面上的话题显然回避不了中国的民主化和人权保障问题。中国政府必须认清，他们花大气力推出的"大外宣"和"软实力"已经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其实一点不奇怪：西方人已经富了几百年，他们的富人早已演变为贵族，做到捐钱买伟名（诺贝尔就是一个例子）；而刚暴发的中国过于沉溺于"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唯物主义，中国的"胡罗卜加大棒"的外交就很容易失算了。

但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其实中国的领导人在中国民主这一摘金夺银的大项目中，处于最有利的战略地位。胡总和温总完全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最终成为并列第二的获得诺奖的中国本土公民。

1. 立即给刘晓波以自由； 2. 立即允许诺贝尔奖获得者达赖喇嘛回归西藏；3. 允许香港、澳门特区特首和议会直选（两年之内实施）；4. 推动深圳、上海等发达城市成为政治特区，探索民主普选经验（2013年为人大换届年，可为目标）；5. 全面开放言论、解除报禁、解除党禁，推动大陆省、市县、乡镇人大普选（2018年实现）；6. 实现全国人大系统普选（2023年为目标）。

如此这般，胡、温首先会得到两位具有中国背景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提名，获诺贝尔奖应该胜券在握！

张小刚：刘晓波获奖之后，我们该做什么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国内外很多人在庆贺，也有一些人在纠缠于对刘晓波个人的批评。

不论是在庆贺的，还是在批评的，也不论是因为由此看到一线曙光而兴奋的，还是因为对个人的评价而痛心或担忧的，我觉得都有一点需要明白，诺贝尔和平奖不是革命奖或激进奖，不是劳模榜或封圣榜、也不可能是领袖任命书，或者社会转型的最后判决书。

纵观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的历史，从来没有哪一个领袖，是因为获得诺贝尔奖才成为领袖的，他们在获奖之前就已经具有相当的基础；也没有哪一次社会转型是由于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而触发的，社会的转型都是在自身积累的基础上爆发。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确会使刘晓波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但这并不会削弱其他的标志性人物的既有光环，更不可能妨碍那些已经领军的人物继续发挥他们的作用。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事件，确确实实是一个可以充分利用的契机。它标志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治体制走向和政治反对派的重新关注，它迫使西方政客正视中国的人权问题，它鼓舞了中国国内外的民运力量和维权群体以及许许多多本来无声的人们。更重要的是，一个身在中国监狱中的政治犯获得这个奖项这个事实本身，就给中共增加了无数的内外压力。

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中共绕不过的坎

终于有一个身在中国本土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这个本该使无数中国人听到之后立即"激动得热血沸腾"的消息，现在会使许多原本并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思考：

刘晓波是谁？他为什么被监禁？他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他做的事竟会使他入狱，又会使他获得诺贝尔奖？零八宪章是什么？零八宪章的内容到底有什么？该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感到自豪还是应该感到愤怒？

简单的好奇心就能扭动自我启蒙的钥匙，就如同当年林彪事件使长年的愚民说教在众多年轻人心中一夕之间轰然倒塌一样。一件赤裸的事实能戳穿无数遍的谎言。

不久之前杨振宁还曾预言说，本土中国人能在十到十五年时间内赢得诺贝尔奖，可是从现在起，每当本土中国人提起争取赢得诺贝尔奖，都不可能绕过刘晓波这第一个得主。我们就等着看，到底是"诺贝尔"不久就会变成敏感词、杨振宁之类引以为豪的头衔不久就会被封锁掉，还是这些词汇不久就会以讥讽官府的新含意而在网上"泛滥"吧。

刘晓波获奖已经是事实，现在我们做什么

有人说，刘晓波的获奖是中共跟他演的双簧。这未免太夸大了中共的愚蠢。共产党对它自己的脆弱和危机清楚得很，对刘晓波获奖将会给它带来的困境也心知肚明。刘晓波获奖事件，除了在民众心目中只会使中共的本来面目更加丑恶无疑之外，刘晓波本人也立刻成了中共手中更加烫手的山芋：放还是不放，这是一个问题，怎么做都要令中共更加颜面扫地。而对每一个到中国访问、做生意和旅游的西方人来说，一个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随时都能成为话题。……。

对一个已经腐朽透顶的建筑结构，任何额外的装潢都只能是额外的压力。更何况，这件事只能让它更加露丑。

还有人说，他们批判刘晓波，是要通过彻底揭露共产党的本质来唤醒民众。可是问题是，你们的"彻底揭露"的效果，甚至连刘晓波这样的人都没能够被"唤醒"到被你们认可的同一立场上来。现在刘晓波获奖的事实本身，已经成为民众自我启蒙，认清中共本质的契机，这个时候你们怎么反倒放过中共，喋喋不休地把刘晓波作为主要敌人攻击起来了呢？

不论怎样看待刘晓波个人，这个时候，我们为何不充分利用这个全球正在关注的时机，积累和发挥对中共的压力？对国内，我们可以帮助民众传递消息，启发思考，促进讨论和串联，引发事件，……。对国外，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舆论关注的时机，游说各国，要求他们正视中国的人权状况，增加要求释放包括刘晓波、胡佳、高智晟、王秉璋等等在内的所有政治犯的压力，敦促中共政府放弃党禁报禁，……。

不论怎样看待刘晓波获奖这个事件的影响，所有正在进行的事情、正在酝酿的事实，都有可能利用这个热点，趁热打铁。总之，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大力进行，打开缺口，争取突破。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要靠我们做事情做出来的，突破口要靠我们自己去发掘。

也许，每个人做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只要目标都是共产党专制极权，那我们努力的合力，就最终能给它撬出崩溃的裂痕。

昨天，在澳洲悉尼庆贺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的集会上，一位教授说了一句话：当我们每个人都往中共专制这个骆驼的背上堆放稻草的时候，我们就尽管各自往上放好了，没有必要争论谁的那一根才将是压倒骆驼背的最后那一根。

这句话说得很有道理。

我随后又加了一句：特别是不要为了说明自己那根稻草重要，不让别人放他们的稻草，更不要弄到自己顾不上放稻草，光是忙着要去把别人已经放上去的稻草硬拉下来。

〔《法广》安德烈2010-10-16采访报导〕深陷监牢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妻子刘霞前来探监时说了一句刻骨铭心的话：“这个奖首先是给'6．4'亡灵的。”这句普通的话语凸显了刘晓波和89“6．4”一代人共同的命运感。89民主运动，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民运失败后，有些人被抓进监牢，有些人逃亡，有些人从监狱出来后流亡。有些人继续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事民运，有些人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他们在得到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后，都非常激动和兴奋。目前生活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也是89“6．4”

时期的民运领袖之一。作为一个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民运的人物，他如何看待刘晓波获奖这件事的意义？刘晓波获奖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起到推动、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新的冲击吗？王军涛的一个基本看法是，刘晓波获奖的时刻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中国目前正处在大

王：我的感想其实跟许许多多的异议人士一样，都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激动。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时在西岸，在深夜。在东岸的高文谦先生给我打电话，我拿起电话就听他说：“军涛，晓波获奖了！”，接着他就哽咽了。他又说：“中国有望！民主有望！回国有望！”然后就泣不成声。放下电话后，我接着就上网，发现多数的异议人士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激动，有的说自己流泪了，有的还在大哭。我觉得如果不是为中国民主运动奋斗那么长时间，经历很多的风雨，很难体会到作为民主运动的这样一些老兵们他们听到这个消息后的那样一种心情。其实当大家面对共产党迫害时，很多人都是很坚强的。但是，因为后来共产党用了很多

其它的方式诋毁这些人，特别是在民间有很多误解的时候，把民运人士的问题夸大，有的无中生有，使得他们感到很孤独，很难受。

很多人在流亡到海外时，他们以为会在自由民主世界中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但他们发现也不是这样。他们生活在一种很边缘的境地，但是国内人民还对他们有很高的期望，希望他们奋斗。所以，由于他们跟晓波一起度过了1989年的辉煌以及之后的这样一种艰难困顿，而且晓波获得这个奖又是在中国大变前夕，整个中国国内各种力量又比较活跃，开始重提整改的时候，这确确实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从内心感受到喜悦和兴奋。

法：您觉得刘晓波获奖的这个时刻，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吗？

王：我觉得是一个关键的时刻。从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中国实际上是在大变前夕。从最近温家宝的讲话，一直到中国民间持续数年急剧发展的这一种抗争──在底层的抗争，还有晓波08年参与组织的《零八宪章》及其相伴随的运动的发展，这些都表明中国已经在一场大变前夕。各种力量都已经无法忍受邓小平制定的那个片面发展路线造成的恶果。

在国际社会，一般而言对中国国内的这一发展并没有太多的观察。我在美国，我知道很多的中国观察家其实都不理解中国处在大变的前夕。但是，整个国际社会更担心的是一个崛起的中国，他们会不会成为目前的人类和平秩序的一个新的威胁来源。所以，当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先生的时候，国际社会是希望这既是一个对中国的祝福，希望中国能够和平的开放、转型，解决现有的问题，尤其是避免发生剧烈的暴力动荡；另一方面，国际社会希望中国的民主力量能够崛起，能够结束中国的一党专政，消除人类和平事业目前面临的最大的隐患堡垒。

法：许多海外流亡人士说看到了一种希望。他们普遍这样认为。他们的希望指的是什么呢？是您所提到的“和平转型的希望”就要出现了？或者是为期不远了？

王：我想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在1989年之后，国际社会终于又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民主运动，开始认可它的价值。因为，其实没有几个人把这个奖看作是刘晓波个人的。大家都还是认为这是给予整个中国民主运动长期艰苦奋斗的一个认可。即：国际社会在这中间看到了这样一场运动在未来人类和平进程中的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希望就是，作为长期从事中国政治活动的人他们都知道，当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的民主运动人士时，中国的年轻一代很快就会把目光转到他们的身上。现在由于封锁暂时可能不清楚，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把目光投向这样一个运动，投向刘晓波本人，并且去理解这个运动。那么，他们就会把中国面临的问题与中国民主运动给中国提供的出路挂钩，民主运动就会在新的社会阶层有发展。这其实是我们谈论比较多的问题。

法：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发表一系列有关整改的讲话，那么，您对对目前中国的走向，中国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您感到乐观吗？

王：我一直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认为现在在一个大变前夕，宪政民主几乎是朝野的共识。只不过在朝的人，他们有的人还想继续捞自己的利益，无视这种价值的选择。还有的为了稳定局势，就是按照邓小平的“暴力维稳”去做，他们觉得对作出那样的选择无能为力。但是，基本上都认为，中国未来的出路应该是宪政民主。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中国势必就如刘亚洲将军所说的“十年之内中国会走上宪政民主道路”。但是另一方面，我觉得由于共产党长期对有关政治和宪政研究的封杀，使得我们这个民族，其实包括反对运动和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的一些人本身，对于这样一种转型的动力机制、现实过程、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还有可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危险和陷阱，其实估计不足。

　　刘晓波先生获奖之后，很多朋友在祝贺时我也跟他们讲，我们还要想一想，下一步我们会面临什么。1989年之后的那样一场冲击波对世界的震撼其实远远超过今天，而共产党的政权也要比现在虚弱许多。因为当时党内的绝大多数都不赞成开枪，是反对邓小平的。但在经历了那样一场冲击波之后，我们还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现在的话更不要低估可能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在民间运动内部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光这些问题的爆发本身就足以让我们又要困难两、三年，错过机会。你想想，89年民主运动，大波兴起的时候，实际上海外民运当时正好经历了一场分裂。我们现在还没有条件和机会去追究背后的一些真实的原因。

　　但是，我想我们的路不会很平坦。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们的光明现在是很明显的，但另一方面，也要对可能面临的困难和各种各样的曲折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法：现在中国国内对舆论对网络控制非常严厉，尽管刘晓波获奖的消息曾经在中国网站上，甚至在《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上热议过一时，但很快又遭到封杀。在这样严密的封锁下，中国国内的人，尤其青年一代，他们怎样才能得知这个消息？他们会怎样去感受去把握这件事？

王：我个人认为，实际上中国年轻人只要有机会接触民主运动，他们都会接受。因为我本人在07年以前一直在大学里，跟来自大陆的学生打交道。我就发现，这些学生都不大相信宣传，他们比较相信这种个人的接触，如果他信任这个人，他就会相信你说的话。他们有时有误解，但这些误解来自于对于真实发生的状况不了解。80后、90后的这些学生开始有了更多的机会知道中国的问　题，他们的很多不满已经表现出来。但凡他们有机会，他们还是很容易接受新的东西。他们跟90年代那些所谓爱国愤青不一样。我个人有个断定，就是这种封锁也封锁不住，因为经历过76年天安门事件的人都知道，那个时候中国的封锁比现在严厉得多，那时也没有互联网，那时对政治谣言的追查可能要比现在更严厉。即使这样，关于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一些负面的“谣言”到处飞。事实上，这种封锁本身有的时候它有一种广告效应，反而会造成使人们更相信民主运动的说法，而不相信政府的说法。

王军涛：
刘晓波的坚持、率性与玩世不恭
〔《明镜》记者黄舒心2010-10-17专访报导〕

“中国民主运动走向低潮，跟年轻一代不关心政治有关，但中国年轻一代还是很关心国际间的热门事务，比如诺贝尔奖，因此刘晓波获和平奖，会让中国年轻人开始思考民主、政治议题，使他们在共产党、在漠视目前大环境外之外，多一个政治选项。”美国哥伦比亚政治学博士、民运人士王军涛对《明镜》说。

“6．4”民运时密切接触与许多在1980年代中期听说过刘晓波的人一样，王军涛也是由于刘晓波批评“5．4”时期的大师，才注意到他。王军涛回忆，他当时在武汉看到报导，有个北师大的博士刘晓波，发表了“惊世骇俗”的评判，那时，王军涛觉得刘晓波有点象文学忿青，但由于两人思想上都比较开拓，因此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件事“挺好玩”。“我也觉得他讲出一些道理，不过那时候没太在意，只觉得是个新闻事件。”

随后，天安门学运爆发，王军涛认识了刘晓波，两人几乎天天接触，但刚开始的交往也擦出意见不合的火花。

王军涛回忆，此前前往美国作访问学者的刘晓波，在当地参与了一些与民运有关的学术活动，1989学潮开始后，刘晓波在美国时，参加了一些与民运有关的学术活动，1989学潮开始后，时任《联合报》美加新闻中心副主任的孟玄受《联合报》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委托，拿了几

张机票，询问是否有谁愿意返回中国，在其他人都未表态的情况下，刘晓波挺身而出。（注：孟玄对此段的回忆为，当时受委托在《联合报》或《世界日报》上刊登文章，询问是否有人愿意回中国。）

王军涛就在阎明复希望学生撤出广场之际，见到返回中国的刘晓波。当时刘晓波劝学生领袖与政府军对话，争取双赢，和平解决问题，但王军涛认为，虽然这些学生领袖表明愿意接受阎明复的动议，但他们不能代表所有学生。“我只是说出自己的判断，但阎明复不再找我了。”

后来，刘晓波确实遇上困难，当他协助学生领袖回到广场劝说学生时，他的话，学生听不进去。“刘晓波觉得主要是学生不相信他，担心被出卖。”王军涛说。

在随后召开的《首都各界社会爱国维宪社会协商联席会议》上，刘晓波提出几个建议，呼吁建立人民发言人制度，将当时人民运动中培养出来的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和王军涛做为人民的发言人，长期对中共进行监督，刘晓波也提出由知识分子进行绝食，赢得学生信任后，

“我觉得他的想法当然好，但难度太大，其次，我担心绝食会把这事搞得更乱，所以我否了他，因为是维宪会，一般都比较相信我的判断，因此其他人也否了他。”

由于这件事，刘晓波后来曾对王军涛说，当时的王军涛很霸道，不让他说话，但王军涛也不甘示弱开玩笑回击：“谁叫你说话老结巴，说不到点。”

虽然在维宪会中得不到支持，但刘晓波仍决定展开绝食，最终也获得王军涛的赞扬，尤其是刘晓波写出的两句话，特别让王军涛感动。

王军涛表示，绝食展开后，刘晓波希望让他来做新闻发言人，但他相当不愿意，因为他事前已经否决了绝食的想法。“但后来我看到刘晓波在文章上写：‘我们没有敌人，不要让仇恨毒化我们的智慧’，就这两句话，特别让我感动，觉得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也因此，王

6月3日当晚，王军涛回了旅馆，之后听说戒严部队已经把天安门广场围得水泄不通，刘晓波和周舵四人经过斡旋，冒着极大的危险，利用6月2日绝食换来的学生影响力，在当晚成功说服学生接受撤离决定，避开了一场血腥镇压，“要不是他们，“6．4”那天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天安门母亲。”王军涛说。

“6．4”学运时期，王军涛与刘晓波几乎天天见面。“他性格挺好玩，我挺喜欢，他提到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时，率性而为，不回避任何问题，相当洒脱。”但王军涛也不讳言，不喜欢刘晓波的一些想法。“他有的立论，为了警醒世人，会说得重一点，也比较少考虑世俗的

东西，这也不能他是理想主义，因为他有时也是挺嘲讽理想的人。后来我想想，他是做文学批评的，因此说得直率一点没什么。”

不过，刘晓波直率的个性到了90年代中期以后，多了份严谨。王军涛表示，人的想法是会变的，有人说刘晓波在1989年时曾有过软弱，后来想变得更坚强一点，因此才勇敢地去做一些事，“他是很性情的人，1989年的表现他自己可能也未必满意。”

王军涛说，90年代中期以后，刘晓波走上愿意承担政治和社会责任的道路，从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出发，推动多项运动。例如1995年时，刘晓波一一找到包遵信、王丹、陈子明等人，希望办一个“吸取学运教训”的运动，结果因为此事，几个人都进了监狱。刘晓波出狱后，脚步没停下，又与王希哲发了一份《双十宣言》，呼吁两岸签署和平协定，王希哲因此紧急出逃，但刘晓波度被判入狱，出了狱的刘晓波，又投入独立中文笔会的工作。

“那时候的他，越来越多地接触很多的人，慢慢成为一个指标性人物，同时他也在适应这个社会对他的期望，并不断调整自己，另外，他与天安门母亲、与丁子霖的合作也越来越多，他为天安门死难者做了很多事情。”

不过，王军涛笑着说，刘晓波“玩世不恭”的态度，仍时而显露出来。2008年时，王军涛建议给“6．4”当事人做一个片子，也让刘晓波挑一首他喜欢的歌，刘晓波选出的歌曲，让王军涛记忆犹新。“他选了《一无所有》，他觉得这首歌符合他的精神，一般对于政治比较

投入的人不这么挑的，但他就跟卡玛．辛顿（Carma Hinton）给天安门挑了一首《我是一只来自北方的狼》一样。”

但总地来说，王军涛认为刘晓波不论在什么样的冲突上，始终坚守原则，绝不妥协和屈服，同时强调和平对话与理性，在民间运动中有矛盾时，刘晓波也会先将症结点指出，再用合作的方式解决问题。

“所以我觉得刘晓波获和平奖实至名归，你说魏京生问大陆有没有人更合适，我觉得也不能确定没有人更合适，但实至名归是肯定的，至少刘晓波在最重大的政治关头始终主张和平、理性解决争端。”王军涛说。

“1989年之后，西方曾经制裁中国，但后来发现制裁不管用，觉得要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中国问题，希望把中国纳入国际关系体系，让中国接受国际社会的规则，并在接受外部规则时转而内化内部规则，西方认为，为了达到目标，不应该激怒中国，因此回避敏感问题，使得民主、人权都远离了西方的外交游戏。”王军涛指出，金融危机后，西方意识到中国政府不但没有变成他们所希望的那样，反而令他们感到不安，因此又重新考虑让中国的内部力量来改变中国，将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便具有这样的意义。

〔原载《明镜网．明镜新闻．明镜专访》2010-10-17；http://www.mirrorbooks.com/news/html/42/n-17442.html〕

牟传珩：世界为中国异议人士喝彩 呼吁团结在诺贝尔和平奖的旗帜下

本月8日，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终于颁给了正在狱中服刑的前“独立中文笔会”会长、《零八宪章》运动发起人、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这一新闻立即引起中国外交部连发抗议，照会挪威驻华大使表达愤怒。中国政府十分恐惧诺贝尔和平奖这一最大程度地展示国际舆论的震撼力之奖项颁发。官方的这一反映与民间社会为之而大受鼓舞，高调欢庆形成如此强烈的反差。

其实，中国官民立场对抗已成常态，并不为怪。但令人不可理喻的是，此次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一锤定音，在部分常年活跃于中国民运界的资深人士中，也引发了某些争议。有朋友以“刘晓波是愿意与北京合作的温和派”为由，表示了对此不满。别据ＲＦＡ（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有近20名流亡海外的华人、作家及民运人士等，分别在刘晓波获奖前，两次致函诺贝尔委员会，反对刘晓波获奖。有的朋友因反对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说”，而对刘晓波获诺奖持否定态度。联署人之一更是直接表示了对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的失望及遗憾，他莫名其妙地认为刘晓波得奖，对中国的民运是利少害多。更有一些人认为，刘晓波不具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应具备的“道德形象”。

在历史上，中共一直崇尚阶级斗争，习惯于对抗思维，排斥温和，拒绝改良，甚至否定中间立场，其意识形态里充满着“敌人”和“敌对势力”。因而，这种意识形态与公民普选、权力制衡和体现人性自由发展制度的宪政民主，每日每时发生着冲突，这同样也是一种常态。

然而，今天面对全球经济一体，政治合作，意识形态淡化，阶级分野模糊，世界进入电脑加谈判的后对抗时代，我们从事民主人权事业的朋友还习惯于那种简单划分革命与改良阵线，夸大激进与温和分野，固守“肯定─否定”的中共传统思维模式。如今连一贯信守对抗哲学

的共产党政府，在后冷战时代都懂得为了自身的利益而与在制度本质上存在冲突的美国政府与台湾政府对话与合作，即使早年暴力革命家列宁，都能运用妥协思维艺术，缔结《布列斯特条约》，为脆弱的苏维埃政府赢得生存空间。可见政治家的成功不在于简单地强化坚定的

立场和捍卫高尚的原则，而在于审时度势，善于运用妥协艺术（包括与政治对立面妥协）来赢得现实利益与发展资本。但我们的一些民运朋友至今还在自己的阵线内部搞相互否定，毫不妥协，甚至掺杂一些个人成见，自相拆台，自我攻击，大大分化、削弱了尚处在幼嫩状态

民运内部的相互批评，甚至必要的争执都是正常的，但批评与争执的目的应是为了团结而不是分裂；所持的心态和方法也应是包容的和建设性的。民主运动参加者的利害关系并非是“零和”的，不是你得一分我就必然失一分，你失一分我就必然得一分；而是你得我也得，你失我也失。我们不能再沿用人类对抗社会的那种旧意识、旧话语体糸及其思维方式。特别是必须坚决摒弃那种“阶级斗争”、暴力变革社会认识过程中所形成的概念、判断及推理方式。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再以对抗社会所形成的思维范式局限为条件来推动全新的社会变革。

否则，我们仍将是在穿旧鞋走老路。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人开始也都是反传统的，但由于是在沿用对抗社会的旧意识、旧方法，当年不仅要与国民党不共戴天，而且取得政权后还要在党内搞“走资派”，在社会上搞”黑五类”，甚至一度在文学作品中也不能写“中间人物”。

在此简单、直线、两点两面、对抗思维基础上建立起的社会制度，怎么可能容纳异己？又怎么可能不“反右”、“反自由化”和“6、4”大镇压？因此我们在推动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全社会思维方式变革时，首先要使自已的思维方式发生转变。

如果说对抗社会的政治精英多是以勇于斗争为特色的，那么合作社会的政治精英则更善于从积极妥协中赢得利益。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就是这样一位政治家。当年英国政府对美国总统大选作出了错误判定，把因尼克松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失败，而庆贺美国除掉了“一个毫无原

则，只愿为迪克．尼克松的事业而牺牲任何东西的人”的弗里曼，任命为华盛顿大使。尼克松当选后，提议英国更换大使人选，但遭英国政府拒绝。为此，尼克松大发雷霆，发誓决不与弗里曼打任何交道。如果尼克松真这样做了，必陷于俗人的狭隘而难成大业。

后来，当英国首相威尔逊在唐宁街10号为总统举行宴会时，尼克松又提议在名单上除掉弗里曼，再次被英方拒绝。尼克松为此而恼火。但在宴会即将结束时，尼克松竟出人意料地起身向弗里曼坦荡祝酒说：“有人说现在有一个新的尼克松，他们要知道是否有一个新的弗里

曼，我倒愿意把那些都看作是过去了的事情，毕竟他是新的外交官，我是新的政治家，我们都想尽最大努力来争取世界和平。”为此，威尔逊给尼克松写了一张便条：“你不能保证你一生下来就是一位勋爵，但是生下来就是一位君子却是可能的。你已证明了这一点。”弗里曼为此感动得流下泪来。后来，他与尼克松合作得非常成功，并成为尼克松邀进白宫参加社会活动的唯一大使。尼克松的积极妥协，不仅折服了弗里曼、威尔逊及所有在场的人，也赢得了他事业上的成功。也正是这样一位君子，打破了中美对抗的僵局，成为划时代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其实，头脑是社会变革的真正策源地。头脑样式将决定我们的世界样式。思维方式变革是社会变革的第一阵地。只有全新的思维方式，才能导致全新的行为方式；只有全新的行为方式，才能导致全新的社会活动；只有全新的社会活动，才能导致全新社会活动的结果。当我们

的思维方式还很陈旧、落后，还习惯于对抗社会那种“非黑即白”、简单、直线、对立的思维方式时，怎么可能赢得全新的社会变革？

21世纪的世界，是一个全球开放、民主、法治的社会，是一个信息和知识创造财富的时代。在现代价值效益社会，借助暴力、欺诈与胁迫赢得利益的机会将愈来愈少；而借助协商、合作、相互妥协赢得利益的路子将愈走愈宽。社会现代化的概念是科学与民主、自由与妥协的

统一。要实现社会现代化，首先要成为现代人；要成为现代人，首先要具有现代人的意识与思维。因此，变革社会首先要从变革自已开始。

在任何从“选票箱”里诞生的民主法制社会里，只有法律意义上的罪犯（依法惩处），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敌人（暴力消灭）。“敌人”本来就是个意识形态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说”不仅是争取实现民主社会的战略目标，在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只有在共产党的主观世界里，敌人才无处不有，“敌对势力”无处不在的，而且“长期存在”，国际上有，国内也有，中共通称为“国内外敌对势力”，这种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划定的范围越来越广：如今甚至连用现行“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者，也被划为“敌对势力”。而在我们看来“敌人”只是问题本身，而不是人；问题解决了，人是可以转化的。即使那些对人民犯有罪行，必须依法惩处的罪犯，也应享有犯人的体面，而不是“被敌人”的消灭！

此次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意义恰恰在于中共依旧运用敌对思维加工出“政治罪犯”的行径，遭到了国际文明社会的掌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不顾中共百般干扰，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中国基本人权所作的长期非暴力抗争，不仅标明国际

社会开始与中共拒绝普世价值的力量正面交锋，更是世界主流对“异议人士”所代表的中国国内民主力量和《零八宪章》给予了最高的奖赏。

近几年来，我们这个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的国家，先后逮捕审判了杨天水、许万平、师涛、郑贻春、力虹、张林、陈树庆、郭起真、高智晟、严正学、胡佳、刘晓波、郭泉、黄琦、谭作人等一大批异见人士，刘贤斌先生因言获罪出狱刚一年，又仅仅因为写了几篇文章，就再度失去了自由，今天正面临审判。这个名单如今还在我们的“和谐社会”中不断加长。对此，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主席表示：“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是背叛了中国境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持续发生的人权侵害。”由此可见，这是人类社会良知对野蛮侵犯人权的一次正义审判！同时也是给中国所有追求民主人权的人们的道义声援──全世界都在为中国异议人士而喝彩。

据悉，今年获提名和平奖的人士或组织多达237个，创历来纪录之最。而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能夺关斩将，胜出获奖，实属不易，意义非凡。这不仅令中国官府十分难堪，更令国内为自由而呐喊的人们大受鼓舞。这一事件，进一步凸现了中国“异议人士”的建设性时代性符号的意义。

因此，我们海内外所有追求民主人权的人，都应放弃个人恩怨而为此欢呼、为此骄傲！我们所有人都应团结在诺贝尔和平奖的旗帜下，为这一划时代的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的中间而干杯！

殷德义：我们只要一个敢于站出来的人

今天北京的天气突然间转冷，加上小雨绵绵，多了几分萧杀。人们依旧忙忙碌碌，熙来攘往的车流人流，感觉不到丝毫的异样。但这些时日，确的发生了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湖北女孩苏莉在湖南衡阳公安局坠楼身亡，视频中凄厉地喊叫：“爸爸，他们有人强奸！”然后我的这个博客架设在海外的服务器上，当局无法删除，于是，他们使用了互联网屏蔽技术，将我的网站屏蔽了。很多人告诉我说网站的首页可以打开，但若是点击文章进入阅读，就会出现无法链接的情况。其实这个现象早在一个月前某些省市就已经陆续的出现了，不过还好，我都是在发布这些文章的同时，通过Gmail发送给我的朋友们。所以不至于让文章成为毫无意义的汉字堆砌。不被阅读的文章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我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让更多的朋友阅读到我的最新文章。

今天北京的天气突然间转冷，加上小雨绵绵，多了几分萧杀。人们依旧忙忙碌碌，熙来攘往的车流人流，感觉不到丝毫的异样。但这些时日，确的发生了很多值得我们深思的事。湖北女孩苏莉在湖南衡阳公安局坠楼身亡，视频中凄厉地喊叫：“爸爸，他们有人强奸！”然后自由落体，人群中一片沸腾。当地公安局说：“女孩纯属跳楼自杀！”我很奇怪，一个好端端的女孩，会不远千里，跑到你们衡阳公安局的七楼上去纵身一跃，她闲得蛋疼？

政府部门的处事逻辑很值得我们注意，事情一旦发生，想的不是分析问题，也不是追查真相，而是捂盖、抵赖，把一些本不该产生误会的事制造出误会。这是源于一种中国特色的“人情”传统。什么真相、法治、公平、正义等等，都在“人情”的后面。而更多时候，他们想的并不是保护自己的手下，其背后的原因，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他们生怕属下犯下的严重错误会殃及自身的仕途，因此，无视真相，亦无视法律，为利益计，他们不得不掩藏、捂盖。

任何一个团体的团结都是基于利益。无论是什么组织、团体，只要有利益与自身息息相关，他们就会贪啖无忌，对于得此利益所需要出卖的良知，都抛到了九霄云外。比如政府部门内部的津贴、福利等隐性收入，他们对外一致守口如瓶。包括国企，一个县级城市的电力部门普通员工月薪都可以高达八千元，而这个收入，他们永远不会说。这就是利益可以吞噬人的正常思维判断的最简单的表现。所以有人总是喜欢用动机论来看问题，先不管别人做的事情有什么积极的意义，他们首先要问的是他这么干是为了什么？为了钱，嗯！肯定是的，于是就释然了，于是就开始冷嘲热讽，装逼充当洞悉一切的智者；若发现实在没有什么钱可搞，就会继续发问：那他为了什么呢？于是简单一想，嗯！是为了名！为了出名啊！出名了就可以赚到钱了……国人的这种卑鄙无耻的动机论，害了整个社会。温州每年的施粥摊，每年总会受到不少人的鄙夷，有些狗草的砖家在媒体上对私人施粥摊的卫生等问题忧心忡忡，这就是中国人！

本次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不出所料，各种挖坟行动立即激活启动，对着刘晓波的个人道德问题大加鞭笞，这里面有很多文章都是中共当局的舆情机构专业人员撰写，目的为的就是搞臭那些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民意领袖，这种手法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停歇过，就象当年那篇流传甚广的关于王丹为gay的文章一样，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可这种文章偏偏就能撬动一部分人的立场，继而生发出“原来如此”的愤怒。

刘晓波是圣母玛利亚？这个世界上谁是完美的？如果存在完美，那就不是人，是神！如果人真的能够达至完美，那么这个世界早就已经海晏河清了。道德有感召力，但人之性情并不会因此而被悉数收归，它总还是要有一部分回归本性。很多人在网络上四处传播关于刘晓波本

人道德方面的缺陷，甚至有读者给我发来邮件，题目就是：《你被骗了》，整篇文章的立意就是刘晓波是个垃圾，不应该得奖，有资格得奖是的高智晟、胡佳等等。理由荒唐而可笑，比如谈到高智晟的时候，是因为高承受了更多的苦难，胡佳亦如此。而刘晓波却是在监狱里享受着“贵族“一般的待遇云云。这些理由简直不值一驳，在这些人眼里，只有承受了苦难的人才更有资格获奖。

他之所以能够在监狱内得到“礼遇”，正是因为他的力量不容小觑，正是因为他的行为理念所指向的领域更高远、更开阔、更宏观，而非耽于法轮功、耽于艾滋病、环境保护等等。刘晓波等人通过一个《零八宪章》让中国网民第一次以网络签名的形式将他们在某种形式上产

生了聚合效应，并让人们在全世界遥相呼应，让所有签署这一宪章的人都得到了国保人员的问询。这也让当局真正认识到民间要求改革的力量人数之众，范围之广……

无论刘晓波做过什么，我始终把他看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有着不同政治见解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人的纯洁无暇的。

如果我们总是习惯于“拆庙”、拆台，那么狭隘的中国人永远不会被救赎！我们必须摒弃偏见，放开胸怀，用一种期许和鼓励的心态面对那些对中国的前进作出贡献的人。惟有如此，才会有人在别人的尊重与敬畏之下勇敢的站出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我们总是对着任何一个站出来的国人奚落、“挖坟”，那么我想我们伤害的不仅仅是这些勇者的心，也伤害了所有中国人的心。

我们没有多少年可以活，在有生之年，我们也没有多少选择，在政治体制改革的道路上，步履维艰的我们，有个合适的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公认，可以供我们去选择，这太奢侈，也是奢望。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人心目中完美的“领袖”，永远都在飘渺的未来，永远不可能出现。因此，我们不要圣人，不要神仙，我们只要一个敢于站出来的中国人，如此足矣！

周舵：论刘晓波得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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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年“6．4”学运中，周舵、刘晓波、侯德健与高新等绝食 │

│　抗议，被视为“”，如今刘晓波获奖，周舵的命运还是休戚　│

│　与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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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波获奖的消息，我是第一时间就知道了──当时我正在万圣书园的咖啡厅接受法国《世界报》的采访。然后就电话不断，都是香港和外国媒体打进来的。我毫不犹豫地说，“太好了，大喜事，必定会大大鼓舞和推进中国的社会进步、自由民主和人权保障事业”。然后，法国记者买了一瓶红酒，大家碰杯庆贺，照相留念。

那天真有点鬼使神差。我的一位清华附中的同学、同桌请我和太太在莫斯科餐厅吃晚餐，我本想去万圣书园给晓波买些书，就把采访约在了那里。我前脚走，警方就到了我家门口，扑了个空。不然我就被“捂”在家里了。第二天，警方说要来我家，我答说“写文章，不见客”，他们也就没来骚扰。下午，却接到崔卫平的短信，约我晚上6点半在昆仑饭店吃饭。不用说，就是为了庆贺晓波获奖。20多人，很热闹。10点多回到家里，赫然发现警方一帮人已经恭候多时了。是奉命来阻止我召集的10号午餐庆贺聚会的。我把共产党臭骂一顿，怒斥他们无法无天，问他们要剥权（剥夺公民权利）的手续，他们一概不理。接着，我就被软禁了。

共产党究竟怕什么呢？是怕和平吗？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是表彰全世界为人类和平事业献身的人们，其中也理所当然地包括为各国的人权事业奋斗的志士仁人，因为人权保障正是和平的基石──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列宁史达林主义这些人权纪录最恶劣的极权专制政权，恰恰是国内外和平最大的破坏者。刘晓波自“6．4”以来，一直都是在为改进中国的人权状况、为中国政治体制的和平转型坚持不懈地呼吁和奋斗，却不断遭到当局的百般迫害，直到被妄加罪名，三次入狱。难道，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团是想告诉全世界，中共是反对尊重人权的，中国的和平转型是不允许的，只有暴力推翻共产党一条路可走吗？何等愚蠢不智啊！

我和法国记者打赌，中共不会允许中国媒体报导晓波得奖的消息，他们说，不可能吧，那也太过分，太丢人了！当然，我赢了──如此可悲地赢了。但这消息毕竟太重要、太惊人了，互联网的时代，想完全封锁是做不到的，于是，中共外交部发言人不得已出头讲了一番让人

笑掉大牙的溷帐话，什么把诺奖颁给晓波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意思是，诺贝尔和平奖是神圣的，不容亵渎，而中共比诺奖颁奖委员会更有资格决定此奖应当颁给谁！随后，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参考消息》连续转载了三篇和中共同唱一个调门的文章，一篇是俄国人写的，两篇来自西班牙的极左报纸《起义报》，由此彻底暴露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在价值观、制度和精神文化方面，中共是如何地孤立、如何地只能和一小撮顽固信奉马列主义的极左残渣余孽为伍，而中共的所谓“朋友”，尽是些见利忘义、庸俗不堪，一旦捞不到好处，立即掉头而去甚至反咬一口的损友、假友。

毛泽东时代，中共以及全世界的极左派，都把诺贝尔和平奖、文学奖骂得狗血淋头。那位法国存在主义的极左“大师”、毛泽东的热烈崇拜者萨特，就曾经说“诺贝尔文学奖是奖励西方奴才和东方叛徒的”，拒绝领取。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对于诺奖的态度，比起毛泽东时代可以说是截然相反了，追捧、艳羡继而因中国人始终得不到而懊丧不已。这是巨大的进步。谁能想到，如今中共一个急转弯，回到了30多年前！这充分反映出当今中共领导层思想理论的严重僵化和倒退。

话说回来，我们这样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其实是很不准确的。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据我看，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至少包括四个派别──狗屎派，饿狼派，庸人派，和君子派。狗屎派──对不起，请不要怪我粗鲁，我是在引用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他说过，狗屎虽臭，还可以肥田，而教条主义比狗屎都不如──是下定决心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那一整套极左的反文明、反人类的狗屎教条在世人面前败坏中共的形象，存心要让全世界人民对中共恶心得要死的那些人。其实，我说马列毛是“狗屎”已经算是很克制，实际上那是剧毒的毒药，危害极大。那是一种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三位一体的暴力仇恨邪教，一套缔造出20世纪现代奴隶制的邪恶思想。中共为什么越维稳越不稳？根子就在于，这种邪教教唆和社会和谐、世界和平完全不相容──详见拙作《不可持续的拖字诀治国》一文（载于2010年6月1日～4日香港《明报》）。饿狼派，是一群饿狼般用手中掌握的不受监督约束的政治权力，拼命攫取非法财富，用“愈反愈腐”的大规模、群体性腐败从内部腐蚀、掏空共产党的那些人。庸人派，是共产党体制内不思进取、得过且过，溷一天算一天的大多数人。君子派，是共产党内的正人君子、精英，如田纪云、谢韬、我的导师于光远、李锐、胡绩伟，刚刚去世的李昌和朱厚泽，以及《炎黄春秋》杂志社诸公，等等，他们当年都是聚集在中共历史上两位最受人敬爱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旗下的政治改革派，党内的自由民主派。很多人认为，现总理温家宝，前人大委员长万里也都应该算是这一派。他们是想要用社会民主主义挽救共产党，让共产党获得新生；而狗屎派和饿狼派则恰恰相反，是在联手搞垮中共。现在的局面，仍然是我们早就说过的那样，是“精英和痞子赛跑，看谁跑到前面”──对于共产党而言，精英，就是君子派；痞子，就是狗屎派和饿狼派。很遗憾，判刘晓波11年徒刑，然后，说什么“颁奖给刘晓波是对诺贝尔和平奖的亵渎”，种种恶形恶状，让人有理由认为，恐怕是痞子暂时跑到前面了。但我相信，这是不会持久的──假如孙中

山所说属实，自由民主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果有其事的话。

从长远看，自由民主终究是要在中华大地实现的──不是因为有什么“客观必然规律”的保证，而是因为它是目前所知唯一能够长治久安、繁荣昌盛的良治政体，所以，它终究会成为大多数人民的人心之所向。但是，我们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尤其是在未来的十年、20年

之内？这却是高度不确定的。我们这些包括刘晓波在内的渐进有序和平改良派坚决认为，那些激进民粹民主分子所鼓吹的论调，什么“只要能够实现民主，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是值得的”等等，是极端不负责任的残酷主张，而且根本就是共产党长期教育的产物。反共不等于民主，某些反共分子其实正是一些反对共产党的共产党──反对掌权的共产党的在野的共产党。

近一、两年来，共产党内部的各种“自选动作”层出不穷，地方大员、高层人士甚至军界都已经越来越不听招呼，胡温体制似乎已经疲态毕露；加上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各路人马都蠢蠢欲动，恰在此时，诺奖来了，势必更加搅动中国政局。在这个历史的岔路口上，中国这一列重载列车一旦在政治改革方面动起来，它究竟会驶向何处？有两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改革，一种是瓦解秩序的，一种却反而能强化秩序，中国会选择哪一种？从各国民主化的经验看，要想走一条有序、可控的民主化道路，必须“先自由、后民主”，就是说，必须先建立起牢固的自由宪政、法治和人权保障，再逐步扩大政治参与。只有这样做，政治体制改革才会是强化秩序，而不是瓦解秩序的──因为，这样建立的秩序，是正义的、政治权力受到切实约束因而能够防止严重腐败的自由秩序，相反，依靠专制铁腕强加的秩序是根本非正义并且必定日益腐化的，绝不可能持久。

自“6．4”以来，我和包括刘晓波在内的许多渐进民主派，一直在顶着来自共产党和激进民粹民主派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大声疾呼，中共必须看清大势，为民主化早作准备，尽快开始全面、系统、有前瞻性地创设自由民主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早开始、稳步走”，“先自

由、后民主”，“促成中左中右两大中派的联盟”，等等，然而，得到的不但不是积极善意的回应，反而是持续不断的打击迫害。难道中共真的是要象我们一再警告的那样，是想要走清末新政的那条“裱糊匠主义”的老路吗？什么地方破了窟窿，就扯张纸糊上，糊来糊去，

直到呼隆隆墙倒屋塌才算完事，这对于中国人民、也包括共产党自己，究竟有什么好处？

“6．4”以来的21年，由于中共拒绝对民主化早作准备，只顾按照马克思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的鄙俗教唆，错误地以为只要经济搞好了，人民的生活水准提高了，便万事大吉，于是，贫富悬殊、道德堕落、腐败盛行、社会失序、治理失效、人权侵害遍于国中、精神文化恶俗不堪、某些政府部门自身无法无天甚至黑社会化……种种末世腐朽之象愈演愈烈，现在已经到了民怨沸腾，连共产党的各级官员都对政权离心离德、私下里各作打算的极其危险的地步。回看中国两千年的皇权专制历史，每个专制朝代的末年都是这幅景象──朝廷醉生梦死，吏治腐败不堪，“文官搂钱，武将怕死”，文人士子道德堕落、生活糜烂、全然不顾社会责任，整个社会表面上歌舞升平，内里却在全面、深入地腐烂，烂到了骨髓里面。读一读晚明的文学名着《金瓶梅》，晚清的《官场现形记》，那副德性和当今何其相似乃尔！这样一种风俗民情，加上共产党一贯反自由民主的教育养育出的极端主义政治文化，居然还有人大言不惭地大谈什么“中国人民有足够的民主觉悟，只要推翻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民主马上就能实现”，“民主很简单，小学生都会”，简直就是痴人说梦！当今中国，一旦政权失效、社会失序，迅速崛起的很可能是各种极端主义势力──极左新毛派、反美反西方的极端民族主义、激进民粹民主，等等。这不是什么民主福音，只能是民族浩劫。

肉食者鄙，不足与谋。要想避免未来的社会大动荡，各界精英、君子必须尽早达成自由民主的目标及路径的共识，尽力让精英君子而不是痞子或庸人处在各个领域的关键位置上，大家共同坚韧不拔地努力奋斗，舍此别无出路！

祝福刘晓波，祝福中国！也祝福中国共产党人果断抛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尽早向社会民主主义转型，以此获得新生！

王德邦：诺奖给转型中国一个“和平”祝福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经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中国基本人权所作的长期非暴力抗争。诺贝尔奖委员会长期以来就认为，人权与和平密切关联。这些基本权利正是诺贝尔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所写的‘各民族间的兄弟情义’的先决条件。”

消息传来，中国民间尤其异议人士中顿时沸腾，北京一批维权人士、独立作家按耐不住激动心情，前往酒店要举杯庆贺，结果筵席未开，人尚在汇集之际，王荔蕻、赵常青、屠夫（吴淦）、许志永、何杨、包龙军、刘京生、王国齐、赵枫生、张永攀、阿尔、天天、小路、高健、魏强等一批人就被抓进了派出所。到10月9日晚上，王荔蕻、赵常青、屠夫（吴淦）被拘留八天，其余一些非北京籍人被遣送回原籍，京籍人士被传唤24小时后方疲惫不堪地被放回家中。同日，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贵州维权人士陈西、黄燕明也因准备庆贺刘晓波获奖而被传唤到派出所中。与此同时，全国大批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受到了监控、软禁与警告。

为庆祝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中国竟招致这么多人被抓、被拘、被软禁，这在诺贝尔奖百余年的历史上应该是不多见的。就我所知，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其他大概不会如此了。一个原本奖励和平的奖项，居然迎来如此不和平的暴力景观，这是很值得思考的现象。究竟和平奖有什么值得有关方面如此惊恐不安，以致要将人软禁、拘押呢？

诺贝尔和平奖在诺贝尔遗嘱中要求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举行和平会议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长期以来就认为，人权与和平密切关联”。委员会本年度授予刘晓波和平奖原由为

　　“中国的新地位必须意味着增进的责任。中国违反了它所签署的几个国际协议，也违反它自己有关政治权利的规定。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际上，这些自由已被证实明显地对中国公民缩减了。过去20多年，刘晓波已经成为要在中国应用这些基本人权的强有力发言人。他参与了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他是《零八宪章》的一位主要作者，这些权利的宣言发表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60周年的2008年12月10日。次年，刘晓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并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刘晓波一直坚持这个判刑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和基本人权。在国内、外的许多中国人正发动在中国建立普世人权的运动。刘晓波通过被判入狱的严厉惩罚，已经成为这个在中国争取人权的广泛斗争的最重要标志。”

可见，刘晓波因为践行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参与起草《零八宪章》，主张通过非暴力、和平路径来促使中国向民主转型，进而招致11年的重判，成为“中国争取人权的广泛斗争的最重要标志”，使他最终获得以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为代表的世界范围的认同与赞赏。

从诺贝尔委员会的评选标准与对这次授予刘晓波奖的公告宣示来看，该委员会秉持普世价值，立足促进人权改善，避免人类出现暴力冲突，以值从长远与根本上来求得世界的和平。而委员会对刘晓波的嘉许也是基于他所致力改善人权，参与《零八宪章》起草，为普世人权中国传播与落实所作的努力。由此可见，诺贝尔和平奖是一个真正为奖励与引导世界走向和平的奖项，就此而言，和平奖是一个人类和平的最高祝愿！

和平奖为什么来到今天的中国？正如公告中所言：“中国的新地位必须意味着增进的责任。中国违反了它所签署的几个国际协议，也违反它自己有关政治权利的规定。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实际上，这些自由已被证实明显地对中国公民缩减了。”在如此概括性的陈述中，我们可以读出中国人权的匮乏，而这种人权缺失的现实，已经导致中国日益沦陷入一种不和平的状态，所以中国急需和平，急需激励更多的人为和平而奋斗。

应该说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是没有和平的历史。如果说从晚清至民国，由于权力争夺，战火频仍，民族隔离，生灵涂炭，那么从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外表似乎稳定，但事实上从中共建政之初的50年代早期土改，到后来合作社，到反右，到“大跃进”的三年大饥荒，到十年“文革”，到89屠杀，再到镇压“法轮功”，最后到公权疯狂侵权制造数以千万计的冤民，这半个多世纪来，中华大地就从未有过宁日。战火虽熄，但灾难依旧。在老百姓生活中那种意味平安、祥和、幸福的所谓和平就从来没有降临，相反他们常年生活于恐惧之中，财产与生命从来没有安全可言。这种非战争态的战争生态，使这个民族深陷入权利没有保障的惶恐之中。如果中国不能从根本上建立起保障人权的制度架构，中华民族必将沦陷入万劫不复之中。

近年来，中国社会由于权利缺失而导致社会不公，两极分化，权利受到侵害者求告无门（每年数千万的上访民众就是明证），民众一步步被逼到绝望的境地，由此社会日益积累起怨愤情绪，弥漫着暴虐厉气（仅2009年全国就达23万起群体事件），尤其2010年以来中国接连出现针对幼儿园、小学校儿童的血腥屠杀事件，更是鲜明警示出这个社会已经病入膏肓，暴力血腥将日益成为社会怨恨积聚下随机暴发出的生活常态。中华民族正整体性沦陷入暴力血腥的自残泥潭之中。这已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当此时刻，中国面临沿续过往人权缺失的发展路径，继续沉沦于灾难循环泥坑，还是革除旧制，建构人权受法治保护的现代政制，从根本上脱去历史的兴衰治乱循环魔咒？这个中华民族何去何从的抉择已经历史地摆到了时代面前。

背负着这种历史使命，张祖桦、刘晓波等人起草拟定《零八宪章》，并以此文本凝聚起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最大共识，向世界庄严宣示：“自由、平等、人权是人类共同的普世价值；民主、共和、宪政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制度架构。抽离了这些普世价值和基本政制架构

的‘现代化’，是剥夺人的权利、腐蚀人性、摧毁人的尊严的灾难过程。”同时，《零八宪章》还鲜明提出六项基本理念、19条基本主张，全面深刻地对中国问题作出了解答。

《零八宪章》以其温和、理性与建设性的姿态，将中国立足人权，致力法治，建构宪政民主的和平改良路径清晰规划出来，为在迷茫暴虐中挣扎的中国开出一剂最灵效的良方，极其有力地回答了中国何去何从的问题。《零八宪章》是嫁接中华传统观念与普世文明价值的桥梁，是中国跳出历史治乱循环，迈入长久和平发展的踏板。

在中国社会面临如此历史性关键时刻，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2010年和平奖送来了中国，这是一种对历史关头上中国和平的祝福，这是对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路径选择的首肯与褒奖。她以极其鲜明的姿态宣示了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世界对中国以《零八宪章》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何去何从道路选择上的认同！同时也表达着对中国远离暴力，拥抱和平的深切期待！

诺贝尔和平奖这份礼物代表着人类休戚与共的关怀，真切地反映出一个地区的灾难就是全人类的灾难，一个人的不幸就是所有人的不幸的人类一体的精神。所以她属于这个时代，属于这个民族，属于那些为中华民族和平、幸福不息奋斗的无数英烈才俊！她属于20几年来为求真相、不息抗争的“天安门母亲”群体；她属于拒绝暴力镇压学生、主张建立和平对话途径解决问题而遭到15年囚禁的赵紫阳和至今仍被软禁的鲍彤；她属于为人间大义而挥却权位，几十年默默投身中国人权改善与公民社会建设，策划草拟《零八宪章》的张祖桦；她属于近年来维权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锋干将胡佳、高智晟、陈光诚；她也同样还应该属于抗拒极左压力，公然宣示认同普世价值，力倡政治改革的执政集团中的精英人士等等。就此而言，中国当局也理应与民同庆刘晓波获奖，并借机大力宣扬和平、理性精神，积极引导中国走和平改良之路，而不应该沿袭专制暴力的旧路，将那些庆祝者关押、拘禁。当然也不应继续关押刘晓波。

当此中国面临向现代人类普世文明历史性转型的关键时刻，中国社会如何避免暴虐血腥，如何持守和平理性，这是事关中华民族安危祸福的大事，和平奖在此承载着世界对中国的和平的祝福，中华民族理应真切领会和平的深意，放下仇恨与对抗，收起暴力与专政，在人类普

世价值下架设起和平、民主、协商的路径，开启中国和平转型的航船。

曹长青：谈刘晓波得诺奖的争议

刘晓波成为第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之后，在海内外一片欢呼之中，也有相当一股对刘获奖不满的声音。欢呼的理由当然明摆着：中国终于有了第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所有奖项全包括在内，刘晓波是得奖的第一个中国公民），这是中国人的光荣，是给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强心剂，是对所有为中国民主化而努力的人们的鼓励，并且可能会给中国迈向宪政民主提供契机。

反对者的理由是：在政治理念上，刘晓波代表要跟共产党合作的妥协派、温和派；同时他也曾排斥某些更激烈抗争的异议人士。所以他得奖，并不能促进中国的民主化运动。在道德人格上，刘晓波有瑕疵：他曾在中共中央电视台作证说，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看到杀人，起到了帮助中共抹杀天安门屠杀的宣传作用；他在监狱曾对自己参与八九民运而写了痛心疾首的忏悔书；他这次被捕后，又撰文美化中共监狱和中国人权状况。所以，刘晓波不能成为反抗中共暴政的榜样，也不应是中国异议分子的代表人物。

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列出其他几个过去几年曾获诺贝尔奖提名的人物，认为他们更有资格获奖。這裡有一個问题是，那些被提名者在过去几年都没有得奖，那么这次即使不给刘晓波，也不能保证就会给其他几位。很可能就谁都不给。那么在“刘晓波获奖”和“没有中国异议人士获奖”之间选择，从大局着眼，有些对刘晓波的观点和人格也颇有异议的人认为，还是刘晓波获奖比没有中国异议人士获奖要好。

因为，刘晓波获奖后几天内，西方媒体上近年来罕见地一片批评中国人权状况之声。而且，把一个异议作家重判11年这件事定格在西方人头脑中，就会增加他们对独裁中国的恶感。就会给那些以为中国早已不是共产国家的人浇一桶凉水：在中国经济繁荣的背后，邪恶仍在继续。

所以，我个人认为这次能在中共不可一世的现状下，往中国聚焦一次，密集而全球范围地彰显一次它人权的恶劣程度，这个大局比谁得奖更重要。挪威根本不了解中国人内部那些事情。奖给中国异议分子，带来这样一个全球媒体关注中国人权的效果，总比给西方左派强。刘晓波的问题，是以后我们中国人自己慢慢讨论的事情。

有一种观点认为，和平奖之所以给刘晓波，是因为他对中共持更合作、更温和的态度，而且他对激烈正面反对中共的异议人士持批评态度。因此奖给刘晓波，其激怒中共的程度，比奖给“激进派”要低。但这种说法有一个逻辑问题：

如果你跟西方人说：胡佳、高智晟等人比刘晓波更反共、更不跟政府合作，而刘晓波是妥协、合作的；那你怎么能让外国人理解——中共为什么判刘晓波最重11年呢？这在正常逻辑上明显不通。但中共重判刘晓波却是有逻辑的。因为他总“惹事儿”。刘晓波曾多次召集各种签名活动，而且签名者多是知识分子、文化人。历来看重知识分子对民众影响力的中共，自然感觉刘晓波那些行为很“闹心”。刘晓波写过多篇观点远比《零八宪章》激烈的抨击中共的文章，都没有被捕（他96年被捕也是因为签名联署）；余杰也一直在写比《零八宪章》更激烈的批评中共的文章，但他不仅没被抓，而且还可以自由地进出国门、甚至去台湾。所以中共明显是对“签名联署”之类更不能容忍，于是重判，杀一儆百。

另有一种观点，说中共和刘晓波唱双簧，故意阻止了胡佳、高智晟得奖，而给了温和的刘晓波。这恐怕更是无稽之谈了，好像中共操纵诺奖委员会可以像操纵中国人那么轻而易举。虽然我也对刘晓波有相当的异议（见“刘晓波的谏言路能走通吗？”“刘晓波最后陈述的争议”），但却完全不能接受他和中共唱双簧的说法。刘晓波的观点和道德人格都可以、也非常值得讨论；但将其简单化到和中共唱双簧，实在无助于真正问题的探讨。当然，中共在客观上推动了刘晓波获奖，是一个谁都承认的事实。

网络版一个搞笑的段子，说共产党一手制造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高智晟判三年不行，胡佳判三年半不行，陈光诚判四年半不行，谭作人判五年也不行……终于，刘晓波判11年——成了。”这岂止是笑话。连刘晓波的妻子刘霞都对香港媒体说：“如果当局不拘捕刘晓波，刘晓波就不会获提名，就不会获奖，媒体也不会这么关注。”

明显地，诺奖委员会是把刘晓波作为中国异议群体的代表来发奖的，这个异议群体，既包括所谓温和派，也包括所谓激进派。而且，刘晓波的确有着二十多年来都在为实现中国民主化而努力的资历。同时他是作家、文学博士，又曾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这些在一般俗人眼里都是“资格”，诺奖评委们也不列外，别以为他们会把被提名人都仔细研究一遍。另外，哈维尔、达赖喇嘛、图图等人给刘晓波的背书，明显是相当有力的颁奖理由。其他那二百多个候选者，恐怕没有任何人拿到如此“重量级”的背书。所以这次刘晓波得奖，是在中共一手推动下的顺理成章。

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士，综合起来有两个方面的担心（说反对刘晓波获奖的人是与刘有什么个人恩怨，也同样是无稽之谈）：

第一，在政治层面，刘晓波所代表的，对中共温和、妥协、合作的态度，会成为被更多人接受的、认为是更正确、可行的中国民主化转型的道路。而激烈否定中共，完全不妥协、不合作的姿态，会受到更多的否定。其结果就是共产党更长期的统治。

第二，在个人道德品格层面，刘晓波缺乏操守，使他不能成为中国异议分子的榜样；他不具备足够的人格力量成为一面中国人反抗暴政的旗帜。在众多政治犯仍处境恶劣之际、在无数人因政治观点、宗教信仰等被残酷镇压的现状下，刘晓波美言中共监狱和中国人权状况，不配做中国人权运动的代表；推崇这样的人物，有损于诺贝尔的荣誉。

事实上，这两个担心可能都是多余的。诺贝尔奖的光环其实早已不那么明亮，诺贝尔奖的影响和作用也相当有限。我们看在美国，戈尔、卡特、奥巴马等，都没有因为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而赢得更多人的尊敬，或更促进了他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今天的美国，是与他们理念相反的“茶党”在风起云涌，领导风潮。

对被压迫者来说，达赖喇嘛得奖21年了，并没有对西藏人权状况的改变起到什么实质作用。昂山素姬得奖也快20年了，缅甸仍是军人政府统治。如果这种速度是高调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们推动本国民主化的一个指标的话，那么中国人在20年内就别指望了。所以，无论是认为刘晓波的获奖能加速中国宪政民主化的进程，或延缓共产党倒台的速度，都是夸大和过高看重这个只有几个人决定、只因奖金丰厚就被过分抬高的荣誉。

且不说诺贝尔和平奖从未给世界带来什么和平，文学奖发了一个世纪，可二十世纪的文学成就，和根本就没有文学奖的十九世纪的辉煌，完全无法比拟。写中文的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已10年了，他和他的作品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对提高中国文学的水准和地位起到任何一丝一毫的作用了吗？今天还有几个人再去看他的作品呢？

至于刘晓波个人是不是道德榜样或反暴政的旗帜，都不会因他是否得奖而决定。这个奖只是把他放在了聚光灯下，给世人更清晰地观赏他和挑剔他，提供同等的可能。

和本文开篇例举的那些为刘晓波获奖而欢呼的理由不同，我认为刘晓波得奖只有三个实际的意义：

第一，诺贝尔奖的闪光灯，照亮了一下中国的黑暗，哪怕只是几秒钟。我们实在太难得有一个机会能“喊”世界媒体都来看看，中国的人权状况糟到何种地步！今天，全世界的人都因为“吃喝穿戴”全是来自中国了，而以为中国快成天堂了。

第二，能够促使刘晓波本人早日获得自由。无论和刘晓波有多大的观点分歧，无论他有多少道德瑕疵，11年的牢狱之灾都是绝不可容忍的。这个诺贝尔奖，踢给中共一个最头疼的球：既不可能无罪释放刘晓波，也不可能重审这个案子；但如果一直关押一个诺贝尔奖得主，那么隔三差五，国际人权组织就会抗议，等于一次再次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人权的恶劣。但无论中共是否会很快放人，刘晓波大概都不会坐满11年监狱了。自由远比百万美元奖金价更高。

第三个是，中国人每年关于要争诺贝尔奖的嚷嚷也该休止了吧。省得大家成天为这个那个、谁该得奖而闹哄哄的，把推动中国民主的事业，变得像是为推动谁得奖似的。而这场推动“谁得奖”的竞争，又把本来完全是理念上争执的东西，转向人际、人事之争。那实在是毫无任何建设意义的浪费精力。

一个诺贝尔奖，改变不了任何中国的现状，镁光灯的闪亮过后，中国人迈向民主的道路依旧艰辛。

2010年10月18日于美国

陈维健：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

刘晓波获奖了，对中国政治稍有常识的人都明白，这个诺贝尔和平奖不是一般的奖，是这个世界所有奖项中的头名状，其意义对受奖人所属的民族、国家和群体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受奖人。对于中国来说，这个13亿人的大国，一个深受专制政治之苦的民族，为这个国家自由民主奋斗了几十年，久经磨难，饱受困苦，尚未有过胜利喜悦的群体意义尤为重要。

在诺贝尔和平奖的百年历史中，这个奖只要发给专制国家中的异见人士，即会产生不同凡响的效果，使受奖者的国家的人权状况，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焦点，催化了那个国家的自由民主的人权运动的发展，成为这个国家的历史转折点。南非的曼德拉是这样，苏联的萨哈罗夫是这样，捷克的哈维尔也是这样。中国20年来经济迅速崛起，但人权状况却日益恶化，国际社会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影响，在中共经济外交面前，不但对中国人权灾难无动于衷，还不断地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背书，丧失了民主国家对专制国家人权应有的关怀，使中国成为无人关心、风中哭泣的人权孤儿，也导致中国的异见人士和民主运动的处境更为艰难。但是当挪威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将本届的和平奖赋与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后，整个国际社会立即发生了变化，几乎在短短的24小时内，世界各大国的领袖纷纷致电中共领导人，要求中共立即释放刘晓波，承诺兑现中国签署的有关人权自由的国际公约，连台湾总统马英九也发表声明要求中共释放刘晓波。一时中共政权成了各国谴责的世界公敌，使中共20年来处心积虑，用金钱打造出来的外交关系顷刻崩塌。

“6．4”天安门事件后，人们一直期盼着诺贝尔和平奖的降临，从提名魏京生开始、天安门母亲、陈光诚、高智晟、胡佳、刘晓波，但是一个一个的提名，一次一次的希望，伴随的中共的嚣张，国际社会的冷漠而滑落了。太长的等待，太深的失望，致使当刘晓波获奖的信息传来，人们依然难以置信，直到确定，始喜极而泣。诺奖评审委员会在给刘晓波的颁奖词说：“如果我们不投票给刘晓波，我们等于是背叛了中国境内的人权。我们不能坐视中国境内持续发生的人权侵害”。刘晓波获奖不仅仅因为他本人20多年来为民主、自由、人权所作出的贡献，有着曾经一连串获得提名者所作的贡献，以及为中国自由与民主事业而奋斗者的牺牲和努力，更有在专制政权下长期遭受迫害，至冤至死的人们。诚如刘晓波在监狱中得知获奖后，内心深深不安地对对探监的妻子说“这一个奖是给予天安门亡灵的”，言罢泪流满面。这是一个难得的“发乎情，止乎礼”的崇高境界。

刘晓波以一个异见人士，一个为中国民主事业奋斗的民主战士身分获奖，其意义还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运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肯定，它也结束中国民主运动20余年来群龙无首的现象，刘晓波以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身分，超越群伦成为民运的领袖。任何一个运动，一个团体要能够成大气候，成大事业，有无众望所归的领袖人物，几乎是一个先决条件，但中国民运一直以来山头林立，互不买账成为民运的长久之痛，刘晓波的获奖使一盘散沙的民运队伍有了一个精神凝聚的人物，当年孙中山就是以其巨大的个人声望，使100多个

涣散的革命组织，组成了一支革命队伍“中国国民党”，从而建立了亚洲第一共和国“中华民国”。

作为一个民运领袖人物，须要某些必备的条件，首要条件就是长期以来从事民主活动，有抱负，有担当，有历史的远见，当然离不开历史的机遇，而刘晓波有幸被历史选中成为诺奖得主。作为一个领袖人物，并不是一个超越常人的人，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常人，常人有的缺点和错误他都会有，所不同的是他能认识到错误，和有勇气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刘晓波在“6．4”入狱时，曾经软弱过，但在出狱后并不为自己的软弱辩护，而是承认自己的软弱，以其十几年的身体力行，忏悔改正，对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安危冷暖更是心有千千结。也许

正因为这些年来刘晓波与“天安门母亲”相伴相拥，感受到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对他的政治观产生影响，形成了他的和平、柔性的路线。十几年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刘晓波的路线虽然十分温和，但他是“和而不流，中而不倚”，这样的柔肠铁骨是非大英雄所不能

为。有人以刘晓波在狱中的软弱和出狱以后，依然坚持“我没有敌人”的态度和立场而垢病，也是认为他不配有资格获得这项殊荣的原因。特别是在本次入狱时，表示中国的监狱有了人性化的管理，这是很大的进步。许多人认为他的态度，不但是为中共日益恶化的人权粉

刷，而是与中共搞互动、搞合作。这些对刘晓波的指责看似不无道理，但是冷静地想一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奖项，就在于刘晓波在争取民主路途上的平和态度。道理很简单，就因为这个奖是一项“和平奖”，而不是“斗士奖”，更不是“革命奖”。以和平的方式促使中国民主转型，是多数异见人士和民运人士的愿望，当然和平转型温和路线走不走得通，不是一厢情愿，有良好的愿望就能实现的，需要当权者的醒悟，历史变化等诸多复杂的原因。

以刘晓波为代表的温和路线，在民运中占大多数，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零八宪章》，这个为大多数异见人士和民运人士所签署的“宪章”就是一个非常温和的纲领。他既不叫打倒共产党，也不叫共产党下台，他只要求共产党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的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条款，兑现中国政府在国际公约中所签定的有关人权方面的国际公约。既没有要替代共产党的意思，也没有以此纲领来替换中共的纲领，他也没有以组织的面貌出现，以组织的力量来压迫政府，他只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个独立的公民的身分，要求公民的权利得到落实而已。这份纲领从形成到公布，签署，都是温和理性的，在宪法赋于公民权利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的态度和立场，在精神上传承了从圣雄甘地到马丁．路德．金，达赖喇嘛的非暴力路线，也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中者天下之正道”的思想。但是尽管如此，这份宪章仍然被中共打成敌对势力，受西方政府操纵的一份颠覆国家的政治纲领。

刘晓波作为起草人，也以颠覆国家罪而被起诉。在中国当温和派是不好当的，他一方面要受到激进派的指责，而共产党这一方面还是一样的抓，一样的关，最多少判几年。王炳章博士是民运的激进派，被中共诱捕而判无期徒刑，成为中国民主的受难者和中国民主运动的圣徒。而中国温和派也正因为有了王炳章这样的激进人士，才有了一定的空间，少判了几年刑。在中国民主运动中，温和派也好，激进派也好，都是民主派，是兄弟登山各自努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应相互指责。当然要论“诺奖”，只会落在温和派身上，道理前面已经讲过了。

刘晓波获奖后，中共束手无策之下，唯一能够出手的还是一贯的老套，一是封锁消息，二是发表声明，坚持声称刘晓波是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诺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对和平奖的亵渎，是敌视和分裂中国的阴谋。其实中国政府的这两“刷子”都非常地愚蠢，在通讯发达如此的当代社会封锁消息，无疑是螳臂挡车。至于声明谴责诺奖委员会把和平奖给予一个罪犯，是亵渎了和平奖，这样的滥言是自取其辱，恰恰告诉世界，中国是一个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关进监狱的政权。在刘晓波获奖后，网上流传一个笑话：“达赖喇嘛获奖后，说佛祖啊！他不是一个中国人；高行健获奖后，说上帝啊！他是一个法国人；刘晓波获奖后，说天啊！他是一个监狱的囚犯。”刘晓波获奖后中国政府愚蠢的态度，表明这个政权，坚持与国际社会为敌，坚持与普世价值为敌，坚持与文明进步为敌。当然只能使中共在国际社会更加声名狼籍。中共在刘晓波获奖问题上的坚持，并不意外，尽管在这之前，中共体制内也有认可世界文明价值和标准，也认识到中国不走民主的道路只有死路一条，但因着巨大的集团利益，一遇到具体问题就会以习惯性的思维来处理，这是不足为怪的。当然，由着刘晓波的获奖，使中共政权受到内外前所末有的冲击，中共各派为以此互相指责，加大以前已有的裂痕，而使政权出现分裂。中共内部的分裂是迟早要出现的，特别是在政权危机来临之时，每一个政权中的人都不愿与这条船同沉共亡，但愿中共党内的有识之士，能顺应历史的潮流，站到正确的一边，在政权即将沉没之际，站到民主的一边，民众的一边，使中国民主化的过程中，毋让苍生受苦。

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中国的民主运动，因刘晓波获奖开始顺潮而起，我们已经听到了越洋而来澎湃的潮音，正是“几年沧海梦，今日独含情”！

吴高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

公元2010年10月8日，这一天是中国百年民运史的里程碑和转折点，起码，她也是六四21年来中国民主进程的转折点！就在我准备写作此文的时候，有个后生小子发短信给我，问：“我在网上看到，XXX反对刘获奖，这是怎么回事啊？”我马上回复：“他是出于妒忌。正因为有这样的‘民运领袖’，才有六四至今中国民主运动21年的困窘，好在这些‘领袖’没有一个是在国内的。实际上，诺贝尔和平奖绝对不是给刘一个人的，刘只是一个象征或符号，其意义也绝不是1000万瑞典克朗的奖金，而是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是睿智的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社会转型形势的预期，说明中国向宪政民主或公民社会转型已经到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而且刘也一定会把这1000万瑞典克朗捐献给他所献身的事业。和平奖跟文学奖等其他5个奖不一样，一般来说她实质上都不是颁发给个人的，而是某一个群体，特别是这一次。”小子又问：“这样一来，刘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提前释放吧？”我答：“刘是否提前释放要看中央的决策，中央现在无所适从，胡锦涛水平太低，不过此事叫我站在他的立场上也很棘手，放也不是，关也不是，悔只悔当初为什么要判他。胡的上策当然是把刘弄到美国去，但现在的刘已经不是21年前的刘了，他决不会出去，他如果出去当然也无可指责，但他如果出去就说对了——和平奖不应该颁给他，他一旦出去了，这个奖在人们心中就被收回了，所以这个荣誉并不是那么好承领的。其实，如果没有21年前的六四，诺贝尔和平奖早就被邓小平领走了，如果21年前方励之不出去，方也早已抱走了这个奖，就没有刘的份了，今天花落刘手，只能说是上帝的旨意。”

据网上报道，现在通往锦州监狱的路都被封锁了，因为想到那里去的人太多了。有网民说，看管刘晓波的警察如果有点经济头脑，他就会偷拍一些照片，今后养老的钱就不用愁了。我看最有财运的是跟刘晓波同关一室的那5个刑事犯，他们只要向刘晓波讨件他穿过的囚衣之类，有文化的人或者写点纪实的文字，若干年以后他或他的后代就发财了。我从来没有中奖之类的财运，但这几天，我比那些中了大奖的人还要兴奋！10月8号前两天，我从网上得到消息说，这一次刘晓波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性很大，有的博彩公司甚至以4／5的赔率把赌注押到到了刘晓波身上，我看了既满怀着期待，又悬着一颗心，因为六四21年来，好消息全是假的，坏消息全是真的，这一次是不是又是一次令人失望的好消息？北京时间10月8号下午5点钟以前，我一直坐在电脑前面，等候着上帝的裁决。5点一过，我一打开网页，独立中文笔会关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声明赫然在目！天哪，21年来，好消息终于真的来了！理智告诉我：这可是铁板钉钉的事实，谁也无法把它变成假消息！

在获知刘晓波获奖不到一小时以前，我给远在南京打工的六四难友毛国良发短信：“这次如果诺贝尔和平奖果然给了我们中国人，我们一定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快准备一壶好酒，买点鞭炮，晚上好好庆祝一下！”国良回复说：“我估计这次又是希望落空！”我一时默然无语。5点一过，一得到刘晓波获奖的确实消息，我马上给国良发短信报喜，但短信还没来得及发出去，国良就已经把电话打过来了，他兴奋不已地说：“这次我终于猜错了！……”这天晚上，我喝得酩酊大醉，我这个从来不喜欢放鞭炮的六十多岁的老头子，半夜三更连打了十个鞭炮，其中一个是哑炮，响了九响——九九大顺，九九归一，和平民主，天意如此！21年来，我从来没有如此兴奋过。我知道，此刻，我所有的朋友们，都是和我同样的心情。当晚，连身患癌症的六四难友黄志道也从深圳打来电话，和我同享这无边的快乐！唯一遗憾的是，在临海这座宁静而平庸的江南小城，能够和我同享快乐的人实在太少了，芸芸众生，历史已经到了转折点了，但他们还在睡梦中蒙然不知！

10月9日下午，我又打电话给杭州的难友陈龙德，跟他海聊了一个小时，他兴奋地说：“前些天碰见小傅（国涌），他说中国的转型十年差不多了，我看也是十年差不多了！”这一次，这个因呼吁平反六四而被殴打致残、离不开双拐的铮铮铁汉似乎比我还要宽容，谈到政治改革，我说，大陆跟八十年代的台湾不一样，大陆经过这么多年来的单项经济改革，现在贫富太悬殊了，老百姓仇富仇官的心理太重了，这么多年，他们在高压下面当顺民，一旦压不住了，恐怕会变暴民！再说，既得利益这个包袱也太重了，他们怕自己的贪污腐败会受到清算，所以政治改革的希望近乎零。龙德说，如果共产党能主动改革，既得利益就不会受到清算了，贪去的钱，算也算不清了，你看各国和平转型以后都是这样的！我说，好在胡锦涛还不是一个政治强人，胡锦涛的接班人也不是一个政治强人，将来民间力量足够强大时，料这些统治者没有足够的权威和能量、也没有胆量像邓小平那样调动部队实行血腥镇压，那时候如果温和派仍然能够主导民间的力量，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像波兰那样，以官方和民间达成妥协的方式实现社会和平转型，这是我们有可能看到的最好的结局。这一次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实在是上帝对我们中国人的垂怜，从此中国的民主运动就有了一面旗帜，有了一股核心的力量，就有可能在当政者的政治高压失控的时候，继续把民间的力量控制在温和、理性、非暴力的状态，使十三亿人民避免吃辛亥革命以后内战不断的二遍苦，我们这些被共产党敲掉饭碗的人也有个退休金安度晚年呀！陈龙德赞同了我的观点。

从得到好消息的那个时刻开始，我一直想写点纪念文章，但是我一直抽不出时间，有时间也静不下心来写——为刘晓波得奖，我实在太激动了，因激动而虚脱，人实在太累了！准确地说，我不是为刘晓波个人获奖而兴奋，我是为六四21年来民主运动终于走出了低谷，从此有望重新走向高潮而兴奋！兴奋了两天，我的心终于恢复了平静，可以写这篇纪念文章了。刚要动笔的时候，远在深圳时时在跟癌症病魔搏斗的黄志道又打电话过来，谈起对刘晓波获奖的争议，这位21年前即将入学山东大学英美文学研究生而被六四打入监狱的文学天才，现在的癌症病人也说：“这一次的诺贝尔和平奖只要是被我们中国人获得，不管是刘晓波还是胡佳或者高智晟都一样！”说实话，我们这些六四受难者朋友，我们这些因信仰自由民主而饱受欺凌和迫害的人士，虽然21年前就知道刘晓波是天安门的四君子之一，我们当时在临平狱中也没少骂过刘晓波，直至今天，我们也无缘跟刘晓波有过任何面晤的机会，而且就我个人来说，我跟刘晓波的观点也有分歧（我对他批判所谓民粹主义有反感，觉得他似乎缺乏一种平民主义的精神），但我目睹刘晓波这21年来为中国民主人权事业所做的不折不饶的努力，觉得他完全有资格代表中国一切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人接受诺贝尔和平奖！

齐之丰：刘晓波到底是什么人？

中国作家、文学批评家、人权和民主活动家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一时间成为全世界的新闻人物。但是，在中国，刘晓波的名字，刘晓波的言行多年来属于官方严密控制的信息，许多中国公众无法了解他。国际媒体普遍注意到，在刘晓波获得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之际，中国官方媒体和官方控制下的互联网对有关的消息照例实行严密的封锁。刘晓波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他究竟有些什么言行让他在中国获得重罪、以至于被判刑11年，但在国际上却让他却名声大噪，以至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呢？

关于刘晓波到底是一个什么人，以及他究竟有些什么言行让他在中国获得被判刑11年的重罪的问题，是属于高难度的问题，不但对普通的中国民众来说是难题，而且，对刘晓波的律师、对逮捕他的中国当局也是高难度的大难题。这些难题的具体表现是，2008年12月8日晚上，中国警察到刘晓波家把他抓走的时候，拘留证上涉嫌犯罪的栏目，也就是逮捕他的理由是一个空白。

中国有句老话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毫无疑问，刘晓波案件证明了这句在中国流行了几百年、上千年、被公认为绝对可靠的老话是错的，使中国的词典不得不为之改写。但是，刘晓波的律师莫少平显然对这种语言学问题不感兴趣。莫少平律师出于纯粹的职业责任，对宣传法治、尊重人权、依法治国的中国当局以空白的罪名抓捕刘晓波表示不解和不满。部分是由于这种公开表达的不解和不满，中国当局后来不再准许莫少平律师担任刘晓波的律师。

然而，刘晓波的难题依然存在，依然无解。中国当局至今没有对国内人民和国际社会解释为什么当局要以没有填上罪名的拘留证抓捕刘晓波。

事实上，2008年12月8号，在警察把刘晓波从家中抓走的时候，刘晓波刚刚通过互联网发表了他与一些志同道合者起草的《零八宪章》。该宪章呼吁中国执政党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尊重人权，实行民主，实行法治。有趣的是，中国当局在刘晓波被捕之后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拒绝明确指明《零八宪章》是刘晓波的罪证。

更有趣的是，中国当局后来给刘晓波定罪的判决书说，“被告人刘晓波还伙同他人起草、炮制了《零八宪章》，提出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民主宪政的架构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等多项主张，试图煽动颠覆现政权。”中国当局至今没有解释，为什么主张‘取消一党垄断执政特权’在中国属于严重犯罪。

刘晓波多年来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多次反复公开表达了他的强烈政治观点。我们从存档中挑选了他对一些问题曾经发表过的看法，供大家了参考和了解。

刘晓波认为，当今中国许多问题，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说是政治问题。在2008年，中国发生毒奶粉导致众多儿童受害的事件。中国当局为了营造北京奥运会的喜庆气氛，严令禁止报导，进一步导致中国千百万儿童受害。中国当局最后不得不予以报导，但官方媒体依然竭力缩小受害面和受害儿童人数，说不到30万儿童受害。后来，中国总理温家宝承认，受害儿童不是30万，而是3000万。

2008年10月13日，也就是在他被投入监狱之前不到两个月，刘晓波就毒奶粉问题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他表示，食品安全问题、黑心商人问题各国都会有，但问题在中国变得超严重、严重到人们想象不到的程度，受害面如此之广，受害时间如此之长，这说明中国的问题主要不是毒奶粉，而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有毒，是中国的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可以任意对人民封锁关系人民生命安全的信息，才使毒奶可以如此肆虐害人：

“如果说当初掺假是黑心商人、没良心商人，还有黑心官员的庇护，那么，毒奶粉能长时间肆虐就是中国的新闻管制制度的所为了。我觉得，就是中(共中央)宣(传)部这个意识形态的衙门的禁令，才让毒奶粉这个问题迟迟无法曝光。”

刘晓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反复表示，中国人民至今不能享受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自由，一个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公众无法从官方控制的新闻渠道及时得到关系自己生命安危的信息，而中国执政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以及中国政府的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管治之下的中国新闻媒体报喜不报忧，蔑视真理，制造假新闻，并公开把为执政党做宣传看作是自己最重要的使命。

2007年7月24日，在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再次宣言要坚持新闻真实性，严厉追究新闻报导造假之际，刘晓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曾经对官方的这种言论提出了质疑：

“中宣部，国家广电总局，还有新闻出版总署出来宣讲‘真实是新闻的生命’，我觉得非常滑稽。因为在中国的这种特殊环境下，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新闻自由，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是专门负责控制和管理各新闻机构的。而造假的最大的制度来源就是这两个新闻管制机构。”

在当今中国，许多地方社会黑恶势力十分猖獗，俨然成官方政府之外的另一股力量，有人因为得罪黑恶势力而被打死打残的消息连续不断，越来越多，以至于官方过去两年来也不得不承认确实存在黑恶势力问题，并在重庆等地展开了所谓的严肃镇压。

但刘晓波在2007年7月6日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社会黑恶势力在中国这个实行一党独裁的国家之所以能成了气候，显然是得益于执政党和政府官方的纵容甚至是支持，黑恶势力跟执政当局的相互利用与合作。刘晓波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官黑勾结，在于没有政治改革做保障的经济改革导致肆无忌惮的权钱交易、权钱勾结：

“官黑勾结这种现象仅仅是权钱勾结的现象之一。现在整个中国社会就处在一种官商共谋的一种状态中。”

刘晓波被捕前参与起草了《零八宪章》，一般认为这是当时导致他被捕的导火线。事实上，他把多年来对中国前途的严肃深入的思考，也确切地表达在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中。《零八宪章》一些主要的内容可以反映出刘晓波的思想。例如，《零八宪章》说：

“当此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历史关头，有必要反思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重申如下基本理念：

“自由：自由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之所在。言论、出版、信仰、集会、结社、迁徙、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权利都是自由的具体体现。自由不昌，则无现代文明可言。

“人权：人权不是国家的赐予，而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享有的权利。保障人权，既是政府的首要目标和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也是“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中国的历次政治灾难都与执政当局对人权的无视密切相关。人是国家的主体，国家服务于人民，政府为人民而存在。

“平等：每一个个体的人，不论社会地位、职业、性别、经济状况、种族、肤色、宗教或政治信仰，其人格、尊严、自由都是平等的。必须落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落实公民的社会、经济、文化、政治权利平等的原则。

“共和：共和就是‘大家共治，和平共生’，就是分权制衡与利益平衡，就是多种利益成分、不同社会集团、多元文化与信仰追求的群体，在平等参与、公平竞争、共同议政的基础上，以和平的方式处理公共事务。

中国知名持不同政见者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后，国际媒体迅速做出了反应。

纽约时报的署名文章说，正当中国当局对内越来越不容忍不同声音，对外实行强硬外交政策，导致国际社会越来越不安的时候，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通过把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先生向北京的专制领导人们传达了一个不容误解的信息。

纽约时报的署名文章还认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无疑是对中国改革运动的一个强有力的推动，同时也是对刘晓波先生20年来面对中共的高压持续倡导和平政治变革的一个肯定。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刘晓波获奖在中国国内引起的反响恐怕会超过多年来任何类似的事件，其中包括19 8 9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及中国异议作家高行健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英国媒体反应：周五早上出版的一些英国报章关注刘晓波是否能获得这一奖项。《独立报》说，刘晓波在和平奖揭晓前成为热门人选，在中国引起矛盾。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为了阻止刘晓波获奖，中国政府从事了紧锣密鼓的游说活动，并且警告，如果刘晓波获奖，中国和挪威的关系会受到损害。在这种情况下，诺贝尔委员会把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使北京处于十分尴尬的局面。

《国际先驱论坛报》说，刘晓波当选，就成为第一位中国公民获得这个奖。

《独立报》说，一旦刘晓波获奖，北京的声誉将进一步受到重大打击，对人权活动人士则是一次胜利。

虽然刘晓波在宣布前已经是大热门，但是《独立报》说，14名海外民运人士向诺贝尔委员会联名表示刘晓波不适合获奖，因为“他在过去20年公开赞扬中国共产党，该党从没停止践踏人权。”

该报说，但是也有不少异议人士对刘晓波表示认同。他们认为刘晓波多次入狱，证明他强烈反对政府。

德语媒体网站相关报道

"明镜在线"
标题：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北京的头号国家敌人

这一决定具有爆炸力：诺贝尔委员会将和平奖授予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北京此前曾警告不要把这一奖项颁发给这名反对派人士。

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刘晓波。这是挪威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周五在奥斯陆宣布的，理由是，这位中国异见人士为人权而斗争。

由于共同撰写和传播"零八宪章"，呼吁中国进行全面政治改革，刘晓波被捕入狱。中国政府不久前曾警告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不要授予刘晓波此一奖项。

《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

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中国作家刘晓波。这位狱中的作家由于"在中国为基本的人权进行的长期、非暴力的斗争"而获此殊荣--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解释获奖原因说。

《世界报》网络版

这位狱中的中国民权人士也是中国独立笔会的荣誉主席。54岁的这位异见人士是"零八宪章"背后的灵魂人物之一。该宪章呼吁在中国实现民主、维护人权。200 8年12月，联合国人权宣言60周年之际，该宪章推出。

德国之声：刘晓波获奖受到国际关注

德国、挪威、法国等国政府均对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祝贺，并呼吁立即释放这位狱中作家。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呼吁中国释放所有良心犯。德国媒体也对刘晓波获奖给予极大关注。

柏林：希望释放刘晓波 -- "一个勇敢的人"

德国总统伍尔夫表示，德国将为狱中的中国诺贝尔奖获者刘晓波提供支持。伍尔夫在一封贺信中写道：“我对您的勇气，以及您以和平方式为中国人权付出的努力，表示最高的敬意。”伍尔夫表示，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仅在经济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也将人权收入宪法，“中国政府强调法治国家和民主发展的重要意义”。伍尔夫强调说，刘晓波自愿参与了有关中国民主未来的讨论，对他判处11年监禁的消息在世界许多地方引起震惊，“德国与欧盟其他伙伴国为您付出了努力，我们今后也将继续这样做。”

德国政府称赞中国反对派人士刘晓波为一个"勇敢的人"，并向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表示祝贺。联邦政府发言人赛博特（Steffen Se i bert）周五在柏林表示，希望54岁的刘晓波能够获释，并"亲自领取这一奖项"。赛博特说，联邦政府过去为此付出努力，这次也将如此。赛博特说，刘晓波希望在自己的祖国帮助实现民主、保障人权，而且完全以非暴力的方式。赛博特说，刘晓波知道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他说，联邦政府知道"中国必须找到自己的道路"。

德国外长韦斯特韦勒也对刘晓波获奖表示欢迎。韦斯特韦勒周五在柏林表示：“我对他的勇气和对自由与人权的不懈努力获得表彰感到高兴。诺贝尔奖委员会今天作出了一个勇敢、并且名至实归的决定。将此项荣誉颁发给刘晓波是一种激励和告诫，让我们在世界范围内支持捍卫人权和言论自由，不能松懈。”

挪威首相：祝贺刘晓波获奖

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Jens Stoltenberg ）祝贺中国人权人士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但避免对北京作出直接批评。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斯托尔滕贝格表示：“刘晓波因捍卫言论自由与民主而获得这一奖项。他用一种值得关注和尊敬的方式这样去做。”

这位社民党籍首相表示，挪威与中国有着非常好的全面合作，这也包括就人权问题的讨论。此前，北京外交部代表曾警告，如果刘晓波或者其他中国反对派人士获得诺贝尔奖，有可能导致双边关系恶化。

法国：呼吁中国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法国周五呼吁中国释放荣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狱中异见人士刘晓波。北京当局指控54岁的刘晓波“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处其11年监禁。

法国外交部长库什内（Bernard Kouchner ）对刘晓波获奖表示祝贺。他说：“这一决定代表着对世界各地人权的捍卫。”库什内办公室一份声明中说：“法国与欧盟一样，在刘晓波被捕后表示忧虑，并在一系列场合呼吁释放刘晓波。如今，法国再次发出这一呼吁。”

日本首相：“向北京发出人权信号”

日本首相菅直人周五表示，将这一殊荣授予刘晓波，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显示了对人权的重视，“这具有普世价值”。在问及刘晓波获奖是否会给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立场带来改变时，菅直人说：“诺贝尔奖委员会授奖给他，是考虑到了这一信息。”

联合国人权专员：表示欢迎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纳维·皮莱（Nav i P i llay ）周五对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表示欢迎，“中国以及其它许多国家的人权卫士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也面临着挑战。我们对这一对他们的认可表示欢迎。”皮莱还称赞这些活动人士“敢于表达自己信念的勇气”。

瓦文萨：刘晓波获奖是“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挑战”

波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瓦文萨周五表示，将本年度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应作为向北京发出的信号，即中国政府必须尊重基本价值。波兰团结工会的传奇领导人瓦文萨说：“我对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非常满意。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挑战。世界必须表明态度，是否愿意帮助中国进入一个尊重民主原则与价值的领域。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们必须尊敬它，但它必须尊重普世价值和理念。”瓦文萨于19 8 3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

波兰外长对诺贝尔委员会表彰刘晓波的决定表示“赞赏”。

德国笔会：“对受迫害作者的鼓励”

德国笔会主席施特拉瑟（Johano Strasser ）周五在法兰克福书展表示，刘晓波获奖也向中国其他受迫害作者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但他对北京是否会迅速改变路线表示怀疑，“这取决于中国领导层是否认识到，他们不能如自己所设想的那样，通过经济手段向要求保障言论自由的国际社会施压。”周四，德国笔会已经宣布将本年度赫尔曼-凯斯滕奖授予刘晓波。

德国菲舍尔出版社（F i scher ）明年秋天将推出首部刘晓波作品。该项目负责人说，刘晓波作为异见人士，在德国媒体舆论中经常被提及，但有关他的书籍几乎找不到，更不用说德语版的。据了解，明年推出的这本新书将收录刘晓波妻子刘霞以及中国独立笔会主席廖天琪选择的刘晓波作品。

大赦国际：呼吁中国释放全部"良心犯"

中国狱中异见人士刘晓波周五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呼吁中国当局释放该国在押的所有良心犯。

总部位于伦敦的该人权组织表示，刘晓波获奖当之无愧，并希望这一奖项能够使得"刘晓波以及中国许多民主活动人士为维护基本自由和人权所进行的斗争，能够受到世界的关注"。

大赦国际组织亚太分部负责人凯瑟琳·贝博（Cather i ne Baber）也表示，"只有这一颁奖促使国际社会向中国施加更大压力，要求释放刘晓波以及许多因履行言论自由权而被迫下狱的良心犯，这一颁奖才真正会使情况有本质的改变。"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決定把2010年度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以表揚他長久以來用非暴力形式在中國為基本人權作抗爭。委員會一直相信，人權與和平有密切的關係。這種權利是達成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Nobel）遺囑上寫的「國家之間的友愛」的先決條件。

過去數十年，中國的經濟進步大得難以在歷史上找到可與之看齊的對手，現在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數以億計的中國人走出了貧窮，政治參與範圍也有所擴大。

伴隨中國這個新地位而來的必須是更多的責任。中國違反了多個它有份簽署的國際協議，也違反了本身關於政治權利的規定。中國憲法第35 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遊行、示威的自由。」而實際上，中國公民的這些自由都明顯地受到限制。

過去20 多年來，劉曉波一直大力主張中國落實基本人權。他在1989 年參加了天安門示威，也是《08 憲章》的主要撰寫人之一。這個提倡中國基本人權的憲章在2008 年12 月10 日公開，當天是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發表60 周年。

翌年，劉曉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被中國當局判處入獄11 年，以及剝奪政治權利2 年。劉曉波一直強調，這個判決既違反了中國本身的憲法，也違反了基本人權。

很多中國人在中國國內外展開了爭取落實普及人權的邉樱皇┮源说葒乐貞土P的劉曉波，成了廣泛爭取中國人權活動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昨天公布劉曉波獲得今年和平獎後，美國總統奧巴馬等歐美多國政府都呼籲中國釋放劉曉波。

奧巴馬發表聲明，呼籲中國盡快釋放劉曉波，指出中國在過去30 年來在經濟改革上有顯著進展，令其國民生活改善，數以億計人民脫貧，但劉曉波獲得和平獎，顯示中國政治改革未有跟上其經濟改革，中國人的基本權利仍未獲尊重。

挪威首相斯托爾滕貝格很快在該國政府網站發表聲明，表示討論人權問題是挪中關係的一部分，並說挪威政府已多次提起劉曉波的個案。聲明稱，中國在過去數十年，經濟和社會有很大進展，但仍有需要解決與人權有關的挑戰。

馬英九：對人權發展意義大其他歐洲國家都有類似反應。法國外交部呼籲中國釋放劉曉波，並說獨立作決定的諾貝爾委員會向各地推廣及保障人權的人士發出強烈訊息。

德國總理默克爾的發言人促請中方釋放劉曉波，容許他親身往挪威領獎。歐盟委員會主席巴羅佐認為，頒獎予劉曉波發出強烈訊息，向世界各地為自由及人權犧牲的人表達支持。他還說，這正是歐盟的核心價值觀。

英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消息令全球捍衞人權的人士受關注，指外相夏偉林等各大臣多次向中國提及劉曉波被囚的問題，繼續呼籲釋放劉曉波。

在台灣，總統府發言人羅智強表示，總統馬英九祝賀劉曉波得獎，認為獲獎不只是劉曉波本人的殊榮，對大陸人權發展也具重大歷史意義，而大陸人權若能進步，將更符合和平崛起的目標，更能贏得台灣人民與國際社會的肯定。

不過，歐洲各國政府的回應中，未見直接辛辣地抨擊中國人權問題的字眼。

國際組織人權觀察則表示，這個獎項是全球人權的勝利，不只是中國民權人士，因為這令表達自由及人權議題再度成為重要議題。組織亦說，這是勇敢的中國異見分子、維權人士、律師等的勝利，他們多年來對抗暴政。該組織呼籲中國釋放劉曉波等所有「良心政治犯」。

1989 年奪得和平獎的達賴喇嘛祝賀劉曉波，呼籲中國政府盡快釋放他。達賴說，頒獎給劉，顯示國際社會承認，中國目前有愈來愈強的聲音，推動中國進行政治、法制和憲制改革。達賴表示，相信未來世代的中國人將享受到目前推動中國管治改革的成果。

評審委員會主席亞格蘭表示，委員會必須在其他人都不敢發聲的時候發聲，指出中國正在崛起，大家應該有權批評中國。他說，如果委員會持續漠視中國狀況，以致外界認為委員會不敢向中國這個政經大國的人士頒獎，這將削弱和平獎的權威。

許多網友在諾貝爾基金會網站上對劉曉波表達祝賀之意，有人留言稱劉曉波是「不朽」、「英雄」等等。（信報）

美国司法部长霍尔德（Eric Holder）昨天重申，呼吁中国释放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并说刘晓波的情况是不幸。

霍尔德昨天在香港出席国际知识产权执法会议，随后会转往北京访问，他是刘晓波获和平奖的消息公布后，首名访华美国高层官员。

他在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整体人权问题肯定是他与中国官员会面时提及的议题之一，尽管刘晓波案未必是他此行的重点。

霍尔德重申美方立场，表示刘晓波值得获和平奖，中国应尽快释放刘晓波，而且要履行中国已签署的国际人权条约。

他形容，以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给予刘晓波的认同和刘氏的地位，刘晓波的情况是不幸的。

霍尔德此行访华主要是讨论保护知识产权问题。尽管中国的侵权问题一直为美国等国家的商界所诟病，但霍尔德拒绝形容中国为全球侵权最严重的国家，表示打击盗版须依靠各国连手合作，点名批评某一国是没有用的。

霍尔德说，他会向中方反映美国商界及政府的关注，希望此行可为中美未来在保护知识产权上的合作奠下基础。

被问及避税问题时，霍尔德亦明确表示，不认为香港是避税港。

刘晓波或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政府国保阻止刘晓波妻子刘霞与传媒见面，中国四大门户网站诺奖专题被撤下，带有相关敏感词的短信被过滤，至晚间20时，北京警方已经带走多名参加庆祝活动的中国公民。

刘晓波的家已经被警方封锁

  在诺贝尔奖公布前半个小时，德国之声曾打通刘晓波妻子刘霞的电话，她说国保正在和她谈判，但在警方干预下没有透露谈判内容。当和平奖确定归属刘晓波后，德国之声无法拔通她的电话，守候在她家大门外的民主和异议人士莫之许、李海、王金波等人也不得进入。

  德国之声采访了前往探访的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夏业良教授，他说："今天校领导已经警告我，如果晚上参加吃饭庆祝的话，后果你自负。"

  夏业良描述了在刘晓波家门外看到的情景："我刚刚从刘霞的大门口回到家，本来有警车要护送，是被我们学校领导护送回来的，我今天到刘霞家大门前的时候，场面很大，有好几百人，警车很多，还有很多便衣，外国媒体非常多，有二十几台摄像机，我一直和刘霞联系但没有联系上，我多次和警察协商，但他们不允许我进入，刘霞也无法出来。现场有一些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观望的人群，也有一些了解这件事情和支持刘晓波的人，现场有几位女士在喊口号"民主万岁""自由万岁"等。"

  夏教授还说："今天晚上已经有推友被抓入派出所了，难道吃饭庆祝有什么事吗？推友们（指Tw i tter微博网友）为庆祝诺奖提前预定的两个吃饭地点全部被封，被迫转移，第三个地点也转移了，本来打算要吃饭庆祝的连地方也没有了，还有一部分朋友是到郊外放鞭炮去了。"

多名参与庆祝活动的北京公民被抓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北京的很多公民在Tw i tter微博上，发起"饭醉"庆祝活动。

  正当北京的知名法律学者许志永、纪录片导演何杨、公民报道者天天、小路、维权人士王荔蕻、吴淦、包龙军等相约进入一家酒楼时，警方将他们分别带入北京和平里派出所、景山派出所问话。

  被带入景山派出所的王荔蕻对德国之声介绍说："晓波获奖，我们特别高兴，就相约吃饭庆祝，刚一进饭店，就进来几名警察，我们还以为是国保来监督的，哪知冲进来四五十名警察，我们要查看他们的证件，他们不由分说非常粗暴的把我们带到派出所，没有说任何事由，就是要我们配合，现在我们参加"饭醉"的人，有在北新桥派出所的，有在和平里派出所的，又把我和天天带入了景山派出所，但许志永和何杨的下落还不知道。"

中国媒体静悄悄

10月8日上午，中国网民惊异的发现，中国的四大门户网站关于诺贝尔奖的专题一律消失。据中国网络消息人士透露，和平奖开奖在即，中宣部发出指令：有关诺贝尔奖，各网站不要制作新闻专题，已有的专题一律撤除。目前，中国四大门户网站上昨天还在首页的"诺奖专题"全部消失。来自多家西方媒体报道说和平奖热门人选刘晓波所在的锦州监狱多辆警备车辆出入。

网友看到此情此景，纷纷发帖："看到各门户网站的诺贝尔专题纷纷挂掉，我就知道中国人终于得了个诺贝尔奖。"

　　和平奖花落刘晓波后，中国最早的公民报道者之一"佐拉"在Tw i tter上发布微博说，经测试，中国移动的手机之间发短信"刘晓波得了和平奖测试"被消失。

　　其后多名中国网民纷纷上传测试结果：

"编辑短信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发给朋友，一直发送失败。把名字写成汉语拼音才算成功。"

　　"经实测中国移动短信中含"刘晓波"三字不能发。"

　　"北京移动，北京联通，浙江移动，广东移动，统统必须要改成英文才能发送刘晓波获奖短信！"

当刘晓波的名字，在全世界媒体的头版上闪耀时，唯有中国媒体，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一片静悄悄。

他们怕什么？

对中国政府与民间社会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冰火两重天的态度，夏业良教授评论道："我觉得中国政府过度紧张了，中国人得诺贝尔奖是个好事，那么多年期盼得诺奖，这次获得了为什么如临大敌呢，这说明他们内心很虚弱很恐惧，到底恐惧什么呢！这是疯狂的做法，以前都没有过这么疯狂的做法。"

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媒体噤声网络沸腾 综合新闻

正在狱中的中国作家、自由知识分子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尽管中国官方严加封锁，但这一消息依然通过各种渠道广为流传。

在人们预料之中的是，所有中国大陆的网站上都没有关于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包括官方媒体新华网以及两大门户网站新浪和网易等。但仔细比较之下，仍有细微的差别。新华网首页上没有任何关于诺贝尔奖的新闻，新浪网上只有关于周四颁发的文学奖的消息，而网易却有一条标题为"和平奖今日揭晓"的链接，不过点击进入后没有刘晓波获奖的内容。另据网上尚未得到证实的消息称，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出了"有关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新指示"，命令全国所有微博设置严禁词，论坛博客等互动环节一律禁止传播，等待新华社通稿。

虽然主流媒体全部噤声，但在互联网上，尤其是需要"翻墙"突破封锁才能登陆的Tw i tter等网站上，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引起巨大反响。以"#L i ux i aobo"作为关键词搜索，可以发现网友发送的大量消息，而且始终以每分钟上百条的速度在增加。其中大部分是祝贺刘晓波获奖，很多人都表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还有一些网友则开始猜测中国官方会对刘晓波获奖做出怎样的反应。

中国自由学者徐友渔曾经发表公开信，呼吁将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在得知颁奖结果之后，他非常激动，"我感到极大的欣慰，因为刘晓波为了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的正义事业，为了中国的人权付出了极大代价。他三次被抓，而且被判了11年重刑，长期被剥夺自由，和妻子分离。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发给他，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嘉奖，对我们也是极大的安慰。而且刘晓波不是一个人在维权，而是和平理性的维权斗争的一个精神代表和象征，他周围还有很多人在做这些事，对于这些人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我们会更有信心。"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刘晓波获奖对于中共建政60年来蒙受冤狱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庭都是巨大安慰。

专栏作家莫之许表示，虽然中国媒体在政府控制之下，造成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传播效应有限，但长远来看，刘晓波得奖将让大家认识到，在人权民主议题上的持续努力，不仅在中国本土能够生根，《零八宪章》得到数万人联署、越来越多的人面对不公敢于进行抗争就是一个明证，而且也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

内地异见人士刘晓波夺得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赞扬他长期透过非暴力方式，在内地争取基本人权。刘晓波妻子刘霞接受《有线电视》访问时表示，对丈夫获奖感到难以置信，为他感到骄傲，又感谢诺贝尔委员会及大家对其丈夫的支持。

　　她相信获奖后，有更多人会向中国政府施压，刘晓波有望早点回家。对于能否离开国门领奖，她指出，现时仍说不准。

　　刘晓波0 8年参于起草「零八宪章」，要求北京当局推行民主宪政，被当局拘押，去年底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判监11年。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傅莹早前访问挪威时，曾表明反对颁和平奖给刘晓波，认为是不友善的举动。

　　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发表声明，恭贺刘晓波，指刘晓波是因为推动民主而获奖。香港记者协会亦恭贺刘晓波获奖，并呼吁内地释放政治犯。

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里程碑：祝贺刘晓波先生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作者：王志勇

仍在被监禁中的刘晓波先生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尽管目前的中国政府一再明确地警告诺贝尔奖委员会不要把此奖授予刘晓波先生，甚至流亡在外的中国大陆若干异议人士也在此前写信反对，刘晓波先生仍然因其“长期地以非暴力的形式为基本人权奋斗”而获此殊荣。

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迦格兰（Thorbjoern Jagland ）强调, 刘晓波先生是中国人为人权而斗争的标记，目前的中国政府在其人权政策上当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监督：“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已经成为大国，所有大国都当处于世界人民的批评之下，这是正常的。”

各方反应：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台前幕后 综合新闻

本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民运人士刘哓波，以下为挪威奥斯陆的和平奖委员会颂词。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促进中国基本人权，长期且非暴力式的抗争。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始终相信，人权与和平有紧密的关联。诺贝尔先生也曾在其遗嘱中表示，人权亦是加强『国家间的邦谊』之先决要件。

过去数十年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的进步，放眼历史，几无国家可与匹敌。中国如今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数亿人已然脱离贫穷。中国也扩大其政治参与。

中国所处的新地位，随之而来的是增加的责任。中国违反其所签署的数项国际协定，不仅悖离身为签署国的角色，同时违反该国及宪法第35条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享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财产自由及示威自由』。

20年来，刘哓波担任促进中国落实人权的有力发言人角色，他参与１９８９年的ＴＩＡＮ安门事件；他起草的『零八宪章』，于200 8年12月10日发表，当年正是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周年。翌年刘晓波被中国政府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判处11年徒刑，褫夺公权2年。然而刘晓波始终坚持，这项判决同时违反中国宪章及基本人权。

这项争取人权的运动，广获海内外中国民众支持，儘管遭判重刑，刘晓波已然成为中国争取人权最重要的抗争象徵。」

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海外华人世界引起巨大反响。但中国大陆的各种媒体，只是新华社发表了一篇外交部发言人的有关讲话，而其它各媒体都把刘晓波得奖的消息屏蔽掉了。

前中共中央第一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是0 8宪章的主要签署人之一。他认为，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对中国来说是一件大事。

鲍彤说：“他是在为世界和平努力。因为这是要求中国政府为自己的公民负责，对自己的宪法负责。只有一个对自己公民、对自己宪法负责的政府，才是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因素。”

鲍彤是19 8 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被中国政府血腥镇压之后被监禁的最高级别中国官员。

刘晓波曾经因为参与19 8 9年的示威活动被送入牢房，后来又因为写文章质疑中国的一党执政而再次入狱。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说，她被她丈夫被提名接受诺贝尔和平奖过程中得到的所有支持所感动。她还说，刘晓波这次被监禁以来，她获准每个月去探望丈夫一次。

刘霞说：“他的精神状态一直很好，身体呢，他有老胃病，在家的时候也会犯，在监狱体检的时候，说他乙型肝炎未确诊。”

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刘晓波获奖。一些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人士反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并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指责他诽谤其他活动人士，对中国政府太软弱。

中国政府也明确表示反对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在最近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没有直接点刘晓波的名字，但表示他违反了中国法律，因此不适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姜瑜说："诺贝尔先生的遗愿是，诺贝尔和平奖应当授予为促进民族和睦、促进各国的友谊、推动裁军、以及为召开和平宣传会议所努力的人。"

支持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和平奖的最著名的国际人物是捷克剧作家、前总统哈维尔。他赞扬了刘晓波“不屈不挠、和平地倡导改革”。零八宪章效仿了哈维尔等人起草的77宪章。77宪章被认为是前捷克斯洛伐克异议人士反对极权统治的象征性文件。

美国国会议员也呼吁奥巴马总统今年11月参加20国集团峰会的时候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及刘晓波一案。

独立的中国笔会副会长潘嘉伟认为，把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将增加中国国内对刘晓波的主张的兴趣。潘嘉伟说：“我们感到，这样做会极大地提高人们对0 8宪章的兴趣，吸引更多的人去读一读0 8宪章以及刘晓波的作品。”

最初在0 8宪章上签名的有300名知识分子、律师、农民和工人。后来，0 8宪章在网路上广为流传。现在，已经有一万多人在0 8宪章上签字。

刘晓波的妻子刘霞说，虽然刘晓波目前身陷囹圄，但是他仍在大量地阅读政治出版物以外的各种书籍，并且仍在写作。她说："除了政治方面的，别的--历史呀，宗教呀，哲学呀，小说呀，诗歌呀，传记呀等等都可以看，所以我给他送了本子和笔。"

刘霞说，当局不允许她和刘晓波谈论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情。

因起草「零八宪章」而遭关押的大陆政治改革人士刘晓波，今天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他的太太刘霞高兴地告诉中央社，希望刘晓波能因此早点出狱，但这一消息对大陆却是讽刺。

刘霞表示，这几天陆续接到外界许多人的关心电话，原本得不得奖对他们夫妻都无所谓，如今传来好消息，但刘晓波却仍然被大陆政府关在辽宁锦州监狱，「当然觉得是一种讽刺」。

她说，刘晓波拿到诺贝尔和平奖对早日释放肯定是件好消息，不过，因为先前一直觉得不可能获奖，所以对将来的打算，暂时还没有什麽特别的计划或安排。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频繁论及政治改革，并指中国不但要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还要同时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会得而复失，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就不能实现。

温家宝的说法，对一生推动政治改革而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的刘晓波来说，刘霞认为，的确是一种讽刺，至于和平奖能不能给大陆的政治改革带来正面影响？她只回答「真不知道」。

对于刘晓波荣得和平奖桂冠，大陆外交部仍维持一贯口径指出，刘晓波因违反中国法律被判入狱，向他颁发和平奖，将会与创立诺贝尔奖的原意相违背。

台湾的马英九总统在双十节庆典上，公开呼吁中国，应该遵循中华文化的仁义道德，释放刘晓波，并认为这对两岸关系将有正面效果。

马英九总统于本周六(10月9号)下午，与行政院长吴敦义、立法院长王金平一起，出席"中华民国99年国庆四海同心联欢大会"。

马英九于致词中，首先提及台湾在维护正体字与中华传统文化上扮演的重要角色，接著更以孟子的话“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来呼吁中国应负起大国的责任，不要以霸道，要以王道来治国。

马英九说：“中国大陆现在很大，怎么样变成既大且王呢?孟子在梁惠王篇里面提到，齐宣王问他‘交邻国，有道乎?’孟子说‘有。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各位想想看，这里面的道理，是不是跟今天的两岸关系非常相近?”

马英九接著话锋一转，提到昨天才宣布的诺贝尔和平奖。他说：“我们看到昨天诺贝尔委员会把这一届的和平奖，颁发给了大陆民运人士刘晓波先生。这不但是刘晓波先生的殊荣，也代表了大家对中国大陆有非常高的期待。我们在这里，以我一贯呼吁大陆当局善待异议人士的立场，希望中国大陆当局，让他早日出狱，重获自由!”

马英九说，他之所以提出这样的呼吁，是基于四点考量：“第一，中国大陆要既大且王，对外要能够效法我们东方行王道的传统，对内应该行仁政，把中华文化具体落实。古人讲，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言论自由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社会基础。”

马英九接著提到中国在上世纪末签署了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政治公民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国际公约”。若能落实，则可以成为两岸的共同基础。马英九说：“我们中华民国在1967年也签了，所以现在我们跟大陆都是这两个公约的签约国，所以这是两岸开始找到一个共同点，可以相互激励，相互竞争的地方。”

最近中国总理温家宝与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到政治改革，马英九表示这也是促成他呼吁释放刘晓波的原因之一：“我看到最近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在很多地方都强调推动政治体制的改革，尤其在强调自由民主的观念，我个人，乃至于我许多的朋友，都感到非常的振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转戾点，这对于中华民族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最后马英九认为，两岸直航缩短彼此空间，还有签署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ECFA)，排除了两岸的经贸障碍，接下来就应该拉近两岸之间政治的差距。他说：“我们希望在其他的领域，包括大家都关心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也能够拉近距离。如果刘晓波先生能够获得自由，我相信在这一方面，台湾人民会非常欣赏大陆这样的举动。”

马英九强调两岸人民都是炎黄子孙，有共同的文化传承，需透过深度交流，找出求同存异的基础。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目前是独立新闻工作者的帕德拉比涅克说，当年萨哈罗夫获奖后，苏联当局同样把萨哈罗夫称为罪犯。

俄罗斯活动人士说，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当局的反应同前苏共几乎完全一样。当年苏联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获诺贝尔奖后，苏共当局也曾在国内完全封锁消息，并打压诺贝尔奖得主的亲属。

俄罗斯有影响力的莫斯科呼声广播电台最近在一个专题节目中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介绍了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家广播电台主编韦尼吉科托夫说，中国当局这次处理刘晓波获奖的做法同过去的苏共当局一模一样。

韦尼吉科托夫说，当年苏联作家帕斯杰尔纳克、索尔仁尼琴，以及著名核物理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和和平奖后，苏共当局曾在国内完全封锁消息。

俄罗斯历史学家、纪念碑人权组织成员别良金说，苏联政府当年几乎没有报道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和帕斯杰尔纳克获奖的消息。

别良金说：“我现在回想起来，苏共当局在处理萨哈罗夫等人获奖时也采取了同中共相类似的做法。苏联媒体当年都没有直接宣布索尔仁尼琴等人获奖，而是间接地、以在报纸上刊登抨击西方文章的方式透露出了这些人获奖的消息。这些批判文章通常指责西方掀起反苏浪潮，诺贝尔奖被当成反苏工具。”

别良金说，观察中国政府对刘晓波获奖的反应让他感慨万千。他说，萨哈罗夫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至今已过去了整整35年，但人们看到的是，中国仍然在重复过去苏共当局说过的话，仍然在走苏共当局走过的路。

别良金说，中国的愤怒反应，恰恰说明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这次做出了十分正确的决定。

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目前是独立新闻工作者的帕德拉比涅克说，当年萨哈罗夫获奖后，苏联当局同样把萨哈罗夫称为罪犯。

帕德拉比涅克说，过去的苏共和今天的中共都把诺贝尔奖当成是西方反共工具，因此中共同苏共一样都组织了针对诺贝尔奖得主的批判活动。

帕德拉比涅克说，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现在遭到软禁。萨哈罗夫的妻子博奈尔当年曾被逮捕甚至被判刑。但索尔仁尼琴得奖后，当局没敢骚扰索尔仁尼琴的妻子，而是把索尔仁尼琴夫妇驱逐出境。

帕德拉比涅克说：“帕斯杰尔纳克在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但他在1960年去世。在帕斯杰尔纳克去世后，当局逮捕了帕斯杰尔纳克的女友和情人伊文斯卡娅。伊文斯卡娅在劳改营中渡过了多年铁窗生活。因此共产党政权迫害诺贝尔奖得主家属的手段都非常相似。”

俄罗斯一家互联网媒体说，萨哈罗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苏共领导人最后还是允许萨哈罗夫的妻子博奈尔出国领奖。

·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與六四事件、零八憲章，在內裏一脈相承，自此中國民間社會有了可以和體制對話的代表性人物。許多人在得知劉曉波獲獎消息後痛哭失聲，更多人在酒吧飯館聚餐慶祝。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傳出鞭炮聲，中央美院學生魏強掛起橫幅，告訴人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還在監獄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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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點五十，四點五十五，四點五十九……身邊的記者拼命在刷新手機Twitter的頁面，刷得太多，手機屏都開始模糊。

五點！幾乎是同步彈出的快訊：「劉曉波，獲得二零一零年諾貝爾和平獎！」

北京的出租車裏，電台節目剛剛還在討論的諾貝爾獎節目，突兀地變成了流行音樂。彷彿戲劇一般，車窗外經過的，正是天安門廣場。

二十一年前，軍隊的機槍直指廣場上手無寸鐵的學生，即使是今天的總理也沒有能夠阻止慘劇的發生，年輕溫熱的鮮血，為共和國歷史，留下恥辱而刺目的一筆。直到今天，這一筆也沒有寫完。

二十一年後，那個曾在廣場見證死亡，自己屢屢遭遇制度暴力，卻堅持為普通人的權利高聲吶喊，發起《零八憲章》，並堅持「我們沒有敵人」的中國公民，贏得了與曼德拉、特雷莎修女、圖圖大主教同樣的榮譽——諾貝爾和平獎。

二零一零年十月八日下午五點，這是一個足以寫進歷史的時刻；而史書裏的這一頁，奇異得又彷彿像是一部小說，甚至一個預言。

許多人在網絡視頻、在電話裏聽到那個名字，痛哭失聲。他們之中，有學者，有企業家，有自由職業者，也有官員，他們中的許多人，和劉曉波一樣，經歷過廣場上幻滅的青春期，從此隱入人群，沉默不語。

許多人舉杯痛飲，他們給這場「慶祝」或者「譴責」（外交部語）第一個中國公民獲得諾貝爾獎的活動，起了一個網絡時代的名字，叫「飯醉」。這裏面，很多人是年輕的八零後。Twitter或者微博是他們的信息基地，他們大多從網絡上看到的紀錄片《天安門》、或者這之後的《零八憲章》認識劉曉波，對他不完全了解，但是相信他是個好人，認同他為了自由、民主、憲政的努力。

北京大學、山東大學傳出「不明真相」的鞭炮聲，北京師范大學研究生樓小規模慶祝了校友劉曉波獲得諾貝爾獎，中央美術學院學生魏強掛起橫幅，告訴人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還在監獄裏。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收到若干大學生、年輕朋友發來的短信，他們說，「悲喜交集」。

玉淵潭南路九號院，一道警戒線，數十名遠遠近近的警察及保安，隔開了已經沸騰的百餘名境外記者。錄影、攝像、長焦、短焦，各種鏡頭在警戒線前密密鋪開，挪威、美國、英國、法國、日本、香港、台灣……等候在這裏的全世界各大新聞媒體記者拿起話筒，將鏡頭對準那棟無法接近的十七號樓，做起現場連線。

這是劉曉波的家。他的妻子劉霞在十七號樓裏，被三名國保陪著，寸步不離。

來往路人不明白這裏發生了什麼，停下詢問。於是你看到總有一個人在和另一個人解釋，誰是劉曉波，他做了什麼，今天晚上發生了什麼。在現場圍觀的一名年輕人告訴記者，他給五個人解釋了劉曉波是誰，並教他們「翻牆」上網查看新聞。

北京市東城區公安局的警察，忙著撲滅地壇東門附近的一場「飯醉」活動。年輕學者許志永、網友吳淦、王荔蕻等人繫著黃絲帶，在地壇東門旁的小公園舉起牌子「慶祝劉曉波獲諾獎」，並用隨身帶的小音箱播放了五分鐘《國際歌》，向來往路人解釋劉曉波是誰——此種行為，被警方稱為「擾亂公眾秩序」。至少二十名警察衝進了一個小飯館，帶走了這十來名剛在街頭「擾亂」完畢的群眾。多數人在警局裏度過了一天一夜後被釋放，吳淦、趙常青、王荔蕻三人，則被處以行政拘留。剛獲釋的網友之一對亞洲週刊表示，他不認為自己違反了任何規定，但派出所的警察也顯得很不耐煩，「他們懶得追究我所寫的家庭住址是不是真實，懶得追究我的真實身份，甚至一個警察還問我：劉曉波到底是誰？哪個大學的？」

在上海的人民廣場，另一場「挪威飯局」被黃埔公安分局撲滅，媒體人石扉客、學者王曉漁和另一名媒體記者在等人吃飯的時候被帶走，六小時後釋放。

中關村的幾層寫字樓，到夜半三點還燈火通明。新浪、搜狐、網易幾大門戶網站，下午三點接到網管辦的指令，三點十分從主頁上撤去了整個「諾貝爾獎」的新聞專題；和平獎結果頒布後數小時，幾大門戶的微博部門接到通知，嚴格删除有關劉曉波獲得諾獎的一切信息。

內部人士向亞洲週刊描述了幾十人挑燈夜戰微博的盛況：「我們網站的整個審核部門幾乎都出動了，至少五十人，從晚上開始逐條審核、删帖，有些人忙到半夜三四點才回家，第二天一早七八點繼續回來删。」他說，消息剛發出到晚間高峰時期，估計有三成以上的微博在傳遞有關諾貝爾和平獎的信息，幾大門戶網站加起來估計有十數萬條。

忙不過來的删帖者停掉了大部分站內微博搜索，讓機器直接屏蔽「劉曉波」、「六四」等一級敏感詞，設定「諾貝爾」等二級敏感詞，二級敏感詞出現後彈出提示給網站後台，審核人員逐條看過後由人手逐一删除不合規定的內容。監管部門還要求各大微博提供消息散布源頭的「黑名單」，不願具名的內部人士說：「這，就要看各網站負責人的良心了。敷衍過去，也是很容易的。」

中國十三億人，有多少人知道劉曉波？如一名普通白領所說：「我昨天知道這個消息，心裏感受剛剛起來，就被撲面而來的雞零狗碎和身邊人的漠不關心給按倒了。」但和平獎，仍讓這難以計數的沉默知情者感覺到了值得。

此時最安靜的，恐怕是距離京城五百公里之外的遼寧省逯荼O獄。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宣判劉曉波有期徒刑十一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這位剛剛榮獲了諾貝爾和平獎的囚徒劉曉波，目前正在遼寧省逯荼O獄服刑，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才能出獄。

十月八日這一晚，外面世界的喧囂或者冷漠，都與劉曉波無關。他在逯荼O獄十個月，總共與妻子見過五面，每次只有一個小時。他還不知道自己獲獎。

十月十日，劉霞在國保人員的全程監視下，第六次見到了劉曉波。

當天晚上九點，劉霞通過Twitter發出消息，告訴網友自己被軟禁，但已經見到曉波，曉波十月九日晚上從獄警處得知自己獲獎。劉霞的好友王金波在twitter上確認，上述內容是劉霞所發，他又補充：「霞姐說警方對她說不能見媒體、不能見朋友。曉波對霞姐說，這個獎首先是給六四亡靈的。曉波哭了。」

了解劉曉波的人，都知道六四事件於他的意義。一九八九年之前，他是北師大最受學生歡迎的老師，他被稱為文壇「黑馬」，是與李澤厚對話的張狂才子。

一九八九年五月，劉曉波提前結束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訪問，返回北京，希望用理性勸阻廣場上的學生，避免可能發生的慘劇。只是理想的蠱惑力超過了絕對理性，在廣場的《國際歌》聲中，他決定以絕食支持學生邉印圆ā⒅芏妗⒑畹陆　⒏咝逻@ 「天安門四君子」發起「六二絕食」，並在《絕食宣言》中首次提出：「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

兩天之後，軍隊和坦克進城。儘管「四君子」在最後時刻挺身與軍隊談判，竭力勸退並安全帶走廣場上的上千名學生。但年輕的鮮血，已經在天安門四周噴湧而出，永遠無法擦乾。

這一刻是劉曉波個人生命的轉折點。周舵回憶，一九九一年，曉波剛從牢裏出來不久，朋友帶他外出，車行經過天安門，他完全不敢面對，背向廣場嚎啕大哭。周舵說：「這是曉波的個性。他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甚至可以用性格複雜來形容。他的心裏永遠在天人交戰，永遠在自省、在懺悔，像聖徒那樣，不跟自己妥協。」

他的身份從此變成「六四倖存者」，背負上亡靈的十字架，以殉道者的勇氣緩緩前行。此後的道路，格外孤獨。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一年，他因為參與六四事件，被判「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入獄，一九九六年至一九九九年，他因「擾亂社會秩序罪」被處勞動教養三年，此外，他時常被監視居住、被軟禁，八九之後便從沒有過完整的自由，直到這一次十一年的刑期。他的名字是這個國家的一級敏感詞，朋友曾建議他像魯迅一樣，換許多筆名，繼續在中國撰文寫作，他拒絕，說自己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劉曉波只願有一天，在祖國堂堂正正地發出聲音。他拒絕離開中國，也拒絕隱身。

十月八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劉霞代表劉曉波感謝關注他的朋友。她慎重地說，這獎項不僅是榮譽，也是更大的責任。「劉曉波們的道路還漫長，大家一起努力，盡可能實現所有為中國民主自由努力的願望吧！」

劉曉波曾寫：「古拉格，不是一個名詞。奧斯維辛，不是一個名詞。」

而改寫了他一生的「六四」，無論對個體，還是對共和國，更不是一個名詞。

周舵認為，和平獎與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二零零八年零八憲章，在內裏一脈相承。他說：「六四之前，很少有這種聲音出來：反對共產黨幾十年來一直灌輸給人們的階級鬥爭的、黑白二分的觀念，要和平轉型。我們在廣場上提出來，所以不少人說，絕食宣言是有里程碑意義的。但直到現在，劉曉波說『我沒有敵人』，還會有人說你是在向敵人妥協。」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劉曉波在終審判決的法庭上遞交《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他說：「我監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所表達的信念——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因為，仇恨會腐蝕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起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寬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這樣一種新的政治觀念，與諾貝爾和平獎的宗旨是高度契合的。」周舵認為，和平獎的訴求實際上能贏得大部分人心，「共產黨沒辦法用過去那一套『反華勢力』的理由去騙人了。和平獎非常溫和，也給共產黨留下足夠餘地，和足夠的自我改進的機會」。

「當然會影響中國的政治改革」，周舵說：「這個體制已經疲態畢露，領導人的自選動作越來越多，這是以前很難想像的局面。諾獎一定會把這種各派系僵持的局面更深地攪動起來。但什麼派會佔上風，很難說。」

讓他擔心的是，民間缺乏共識，更缺乏實現共識的路徑。「和平轉型需要執政黨和反對派之間有良性互動，但這一點我不太樂觀。」

同為「八九一代」，六四時曾是警察，後來因支持學生而坐牢，出獄後經商、寫書、做大量底層調研的學者、作家野夫則更樂觀一些。

野夫與劉曉波相識十餘年，在外交部發言人出來說劉曉波「褻瀆」了和平獎的時候，他覺得搞笑：「極權社會的執政者和人民是戰爭狀態。我們的對內維穩經費接近對外軍費，這還不算『準戰爭狀態』？曉波所做的努力是結束這種狀態，要求和平轉型，不是六四那樣的狀態，這才是真正的和諧。」

野夫說：「和平獎這件事，如果從未來回頭看，我認為會有深遠的意義。」他同意周舵所說的「民間缺乏共識」的狀況：「我們的民間社會沒有真正發育，在鐵腕的控制手段下，民間社會的一點點發育都會受到最嚴酷的打擊，比如現在，要改革，中央要和民間對話，和誰對話？我們的民間沒有領袖，在印度有甘地，在緬甸有昂山素姬，在南非有曼德拉，在捷克有哈維爾，我們沒有。而要改良，從技術上來說，必須要有一個對話者。」

和平獎造就了這樣的機會。野夫說：「你想像一下，如果沒有和平獎，對話者會是誰？恐怕自己已經打得不可開交了。現在和平獎頒給劉曉波——應該說，這個獎是共產黨頒的，這個對話者是共產黨選出來的，如果不是那十一年刑期，不是最嚴酷的手段，不會導致這個結果。和平獎的威望，讓劉曉波成為極少異議的對話者，從歷史上來看，我認為此時此刻，必然醞釀深遠影響。」

從攪局者到對話者，讓野夫對這種轉變有信心的，是時代大潮的變化。

有人說，劉曉波獲獎，會激發起體制內保守的力量，改革會倒退。

野夫不同意，他認為時代已經不同了。「你看我們的執政黨，現在在用地下黨的方式管理這個國家。比如封殺你一本書，他不敢發文件，還不讓透露出去。劉曉波的事情，悄悄在網站删帖，都不敢說。通過秘密手段來管理國家，執政黨把自己搞得像地下黨。他自己知道心虛啊。中國已經不是廿一年前，中國融入世界不可能再退出來，軍隊開槍殺人的事情，再也不可能發生了。」

劉曉波入獄前的文章中，也寫：「甚至每天生活在嚴密監控之下的生活，反而對中國的前途抱有樂觀的信心，因為我從和那些警察們打交道的經驗切實感到，這個非人的政權是心虛的，連它的專政工具說起話來都無法理直氣壯。」

劉曉波的好友、學者莫之許感受到同樣的湧動。「我們多年來一直傳遞這樣一個信息：這是一個成王敗寇的世界，是一個利益壓倒道義的世界。諾貝爾和平獎告訴我們，這個世界不是這樣的。這個世界有道義的底線，有不被出讓的正義。」他相信，和平獎勢必會形成一個激勵效應，「就像滾雪球」。

野夫在自己的博客上摘錄一首宋朝的禪詩：「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波才動萬波隨。」他管它叫「讖詩」。諾貝爾和平獎頒發後，已經頗有「萬波隨」的態勢。

十月十一日，李銳、胡績偉等一批中共元老，發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執行憲法第三十五條，廢除預審制，兌現公民的言論出版自由！》

公開信避開了諾貝爾獎事件，但直接呼應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接受美國CNN電視台採訪時談及的政治改革，痛斥從國家領導到普通公民都沒有言論自由的現狀，要求制定新聞出版法，取消審批制，改行追懲制，要求宣傳部順應潮流，改變職能，兌現憲法中承諾的真正的「言論出版自由」。

公開信發表之後，十月十三日，南京《現代快報》和湖南《瀟湘晨報》均以整版的篇幅報道溫家寶總理在CNN接受訪問談政治改革的內容，更邀中央黨校教授剖析政改難點，矛頭直指權貴資本，被視為中國媒體對公開信的熱烈響應。

「你想像一下，今天的中國，如果重現一九八九年的和平改良，結果會怎樣？無論是國際環境、民間準備，還是共產黨自身的變革，都太不一樣了。廣場上真正的對話者出現，歷史也許就會扭轉。」野夫說，但他同時也認為：「革命者不是最好的領導者，治國精英在體制內，所以最後的變化，還是會發生在體制內。這是歷史的規律，民間扮演的角色是啟蒙。孫中山可以革命，但統治者還是袁世凱。」

逯荼O獄裏的劉曉波，已然和曼德拉、哈維爾、特雷莎一起進入歷史。

一九八九年三月，他就在文章中寫下：「我再也沒有退路，要麼跳過懸崖，要麼粉身碎骨。想自由，就必須身臨絕境。」

他踐行著自由的理念，同時更加提醒自己「自由」的真涵義——「無論是順從、還是反叛，極權主義的受害者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極權制度的同帧！埂溉绻幸惶欤箨懼R界在經歷過種種磨難而爭取到言論自由權利之後，就以封殺對手的言論來實施報復，打壓那些曾經整肅過自己的人，那麼我們爭取到的不過是言論獨裁的惡性循環：以暴易暴、以封殺對封殺、以剝奪對剝奪，言論自由和輿論監督就永無出頭之日。」

内地异见人士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引起中共当局不快，全力封杀消息的同时，也策动媒体进行大反击。其中，隶属共青团中央机关报的《中国青年报》前日刊文，借用大学生之口对诺奖及刘晓波进行批判，但有被引述的大学生提出抗议，指该报盗用名义，强加观点。由于报道涉嫌造假，在内地传媒界和学术界引起谴责。有传媒中人批评，有关报道属舆论绑架，做法恶劣。

《中国青年报》的批判文章题为「诺贝尔和平奖究竟唱哪出（出）戏──首都大学生质疑 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于前日在《中国青年报》第三版头条发表。在近 2,000字文章中，真名实姓地援引多位大学生的话，对诺奖和刘晓波进行攻击，指诺奖「是政治道具」，是「借人权遏制中国发展」；又称大学生们「都认同社会主义制度」，「高度评价（中共）党和政府推动民主、保障人权」。

不料文章见报当日，即有被援引的大学生出声反驳。其中，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学生谢莉萨在人人网（内地校园社交网）公开辟谣，指该报的文章，纯粹是记者盗其姓名编造出来的，她并无进行所谓针对诺奖「抽样调查」，也没有说过「没有一个受访同学认为，解决中国的问题要走刘晓波所鼓吹的西方道路」等话。
另一位被援引的北京大学新闻专业学生谢思楠也在新浪微博上表示，收到别人转给他《中国青年报》发表的文章，其中有他说「我们不会受蛊惑和利用，当代中国青年是理性一代，永远会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等，他对此感到很诧异，并吶喊「我已经火了」。他对该报盗用其名字欺骗世界，大表不满。

《中国青年报》前日刊文，借用大学生之口对诺奖及刘晓波进行批判。

本报昨曾电话联系到被援引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郑泽豪，他犹豫再三后才支吾应称：「我是表达过那些观点。」但被问意思是否准确，他不再回答。事件在《中国青年报》内部引起争议。本报昨致电撰写该文章的记者沈梦菲，她表示对事件不予置评，被问是否有采访录音，她说：「我不会响应。」
广州《时代周报》评论部主任彭晓芸指，《中国青年报》利用大学生真实姓名造假发表文章，以达到自己目的，是一种舆论绑架，做法恶劣；「《中国青年报》想说甚么，大可采访贵报总编，发表社论；这样利用学生，太无耻了。」她呼吁该报公开采访录音，否则就是侵权，是栽赃，是新闻造假，应受到同行谴责。
彭晓芸还呼吁被栽赃的大学生挺身发表公开声明，澄清自己的寃情。「因为你们今天的言行，将成明天的历史；你们应为自己的历史负责。」她说：「我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是不是工具，但我倒是知道， Lisa（即谢莉萨）的名字，彻底成为《中国青年报》的工具。捍卫 Lisa的权利，就是捍卫我们自己的权利。」
本报记者

东方日报：「天安门母亲」促放刘晓波

【本报讯】连日来，各界要求释放刘晓波的声音不绝于耳，包括丁子霖、张先玲等二十名「天安门母亲」昨发表公开信，要求当局释放刘晓波。美国驻华大使馆发言人昨亦呼吁，中方应解除对刘霞的人身限制。而刘霞昨透过电话等向外界透露，当局要求她低调，但她认为这场「大戏」是当局一手拉开，当局的监控做法只凸显丑陋。

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指，二十名「六四」死难者亲属发表了一封署名公开信，指刘晓波特别关注及支持六四死难者亲属，得奖后又表示这个奖是给六四亡灵的，亲属看到报道都哭了。公开信要求当局立即释放刘晓波，同时撤销对异见人士的监视。

此外，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艾晓明发起联署的「致北京警方的呼吁书」，前日已快递到北京公安局东城分局，信中呼吁警方，尽快释放被拘留的异见人士，参与联署的包括多位学者、律师、维权人士等。

仍被严密监视的刘霞，昨再向外透露，指当局要求她低调，但她认为如非当局关押刘晓波，刘晓波不会获奖，也不会发展到现时情况。外交部发言人马朝旭昨于记者会上，被媒体问到刘霞被软禁原因时，他以「不认识这个人，不了解情况」回应。

另外，刘霞昨再透过Twitter发放四则短文，提醒外界关注因庆贺刘晓波获奖而被捕人士的下落。其中一则写着：「致北京警方的呼吁信：欢庆诺贝尔和平奖荣耀中国无罪，应立即放人」。

孙立勇：“六四暴徒”获释后的苦难生活（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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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宁出生于1972年9月21日，北京市人，捕前系北京建筑木材厂技校学生。1989年6月4日上午10时许，许宁在北京市西城区旧鼓楼大街北口看见众多北京市民截住一辆军用卡车，他立即挤到前面，从地上捡起一根铁管蘸上汽油，点燃后放进卡车油箱，该车被烧毁。1989年6月16日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传唤并收容审查，8月23日被逮捕，同年10月31日被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以所谓“放火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1997年10月从北京第二监狱释放。

89年6月16日，新街口派出所的片警带着十余个戒严部队士兵将许宁抓到新街口派出所，戒严部队士兵用枪托子、皮带对其暴打，用钢盔砸他的脑袋，同时将他铐在暖气片上，对他进行折磨。

许宁于89年12月被送往北京一监服刑，90年12月转往北京二监服刑。在二监的近七年里，许宁先后做过许多工种：织毛衣、包筷子、捏乳胶手套、摘棉丝、糊纸棺材（祭奠用品）等，由于劳动表现突出，先后获得两次减刑，共减刑三年零四个月。由于营养不良及劳累过度，

95年夏季许宁曾摔倒在筒道里，下巴被缝合三针，至今留有伤痕。

许宁的父母是普通工人，家里兄弟两个，上面有个哥哥，但哥哥在外地工作。自从许宁被抓，他的父母就办理了退休手续，在许宁坐牢的几年中，父母每月都去探监，从没拉过。

97年许宁出狱后，父母掏钱让他学了驾照，很快他就找到了一个灯饰公司送货的差事，月薪800元，但干了不到一年人家就不用他了，理由是他对北京的路不熟悉。随后他又找过一些工作，但都好景不长，不了了之。由于为儿子的工作问题着急上火，许宁的父亲于1999年突发脑溢血病逝，自此许宁开始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心疼儿子，说什么也不让儿子再出去受气，于是许宁一直依靠母亲的退休金为生。

08年初，许宁与一位四川黄姓姑娘结婚，当年生育一子。小黄现在一家私营公司里做出纳，月薪1,000元。

目前一家三代四口人生活在一起，除了小黄的工资还有母亲的1,000多元退休金，孝敬母亲、培养儿子、关爱妻子是许宁生活的最高理想。

汪永录生于1968年7月8日，北京市人，捕前无业。1989年6月4日晚9时许，汪永录偕同张福生（21岁，被判处有期徒刑九年）、杨建（16岁，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王春生（16岁，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等人在朝阳区红庙十字路口的一辆正在燃烧的戒严部队卡车上拾得“54”式手枪四把；6月5日凌晨2时许，汪永录在朝阳区建国路郎家园附近停置的坦克车上拾得机枪子弹22发。1989年6月15日被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八里庄派出所逮捕，同年9月23日被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所谓“抢劫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1998年3月14日从北京市第二监狱释放。

89年6月15日凌晨1点，30多名荷枪实弹的戒严部队士兵将汪永录从家里抓走，在加长吉普车上，士兵们给他上了背铐，几十只脚踩在他身上，枪托子没脑袋没屁股地一阵乱砸。到了八里庄派出所后，戒严部队一个自称是64军侦察大队的连长命令士兵们继续打，最后，枪托子砸在他身上他都没知觉了──直到今天，汪永录的小肚子都不能碰，一碰就跟针扎似的，至于什么原因，没人知道。

汪永录接到判决书不久就被发往北京一监的“王八楼”，一年后的1990年12月25日转去二监。在二监的七年多里，汪永录做过捏乳胶手套，仿线、包筷子，由于劳动表现突出，先后减刑三次，共减刑二年三个月，为此也落下了腰间盘突出的痼疾。

汪永录的父母都是工人，父亲还是个老党员，但父母从来不承认自己的儿子是反革命。汪永录家里兄弟五个，他最小。在坐牢的八年里，四个哥哥对他都很好，隔长不短就去探监，而母亲则是每月必去，因此在狱中的汪永录比起其他“六四暴徒”算是幸运的。

98年释放后，汪永录积极找工，不久就进入一家洗发水公司做业务员。试工一个月后，单位领导对其工作表现十分满意，提出给他转正并给他上“三险”，但前提条件必须有派出所开具的“无犯罪记录”，为此，汪永录找到片警说明情况，片警也很同情，但无能为力，片警说：“我要给你开了，我就下岗了……”无奈，汪永录只好如实跟单位领导说出自己的真实情况，单位辞退了他。之后，勤劳的汪永录又先后找到几家单位，都被录用，但最后在转正时都卡在了“无犯罪记录”这一关上。

汪永录于1998年12月与一位河北籍郭姓姑娘结婚，次年7月生下女儿，现在已经上小学五年级。根据北京的户籍政策，2009年3月28日又添一子。儿女双全的汪永录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家看护儿子，接送女儿上下学，晚上给劳累一天的妻子做顿可口的饭菜。

目前汪永录一家四口的生活是靠妻子在商场里做促销员的每月1,000元工资维持。

邵凌才生于1963年3月30日，山东省邹县人，捕前系山东省济南第一机床厂教育处职工学校教师。1989年4月至6月北京爆发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邵凌才积极组织并参与当地群众的游行示威，并多次发表演讲，呼吁政治改革及民主人权。“6．4”屠城后的6月6日，邵凌才在济南市有数千人参与的公开集会上发表演说，抗议戒严部队对学生及北京市民的屠杀，遭一便衣警察抄自行车牌照号玛，邵凌才当即指出这个人是便衣，随后该便衣警察受到现场群众的围攻。邵凌才于1989年6月19日被收容审查，8月4日被逮捕，1990年1月20日被济南市历下区人民法院以所谓“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1993年6月18日从山东省微山县岱庄（煤矿）监狱释放。

在看守所的一年里，邵凌才一直睡在地上，为此落下了风湿性关节炎。1990年5月，邵凌才被送往监狱服刑，由于不认罪且不服管教，被一狱警用警棍电击15分钟。在监狱服刑的3年里，正赶上监狱扩建盖楼，邵凌才一直做小工，和泥、筛沙子、运砖头，一直熬到刑满释放。这期间，妻子一边照顾幼小的孩子一边工作，每月还要去探监。

邵凌才被判刑后即被原单位除名，93年出狱后只好自谋生路。他先后干过烧锅炉、押解员、看传达室等，2000年经人介绍在济南市卫生学校（中专）做英语老师，由于工作表现出色，学校决定给他转正，在调档时发现了他的“政治问题”，学校立即将他辞退了。邵凌才只好又找了一个看传达室的工作。由于邵凌才患有遗传性“视网膜色素变性”，几年前视觉直线下降，最后连看传达室的工作都丢了。

多年前邵凌才就开始向当地政府申请“地保”，但街道办事处的负责人告诉他：只有你完全失明了，我们才能给你。

2007年初，邵凌才的妻子从济南原首针织厂下岗，每月仅领400元的生活费；另外，家里还有一个正在读大学但非常要强上进的儿子──目前邵凌才一家的经济状况非常艰难。

焦国标：仇恨如何才能消减

周舵先生说：“《黑五类忆旧》把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变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记录。”这个担心提得好。在一个崇尚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社会，如何消减仇恨，确是一个大问题。

最近研读几本基督教的书，其中一个现象引起我的注意：耶稣和此后殉道者的死法。面对行刑的罗马兵丁和犹太同胞的戏弄和侮辱，十字架上的耶稣竟为他们祷告：“父啊，饶恕他们吧，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司提反是基督教的第一个殉道者，死于耶稣死后两年，在耶路撒冷城外执行极刑。当乱石雨点般砸来时，司提反平静地跪下祈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完这话，据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反像睡着了一样死去。耶稣的同母弟雅各，因传讲哥哥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被人用石头和棍棒打死在耶路撒冷圣殿门外。死前，他重复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些话：“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

基督耶稣为后世门徒不仅树立做人的榜样，也仿佛为他们开启了一个就死模式。十六世纪，在欧洲各国，私自将圣经翻译成方言仍是死罪，圣经英文翻译的开拓者威廉·丁道尔即因此被英王判处火刑。临死前，丁道尔不是诅咒国王，而是为国王祈祷：“主啊，请你打开英格兰国王的眼睛！”一千多年间，临难时为杀害自己的人祷告成为基督教殉道者普遍的就死风度。这堪称是一个人类奇观，一个可能是仅发生在基督教世界的人类奇观。

中国传统的主要就死模式有两个。一个是戏曲野史小说里草莽英雄的死，常用豪言壮语是“二十年之后又是一条好汉”，或者“砍头不过碗大个疤，要杀要剐悉随尊便”。另一个是精英人物的就死，如谭嗣同大叫“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中国共产党烈士的就死模式是喊口号。抗日烈士是高呼“打到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赵一曼、吉鸿昌、狼牙山五壮士等皆呼此口号。反蒋烈士是喊“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江姐、刘胡兰、邓中夏等临终即喊此口号。瞿秋白是个过渡性的人物。在赴刑场的路上他唱国际歌，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到刑场，他瞭望四周，朝行刑人笑道：“此地很好！”然后盘腿坐下，等待枪响。混合了中国传统精英和共党烈士的就义模式。

文革时期，中国推出一种别具新意的就死模式，被动消音模式。代表性的个案是林昭、王佩英、张志新、李九莲之死。枪决前，林昭、王佩英都是喉管处勒着绳子，李九莲则是舌头和下颚被竹签扎在一起，张志新被按倒在地，颈下垫砖，不消毒不麻醉，一刀把喉管割断。其中林昭、李九莲之死还有后续，林家被索要五分钱的子弹费，九莲则遭抛尸、奸尸和割去双乳。

杀戮与仇恨互为因果。可是为什么耶稣和圣徒被杀戮时却没有仇恨？他们过滤、吸收仇恨的力量从何而来？当今西方的社会政治文明与殉道者的就死风格有着怎样的联系？试图消解仇恨和试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中国人，似应深长思之。

周舵：中国邪火

我的那篇《自杀——一个案例研究》，是六四之后被关押在昌平一个招待所时写的。那时正一肚子邪火无处发泄，写下的东西，“真实”是可以保证的，但毕竟火气太盛，有失厚道——尤其对我的父亲。现在真有不堪复读之慨。

我母亲是相当严重的洁癖。我一直以为这很好，以至于在朋友之间我也以洁癖著称。直到自己得了哮喘，才知道清洁过度原是哮喘的祸根之一。后来娶了太太，她乃一超级洁癖，这时我才恍然大悟：洁癖正是我父母争吵不断的战火之源！我从中合逻辑地得出了凡事不可走极端的结论。从此我改邪归正，洁而无癖。

父亲文革中被关押在单人牢房6年，成了躁郁型精神病人，1973年出狱，直到1989年病故，16年之间，除去最后几年有保姆帮忙之外，基本都是我在伺候。洗衣做饭，吃药看病，洗澡理发，一切一切，都得我一手照料。你要是没有亲自照料过精神病人，根本就不可能了解。那不折不扣，就是一个活地狱。同时我还要上学（读研究生），上班（在大学教书），等等，真是“二斧劈柴”，心力交瘁。我自己常常纳闷，我哪来的忍耐力，居然挺过了这16年常人无法想象的非人煎熬？我的神经莫非真的是钢丝做的不成？话虽如此，毕竟人的神经不是钢丝做的，心里郁积的邪火，也就难免借文字发泄了出来。

邪火不一定是出于邪恶的动机。我指的是愤怒和仇恨这些心理学上明显属于负面的不健康的情绪情感及其造成的危害。好动机未必有好结果；事实上，那些有着十分公平正义甚至是崇高道德感支持的邪火，往往反而危害最烈。很简单，正因为它基于正义冲动和崇高道德，才会对于人类当中那些比较优秀的、自觉“仰望星空”的那一部分成员产生巨大的感召力，而优秀的人才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于是，愤怒和仇恨就被成十倍地放大，其后果也就尤其严重。“通往地狱之路，常由善良愿望铺就”，信哉斯言！

焦国标的《黑五类忆旧》把历史的真相记录下来，是件大好事。但我衷心希望，它不要变成一部新的人仇恨人的记录。相反，我们倒是应该下大力气挖掘1949年以来这部人仇恨人的历史的总根子，以为后代永远的鉴戒。

有一本好书，《仇恨的本质》，值得大力推荐。美国人写的，新华出版社翻译出版。人类有两个大脑，低级的和高级的。高级大脑是人类文明化社会生活的产物，低级大脑是我们的爬行动物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仇恨就是我们低级大脑的一种本能。仇恨本能在我们面对严重威胁，尤其是生死关头时，能调动起身体的自卫潜能，所以是不可少的。只不过，它往往会和高级大脑的某些思维功能结合，转化成一种初级原始思维，从而把仇恨合理化、理论化。

l，表面联想式思维。一个人在某月l3号吃了交通罚单，这天恰好是星期五，碰巧车又坏了，于是初级思维马上得出结论：l3号的星期五注定是个倒霉日子。这是迷信和禁忌的根源。

2，简单概括性思维。初级思维只知道混为一谈、刻板化的“蛇”，不知道蛇有各种各样，有的有毒，有的无毒，应当区别对待。这种思维经常和草率概括结合在一起，只要被蛇咬过一次，就得出“所有的蛇都是可怕的人类之敌”的结论，同时伴随着强烈的、不可遏制的恐惧和厌恶感。

4，个体化思维（主观化、情绪化思维）。每件事、所有的判断，都和个人的情感、利益、愿望紧紧相连，不能跳出自我做客观公正与己无关的第三人式的思考。

5，狭隘经验式思维。固着于现在和过去的有限经历当中，既不能对过去进行反思，又不能通过运用想像力对未来作出预测。

6，选择性记忆。只记得和“仇恨”有关的痛苦、黑暗的事物和场景，而忘记其它成分。

7，刻板反应。一切被归入“敌人”类的人和事物永远会本能地引起强烈的仇恨，没有灵活、从容对待的余地。

对照一下这份清单，我们马上就会联想起那位大胡子鼻祖，想起他那一套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极左教唆。不管涂上多少理论、学说、科学的油彩，也遮掩不住其你死我活、敌我二分、非黑即白的“初级原始思维”的本色。

请一定注意：我们中华文明当中原本没有这种东西。儒释道墨，甚至最严酷的法家，也没有幼稚低劣到这种地步。中国历史上有无数“初级原始思维”的事例，那些以道德杀人、以理杀人的事例即是。但是，我们绝没有这样一种完全建立在初级原始思维地基之上，堂而皇之，成体系并且自称“科学”的大套理论！我们千万不要高估一个半世纪以前西方极左派们的水准。他们实在是蠢透了，简直无可理喻。当今中国的极左派们之不可理喻正是祖传的。我们中国人原本没有那么蠢——我们从来没有过奴隶制，我们原本不可能干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一类蠢到远低于普通百姓常识水平的大蠢事——哪个老百姓的常识会相信亩产十几万斤粮？说到底，是近代以来，我们追求富国强兵、现代化，向西方学习却没找对样板。好的没学，偏偏把最坏的东西学来了，才会有了那个完全是人为建立的，由黑五类的悲惨遭遇所集中体现的，20世纪的新奴隶制。甚至，比奴隶制还坏，是新种姓制，现代极权政体下的种姓制，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未见过的，空前残忍、极其荒唐，全民赤贫（一小撮特权阶级除外）、自由等于零的超级专制。把它的根源扯到中华文明头上，是一桩大冤案。中华文明当中当然也有最坏的东西，那就是自秦以来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但那也比当代自西方输入的极权奴隶制好过一千倍！

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是相辅相成的，前述初级原始思维就是和极权主义制度相适配的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能够有效保障个人自由的制度（法治和宪政下的民主）必须有相应的政治文化，即公民文化的支持。至于什么是公民文化，请看另一部好书，东方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公民文化一定不允许煽邪火，即煽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对立和斗争，一定不能搞黑白二分、善恶是非敌我截然对立那一套。相反，一定要牢牢树立起普适人权的核心观念。只要是人，不是阿猫阿狗，不是桌椅板凳，不论阶级出身、性别年龄、贫富强弱、智愚贤不肖，哪怕他是个白痴，也必须享有宪法载明的基本自由权利，包括人格尊严，身体、财产和生命安全，思想观点和宗教信仰自由，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等等自由。就连“十恶不赦”的罪犯，除去依照公平正义的法律审判限制其部分自由权利之外，仍然必须享有其它基本权利。普适人权的意思是，基本自由权利适用于每一人，绝无例外；当然，更是绝对不允许把“人”区分为敌我，什么“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

公民文化强调“恕道”，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恨罪行，不恨罪人”，反对自封为道德审判官，专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审判别人，就是不审判自己。我们必须认识到，极权主义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这段空前惨痛的历史，不是单单靠道德审判就能够清算的。极权主义犯下了骇人听闻的严重罪行，但是，我们仍然要“恨罪行不恨罪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更要认识到，极权主义的罪行是集体犯罪。尽管责任有大小，但是，除了像王佩英、林昭这样的极少数人之外（我不是指她们的一切言行，是指她们的精神），应负的责任我们人人有份！

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Jaspers）曾经区分过四种责任：1，确有违法行为的人应负刑事责任；2，帮助那些犯有刑事罪的责任者获得权力的人负政治责任；3，听任罪行发生的人负道义责任；4，一切没有尽到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人负抽象责任。按照这一标准，对于绝大多数人，责任的界限划在何处，势必是个大有争议的问题。即便是身为“黑五类”，我们仍然不妨反躬自省：我们没有打骂、侮辱、迫害过其他人(犯刑事罪)吗？我们没有追随和支持过那个坏制度（帮助犯有刑事罪的责任者获得权力）吗？我们没有“听任（默认）罪行发生”吗？我们曾经像王佩英、林昭那样挺身反抗过吗？我们尽到了“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责任了吗？进而，假定我们不是“黑五类”，而是“红五类”，在那种恐怖的制度之下，我们真的能够保持作为“人”与生俱来的仁慈和良知，如焦国标所说，“扎紧我们的篱笆”，或如雅斯贝尔斯所说，善尽“捍卫人类文明标准的责任”吗？

茉莉：打起火把照亮人生——刘燕子印象

见过刘燕子的人都会觉得她外貌美丽而优雅，有点像林妹妹似的弱不禁风。但是，一个人内在的灵魂成色，则是由另外的标志来显示。留学日本至今已经二十年，这位湖南姑娘走的是一条非同寻常的道路。她逆当今实利主义的时代潮流而动，坚持不懈地以人文主义精神关怀社会，辛勤写作，执着地译介中国底层、流亡文学。

“以海天一色的包容和覆盖的热望，伸向社会的暗角心灵的枯井。……在寻觅‘无限’的精神苦旅中，衔着一根思想的苇草。”这是傅正明送给燕子的诗句。

燕子青春时期的诗歌，被行家认为有“独具风格的清丽和澄明”。但那些吟诵“秋雨”“孤寂”的诗句，尽管富有灵性，却还是属于小资情调范围的。从九江师专毕业后，燕子走出国门，负笈东瀛。在求学与求生存的同时，她观察并思考日本的现实，批判也借鉴日本的历史。

多年前，燕子送我一本她的散文集《你也是神的一支铅笔》，这本书初步呈现出她的社会关怀意识。日本的人生百态、社会万象，在她笔下都饶有趣味。这位读了教育学和文学两个硕士学位的姑娘，在异乡“不断发现新的草地，去喂养自己的精神之羊。”

一个人公开发表作品，那就说明他或她不仅仅是为自己写作，而是不可避免地置身于公共领域之中了。虽然燕子的优美散文具有一定的社会性，但真正令她走向广阔的公共领域的，还是她介入的“东史郎诉讼案” 事件。在现代中日关系史上上，东史郎诉讼案和《东史郎日记》是关于“南京大屠杀”是否虚构的论争焦点。

自1997年认识东史郎先生，燕子就担任他的义务中文翻译，为揭露二战期间日军侵略罪行四处奔走。这种对公共生活的参与，是以一种“公共记忆”的方式来发挥作用，召唤人们重新记忆被忘却的历史。此外，燕子还关注中国贫困儿童就学、慰安妇等问题，并与人合译日本评论家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以及《战争罪责》、《家永三郎自传》等著作。

在六十万旅日华人中，燕子是唯一为东史郎做没有报酬的中文翻译的。当时她体弱多病、要拿学位和打工谋生。有一次跟着东史郎跑中国各地演讲，燕子生病发高烧，在香港会场上两眼一黑，扑通倒下。但燕子认为：“历史，总是在暗处，要有人打起松明火把才能照耀出暗部。”

当今中国人包括海外华人，大都把生命安放在私人世俗事务里面，把自己排除于公共领域之外。而燕子却在众人退隐的时候，毫不犹豫地走入公共领域。不愿将尘世生命葬送在由物欲构成的个人幸福之中，她在公共生活中打起松明火把，也照亮了自己的人生。

人们常把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比作交通工具的换乘。但翻译不仅具有工具性，被西方翻译家奉为“守护神”的圣杰罗姆认为：“文学翻译尤其是一项伦理任务，而且是一项反映和复制文学本身的角色的任务，这角色就是扩大我们的同情、教育我们的心灵，……”

在译介中国文学方面，首先有一个选择的问题。从事译介的人都知道，翻译当今哪些中文作品最为吃香。即使是西方的译者也不得不迎合商业化潮流，去翻译一些媚俗的作品。由于中国专制政治施加的压力，许多译者对中国的底层文学和流亡文学视而不见、避之不及。

2000年，燕子和一批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创办了一个名叫《蓝》的中日文双语文学杂志。他们把该杂志的特征定为：“挖掘潜在的、民间的、甚至无法发出声音的、被历史和表面信息淹没的文学。边缘的，底层的，萌芽的，具独特个性的文学。海外流亡中国作家的创作。”这份缺乏经费却独具一格的文学杂志，介绍了大批海内外底层、流亡文学的作家和作品。

而燕子本人，在日本大学教书的同时，长期投入到中国底层、流亡文学的译介之中。自2000年起，她用四年时间翻译和研究流亡诗人黄翔，在日本出版专著《黄翔的诗和诗想》。她感兴趣的不仅是黄翔的诗歌，更想要把黄翔这个差点被黑暗吞噬的人，“带出时间的深渊”。

而后，燕子又用了四年的时间翻译廖亦武的《中国底层访谈录》。为了让日本人了解中国底层，此书光是做注释就是5万文字。在翻译《反革命分子刘德》一文时，燕子不明白中共的刑罚附加刑“剥夺政治权利”的含义，还曾特地向我这个前政治犯请教。

2005年7月，燕子夫妇前来瑞典看望我们。当时正在研究西藏流亡诗歌的傅正明，给他们朗诵了藏族诗人旦真旺青的诗歌。被诗句感动了的燕子从此与西藏结缘，关心西藏苦难的命运。她亲自到北京探望唯色，而后开始翻译唯色的《杀劫》一书。日本人做学问讲究精雕细刻，西藏的大量的地名，人名，传统，都必须找到藏语原文，关于文革的名词必须加以大量注释。因此，燕子做西藏这个题目倍加辛苦。此外，燕子还在日本报刊写读书专栏，不断介绍唯色和王力雄的作品。

在日本翻译这一类作品，燕子从来没有得过翻译费，有时还得自己掏钱买书送人。那么，是什么支撑着燕子，以羸弱的身躯去承担这样的重荷？为什么她要选择被主流所回避的、被禁止的作品去翻译？有着类似《圣经》的拉丁文译者圣杰罗姆的理念，燕子把翻译当作一项伦理任务。她说：“历史一定要有有心人来记录，否则，我们真的将成为世界上最无耻、无赖的民族，在精神上一无所靠。”

一个民族精神的传承，要靠反映社会疾苦的严肃文学。王国维曾经引用尼采的名言：“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写者。”被剥夺政治自由的作家，文学是他们唯一诉说悲愤和呼吁良知的园地。如果所有的译介者都去迎合泡沫式的消费文化，拒绝化血为墨的作品，那么，他们不但背叛了翻译的伦理，也背叛了这个时代。独具慧眼的译介者刘燕子，在异国他乡孤独而锲而不舍地，守护着严肃文学的一丝血脉。

1989年“六四”发生时，燕子正在长沙结核病医院住院，被隔离整整一年。没能参与八九民运的她，一直在精神上为六四受害者守灵。她经常在大学里和日本学生谈“六四”，并在2005年与她的先生——日本哲学教授山田正行一起，提名天安门母亲获诺贝尔和平奖。在对中国人权问题“自律自规”的日本，燕子译介中国系狱作家的作品，撰文呼吁日本人不要隔岸观火，因为沉默就是共谋。近年来，燕子夫妇还旅行各国，走访因“六四”漂泊异乡不能归国的流亡者。

在昔日的朋友眼里，柔弱的燕子现在已经变得不可理喻，她居然成了“一个赤膊上阵的革命者”，和唯色、廖亦武这类“猛男猛女”混在一起。现实的幻灭，使多少当年曾如雄鹰般展翅的热血青年，而后像碎了壳的蜗牛爬回地面。他们不再去探求道路，而一味贪吃经济繁荣的果子。退出抗争的人，往往要为自己寻找理由，要否认与一个压迫人的制度抗争的必要性。

中国国安部注意到了这位经常涉及敏感问题的日籍华人，燕子和她的日本夫君因此成了被邀喝茶的对象，受到中国当局的严肃“教育”。但燕子知道做人的底线和尊严在哪里。真正的勇士不一定是喜欢冒险的人，他们只是面临威胁不退缩而已。

在燕子的童年记忆里，存有一些类似黑白照片的历史镜头。1965年的四清运动，她那在北京林业部设计院工作的爷爷，被诬告为“逃亡地主”，押解到老家批斗而死。爷爷被批斗时，始终昂着头不服。当燕子长大和父亲一起回老家，探望爷爷的衣冠冢，因为突发的洪水过不了河，白发苍苍的父亲哭倒在一堆烂泥里。

这些令人心碎的黑白画面，与当今灯红酒绿的“和谐”社会格格不入。这些镜头仿佛早已被人遗忘，但却在不知不觉之中，潜藏在个人和集体的深层记忆里，使人们得以认识我们是谁，我们来自何处。由此我们知道了，为什么燕子会独独钟情于那些书写苦难的文学。她的祖父把中国传统的士人气节遗传给了她，她因此有了悲悯的眼光去看人间的文学，不能忍受人类欺压人类的事情。

“如果不仰望神，我们靠什么苟活于世？”这是燕子和我讨论的问题。燕子的信仰受她的夫君山田的影响。山田是一位富有博爱精神的虔诚的基督徒，被我们视为“日本的良心”。多年前，山田在日本创建了奥斯威辛和平博物馆，使日本人通过奥斯威辛的悲惨，思考日本的侵略战争及战争责任。在日本主流社会患“集体健忘症”的时候，他是极少数顽强的抵抗者和行动者之一。

2009年9月，燕子终于在教会蒙召。虽然我是不肯进入任何宗教的人，但我欣赏燕子信仰的纯正，欣赏她对人的挚爱与宽容之心。近年来，海内外不少华人基督徒高谈以基督教拯救中国，但他们却回避现实的黑暗和苦难，主张顺服强权。低调、谦卑而又坚毅的燕子，以她所做的一切，告诉我这类不信神的人，什么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人文精神。

周末分享201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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