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分享20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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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周刊专题：杨继绳为3600万饿殍立墓碑

饿死3600万人是什么样的概念？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一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今年是中国「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发生在半世纪前的「大跃进」运动导致的3年大饥荒，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个鲜活的生命死于人为的饥饿，出现大规模的「人相食」、人吃人。如今大饥荒过去50年了，这段历史始终含糊不清，几千万亡灵魂归无所。

新华社退休高级记者、现任《炎黄春秋》杂志社副社长杨继绳，今年5月在香港出版《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公司），此书长达80万字，分上下两册，堪称是血泪交加、资料翔实的长篇调查报告，也是一幅真实记载大饥荒的全景图，详细记述了1960年代大饥荒饿死3600万人的史实，并着重介绍其中12个省饿死人的情况。

请看书中记载的一段文字；「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几千万人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精神麻木地消失。有的地方用大车将死人成批地拖到村头的大土坑里，有的地方因无力掩埋，死人的胳膊和腿还露在外面，有的地方死人就倒在寻找食物的路旁，还有不少死人长时间放在家里，被老鼠啃掉了鼻子和眼睛。……」

「信阳五里店村一个14、15岁的小女孩，将4、5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

饥饿比死亡更恐怖

此书是作者逐一实地考察、走访大量当事人，包括当年各级干部、饥荒幸存者及见证人，并详细阅读档案资料写成。对没有实地考察的其它省分，他则透过各种渠道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公开或未公开的各级档案、会议纪录、谈话纪录及各种地方志、县志，也参阅了许多专著、统计资料等。他穷10年之力，收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写成《墓碑》一书，填补了历史空白。书中涉及的事件、引用的资料，都详细注明来源、出处，有些还配有照片。

这是一本承载了许多幸存者集体记忆之书，亦是纪念3600多万饿死亡灵的墓志铭。

1999年秋，杨继绳到信阳淮滨县防胡乡高油坊了解当年情况。70多岁的农民余文海把他领到村外一块麦地边，指著麦地中间的几棵树对他说：那长树的地方原来是一个大坑，上百具尸体就成堆的埋在那里。杨继绳感叹：「如果不是当事人余文海指认，谁也不会知道，在绿油油的麦苗和挺拔的树木下面，深埋著惨烈的悲剧。」

他在书中描述，死亡前的饥饿比死亡更恐怖。玉米心吃光了，野菜吃光了，树皮吃光了，鸟粪、老鼠、棉絮都用来填肚子。在挖观音土的地方，饥民们一边挖，一边大把大把地往自己嘴里塞著观音土。死人的尸体，外来的饥民，甚至自己的亲人，都成了充饥的食品。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新闻工作者，骨肉亲情是杨继绳写作《墓碑》的动机之一。他的父亲是一位善良、正直的农民，1959年死于饥饿，事隔半世纪，父亲临死时的惨状、家乡惨不忍睹的情况仍历历在目。

杨继绳说，这本书原打算名为《天堂之路》，后来改为《墓碑》。他指出书名「墓碑」有四重意思：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四是在这本书写到一半时，杨继绳在体检时发现有「病变」（甲胎蛋白呈阳性），「于是我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下决心把这本书写成，也算是为自己立一个墓碑。后来有幸在复查时排除了病变，但写此书有很大的政治风险，如因此书而遭不测，也算是为理念而献身，自然也就成了自己的一个墓碑」。

因此，杨继绳决心为历史作见证，记录这一旷世灾难，以警后世。他强调，把真相公诸于众，不是为了唤起仇恨，而是希望今后不再出现这样的悲剧。大饥荒始终是巨大的历史包袱，迟早要卸掉，并要从中汲取教训。他深刻指出，大饥荒的成因及结果，间接引发了另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字字血泪不忍卒读

美国西东大学、21世纪中国基金会和中华学人联谊会10月17日至19日在纽约联合举办「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大跃进50周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国际研讨会」，邀请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加拿大及全美各地40多名学者与会，旨在探讨中国当代史上大跃进和改革开放这两大历史事件的意义及影响。《墓碑》作者杨继绳也是与会者之一，这次应邀访美，在会上发表「大饥荒期间中国的人口损失」调查报告，并接受《世界周刊》专访。

「叫墓碑，太沉重」！《墓碑》确是一部令人心情沉重的书，不少人在阅读此书时，难以忍受锥心之痛，几番掩卷，不忍卒读。知名作家倪匡形容，「读《墓碑》，感觉每一个字，都有30个魂萦绕在旁，深深体会什么叫『令人发指』的感觉。」他并形容《墓碑》文字的震撼力，有「字字血泪」之说。

杨继绳在「墓碑」前言部分，详述了他父亲悲惨死去的一幕。那是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第一中学读高中，他儿时的朋友张志柏匆匆赶到学校通知他：「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他：「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

杨继绳当即向老师请假并到食堂停伙3天，取出他的口粮──3斤大米，然后赶回他下湾的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浠水称之为油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乾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乾的。蚌有股难闻的腥味，过去是不吃的。没有狗叫，没有鸡跑，连过去欢蹦乱跳的小孩子们也待在家里出不来。湾里一片死寂」。

他走进家门，发现没有一颗粮食，没有一点能吃的东西，水缸里连水也没有。「饿得走不动，哪里有力气挑水啊！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皱纹宽阔而松弛。他想伸出手招呼我，但没有伸起来，只是动了动。这只手和上生物解剖课时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上的手差不多，外面虽然有一层干枯的皮，但没有遮住骨骼上每一处的凸起和凹陷！看到这只手，我心里陡起一陈酸楚和震撼：原来通常说的『瘦得皮包骨』是这样的恐怖和残忍！他嘴里嘟啷著，声音很低，他是叫我赶快走，赶快回学校去。」

父亲变成这个样子，杨继绳心里充满了懊悔和自责，「我为什么不早点回来挖野菜呢，为什么不早点请假拿点米回来呢？」他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然而父亲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与世长辞。

埋葬了父亲，他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我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也不认为这和『三面红旗』（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地方发生的事情，我以为我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我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这种认识一直保持到文化大革命时期。」

杨继绳说，那时，他没有怀疑过共产党和政府，所有被灌输的东西都全盘接受。「1957年反右派时，党组织说右派分子坏，我就认为坏。1958年大跃进，我也是学校里的积极分子，我写的赞美大跃进的诗曾送到黄冈地区教育展览馆。当时我是团委宣传部长，兼任学校《青年共产主义者》油印小报的主编。白天参加劳动，晚上编报纸。1959年元旦，我为这张报纸写《元旦献词》，热情地歌颂『大跃进』。在全校庆祝新年的大会上，校长王占一字不差地宣读我写的这篇文章，作为向全校师生的献词。」

杨继绳说他不怀疑「三面红旗」，除了无知以外，还有整个社会强大的政治压力，使他不敢怀疑。「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人们像避开炽热火焰一样而避开政治危险」。

1960年他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大学期间还是很听话，一直担任团支部书记，1964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使他认识最初发生转变的是文化大革命。1966年8月到12月，他和几名同班同学一起到20多个城市「串联」，各地大字报揭发出高官的腐败和特权。「我开始不迷信权威，不迷信高官，也不迷信报纸上所说的一切。我开始怀疑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向我灌输的神话。我和多数普通群众一样，是以反对高官的特权的心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长张体学说的一句话使我震惊：湖北省在3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这时我才知道，发生在我家庭的悲剧不是个别现象。」

杨继绳在清华大学拖拉机制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到新华社。新华社记者可以接触到其它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他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党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及许多与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政治权力的『喉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思想禁锢比过去松动了不少，一些真实的历史开始透露出来。杨继绳说：「过去党教导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只有共产党抗日，国民党一味投降妥协；现在才知道，国民党支撑著抗日的主战场，有一、两百位将军为国捐躯。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我开始知道，中国共产党党史，甚至近百年的中国历史，都是按照共产党的需要，进行了歪曲和编造。」

还原历史追求真实

一旦知道自己过去长期受到蒙骗，就产生出一种摆脱蒙骗的强大力量。当权者越是掩盖真实，就促使他更加追求真实。他不仅大量阅读新发表的史料，也在采访新闻中努力了解真实的过去。「我亲身经历的1989年北京风波（六四事件），更使我大彻大悟。年轻学生的鲜血，把我的头脑里过去几十年接受的种种谎言洗刷一尽。作为新闻记者，我力求发表真实的报导和言论；作为学者，我有责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并把真实历史告诉受蒙骗的更多人。」

在摆脱蒙骗和追求真实的努力中，杨继绳一步一步地弄清楚了他父亲死去的社会背景。虽然时间过去了几十年，他对父亲死因的思考却日益深入。

当他得知，父亲因大饥荒饿死的年分，中国并没有什么天灾，是一些正常的年分，虽谈不上丰收也谈不上灾害。当他得知，河南省发生人吃人的惨剧时，信阳100万人死于饥饿时，河南至少有25亿斤粮食库存，临近的湖北省至少有13亿斤粮食库存，仅动用这两省库存，根本不会饿死人。明知道大面积饿死人，毛泽东还大幅增加当年全国征粮库存额度，他的愤怒无以复加。大饥荒完全是人祸，原因是谎言，加上人民公社对人身控制、计画经济的荒谬以及极权政权的残酷。

当一个人从当年迷信的谎言中醒来时，首先是愤怒，然后陷入对历史真相的沉思。杨继绳说，发生在他家的悲剧，同时发生在全国上千万个家庭中。

在新华社的第1个10年，他跟潮流写了许多稿子，以上人民日报头版为荣，有一年曾在人民日报发了14个头版头条。现在回顾，杨继绳说90%的稿子都应当烧掉。第1个10年，他只有两篇稿子是凭良知写的：一篇是《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经中央批评军队全部退出民房；另一篇是《天津劳动生产率调查》。

第2个10年，杨继绳尽可能说真话，坚持不说假话，但有时还不得不跟一下潮流。

第3个10年，杨继绳决心不跟潮流，只写自己想说的真话。「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这是他的追求。

他说：「在权力面前说真话。」「一无所求，二无所惧，就能自立于天地之间。」

父亲墓碑立在心中

杨继绳有感于大饥荒已经过去50年，在中国国内还没有一本记述这个历史事件的书。「这不仅是历史的遗憾，也对不起几千万饿死的冤魂」。

面对大饥荒造成的严重后果，刘少奇曾对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刘少奇还说过，对这场灾难要刻上碑，记上帐，「要子子孙孙地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1962年春，刘在与邓力群谈话时也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杨继绳利用到全国各地采访的机会，查阅有关资料，访谈经历过大饥荒的人。他从大西北到大西南，从华北到华东，从东北到华南，查阅了十几个省的资料，访谈了上百位当事人。经过10年努力，收集了上千万字的资料，记下了10多本当事人谈话记录。他「终于比较全面和比较深入地得到了这场持续3、4年的大饥荒的真实情况」。

1980年代，杨继绳家乡兴起为先人修建墓碑碑的风气，特别是在外面当大官的人，修的墓碑更气派。亲戚朋友也劝他为父亲修建个墓碑。

杨继绳想，「我虽然没有当什么大官，我为父亲立的墓碑一定要比当大官的更气派。然而，我想到了1959年家乡那些墓碑的命运，有的被拆来修建水利设施，有的在大炼钢铁中用来做土高炉的底座，有的则铺在路上任千人踩、万人踏。墓碑越气派，被拆除的危险就越大。父亲墓碑是不能不修的，但是不能修在大地上，必须立在心里；立在心里的墓碑，不会遭人践踏，也不会被人拆除。」

接著，他花了10年功夫，调查大饥荒真相。每到一地，他以正面报导为幌子，要求地方党委开放大饥荒的档案，抄写资料。多年如一日，他白天完成工作，晚上除了特殊情况，如生病、家中有事，他都在写作，终于完成《墓碑》。「这本书也算是几千万饥饿亡灵的一座墓碑，我希望饥饿的亡灵得到安慰。」

他在心中为父亲修建了一座墓碑。《墓碑》这本书，就是铭刻在他心中墓碑的文字表达。「即使我在这个世界消失了，这个文字表达的心声，将存留在世界各地的一些大图书馆中。……」

他认为，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应当立上巨碑，以警后世。「我想，为了牢记历史教训，仅有我这本书是不够的。唐山大地震有了纪念碑，日本广岛、长崎有了纪念碑，欧洲很多地方建立了二战纪念碑。中国也应在一切饿死人密集的县分（如信阳，通渭，罗定，亳州，凤阳，遵义，金沙，郫县，荣县，丰都，大邑，馆陶，济宁等等），在饿死人最多的四川、安徽、贵州、河南、山东、甘肃、青海等省的省会城市，以及在天安门广场，建立大饥荒纪念碑。这些纪念碑不仅纪念亡灵，也是让人们永远记住这场灾难，从中吸取教训，让悲剧不再重演。」

他强调，墓碑是凝固的记忆。人类的记忆是国家和民族赖以进步的阶梯，是人类航程前进的路标。「我们不仅要记住美好，也要记住罪恶，不仅要记住光明，也要记住黑暗。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

内情惊人力透纸背

《墓碑》面世时间不长，引起海内外读者极大关注，佳评如潮。中国大陆自由作家、历史学者丁东说：「这是一部力透纸背的信史。」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指出，虽然中西方作者以前出版了多种有关大饥荒的书籍，但「就资料的全面和翔实，内情披露的惊人论证的理性和严密，以及结论的权威可信而言，这本书是前所未有的」。

他指出，《墓碑》一书全面、真实地记载了全国大饥荒的情况，书中详载各省饥荒的惨烈实况和剖析饥荒发生原因，有力驳斥官方谎言，并披露大量内幕，例如，1961年，粮食部和国家统计局负责人受命让各省填写一个有关粮食和人口变动的统计表，汇集后得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这份材料只报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人，周恩来阅后命令立即销毁，不得外传。事后周还追问是否销毁了，在得到肯定答复后才放心。

徐友渔认为，「这是一部可以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忍尼辛(又译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媲美的巨著。虽然，关于中国的古拉格，也有中国人作了深刻的揭露。如果说古拉格是斯大林时代的代名词，那么，饿死几千万人则是毛泽东时代的标志」。

他说，杨继绳曾惊歎索忍尼辛为记录罪恶而收集证据的专注与坚韧，为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未能专心致志还原历史而歎息。而《墓碑》一书既体现了索忍尼辛式的良知、民族责任感和历史洞察力，还在史料的汇集、分析和内情披露方面大大超出《古拉格群岛》。「当然，可以说杨继绳的身分和条件优于索忍尼辛，但一般的规律是，身分和条件越有利，包袱就越重，顾虑就越大。像杨继绳这样出身于体制内而为正义冒险犯难、孤注一掷，虽不是绝无仅有，也只有顾准、李慎之等少数前例」。

徐友渔指出，在大饥荒年代发生的许多事，今天看来匪夷所思，有些看起来是笑话，但着实令人辛酸。1960年春，甘肃定西地区农村断粮，地委书记却说：「宁饿死人，也不能向国家要粮食。」在搜刮粮食的过程中，通渭县向公社下的命令是：「完不成粮食任务，提头来见！」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

1960年冬，河北省委决定农民口粮为每天4两（旧制，相当于现在的2两半），省委负责人说：吃4两的是马列主义，超过4两的是非马列主义。随后，省委提出「吃4两，晒太阳」的口号。徐友渔说，人不能进行光合作用，晒太阳怎能顶得上吃粮食？

千村薜荔万户萧疏

提到中国的大饥荒，人民首先想到的是河南信阳，这是中国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地方。

当时在四川、河南、甘肃、安徽省不少地方，包括信阳、通渭、凤阳、亳州、罗定、无为、馆陶及济宁等，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很多家庭人口全部死绝，有的村庄死得绝无人迹。正是应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送瘟神》里的诗句：「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墓碑》详细记录了以信阳地区为重点，下至县、乡、村，上至省委、中南局和中央的情况，比对、分析了各种资料和方法之后，得出结论说，河南饿死人至少为300万，信阳一个地区饿死人100万，占该地区总人口的八分之一以上。

甘肃总人口只有1300万，全省饿死人数在100万以上。死人比率最高的在通渭县，将近三分之一，70%的家庭有死人，有的全家死绝。当时被派遣去解决「通渭问题」的一个干部回忆说，他们只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著人，死人活人不分，活人没有力气或顾不上埋葬死人，他们不怕死人怕活人，因为活人想吃人。

四川历来号称「天府之国」，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但在大饥荒年间死人最多，达到1000万至1200万，之所以难于准确估计数字，是因为四川省委在当时就从政治上控制人口统计工作，命令上报死亡数字多的地区「重新调查」。

四川是全国饥饿时间最长的省分，因其最高领导人李井泉善于揣摩毛泽东的心意，对于极左跃进的做法坚持不降温，并大量外调粮食，以证明政策正确，形势大好，他以千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安徽凤阳以农民逃荒要饭闻名，这个不到40万人的县，3年大饥荒饿死9万人，将近四分之一。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凤阳县委1958年上报指标8亿斤，实收1亿6000斤，国家强力征购占43%，造成农民缺粮断炊，1959年产量为1亿8000斤，上报为4亿斤。安徽全省饿死的人在500万到600万之间，超过总人口的15%。在安徽亳县，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出现了人肉市场交易，农民摆摊设点或流动串乡卖人肉。

3年大饥荒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这是一个人们一直关心，引起激烈争论和众说纷纭的问题。

在该书第22章，杨继绳参照中外多方面资料、比较分析了各种方法后的结论是：在1958年到1962年饥荒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大约3600万；另外，因饥饿使得出生率降低，应出生而没有出生的人数大约4000万，大饥荒使中国人口损失大约7600万。徐友渔认为，这是一个比较科学、可信的数字。

美国明尼苏达诺曼学院教授丁抒10月17日在「中国的历史教训和未来挑战国际研讨会」上，发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非正常死亡人数的下限》的演讲时指出，1960年前后，整个中国有如一个巨大的冰窖。千千万万个村庄，每天都有许多农民在饥饿中死去，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场人为的战祸或天灾、瘟疫，都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夺去那么多人的生命。

丁抒说，全国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本来无需别人开会来讨论。可是中国国家统计局直到现在还用大大低于实际数字的1700万人「唬弄世人」，以至他们不得不在50年后的今天，用事实「揭破其谬误」。他引用大量资料，得出「全国在大跃进／大饥荒期间的非正常死亡的下限是3500万」。在《墓碑》之前，不断有中外研究者综合各种材料和资料，估算出饿死的总人数，大致说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而新老左派则攻击这些资料，称这些资料偏高，是对毛泽东本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丑化。

徐友渔对此反驳说：「我们可以取最低数的十分之一，质问左派们：难道你们认为，饿死200万人就天经地义？」

饿死3600万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杨继绳说，这个数字相当于1954年8月9日投向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1945年8月6日，美国飞机向广岛投下的原子弹炸死7万1000人；8月9日，美国飞机向长崎投下了另一颗原子弹，炸死80万人；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

这个数字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24万人的150倍，也可以说大饥荒相当于发生了150次唐山大地震。

这个数字超过了第1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第1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只有1000多万人，中国1960年1年就饿死1500万人以上。

大饥荒的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2次世界大战。第2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4000万到5000万之间。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3、4年间死亡的，多数地区死人集中在半年之内发生。

易子而食抢吃人肉

中国古籍记载「易子而食」的故事，而在1950、60的大饥荒年代，吃亲生儿女的事件就有多起，「人相食」并非个别现象。在河南信阳的一些乡镇，在甘肃通渭，杨继绳都听到当事人讲述骇人听闻的吃人故事，他还见到吃过人肉的人，听他讲述过人肉的味道。据亲历庐山会议和大跃进的李锐说，当时人吃人的纪录全国至少上千起。这些悲剧，在《墓碑》各章节里，有详尽记载。

在当时及以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的一切书刊、报纸及官方档案，都极力回避和掩盖这一大规模的人类悲剧。各级干部对饿死人的事也是三缄其口。对饿死人数的统计，各级干部弄虚作假，千方百计缩小死亡数字。为了永远掩盖这一事实，当局还下令销毁各省报上来的人口减少数千万的资料。

公共食堂大吃大喝

为什么会发生全国性的大饥荒，为什么会饿死这么多人？《墓碑》一书披露下述原因：

由于大跃进的浮夸，全国各地都搞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1958年宣布粮食总产量为7500亿斤，以后统计的数字（还有虚夸）为4000亿斤，实际产量基本与上年持平，但征购数量增加了21%，其结果就是从农民的口粮中硬挖硬挤。

要完成高征购指标，农民必须把口粮、饲料、种子搭进去，在完不成征购任务时，上级部门认为农民在搞瞒产私分。各地普遍用对基层干部撤职、开斗争会、毒打、劳教、逮捕等方式强迫交粮，被打伤、打死的干部和农民不计其数。斗争会上有这样的问答：「生产队大跃进了没有？」「大跃进了。」「人民公社优越不？」「优越。」「那你为什么不交粮食？」

还有这样的口号：「谁藏一粒粮食，就等于私藏一粒子弹。」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发表文章证明，每亩产量可以达到3万9000斤，这为反瞒产私分提供了「科学论证」。

「墓碑」一书以大量事实指出，公共食堂制度是大量饿死人的重要的祸因。兴办公共食堂的过程是消灭家庭的过程，也是对农民掠夺的过程。农民家庭的灶拆了，锅盆碗盏和桌椅板凳被公共食堂征用。粮食和柴草集中到食堂，家畜、家禽也集中到食堂饲养。社员挖的野菜也要交给食堂。有的地方，除了公共食堂以外，家庭的烟囱不允许冒烟。

公共食堂最先暴露出来的危害就是浪费粮食。食堂初开办的最初两个多月，各地放开肚皮大吃大喝。不管劳动好坏，都一样吃饱喝足。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堂以后，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此书记载了大量的各地因「扣饭」而把人活活饿死的事实。

杨继绳说，人民公社是农业集体制度的发展，也是极权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公社刚成立时，普遍实行供给制和工资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供给制，实际上是由各级官员对老百姓的生活必须品进行「供给」，这不仅为各级官员控制公社财富创造了条件，也从基本生活上控制社员。官员不「供给」，社员就不能生存。由于政府不具备供给能力，供给制只是昙花一现。供给制虽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却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特别是粮食的浪费。

在几千万冤魂中，有一部分是被基层干部被活活打死或逼死的。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在1960年10月15日《关于信阳事件的报告》中提供了这样的数字：仅光山和潢川两个县被打致死就有2104人，被打致残的仅潢川一县就有254人。其中被打死或致残的不只是农民，也有不听话的基层干部。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民和下级任意欺凌。

在公社化、反「瞒产私分」、办公共食堂的过程中，有抵触情绪的农民，因饥饿偷吃了集体青苗的农民，在水利工地上因饥饿干活不力的农民，都可能遭到残酷的处罚。处罚农民的刑罚有几十种：吊打、罚跪、游街、扣饭、冷冻、晒太阳、割耳朵、「炒豆子」等。惨不忍睹。信阳地区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在「反瞒产」中打了人的16人，都「光荣地」转为正式党员，只剩一个不得转正，因为他没打人。在这本书各章节中，记录了大量打人致死的惨案。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惨案是1961年整风整社中揭露出来的，多发生在「三类队」（即落后队），不是每一个生产队都发生这样惨烈的事情。不过，根据毛泽东的说法，「三类队」也占生产队总数的三分之一，在三分之一的生产队里发生这样的惨案，也是相当普遍的。

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中共各级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购任务，在农村以开展「两条道路斗争」的方式大搞「反瞒产私分」运动，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仅余的口粮和种籽，农民稍有不满就要挨打，面临种种刑罚，甚至被活活打死。

乔培华根据中共档案撰写的《信阳事件》调查报告，记录了数十宗光山县槐店公社大树大队发生的血淋淋事例，信手拈来几例：

1959年10月15日，熊湾小队张芝荣交不出粮食，被綑绑后用劈柴、木棒毒打后死亡，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被打死后，留下8岁、10岁两个小孩先后饿死；

1959年10月15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小家及儿子陈贵厚因交不出粮食，被吊在食堂的房梁上毒打，后又扔到门外用冷水冻，陈家父子7天内先后死亡，家里留下的两个小孩也活活饿死；

1959年11月8日，熊湾小队社员徐传正被诬陷「有种不交」，被吊在食堂房梁上，残酷毒打，6天后死亡。徐一家6口随后全部饿死；

1959年11月8日，晏湾小队社员锺行简因被认为「违抗领导」，被干部用斧头砍死；

1959年11月13日，熊湾小队队长冯首祥因没有向来这里的大队干部让饭，被看成瞧不起大队干部，就被吊在大队食堂房梁上毒打，并将其耳朵撕掉，6天后死亡；

1959年12月9日，陈湾小队社员陈富厚因无粮可交，被绳子穿耳，并綑绑吊在梁上用扁担打、冷水淋，当场死亡。为防止其子陈文胜（17岁）声张，诬陷他宰杀耕牛，綑绑起来毒打致死……

光山县县委书记刘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瞒产」运动，连续拷打40多个农民，打死4人。该公社一级干部中，亲自主持和动手打人者占93%。河南省委委书记处书记李立在1960年11月28日向吴芝圃的报告中，提供了更重要的情况，摘抄如下：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一点口粮搜刮一空。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刘文彩和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破坏，归结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60、70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迫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毒打、脚踼、冻、饿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冻饿而死。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忍破坏尸体134具（作者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

在正常情况下，如果遇到饥荒，或者得到外界的救助，或者外出逃荒。但是，在当时的制度下，农民没有求助和外出逃荒的权利。各级政府千方百计地对外封锁饥饿的消息。公安局控制了所有的邮局，向外面发出的信件一律扣留。中共信阳地委让邮局扣了1万2000多封向外求助的信。为了不让外出逃荒的饥民走漏消息，在村口封锁，不准外逃。对已经外逃的饥民则以「盲流」的罪名游街、拷打或其它惩罚。

根据毛泽东的喜好和宣导大办公共食堂，是造成农民饿饭和死亡的重大原因。此书作者根据资料分析认为，如果没有公共食堂，饿死的人数可能减少三分之一，在有些地方可能减少一半。大办公共食堂的过程，就是前两个月吃饭不要钱，大吃大喝，然后闹饥荒的过程，就是强迫农民入伙，统一用粮，没收锅碗瓢盆，谁家冒炊烟抓谁，使农民家徒四壁、一无所有。

公共食堂的最大危害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落实到每一个人的肚皮」，干部掌握了让谁吃饭和不让谁吃饭的权力，同时得到多吃多占，搞特殊化的基地。

政府和干部滥用权力使饿得快死的农民雪上加霜，他们派民兵围、追、堵、截，设卡抓捕，不让农民逃荒，断了饥民的最后一条求生之路。

中共领导面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大惨剧，编造出大饥荒是出于「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修正主义逼债」的谎言，把罪责推给老天爷和苏联，长期以来，「三年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成了中国人回顾大饥荒年代的口头禅。《墓碑》对此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有力的批驳。

杨继绳引证权威的气象资料和权威的气象学家的观点，说明1959至1961年是正常年景。中国地域辽阔，每年发生天灾在所难免，但这3年的自然灾害并不比其它年分严重。

他进一步指出，历史资料表明，粮食产量和天灾之间并不存在正比相关关系，在大饥荒期间，中国政府以巨额资金和物资援助一些国家，其中许多国家的生活水平大大高于中国。在农民大量饿死的同时，大量粮食被用于出口，1959年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产，但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创造粮食出口历史最高纪录，这个数量够2450万人吃一年。

1960年，在大批农民饿死之际，当局不仅没有考虑开仓放粮，反而刻意继续增加国家粮食库存，这一年饿死人最多，而国家尚有几百亿斤粮食库存。

当毛泽东得知信阳发生饿死人的严重事件时，他说事件的性质是阶级敌人窜夺了领导权，是反革命复辟，对劳动人民实行疯狂的阶级报复，解决办法是实行民主革命补课，这导致对基层干部大规模的斗争、撤职、逮捕。

有人曾辩解说，毛泽东在3年困难时期也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不吃肉。此书引证官方出版物说明，毛的一份西餐菜谱记载了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另一位知情人说，医生监于猪肉胆固醇高，建议毛不吃猪肉改吃牛羊肉。在此期间，各地为毛和一些政治局常委修建的别墅、宾馆豪华程度超过国宾馆。

十分人祸无关天灾

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代表团团长吴康民高度评价杨继绳及《墓碑》。说他是一位治学严肃、搜集资料丰富，而又思想开放、大胆敢言的作家；《墓碑》是继杨继绳此前出版的《中国改革年代的政治斗争》（内容涉及访问赵紫阳的敏感题材）、《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著作后，「对中国现代政治史的一大贡献」。

吴康民指出，杨继绳的「墓碑」，触及大规模的「人祸」，揭露了极大的「黑暗面」，书中强调四点，一、中国大饥荒的真相长期不为人知，大多以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搪塞民众，其实完全是十分人祸，没有天灾。

二、一般人们知道河南省当年饿死了300万，却不知道中国死人最多的省分是「天府之国」四川，保守估计为1000万人。原因是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跟毛最紧，四川揭盖子最晚。大饥荒与反右打压敢言者有直接因果关系，大饥荒是文革的重要起因。

三、人吃人不是特别的例子，而是普遍存在，有明确纪录的已达3000多例，其中纪录有一次政府把吃人者与煮熟的人肉拿到会场批斗，结果群众饥饿难忍，一人说：「我也尝尝！」众人蜂拥齐上，批斗大会变成抢人肉、吃人肉大会。

四、中国大饥荒的影响超过文革，其死亡人数相当于全世界二次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当然也远远超过8年抗战中国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数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了450颗广岛原子弹。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美国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称此书为「你不能不看的墓碑」、「一本值得尊敬的书」。他说：「我从来没有写过任何书评，因为没有时间。可今天，在回顾中国改革发起30年的时候，我却要破例写一次，因为《墓碑》太有价值、太有意义了…。」

丁学良指出，此书在香港一上市，西方的好几家大报刊即用严肃书评予以反应，对它评价极高。他也认为这是他20年来所读到的研究「大跃进」著述「最全面、最实证、有最多第一手资料和最多细节的一部杰作」。尽管他一直关注这方面的资料，但这部书「依然让我吃惊─有些细节我都看不下去，时常要放下来，喘一口气，因为里面的内容太沉重了」。

杨继绳表示，这本书题材沉重，估计出版后会让他面对更大的政治压力和风险，但是追寻真相的使命、反省历史的责任，让他「必须给自己一个交代」，也为父辈和那个时代立起一座文字的、也是更永久的墓碑。

「我坚信，在中国，总有一天极权制度会被民主制度取代。这不是很遥远的事情。……在极权制度彻底死亡之前，我提前为它立了个墓碑，让后人知道：人类社会在历史的某一阶段、在某些国度，曾经有一种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建立的、实际是奴役人类的制度。这个制度宣扬并实践的『天堂之路』，实际是死亡之路。」

黄河清：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相食史料一览

作者按语：

2010年是中国大陆大饥馑饿死人最多以至人相食的五十周年。1960年前后三年，大陆近4000万饿殍充塞于途，已能找到有文字记录的人相食3000余起。一个国家，一个政权，饿死这么多人，人相食，应该视为国殇。兹检出撰写中的拙书《国史略·人相食列传第五十三》，改标题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人相食史料一览”，以为国殇祭，祈国人警悟。谨向披露人相食史实的先行者致敬。

2010年10月12日于马德里蜗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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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澄曰】

人相食，史不绝书，一般是因灾荒饥馑和战乱中食人。唐白居易《秦中吟十首·轻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前秦苻登、隋末朱粲、唐末杨行密、五代赵思绾诸杀人魔王都是以人肉充军粮。

有人统计，公元前205年至1930年，所谓正史记载了118个时期发生过人相食；近代史上，记载人相食事件170多起。

1949年中共建政后人相食有3次。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有1289起。本列传所记的人相食近3000 起。中共官修党史、国史对人相食这一史实隐匿不记。

第1次是1959年至1961年饿死近4000万人而人相食；第2次是1968年文化革命斗争中人相食；第3次是21世纪初因进补食婴。这3次人吃人的物理现象与历史上的同，导致人相食的原因则异。一是因施政不善造成饥馑，不是荒年天灾，完全是人祸惨剧；二是全面彻底鼓吹阶级斗争，制造仇恨的结果；三是末世的沉沦堕落和疯狂。

由于中共官修史竭力回避、掩饰、篡改、抹杀人相食这一史实，给全面、准确地记录人相食史实带来困难。但是，从中共各级党委内参、政府文件、县志、上访书信、个人回忆、记者采访、学人专著诸文字形式，仍然留下了相当多的人相食概况叙述和个案记录。

本列传所记录的1949年后人相食的史实以体制内的文字为主要依据，引录海外出版的书籍多有大陆体制内原始文字为据；每起人相食尽可能列出时间、人物、地点诸要素，其具体过程惨绝人寰，难以卒读，尽量简述。已经查实有文字记录为据的人相食发生在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极可能有人相食的湖南、福建、江西、宁夏、山西、河北、陕西、浙江诸省区，由于尚未找到确凿的文字记录，暂付阙如，有待识者补充。全面准确地还原1949年后人相食的历史真相只能到言论完全自由、档案全部彻底解密时了。

1949年后的人相食与历史上另一迥异处是：官方在饥馑最烈时基本上不作为、不赈灾施救，反倒加重课征暴敛导致饥馑更烈而人相食；饥民基本上不抢粮、不反抗、等死、人相食。

清末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1910年4月11日)，长沙饥民抢米，为首者刘永福被抓进巡警局。饥民群情激愤，把巡警道（相当于现在的公安局长或政法委书记）赖子佩捆起来挂到了树上。好事者将此编为竹枝词：“可怜城畔垂杨柳，不系青骢系赖公”。湖南巡抚岑春冥下令开枪打死十多饥民，伤数十人，愤怒的饥民烧了抚署头门、大堂、二堂。长沙800多家米店、碓坊、堆栈粮食被抢一空。抢粮风潮波及宁乡、益阳等县。清廷调兵入湘，镇压了这次风潮。事后，巡抚岑春冥被革职查办。

1911年后的民国时期凡荒岁，官府士绅皆设粥厂赈灾。北京城里依方位设有东、南、西、北、中五大施粥处。灾民在施粥棚前排起长龙吃“大锅饭”。这样大场面的施舍救济行为，一般维持两三个月，把青黄不接的春荒度过去，挽救了无数生命。地方政府也多将救灾的任务下放给富豪乡绅，如1919年云南宣威，就是由浦在廷等富绅联合买米压市赈灾救民。

清末和民国时期，发生过饥馑导致人相食个案，因有上述政府行为的平衡，故能限制在局部、短期。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大量饿死人持续了三年，人相食遍及十几个省区，其烈空前。

愿我民族，愿我芸芸众生记住20世纪这一人类最惨的历史悲剧，不要让它重演；愿亡灵安息；愿当事者正视、吐实、悔罪、赎孽，回归天和、人道；愿中国任何时候的主政者对此心怀怵惕，时刻不忘，引以为鉴。

饥馑，是人相食的物理主因。

1956年1至4月，广西省550多人饿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陈漫远以及一批省地市县级干部，受到撤职处分。毛泽东在1958年武昌会议上说：“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1959年至1962年，中国大陆连续饿死了近4000万人。据天文气象记载，这四年没有发生大的自然灾害，导致如此大量饿死人的原因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

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在农村公社的主要表现是粮食亩产“放卫星”，从千余斤、几千斤、万余斤、几万斤至最高亩产水稻13万斤。完全违背人情、常理、常识的疯狂梦呓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和科学家钱学森的怂恿、纵容、肯定、佐证与鼓吹、张扬，以至中共中央高层自欺欺人地担心“粮食多了怎么办？”延伸到省、县、公社，吃官饭的基层干部自然地要从农民手中征购粮食至达到吹牛的指标以完成任务，保住官位。由于绝无可能达到虚假的指标，这种征购发展为强抢、掠夺，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遭搜刮净尽。全队皆然，全社皆然，全县皆然，全省皆然，全国皆然。次年的1959年，开始饿死人，持续了三年至1962年。1962年饿死人现象稍得缓解。前三年，饥饿的人群中则不断发生惨绝人寰的人相食悲剧。

1962年7月，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对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据《四清运动实录》，郭德宏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曾任毛泽东秘书尚健在的李锐亲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且参与执政者中共的最高层会议，他说当时人吃人的记录全国至少上千起。因习惯性的瞒报，这一数字是被大大地缩小了的。

官方已被披露的史料记载，仅安徽省有案可稽的人相食就有1289起。

全国已经查实有文字记录的人相食有安徽、青海、河南、四川、贵州、甘肃、湖北、江苏、广东、山东、云南、广西12个省区，近3000起。

安徽人相食

1961年 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一个报告，题目是：《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报告称：“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特殊案）1289 起，其中阜阳专区9个县发生302起，蚌埠专区15个县发生721起，芜湖专区3个县发生55起，六安专区5个县发生8起，安庆专区2个县发生2起，合肥市3个县发生201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据蚌埠专区对819名作案成员调查，地富分子和历史上当过土匪的59人，敌伪人员、兵痞等49人，学生19人，农民764人。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的。……

安徽省凤阳县，……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的悲惨状况却鲜为人知，说它是人间地狱一点也不过分。……1958年凤阳县全县人口402700人，到1961年，人口下降到245262人，净减少157438人，和1958年相比，人口减少39％。全县死绝的户有2404户，消失村庄27个，孤寡老人1580人，孤儿3304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960年4月正是该县饿死人最多的时候，（中共县委书记）赵玉书在公社党委书记会议上说：“凤阳本来就不是个好地方，过去也死过人，现在死两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会后他到武店公社了解浮肿病情况，问公社卫生院院长王善良：“为什么浮肿病治不好？缺什么药？”王善良如实回答说：“少一味药，那就是粮食！”赵玉书大怒，马上组织人对他进行批斗，批斗后宣布逮捕。

由于饿死人的情况得不到控制，发生了人相食的惨剧。赵玉书知道后，对公安局领导说：“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一律逮捕，关死为算，严格保密，不得外传。”结果公安局秘密逮捕食人案件当事人63人，关死在监狱里的33人。

（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文：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1960年11月24日《中共凤阳县委向省、地委的报告》：……同时还出现了人吃人的残酷事件63起。大庙公社五一大队陈章英和她的丈夫赵夕珍，将亲生的8岁男孩小青勒死煮着吃了。武店公社中拌井大队王兰英不仅拾死人来家吃，还把人肉冒充猪肉卖掉二斤。

1961年2月1日安徽省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凤阳工作组组长陈振亚《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去春出现人吃人的现象，赵玉书不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怕暴露真相，一律当作“政治破坏案件”，指使公安局进行密捕，关死为算，以此断口灭踪。全县密捕63人，关死33人。

拖拉机站王站长在1961年8月9日晚科局长整风会议上说：1959年我在板桥公社浙塘大队整社，汇报人死问题时不敢说是因缺粮，就说是因卫生工作没搞好。一个妇女吃死小孩，向季文祥(副县长)汇报后，季派工作队夜里把这个妇女捆起来送到公安局，说她破坏社会主义，……板桥回来看到一个坟堆有上六七具尸体。

考城大队王家凤说：“西泉发现人吃人了，张正九汇报给董安春，他不让汇报，还叫查，说:吃人的人是坏人。”

（据金辉：安徽省凤阳县1958-1962年灾难实录。转自大饥荒档案chinafamine.net）

（无为县）昆山乡新华村……一老妇人……所食之肉乃其子之尸。当时即将饿死的人争吃无主尸肉也时有发生。据老人们讲，有些饥饿的乡民经常到处打听谁家最近死了人，何处有新坟？一旦听说某处有刚死的人或附近有新坟，人们便结伙蜂拥至新坟地，掘尸而食，野外常见被剔除了皮肉的尸骨。当年任无为县派出所所长的胡大海说：“看守所里的犯人，有女人杀丈夫的，有儿子杀老子的，有母亲杀儿子的，各种丧失伦理的事都有，但大都是饥饿的原因。”

（据《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第259页，杨继绳著，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09年版。所引页数为网络版，下同。作者系中共党员，新华社高级记者。）

（亳县）五马公社罗庄大队陈楼生产队苏如章，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复员时为营级军官，他女儿饿死后，他吃了女儿的尸体后也腹泻而死。（据《墓碑》第273页。）

（中共亳县干部）梁志远在《关于“特种案件”的汇报――安徽亳县人吃人见闻录》中记录了大量的人吃人的惨状。

该文称，在农民大批非正常死亡中，人吃人并不是个别现象。“其面积之广，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实属世人罕见。从我三年近百万字农村工作笔记中查证和我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看，绝对没有一个公社没有发现吃人的事，有的大队几乎没有空白村庄。”这个严重问题是由少到多，到1960 年4 月达到顶峰。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针对人吃人的情况，县政法部门也惩办了一批，先称“破尸案”，后按上级指示，统称“特种案件”。……梁志远在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些案例。

县委亲自处理的第一起“破尸案”。

1959 年春，城关公社涡北派出所抓获了一起正在煮死小孩肉的盲流农民，遂将“犯人”和小孩肉送到县公安局。……县委政法书记李庭芳亲自审讯后认为，“犯人”身体瘦弱，无政治目的。……

饥饿残忍吃亲人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1960年）吃了其（饿死）侄女的肉。

儿子吃父亲。1960 年5 月……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 元卖掉。

父母吃儿子。1960 年3 月28 日，双沟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 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 口人已饿死3 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1960 年春，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在1960 春因饥饿……将女儿打死煮吃。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1960 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 口人先后死光。

……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 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哥哥杀吃弟弟。1960 年春，城父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亳县大杨公社前瞿庄石某家是一个18 口人的家庭。1960 年春，18 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1960 年春，（古城公社沼北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中共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 年3 月3 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 多户有25户吃人肉，……。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

埋不住的盲流尸体

1960 年4 月，梁志远去县劝阻站检查盲流人员的生活情况，站内医生杨文德说：“劝阻站盲流死亡人员被扒吃了不少。”随后，梁志远与杨医生一起去坟地看，确实有不少被扒的站盲流人员墓坑，地上烂衣狼藉，还看到一个未理发的中年男子的头。

一次批斗吃人肉者的大会

……立德公社杨王大队李寨村，1960 年春，吃人肉的越来越多。……抓了一个多次吃人肉的老中农李某的老婆，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批斗，……几个干部在会上发言。指摘她“犯法”，“往政府脸上抹黑”等。……

一场抢吃人肉的闹剧

……1960 年春，……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人肉的市场交易

1960 年春，由于吃人肉的情况不断发生，人肉的市场交易也随之出现。城郊有，集镇有，农民摆摊设点和流动串乡卖人肉的也有。

1960 年3 月下旬，城父公社党委电话汇报：丁楼大队李楼生产队农民吕某，于3 月17 日至21 日，共扒掘3具女尸，煮熟后充当猪肉，在菜桥闸工地摆摊出售。

1960 年春，核桃林场王庙林区邢庄邢某，常以人肉充当猪肉串乡出卖，在当地广为人知。

1960 年春，十九里公社薛菜园大队任寨农民周某，以人肉煮熟充当猪肉在本村出卖，被县委农工部科长李延荣等人发现后令其埋掉，周某害怕追查，当即逃跑。

1960 年春，五马公社黄营大队郭桥村，一个57 岁的农民杀死本村13 岁男孩连臣，当夜煮熟自己吃了一部分，第二天在村头路口当猪肉出卖。县公安局田朝珍等人侦破此案，将犯人逮捕，判处死刑，执行前死于狱中。

（据《墓碑》第274—276页。）

青海人相食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记录了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据大陆《炎黄春秋》杂志2009年第10期文：安徽人相食案件的原始记录。作者：尹曙生，原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

河南人相食

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1960年11月28日向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报告：

（河南信阳地区）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造成人口大量死亡。

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全家死绝的有780户，……

全社……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原公社党委书记江某等指使炊事员把13个到公社要饭的小孩拖到深山，全部活活地冻饿而死。

公社机关食堂分三种灶别：书记吃小灶，委员吃中灶，一般干部吃大灶。小灶顿顿有肉、鱼、鸡蛋、油炸花生仁。

……广大群众处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绝境，骨肉不得相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遗弃子女，抛尸路旁。全公社有381人因饥饿难当破坏尸体134具。（原注：这里说的“破坏尸体”就是从尸体上割肉回家吃）（据《墓碑》第10页。）

余德鸿（1959-1960年任河南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秘书）说：

回到离我家5公里的防胡两边死人一片，100多具尸体在野外没人埋，走到河塘两边的苇塘里，又看到100多具尸体。

开始死了人就抬出去，放在门板上用牛拖走，后来就抬不动了。防胡西边的刘长营

村，一家姓杨的，大人死了没抬出去，剩下3个8-12岁的小孩靠吃大人的尸体维持了几

个月。后来从他家清理出一堆人骨头，孩子说人的脚跟和手掌最好吃。

信阳到底死了多少人？信阳地委向省委报告上写的是38万多人。据中央调查组李坚、

李正海两位处长在这里调查，向中央报告是105万人。我认为，105万这个数字不算多，……

凡是我所了解的村庄，死亡人数差不多都占半数左右……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很多典型的悲惨事例，我实在不忍心再说了。（据《墓碑》第19页）

余文海当年是小队会计，他回忆说：

我爷、我娘、大爷、大娘、奶奶、两个妹妹、一个娃子全都饿死了。……人吃人的现象不是个别的。我也吃过人。那是在大队姚庄，我找生产队长姚登举开会，在生产队办公室我闻到肉香。他说：“吃肉吧。”我问：“啥肉？”他说：“死猪肉。”我揭开锅夹一块放在嘴里，软软的。我说：“这不是猪肉。”他说这是别人割的死人肉，是从地里死人身上片下来的，他拿来一块煮着吃。高庄生产队的高鸿文有三个孩子，高鸿文到光明港修铁路去了，他老婆把三个小孩都煮了吃了。在外面片死人肉吃的人不少，片大腿和屁股上的肉，饿死的人很瘦，肉不多。片来片去，外面的死尸有的只剩下骨头架子了。那时吃人大多是吃死人，吃活人是个别的。那是冬天，死尸放在外面没有坏。（据《墓碑》第19－20页。）

余鸿德说：当年信阳库里有粮10 亿多斤，当年产量29 多亿斤，共40 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饥民看着粮库里有粮，也没有人想到抢粮食。有的农民坐在旁边等着政府开仓放粮，他们坐在粮库旁边喊：“共产党，毛主席，救救我们！”有人就饿死在粮库旁边。（据《墓碑》第23页。）

在饥饿中，各地都有人吃人的事件。鹿邑、夏邑、虞城、永城等县共发现吃死人肉的情况20 多起。据中央工作组魏震报告，鹿邑县从1959 年10 月到1960 年11 月，发现人吃人的事件6 起。马庄公社马庄大队庞王庄贫农王玉娥（女，18 岁），于1960 年4 月19 日，将住在旁院的堂弟弟王怀郎（5 岁）活活地溺死煮吃了。怀郎的亲姐姐小朋（14 岁）也因饥饿难忍吃了弟弟的肉。（据《墓碑》第？页）

（19）60年12月22日：除民间大批肿、死而外，（河南）商城发生人相食的事二起，19日城内公布，据说22日要公判。一是丈夫杀妻子，一是姑母吃侄女。（据《顾准日记》第58页，顾准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四川人相食

邓自力（原四川泸州中共地委书记）说：

……后来，卖人肉吃人肉的可怕的事也发生了。宜宾市就发生了将小孩骗到家中，整死煮熟后作为兔肉到街上卖的事。

长宁（县）是个烂摊子，20多万人口就饿死了7万多。肿病流行，省委调拨了些粮来，社员又无钱买……

（据邓自力著《坎坷人生》第130页、1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4月版。）

1960年3月26日灌县县委办公室关于“两起不正常死亡事件”给温江地委办公室的报告：

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性，现年41岁，地主成份…………3月16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潘素华……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背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肉）出售，以1.5元1斤，共卖了11斤12两……鉴于潘素华抱有深入骨髓的阶级仇恨，……为了及时有力的打击敌人，已将潘素华依法逮捕。

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现年39岁。……3月16日下午竟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据《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东夫著。转自大饥荒档案馆www.chinafamine.net）

贵州人相食

贵州省湄潭县在1959年11月至1960年4月初，饿死120451人。中共当局和以后湄潭县编篡的《湄潭县志》称此为湄潭事件、“五九事件”。

当时全县总人口60万人，其中农业人口57万人。湄潭事件中饿死的12万人占全县总人口20%强，占农业人口22%。全县死亡绝户2938户，遗下孤儿4737人。“最为惨绝、目不忍睹的是出现了人吃人的事件。”

湄潭县1959年粮食只收了3.22亿斤，比上年减少32.6%，湄潭县委主要负责人上报为8.462亿斤，虚报5亿斤。为了兑现8亿多斤总产，在全县开展反瞒产私分和反盗窃运动，动用各种手段以至酷刑整肃打击不跟着说谎作假的干部和因饥饿偷吃食物的群众。这些酷刑有：割手指、缝嘴巴、用铁丝穿耳朵和脚后跟、点天灯、猴子搬桩、吊鸭儿浮水，拖死猪、火钳烧红烙嘴巴、枪毙活埋等等。非法关押2729人，关死200余人。全县活活打死1324人，打伤致残175人。

1960年元、二月份全县每天都有上千人死亡，许多农民全家死绝，床上地上摆满死尸。整个农村哀鸿遍野，饿殍盈地。中共湄潭县委组织成立的各地各种粮食搜查队、打虎队，依然闯进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没收财物，把凡能吃的东西全部收光。

1960年4月，中共贵州省、地委工作组到湄潭县调查，湄潭绥阳公社党委负责人以保护首长为名，把群众赶上山去不让与工作组接触，把饿得快死的病号和孤儿集中关起来。在一间烤烟房里就关死36人。尸体丢在土坑消洞里。绥阳公社两个大消洞里，丢了几百具尸体，有未断气的也往里面扔，扔下去还哇哇地叫。群众把这个消洞叫“万人坑”。（据大陆《炎黄春秋》2008年？期，刘兴盛文“贵州湄潭事件：一个县饿死12万人”。）

（湄潭县）杀人而食者达16起，吃死人的事件就更多了，无法统计。（据《墓碑》第511页。）

甘肃人相食

甘肃《通渭县志》记载：

（1959年）4月，人口开始外流、死亡。

是年底，全县粮食实产8，300多万斤，虚报1．8亿斤，征购3，800多万斤(占实产45．6％)；人均口粮20来斤，致使人口大量死亡。但当时的省、地、县委不承认通渭的实际问题，反而一律认为是“富裕中农和五类分子”在粮食问题上捣鬼。组织“千人整社团”，在农村普遍召开“千人斗争大会”、“万人斗争大会”，错整了一批干部和群众，并翻箱倒柜，遍搜粮食，拷打群众，致使人们持续浮肿、外流、死亡，许多地方出现人相食。

作家沙青在获1988年大陆“中国潮”报告文学一等奖的《依稀大地湾》文中记录：　

我已见过这部县志的主要编纂者张尚质。他说他对娃娃谈起饿死人、人吃人的这一惨状。娃娃听了只笑笑：“人吃人？狼才吃人，人怎么吃人？”

……在县志的编纂中，他用的只是简略了又简略的笔法。那“千人整社团”、“万人斗争大会”是怎样的丧心病狂、胡作妄为啊！他们到老百姓家何止翻箱倒柜、掘地挖墙地搜刮粮食，他们完全变成了一群野兽，把拿不出粮食的妇女，剥光衣服，用绳子扎起阴毛拉出去游街示众！要么整死，要么饿死，只能在这两者之间选择。有的人被活活捆死、吊死、打死了。更多的人有粮不敢吃，有野菜不敢挖，有路不敢逃，只能老老实实地饿死。

“这是今古奇观！今古奇观啊！就是那灭绝人性的恶行，当时的工作组记下了128种！”张尚质说着说着，抑制不住地悲愤地要喊，站起来喊。

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寺子村妇联主任说）“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 “……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共产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中共延安时期老干部李磊，1956年至1961年间，任中共临夏回族自治州书记处书记。她说：

……不少地方发生人吃人的事件。临夏市全市10个公社，41个生产队，588人吃掉337具尸体，其中，仅红台公社就有170人，吃掉尸体125具、活人5名。小沟门生产队8个作业队，有6个队发生吃人的情况。23户吃掉57人。有的父子、母女、夫妻、儿女、姐妹相互残食。有的吃刚死的人，有的吃埋了7天的人，甚至埋了一个月的人也被吃了。癿藏锦光生产队，马希顺吃了病人的尸体，自己死了，全家11口人也全部死掉。社员白一努先后吃了8个死人，其中有父、妻、女、三代人。癿藏公社贫农社员马阿卜都，饿得奄奄一息时，嘱咐其女马哈素非说：“我身上的肉没有了，我死后可把我的心挖出来吃。”马死后，其女就把他的心挖出来煮了吃了。癿藏公社团结生产队贫农社员马一不拉夫妻二人把自己14岁的女儿活活吃掉，马死后又被其妻吃掉。红台公社小沟门作业队李尕六吃了自己的两个死孩子。李尕六死后又被社员胡八吃了，胡八死后，又被肖正志吃了。（据李磊著《悠悠岁月》，1999年，在大陆自费印制。转引自《墓碑》第130—132页。）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著文“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对甘肃省通渭县饿死人导致人相食作了记录：

甘肃通渭县在1959年到1961年的大饥荒期间，发生了与河南的“信阳事件”同样惨烈的事。通渭饿死人数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信阳八分之一的比例，甚至还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事情曝露以后，中共中央和中共甘肃省委将这个事件称之为“通渭问题”。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县委就此事件写出报告《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 “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了 2168户，……（《中共甘肃省委文件》甘发[65]347号： 《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报告》）

当时饿死多少人叫“病”了多少人，不能说饿死人。县里指示：“要把他们全部埋掉，‘病’一个埋一个。”县委还指示，只能说这是打扫卫生，不能说是掩埋死人。

敬根年老人退休前是县人大主任，当年是省冶金厅干部，是派来解决通渭问题的工作组成员，他说：1959年秋天，他们来这里看到炕上、路上、田间、地头，都躺着人，死人活人不分。工作组给还活着的人灌汤抢救。当时不怕死人怕活人。死人太多了，不怕。活人要吃人，害怕。人吃人的事发生不少。1960年2月，他到中林大队(属城关公社)抢救人命，大队长刘廷杰把他们领到王家庄，看到一家烟囱里冒烟——那时候几乎家家是见不到炊烟的。他们进去的时候看锅里正煮着啥，大队长刘廷杰揭开锅盖的时候，他们看到锅里煮的是人肉，记得吃人肉的那女人是个麻眼儿。敬根年强调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1980年，新华社记者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三人到通渭采访，陇阳公社王书记对他们说：“三年困难时期，我家那个村里一个不到30岁的妇女，把自己女儿的肉煮了吃了。她男人从新疆回来找女儿，村里人都替她打掩护，瞒过去了，因为村里吃人肉的不少。那时人饿急了，饿疯了，提着篮子出去，看看倒在路边的死尸上还有可吃的肉，就割回家去。你们去看看公社门外晒太阳的人，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吃过人肉的。”王书记当年在引洮工程上劳动，回家一看，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五口人。（傅上伦、胡国华、戴国强：《告别饥饿》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版。）

1958年，通渭县的县委书记是席道隆，……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当时的口号是：“宁欠血债，不欠粮食。完成粮食任务就是血的斗争。”……实施各种酷刑：竹签子插指头、站冰块、雪里埋人、打夯、拔胡子等120多种。搜粮活动一共搞了40多天。……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60]364号：《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委完全变质的情况报告》，1960年4月。）

（载大陆《炎黄春秋》2008年第10期。）

湖北人相食

李金玉（1960年代任湖北洪湖县委书记）晚年说：

（钟祥县）一个农民饿得没有办法了才人吃人，这有文件的。钟祥县委就此事给地委打了报告，薛坦（荆州地委书记）当时拿它没当个事，但省里晓得这个事情了，追查这个事，薛坦才没得办法，派了地委宣传部部长张绍武去钟祥检查，检查以后，事实确凿。但还有极左分子看了内部文件后说，社会主义怎么会饿死人啊？这是诬蔑社会主义。这文件不准在外说。（据朱健国文《世间已无李金玉——关于“京钟荆饿死近10万人”的背景故事 》，载《山西文学》2005年第1期。）

江苏人相食

江浙素称鱼米之乡，宜兴是江苏最富饶地区，也出现人相食。江苏省委农村部孙海光在一份报告中写道：

……堰头公社大儒大队贫农女社员孙来弟，丈夫浮肿病严重，不能起床。今年4月1日晚上，她用棉袄把丈夫闷死后，将内脏拿出来煮吃。铜峰公社黄童大队贫农社员卢洪生患浮肿病，用剪刀将儿子喉管剪断后，也把内脏拿出来吃了。（据《墓碑》第353页。）

广东人相食

广东人民出版社何天静……是罗定人，发生罗定事件时他在上高中。当时他在郁南县看到一个法院的布告，一个老太婆把孙子的屁股割下来煮了吃了，被判死刑。

（罗定县）建城公社永高大队社员曾北数临死前两天，躺在床上哭喊：“共产党，给我一点粮食吧！”叫了两天得不到一点粮食而死去，群众谈起来仍痛哭流涕，非常悲愤。弃儿一度极为严重。县委、县人委和各机关门口都发现被弃的小孩。半年以来，全县先后发现劏小孩，吃死尸，吃人肉的事件7起。（据《墓碑》第365、367页。）

山东人相食

（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长）赵健民在一次发言中说：据不完全统计，从1958年冬到1960年上半年这一年半时间内，全省非正常死亡65万人，外流109万人，人吃人的现象有文字材料的就有23起，没有文字但有口头汇报的还有十多起。（据《墓碑》第408—409页。）

济宁市档案局·地委永久全宗号4·卷号238·《济宁地委关于人口死亡、外流、疾病和生产力破坏情况》：金乡县卓庄村有个社员……饿得实在没有办法，扒出一个死小孩煮着吃了。（据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济宁地区1959年粮荒问题研究。作者：王东艳，指导老师：郭大松。）

云南人相食

（泸西县）到1958 年12 月底，共发生肿病33203 人，肿病死人5123 人，其它死亡3295 人，无病饿死3336 人，共计11775 人。占全县人口的7.34％。全马公社共死亡4424 人，占全公社总人口的12％，中枢公社死亡2177 人，占公社总人口的8％。最严重的脚册、山口管理区，死亡人数占总人口的20％。有的饿得没办法上吊自杀，有的带孩子去找野菜，把小孩丢在山上，两天后，小孩在山上饿死，大人在家里饿死。有的把死人煮了吃，有人把孩子杀死本人投案。（据《墓碑》第？页。）

广西人相食

1967年秋至1968年8月，文化革命期间，广西发生大规模屠杀与人相食。

在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导下，广西两派群众组织“联指”（保皇派）和“4·22”（造反派）斗的你死我活，“联指”在军队的支持下，以革命的名义屠杀“4·22”成员、同情者以及地富反坏右五类份子和他们的家属至十余万人。杀人方法以原始手段、冷兵器和现代火器结合，或用刀枪棍棒击打戳割，或用步枪击毙，或用机枪扫射，或用炸药爆破，或推下矿井山洞，或驱赶河湖淹溺；生前死后或剖腹取肝、割肉挖眼、切乳剜阴、斩首示众；腥风血雨，直如人间地狱。

屠杀的同时，吃人成风。

武宣县大规模吃人肉事件。

据中共广西整党办1987年编印的《广西文革大事记——1968年》：

6月15日武宣县发生了大规模吃人肉的野蛮事件。五星大队“联指”民兵李坤寿，彭振兴，李振华等将“造反大军”刘业龙，陈天掌等4人拉到三里圩游斗。在车缝社门口，刘业龙，陈天掌等四人被凶手打死。李坤寿等拔起尖刀，挖死者的肝，割他们的肉，拿回大队部去会餐品尝。

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文革”开始被打成“叛徒”，因同情“造反大军”于7月1日晚被学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批斗杀死。翌日晨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他的肝，剥他的肉，只剩下一副骨骼。接着一批人在学校宿舍屋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肉人肝……　　

又如7月17日上江大队“联指”头头组织批斗“造反大军”廖天龙、廖金福、钟振权、钟少廷等四人，一帮凶手把廖天龙等四人杀死后拉尸体到平昭码头，有李灿熙、徐达财、樊荣生等人割下死者的肉肝和生殖器，拿回大队部煎炒猜码会餐。参加吃人肉宴餐的有陈达财等23人。 

…… 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联指”又调动贵县、桂平县“联指”武装民兵500多人前来支持“剿匪”。几天时间“造反大军”荡然无存，打死杀死523人，其中被吃掉肉肝的75人。

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浦北县、灵山县、贵县的《文革大事记》记录了吃人事件。

1968年3月23日晚上9时，隆安县布泉区武装部长黄以荃主谋策划，指挥该区高峰乡(后改为大队)乡长兼民兵营长周朝珠和布泉乡党支书隆秀佳两人组织民兵黄光权、冯品业等人将高峰乡四类分子梁受玉、韦信家两人绑架到龙厚山(地名)打死后剖腹取肝、胆煮食，为了杀人灭迹还将尸体丢下深洞。……该区从1968年3月下旬至5月发生杀人剖腹取肝胆的事件11起21人。

1968年4月25日，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分四批杀了24人，并剖腹取肝煮食饮酒，全社被杀害180人，凶手刘维秀、刘家锦等人把刘振坚打死后，对其未满17岁的女儿，进行轮奸，然后打死，并剖腹取肝、切乳房、割阴部。策划者和凶手还对剩下的寡妇，女儿勒令改嫁，并征收改嫁费（证明费）。

（1968年）5月28日，大新县昌明公社，大队民兵赵荣廷指派赵兴廷等20多个民兵抢杀何以路等3人，杀害后还割腹取肝，陈尸野外的事件。全地区在5月、6月份共打死和迫害致死3152人。

1968年7月30日至8月7日上林县“联指”总部调动400多人到南宁市参加围剿“4·22”的武斗，武斗中上林“联指”有4个阵亡。上林“联指”分别于8月2日在上林县城，8月3日在巷贤区，8月7日在乔贤区召开三次声势浩大的“追悼会”，共打死 “4·22”“四类分子”（地富反坏）103人，其中：8月1日打死4人，8月2日打死13人；8月3日打死13人；8月7日打死78人。杀人手段野蛮残忍、罕见。比如16 岁的农中学生覃恒河被拉到潘连标（“联指”阵亡民兵）墓地，当场枪杀陪祭。乔贤大队的蒙光忠被打死后，还被凶手剖腹取肝煮吃。古楼大队潘展才、潘展光、潘海青、潘棉波等4人被打死后不准家属收尸埋葬，强迫死者亲属拿出柴火500斤，黄豆5斤，火油5斤，然后强迫潘成昌用火烧自己亲生儿子潘展才、潘展光和兄弟潘海青、潘棉波的尸体，烧了两天多，他边哭边烧，泣不成声。原独山大队党支书苏兰生被塞进猪笼来回翻滚，然后凶手用铁钉把他双手钉在墙壁上致死……。

武宣、灵山、贵县和武鸣华侨农场有一百多个干部群众被凶手挖肝割肉去吃个精光。贵县一个凶手还深藏两个人肝到1983年处理文革遗留问题的时候才被迫交出来。

（以上据吴若愚文：《广西文革杀人》，载美国《北京之春》2003年8月号）

武宣县上江乡会餐人肉宴。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18页记：

1968年7月17日，在三里区上江乡门前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中乱棍打死廖天龙、廖金福、锺振权、锺少廷，四具尸体肉被割拿回大队部厨房煮两大锅，有二、三十人参加吃。在众目睽睽之下，胆敢在区、乡基层政府所在地烹人肉，集体会餐，在群众中造成极坏影响。 （据《红色纪念碑》第73页，郑义著，台湾华视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

上思县革命委员会杀人剖干煮食会餐。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县革委会……召开“群众专政” 大会公开杀害12人，并将部分死者剖腹取肝，拿到县革委会饭堂煮食。食肝者中竟然也有县社领导干部。（据《红色纪念碑》第340页。）

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布置杀人食肝。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

（上思县）思阳公社武装部长王昭腾下到和星大队布置杀人，当晚杀了邓雁雄1人，并开腹取肝与凶手一起煮食。他还勉励大家都要吃，说吃了人肝胆子就大。次日，王又布置杀害4人，剖腹取肝，传令每两、三个生产队分1人肝吃，以示“共同专政”。（据同上。）

钟山县清塘乡新竹村四哨自然村易晚生活剖邓记芳挖肝而食。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1、27页所记和旅居美国作家郑义1984年6月5日与易晚生交谈：

……五、六个人用松树压住了他的手脚，易晚生用菜刀将邓记芳的胸部剖开……

——这就是易晚生啦？瘦小而乾瘪的老头儿。……也是该颐养天年的年纪了。可你为何要下手杀人取肝？老人的开场白极英勇豪迈无畏：“对，什么我都承认1我反正86岁了，反正活够了，还怕坐牢？”说罢，老人挑战似地望着我。……“——为什么要杀他？他父亲上山当土匪，…是我杀了他。谁来问也是这个话。……不怕，干革命，心红红的！毛主席不是说：不是我们杀了他们，就是他们杀了我们！你死我活，阶级斗争！……我犯了错误，应该由政府来杀，不该由我们来杀。……我动的手。头一把刀割不动，扔了。第二把刀才剖开。……心肝取出来，切成手指头粗细，群众都来抢……。

我给老人和他的老石磨、烂家具拍了照。

（据《红色纪念碑》第39-40页。）

武宣县甘祖扬生割活人甘大作生殖器。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1页记：

1968年7月X日，通挽区大团村第7生产队甘克星组织开会批斗甘大作，后将甘大作拉到附近田边，甘业伟喝令甘大作跪下，当甘业伟一棍往甘大作头上打去时，尚未死，甘祖扬（大呼：七寸是我的，谁也不准割）即动手脱甘大作的裤割生殖器，甘大作哀求说：“等我先死去嘛，你们再割。”甘祖扬却无动于衷，惨无人道的继续割去甘大作的阴部，甘大作在撕人肺腑的惨叫声挣扎，令人毛骨悚然。甘维形等人争着割大腿肉，甘德柳剖腹取肝，其他人蜂拥而上将甘大作的肉割光，生割活人残忍至极，触目惊心，惨不忍睹。（据《红色纪念碑》第73页。）

吃人肉出名升官的武宣县女革委会副主任。

……据传专吃男性生殖器的……女革委副主任王文留……，在官方文件（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23、27页）中，我找到了如下简述：在滥杀大吃的狂潮中，东乡区三位刁姓小派逃上驾马山。1968年7月10日，东乡区武装部长……命令上山“剿匪”，围捕逃亡者。……罗先权用5寸刀挖割刁其棠的心肝，用竹箩装着，由队员黄廷杰背回区公所，分一些给区组织委员覃荣光，当天晚上纠察队员在区公所伙房围锅煮来吃，加强民兵班队员王文留还拿着两片人肉回家给其母吃。女民兵王文留，以吃人肉出名之后，步步高升，最后竟官至武宣县革委会副主任。……县整党办……称当时全县“确有吃生殖器之风，但王文留当年仅18岁，还是个未出嫁的姑娘，想来是不可能的。经落实她确实吃过人肉，已清除出党，清除出干部队伍；现在柳城县一个水库当工人。”（据《红色纪念碑》第74、75页。）

武宣县武宣中学学生吃教师吴树芳、吃学生张富晨。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22、26、27、28页记：

1968年6月18日，武宣中学（教师）吴树芳在批斗中被打死后，肝被烘烤药用。

（6月21日，东乡区上棉村召开批判武中学生张富晨的大会……将张打昏）凶手黄培刚则用5寸刀朝张的胸部捅一刀……取出心肝。随着廖水光割去张的下阴，其他人即蜂拥而上把肉割完。

（尚文大队独寨村小学教师）张伯勋被打死后，肉肝割光，最后只剩下大肠和小肠。肇事者凶相狰狞地高举起张伯勋的大肠……“你们看，这是张伯勋的肠子，多肥呀！”随后拿回家煮吃。

（据《红色纪念碑》第69、71页。）

武宣县桐岭中学黄家凭校长遭学生分食净尽。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18、27页记：

1968年7月1日晚8时，在桐岭中学十丙班教室批斗（副校长）黄家凭。校“革筹”副主任谢东主持了会议……，（学生）覃廷多等4人，各持棍棒押解黄出会场，行至电话室门前时，覃廷多喝令“打”，声落棍下……将黄家凭乱棍打死。……将一个老干部黄家凭的肉割光……只剩骨骼……。7月2日在桐岭中学厨房周围、宿舍檐下，用瓦片烘烤人肝人肉的情况，举目可见，血迹斑斑，腥风飘荡，火烟缭绕，焦味充溢，阴森恐怖，令人不寒而栗。（据《红色纪念碑》第80、82页。）

《钦州地区“文化大革命”大事件》记录了：

灵山县檀墟、新墟两公社（杀人剖腹食肝）22例。

合浦县石康公社（杀人剖腹食肝）18例。

浦北县北通公社定更大队（杀人剖腹食肝）19例。

钦州县小董农场（杀人剖腹食肝）3例。

（据《红色纪念碑》第339-340页。）

武宣县遭吃者64人名单。

这份64人名单是武宣县“处遗办”1983年7月4日初步统计的，统计人：陈绍权。后来落实的是76人名单，也是远非完备的。

黄茆公社9人：黄礼康、覃伟成、黄德安、黄德惠、覃乃光、黄荣昌、覃世情、覃会文、覃守珍。

二塘公社2人：覃国良、方宏南。

武宣公社9人：韦尚明、谭正清、黄振基、谭启荣、覃荣生、卢汉才、陈魁达、黄志华、郭继基。

武宣镇6人：覃乃武、周石安、周伟安、杨贵才（？）、汤展辉、梁文振。

三里公社10人：廖金福、锺振权、锺少廷、廖天龙、陈承云、陈汉宁、陈徐建、李占龙、李锦良、陈天长。

东乡公社8人：雷炳绪、吴华堂、、刁其棠、刘达瑞、刘茂槐、张福展、李瑞仔、刘业龙。

禄新公社2人：林信忠、梁道邦。

桐岭公社3人：韦国荣、廖耐南、谭世谭。

通挽公社11人：陈国勇、张文美、张永亨、甘加杞、甘大作、陈光厚、张孟团、陈炳现、覃和家、覃允琢、陈天然。

国家干部4人：黄家凭（桐岭中学）、吴树芳（武宣中学）、张伯勋（黄茆小学）、韦金光（思灵卫生所）。

其中吃肉后（遭）砍头的1人，（遭）挖心肝的56人，（遭）割生殖器的13人，（遭）全部吃光的18人，（遭）活割生剖的7人。

（据《红色纪念碑》第96页）

武宣县因吃人肉受党纪、政纪处分者130人名单。

《武宣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件》第29、30页记：

中共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开除或清除出党者27人：韦善端、韦习梅、覃明贵、覃大浪、覃志田、黄启焕、覃天英、覃扬美、韦仁生、韦保胜、韦忠局、方健、韦荣昆、黄忠宽、

黄春联、黄恩范、黄有福、傅屏坤、谭绍雅、罗茂熙、苏宏强、何振传、廖国荣、廖荣保、翁梅桂、何超、覃荣光。

非中共党员干部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开除、开除留用者18人：甘兰光、甘绍典、李汉南、何德恳、韦世锐、何开美、梁干仁、覃克开、苏启明、潘业球、余悦荣、潘业仁、华灿勋、覃廉风、黄德才、黄祖流、韦德浩、雷迅培。

中共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留党察看者5人：龙集、陈德星、梁家力、韦祖美、郭运虎。

非中共党员工人因吃人肉受行政记大过、降工资、行政开除留用者21人：谭振芳、

林广发、锺桂华、覃素文、苏炳芳、廖志明、雷桂源、陈振夫、赖锦池、黄元好、莫修理、万宝先、曾发扬、黄忠基、梁任兴、黄合意、原廉超、莫永兴、覃许穆、甘灵生、黄海初。

中共农民党员因吃人肉受开除清除出党者59人：何少海、苏炳定、覃允雅、苏大促、潘宏珠、陆祖瑞、吴顺纯、黄有成、黄瑞友、黄善格、黄恒荣、黄炳甫、韦昌体、韦福固、韦可能、韦伦想、张大禄、覃定民、覃玉禄、覃纪更、覃善奎、李灿生、廖太成、梁瑞堂、廖家道、廖朝仁、臧文杯、张振荡、陆瑞明、陆瑞硬、陆瑞轩、陆瑞宁、陆世调、赖永福、黎保清、罗文秀、罗先全、何开少、何德南、何德英、樊明光、方宽堂、甘贤眉、甘树程、蓝太兴、莫桂、黄世福、韦炳亮、韦昌喜、覃汉强、覃寿棉、李明、张超旋、陆运初、

陆瑞路、陆瑞说、樊汉安、甘家党、卢志远。

（据《红色纪念碑》第100页。）

广东佛山吃婴儿汤。

（原始资料网上已删。当时有体制内媒体报道当局对此的说明、半默认。请知情者提供确凿的文字资料。谢谢。——HHQ65@HOTMAIL.COM九曲澄。）

2009年冬月三稿

感时七律一首并跋

黄河清

尽认国殇贺国庆，犬儒饰演成新神。

孽因党造人相食，劫自天惩地发瞋。

堕落沉沦内输外，喧嚣浮躁假赢真。

柔毛媚骨公卿喜，瘦马钝戈拼老身。（注）

（注）：借化高尔泰诗句：“如何闲却丹青手，拼将老骨媚公卿。”

2010年是中国大陆大饥馑饿死人最多以至人相食的五十周年。1960年前后三年，大陆近4000万饿殍充塞于途，已能找到有文字记录的人相食3000余起。10月1日甫过，大陆亲友国庆贺函热闹了一阵子，接踵而来的是海外网上欢呼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大陆人的更加闹热。

历史有时会黑暗一阵子的，犹如太阳被乌云遮盖，大地发生地震火山爆发，海洋海啸。当代中国的土改镇反肃反公私合营反右、三年大饥馑、十年文革，都是小浩劫。现当今大陆生态崩溃在即，人文沉落堕落无以复加，一个更大更长久的劫难正在来临，无论男女老幼平民高官穷鬼富翁宵小君子，都在劫难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犬儒小人绝不值一瞥。况且，斤斤于喋喋于诺奖归谁，正是寻求救世主的余绪和另一翻版，骨子里仍未摆脱求别人。1989年后流亡海外的知识“精英们”应钱麇集，钱罄星散，另掘新矿，另谋新皮的现象从开始至今一直是存在的主流。被毛泽东党们从一开始奚落嘲骂至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毛毛积习难改，寻皮附皮成瘾。从中共皮上脱落的毛四海飘零，柔软无骨，转而觅求洋皮西裘的同时仍然忘不了昔日被偶尔一抚的快感。曾哄骗欺负八个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胡萝卜和大棒，六十年内容依旧，包装在新世纪则演变为“顺服配合。良性互动。双赢。”诸新词章。九斤老太之叹，在知识界远比鲁迅笔下乡间的直接要来得委婉华丽体面。“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学界先彦、海外名流”只要还是毛，就永远要千方百计寻皮附皮才能生存，就永远会如此变着法儿迎合献媚自欺欺人摇尾乞怜示忠求爱，就永远也直不起腰来，就永远也救不了自己，更救不了中国。羡慕嫉妒已经寻到皮附着皮了的毛毛，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一致的。喋喋不休其实是酸不溜秋。自己或自己认可的人获得西方的青睐，或会另有说辞。这是根本性的骨子里的问题。必须自己是皮，必须自己成皮！必须靠自己，依赖自己。自养才能自立，自立才能自强，自强才能自主。无论多难，这一步必须迈出；这一关节必须改弦更辙。要救自己救中国，必须“反求诸己”。舍此无他！这一根本性问题不解，中国仍会混乱堕落。中国传统文化之道有此。惜寻皮附皮成习者无知无骨无聊甚或无耻，总也摆脱不了寻求救世主的痼疾。

近4000万饿殍，是我们的祖辈、父母辈、兄弟姐妹，于今已被遗忘。谁能替他们还这个公道？谁能让我们我们的后代不再有此？只有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手，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反求诸己”。我们这个民族，对过去了的苦难不大在乎，也许是苦难太多太多的缘故，也许是“向前看”的教育灌输潜移默化使然，也许是人性趋喜乐的结果。我却仍然脱不了悲哀，为冤魂饿鬼悲哀，为生态崩溃悲哀，为更大的民族劫难悲哀，为醉生梦死者悲哀，为欢呼雀跃者悲哀，也为曾清醒者转为帮闲帮忙帮凶者悲哀。

在这个整体沉沦堕落的当世，在海内外知识人整体顺服配合专制而以“和解、良性互动、双赢”为自欺欺人的另类帮闲帮忙成为主流的当今，在逆向占据上风、黑暗可能会赢、邪恶暂时胜利的时刻，我们现在能做的是坚执坚守，输的像样一点。“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固是，但进步、光明、正善不能输的如此窝囊软骨可笑，后人继续，就会加倍加十倍百倍的付出代价。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口，我们要有担当，要有准备，学做堂·吉诃德，勿做阿Q犹大！纵输，要输的象样一点，输的像共工，输的像伯夷叔齐，输的像荆轲，输的像项羽，输的像司马迁，输的像嵇康，输的像方孝孺，输的像李贽，输的像谭嗣同，输的像陈天华，输的像秋瑾，输的像王国维，输的像鲁迅，输的像陈寅恪，输的像林昭，输的像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锺海源，输的像王若望……为后人为历史为民族留下一点思想、一点骨血、一点真和勇毅。

心苦唯天知，恸哭发哀鸣：九百六十万，十三亿牺牲。

2010、10、11于马德里

【首发：自由圣火】

    钟  波：马克思主义是一切邪教之中最大的邪教

马克思主义是一切邪教之中最大的邪教。马克思主义核心有四：一、阶级斗争，二、崇尚暴力，三、消灭私有制，四、掌握统治权。结果，形成超级极权统治，统治人的精神和肉体，已经直接祸害了二十多亿人。

把一切愚蠢之中最大的愚蠢——共产主义——奉为旗帜，这已经接近邪教，而马克思主义的目标是通过阶级斗争、暴力行动来达到掌权、消灭私有制，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整个地球村变为超级极权统治社会，邪恶之大，无出其右者矣。下面简单介绍一下马克思主义四个核心的邪恶。

一、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曰：“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1][1]因此，必须人为划分阶级、等级，需要的时候，阶级、等级遍及每一个人，包括已经死亡的人，也包括未出生的人。

毛泽东说：“以阶级斗争为纲”。死了两千多年的孔丘，被阶级、等级为“奴隶主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受到“中共解放区”几亿人的严厉批判；“黑五类”尚在孕育的胎儿，逃不脱出生后“狗崽子”的命运，幸运者不过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比我这个平凡的贫下中农子女无论如何低我一等以上，就像“摘帽右派”永远低于没有被戴过“帽子”的人一样。“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这一对政治术语，简单明了地体现了阶级划分的恶果。在正常法治的人类社会，有合法与非法之分野，决没有“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

二、崇尚暴力。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曰：“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人既屠杀妨碍自己的敌人，也屠杀自己的同志。杀人的时候，无疑是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的。中国共产党从红军时期到文革时期，杀自己人、害自己人从不手软。毛泽东写诗“我失骄杨君失柳”悼念的中共烈士柳直荀，是被中共自己人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是被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害死的。中共烈士张志新，是1975年被毛泽东的侄子、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毛远新下令枪毙的。4月4日押赴刑场之前，怕张志新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先割开了她的喉管，挑断了她的声带。在辽宁，张志新排在枪毙前被割喉管的第三十位之后。^[2][2]

毛泽东曰：“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3][3]无数罪恶，假“革命”之名通行于世界各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势力范围。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害死中国人的数量是非常大的，接近上亿人，但是，若按人口比例，不如苏联共产党人斯大林害死苏联人、柬埔寨共产党人波尔布特害死柬埔寨人比例那么大。

三、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曰：“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又没有其它谋生自由，一个人只能依附于某个“单位”生存。在毛泽东时代，“中共解放区”的人，无论是干部奴才还是工人奴隶、农民奴隶，无论是大知识分子还是小知识青年，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基本生理需要的吃、喝、拉、撒、睡，高一点生理需要的休息，精神心理需要的读书、看电影、娱乐、旅游等等），几乎全部自己不能做主，人们的生活水平高低几乎全凭当权者决定，权力主宰一切。

四、掌握统治权。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共产党宣言》曰：“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解放区”，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超级极权统治社会的真谛——“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千重要，万重要，掌握大权最重要。”^[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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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卡尔·马克思是崇拜魔鬼撒殚（Satan）的撒殚教教徒^[5][5]，他要与世界进行一场无情的鏖战，让世界衰落，结果他在宇宙的废墟中就如同上帝一样至尊。

诗言志。马克思在给燕妮的一首诗《人的自豪》中写道：

燕妮呀，如果我敢于直言奉上，……

我把这个背信的世界叫来，

进行一场无情的鏖战，

让这个巨大的世界衰落，

它自身熄灭不了正旺盛的火焰。

那时我俨然是上帝至尊，

在宇宙的废墟中行进，

我的每句话都会变成行动，

我就是地上万物的创世主！

在另一首诗《绝望者的祷告》中，马克思写道：

我为自己建成一座庄严的堡垒，

它高耸在寒空，直上九霄，

这座堡垒的围墙令人恐怖，

在里面将充满苦难和忧患。

如果有谁偶然地仰望一眼，

会让他吓得往后倒跳，心惊胆寒，

让他只能听见死亡的呼唤，

让他去为幸福挖掘坟墓。^[6][6]

在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组织里，马克思的地位实际上就是至高无上的教主，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是马克思的教徒。马克思的著作，被当作教条，确实实现了马克思给燕妮的诗《人的自豪》中的期望：“那时我俨然是上帝至尊”、“我的每句话都会变成行动”。后世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从根本上而言，只是拿马克思的言论教条争论谁正统、谁修正主义而已。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已经直接祸害了二十多亿地球人。这些受害者，既被马克思主义践踏了心灵，也被马克思主义奴役了身体，确实实现了马克思在《绝望者的祷告》中的期望：“如果有谁偶然地仰望一眼，会让他吓得往后倒跳，心惊胆寒，让他只能听见死亡的呼唤，让他去为幸福挖掘坟墓。”

在“中共解放区”，毛泽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现世教主，而且还有冠冕堂皇的教条——毛泽东思想。奉为红宝书的《毛主席语录》，集中展示毛泽东思想教条。

由张春桥执笔写而由林彪署名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于1966年12月16日写成。1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它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军和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7][7]

《毛主席语录》极大地普及于“中共解放区”，不但高级奴才林彪、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要手持《毛主席语录》，而且普及到穷乡僻壤的每家每户，甚至人手一册。下面看一条管中窥豹的消息：

1967年7月18日，四川省绵阳县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贯彻执行上级指示，转发四川省抓革命促生产委员会关于赠送《毛主席语录》的通知，然后给全县贫下中农每户赠送一册《毛主席语录》。^[8][8]除了这些奉上级命令送的，还有更多自己掏钱买的。不买不行呀，就像姜昆、李文华表演的相声《如此照相》展示的那样，联系工作、社交活动以毛主席语录为对话起头^[9][9]，手上有红宝书《毛主席语录》，可以减少困顿。

文革期间，“中共解放区”各地势不两立的造反派，手中所持的尚方宝剑，都是“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无数人的生命，就断送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武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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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虽然在“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死后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但是超过十三亿的“中共解放区”中国人仍然生活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乌云笼罩下，难以见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阳光，中国共产党不让中国人享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等共和制政体之下应有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写明的公民权。

5月1日上午十点多钟，我到天安门广场朗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被值班的警察、警车“和谐”了，失去人身自由十几个小时。5月4日，我到天安门广场晒太阳，也被“河蟹”了——三个便衣把我推进了警车，失去人身自由四个多小时。

10月8日，我在我的聚友网空间（www.myspace.cn/bolang100）发表相同内容的微博客和留言：“祝贺刘0晓0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结果均被图标为穿警服的社区管理员删除。刘晓波名字中间加“0”已是无奈，因为“刘晓波”三个字不能输入，说是“您的输入包含非法内容！”9日，我发表“祝贺诺贝尔和平奖落到中国人头上。”结果同样被“和谐”了。10日，我发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花落谁家？”结果还是被“河蟹”了。11日，我发表“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给谁啦？您知道吗？”仍然未能避免被河蟹。

把我网上有关“诺贝尔和平奖”的内容就强行删除，我知道这不属于“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行为、光荣行为、正确行为，而是它的爪牙施加的河蟹行为。可恶的河蟹横行！！

胡锦涛时代河蟹“和谐”的撒殚行为，如果与毛泽东时代惨绝人寰、大规模屠杀人类的撒殚行为相比，按成语来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比喻得更实在一点，就是木头棍棒与核武器之比了。

2010、10、22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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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马克思诗歌全集》，陈玢、陈玉刚译，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4、351、352页。

[1][7]苏东海、方孔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风云实录》，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83页。

[1][8] 绵阳市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绵阳（县级）市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1页。

[1][9]河北省馆陶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馆陶县志》，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92页。

              刘晓波《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

余英时：序言一：稀世之音

二十年来刘晓波不断发出狮子吼，都是为了挽救一个一天天沉沦下去的大国，希望他有一天会回到文明的正流。本书所收五十篇文章是他在再度入狱前写成的，包括两个方面：正面是伸张自由、民主、人权、和平等普世价值，反面则是揭示「以沉沦当崛起」的种种丑恶面相。这是一位可敬的公共知识人的稀世之音，值得每一位读者细心倾听！

                   余 杰： 序言二        

受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的委托,我着手为刘晓波先生编辑这本政论文集。就在编辑的过程中,中共当局宣布正式逮捕刘晓波先生。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尤为沉重。因为这样的编辑工作,本应由作者亲自完成,此前刘晓波先生出版的所有作品,都是他自己编辑完成的。而由我来为失去自由的刘晓波先生完成这项工作,我深感不配,亦深感荣幸。

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族,我从来没有多少幸福感,相反却有十足的耻辱感。因为有刘晓波先生和那么多靠着良知的引导而生活的同胞身陷于囚牢之中,而下流人却悠然上升。如今,刘晓波先生被羁押的北京市看守所,就在离我家仅仅一箭之遥的地方,他在放风的时候,甚至可以望见我家的楼宇。他失去了自由,我却仍然享有自由,我为此而感到羞愧。同时,我更为与刘晓波先生身处同一时代及国族之中而感到巨大的光荣,正是因着他和身边的一群朋友的存在,中国才不至于像圣经中那些邪恶之城一样,因为连一个义人也找不出来,而被上帝所毁灭。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二十年之前,只有十六岁的我,在六四的枪声中读到刘晓波的文字时的激动与震撼--那是一本当局在六四镇压之后炮制的«刘晓波其人其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即达五万册。该书的前言说:"选编在这本小册子里的刘晓波的言论,堪称为反动狂人写下的反共奇文,我们愿和读者诸君共同赏析、批判,以期把这些毒草连根铲除,化作肥料,用来壮大、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阵地。"除了大量的批判文章之外,编辑还以附录的形式收入刘晓波的几篇文章"立此存照"。然而,那几篇出自刘晓波之手的酣畅淋漓的文章却吸引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差不多每一行都被我用红笔勾画出来。如今,中共当局真该如学者余世存所建议的那样,重版该书,继续对刘晓波的批判。可惜,胡锦涛连这样做的勇气都没有。此时此刻,我也不禁想起十年之前,第一次与刘晓波会面的时候,刘霞在一旁看着我们两个口吃者吃力地交谈,一边观察一边窃笑--那时,我初出茅庐,书商对我的"包装",使用了当年人们形容刘晓波的那个褒贬交错的词语"黑马",而当我与真正的"黑马"见面的时候,许多话却无从说起。但从此以后,我们便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尽管自古以来先知在故乡都是不受欢迎的,但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和哪个国族,像今天的中国这样以折磨和羞辱先知为"志业"。正像艺术家高氏兄弟为刘晓波画的那幅巨大的肖像一样,只有隔着相当的距离,你才能看出刘晓波的脸庞与神色,一旦走近去看,便是模糊一片。刘晓波的价值并不为同胞们所知,刘晓波的存在更是激起了独裁者的仇恨。本来根本没有人想颠覆他们的政权,他们却日夜杯弓蛇影,坐立不安:你不是试图搜集四川大地震中死难学生的名单吗,这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你不是试图为死于有毒奶粉的孩子的家长提供法律援助吗,这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你不是试图帮助因卖血而染上艾滋病的农民兄弟讨一个"说法"吗,这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你不是试图揭露无数的母亲被计生人员强迫堕胎的惨剧吗,这就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了。这个国家,这个政权,怎么像一个纸糊的房子那样无比脆弱呢？

    中共当局投资数亿拍摄了一部自我歌功颂德的电影«建国大业»,却将"刘晓波"当作互联网上重点屏蔽的词语。据说,大肆羞辱国民党的«建国大业»,将在台湾的院线同步上映。这个消息并不让我吃惊。这些年来,最爱中国的,不是中国的百姓,而是台湾的明星、商人、文人和政客。在台湾早已过气的李敖,在中国被奉若上宾,终于找到了他的"第二春",戏子的本性总是去讨好强者。而台商在中国可以雇佣奴隶劳工,可以包养二奶,日子过得比在台湾滋润千百倍,当然"乐不思台"了。戏子和商人如此,政客又怎么会有原则呢？连战、宋楚瑜等明日黄花式的政客,也争先恐后地登陆了--"老大哥"派发的棒棒糖很甜很甜啊,连祭拜祖坟都由中共来买单呢,反正中共不用向纳税人汇报国家财政是如何开支的。在"连爷爷"、"吴伯伯"之后,会不会再有一个"马叔叔"呢？既然反攻大陆已成遥不可及的春梦,那么退而求其次,当个南唐李后主也不错,卧榻之旁,就容我安睡一会儿吧!如今,全世界不都在争先恐后地向中共献媚吗:法国总统萨科齐因为会见达赖喇嘛,而在中共的铜墙铁壁上碰得头破血流;美国总统奥巴马被经济危机搞得焦头烂额,舍弃人权外交而对华绥靖……这是大势所趋,识时务为俊杰啊。君不见,"北京共识"隐然取代"华盛顿共识",上海合作组织似乎要挑战北约组织;君不见,在辉煌的奥运会之后,是更为辉煌的六十年庆典的阅兵式,这是怎样一种万国归心的大国气象啊。

可惜,这是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国,这是一个外表崛起、精神沉沦的大国,刘晓波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真相:"在这样的'经济奇迹'背后,是制度腐败的奇迹、社会不公的奇迹、道德沦丧的奇迹、挥霍未来的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和人权成本极为高昂的奇迹,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奇迹。"这个时代,与时俱进者多,扛起闸门者少。当讨好中共变成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共识"的时候,刘晓波却如同二十年前那样,矢志不渝地站在批判中共的最前线。他用上千篇评论文章,揭穿了“大国崛起”背后的真相乃是“大国沉沦”。如今,中共当局对刘晓波的审讯围绕这些文章展开,这些文章能成为罪证吗？相信每一个认真阅读过这本文集的读者都会有公正的答案。刘晓波的说法一点都不夸张,这样一个恐龙般张牙舞爪的大帝国,对国内民众肆意施暴,对国际社会则输出“精神鸦片”。对此,学者秦晖分析说:"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的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交易权利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压抑参与、漠视思想、信仰和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此种与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背道而驰的“精神鸦片”,比金三角和中南美洲流出的毒品更加可怕。这一创造了“中国崛起”奇迹的“中国模式”,正在如同癌细胞般大肆扩张,其结果必然是“坑了近百年来人类文明的成果,让世界重新回到原始积累的时代去了”。

    乌云有时确实会遮住太阳的光芒。然而,这个世界上偏偏就是有像刘晓波这样不识时务的人。他从不自我英雄化,而以一颗平常心来从事自己所选择的事业,不管旁观者是掌声还是唾沫。二十多年来,他一如既往地螳臂挡车,一如既往地如索尔仁尼琴那样"牛犊顶橡树",一如既往地如堂吉诃德那样冲向风车,一如既往地如西西弗斯那样推着石头上山。六四屠城前夕,人们纷纷逃离中国,唯有他毅然中断在美国讲学的计划,只身返回危城,在天安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一刻,并冒着生命危险与戒严部队谈判,终于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发生。此后二十年,他被剥夺教职和在国内公开发表作品的权利,长期遭受秘密警察的监控和骚扰,先后四度入狱,却一直奋笔疾书。二十年间,中国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他几乎都及时发表振聋发聩之评论。在他的笔下,没有任何"敏感"的领域。如同当年的梁启超一样,他毅然放弃创作"传世之作"的个人雄心,转而写作一篇篇看似短命的"觉世之作"。其政论作品,质量之高、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论述之深,当今华人世界无人可及,堪称"第一政论家"。写作«红楼梦»或«管锥篇»,是许多文人学士的人生愿景,但对刘晓波来说,既然生活在一个人权受到践踏的时代和国族之中,此种选择便过于奢侈和贵族化。他并不是缺乏写作«红楼梦»或«管锥篇»的才华,不写乃是出于"不忍"--"不忍"旁观天安门母亲的眼泪,"不忍"坐视孙志刚们的灾难,他决定为天安门母亲和孙志刚们写作。即便在身陷牢狱的时刻,他也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始终"在场"。当作家和学者们普遍被招安而与权贵共舞之时,他的存在越发彰显出精神标杆的意义。

刘晓波不仅坐而论道,且起而行道。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起,他便起草和组织了多份人权呼吁书,直至最近一份导致中共再度对他下黑手的«零八宪章»。他关怀天安门母亲群体,帮助许多受迫害的维权人士和他们的家人,虽然多年来只有在海外发表文章的微薄的稿费收入,但他对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永远比对自己慷慨大方,他帮助的许多人甚至都是从未谋面的人。刘晓波还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他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多年担任会长、理事,为之付出无数的时间和精力,其中有不少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杂事以及中国人特有的人际关系方面的协调工作。我做副会长配合他的工作的时候,几度因为他人的恶意攻击而灰心丧气。他便勉励我说,这就是做公共知识分子需要付出的代价,即便是恶意的辱骂也要有相当的心理承受力;一个作家不能只是将个人的写作看得无比重要,尤其是在民主制度尚未建立的中国,需要有一批人为公共事务付出时间和精力。正是在刘晓波的领导之下,独立中文笔会在短短几年间便发展成为中文世界里最积极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的NGO组织,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中共对公民结社自由的限制。

    刘晓波是中国最具独立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独立"二字,知易行难。如鲁迅所说,不做官的帮忙和帮闲,不做商的帮忙和帮闲,相对来说容易一些;但不做大众的帮忙和帮闲,却是一个更大的挑战。许多异议作者和人权活动人士都有登高一呼、应者云集的梦想,都有充当英雄豪杰和救世主的情结,为此不惜扭曲自我以迎合群众,期待群众拥戴为王。他们从«易经»中算出共产党垮台的日子,以"影子总统"和"影子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封官许愿。而经历了当年广场运动的刘晓波,深知"广场效应"之迷思,深味激进主义之危害,更对权力对人性的戕害有清醒认知,故而一边批判拒绝改革的中共当局,直陈权力与体制之不公不义;一边毫不留情地指斥那些鼓吹暴力革命、将百姓的生命当作炮灰以达成个人野心的"草莽皇帝"--此种人士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一直层出不穷。如果说中国有一个"反对派"的话,刘晓波乃是其中少数将仇恨化为仁爱的人,这种仁爱甚至扩展到那些监视他、骚扰他的秘密警察身上。刘晓波曾给我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他到朋友家做客,特务跟踪他到楼下。他与朋友聊天聊了很久,忽然接到特务打来的电话:"刘老师,我憋了半天尿,楼下找不到公共厕所,你能让我上楼来用一下厕所吗？"刘晓波征求主人的同意之后,遂让这名可怜的特务上来使用了卫生间。是的,受迫害者不能将自己降低到加害者的道德水准上、甚至用"以毒攻毒"来自诩;受迫害者而应当以人格的力量唤起加害者内在的良知。

刘晓波在今天的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晚清时的梁启超。学者邵建在«看晚清三方角力»一文中指出:在梁氏等人看来,革命既然诉诸暴力,即使成功,国家也会陷入长期的内乱和争斗,收拾动乱的人,必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正是辛亥以后的情形:从袁世凯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历史轨迹被梁氏不幸而言中。所以,梁氏在反革命的同时,力推君主立宪,不是推翻清政府,而是以开议会的方式改造它。但他面对的困境是:不在于他反革命,也不在于孙文闹革命,而在于清政府天天制造革命。他两面作战,一边与同盟会战,阐释自己为什么反革命;一边与清政府战,斥责其不断制造革命。最终,还是未能让中国避免暴力革命。一九三六年,中国的内乱方兴未艾,外敌虎视眈眈,梁启超已去世多年。一位笔名叫素痴的读者在«大公报»上缅怀梁氏,认为梁启超对流血的恐惧,"使他不得不反革命",但他的悯世之心又"使他无法容忍现实政治的黑暗"。于是,两边陈词,既劝革命党放弃暴力,又劝清政府彻底改革。结果,两边都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致局势日下。这位素痴先生已是三十年后读梁氏此论,不禁"太息痛恨于盖世雄文的浪掷"。近年来,刘晓波既遭到中共当局的打压乃至系狱,也遭到海内外激进分子和野心家的攻击与辱骂,简直就是梁启超当年遭遇的翻版。那么,今天的中国会重蹈清末的覆辙吗？

我没有那么悲观。今天的中国,很多地方与清末又大不一样。全球化的突飞猛进,让中国无法像过去那样闭关锁国;信息时代悄然来临,中国网民的人数已达三亿多,超过了美国的总人口;城市化的推进、公共空间的拓展以及民间舆论的崛起,已成不可阻挡之趋势。刘晓波虽然被当局关押,他的文字却通过网络启蒙了千千万万饥渴慕义的心灵(仅在国内需要"翻墙"才能上去的博讯新闻网上,刘晓波个人文集中七百多篇文章的点击率,就高达四百多万,是一百多名海内外异议作家中点击率最高的);刘晓波虽然暂时失去了自由,但他的思想和文字无时不刻地在形塑着中国未来之走向,在近代以来的中国,以文字改变一个时代的风气与人心,功劳最大的当推梁启超与刘晓波二人。当年,胡适之曾经这样评价梁启超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 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梁氏以其“惊心动魄、一字千金”的文字,带动了一个时代和一个国族的启蒙运动,胡适之的这番表彰并不为过。但胡适之将梁氏与革命牵扯在一起,恐怕是对其最大的误读。而我坚信,从梁启超到刘晓波的思想谱系和文字生涯,贯穿始终的,是对真理的追求、对人权的坚守和对同胞的大爱。文字是有力量的,尤其是背后有道义和良知支撑的文字,对这一点我们不必妄自菲薄,否则掌权者为何害怕梁启超和刘晓波们呢？在此意义上,我们若要衡量刘晓波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及政治进步的贡献,不妨套用并稍稍改动那句诗—“文字收功日,中国民主时”。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日初稿    八月二十日定稿

刘晓波《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

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刘晓波博士,而早在此前    《禁书选读》就已应广大读者建议,着手筹备刘晓波作品音频版事宜。现经刘晓波博士夫人刘霞授权,并在中文独立笔会主席廖天祺女士,刘晓波文友余杰先生以及台湾允晨出版社的鼎力协助下,德国之声《禁书选读》将从2010年10月18日连续推出刘晓波最新作品«大国沉沦»之音频版,敬请关注。

向傲慢权力挑战的刘晓波---廖天琪（独立中文笔会会长）为德国之声《禁书选读》播放刘晓波著作作此文

中国社会当前拥有相当一批具有前瞻性眼光的文化人,他们善于观察、思考和分析。刘晓波是其中佼佼者。认识到刘晓波的作品,早在八十年代,他的那本«中国当代政治与知识分子»谈的是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知识分子向来依附权力,以前皇帝手中握有权力,今天在中国大陆掌权的中国共产党又掌控了十几亿人的命运,权力不可谓不大。它让你死,你不能不死,像张志新、遇罗克、林昭这些烈士,年纪轻轻,就被党夺去了性命。相反地,共产党不让你死,你也绝对不得好死,而必须赖活着,像百岁老人巴金,植物人般,一口气悬在中常委的决议上,大限虽到,欲死不能。直到2005年,才终于能被党中央放行,让阎王带走,入土为安。刘晓波数十年的写作, 大问题如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产权和土地的分配问题、地方自治、民族问题以及因特网的电子时代的挑战;中等问题如底层的社会民间疾苦、民工农民的被剥削基本生存权的情况;小问题如一些个案,引人注目的冤案如孙志刚被收容所打死、杨佳杀警等,他都有细致的分析和精辟的论点。

多产作家刘晓波于短短的八、九年之间,就写了将近一千篇评论文章,文学、艺术、哲学、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都网罗在他的写作范围之中。这还不包括他的从八十年代以来的十多本书,里面更是在每个领域里都有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虽然写作的范围广,主题繁复,但是在他的思想中有一条中心思路,那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和权力的关系,这是他从青年时代就关注的课题。中国社会里许许多多釐不清的问题,都跟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那条微妙的链锁有关。本来权力就是傲慢的, 不受管制的权力就格外的傲慢,绝对的权力,那就更是绝对的傲慢。这种傲慢带着一种野蛮性和残酷性,说白了,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近年来,胡温政权打出"和谐社会"、"大国崛起"的口号,然而口号归口号,和谐的春风还是没有吹醒中国大地。两个多月前,智利有33位矿工被埋在数百米地下的矿井中,全世界都关注这些人的命运,智利政府全力抢救,终于花了60多天的时间,鑽了一条通往黄泉之路的通道,今天10月14日,把这些人救了出来,智利的总统赶到矿井边,跟矿工的家属一道去拥抱欢迎那些死里逃生的工人,这是令人动容的场景。晓波也曾经为矿难不断,每年数万丧命于矿井下的中国矿工呼吁,他的那篇«对黑窑童奴案的继续追问»竟然成了政府对他定罪的判决书中的罪证之一,权力的荒诞和傲慢,可见一斑。

是的, 大国崛起、经济起飞,但是普通民众,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却沉沦了,他们生时被社会轻贱,死了又被社会遗忘,虽然他们是中国经济建设第一线的奉献者、牺牲者,但是光环都在权力者的头上,下面的"渣滓"大浪淘沙,不留痕迹。刘晓波在1999年11月24日给中国社会底层作家廖亦武的信里写着:"我们这些所谓的精英,什么都不是。鲜血不是什么,背叛不是什么,遣忘也不是什么。因为这首«大屠杀»,你坐了四年牢,我以为值得。牢狱比私下的自责和忏悔更能安慰仅存的、那么一点点的良知。"如今,刘晓波在牢里,虽然荣获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在牢里心安理得,他在赎罪,他在为一切加害者和受难者赎罪。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文章和文字,了解他对国家民族的忧思和对普罗大众的关爱和怜悯。他以严谨的文字为读者和自己建构了一个更适于人居的改良社会,那是一个有人性、公平正义、开放自由的社会,人人有尊严地享有生存权。

托尔比约恩·亚格兰：为什么我们给刘晓波诺贝尔奖

于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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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监复：钟声响了，无数的钟声都惊醒了—刘晓波获诺贝尔奖与中国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圣火再点燃

2010年10月一位在中国大陆本土监狱中服刑的中国公民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全中国的特大喜事，是全世界的重要新闻。这是刘晓波个人的光荣，更重要的是，刘晓波获奖可能再一次重新启动中国摆脱专制、愚昧、迷信，走向民主、自由、人权的文艺复兴。

中国的文艺复兴，经历了三起三落的艰辛历程。上世纪1919～1949年代的30年中，发生了一场爱国民主运动，相当于“文艺复兴”式的“5．4”运动，但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所打断，救亡压倒了启蒙。国民党趁机建立了“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

党军”的独裁政治制度，扼杀了“文艺复兴”运动和中国人的思想自由。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但几年后毛泽东彻底抛弃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破坏了人民政协制定的《共同纲领》，发动反右派运动和一连串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善良的人民和有良心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最后发展成文化大革命、法西斯专

政。全国九亿人只有一个思想（毛泽东思想）和八台样板戏，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再次被封杀了，“文艺复兴”的希望再次破灭了。1976年的“4．5”运动，导致“四人帮”覆灭，出现了改革、开放、平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短暂的春天，但接着就是“清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铁拳和“6．4”屠城的真枪真炮真坦克。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政治热情、理想追求和思想自由，再次被摧残、打压下去。1989年以后，改革由“民富”转向“官富”。黑色压力的硬的一手，转变为金色压力的软的一手，高价收买知识分子的良心。知识精英融入集权政治、经济精英结盟的特权阶层，异化为权贵们的吹鼓手，不少人甚至沦为自阉的太监。有人认为，中国只有工匠和技师，没有公共知识分子。中国没有自由，也没有自由思想。中国人的文化、道德、精神、灵魂在堕落中。能不能让这个堕落过程停止或减缓？人们在呼唤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它能拯救中华民族之魂。

恰当此时，从挪威传来了钟声，震醒了中国知识分子。2010年10月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刘晓波以“诺贝尔和平奖”。这是将记入共和国历史的重要大事，该事件很可能再次启动三起三落的中国的“文艺复兴”──伟大的启蒙性民主运动，促使中国同国际全面接轨，努力赶上时代大潮流。

诺委会向刘晓波颁发和平奖，即表明普世价值在中国也同样适用。这将启发、鼓舞、激励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信心和勇气，再一次启动中国的民主运动──其从“5．4”、“12．9”到“6．4”的屡战屡败，又屡败屡战──点燃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圣火，推进人性的现代化。

勇敢地为思想自由而奋争

中国人一直在思考、争论和埋怨：60多年来，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文学奖为什么不给鲁迅、老舍、沈从文？为什么给了法国人高行健？是不是没有好的翻译？为什么诺贝尔物理、化学、生物奖不给中国人？世界公认中国经济奇迹，为什么经济学奖不给中国

人？……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估计，十年后中国人能获得经济学奖，得主可能出自他当主任的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杨振宁也预测，中国10年后在自然科学方面也会出现诺贝尔奖获得者。中国人在嫉妒、埋怨和期待的复杂心情中，年复一年地观看颁发诺贝尔奖的盛大场面。但是没有思想自由，怎么能有争夺诺贝尔奖的成果和实力？

2010年10月中国大为惊喜，也使中宣部官员们大惊失色，不是十年后，而是现在，2010年10月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了！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的根本原因是思想自由，在禁止自由思想的社会，他宁可身陷囹圄也要坚持自由思想。

1949年后，为什么留在大陆的著名学者没有一人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却有他们的学生，留在海外的华人学者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80年代，中国科学院研究科技政策与管理的学者姚蜀平，作为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曾就此访问过多位美籍华人学者，包括丁肇中、李政道、杨振宁。综合他们的意见，姚蜀平写成文章，但没有一家刊物敢于刊登，最后是许良英慧眼识珠，以编委身分推荐给一家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杂志刊出。据说，当时国家教委内部认为，这篇文章反对学习雷锋，因为，该文章提倡独立思考。

自然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如果失去了思想自由的权利和习惯，就必然背离科学。回想当初，中国自然科学界批判爱因斯坦、摩尔根，批判共振论、系统论，他们幻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代替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界由于没有思想自由，更不可能创作出震撼人心的作品。最近纪念

百年曹禺所演出的剧作，不是解放后的奉命之作，乃是青年曹禺解放前写的《雷雨》、《日出》，徘徊在荒凉《原野》上的《北京人》。1949年后异化的曹禺，留给世人的是可悲的空白。老舍也同样。思想专制，毁灭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艺术天才；同样地，黄昆、王淦昌、

周培源、“三钱”等许多世界著名科学家都被训练成工匠、技师。没有思想自由，不能独立思考，怎么会有创造？中国有多少知识分子是含着眼泪、遗憾与愤恨告别世界的。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主要在于他敢于藐视权力，在专制下，勇于承担思想犯的苦难，坚持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宪政的理想，为此他获得了国内外良知的支持和肯定，诺奖是给予他的最高荣誉。刘晓波虽然失去了人身自由，但是他的自由思想战胜了强权，强权和利益都没动摇他的理想。刘晓波启示我们，中国知识分子需要前赴后继地摆脱奴役，勇敢地为争取自由而奋争。

思想者并不孤独。全世界的正直学者、有良知的政治家和普通的善良民众，都看着中国，对中国正义的事业给予声援、鼓励与微笑。中国将会出现更多的坚持自由思想、为自由奋斗的刘晓波式的勇者。当局抓捕一个刘晓波，使中国有了一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如果他们抓捕更多的人，就将锻炼出一批又一批刘晓波式的英雄，形成越来越大、与时俱进的英雄群体。统治者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培养自己的掘墓人，他们是自掘坟墓。

钟声响了，无数的钟声都惊醒了

最后，我真诚地祝愿诺贝尔和平奖的精神在中国持续地发扬光大，让思想冲破牢笼，让所有的中国人都有思想自由的神圣权利！

透过黎明前的黑暗，人们看到的不仅是荆棘丛生的险径，还有依稀在前的曙光。最后，刘晓波仍在狱中的事实，令人想起罗曼．罗兰在《约翰．克里斯朵夫》结束语描述的钟声和阳光：“早祷的钟声响了，无数的钟声一下子都惊醒了。天又黎明！黑沉沉的危崖后面，看不见的太阳在金色的天空升起。快要倒下的克里斯朵夫终于到了彼岸。于是他对孩子说：‘咱们到了！唉，你多重啊！孩子，你究竟是谁呢？’孩子回答说：‘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

（2010-10-16）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7期2010-10-21；http://shuangzhokan.hrichina.org/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