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传珩：刘晓波获诺奖令中国当局失措
评《环球时报》社论 10月8日，《零八宪章》的起草参与者、中国著名独立作家刘晓波先生荣获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消息发布后，中外舆论一片哗然。 《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公告》称：“在国内外的许多中国人正发动在中国建立普世人权的运动。刘晓波通过被判入狱的严厉惩罚，已经成为这个在中国争取人权的广泛斗争的最重要标志。”由此可见，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不仅是给刘晓波的个人荣誉，更是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极大鼓舞和赞誉，同时也是对中国特色政治反民主、反人权的一次国际性的文明掌掴。 面对如此一次无法回避的国际性的文明掌掴，中国当局掌控的大陆主流媒体陷入空前迟钝，均以外交部强硬的回应做简短报道，说刘晓波是因触犯中国法律而被中国司法机关判处徒刑的罪犯，其所作所为与诺贝尔和平奖的宗旨背道而驰；声称诺委会把和平奖授予这样一个 人，完全违背了该奖项的宗旨，也是对和平奖的亵渎。大陆中央电视台当天晚间7点的新闻联播中，并没有播出刘晓波的新闻，而是在晚8点的《东方时空》时事报导中，照念了新华社的简短稿件。据日本《时事通信》报道，NHK新闻在中国转播宣布和平奖得奖人时，讯息 忽然遭截断，画面呈现一片黑幕。 眼下，刘晓波获诺奖冲击波忙坏了中国主管意识形态的部门。中宣部、国新办纷纷下发密令，严禁媒体对此做真实报道。不仅如此，官方还要求国内网站要恪尽职守，不断删除有关刘晓波获奖的文章与评论，由此也导致了编辑纷纷告苦，如《网易》微博管理员给网友留 言：“尊敬的用户，您行行好吧，从六点到现在我连晚饭都没吃那！手都删软了！”再如《天涯时空》更是发出通知：“你发表在《天涯时空》内的帖子《中国人距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因不符合本栏宗旨而被隐藏，有意见请与斑竹或社区编辑联系。”《新华网》首页上更没有任何关于诺贝尔奖的新闻，《新浪网》上只有关于周四颁发的文学奖的消息，而《网易》却有一条标题为《和平奖今日揭晓》的链接，不过点击进入后没有刘晓波获奖的内容。当下中国大陆，除了《博客中国》上还有星点痕迹，其它网站上都没有关于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包括官方媒体《新华网》以及两大门户网站《新浪》和《网易》等。凡输入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等关键字搜索，出现的只有一片空白或无法显示的页面。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不顾中国当局百般干扰，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中国基本人权所作的长期非暴力抗争，已经深深地激怒了中共党内的保守势力。他们决不甘心仅仅是屏蔽消息、删除文章的防守应对，而是有意策划炮制放出攻击文章──中共最高级别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2010年10月9日急急抛出社论：《诺贝尔和平奖又砸自己的牌子》。该社论高调反击说，诺贝尔委员会的决定“是西方意识形态在中国人面前的一次傲慢展示”。其语言正如一条被关久了的疯狗，用几近谩骂的语调称诺贝尔委员会“自取其辱”。文章痛批诺贝尔委员会颁发和平奖给刘晓波已沦为西方的反华工具，是想让中国分裂、瓦解；声称“通过颁奖否定现代中国，成为诺贝尔和平奖新的偏执狂般的追求。”文章说把以“和平”命名的奖项颁给他们（注：指刘晓波和以前曾获该奖的达赖喇嘛）， 是对大多数中国人的不尊重。社论称，“根据诺贝尔的遗嘱，和平奖应该颁给‘为促进民族团结友好、取消或裁减常备军队以及为和平会议的组织和宣传尽到最大努力或作出最大贡献的人’，和平奖委员会昨天却做了相反的事。”社论还称，诺贝尔委员会及他们代表的那些 人“只是让中国生了一回气”，“过于傲慢的西方也一次次误判中国人民的意志，以及中国的走向。” 更可笑的是，这篇社论毫无自知之明地威胁道：“诺贝尔委员会8日将世人瞩目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正在中国监狱里服刑的刘晓波，这个奖项再次把自己摆在了中国人民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对立面。”众所周知，中国抵制宪政改革的腐败势力，一直都是站在中国人民立场的反面；以打击异见为中国特色的“改革”，更是一直就把自己摆在了普世价值、世界文明、人权民主的对立面。因而，刘晓波获诺奖这一划时代事件发生的本身，正是一次世界主流文明对维护腐败集团利益、拒绝宪政民主的中国“特色”政治的掌掴！ 记得今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就发表了极为担心著名异议人士刘晓波、胡佳、热比娅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文章，其标题是《诺贝尔和平奖，中国不应躲着走》。虽然该文没有把刘晓波提名当成“主旋律”，但该文要求当局不应躲着，应该正面回击。由此可见，党内保守势力已为把刘晓波获奖当作即将发生的“负面消息”，进行反击普世价值，辱骂诺委会埋下了伏笔。由此可见，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炮制如此攻击文章蓄谋已久，原汁原味地反映了近些年来当局声言“两个决不”、抵制普世价值的主旋律。 长期以来，中共的红色意识形态一直坚持对抗普世价值、消除政治异己的立场。去年重判刘晓波，更是违宪侵权。这充分印证当政者正是在用自己的愚蠢行动，为刘晓波获诺奖提供条件；为集结海外民主人士团结一致，赢得世界舆论支持，并推动中国民运进程注入动力。之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秘书龙德斯塔德称，中国政府曾经就是否给在囚异议人士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对委员会施压。龙德斯塔德向美国之音强调，诺贝尔委员会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他说：“我们在1989年将和平奖颁给达赖喇嘛，我们已经清楚地表明，我们是个独立的委员会，我们不会照任何人的话办事。”这表明，中共这种施压适得其反，更是地地道道地在给刘晓波获诺奖加分！ 当年，瓦文萨点燃了东欧剧变的导火索，首获诺奖，彪炳世界；最早以不同政见者身分策应颜色革命和平演变的萨哈罗夫劳苦功高，因获诺奖，全球瞩目；戈尔巴乔夫从内部爆破了红色专制帝国终获诺奖，人类从此埋葬了两极对抗的“冷战时代”。如今，刘晓波获诺奖启动的竟是全球人口最众多的中国宪政变革的序幕，并将因此而登上世界舞台。由此可见，刘晓波获诺奖是一个中国当局根本无法抵制的世界事件！ 中国总理温家宝最近接受CNN采访时说：“我和中国人民都相信，中国将继续进步，人民对民主自由的诉求是不可抗拒的。”刘晓波正是推动中国社会民主化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的获奖，必将开创一个中国民主化的新时代。同时，刘晓波获奖充分印证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真理，反映了中国民主运动得到了世界正义力量的声援与褒奖，因此这个奖也就是全体中国民主运动人士和团体共同的荣誉。如今，无论是中宣部、国新办下发真相封禁令，还是《环球时报》狂吠，都恰恰印证了中国的保守势力应对刘晓波获诺奖手足无措的反民主、反人权、反普世价值的本质。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第37期2010-10-21http://shuangzhoukan.hrichina.org/home/〕
图为东京游行中日本人要求释放刘晓波 在中日撞船的“钓鱼岛事件”发生一个月后，10月16日东京发生反中国的游行——其中最值得重视的内容是 强烈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专政独裁，要求释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接受《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所说有若合符节处——与此同时中国 的成都、郑州、西安、武汉、绵阳等地也相继发生了反日游行。日本是民主国家，游行是可以“事先张扬”的公开行为，因此国内一些高校的学生会在提前得知日本 人有反中游行后，随即在官方的授意和放纵下，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你游行，我也游行，不仅游行，我游行的人数和城市比你还多，以期在参与人数之众的气势和广泛性上，盖过日本的反中游行。日本反中游行诉求多元，中国反日游行目标单一（这正是游行被官方授意且被操纵的证据之一），从中你就不难感受到真正的游 行和被游行之间的实质差别。中国官方这样应对的目的何在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观察和理性思考的。 众所周知，中国是个没有游行自由的国家，无所不在的变态维稳，非常私秘的小规模游行或者个人抗议之控制都易如反掌，更不用说要通过各种通讯或互联网联系众多人以组成的游行了。东京的反中游行来了个“事先张扬”，那么国内官方的学生会也在官方的授意和纵容下通过QQ和人人网来了个“事先通知”、“共襄 盛举”。傻瓜都知道，游行如果没有得到官方的授意和许可的话，公安机关可以格抓毋论。但成都、郑州、西安等地的游行，警方虽然如临大敌，监控人数众多，依旧放任学生前去游行，这说明他们是在用一些听话的学生来“代表民意”。但在一个月前的9月18日，虽然有不少媒体报道北京会有公安局批准的反日游行，但最 终不了了之，除了少数围观者外，根本没有什么游行队伍。这说明哪怕在中国官方抗议逐渐升级，在日本用国内法延长扣留船长詹其雄的剑拔弩张的时刻，只要官方不让你游行，你就没办法游行，因为格抓毋论，可以使反日游行者彻底歇菜。 一看你日本有自发的民意要反中，那我中国官方无论如何也要弄点“被民意”出来与你抗衡，不然无法向国内激起的盲目的民族主义情绪交待。因为你一方面信誓旦旦地说钓鱼岛是你固有的领土，但另一方面却不准民间保钓人士到钓鱼岛去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此公然的矛盾所积累的不满，没有一个发泄的渠道，对中国官 方的统治合法性大有伤害。因此抓住一个日本反中游行的机会，趁机来个反日游行，以便收一石三鸟之效：让民族主义情绪浓烈的学生主体得到一个发泄和释放的机会、继续给日本一点颜色瞧瞧——你看我们的人民是多么反对你们，你们得小心点才行——同时也藉此转移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引起的话题发酵和民间饭醉活动。由于中国没有游行自由，所有民众包括学生从来不曾有过正常的游行训练，在官方的放纵下，就时有打砸抢的行为发生。这种打砸抢的暴民行为，不仅让日方对 其在华企业利益忧心忡忡，而且给官方以污名化民众游行并且继续阻止民众自发游行寻找借口。 还有更猛的料在后头。据近日《朝日新闻》旗下的周刊透露，六年前中日之间曾签订有钓鱼岛密约，其核心内容是中国不让保钓船出海、日本则不羁押人。大抵今年菅直人班子上台后，外交部门不知有此密约，日本人扣船扣人，致使中国官方恼羞成怒。中国民间保钓人士李义强在10月19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 说，他相信有这样的“密约”，并且从各方面来论证这个“密约”的真实性，这种变相承认日本实质性管理钓鱼岛的“密约”，被李义强这样的民间保钓人士视为卖 国行为。由于日本没有“遵守”这个密约，中国官方因此短时间内高调宣布各种制裁办法，包括取消许多交往，同时对稀土出口采取限制措施，日本只好先行软下来。但据说日本方面掌握了中国渔船先撞日本船的确凿证据，正等待合适的时机和方式公布出来，以正国际社会视听，看来中日这次纠纷远未到收场的时候。 虽然10月16日中国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对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由于中国的政府运营和外交政策，在许多方面是暗箱操作，外人不得与闻，故对此次游行有多种揣测。因为10月16日中央正在开17届5中全会，在这个比较重要的时刻，居然有“不和谐”的游行出现，于是难免有中央 派系斗争的说法出现，这样的猜测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派系阴谋论解释问题总有事实和逻辑上的不自洽。我认为，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的反日游行，更多的是出于控制能力和后果上的考量。这次游行都在二线乃至三线城市，既没有日本使领馆，也没有太多的日资企业（如京、津、沪、穗有太多的日本投资），使得控制日 资目标变得相对比较容易。但如此理性的游行算度，到底是由哪种级别的人发出，并且使其行之有效的呢？倒是令人颇费猜度。各处反日游行都有程度不等的打砸抢行为，自然并不出人意料，更令人搞笑的是，一些反日青年竟错把民族主义者崇尚的汉服看成是和服，并且勒令一位着汉服的姑娘当众脱下，以示羞辱。如此自取其 辱，也可以反证出被煽动和控制的反日游行，其不理性到了何种可笑的地步。 维权人士陈云飞指出，既然有关方面授意和放纵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那么这几座城市的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公开这些他们所掌握的游行内幕，因为这一切并不属于国家机密，公民对此应有知情权。至于说那些被打砸抢的日货及相关企业，是如何赔偿的，也请一并公开，因为不可以随便拿纳税人的 钱去做赔偿的挥霍。鉴于2005年官方主导的反日游行，出现的财物损坏，最终为官方不经纳税人许可而让纳税人买单，所以此次民众对于事后的赔偿细节及资金来源，要求公开，自然在情理之中。老实说，在如今群体事件频发的多事之秋，官方为何在此时授意并纵容几座城市的反日游行，其目的并不完全显明。也许这些游 行只不过是对10月16日日本反中游行的回应，但是否有考验公安机关控制群体游行能力的意图，以及其间是否有派系纷争在里面起作用，则不能完全确定。勒庞、赖希、霍弗等研究群众心理的学者著作，对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下中国现实中的群体活动，并非没有借鉴意义。群体事件多了当然对社会并非好事，但“国家不幸 诗家幸”，对于目下中国研究社会学、传播学、政治学等方面的学者来说，却也是难得的观察样本和机会。 2010年10月19日至20日凌晨http://www.bullogger.com/blogs/ranyunfei/archives/367828.aspx--
NCN 于 10/21/2010 07:38:00 下午 发布在 新世纪 New Century Net 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1年了。61年来，我们既经历了许多的历史磨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稍稍分析一下，便很容易看到，实际上我们的一系列成功，主要都是在邓小平领导实行改革开放之后才取得的；在此之前，人民所经受的主要是磨难。而唯有一项外交成就，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由毛泽东断然决定与美国修好，实行联美抗苏带来的。自中美关系解冻至1989年“6·4”事件发生之前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我国外交进展最顺利的时期，也是我国国际环境最优越、国家安全最稳定的时期。遗憾的是，1989年后，我们的经济总量虽然继续迅猛增长，可是在内政外交上，却又重新陷入了困境，正所谓内外交困，备受煎熬。在内政上，因人民无权和分配不公而导致的社会矛盾正日益突出，具体问题暂且按下不表，我今天单来叨叨外交问题。 无须掩饰的困境 判断一个国家的外交形势好坏，首先要看这个国家的战略安全度；其次要看这个国家的外交获益度；再次则要看其国际环境的和谐度。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则可说这三个“度”都很少令人称心和安心过。 就国家战略安全度而言，我国先后受到以前苏联和美国为首的众多战略对手的挟制、窥伺和联合围堵，可谓四面受敌，危机四伏，险象环生。由于人口数量超过国土的承载能力，我国先后发生过多次严重的粮食危机，现在石油、金属矿和水资源的危机也已经显露无遗，生态危机更是直逼临界；资源和生态的危机，必然对国家的战略安全构成威胁。由于缺乏科技原创功力，我们的高科技工业和军事装备一直依赖进口和仿制，因而一直与最强大的战略对手保持着一两代甚至三代以上的差距；尖端战略武器方面，还没有达到确保全面和彻底摧毁最强大战略对手的能力。因而国防实力还远远没有达到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和利益的基本要求。 而更为严重的是，自从苏联解体之后，中国似乎根本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战略方向，不知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潜在的盟友，谁是潜在的对手；以及什么是近患，什么是远忧；办起外交来总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毫无章法。例如，我们明知道无力与美国对抗，可是却又处处表现出一副要把美国作为战略对手的态势，与美国争斗不断；明知道北极熊贪婪狡诈极无信义，却又时不时拉着那只熊掌套几回近乎。结果是中国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可以信任的战略盟友，几乎完全处于孤立无援而且茫然无措的状态。这种状态无疑更加深了中国的战略危机。 就外交获益度而言，则我国总是打肿脸来充胖子，结果往往得少失多。曾几何时，我们首先是把大量的国土拱手献给凶残狡诈的斯大林帝国，并付出36万人员伤亡（其中牺牲18万）的惨重代价去替斯大林帝国和金日成王朝抵了炮火，而自身不仅一无所得，反而背上一身沉重的外债，最后被苏联逼得“吐血”，全国人民节衣缩食，忍饥挨饿才把那场战争的债务还清。其次是苏联解体后，中国既像是要把美国视为战略对手，处处唱衰美国，诋毁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却又把两万亿美元外汇存放在美国的金库里，结果终于抗不住美国人赖账的压力，而使人民币频频升值，美元储备急剧贬损，致使中国的民脂民膏天天都在太平洋里打水漂。我们今天为了“惩罚”美国的不义，就故意冷落一下美国而把大宗的订单和现金投向欧洲某国，海量购买欧洲某国的商品和债券；明天为了“惩罚”欧洲某国的无理，又故意冷落一下欧洲某国而把大宗的订单和现金送给美国，天量购买美国飞机和债券；如此风水轮流转，往往一年之中就要转几个来回。而美国和西欧原本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盟友，因此每一次“惩罚”都是以中国付出代价，西欧和美国甚至日本分别收获利益而告终。结果是既没有“惩罚”到美国，也没有“惩罚”到西欧或日本，唯一受到惩罚的便是中国自己。 中国办外交历来是只赚吆喝而不谋实利，中国号称先后在朝鲜和越南两度“打败了美国”，却不仅至今仍摆脱不了美国的战略遏制，而且连“同志加兄弟”的朝鲜和越南也频频叛逆而从不感激中国；中国经常唱响中俄友谊，可是俄国却毫不犹豫地在日本的利诱面前单方毁约停建中俄石油管道，并惨无人道地开炮击沉中国的商船，怂恿劫匪抢劫烧杀中国在俄商贩，还像西方各国一样对中国实行高科技封锁，把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卖给印度而不卖给中国；中国在与苏俄的交往中损失最为惨重，教训尤为深刻。中国在自己的人民饿得皮包骨的年代，还拿出大笔的资金无偿援助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第三世界”人民，试图当个第三世界首领，然而许多受援国都对中国无甚感情。直到邓小平执政才基本停止这种无益的挥霍。 在领土问题上，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失去的就有近200万平方公里，比清朝还多！例如通过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在划界时再送4万多平方公里内蒙、新疆、察哈尔等地区的土地）就丧失160万平方公里；承认苏联对唐努乌梁海的吞并，又失去17万平方公里；在上世纪60年代中缅划界时把云南5万多平方公里的江心坡以及原属英国租借的云南瑞丽南坎地区8万多平方公里领土送给了缅甸；被印度侵占藏南9万平方公里（麦克马洪线以南）；把鸭绿江口的绸缎岛和薪岛的全部及吉林天池的大部分送给了朝鲜；把北部湾的夜鹰岛送给了越南（越南称白龙尾岛）；把喷赤河以东的帕米尔地区让给了塔吉克斯坦；1965年又把瓦罕帕米尔让给了阿富汗；1961年把珠穆朗玛峰的南坡以及南麓地区让给了尼泊尔；还有东海的苏岩礁被韩国占领，钓鱼岛被日本占领，南海的诸多岛屿被周边的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国占领等等；至于南海石油资源被邻国强行开采等等丧权辱国的事件更是时有发生。当然，我们也加入了联合国，加入了WTO，也收回了香港、澳门和可怜的半个黑瞎子岛，遏制了台独势力，与台湾大大缓和了关系等等，但是，这一切，原本是根本不需费力折腾就可以自然获得的。更何况即使算上这些伟大胜利和收获，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得少失多。 就国际环境的和谐度而言，则我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发达国家、次发达国家和周边发展中国家始终摩擦不断，纠纷不绝。我们的媒体不是骂英国、德国，就是骂法国、日本或美国，当然更难免要责难韩国、印度、越南、菲律宾……反之，可以想象，我国也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被别人所诅咒和责难。可以说，我国的外部环境毫无和谐可言。由于我们大多数情况下该硬时硬不起来，该软时软不下去，结果成了一个专会提抗议和骂街的口水大国；既没有一个国家因害怕中国而对中国俯首听命，也没有一个国家因感激中国而对中国真情相报，更没有一个国家因为景仰中国而对中国顶礼膜拜。与中国交道频密的国家，除了贫弱的非洲，几乎远远近近全是“不安定分子”；连唯一一个历来靠中国喂养度日的所谓“盟友”朝鲜，都敢稍不如意就随时给中国踹上一脚。我国保护在华外国人的安全和利益可谓不遗余力；而我国商人却在俄国、罗马尼亚、吉尔吉斯斯坦、法国、印尼、缅甸等等诸多国家和地区遭受非法抢劫和烧杀（有些还是有关国政府所纵容的），中国除了派几架包机去把难民接回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有力的处置和应对措施。要是美国和俄国遇到这种情况，非叫肇事国赔偿十倍以上损失不可。这种状态足以表明，中国在世界上不要说什么重振雄风，就连一点点应有的大国体面都还没有挣得。 为什么会陷入困境 那么，我国为什么会一面被自己和世界公认为在不断崛起和变得强大，而另一面却又会频频丧权辱国，危机四伏呢？窃以为除了内政之不修之外，另一条根本原因，便是外交战略的严重失误。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一大失误，就是早期一厢情愿地把中国强盛的希望建立在苏俄的指导、支持和帮助上。毛主席他老人家先是向苏联“一边倒”，不惜将大量的国土奉献给贪婪无度的苏俄帝国，希图换得支持和帮助，结果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后又病急乱投医，再把国家的领土大片小块的分赏给周边诸多“小兄弟”，试图赢得周边小国的友谊，以便联小抗大，联弱抗强，共同对付当时迫在眉睫的“苏修”威胁，结果又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更加不值的是，中国在丧失领土的同时，还失去了曾经的伟大盟友——美国。致使中国一度落入“美帝”、“苏修”的双重战略压迫之中，弄得全国人民火烧眉毛，神经过敏，整日介“深挖洞，广积粮”，枕戈待旦，草木皆兵，简直闹得举国上下鸡飞狗跳墙。只有疯子才会带着基本上还是“小米加步枪”而且经济濒临崩溃的一个穷国走上如此危险的境地。而我们竟然还想当上“第三世界”人民的领袖，带领“第三世界”国家打倒“美帝苏修”，解放处于“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社会”之中的广大“劳苦人民”。要不是当时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矛盾占据了国际关系的首要地位，中国人民就是真的再“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也挡不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精确制导武器的轰击。 还好毛主席他老人家在晚年迷途知返，断然做出了一个他执政以来最为正确、英明的决定，坚决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甩脱意识形态羁绊，与美国修好，共同应对北极熊的威胁。这一正确决定曾经使中国一度走出了危险的峡谷，迎来了阳光明媚的外交新局面。然而，就在苏联解体前后，由于我们没有及时抓住机遇果断融入世界，以便适应急剧变化后的世界新局势，反而先后扼杀了胡耀邦和赵紫阳试图实行的政治民主改革，一意坚持要当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典范而不惜与主流世界抗衡，致使中国重新陷入了被主流世界甚至包括众多非主流国家视为现实或潜在威胁的、孤立主义的怪圈。世界历史上还找不到一个坚持孤立的国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的先例，中国也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先例。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二大失误是，在前苏联及东欧所谓“社会主义”集团解体之后，不仅仍然坚持所谓“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所谓“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与美国为首的全世界民主体系分庭抗礼，并且事实上处处维护着主流世界所极为恼恨的金氏朝鲜、伊斯兰极端主义、缅甸军政府等封建独裁邪恶势力；几乎是世界上谁最反动最落后最残暴，中国就把谁引为知己，谁最先进最发达最文明，中国就把谁视为异类。而迫于不可抗拒的世界大势，我们又不得不使中国经济融入以美元为代表的世界市场经济体系。结果是既使自己政治上空前的孤立，几乎成了全世界的众矢之的，而在经济上又无可挽救地落入了遭受美国控制的困境。我们一直以坚持不结盟为标榜，希图利用美俄、美伊、美朝，甚至美欧等等之间的矛盾，以俄、伊、朝、欧等为筹码，在美俄、美伊、美朝、美欧等等之间玩弄暧昧，以便两面获利。实际上这种浅薄的猴子把戏，不要说两个超级大国，连三岁小孩的眼睛也骗不过去。结果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俄国等等，都看出中国在处置国际事务问题上，往往态度暧昧，首鼠两端，缺乏诚意。事实上，无论在美国、欧盟还是在俄国，甚或朝鲜、缅甸面前，中国都没有捡到任何便宜，真正成了最大的外交输家。 我国外交战略的第三大失误是，自说自话地高呼所谓“永不称霸”和“和平发展”的口号；并以所谓“韬光养晦”为借口，对一些明显侵害中国利益的周边小国该出手打击时不敢出手；对一些应当搁置的领土争议不敢搁置，而不惜丧权辱国匆匆忙忙地与有关国家划定边界，单相情愿地试图以万事忍让、息事宁人来交好周边邻国，安定周边环境，以便由近而远地贯彻所谓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方针。 由于我们在国际上高度孤立，因此一些感觉到了形势压力的“领导精英”便生出了一片天真的幻想，以为只要中国喊响了“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口号，全世界的发达和次发达国家就一定会放心地任由我们一党专制、集体世袭的半封建政治体制以及以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系漫无边际地发展下去。其实，即使是傻瓜，也不会相信，一个与众多周边国家存在着领土争议的国家，在未来某一天有了足够占领争议地的力量之后，能够不去收复自己的失地和实际控制那些有争议的地方。且别说你称不称霸，首先你要收复失地和实际控制争议地，就不可能不诉诸武力。仅这一最近的战略目标，就与“和平外交”的口号构成了无法解释的巨大矛盾。因此，如果我们不能拿出更为高超的外交智慧和手段，即使是高喊“和平”喊破了嗓子，也不可能唤起别人的信任和互让。而在满世界强大的外交压力下对那些不该退让的势力越是退让，则越是丧权辱国。 人们看到，美国不仅从来不喊什么“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的口号，却仍然朋友遍天下；中国天天喊“和平发展”和“永不称霸”，却总是四面受敌。有首顺口溜说“美国是想打谁就打谁，英国是美国打谁我打谁，俄罗斯是谁骂我我打谁，法国是谁打我我打谁，以色列是谁心里想打我我就打谁，朝鲜是谁让我心里不痛快我就打韩国，中国是谁打我我骂谁”；可见在所列举的这些国家中，唯独中国没有一个可以下手出击的战略目标，而却谁都敢于冒犯中国。这首顺口溜说的虽是玩笑话，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外交战略在总体上的盲目性和在具体问题上的犬儒主义特点。 事实上，我国特别不能指望完全的“和平发展”，而必须随时准备一边发展，一边不惜以武力捍卫国家的领土安全和利益。适当地运用武力，不仅不会影响发展，相反，会促进国家的发展，同时还可以锻炼军队，提高战斗力和增加战争经验。但是，话还得说回来，毫无疑问的是，我们绝不能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乱用武力，而必须首先要准确无误地选择和结交好盟友，最起码在政治外交上获得应有的奥援之后，才能在力所能及的某一个局部的关节点上实施武力突破。我们看到1979年邓小平巧妙地访问美国，在获得美国默许支持之后，不顾苏联的威胁，断然出兵教训越南，那是何等地令人畅气舒怀！可惜这个外交场景也仅仅是昙花一现而已，至今再也不见了踪影。 如何走出困境 其实，如前所述，我国曾经在毛泽东晚年头脑唯一清醒时刻真正英明正确的领导下，一度走出过外交困境。这无疑是一个最好的鉴镜。它充分表明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任何一个国家，唯有摆脱了孤立，才能脱困。而一个国家要想真正摆脱孤立，甚至获得坚强有力的国际战略支援，则必须选择世界上最强大、最可靠，而且共同利益最多、最有可能成为战略伙伴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盟友。1970年，毛泽东断然抛弃苏俄而投缘美国，实行联美抗苏，正是采用了这一非常实用的外交原则。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在一定时期内继承了毛泽东果断开创的这一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致使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长达将近二十年的顺利期，其中包括顺利地开展了教训越南的自卫反击之战，直到1989年“6·4”事件发生，以及接踵而来的苏联垮台为止。 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窃以为我国外交要想走出困境，最高当局必须要拿出毛泽东晚年实行联美抗苏的战略大转弯那样的大气魄、大胆略、大智慧和大举措，同时也要避免毛泽东早期乱送国土那样的大天真、大慷慨和大失算；要有开创性的外交新思维和纵横捭阖、左右逢源的外交大智慧，要有俯仰天地、洞察未来的灼灼目光和持之久远的长期战略规划和战略预谋。具体来说： 第一，外交突围必须彻底改革国内政治经济制度 内政永远是外交的基础。内政不修，外交局面无法根本改善。因此，我国最高当局必须果断摆脱意识形态的困扰，勇敢地把中国人民领上自由、民主、民权、民生全面开放优化的、依法治国的新境界，使我国在政治、经济体制和人权准则上与国际主流社会真正彻底接轨。我们的党只要确信自己能够真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必害怕失去执政权，人民不是傻瓜，他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否则，即使拥有再强大的专政机器，也迟早终有一天要被人民赶下台。与其酝酿一场血腥残酷的暴乱或曰革命，造成全社会重新洗牌，还不如抓紧领导好政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还政于民，还权于民，还利于民，还自由于民，努力完善美好形象，争取继续执政，永立不败之地。只有真正实行民主的政治、自由的思想和言论、完整的人权、完善的法制和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中国摆脱政治上的孤立，真正融入国际社会。这一点，毛泽东在延安就曾做出过承诺，邓小平曾打算付诸实行，只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在执政之后违背了自己的诺言，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开了一个好头，但中途发生思想波折，以致最后来不及彻底实行；致使中国落到了今天这种困境。不过近年来温家宝曾经在多个场合多次公开明确地阐述了他（实际上是胡温体系）对中国政治经济体制民主改革和开放人民思想言论自由的迫切心愿，使人民看到了一点国家进步的希望。 有的人说，俄罗斯彻底走上了政治民主的资本主义道路，可是仍然遭到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的围堵，可见政治体制改革并不能使中国的外交困局获得改善。这种看法显然缺乏常识。俄国之所以遭到北约抵制，是因为俄国希图维持前苏联侵占的诸多东欧国家的地缘战略利益，因而与北约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地缘战略利益之争；且俄罗斯自沙皇时代开始，就一直对整个欧洲虎视眈眈，素有吞并之野心，故而一向令西欧国家为之胆寒。而中国与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远隔万里，没有直接的地缘利益之争；美国和西欧各国虽然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之后会独霸东亚、东南亚甚至南亚，但他们不会担心中国武力侵略欧、美并吞并他们的领土。从未来发展来看，中国受到人口极限和国土资源的制约，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有发展成为一个地区性大国的可能，而不可能很快发展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但俄罗斯已经突破了体制障碍，如果他采取适当措施迅速把人口提升到五六亿的规模，那么，他立即就会重新成为一个跟前苏联一样足以威胁整个西方世界的超级大国。因此，对于北约集团来说，俄国的威胁是对他们最直接、最现实、最严重和最危险的威胁。为了应对俄国的威胁，美国和西欧集团完全具有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甚至建立战略联盟的需要。这就是中国与俄国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与西方交好的共同利益基础。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进一步实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是为了迎合西方世界或为西方国家谋利益，而是切实为中国人民自身谋福利和为了中华民族自身的振兴和发展之所必需。中国也不一定完全照搬美国的政治模式，而只需要把我们现有的模式加以改造，在实质上把权力和自由还给人民就行。如果中国与西方主流世界实现了政治和经济制度上的彻底接轨，则无疑大有利于加深加强中国与各民主国家之间的沟通和相互理解及信任，从而结束自我孤立的不利状态。 第二，外交突围必须结交可靠的战略盟友。 毛泽东说：“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犯过许多错误，但我们没有必要因此就否定他英明伟大的一面。今天，我们也可以引申他的话来说，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更是制定好外交战略方针的首要问题。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外交场上有一句实用主义意味十足的名言，叫做“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国家利益。”因此，我们要说，对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最能发挥有益作用的国家，我们就必须结交为盟友；对我国的根本利益侵害最严重、最紧迫的国家，我们就要视为敌人；介于两者之间的则都应视为我们的“统战对象”，争取都成为我们的朋友。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孤立敌人，从而克敌制胜。 那么梳理一下整个国际关系，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从历史角度来看，还是就目前情况来看，美国都是对维护我国利益最关紧要的国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自1840年以来，在参与西方列强欺凌中国的过程中，没有割占中国的一寸领土。1911年美国又带头拿出一半“庚子赔款”创办了留美预备学堂（后发展为清华大学），并培养了詹天佑、胡刚复、吴有训、竺可桢、萨本栋、赵忠尧、陈省身、郭永怀、邓稼先、钱学森等等中国好几代高端科学和工程技术人员以及胡适、杨杏佛、闻一多和宋氏家族等等一大批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者；这些人为中华民族的振兴所作出的贡献，远远大于苏联培养的中共政治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又与中国结盟共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许多美国空军飞虎队员为了保卫中国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自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破冰之后，美国还继续敞开胸怀接纳和培养了大批新一代中国留学生，使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大大缩短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从现实情况来看，美国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主要市场，中美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已经形成；把中国搞垮并不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美国还是中国人游学的首选之国，连那些拼命诋毁和抵制美国政治制度的党政高官也争相把自己的子孙送到美国去留学或享福；在美国长期居住生活的华人华侨和在美短期学习、工作、旅游等等的中国公民所获得的人身和财产安全保障以及其他公平待遇比在别的任何国家都强；自二战以来，在美国就一直没有再发生过规模性的，或政府纵容性的排挤和侵害华人事件。美国与中国没有领土之争，美国介入中国近海纠纷，只不过是为了在这些地方谋求他所希图获得的经济利益，而并不是想侵占这些地方。与那些已经侵占和正想侵占中国领土、领海的国家相比，美国的危害性要小得多。另外，美国仍然具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他在亚洲既扶持了日本，也帮助中国镇住了日本，同时还遏制了俄国，解除了中国最大的忧患；如果对他有利，他也可能帮助中国达成其他一些战略目的。这一切，都足以表明美国对中国有大利而无大害。而且中美关系，可说是中国外交关系的核心枢纽。中美关系问题一旦妥善解决，则中国与西欧、日本及澳、新等国的关系将不理自顺，中国外交的困局也将立马获得破解。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与台湾一道，沿袭中华民国自二战以来的外交传统，继续把美国列为中国的第一大战略盟友。而且我们还必须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中国既然还没有能力与美国抗衡，则在与美国的交往中，就不可能成为主导者。中国应当真心实意地尊重美国为老大哥，配合美国协调处理有关国际事务，但自然也不必成为美国的跟屁虫，而应该大致像德、法两国一样，既与美国协调一致，而又保持自己应有的独立性和坚持维护自身的利益，在这样一种姿态中，与美国实行真诚合作，争取在各个方面获得互利和双赢。 可能有人会说，美国是一个正在走向衰落的超级大国，中国应该乘机离间欧美关系，联合俄国和欧盟，设法削弱美国，同时加速自身崛起，使世界首先尽快形成多极化的局面，最后力争由中国取代美国的世界老大地位，为什么还要尊一个正在走向没落的美国为老大哥，对他进行妥协和配合呢？无独有偶，最近美国的著名未来学家埃尔文·托夫勒也预测说，中国到2050年就将主宰全球经济，而且，未来世界必将形成多极化局面。托夫勒的这一预测，更加助长了一些中国人的盲目骄傲。因而一种立即就要把美国从世界老大位子上掀下去的叫喊正甚嚣尘上。 可以说，这完全是一种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更不知世界的懵懂狂妄的想头；事实上，目前中国在美国面前所需要做的恰恰应该是当年邓小平提出的、而我们现在并没有认真执行的韬光养晦的策略，而不是相反。首先是别说美国还没有衰落到可以很快就被中国取代的程度，即使美国真的衰落到了这种程度，中国在还未能真正取代他的地位之前，也仍然需要借助他的力量和影响，来改善我们的发展环境，以便更快地加速崛起。更何况中国目前连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标准都还远未达到！不要以为中国有了几十万亿元的GDP和几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就有多么了不起，中国庞大的经济数据是在大量水分和“国富”民穷的架构之上堆积起来的；只要除以14亿人口，中国就什么都不是了。托夫勒的预测，即使不说是别有用心，最起码也不过是逗中国人寻寻开心而已。可以说，如果中国继续坚持意识形态至上而与美国抗衡的外交政策，那么即使再过200年，也不可能发展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更别说什么主宰世界了！相反，如果能与美国实现互信和互利双赢，那么，也许不用100年就真有可能赶上美国。因此，真诚主动地向美国示弱并寻求战略合作，并不是中国的耻辱，而是实事求是的勇敢和智慧的表现。相反，明明斗不过人家还硬着头皮跟人家瞎斗，结果屡屡被人家玩得鼻青脸肿还自我炫耀说是自己长胖了，那才是真正愚不可及的奇耻大辱。其次是中国不可能离间得了美欧乃至美日等等盟国之间的关系。西欧各国为了应对俄国的永久性威胁，永远离不开美国的战略支援，即使美国衰落成了一个普通的美洲大国，西欧仍然需要与美国结盟，共同对付俄国。而日本既害怕俄国，又害怕中国，他更需要美国的大力支撑。尽管美欧、美日等等之间，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利益之争，但任何利益也大不过根本性的战略利益。因此，近些年来，中国花费巨量的金钱和精力，试图影响某些欧盟国家远美近中，结果全是徒劳。再次是俄国不可能与中国深交。俄国侵吞了中国大量领土，不可能不随时防备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向他索赔；此外，从长远来看，中国还是未来唯一一个既有动机又有可能把他赶出亚洲的国家（忽必烈的铁骑曾经打得沙皇爬在地下亲吻蒙古使臣的马靴），因此，俄国一直把所谓“黄祸”视为对他们最大的威胁，如果有可能，他们恐怕会更希望联合欧美首先消灭中国，而后再消灭北约，最后统治整个世界，而绝不会联合中国去抗击欧美，让中国壮大起来之后去向他讨债！ 在外交上，敌友分明的立场表述、准确无误的自身定位和理直气壮的利益诉求，是真正自信和有力量的表现，也永远比玩弄首鼠两端的暧昧手法更受人欢迎。中国最应该做的便是在战略上与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保持一致；并在这个总体框架之下，明确表明自己的利益诉求，开展各种互利合作。当然，对于俄国，我们也不必刻意与之对抗或决绝，而只是要在时刻警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之下，与之进行各种可以互惠互利的交往和合作。若果能如此，则中国的整个外交格局将发生根本的好转。 第三，外交突围必须把握好利益杠杆。 可能有人要说，纵使中国有与美国联合的意愿，美国却未必愿意与中国联合；与其同中国联合，美国也许会觉得还不如继续孤立、遏制、围堵和削弱中国，避免中国强大起来之后增加一个国际竞争对手。应该说，这个顾虑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确的是，首先，如前所述，从总体的战略格局出发，为了应对最危险的俄国的威胁，美国和整个北约都有团结联合中国的需要。其次，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美国也绝不会免俗。美国愿不愿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还取决于在围堵中国和联合中国这两项抉择中何者利大，何者利小。如果中国能够在争取双赢或最起码不损害自身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帮助美国获得利益，那么，美国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围堵中国呢？ 还以中国近海利益纠纷为例。现在美国实行的是联合中国周边国家围堵、遏制中国的政策。那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中国占有了这些海区的控制权，就一定会把美国从这一地区排挤出去。但是，如果中国明确宣布，中国不仅乐意配合美国继续驻军东亚管制日本和朝、韩，而且欢迎并乐意配合美国航母在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的国际水域里巡航并在中国港口停泊和补给；欢迎美国公司参与开发中国近海石油资源；同意在不损害中国自身利益的前提下帮助美国克服经济危机，乐见美国继续保持其固有的强大，但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对南中国海中所有岛礁的领土主权，并支持中国对所有南海岛礁进行实际控制等等。同时，也给美国摊牌，如果美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公司不是跟中国而是跟其他有关国家合作在上述海域进行经济活动的话，则中国将不惜以武力予以制止。那么美国或其他发达国家通过衡量，就很可能会看到，同中国在上述海域合作，显然比同任何其他有关国家合作都更安全、稳定和有利。而对于中国来说，虽然要给美国等发达国家让出一些利益，但是，既然目前中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确保独享这些利益，那么这些个利益即使不让给美国，也会被美国支持的其他国家鼠盗狗窃而去。与其独家管不住而被周边国家鼠盗狗窃，则不如主动联合美国共同来管，以便换取美国对中国相关主权的承认，同时还可以通过共同开发获得美国的深海作业技术，提前获得开发利益，同时就可获得对这些争议领土和资源的实际控制权。 美国不是“活雷锋”，不可能不顾自身利益而满世界见义勇为做好事，也不可能真正“大公无私”，明断是非，公平正义，垂范世界。美国不会在得不到实利的情况下去策动和帮助有关国家联合围堵中国，也不会在显然有利的情况下拒绝与中国联合。我们要结交盟友，就必须把握好调节利益的杠杆，充分关注到盟友的利益之所在，该给的利益要毫不足惜地给；被人逼着不得已也要给，还不如友好主动地给。对于自身，当然要尽可能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能力不及的情况下如果某些局部利益不得不暂时流失，那么就要两害相较取其轻，并且要力争做到“堤内损失堤外补”，总体上失少得多。 第四，外交突围必须“远交近攻”，软硬兼施。 如果进一步追溯历史，我们还会发现，当年毛泽东联美抗苏的外交方针，还特别符合我国春秋战国时代由秦国所创造的“远交近攻”的外交绝招。这条外交绝招，曾使原本偏处一隅的秦国在六国连横的强大战略合围中不仅未被困死，而且能够机敏地拆散敌国的联盟，集中兵力各个击破，以致在战略上达到了游刃有余，攻守自如，无往而不胜的理想境界，直到最后统一了全国。联系当前维护我国现实利益的需要和地缘关系的特点，窃以为，当年秦国“远交近攻”的历史经验，乃至邓小平联美敲越的实际战例，对于今天中国的外交突围仍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为什么要远交近攻？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因为远国对于我国领土不构成掠夺性的直接威胁。例如美国，他的远程攻击能力虽然足以确保他飞越重洋去彻底摧毁一个中东国家的军事力量，但是他既不能永远占领这个国家，也不能把这个国家的一寸领土纳入美国的版图。而对于我国这样具有远程战略反击能力的国家，美国的军事威胁还不是那么严重，更何况他同样不能把中国的一寸领土纳入自己的版图。因此，与远国交朋友，关系相对简单。然而，近国却大不一样，即使是一个蕞尔小国，他也可以时不时在你的背上、脚上或其他防守薄弱的地方咬上一口，而且他一咬上就不肯松口，非叼走你一块肉则不会善罢甘休。如果是摊上一个相邻而又侵略成性的大国，那他的威胁性就比一个相当实力的远国要强十倍百倍。这种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不仅可以对我国利益构成直接威胁，而且可以在他们方便时乘机侵占我国的领土。为什么老子说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畏四邻”？就是因为“四邻”往往是对自身最直接的威胁。因此对于那些挟洋自重，自不量力的邻近侵略势力，我们必须抓准时机，抓准目标，抓准突破口，断然诉诸武力，以雷霆万钧之势，杀一儆百，严惩不贷。唯有如此，才能树立起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威望。 鉴于我国周边环境特别复杂，许多直接侵犯我国领土主权和侵害我国利益的事件都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例如南海）。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侵害我们的势力实施有力的打击，则我们将不仅会不断地丧失领土，国无宁日，而且会完全丧失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应有的尊严。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十分明确，那就是要交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把他们引为奥援，或者最起码争取他们在我们需要惩罚某个近敌时保持中立，以利于我们便宜行事。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自从1989年“6·4”开始，我国的外交恰恰走上了一条与此相反的道路。我们实际实行的是一条与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背道而驰的“远攻近交”的外交路线。我们因顽强地坚持顶替苏联充当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老大”而成为全世界民主国家及其追随者的众矢之的。我们不断地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龃龉斗争，不断地引火烧身，招来发达的西方世界的“政治渗透”、“文化侵略”、舆论责难、经济打压、外交孤立、科技封锁、战略围堵，甚至偶尔点到为止的军事打击。而我们为了腾出精力应对这些远方“敌人”的“威胁”，又“不得不”重犯当年毛泽东曾经犯过的对周边小国赠送领土，希图联弱抗强的错误，不惜放弃争议领土主权，以退让求安的急迫心态，匆忙与周边邻国划定疆界，来谋得边关的所谓“和平安定”和“睦邻友好”。结果不仅丧失领土之后边关仍没有安定，睦邻也并没有友好，而且引来远近交攻，把自身推向了极端孤立，频频失利的困境。我们不仅对美国“误炸”我国驻外使馆，迫近甚至登临侦查我国的领土和商船，天天逼迫人民币升值并且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打压中国商品等等一系列组合拳脚毫无办法，只得一边口头抗争，一边事实上连连退让；而且连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样的小国侵占中国海岛，强采中国石油的行为，以及缅甸军政府攻杀我华人华侨的恶行等等，都无法对付。我们现在已经明确宣布南海主权是我国的核心利益，然而，我国渔民常在南海遭到某些国家的武力劫持，我们却顶多只敢派出几艘渔政船去招摇一番就算了事。有的人还声称这是最巧妙的“和平宣示主权法”。这其实只不过是一种无奈至极的自慰之法而已！ 为什么中国外交会落到这种凄风惨雨的不堪之境？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背离了远交近攻的外交制胜法则。同是毛泽东邓小平，当他们违反远交近攻法则时，他们的外交成果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而当他们实行远交近攻法则时，他们就红利滚滚一帆风顺。历史和现实就是这样一致地告诉我们的。 几句结语 当下，面对着中国外交频频失利的客观事实，网络上许多愤青都在叫骂中国党政的腐败和软弱无能。他们念念不忘地回望着中国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打败美国”的辉煌历史，痛心疾首地惋惜着毛泽东时代的逝去，强烈而急迫地督责最高党政当局拿出当年抗美援朝和援越抗美的气魄来，再次与“美帝国主义”和一切侵害中国利益的国家决一死战。有的发誓决心亲自奋勇奔赴战场，不惜马革裹尸。 应该说，这些愤青的爱国热情确实可感可嘉。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懵懂无知，盲目发愤。他们不知道中国抗美援朝“打败”美国，从国际战略的意义上讲，并不是中国一国或中朝两国“打败”了美国，而是当时世界上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朝战中打了个平手。为什么说是“打平”而不是“打败”？因为从程序上看，首先越过“三八线”发动这场战争的祸首是金日成和斯大林，他们的战略目标是要使“社会主义制度”统领整个朝鲜半岛。美国率领“资本主义”阵营发动反击后，战略目标则是打垮金氏朝鲜，把“社会主义”势力彻底赶出半岛。而战争的结果是双方都没有达到战略目标，不得不重新回到原点：以“三八线”为界，对半岛分而治之。所以，实际上，说中国在朝鲜“打败”了美国是不够客观的。因为，美、韩一方也可以说，他们“打败”了中苏支持之下的朝鲜，使他们用“社会主义”统治半岛的阴谋未能得逞。 回顾当年的客观实际，更可以看到，当年如果没有斯大林承诺的武器装备支持，中国也不大可能贸然出兵；即使出了兵，也不可能取得当年的战绩。虽然苏俄把这些武器装备的开支都加在中国头上，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但单从战争的角度来说，这些武器装备对提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力作用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说到底，中国不可能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一对一地与美国较量，更不可能单凭一国之力打败美国。所谓中国在朝鲜和越南先后两度“打败”了美国，只能说是一种不自量力的盲目自夸和自大。如果说当年中国在军事装备和经济力量都低到了极点的情况下，还能“两度打败”美国，那以今天中国的武器装备和经济实力，再加上愤青们的昂奋斗志，那岂不是只要伸出一根手指头，就足以把美国吓出尿来？那为什么今天中国反而会在美国政治经济军事的频频施压下节节退让呢？如果说毛泽东的伟大真的全在于他的英勇无畏的超人胆魄，以及专擅以弱抗强，不怕孤立，那他为什么最终还要实行联美抗苏的战略大转弯，紧急摆脱危险的孤立？而为什么又恰恰是联美抗苏摆脱孤立之后，中国才真正获得了比较踏实的安全保障？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61年来的外交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把它分为三个时期。自1949年至1971年，是一个国力虚弱内外交困的痛苦时期。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至1989年“6.4”事件前夜，是中国外交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舒爽之期。而自1989年“6.4”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外交却在国力明显增强的情况下陷入了一个孤立无援，越挣越深的泥潭。这三个历史时期的教训和经验，其实已经非常明确地告诉了我们今后的路应该如何走。而这也正是愤青们应该认真领会的。 我要在本文的最后添上这几句结语，是希望人们不要被愤青的激昂言论所蛊惑。虽然我也主张中国不能无原则地以所谓“睦邻友好”和“和平发展”为圭臬，一味地对所有国家实行退让，而应该在必要时不惜强硬地使用武力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利益。但是，我并不主张中国不讲策略地一味强硬，盲目蛮干。总而言之，窃以为中国只有在创造出了当年邓小平教训越南时那样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情况下，才能在经过精心筹谋、具有必胜把握的基础上，选准目标，显示决心，强硬地放手一搏，打出自己的尊严和威望。也唯有如此，中国外交才能算是走上了正轨。 中国是一艘大船，掉头需要时间。但国际形势的发展不容我们耽误太久。我们希望最高当局理清思路，果断决策，尽快引导中国这艘巨舰驶出困境，顺利驶向胜利的彼岸。 【封面專題】
·中國悄然興起沙龍熱，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序言書室等，講題從社會改革到個人生活，常有突破性大膽言論，因此一些沙龍被當局監控，但雙方能達成默契。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成為最關注話題，推動公共領域的公民內部對話，為中國正在成長的公民社會啟蒙。 -------------------------------------------------------------------------------- 週日下午，小書店的二樓擠滿了人，有的座位擠了兩三個人，更多人在書店預置的座位後一排一排站著，甚至整個樓梯都坐滿人，遲到的人連樓都上不去，只能在一樓購書區倚牆站著，仰頭聽樓上傳來的麥克風聲音。 大部分人會一直這樣站兩個多小時，而且每週如此。 這裏是北京小有名氣的單向街書店，每週末的「單向街沙龍」都如此這般，吸引了一兩百人來聽並且討論。從二零零六年書店成立至今，已經舉行了五百多場沙龍。沙龍策劃人小武說，之所以「單向街」稱為「沙龍」而不是「講座」，因為「這並不是課堂或說教，我們希望所有人都平等，可以公開討論」。 正在進行的是青年學者、作家熊培雲和日本留學生加藤嘉一展開的一個無比宏大的話題：「個人如何改造社會？」在半小時左右的演講過後，近兩個小時開放給現場，講者與聽眾展開熱烈討論，甚至爭論。熊培雲說，比面對社會更重要的是面對內心。立刻有女觀眾站起來反駁，她用悲傷的語調說這是怯懦，說你怎麼能眼看社會上那些不平事發生而無所作為。熊培雲又說，改造世界，只能從改造自己開始，「心中沒有敵人，只有想救濟的人」。另一名男觀眾站起來支持熊培雲。然後話題繼續，更多人開始講述他們的個人經歷，以及對社會現實的憂心忡忡。有人說上訪，有人說政治改革，還有人說自己從小到大「被改造」的經歷。 單向街的大部分聽者是八零年代生的年輕人，主持人現場統計，一半是在讀的大學生。也有中年人，頭髮已經花白了的婦人，坐在樓梯上埋頭認真地做筆記。 在外資銀行工作的沈雯也在現場，用她的話說，畢業了多年，她想來感受下這個「理想主義的氣場」，「我起初不覺得這個話題有意思，因為我覺得問題太大，沒有答案。但這裏的氣場很感動我，很溫暖，這樣的討論，讓我想起很多已經忘記了的話，或者平時根本不會去想的問題」。 沙龍成公民啟蒙課堂 並不只有一個「單向街」。 它只是京城每週都在進行的百餘場大大小小的沙龍的其中之一。 若把地圖再拉大一點，它是北京、上海、廣州、成都、杭州、香港等地日益興起的沙龍文化的一個小小地標。而這樣的地標，近年增加的速度，彷彿遍地開花。 每到週末，總有七八場以公民話題為主的沙龍同一個時刻在京城的各個角落進行，每場的聽眾都在百人左右；還有至少七八個咖啡館，同時在進行各類紀錄片的放映和討論；除了社會議題之外，讀書會、星座、靈修、科技、辦公室政治……舉辦更多生活化的公開沙龍，也成了咖啡館時下最時髦的選擇。 北京的三味書屋、單向街、傳知行、UCCA、雨楓書館，上海的讀品沙龍，廣州的凸凹酒吧與新媒體女性沙龍、成都的草堂讀書會、香港的Co-China論壇、序言書室，都已經是各地小有名氣的民間沙龍地標。 前幾年中國曾風行「大講堂」，從「嶺南大講堂」到「燕山大講堂」，一般是媒體主辦，邀請知名學者，就公共議題公開向社會講座，一個講堂下來，聽者數百上千人，早已漸成品牌。「大講堂」仍在繼續，而如今，從「大講堂」到「小沙龍」，一種更豐富、更開放的公共話語空間也在社會深處抽枝發芽。 在媒體人郭玉潔看來，這樣百餘人積少成多的民間沙龍，無論是關注社會的宏大議題，還是關注個體的幸福生活，只要是自由、獨立、各自為自己的觀點負責任的討論，都是在為公民社會的形成貢獻薄力。 單向街的小武覺得「沙龍」相比「講堂」，最重要的意義在「平等」，「沒有講者高高在上，大家都是抱著討論的心態來的」。 國人最需要學習對話 而最老牌的書店沙龍、「三味書屋」的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則認為，辦了近二十年沙龍，從一直以來的孤身上路，到近幾年的氣候生成，這裏最難得的精神氣質就是「對話」：「在我們這個公共交流平台上，不是提倡一種聲音壓倒另外一種聲音，而是要讓所有聲音都發出來。對話，這是中國人最需要學習的。」 創辦於一九八八年五月的三味書屋在中國的民營書店裏輩分極高，兩位主人李世強、劉元生夫婦是老派知識分子，一九九二年在書店二樓開了茶室以後，就領風氣之先地辦起了講座沙龍。與單向街不同，這裏的聽眾多是三十到五十歲，職業分布廣泛。 三味書屋演講時間是一個小時，討論時間是一個半小時，演講不可長，討論不可短，因為話題常常關注底層社會、憲政改革、言論自由，書屋常被看作「自由派」的民間陣地，也常引起激烈爭論，不同意見者面對面就辯論得面紅耳赤。 法律學者蕭瀚上週在書屋講「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強調除了上層改革，民間必須要做好準備：「沒有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任何形式的政治改革都沒有意義。」聽眾問：公民社會倒逼改革的力量源泉來自哪裏？蕭瀚說：「言論自由，而現在正是迫使政權改革的最好時機。」緊接著，就有一位激進的聽眾站起來，高喊對政權和知識分子同樣失望，認為知識分子是走狗，如蕭瀚這樣的溫和縱容了政府的腐敗；蕭瀚耐心解釋，為什麼要溫和改良，而不是走上街頭激進革命，話音剛起又被中年人打斷，說他感到絕望，大聲質問大家「怎麼還能忍下去」…… 動人的狀況是，蕭瀚還未反駁，現場的李世強也還未及勸說中年人安靜，更多的聽眾已經自覺與激進者爭論起來：「你可以不同意別人的觀點，但你不應該隨便打斷別人的陳述。」「你可以先聽完，再討論。」 在現場看著這一幕，激進者並未因為言論刺耳被趕出會場，其他人也並未因為其激烈態度而指責謾罵，「政治改革」這樣的深度敏感議題，討論的各方都克制而理性，書屋主人所期望的「公民對話」，氛圍果真漸漸形成。 在北京，不少外國人聽完單向街、三味書屋、風入松的沙龍，都會驚訝這種言論大膽的公開沙龍在中國出現。 作家野夫在單向街講「民間寫作」，提問卻幾乎全是關於溫家寶談政改，甚至有年輕觀眾站起來就問：「你怎麼看海外民撸俊挂胺颡q豫了一下，笑著說：「我做過警察，我知道這下面一定坐著我的前同行。為了不給主辦方添麻煩，我想我就不要說太多……」但他仍然給出了他的觀點，一字一句，平穩地。 剛剛過去的十月二十五日，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在三味書屋演講，書屋主人盡了最大的能力保證寬容度，允許了有關劉曉波獲得和平獎的提問。洪博培最後說，全球領導者必定要承受各種批評，這是中國應該學習的，「今天，我們能在這裏進行談話太好了。能討論這個事情，就很好。我相信這也是中國社會發展到這一個階段的好的象徵」。 在洪博培到訪的一週前，原計劃在三味書屋講政治改革的辛子陵，因為受到國保的壓力，以及劉曉波事件的維穩氣氛影響，沒有成功出行。書屋沒有取消沙龍，而是請了法律學者蕭瀚替班，話題換成「司法獨立與政治改革」。 書屋主人李世強說，這樣因話題敏感，臨時換人的情況偶有發生，但近年已經很少了。「這麼多年的爭取，我們的言論空間已經和負責看守我們的部門，達成一種默契。」三味書屋每期沙龍，都必定有警車在書店門外不遠不近處停著，現場的聽眾裏，會有隱藏身份的國保，但並不會發生現場干預討論的情況。「像辛子陵來講政改，書店這邊，國保部門最後已經對我們默許了，最後是辛老那邊，壓力太大，無法出行。」 李世強說他從不在乎現場有「耳朵」在聽，「我們要的就是公開討論，自由必須從每個人的心裏開始，什麼話都應該放在面上來說」。常在三味聽講座的大學生常豐說：「最好『耳朵』們還能跟我們公開討論，這是最好的！」 常常關注社會議題的民間討論必然會引來維穩力量的關注。但讓各個沙龍主人覺得有希望的是，如今，直接的干預越來越少，默許的寬鬆越來越多。即使是在敏感時期，如劉曉波和平獎期間，沙龍們收到的最多也是「招呼」，而不是「禁令」。 在香港做Co-China論壇，並通過新媒體方式在內地網絡直播的媒體人杜婷覺得，對於公民啟蒙而言，沙龍的方式無疑是「傳播手段中最直接的」，「它不像電視、報紙是單向傳播，不像網絡的虛擬性，沙龍極強調對話，這恰恰是我們的教育裏最缺少的，也是公民社會成長最需要的」。 而她個人的感覺，從二零零九年在沙龍上為營救許志永鼓呼，到現在劉曉波事件大家直言不諱地談論，僅僅一年的時間，「身為中國公民，我們討論敏感議題的恐懼感明顯弱了很多」，「大家都不那麼怕了」。 沙龍(Salon)一詞源於法語，本意是「客廳」，十五世紀開始，是風行歐洲的一種上流社會社交方式，慢慢發展到文化界、藝術界。主人在自家客廳裏招待圈中好友，天南海北地談論文學、藝術、哲學等一切話題。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民國時期，北平一批有留洋經歷的知識分子圈也曾流行過中國式沙龍。「北總布胡同三號」，梁思成與林徽因家的「星六聚會」，後來稱「太太的客廳」，是當時最著名的文化人沙龍。這個沙龍的常客，除了主人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外，還有徐志摩、金岳霖、張奚若、胡適、沈從文、蕭乾、何其芳等一批文化學術精英，美國來華的學者費正清、費慰梅夫婦也常來趣，與中國學人們縱論藝事。同樣聞名的還有「地安門慈慧殿三號」朱光潛家的讀詩會。 八十年代的理想主義 另一個沙龍文化的高峰是在八十年代。從八十年代走過的學者與文化人，對那個年代的理想主義氛圍念念不忘。朱偉在自己的書中說：「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地聊文學的時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電影的時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樣『壓』著馬路，從張承志家裏走到李陀家裏，在李陀家樓下買了西瓜，在路燈下邊吃邊聊，然後又沿著朝陽門外大街走到東四四條鄭萬隆家裏的時代……」 單向街書店的主人之一許知遠在數次主持二零零六年之後的單向街沙龍的時候，曾大段大段地引用這段話。這是他理想中的民間社會，做沙龍，也是出於這樣的理想。他說，這是兩個時代的不同聲音，現在做沙龍，更大眾更開放，但是相信這樣慢慢啟蒙的意義，「很多年後，常來單向街的年輕人當中也會產生很多精英」。 二零零六年一月一日成立的單向街，是書店沙龍的另一面旗幟。 許多老讀者還記得未搬遷前的單向街，由圓明園邊上一家廢棄畫廊改造而成，一個灰色石子鋪就的院子，高大的核桃樹層層包圍著，幾十張椅子圍成半圓形，文化沙龍就在這裏自然形成了。演講、公益畫展、詩歌朗誦到紀錄片放映，甚至話劇，無所不包；錢理群、賈樟柯、劉小東、阿城、顏峻、周雲蓬、林夕、廖一梅……嘉賓來到這裏，自然地坐下，就與周圍人們閒聊起來。 畫家劉小東曾評價單向街：「這個小書店，是我見過最美的」，他說自己曾在一個小雨濛濛的天裏去沙龍：「它在一片小樹林裏，人很少，非常美，非常有靈性，有點飲料，有點咖啡，有點書，但是沒有講台。聽眾們提的問題質量都非常高，我沒想到遠離東邊藝術區域的年輕人對藝術有那麼深入的看法，整個氣氛都充滿對知識的敬畏。」 在二百二十九場沙龍之後，迫於生存壓力，單向街書店搬至商業區「藍色港灣」。而這片歐式建築風格的購物廣場並沒有消解掉「對知識的敬畏」，週末的沙龍反而因為身處商業區而人氣興旺起來。在藍色港灣，沙龍又開了三百多場，章詒和、賀衛方、張鳴、梁文道、陳丹青、朱天文、羅永浩、張大春、莫言、野夫……許多嘉賓的到來，都會如文章開頭那一幕，讓這個小書店上下兩層擠滿了人，風雨不變。 沙龍的主人們更興奮地策劃接下來的活動。鳳凰讀書網的沙龍策劃曾憲楠找來香港、台灣一系列的博雅、通識課程提綱作參考，她覺得在中國的大學最缺的「公民教育」這一課，也許可以通過細水長流的民間沙龍慢慢補上。 北京大學博士生、在高校圈子裏小有名氣的沙龍策劃人劉道一希望在往後的民間沙龍裏找到古典精神的傳承：「沙龍裏甚至可以請嘉賓講拉丁語！」 在胡同裏的咖啡館，沙龍主人們激動地討論，長長的嘉賓名單在本子上記下，最著名的學者一網打盡，似乎一百場、兩百場沙龍已經近在眼前。 他們說得最多的詞，公民，公民，還是公民。 無所謂地點，因為「三味書屋」和「單向街」已經不孤單，越來越多的書店、咖啡館引入沙龍文化，只要有好的主題，每一個地點都能引起討論熱潮。 在單向街加盟之後，「藍色港灣」購物廣場，特地把書店所在那一條街改名為「左岸」。或者這是一個良好的願望，沙龍的左岸，理想的左岸，自由的左岸——而所謂公民社會，不也正是在這一個一個的「左岸」，厚積薄發？■ 【封面專題】 上海讀品沙龍靜水流深 ·在上海徐家匯一家人滿為患的星巴克，三十歲的博士研究生梁捷皺著眉頭說，這城市太浮華太拜金，越來越像一個「文化沙漠」。 -------------------------------------------------------------------------------- 作為一個從小在里弄長大的上海本地人，梁捷的話像是「愛之深、責之切」，他說：「有才華的人在這個城市都變成白領、房奴，人們談論的只是房子、車子、錢、錢、錢。思想讓位給生存現實，沒有人關心公共議題。」 他和朋友們一起成立「讀品」，用他們的話說，像是在「沙漠裏養大一顆小苗」。 「讀品」是一個純公益性的組織，在上海知識圈裏小有名氣。他們出品讀書類電子雜誌，有網絡小組，二零零七年開始做實體沙龍。 《讀品》雜誌的主編周鳴之這樣解釋他們辦沙龍的初衷：「我們想營造一種公共空間，這在上海非常非常少。我們希望讓普通讀者有機會參與進來，與學者、作家交換想法，讓有深度的問題在消費主義的文化中有表達的機會。」 讀品沙龍的第一個系列有個詩意的名字，叫「今天，我們讀書」。他們與上海地標性的民營書店季風書園合作，第一期二零零七年一月十六日，在季風的咖啡廊開張。梁捷是沙龍的第一任主講，討論的題目是《空間的記憶》。 梁捷說，第一次做沙龍，沒想到，小小的咖啡廊竟然真的滿座，而且有人站著聽完全場。沙龍就這樣一發不可收拾地延續下去，關注的議題從「身份認同」到「經濟學帝國主義」，從「哈貝馬斯」到「中國農民工調查」，從「高等教育」到「近代中國背後的蘇聯因素」，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想像世界」到「世博會什麼是更好的城市」；在「今天，我們讀書」系列之外，還開拓了「三農問題」、「關注香港」、 「鏡像歐洲」、「寫作現場」、「世界眼」五個系列。二零零七年至今，讀品共舉辦了七十一場沙龍。 沙龍並沒經費來源，季風書店老板嚴博非看重與這群年輕人的志趣相投，每期沙龍免費借用場地給他們；上海學者樂於享有發聲與討論的公共空間，外地乃至外國的學者、作家、年輕人則利用他們過路上海的契機，力邀做客沙龍——零成本，同時也幾乎零花費的純思想沙龍，就此開花結果。 「讀品」之前，上海並無類似的公眾思想性沙龍；「讀品」之後，沙龍在上海也小小形成了一股風潮，相似的後起者，有「外灘論壇」「書城沙龍」等等。 周鳴之說，上海沙龍無法與北京的「熱鬧」相比，感慨於北京沙龍話題的豐富與言談空間，但同時也感受到北京文化裏的那股子「江湖氣」：「有些時候就是流於熱鬧了，可能是有很多競爭者的原因，急於弄出點聲響來，形式大於內容，真正的討論，其實不夠深入。」 京滬沙龍之別 常年混跡在京滬兩地沙龍的文化記者曾有一個妙趣的比喻：北京沙龍列席之人，言談激烈，彷彿一群受傷的狼互相舔舐傷口；而滬上文人墨客交流起來矜持含蓄，彷彿一群精明的刺猬，在分享的同時停留在安全的境地。（張潔平）■ 【封面專題】 網絡時代的香港沙龍 ·年輕的媒體人杜婷，在香港為她所敬重的內地法律學者、「公盟」行動者許志永鼓呼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小小一次活動經由互聯網擴散，可以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而這一次行動的模式，真的孕育出了此後一年，接連十四期，並仍在延續的系列沙龍。 -------------------------------------------------------------------------------- 她管這個實體在香港、映像在網絡的沙龍，叫Co-China（「我在中國」）。 零九年八月，中國知名NGO「公盟」遭遇整肅，發起人許志永被關押，在傳統媒體的失語中，從內地來港幾年的杜婷，在旺角一間蝸居在七樓的小書店「序言」，發起了一場公開討論：《無公義怎許志永？——公盟事件引發的網民行動》。 活動當天，小小的序言書室塞滿了人，有香港人，也有內地來港的學生；一台電腦在旁邊連線Twitter，加上「cochina」的關鍵詞標籤，實時Twitter直播。成千上萬的內地網民關注並轉發了沙龍信息；而現場人們討論的熱烈，尤其是香港本地人的反應，也讓杜婷感到驚喜。 「其實經歷過天星、皇后、反高鐵幾次社會邉樱愀廴吮纫酝P注社會議題，尤其是中國問題，人人都知道，中國的問題已經是香港人不能逃避的。」杜婷說：「而對中國內地來說，香港本土正在發生的社會、政治變化，又是極好的一個參照系，只是許多人還沒意識到。」 公盟事件後，Co-China沒有結束，以平均每月一期的速度繼續辦了下去。沙龍請香港的梁文道、葉蔭聰和內地的許志永、北風、滕彪談《中國變革地圖裏的香港》；請長平、閭丘露薇和潘小濤談《兩地傳媒落差與公民社會》；請胡泳、宋以朗、楊恒均和朱大可談對話的可能性；請陳冠中談盛世，艾未未談行為藝術；香港反高鐵與跨境正義；施永青、許寶強談地產霸權下的香港與中國……每期議題都與香港與中國問題密切相關，講者常常來自兩地，暢所對話。 沙龍並不固定場地，每期內容預告通過網絡傳播，現場往往有四五十人參與討論。更多的討論發生在網絡上。每期沙龍，四五台電腦在最前面一字排開，蔚為壯觀。 「一台是做Twitter文字直播；一台有人負責把Twitter直播的內容，我們自己過濾掉敏感詞、或者轉換說法之後，發在新浪微博上；一台做音頻直播；一台做視頻直播；一般還有一台備用更新。」經由這每一個管道的數百至數千個訂閱與觀看，每期Co-China至少有千人以上在線觀看與轉發。「Twitter的提問、視頻轉播的留言，都可能成為我們在現場拋向講者的問題。這種互動很好，常常兩個小時的直播下來，我們的Twitter帳號就增加二百個Followers。」 儘管沙龍沒有資金來源，全靠二十多個志願者支持，每期的場地也靠友好單位提供，但互聯網似乎讓一切困難都值得了。實體很小，世界很大，Co-China踐行著另一種沙龍的可能性。（張潔平）■ 【封面專題】 近期京滬沙龍的部分講題 10月30日 週六 北京 14:30-16:30 【雨楓·書女論壇】吳虹飛：文藝。女。青年。 14:00-16:00 【尤倫斯當代藝術中心】姚遠：一個人的城市「考古」 15:00-17:00 【單向街沙龍】劉瑜：作為生活經驗的政治 14:00-17:00 【科學松鼠會】：與松鼠們一起科普大爆炸 14:00-19:00 財新【思享家沙龍】章立凡vs王爍：從「公車上書」到網絡沸騰--談中國的公民意識發展 19:30-21:30 【單向街沙龍】柯倩婷:我們的性別平等嗎？ 19:00-21:00 【未名講壇】：真實彭浩翔——愛的地下教育 10月30日 週六 上海 14:00-16:00 【讀品沙龍】：全球化語境下的企業責任 14:0-17:00 【海上古典讀書會】：《春秋左傳》讀書會 10月31日 週日 北京 14:00 - 16:00 【國家圖書館沙龍】:辛亥革命與民國外交家陳友仁 14:00 - 16:00 【搜狐歷史閱讀會】：解讀于建嶸教授的抗爭性政治 15:00 - 17:00 【單向街沙龍】比爾·波特、葉南：背包客與旅行家 15:00 - 17:00 【清華大學】文澤爾：中國原創推理未來的發展 【封面筆記】 中國啟蒙邉拥念娋� ·商業中國奇異地為沙龍中國作出貢獻，讓啟蒙邉雍褪袌鼋洕Y合，迎向理想的政治中國。 -------------------------------------------------------------------------------- 如果說啟蒙邉邮恰溉取梗品死吓f的世界觀，用最新創意來面對自己和變動中的世界，那麼中國當下的沙龍熱潮，正是啟蒙邉拥淖钚螺d體，承載中華民族的想像力，追尋一個過去所不敢想像的世界。 當中國還在為劉曉波事件而折騰之際，很多人都對中國的言論自由和民主發展感到悲觀，但恰恰是在這個歷史的逆境中，卻發現民間蓬勃的力量正在超越政治的種種限制，召喚被忽略了的啟蒙力量。 也許他們像胡適一樣，都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為當前中國民間力量的勃起而振奮。他們發現奇特的「沙龍現象」，遇上了越來越多的理想主義者，要為中國尋找新的出路。 從北京到上海，從成都到廣州，沙龍的場景，總會接觸到群眾中那些充滿渴望的眼神、分享「對知識敬畏」的心情故事。他們都在中國今天的變局中，尋找不變的理想主義情懷，要在紛亂的世局中，開山劈石，鑿出一條心靈的康莊大道。 這就是公民社會的道路。政治改革的成功，都需要成熟的公民社會的支撐。沒有發育良好的公民社會，民主往往就會先天不良，後天失調。 公民社會的特色就是言論自由與對專業的尊重，要在不同的領域展現自主性，不要被泛政治化的力量所左右。就像法律界的「程序正義」，是全球所認同的專業標準，不能「黨大於法」，不能在黨組的操控下，未審先判，未判先決。 而關鍵是政府、政黨和人民，都要建立強烈的公民意識，尊重每一位公民的權利，不能「以國家的名義」，侵犯公民的憲法權利，因為政府的權力，來自公民的授權，而不是靠槍桿子的體制暴力，也不是靠自欺欺人的宣傳機器。 在網絡時代，政權早已無法壟斷話語權，尤其近日微博的崛起，以智能手機的功能，彈指之間，將個人的信息傳到千家萬戶，然後又可以迅速細胞分裂，以倍數增加。就像這次劉曉波事件，當局封鎖消息，一些知識分子被請去「喝茶」，過程都在微博上直播，讓多少人可以目睹，也讓當局越抓越忙，也使真相無法被隱瞞。 今天中國的沙龍熱潮，還會從網外走到網上，讓網內網外互動，發揮更大的效應。香港設立的「Co-China」沙龍，更在網上對大陸直播，穿越防火牆的限制，進入那些不甘被鎖住的心靈。 同時越來越強大的民營經濟，也成為公民社會的經濟基礎。他們創造的財富，早已超過GDP的一半，也使民間的沙龍智慧，走向行動的層次。他們很多投身非政府組織NGO的活動中，讓企業的競爭力，提升民間組織的競爭力，在環保、濟貧、救災扶危的過程中，發揮巨大的力量。 因而商業中國的蓬勃力量，也奇異地為沙龍中國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讓啟蒙邉雍褪袌鼋洕Y合，也為未來理想的政治中國，作出重要的鋪墊。■ 邱立本 Asiaeditor@gmail.comS 【中華天地】 諾獎「嚴打」風聲鶴唳·王博 ·劉曉波獲和平諾獎後，官方開展以喝茶、談話、拘捕、軟禁為主的「嚴打」，受到折騰有劉蘇里﹑徐友漁和崔衛平等四十多人。 -------------------------------------------------------------------------------- 用風聲鶴唳來形容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的十月，或許正合適。 獲獎消息傳出的八日晚上，異議者和普通人的集體「飯醉」之後；那天參與過慶祝、或者有慶祝意願的人士緊接著進入的，是一個喝茶、談話、拘捕、軟禁的「嚴打」期。 十月二十一日晚，北京萬聖書園主人劉蘇里與太太回到昌平區住所樓下時，突然遇到一群國保，六個人控制劉蘇里，兩個人控制他太太，把劉推上車帶走，劉太太在Twitter上發布求助信息，引起知識界震驚。 創辦於一九九三年的萬聖書園位於北大、清華附近，在知識圈享有極高聲譽，也被譽為是中國最好的民營學術書店。書店主人劉蘇里是曾在天安門廣場堅持到六月四日的「八九一代」，八九之後曾被關入秦城監獄，與劉曉波成為好友，出獄之後專心經營書店。 第二天早上，劉蘇里獲釋回家。劉太太再次發布Twitter：「已通知員工下午開門。還是那句話，是大家要回了公民劉蘇里，我堅信！」 五十歲的劉蘇里雖被放回，但前晚在車內與國保掙扎﹑打鬥而受傷，被醫院詳酁檠F骨折，現已入院治療。 劉蘇里對媒體表示萬分無奈，他說過去十多年，也偶爾參與維權活動，但只是接到國保電話提醒，如此暴力對待還是頭一遭。他的好友、律師夏霖則表示，因萬聖書園位於海淀區，當地國保在多年交往中已相當尊重劉蘇里夫婦，但這次卻是昌平區國保直接抓人。朋友估計，似是更高層的部署。 劉蘇里說，警方的解釋是聽說他將去上海出席一個學術活動，但當地維權人士籌備了一個關於劉曉波獲獎的研討會，所以希望從北京控制他，阻止他出席。「我這次去上海他們可能會覺得我會散播什麼曉波的消息」，但劉蘇里稱，所謂研討會根本是無中生有。 有類似經歷的還有北京電影學院教師崔衛平和社科院研究員徐友漁。崔衛平十月二十一日從順義家中出門準備參加捷克大使館的文化活動時，被國保強行帶走，直至活動結束後才得到釋放。同樣參加這個活動的徐友漁也在進館前被控制。儘管使館內進行的只是畫展和音樂會。 崔衛平認為，現在當局最想做到的是「第一，不要再提這件事。 第二，不要集體聚會。聚會會產生交流，交流會產生力量，這是他們不容許的事」。 據獨立學者、德先生研究所負責人張輝通過Twitter統計了一份被「盯梢」者的不完全名單，有至少劉霞、余杰、張祖樺、胡石根、劉蘇里、劉強本、馮正虎、范亞峰、陳天石、鮑彤、張大軍、張健男、劉荻、劉軍寧、劉檸、黎雄兵、趙楓生、王怡、孫文廣、齊志勇、屠夫、姚立法、張書記、陳光標、高健、天天、王荔蕻、李智英、阿爾、王仲夏、何楊、江天勇、李方平、許志永、浦志強、趙常青、王光澤、徐友漁、崔衛平、張輝共四十人。張輝對亞洲週刊表示，對他本人的看守是從十月十六日，他從外地回到北京開始的，「並不能叫做『軟禁』，因為不限制大部分的外出，但你去哪裏都有人跟著」，張輝說，這種看管方式至少要持續到十二月十日，諾貝爾和平獎頒獎，才可能結束。而被看管的對象是和零八憲章有關的人員，或者劉獲獎之後參與慶祝、組織活動的兩類人群。 但張輝不認為這是一次特別的反彈﹕「諾獎頒布以後，和平獎對民間社會的活力有個激發作用，當局出於政治考慮，對民間社會做適當打壓，在政治上是可以預測的。我個人覺得當局不會願意再積累更多的問題。」 官方媒體就諾獎事件沉默了一週左右之後，亦開始有組織地批判劉曉波及和平獎。新華社十月十五日發表記者署名報道《諾貝爾和平獎是西方給劉曉波的政治「犒賞」》；十八日《中國青年報》發表《諾貝爾和平獎究竟唱的是哪齣戲——首都大學生質疑二零一零年度諾貝爾和平獎》；官方網站更引用匿名評論加以批判：《網友曝料：劉曉波在中國坐牢 領美國的工資》。 人民日報批溫家寶 中國總理溫家寶八月二十一日在深圳發表講話，稱政改停滯和倒退「違背人民的意志，最終只會是死路一條」。《人民日報》十月二十七日發表文章稱：「那種認為改革開放三十多年，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政治體制改革嚴重滯後的看法既有悖於客觀規律，也不符合客觀事實。」用辭針鋒相對，令風聲鶴唳之感，越發強烈。 【亞洲週刊】四十四期 中国大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对外开放后，内外贸易如潮。有一件东西，其消费速度凌驾万物之上。若问何物？答案是：“观念”。八十年代以降，诸种理论和思潮，蜂拥进口，粉墨登场。新角亮相之日，“弦管齐鸣，票房热卖”。然其寿命，却相当有限。大红大紫的角儿门，登台几个回合，被快餐式倏忽消费之后，就都免不了一一鞠躬，黯然下台。 三十年来，“时髦”成了“创造性”的同义词。 历史悠久的自由主义，居然也成为上述诸观念之一。据说，它在1998的中国大陆“浮出水面”，风行草偃，笙歌一片。随之，发生了自由派与新左派的激烈论战。但不过几年，就风闻“自由主义已死” 的消息，并且說，“自由主义已成为某些时髦人物口中的笑料”。传言纷纷，据说都在替它准备葬礼了。于是，即使有人偶尔提及自由，也识时务地不再“主义”了。它已变成脏词。 特别是2008年之后，关于“中国模式”“北京共识”的议论高调出场。随后，恰如笔者在金融海啸甫一发生时所预言的，这一轮对“中国模式”的颂词和论争被赋予了意识形态的涵义。事实上，若干论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胜“自由主义”的 论著已日渐喧哗。据报道，“一名中国外交官在2009年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一个活动上，问Ian Bremmer，“现在自由市场已经失败，你认为政府应该在经济中起什么作用?”( 见《纽约时报》) 其居高临下之势，果然气贯长虹。 目前精神世界的局面，不由不令人自然联想起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范围内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一时之盛，同时也勾起对中国当年开明知识界内部关于“国难当头，民主还是新式独裁”大争论的回忆，那是九十年前回荡在中国前辈海归们之间的一场大辩论。 世事循环如斯，夫复何言？ 但时髦的猎奇者们或许忘了一点小小的专属于自由主义的特征。诉诸历史，这只文雅纤弱其貌中庸的自由鸽，却是一只“不死鸟”——屡仆屡起，长生不老，且“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悄悄带起了一个弥漫全球的“扩展的、延续的秩序”，持久不散。而当年很多别出心裁，深刻犀利，武功超凡，风头旺健的思潮，却倏忽而起，轰然而落，而今业已灰飞烟灭，不知所终。 好几年前，笔者曾在网络上发表了一个讲座系列连载——《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追溯自由主义进入近代中国的脉络及其相关代表人物，曾引起中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同时收到一些颇 有见地的建议和讨论。唯因当年囿于讲座的形式，所以略嫌简略。如今，时移世变，这条线索已经日益彰显，一些新的材料已经破土而出，一幅更全面具体的中国自由主义族谱的轮廓也愈益澄明。因此，笔者对原系列做了大幅更动，增添了人物，深化了内容，参考了近年的一些学术进展，遂有了这本《自由中国谱系》 。 如所周知，自由主义是近代欧洲的产物。它的有些基本要素甚至可以追溯到古代世界的希腊罗马，追溯到欧洲中古时期，其来有自，源远流长。而远古与中古时期的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体系，与源自西方的自由主义有相当不同的政治生存模式和政治思维方式。换言之，它们是两种类型的政治文化，划然有别。 然而，自从近代各文明体系有了大规模的空间接触之后，中国也同其他文明一样，进入了深刻互动的全球流变的政治经济文化脉络中。作为西方主流的政治思潮与制度构架，自由主义自然也就进入并影响了中国社会，特别是其中的知识阶层。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由主义顺理成章地也继承了其屡仆屡起的“不死鸟”特性。 有论者也许不以为然，或称：中国之自由主义极其幼稚，岂能谓之已成传统？顶多不过是一些零星人物与思想，难见贯通浩荡前赴后继之势；同时，很多著名自由派人物其实并非纯正的自由主义之辈。 此外，吴国光教授也敏锐地指出中国上世纪的自由主义赋有某种“反政治”的特征（吴国光：“反政治的自由主义：从胡适的宪政思想反省宪政主义的失败”《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四期），从而在现实的政治过程中自废武功，难望推动中国的宪政转型。 诚然，如殷海光所指出的，中国自由主义“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一些相关人物的思想精芜并存，并不纯粹。然而，这并不足以得出逻辑结论：中国自由主义没有传统。事实上，我们确乎可以看到在近代中国它的一条活生生的内在传承脉络。 此外，诚如国光所言，胡适等自由主义先贤赋有某种“反政治”倾向，这固然是事实；不过，它也正是中国“政治缺席”的残酷社会现实与儒家士大夫传统互动的产物。这一特征，使中国自由主义难有立竿见影抵达宪政之政治效用。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这其实是某种捷克人哈维尔式的“反政治”的政治。从长程历史眼光看，作为思潮，总是“不安于室”的，它不可能永远游荡在学院象牙塔中，并非总是自外于中国的政治萌动过程。回顾历史，中国推动宪政的自由力量，有两条基本的成长线索：一是“办刊议政，一是“参选组党”。一条侧重理念，另一条侧重实践。一条走菁英化路线，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主；另一条则是走草根路线，以有志实际从政者为主。二者都对志同道合者起了精神和组织凝聚的作用，一为理念的凝聚，一为人员的凝聚。前者立言，后者立功。并且，这两者并不是完全隔离的，事实上，它们常常相互渗透，相互促进。这点在台湾的《自由中国》事件和《美丽岛》事件中呈现得非常清楚。胡适先生，无论在中国大陆时期还是在美国以及台湾时期，自然属于办刊立言者，确如国光兄所说，是走的精英路线。然而，不可否认，虽然是滞后的，但他的思想与言论仍然产生了某种政治功能和效应，在精神上引领了中国特别是台湾的政治转型。 揆诸历史，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起，历经《新月》、《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诸公，挟带“人权论战”、“民主或独裁论战”烟云，再至《申报.自由谈》、《大公报》、《客观》、《观察》撰稿人群体，之后穿峡过海，《自由中国》运动涌起，与台海西岸1957年北大的5.19 运动、右派群体之鸣放虽断绝交通，却“心有灵犀”，遥相呼应，其后台湾的《文星》撰稿人群、“美丽岛运动”与大陆的“四五运动”、“民主墙运动”、“八九天安门运动”、1998年中国自由主义复兴、2008年《08宪章》运动……，一以贯之。一条清晰的脉络已经呈现在中国近代史中，其价值指向昭昭在目，同气相求。把这一条绵延贯通的精神脉络命名为“自由中国谱系”，是有其实实在在的历史依据的。 从外缘影响的角度观察，中国近代自由主义大体上有三条基本支系，一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拉斯基、杜威和罗素影响的、赋左翼色彩的自由主义，另一条则是上世纪后期受海耶克等影响的、赋右翼色彩的自由主义，第三条则是受罗尔斯影响的中间偏左的自由主义。何以因时代差异而在政治思想光谱上有如此不同的分配？显然，第一条线索与上世纪前半叶的全球左翼的精神氛围以致共产主义的崛起并至中国掌权有密切关系，第二条线索则与共产主义大失败息息相关。第三条线中国的追随者尚少，目前未成气候。 本书目的之一，正在于呵护自由这只“不死鸟”，期待其繁衍滋生，代代不绝。犹记六十年前，《自由中国》创刊，胡适专门撰写的创刊号文章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个人不能自由发展，便谈不到文明。”此言与他的前辈严复先生所言“自由为体，民主为用”遥相呼应， 勾勒出了自由中国谱系的精神线索。 关于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影响，有一典型例证。抗日战争胜利之后的公元1946年，中国各党各派政治力量，齐聚一堂，探求国家走向，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留英归国的储安平先生，趁此国运转圜之机，于9月1日在上海创办了一份政论周刊——《观察》。当年，有70名中国知识界人士，均为鸿学硕儒引领风潮之一时之选，以特约撰稿人身份，把自己的名字列在《观察》封面。承载着70份诚挚而严肃的承诺，未几，《观察》销量竟高达十万。一份以思想和时论为主的周刊，竟致洛阳纸贵，遂成一时佳话，这一赋有自由主义色彩的中国言论重镇，点燃了中国进入现代宪政的希望。不幸的是，内战的烽烟，不久后即以燎原之势弥漫开来，《观察》在风雨飘摇中勉力挣扎，存在了两年多的时间，后来就被逼仄的历史格局所腰斩，而中国也遁入更深的暗夜之中。但《观察》所标举的自由主义旗帜，以其理性之清明，立场之客观，精神之宽容，却从此化成了现代中国精神天空中的一颗恒星。 《自由中国谱系》，是要重新点燃半个世纪前被窒息的自由之薪火，并把它传递到更为深邃广袤的时空中去，以完成其未竟之志业，发煌其自由的道统。这一近代中国的自由脉络，从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降，至蔡元培、胡适、陈寅恪、储安平、周树人、梁漱溟、熊十力、钱穆、张君劢、徐复观、张东逊、史量才、邵飘萍、张季鸾、罗隆基、马寅初、傅雷、殷海光、雷震、林昭、顾准、遇罗克......；从五四的突破，到西南联大的集结、《申报》、《大公报》与《观察》的惨淡经营,直至1957年春季、1976年“四五”、1979年西单墙、1980年代、1989年等各次民间力量的涌动。..... 这一历史脉搏，时断时续，时隐时现，时强时弱，虽屡经横逆，仍不绝于缕。本书勉力追溯和探究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那一脉细微而柔韧的自由香火。 本书所处理的，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即欧洲古典自由主义在近当代的繁衍发煌。在这个意义上，北美和欧洲的左右两翼自由主义，都共存于这一传统之中。譬如美国的民主共和两党，都在这一古典自由主义笼罩之下，而不是单指狭义的美国加拿大的自由派(liberal)。 这里的中国近代自由主义，以人物为经，事件为纬，讲述自由主义在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历程，探讨它的影响和局限，它所取得的成就，所遭遇的挫折，所陷溺的困境。诚然，以当代自由主义学理来衡量，我们所阐述的人物，绝大多数基本上都笼罩在全球左翼的精神氛围之下，很多都留有费边主义的深深烙印，有些人甚至可能还不能称为自由主义者；但是，以他们在中国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贡献及地位，以他们的基本倾向，要洞悉考察中国自由主义事业，是不可能绕过他们的。正如法国的《先贤祠》中的人物的作用一样，他们仍是引领中国的星辰。通过对他们的梳理和叩问，当可更清晰地界定我们当下的历史位置，更清楚地确定我们的精神坐标，从而导入和扩展自由秩序。 在自由中国群体出现之前的1820年，对精神的流变有惊人敏感与直觉的先驱龚定庵曾以《又忏心一首》为题赋诗曰： 佛言劫火遇皆销，何物千年怒若潮？ 经济文章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 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 心药心灵总心病，寓言决欲就灯烧。 诗成三十四年之后，1854年，中国自由主义的盗火者严复出生，一卷卷璀璨的自由中国谱系于焉铺开。展读这一幅幅身姿各异心胸豁然的人物画卷，本书祈愿读者诸君能借以想像自由先驱们的音容笑貌，贴近他们的“经济文章”和“幽光狂慧”，亲炙他们那一颗颗“汹涌”而“缠绵”之“心灵”。从而展开一场跨越两个世纪的精神对话，再续慧流。倘能如此，予愿足矣。 （首发《纵览中国》） ——答《凤凰周刊》特约撰稿员武云溥（2010年6月21日)
儒学裂变与工商文明的抗争
凤凰周刊：您在《晚清大变局》中曾经讲过，“经世致用”是源自儒学内部的一种思潮，鸦片战争之后，满清统治阶层基本就是用这一思潮来应付困境。
袁伟时：鸦片战争以后社会思潮变化是比较复杂的，然而主线很清楚：一个是儒学裂变，另外一个是西方的思潮进入中国。 “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碰到的问题在中国原有的知识框架里面大致可以找到答案，它足以应对自如。但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面对的是崭新的思想文化体系，两个体系碰撞透出的信息是“中国不如外国”。这种情况下，必然面临知识更新问题。有好多开明的官僚、士绅，用“经世致用”这种思维方法研究外国的思想、文化和制度，这对中国转型起到很大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经世致用”的前提，是坚持中国文化的原有特质，尤其是“道”不能变。于是它也可能变成抵抗外来思想的堡垒，从而产生很多矛盾。
凤凰周刊：当时的知识精英们对传统文化的看法也有很多矛盾，有主张走得更远一些的，也有很多坚持“中学为体”的。
袁伟时：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冯桂芬为代表，提出“中体西用”的纲领，在当时来讲是很先进的，但没有成为主流思想。问题在外国人即所谓“蛮夷”与华夏民族之间的关系定性。大部分人坚持认为，华夏文明从根本上比蛮夷文明高尚、高明。
凤凰周刊：就是坚持“天朝上国”的思维定势。
袁伟时：这方面问题非常严重。一些著名学者，认为“师夷长技”是绝对不能接受的。
广东的梁廷枏是学界重镇，他撰写的《粤海关志》至今仍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海国四说》和《夷氛闻记》也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名著。他注意研究外国，不是顽固派。但他坚决认为：“今天下非无讲求胜夷之法也，不曰以夷攻夷，即曰师夷长技……天朝全盛之日，既资其力，又师其能，延其人而受其学，失体孰甚！”（《夷氛闻记》）直截了当批评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是对天朝的侮辱。这表明儒学要应对外来的挑战，阻力非常大。不要讲整个制度的改革，就连细微末节的改革都碰到重重障碍。鸦片战争之后，基本的问题是原有的制度、传统的观念，成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主要障碍。有些人把外来侵略看作是主要障碍。外来侵略当然要反对，但唯一的办法是先学习它，改革自己。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却走向另外一条荆棘密布的路。
凤凰周刊：这种阻碍作用表现在哪里呢？
袁伟时：思想上的障碍主要是“天朝上国”不用向“蛮夷”学习，相应地顽固地坚持以三纲为核心的宗法专制体系，极力阻碍中国人冲破网罗成为可以自由、自主地施展才华的权利主体。从制度上来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抵抗商业化——市场经济制度。什么东西都是政治挂帅，什么东西都讲仪礼、体制——那些不是实质问题，只是一些很枝节的东西。现在看起来很好笑，当时朝野官绅却认为是关乎国家体制的很大的事。
抵抗商业化，导致很多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益的东西都被拒绝。比如，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轮船进入到中国来，开始搞航运业。这时候中国的商人非常敏锐，马上冀图发展自己的航运业，官方就是不准。一直到20世纪，很多所谓外国的航运企业，大批资金是中国商人的，其实是假洋鬼子。最近三十年也有不少假外资、合资企业，一模一样啊！李鸿章是中国航运业很重要的推动者，创办了轮船招商局。但是19世纪60年代，商人们申请购买轮船发展航运的时候，他死活不批准，实际上限制乃至剥夺了公民的经济自由。
商业化代表新的工商文明，是摧毁旧制度的革命性的力量，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但它在中国不能顺畅发展，不是中国商人不敏锐，也不缺经商的才华，问题在官方要垄断经济活动。一直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发达国家，国有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重，一般都没有超过百分之七、百分之八的，百分之五以下的比较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比重高一些，也不过百分之十左右。另一个基本情况，全世界的国有企业，大部分办得不好，亏钱的很多。有些国家比如新加坡，国有企业办得较好，但它只有710平方公里，364万多人，面积相当于香港70%，人口约一半，这个城市国家本身就像一个大公司，不具普遍意义。
凤凰周刊：中国的现状又是怎样的？
袁伟时：中国占百分之四十左右。国家统计局发布一大堆数据，证明中国现在没有“国进民退”。但银行的贷款大部分给了国有企业，投入和产出很不相称。中国人创造的大量财富，投入到产出不高甚至亏本的国有企业里面。而与此同时，民营企业虽然得到的支持很不充分，却依然以它本身顽强的生命力，占据整个经济的相当大分量。政府应该尽职尽责，努力支持民营经济，不要再上演亏本国企硬吞盈利私企的荒诞剧，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抓住这个关键，才会有真正的经济转型，中国的发展才有坚实的基础。
从维新到革命，失之交臂的宪政
凤凰周刊：进步思潮遭到官方压制是当时的情况，不过这些思潮也催生了社会变化，传统的“重道轻艺”、“重农抑商”观念都受到怀疑，发展工商业的想法逐渐由民间呼声上升为官方政策，比如洋务运动。这些变化的实质如何？
袁伟时：官方确实有些变革，比如办工业，既办军用工业也办民用工业，但还是官僚垄断。有些企业明明是私商办的，也要“官督商办”。
鸦片战争后在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领域都有所变革，但是都非常艰难。经济领域的变革，主要是要接受市场经济。对清政府来讲这是非常困难的，它认为财富应该掌握在官府的手上，不愿意民间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中国历史上商人有多次发展海外贸易的冲动，官方竟然狠狠打压：不准造大船，不准到海外去贸易，甚至船上带粮食、铁器都有数量限制，正常的商业变为犯罪。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逼上梁山做海盗，中国丧失掉转型的强大动力。可是西方国家官商合伙，武装起来，依靠商人进行商业冒险活动，成功发展起来了，推动现代社会成长。中国传统文化与这些格格不入，经济领域的这些束缚，鸦片战争以后继续在发挥作用。
凤凰周刊：甚至在后来百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发挥作用，我们看到“国与民争富”的话题在很多时期都有争论。
袁伟时：对。在某些人眼中，私人经济、私人工商业、私人大富豪，都是应该打击的对象。
鸦片战争后不久，魏源就提出来，官办企业办一两个就可以了，剩下大部分要交给商人去办。19世纪60年代郭嵩焘则说，发展经济，一定要靠私商，一定要处理好私商与政府的关系。到70年代，郑观应更大声疾呼，不但要靠私人来发展经济，而且官府的所有的轮船，也应该交给私人去经营。利益决定私商认真经营，提高产品的质量，否则他的身家性命就不保了。但在这个问题上清政府一直不清醒，抗拒，排斥。再加上传统文化里面还有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在起作用。比如修铁路，就不能经过某些关口，说破坏了风水，给外敌入侵开路。特别是皇帝的陵墓附近，方圆百里都不能修铁路，以免惊动先帝！
凤凰周刊：这些观念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有所改变呢？
袁伟时：甲午战争，中国人历来看不起的小国日本，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以后，官方才转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到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他们就转过来了。到民国建立以后，袁世凯等人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重视市场的完善。但是，到了国民党统治时代，又逐步进入官办企业垄断时期，这个影响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消除。在经济领域，不管办什么企业，总要官方批准，设置很多障碍，为贪污腐败留下了很大的空间。办企业的难易是判断国家和地区开放程度的温度计，非常灵敏，非常准确。
凤凰周刊：接下来谈政治领域的变革思潮，中国知识阶层提出了“维新”的口号，慢慢发展成“革命”。
袁伟时：对。在维新思潮起来以前，以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为代表，提出很多很好的主张，其中包括要开国会，这就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了。冯桂芬、郭嵩焘他们也一再提出，要解决“君民阻隔”问题。先驱们一再批评学西方，没有学到根本——根本在哪里？在他们的市场经济，在他们的国会，在他们的民选的政府和地方自治，在他们的法治。这些我们都没有学到手，官商之间，官民之间，关系就不正常了。
义和团事件以后，慈禧太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她推动了中国各个领域的大改革。清政府最后十年的新政，进行了五个领域的大改革，这些改革都是革命性的。
成绩最显著的是教育改革。废科举，将中国教育推入现代教育轨道。
第二是经济改革。从原来着重发展官办企业，变成支持私人企业的发展；各级政府非常卖力招商；制定了不少法律，完善市场经济制度。
第三个是司法领域的改革。废除传统的中华法系，引进大陆法系，确立现代法治的基本原则；制定了民事刑事诉讼法、刑律和民律草案；改变行政、司法不分的传统，组建了新式的法院和检察院，推动司法独立。
第四是外交体制改革。彻底抛弃“天朝上国”观念，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和异邦平等相处。
第五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预备立宪。官方从上到下在全国进行公民权利义务和宪政教育；这样大规模的公民教育，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县为基本单位，推行地方自治。各省成立咨议局，中央成立资政院，让中国人和军政大员逐步适应民主政治。
有些学者把这些改革称为“新政革命”。可惜，百年来不少当权的政治家不了解这些改革的深远意义，有些非常重要的工作竟然中断了。呵呵，公民教育，地方自治，是不是有点另类气息了？
凤凰周刊：为什么这些改革的成果没有留存下来呢？
袁伟时：改革的失败，主要是关键时刻不能当机立断。1910年各省咨议局组成联合会，领导了全国几次要求实行宪政的请愿，提出在1911年就实行宪政。迫于民间的压力，清政府颁布圣旨，说中国人实行宪政的条件不够，还是要准备好才行——但是可以缩短预备立宪的时间，提前在宣统五年（1913年）实行宪政。不过，宣统三年革命就爆发了，再也没有宣统五年了。机会稍纵即逝，统治阶层不能当机立断，断送了清王朝。
凤凰周刊：就算革命没有爆发，给清政府时间，您觉得它的宪政改革能成功吗？
袁伟时：我估计会成功。因为各方面已经按部就班做了大量的工作。民主在生长，公民社会在生长，全国和各省的议员很敢讲话，言论自由，舆论监督的力量很强。清政府为什么会被推翻？很重要的一条是因为它是少数民族政权，不论知识阶层还是一般老百姓，都不太愿意接受所谓异族的统治，对少数民族政权始终耿耿于怀。假如当时当机立断，立即实行宪政的话，这个矛盾是可以化解的，至少是有很大可能化解。
启蒙运动和长辫子的斗争
凤凰周刊：一场战争的失败，如何引发了社会思潮的风起云涌？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进行启蒙的成果。这种启蒙工作从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做了，1833年德国传教士郭实腊在广州办起了中国第一份现代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介绍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内容就讲到外国有国之公会，是实行法治的，皇帝和庶民都要遵从法律，政府、议会都尊重国民“自主之理”、“自主之利”，自主就是自由。播下了新文化运动的种子。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之前，这样的启蒙活动主要是由西方在华人士——大部分是传教士——来完成的，其中影响特别大的是外国传教士办的《万国公报》，还有他们办的很多教会学校，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个时期翻译西方书籍的主力也是外国传教士。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知识阶层相当一部分人已经了解现代文明的进程。他们站出来大声疾呼，说中国再不变不行了。其中特别深刻的是严复，而在群众中影响最大的是康、梁。再到辛亥革命后的新文化运动，很多知识分子在努力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变革。
凤凰周刊：然而早期思想者对西方社会思潮的理解也存在不少问题，您如何看待康、梁等人的主张？
袁伟时：现在史学界很多人有个共识：戊戌变法所以会失败，慈禧太后的专横是一个方面的因素，但主要是因为康有为他们太鲁莽了。他提出的很多措施是完全不必要的，比如，要改变服装啦，要改变纪年啦，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可在传统文化看来却是一个政权的命根子，康有为偏要从这里下手。另外他也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判断不准确，居然挑动袁世凯出兵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太后。慈禧当时是支持变法的。光绪和康有为有些改革太幼稚了，他们好像惟恐反对力量不够强大，一下子将很多官员撤掉，一下子又想将很多只懂传统文化的知识阶层的出路断掉，制造了大量敌人。
凤凰周刊：类似剪辫子之类，其实是民众生活方式的问题，为什么在晚清思想领域的斗争里，总有些矛头要指向辫子、小脚之类？
袁伟时：这些都是激进分子的幼稚病。他们学西方文化，学现代文明，在细枝末节问题上大做文章，到最后则变成利益驱动。现在那些提倡读经、穿汉服什么的，都很好笑。个别人是真诚的“国学”迷，但颇多搞读经和办私塾的，不是真正要发扬传统文化，而是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
凤凰周刊：鸦片战争给民众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和改变，比如西式服饰、语言和生活习俗的传入，使得剪辫子、穿洋装、改礼节等新面貌，逐渐出现于古老的中国人身上。这其中既有民间的好奇和自发追崇，也有很大力量来自官方的宣扬推动。为何当时的的统治阶层会有这样的考虑，要改变“祖宗定下的规矩”？是否这些平常小事，也成了改革的突破口？
袁伟时：这些改变是很自然的。中国人生活方式的转型，主要是基于方便、实用、美观，自己感觉到舒适，自然就接受了。比如你留长辫子很麻烦，但是你剪一个短头发，卫生，方便，美观。要是穿长袍马褂，夏天就很不舒服，穿T裇好凉快啊，自然就推广了。公权力不应该干预公民的私事，而应该把改革的关键问题抓住。
可是，有些人就糊里糊涂，甚至有一些自由派的朋友们，也拼命抨击新文化运动。其实他们对新文化运动根本不了解。现代化的过程一定要伴随思想变革，这个思想变革就是新文化运动。它要批判的是传统文化中的宗法专制成分，普及现代文明中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念；“文化断裂”云云与新文化运动风马牛不相及。从1911到1949，特别是国民党专制统治建立以前，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哪里有什么断裂？！没有思想变革，中国大部分人想要的民主政治、公民自由、健全法治……是得不到的。思想变革是一切变革的先导和基础，离开新文化运动，现代化不过是镜花水月。
激进思潮与历史的回头路
凤凰周刊：鸦片战争之后百年，西方传入的民主政治思潮，逐渐成为几代中国进步人士追求的目标。有一种看法是，似乎只有民族危机来临，专制政权的民主改革才会被迫迈开步子。您有何评价？
袁伟时：民族危机到来时，为了寻求民众的支持，统治阶层往往向民众让步，开始民主改革。就好比清末的改革，就带着“救亡”因素。但是我不同意将这个观点绝对化。不能否定市场经济发展和思想变革的作用。
市场经济加现代文明知识普及，一定催生公民的权利意识，成为制度变革的强大基础。比如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民国一成立，那些军政大员包括原大清帝国的高官，异口同声都是民主，法治，军人不得干政，司法要独立。尽管他们说的跟做的可能背道而驰，但在思想观念上也认为现代政治制度是对的，不遵守是理亏的。民国初年那些军阀要执掌政权，都要想办法利用国会。大家不是骂曹锟贿选吗？另一方面说明他知道，想要当大总统，还是要收买选票——有了投票这个程序，统治才有合法性。
凤凰周刊：为何几代人努力至今，仍然举步维艰，有太多的常识需要普及？在您看来，是鸦片战争的炮声依然没有震醒中国人，还是阻碍民主进程的保守思潮仍然强大，并且能够修补自身漏洞？
凤凰周刊：当权者的专制是一个方面，但我们不要光指责这个方面，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我看来，许多民间进步人士和在野的政治家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很鲁莽，也会推迟民主政治的到来。
凤凰周刊：比如刚才您提到康有为就很鲁莽，激起既得利益集团的猛烈反弹。
袁伟时：对。民国初年中国宪政为什么不能巩固？很重要的一点是国民党太幼稚，太极端，是当时激进主义的代表。
孙中山是国民党主要领袖，他不顾客观实际硬要发动二次革命，不但国民党一蹶不振，而且把和平宪政的进程断送了。
民国初年实际主持国民党工作的宋教仁也是非常幼稚的。当时所以能够实现南北统一，很重要的是革命派的政治妥协，同意只要袁世凯支持共和，就让他当大总统。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立即打电报给袁世凯，重申虚位以待，未来的大总统非你莫属。1912年8月，孙中山、黄兴到北京面见袁世凯，双方达成默契：未来十年，让袁世凯当大总统，孙中山他们则去发展实业，修20万里铁路。
可是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国民党的另外一派人，非常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他们力图通过选票，一下子把权力从袁世凯手上夺回来。这是非常幼稚的想法。这个幼稚的想法从民国元年就开始出现了。
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实行的是总统制。当时宋教仁曾经提出来要实行内阁制，孙中山坚决反对。但是袁世凯当选临时大总统了，宋教仁他们在孙中山支持下，马上变脸。没有和袁世凯商量，就制定《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成内阁制。无非是做好圈套让袁世凯钻：当虚位大总统，国家权力仍然在国民党手上。后来更发展到打算不让袁世凯当大总统。有人主张黎元洪来当，有人主张黄兴来当。不管是黎还是黄，内阁总理都将是多数党领袖宋教仁——这就是要改变当时整个政治格局。国民党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全法治，让民主政治走上正轨，而是一下子就想通过政体的转变，把行政权夺回去。他们没有考虑，实力最强的袁世凯和北洋集团会同意这样的改变吗？如果不同意，会带来怎样的后果？
中国的民主政治想要上轨道，要特别注意这种激进主义。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人批评激进主义。我说批判激进主义是对的，可惜找错了对象：那些朋友以为思想启蒙、宣扬现代政治的进步观念，就是激进主义。于是，起劲批评新文化运动。错了！激进主义的代表是国民党，是那些力图立即夺取权力的革命派，他们才是不顾实际的鲁莽的激进派。倘若按照清末宪政的路子，循序渐进，推进地方自治，健全法治和议会，民主宪政会从中国的土地上慢慢生长出来。但是年轻的革命党人不顾实际，造成很大损失。结果是一再走回头路，一次又一次从原点再出发。
凤凰周刊：实际上一百多年来我们频繁地走回头路，您觉得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有某种规律存在？
袁伟时：归根到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惰性。一言难尽，简单地说，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东西是瑰宝；所有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产，都应该保护起来。至于哪些进博物馆，哪些在现实生活中继续生长，那是自然选择过程。让各种文化兼容并包，自由交流，不要干预公民的创造和选择，文化就健康成长了。
历史的教训是老百姓喜欢的，有些人总是搬弄“民族大义”之类的大棒加于打击、压制。裤脚多宽，袖子多长，扣子应该扣几个，成了纯洁与腐朽的分界线！文明，文化，没有国界。我们一再选择错误的道路，说明现代文明在中国始终没有真正植下根来。
现代文明是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在自己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出现问题。这些问题应该怎么解决，人们没有现成的经验，包括发达国家也在不断摸索、改进。比如从19世纪乃至更早就不断折磨人类的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危机问题，人类为什么会自相大规模残杀？如此等等。年轻的中国知识阶层一打开国门，就面对世界性的难题。可是，中国没有世界性的大思想家来解释这些问题，于是只能够变成那些极端思潮的拥趸。
凤凰周刊：就好像您刚才讲到的，中国没有自己生长出现代文明，所以只能不断从外面去学习，去“拿来”。
袁伟时：对，而且你学和拿的时候，又不是学人家的真道理，甚至走了岔路。要知道不论怎么变，公民自由、法治、民主和保护财产所有权是不能变的，这是现代文明不能逾越的底线。守住现代文明的底线，局部错误是容易纠正的。比如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它的一大批企业国有化，但是它守住了基本底线，看到国有企业效率很低，此路不通，慢慢就改回去了。再看美国，面对世界性难题，搞出一个罗斯福新政，提出得到毛泽东主席赞赏的四大自由，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合理成分，就把人类文明推进到新的阶段，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实现了某种意义上的融合，最后以1991年苏联的瓦解吹响冷战的终结号。也就是说，我们考虑历史问题，还是要着眼世界文明发展的全局。
原载《凤凰周刊》2010年第21期（7月25日出版）第92—95页 在一次交谈中，您提示说：民国范儿并不像现在的影视剧那样，但可以到民国电影中去找，请进一步说说。 陈：我喜欢看样子。所谓“民国范儿”，先是一种“样子”吧，和如今满眼所见不一样。今人要“看”民国，只能是照片和影像了。去年的电视剧《潜伏》，有点像的，但民国的真滋味还在民国老电影：《马路天使》、《小城之春》、《神女》，《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时的导演和演员不知道什么“民国范儿”，他出来就是啊。 你们新周刊今年发了一幅难得的照片，是胡适在美做大使，几个绅士婌女围着他，各人的装扮，姿态，室内的陈设，全是对的——单是这张照片，可写一篇民国与共和国文化差异的大论文——可是拍摄那一刻，他们哪在乎民国不民国。现在各驻外使馆，你见过吗？ 近年拍的所谓主旋律电影，那份肉麻，我宁可看五六十年代的《南征北战》、《鸡毛信》、《董存瑞》，一股活气：那才是货真价实的革命电影。“革命范儿”，也早没啦。你听听现在唱的老歌红歌革命歌，别说装腔，靡靡之音也不如，那是革命的自我调戏、自我作贱啊。 正宗的革命范儿，是民国之前的国民党，当时俗称革命党。革命党闹革命，没功夫弄文艺，所以民国文艺倒是民间生发的，有感情，有豪气，但是没党气。听过１９５３年前后电影《上甘岭》里的大合唱《祖国万岁》吗？至今还是歌颂共和国的压轴曲：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边住， 听惯了船工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 这种歌词的写法、爱国的爱法，其实是民国的。当时的词曲作者与合唱演员，是民国人，歌声里那种情感，也是民国式的，此后这等朴素真挚的歌词硬就是写不出来——到六七十年代，革命歌一股戾气，现在的唱法，那是又土又俗的妖气了。 我们想像中的民国范儿属于一种误读？您曾经说，民国范儿到文革才结束，中共高层都有民国范儿。 陈：别以为民国范儿属于“反动派”，弄得装扮蒋介石毛人凤的演员们挤眉弄眼瞎琢磨，其实第一代第二代中共高层站那儿，就是一群民国人。毛泽东1893年生，民国元年十九岁，1949年五十六岁。你把五十年代中南海照片和国民政府的黑白照片对比看，何应钦啊、李宗仁啊……党气虽有不同，“范儿”大致一类。国共仇寇两度合作，原是同学同事关系，平时隔壁邻居，白天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追同一个女子，一家两代就有两党：邵力子傅作义陈布雷的儿女，都是中共的人。蒋经国在苏联还写过公开信声讨他爹。毛周临死惦记对岸的故人，那都是老上级老朋友啊。 两党作风彻底改变，是到文革了。部分原因是服装的变化。蒋比毛早死一年，同期的照片，蒋宋夫妇穿中山装和旗袍，大陆这边，毛江二位忽然穿上解放军绿军装，那是共产党自己设计的，民国时期，共军军装就是国军军装嘛，只是朴素破旧一点，几位大帅不戴美式大盖帽而已。共军是到抢占东北后才设计自己的军装样式吧，这要考证，我不清楚。然而服装和扮相是要命的事情。民国二十年代的热血青年向往一套北阀军装，四十年代的时髦小子穿美式大衣，六十年代末，哪个红卫兵小子穿一套黄里泛白的解放军旧军装，姑娘瞧见，就扛不住了。美国普普艺术和法国学生运动都把绿军装视为红色中国的符号，八十年代崔健单挑绿军装上台喊摇滚，不是没道理，照符号学观点，那才是正宗共和国小子，一无所有。 你会说，服装不能代替气质，没错。国民党元老不去说了，共产党起事那拨人，都是有脸有谱的范儿：朱德是忠厚的军阀气，周恩来是辅佐的宰相气，李大钊是典型的儒相，瞿秋白是刻骨的亡命书生气，陈独秀根本就是康梁那代大逆子，生得晚了，气概一点不输，犹有过之……二流的角色也是有声有色：康生那张明末东厂脸，许世友简直是明初的武夫相……搁在古代，这些脸谱可就进了三国水浒，说书唱戏作演义了。 如今的军政舞台，你排几个像样的脸谱给历史看看。１９４９年第一届政协会议老照片，我从毛周身后的人缝里仔细瞧，各省民主党派那些老人的面相架势，如虎如豹，都是真角色，满以为从此可以协商下去呢。后来一批批蔫了，但譬如章士钊，还给用着，还常活动：早先他是陈独秀的辩护律师，又暗送经费给毛润之，念老交情，文革初他还试图协调毛刘关系，文革中期周恩来安排他密使香港和国民党人员接茬…… 依您总结，民国范儿是个什么范儿？ 陈：１９７９年我在北京的什么演出场合远远看见当时的侨联主席廖承志。迟到了，穿着肥大宽松的中山装裤，一脸疲倦而宽厚的官相，被前呼后拥走过座位当中的通道，和人握手点头，谈笑风生，十足像个老爷。你想啊，虽然他在共和国做了三十年大官，但他爹是民国元老，他是第一代民国老革命的公子哥，大少爷，从小看惯两党大老，自是民国的气度。前年读到一篇他的下属的回忆，果然说他一天到晚开玩笑，为此还做检讨，检讨时仍旧开玩笑，说是临死前再说一句，逗大家笑笑，然后跳进棺材去。 这就是民国范儿。如今的高官会是这般做人说话吗？ 可是老牌共产党员有的是这范儿。单是特务系统，李克农喜欢养狗打猎，康生在延安穿美式皮夹克，还精于搜刮文玩（最近去世的漫画家华君武也会打扮，叼个烟斗，皮大衣敞着，雪白的羊毛围巾，他在延安时期的照片穿着破棉袄，可是一脸神色是上海滩前卫艺术家公子哥）。周恩来不必说了，重庆南京时期，七十年代中美建交时期，美国人见那范儿，就有认同感。周的父祖辈是被选派迎候南巡圣上的地方豪绅，所以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其实是晚清的世家子弟。如今外交官见外宾，全套西装领带，头发专门弄过，还是又土又呐，放不开。前时退休外交官吴建民指说驻外官员说话言语贫乏，其实很难怪的：二十年来，再高层的官员学者也是小科员一路看眼色混上来，谈吐气象，自是不济。 但民国范儿并不单指权贵，而是各色人等坦然率真那股劲。民国前后出来举事的家伙，敢作敢为，有豪情，有胆气。成败不论，忠奸另说，你譬如汪兆铭，诗词了得，美少年，居然弄炸弹，搞暗杀（蔡元培也干过同样的事），捉住判死，清朝官员念他才俊，给他免了——清朝的范儿也是性情毕露啊——再譬如胡兰成，浙江乡村穷孩子，学历背景全没有，出来指点江山，有学问有文采。现在嵊县胡村出来个穷小子，也就是打打工，写写手机短信吧……民初张国焘陈公博他们去广州，年纪轻轻，满脑子革命见解，廖仲凯，就是廖承志他爹，干瘦老头，直接带着小伙子进国民政府面见孙中山，说是你们讲讲吧，什么主张，他们就冲着国父大大咧咧说。民国的有志青年见了大人物，心里脸上，没遮拦。五四那天，张国焘为首的学生队伍准备前往天安门，校长蔡元培出面劝说，给小张跑上来一把档开，领着队伍就出校门了。 抗战之际，群情滔滔，也是蔡元培出面申说政府万难，结果学生竟然拥上去拖着打。蔡先生是怎样的资格与人格？经此一事，身心倶伤。 清末民初，中国民间冒死犯禁的猛人太多了，成了要命的基因遗传，４９年后，遗传错位了。林昭，５７年阳谋初起，没她的事，实在因为看不过所谓右派同学被围攻，忽然她就跳上桌面，大声喝断，和那些围攻者激辩，还当场念古诗。你想想，一个苏州的女子，二十几岁，浑身是民国的刚烈，她的上代就有民国的烈士，而她后来果真拿命抵了自己这股气。她在狱中也有柔弱愁惨之时，留有诗文，言辞凄然，情同秋瑾姑娘——共和国时期多少不安分的少年，包括部分红卫兵，都以为是在继承先烈遗志，都有一脑们子被灌输的革命记忆，谁也不会想到那是民国记忆，他们仿效崇敬的中共烈士，是民国范儿啊。 那年《色戒》播映，我遇见余光中夫妇，余夫人说，我们民国的女子是有烈性的。《色戒》那位烈女子的上代，也是烈士，和林昭一样，一门之中，两代人喋血成仁。 现在的七零后八零后总算摆脱这致命的记忆了。掐断历史是要动刀的。张志新喉管给切了，但你知道林昭的待遇吗：她在单人囚禁时整天叫骂，狱卒专门制作一个头套，封住她的嘴脸，吃饭时解开，饭后再给严严实实套上，睡觉时也戴着。指挥家陆洪恩当庭叫骂，直接把他的嘴撕了，去刑场路中再给击落下腭，发不出声。切喉管是医学进步，并不止张志新，１９７９年我看过官方报道，总共四十多人犯被切割，其中包括文革后执行死刑的人。 民国若是个时间定义，从1912年开始到1949年就结束了。若是个空间定义，它气息未绝。您是如何定义民国的？ 陈：民国那股气，不是民国才有。清灭了，但是清朝上朔整个古代的那种士子气，那股饱满的民风，其实都在，都顺到民国来了。民国是新朝，是古老国家的庞大转型，民气格外强旺，不然哪来那么多前仆后继的乱党和烈士。关于清末民初的叙述，解放后弄得只剩鲁迅一个文本：在他的小说里，那个时代暮气沉沉，老朽不堪，可是你想想清末革命党那份嚣张、那份咄咄逼人，康、梁，还有徐锡麟、谭嗣同，舍我其谁，敢作敢当，是个腐朽时代的征象么？鲁迅自己，说话之猛，诅咒之毒，又岂是孱弱的国民所能为。他曾形容神州大地是“无声的中国”，其实在他的时代，中国吵闹得很哩。１９１５年胡适回国后，上下古今发议论，才二十六七岁，成名后每周择一日，家门敞开，各色人等进去和他摆龙门阵。今之网友或许讥为作秀，可今人哪来那股阳气。现在二十六七岁的博士生留学生，也就整天缠绕论文格式，排列关键词。 民国作为国体，是短命的，粗糙的，未完成的，是被革命与战祸持续中断的褴缕过程，然而唯其短暂，这才可观。一个现代国家现代文明的大致框架，就是那不到三十年间奠定的，岂可小看。单说民国的大学教育，今时休想望其项背，当年浙江的中小学教师是李叔同丰子恺叶圣陶，绍兴镇的中学校长，会是周树人。近时读出版业巨子张元济往事，他好像是前清的举人吧，49年新政权催其北上共与国事，老先生既疑且惧，几度上书推却，用的是汉赋的辞令……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 民国的前因，是在清代——清晚期，所谓白话文，所谓现代传媒、现代教育、现代习俗、现代价值观，包括初期工业、交通、邮政、商业等等，都出现了——民国的后果，则延伸到１９４９年之后。气数断绝，那要到文革了。毛泽东说：文革是共产党对国民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继续斗争。我小孩子听着，吓得出汗，我们不是戴着红领巾天天升旗举手要接班吗，怎么还没斗完，现在想想，他很清楚，４９年前认识他、了解他，与他平视平坐的许许多多老辈，都还活着哪。 我是到了九十年代回国一看，才回过神来：我小时候，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甚至部分八十年代，满大街是民国人（十三届三中全会主席台上，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人，包括彭真李先念杨尚昆等八老，哪个不是民国人？）很简单，我辈的家长，民国青年，我辈的中小学老师，还是民国青年。为什么大家怀念八十年代恢复高考后的大学教育？原因固然很多，关键一条，那时各大学主要教授都是民国的文人。我上美院时，左翼老前辈如鲁迅的学生江丰，为聂耳填词的许幸之，都还在食堂打饭吃，北京城里，梁漱冥钱钟书沈从文杨宪益，都好好活着呢。现在毛主席应该放心了：他的同代人都死了。 要说空间定义，除了殖民时期建筑和古代建筑，全国目前可看经看的楼宇殿堂，譬如清华、燕京(即今之北大)、北师大，南京的中央大学(即今之复名的东南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当然，还有中山陵，全是民国人设计的(部分是洋人设计)。这些年有钱了，中国的大学建筑张牙舞爪，不伦不类，哪像是斯文之地。 再者，话语算不算空间？所谓白话文，现在公认最好的白话写作是在民国，而民国上乘的白话文是清末旧白话，渊源上溯宋明。４９年后，尤其是７９年迄今的白话文，白是白了，然而无文，眼下你举得出一位文体家么？这是大题目，还得另说。 听说您收藏有老照片，有名人如蔡元培的，也有普通的如上海棚屋女人的。能否给我们讲讲，看图说话一下。 陈：我有一件原版照片，是蔡元培和眷属站在那里，穿着呢大衣，边上站着鲁迅要好的浙江老同乡许寿裳，一副忠厚相，介于旧时乡村读书人和到外面做事后的现代草莽气。我小时候家里的浙江亲戚就是那模样，他俩是因为德国日本留过学，自有一种沉稳豁达，不可言传。 另一幅照片是美国记者１９４９年拍的上海苏州河边棚户人家的中年妇女——上海没有比住河边棚户更底层的人了，小学里有钱孩子骂人，就说他家是棚户区——可你瞧那女子，干干净净，头发用水油蓖过，梳得一丝不苟，很好看的发髻，双手正在衣襟扣那斜到腋窝的盘扣，给太阳照得眯眼，面容饱满好看，甚至有点富泰，一点不贱、不自卑。现在瞧见农民工和城管队动辄殴打的盲流，我就想起小时候邻居穷人家规矩，平时出来头发梳梳好，衣服整齐，干净见人。真的，那位棚户女子立即叫她扮演宋庆龄，虽不合格，也比《建国大业》里的国母更对。不是演员不好，是没见过民国妇人的起坐言谈，即便装扮都到位，还是没感觉。我记得直到文革前，随便哪个贩夫走卒都是有模有样，小职员之类，头发中间分条头路，像周立波那样梳得精光。文革开始人斗人，全疯了，那才叫斯文扫地，不顾颜面——从此中国人的模样，江河日下，不可收拾了。 民国时代的商人、教授、文员、流氓、工农、女性，甚至儿童……各有范儿，山东出版的《老照片》提供了丰富的影像资料，大致是民初到三十年代，民国风最鲜明，四十到六十年代进入模糊期，形神扮相多有重合，文革到八十年代，民国气完全消失，代之以共和国类型。我听美国学者说，文化人类学家曾用人物影像作世界范围各区域调查，以百年为跨度，研究现代化过程中人的面相、精神和气质，据说中国人的脸百年变异最巨大，最深刻，前后难以辨认衔接。可惜我无法找到这珍贵的资料。 再说风光，去年我得到一堆珍贵的旧版相册，一是英国人法国人二十年代前后拍摄的北国与江南，看得我心痛。那时的中国虽已内战频仍，然而只看景观，真是富饶宁静的古国，和今之欧洲没有两样，即便贫瘠落后之地，屋舍俨然，仟陌纵横，穷归穷，然而干净、自为，没有败坏，处处编织在中国自己的美学图画中。 另一组影像是日本战时出版的系列战争摄影，记录日军攻占各省市的军事景观，我在每幅照片的背景中看见了当年中国各大省区和都市，各地风格迥异，锦绣河山，非常非常好看啊，和今日景观全然不同。然而这组照片尤其令人沉痛而气短，不说也罢。 如何看待民国留下的遗产？我想这既是生活方式的，也是文化的。 陈：共产党就是一份庞大的民国遗产。你能想象我党会在晚清，或者１９４９年后这才光荣诞生，发展壮大吗？ 人们总感叹，看那些民国老照片，觉得民国人活得比现在人挺拔、时髦、有教养、有威仪——哪些东西是我们丧失掉的？ 陈：民国人什么罪都受过，战争、逃难、饥荒、沦陷、破产、亏空…上海老辈说起，顶屈辱是过外白渡桥要给镇守的日本兵鞠躬，搜身，吃耳刮子。我父母在抗战逃难中亲眼见过被轰炸后狼籍道旁的尸体……可是民国百姓从来不知道什么城乡户口、待遇级别、粮票油票、五类分子……更没有经历过上级下级之间，同学同事之间，街坊邻居之间，甚至家人与爱人之间的检举揭发，彼此防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之类，即便老于世故的民国人，也不知道做人还有检讨、认罪、批斗、下放等等等等花样。我父亲回忆，说是１９５０年潘汉年给全市职员做报告，长达七个钟头，叫做“放下包袱”，意思是你解放前干过什么，全部交代，重新做人——同期，周恩来在北京大学也做同样的报告，也是一讲七个钟头，要所有民国书生从实招来——这一套，民国人哪里领教过？那时人老实啊，于是全班加入三青团之类，据实写出，签了名，交上去，以为可以效命新中国了，哪晓得从此不得好活，不得好死，牵连亲友，祸延子孙…… 那报告做了没几年，潘汉年同志自己也给铐起来，关进大牢了。 简单说，民国人没有大规模被侮辱与彼此侮辱、被监管与彼此监管的集体经验。你看抗战时期那些流亡西南的师生教授们，一路千辛万苦，稍稍安定了，长衫西装箱子里取出来，穿穿好，拍出照片，斯斯文文，有尊严，有气象，一点看不出怨恨愁惨。你从史料看，他们之间有派系，有恩怨，有各种难堪，但没有长期被侮辱被贬损，因此戒惧而扭曲的集体心理 《老照片》里许多坦然自若的男子女子，不过是当年乡镇打工仔，同样的角色搁在今天，面目卑贱萎缩。民国虽说还没消灭阶级，士农工商的关系绝对不像教科书说的那样。有次我去天津参加什么企业发放助学金给中学生的典礼，台上领导轮番发言，肉麻夸张，好像都是活菩萨。只有位老教授说话平实，说他抗战时家里穷，全靠民间资助才读完中学，你想，沦陷时期还有资本家设立慈善机构，不事声张，很朴实：小孩子拿份成绩单，说说家里怎样穷，不必填表申请，不必感谢党，每学期自去领钱就是。 民国是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大师辈出、精英涌现，如何看待民国的杰出人物？我简短列一个单子，想听听你对他们的言说，如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鲁迅、张爱玲、赛金花、梁启超、张伯驹等。 陈：我家弄堂里有位白面书生，兰布中山装，相貌清正，玉树临风，开口说话清清楚楚，终日和一帮野兽般的小混蛋周旋着，是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老师，我上学时天天看见他。数年前他读到我的哪本书——真是不好意思——写了几句评语，别人转告我，才知他是章太炎先生的孙子，因为出身不好，六十年代给塞在弄堂的民办小学里，可他一年到头像个君子，好有教养。八九十年代他被起用了，是上海政协的咨议员吧。前几年我去拜访他，得到他写的书。 我至今记得他斯斯文文站在弄堂口，又正派又礼貌，对一位调皮透顶冲出队伍的小男孩说：“听见吗？！回来！你给我回来好不好？”那小子理都不理他。 民国人对人对己，有礼貌，有规矩。文革批斗老年人，再怎样挨打挨唾沫，跪下去，拎起来，论到说话了，清清楚楚，凛然有自尊——他们不知道怎样说假话，说软话，他们还没学会共和国的语言。包括被批斗的延安时期老党员，摁下去了，一顿暴打，好不容易给扯着头发抬起身，也不过是说：唉呀！小同志，你们不懂历史啊！于是劈头盖脑接着打。 章太炎、梁启超、鲁迅、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我并没有合适的资格和语言评说他们。这类动物绝种了。我们的时代固然还有许多聪明有才之人，但所谓“人物”不是指聪明和才学。单说才学，也无奈。譬如张爱玲，不提小说，她的古文和英文，会把《海上花》全部理过，还用英文写影评、写小说《雷峰塔》和《易经》。这不过是她的小动作，及今也没哪位中国作家弄得来：她上过北大复旦中文系吗？她交过哪篇论文？ 现在昏天黑地闹什么英文考试，想得到吗，方志敏这样的大烈士，你以为就会谋反吗？他在江西小地方上的是教会学校，十九岁前后就用英文写小说，发表在地方刊物上：当年的地方刊物，居然有中国人书写的英文小说！中共元老张闻天，还翻译过尼采。又譬如老左派周杨，整人无数，可他参与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圆润谨严，今天的译本哪里比得，他也没上过什么外语学院，更不是教授博导，年纪轻轻就在上海滩支使党羽，逼攻鲁迅了。现在你拎个学生会小党棍出来让他动手翻译翻译？！ 梅兰芳也实在没办法：如今哪个中国大牌演员出访美国，出访俄罗斯，也弄不出他那时的动静。从影像资料看，他与洋人交接不过是微微笑着，微微欠身，斯文得不得了。他的优越是因民国初起，古中国文艺第一次亮出国门，世界瞧着新奇，而他也果然金贵，艺术与生活，宛然一体。见过他北京四合院老照片吗，如今哪位身价千万的角儿有那样的家。 赛金花，不知如何置评。这类女子在我们的时代根本没有。自然，改革开放后嫁给洋人的女子多得很，挑头几位都有一本经：星星画展女画家李爽１９７８年前后和法国人相好，愣给关监狱两年，惊动法国总统，和邓小平讲了，兼有一帮法国书生举牌抗议，这边才放人运到巴黎去—－无论事因，古中国与异族间的交际与通婚，源远流长，李爽这种事告诉赛金花德瓦西，人家根本不知怎么反应啊。 我们谈民国，只能谈著名人物，太多平民故事被淹没了，无从谈起。去年读龙应台先生《大江大海１９４９》，许多动人的小故事。内战起来，中原数千名中学生由老师带着，浩浩荡荡往南逃，每宿一地，就在檐下廊外就地上课。实在太苦太险，中途不少孩子失踪了，离开了，其中有位湖北女孩临别送一册《古文观止》给她相熟的男同学。此后这一册书居然成了逃难学生唯一的中文教科书，一路用到缅甸的法军集中营，用到台湾。可惊可敬啊：那位男同学五十年后回到湖北，找到书主，完璧归赵，俩老头老太捧着破书，拍了一张照。他们算民国精英吗。一本《古文观止》，也不是为了研究国学。 几座有民国气息的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南京、台北。您作何评价？ 陈：都拆了，评价什么？上海是因为要留着产业，上交利润，兼以上海殖民化形制相对透彻完整，所以没大动——１９９２年以后不客气了，开始动手，面目全非——１９４９年后给糟蹋给冷落的好城市，就是说，民国年间已经相当规模实现西化现代化的中国城市，是天津、武汉、南京。现在老区老街老建筑，留是留着一些，局部可看，谈不上民国气息了。你读杨宪益那代人的回忆，大约可以想见吧。我有幸认识杨宪益的妹妹，看过老太太家过去的照片，多好的一座城。 台北也没有民国气了，倒不因为这边，实在那是一座日据时代的早期现代城市，和英美法德人下过心血的上海天津，原不能比，国民政府过去后老想着反攻大陆，没怎么建设。真的弄起来，是九十年代后了，但你进入台北的人家，可看耐看的空间，可就多了。台北和民国人记忆中的民国，难比较。白先勇小说中的那些太太们初到台北，想煞南京与上海。 说到民国的可爱之处，您会怎么说？ 陈：以我们的教育，民国的一切都是“旧社会”，这是大误解。相对人人梳辫子的大清，民国才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胡兰成的说法比较可喜而平实，他说：民国好比是“新做人家”，凡事初定，气象清新。你看所有民国老照片，虽是黑白的，陈旧的，沧桑岁月，可是细看进去，一本正经的天真淳朴。抗战时期知识妇女们笑嘻嘻扛着大刀，天真得可笑可怜，不过是拍张照。你看阮玲玉周旋那份嗲，那份柔弱，也属憨态可掬，哭着哭着，又笑起来。民国男女的婚恋聚散，也是一绝，动不动登报发启示。跑去延安的不少青年，动因是为逃婚，你看延安时期黑白记录片，一帮女青年排队拉手团团转，跳舞唱歌，也是质朴未凿，一派天真，又像发嗲又发狠，那是天津南京女子大学带过去的西洋集体舞……要不是后来知道延安整风整死人，要不是许多延安男女后来成了右派，发放东北西北，死得不明不白，那延安十三年真是天下最纯真的生活、最浪漫的地方，西方左派看了吃不消，感动死了。这种纯真浪漫，只在民国，迄今往后，中国再也不会有，也不可能有了。 对于民国时期的文艺，您的整体判断是什么？ 陈：民国虽有检查机关，但没有□□部、文化部、广电部、文联、画院、美协、舞协、音协、剧协……他们管制媒体的方式，譬如雇些打手砸你的书店出版社，真是小儿科，也属天真幼稚型。他来砸，说明你和他是分开的，现在用的着砸吗？张道藩，徐悲鸿的留法同学，抗战时期出任国民党主管文艺工作的大官，略微相当于□□部长吧，他晚岁追求徐悲鸿前妻蒋碧薇，写情诗，其中有句：“我身上一块块肉割下来，每一块写着我爱你！”肉麻吗？是的，所以这等官员怎能是共产党的对手。 前面说了，民国文艺多是民间生发的——我母亲唱过几句《总理遗嘱》给我听，那种志气的表达，好谦虚，像是哪位乡村教师业余写出来——其中左翼的，或者说，偏左的文艺（即相当于今日“体制外”文艺），是最精彩的部分。它与1949以后的文艺有关系，但又没关系，这是大话题，也得另说。 是否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认知系统，除了科技和物质在进步之外，其它方面一直在“退步”？这就涉指到一个重要的命题：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 陈：我不愿说是退步。今天大陆做成的种种事，至少，论硬件，是民国一代想做的事情。国民政府不剿共、不抗战，也得实现“四个现代化”。百年中国的一切折腾，都是为强国。我们为什么怀念民国——虽然我不知道究竟多少人果然怀念民国——大概因为中国总算比较地强了，阔气了，忽然发现人的状况不妙了，时代的滋味不妙了，回头看看，居然乱世民国还有那么多妙事，那么多奇人，所以怀念吧？我不知道。顾念前朝，是历代中国的士夫情结，如今的怀念民国，性质又似不同。你们为什么要做这一期“民国范儿”专题呢？ 政治问题归政治问题，我愿有保留地肯定今天的中国。若说民国的一切都比今天好，那是荒谬的。那时的中国还是前现代国家，像样的公路没几条。民国政治的幼稚和败笔，不知有多少：国民政府曾经明令废除中医；吴佩孚时代，议会居然集体讨论拆毁故宫，将紫禁城辟为政府机关，所幸吴大帅电令制止，违者“格杀勿论”；49年后，拆毁故宫的设想并未搁置，拖到六十年代不实行，只因国家太穷，又闹文革，顾不上，不然天安门以北全是办公楼了。所以我们时代的种种人祸，论前因，部分缘自民国时期泛滥无忌的文化激进主义。 民国离乱的一代，渴望富强。问题是途径与代价。现在是谈论代价的时候吗？我们还在付代价，还不知要付多大的代价、付什么代价呢。 现在颇多民国研究，如南京大学有《民国研究》杂志，北师大修订了《民国史料丛刊》等，民间对民国研究的热情更高。对于民国研究热，您的意见是什么。 陈：我感激民国研究学者。去年读杨奎松先生写的书，平实有据，非常好，我读到历史的理性。那是政治研究，不算文化研究，看你怎么读。在一切民国史料的缝隙里，我随处窥见那个时代的气息和质感。 不慕今人慕古人。如果说真有“民国范儿”这样一种生活礼仪或生活方式，“范儿”针对“失范”而言，我们现在的“失范”又是什么？ 陈：别说“民国范儿”，连五六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种种“范儿”，也都遗失干净了。不是吗？如今但凡可观而存有价值的类型，几乎都“失范”了：我们真失得起啊。你想想，七八十年后的中国人会不会无限向往地说：啊！“改革开放范儿”太迷人了！真有意思啊——你举得出哪一群当今人物，日后亮得出去，留得长久，居然成为后人怀想追慕的“范儿”吗？ 从民国里来，到民国里去。那些出生于民国的人，也都是民国的遗老遗少了，但却回不到民国里去。您怎么看待他们。 陈：木心先生曾经笑说这一层，警句：“遗老不够老，遗少不够遗！”如今哪有民国的遗老遗少啊：你去瞧瞧国共两党的儿孙辈。 不过我倒不以为“回到民国”是一种价值。三十年来，中国被有限释放的活力即便从未以民国为指归，但是民间各种自发的个人行为个人价值，正在各层面破茧而出，呈现奇怪而惊人的姿态，成为社会潜流，有如方兴未艾的网络。无数青苗：八零后、九零后，虽说还在念政治考试的经，但他（她）们和民国年间的孩子们理应等同，朝向未知的可能性。为什么我不愿苛责年轻人？清末民初的孩子也曾被世人讥为“一代不如一代”，然而一代送走一代，今天，中国到底不是清末民初烽火离乱的中国，也不是文革时期的中国了。 我有时瞧见簇新的青年一脸无辜站那里，即便空白如纸，总算不见党气戾气了。你知道吗，最近看江苏台为男女生牵线搭桥的电视专栏《非诚勿扰》，我非常感动。不为男女情，而是看见了坦然率真的新青年，农民工组合尤其可爱。每位男女公开说出自己的好恶，言语得体，态度自然，虽有位党校女官安插着（烫头发、抹口红，颇有几分性感），但是节目的气象实在是真实的，人性的，如胡兰成所说，有一股对人世的相信——民国的可爱，不就是这真切与相信吗？ 最近的历史又是最远的历史，因为历史越近越难看得真切、辨得清楚。说了这么多民国的话题，可我却疑心它是否真的那么美好。 陈：有一位早期去延安，后来走掉的中共史家，名叫司马璐。他的自传详细描述出离延安后的四十年代中晚期，期间他去了重庆、南京、上海，又办报纸，又组党。他说，他不知道在中国还有比那个阶段更自由的感觉。当然，这家伙是个叛徒，是反动派，虽然文革后的北京党史专家据说经常越过海外向他请教当年的人物与故实。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指叫嚷自由、追寻自由的人。民国时期的共产党人莫不公然宣称民主和自由。如今我们大概真的自由了，不叫，不想叫，也不许叫——九十年代末李慎之先生冒险破这自由的题，人劝他慎重一点，他大声说：“由我来先说吧，我是党员！”李先生是勇敢的，问题是，他本来是自由的：四十年代他有投奔异党的自由，也为了自由而加入共产党；过了整整五十年，因为“我是党员”，他才能重提当初共产党挂在嘴上的自由：他晚年终于明白，不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自由就是自由。这一层，他不如五十年前的司马璐，尤不如有言在先的储安平。储安平1948年就说：在国民党那里，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今后可就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半个多世纪过去。民国的种种善，民国的礼义廉耻信，早被大规模玷污，大规模失传了，民国的种种恶——贪污腐化、裙带关系、横征暴敛、弱肉强食、丧尽天良——倒是进步神速，以至发扬光大：不是吗，论恶，论恶的丰富性、离奇感、创造性，我们绝对有资格看不起民国人。 是的。中国是以这艰难的进步警告中国：中国的进步何其艰难，何以艰难——民国是否真的那么美好？好问题。我非常希望你是对的，也希望我以上的意思全属错谬：为了免于沮丧，人乐意肯定自己存活的年代；为了免于虚妄，人会质疑传说中的前朝。遗忘民国吧，它早已被唾弃了。不过，你所说的“美好”，或不美好，是指什么呢？ ２０１０年７月２８日写在北京 “人格就是命运，格局就是结局。”志向远大不一定成就伟大，但没有远大志向，绝不可能成就伟大。很简单，天下不会掉馅饼，更绝不可能掉伟大的馅饼。年轻的左宗棠之所以先后深深吸引住陶澍和林则徐两位封疆大吏，应该正是他身上所焕发的浩大之气。 ——题记 按：本文写于2010年6月参观湖南湘阴左宗棠故居后，一者感怀左公其人，另者感慨今日世界正气衰微——《正气歌》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但不幸的是，本色天地，而今安在？从日月星辰到山河大地到世态人心，上穷碧落下黄泉，一路茫茫皆污染，真不知这星球要坠向何渊！ 左宗棠是与曾国藩并称的清中兴名臣，同为湖南前辈，但相对于曾国藩，我对左宗棠是比较陌生的。当湘商文化创始人、社会活动家伍继延先生说邀请我去他的家乡湘阴走走、参观左宗棠故居时，我还有些愕然：左宗棠是湘阴人？哦，印象中差不多。 左宗棠可能是有些夹生的，一方面是“曾左”并称，但不如曾国藩影响大；另一方面是“左胡”相提，但近年来似乎也不如胡雪岩的名字响。“做官要学曾国藩，经商当学胡雪岩”，左公在哪里呢？似乎左公一无是处了——难道是左公不够鲜明？ 陪同的湖南青年作家徐志频先生著有《湖南人怎么了》，对湖南史上的名人是熟稔的，就着为《华商》杂志写的系列专栏文章“湘商谜语”，他侃侃而谈，当然就点评到曾左：已有前辈作出概括，“曾公以谨慎胜，左公以豪放胜”，我是偏向于文襄公的——左宗棠逝世后，朝廷谥号“文襄公”。 这符合我对曾左的大致判定。曾国藩率湘军平定南京后，“太平天国”算彻底落败，形势上“东南半壁无主”，据称包括水兵统帅彭玉麟在内的多位湘军高级将领希望曾国藩能挥师北京，驱逐衰败的满清朝廷，一心钻研“帝王学”的王闿运甚至亲到南京做思想工作，曾国藩一言未发，以指沾水，在桌上写了两个字：“狂妄！”这比较能反映曾公一向的谨慎，事实上，以湘军的士气和实力，胜算或许还是有的。如果当时是左宗棠坐在曾国藩的统帅位置上呢？“驱逐达虏”的口号可能提前半个世纪喊响，情形极其可能是“宜将剩勇追满清，不可沽名学霸王”——志频先生更高度肯定这一点——因为左公一向豪放，敢作敢为。 谨慎往往与细枝末节相连，所谓“谨小慎微”；豪放与常常壮阔雄浑相连，所谓“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英雄人物”，有时候更直接就是说大话，这在润之先生的豪放词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至晚年还高歌“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年轻的时候更是高唱“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至于中年呐喊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也横绝古今。当然，说大话有可能是吹牛皮，但人无两句大话，定不是豪放者，蒋介石先生不也在日记中不断期许天将降拯救中国之大任于斯人么？ 左公正是敢说大话的人，据称23岁结婚时曾自题一对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明显是牛皮轰轰的，如果没有一定的了解，肯定要被认为疯子，“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天下是你家的呀！左公也是善说大话的，大约两年后，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乡省亲，途经醴陵，县公馆一副对联让封疆一方的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作者正是左宗棠。 说大话是不是好事呢？记得高中时接受过一故事的洗礼，说古有一人，志向非凡，忧国忧民忧天下，人嘱他搞好个人卫生，他意气风发，豪言：“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可人的调子也不低，壮语：“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的确，仅仅仰望星空是不行的，还必须脚踏实地。但事实就是事实，容不得半点掺假，据考证，后一句壮语子虚乌有。故事的主人公叫陈蕃，乃西汉一代名臣，官至太傅——也就是后来的宰相，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甚至总理。陈蕃为人忠介耿直，为官不避强权，而且屡次犯颜直谏，最后于70多岁的高龄死于朝廷党争，以英名垂世。前一句豪言有根据的，而且是陈蕃15岁时就掷地作响的，白纸黑字记载在《后汉书·卷66·陈王列传第56》。故事中的另一位当事人是陈蕃父亲的一个朋友，名字叫薛勤，按《后汉书》的记载，听闻陈蕃的豪言后，薛勤的现场反应是：“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显而易见，这是赞许，而非反驳，更不是呵斥。 举凡成大事业者，似乎年轻时都有几句大话。众所周知，在大泽乡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楚王陈胜，小时候便志向远大，曾与人一道做佣工，休息时说起：“苟富贵，无相忘。”人不屑一顾，曰：“咱们做雇工的人，哪里来的富贵呢？”陈胜一声长叹：“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志向远大不一定就成就伟大，但没有远大志向，绝不可能成就伟大。很简单，天下不会掉馅饼，更绝不可能掉伟大的馅饼。 正是年轻的左宗棠敢说大话又善说大话，被不少人看好。贵为两江总督的陶澍欣赏醴陵县公馆的对联后，竟然决定推迟归期，与左宗棠彻夜长谈，并提出结秦晋之好，将自己年仅五岁的唯一儿子陶桄许配给左宗棠为婿。显而易见，这远远超一般的欣赏，已是非凡的器重，搞成了“利益相关者”。 器重者不只陶澍一人，也包括另一位封疆大吏林则徐。1849年，林则徐途经长沙，指名约见隐逸在家的左宗棠，一番畅谈后，颇感共鸣，尤其在西北军政问题上更是不谋而合，以至林则徐认定将来“西定新疆”者舍左莫属，特地将自己在新疆整理和绘制的宝贵资料付托，临别时并以一对联相赠，这就是后来被不少领导人念叨过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直到临终，林则徐都挂念着左宗棠，命次子代写遗书，向咸丰皇帝力荐，称左为“绝世奇才”。 年轻的左宗棠究竟凭什么先后深深吸引了陶公和林公两位封疆大吏呢？事实上，早在1830年，仅18岁的左宗棠在长沙拜访曾任岳麓书院山长的务实派官员贺长龄时，便获青眼，贺长龄“以国士见待”。说大话只是一个引子，甚至志向远大也只是一个过渡，背后还是需要支撑的，结秦晋之好，付临终之命，更绝非一两句大话就可以购买的信任。那背后的支撑是什么呢？ 在湘阴参观左文襄公祠和左宗棠故居时，我有意识寻找这里面的蛛丝马迹。由于左文襄公祠十分潦草，几乎没有内容，据称正在复原。最后在左宗棠故居，一块匾额吸引了我的目光，上书四个大字：“天地正气！”这是谁写的呢？为什么是这四个字呢？我兴致盎然，讲解员提到，此匾乃左公亲笔所书，而且是古稀年后途经家乡为子孙后代写的。后我一了解，左宗棠对“天地正气”颇有偏好，多次书此四字赠人。 答案可能就在天地正气！对左宗棠有一个称誉，那就是“湖南第一奇人”。与其说左公奇，不如说左公正。之所以被人称奇，是因为他与常人不一样；之所以不一样，恰是因为正，而常人偏于正，如此而已。事实上，左宗棠年轻时所表现的非凡志趣，应该就是他内在的浩然正气激荡的结果。左宗棠曾三次进京会试，但三次都名落孙山，“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爷自干个体户”，他从此绝意于八股——这在八股取仕的时代，也差不多就是爷爷自干个体户了。要不是一股子浩然气，其孰能与于此？ 应该也就是左宗棠的浩大之气让陶公和林公有所感觉，甚至也直接被激荡，进而对面前的年轻人刮目相看，也就像后来毛润之非凡的志趣让杨昌济先生“欲栽大木柱长天”一样。常言说得好：“人格就是命运，格局就是结局。”极其可能，陶公当时就看到左宗棠做“破天荒相公”（李鸿章对左宗棠的称谓）的一天；极其可能，林公当时也看到左宗棠“舁榇出关”（抬着棺材出玉门关）的一天。 大清中晚期，官场和朝廷都在衰朽中，卓然独立的正是左宗棠的浩然之气。满清朝廷原本对汉人官员相当顾忌，尤其掌军用兵，但太平天国起事后，不得不重用汉人官员，第一位应该算曾国藩。但敢对满清权贵反唇相讥者，似乎只有左宗棠，他曾呵斥满人权贵官文目不识丁，据称还在大庭广众之中指斥旗人权贵多半不学无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左公对洋人也是凛然不可侵犯。英国领事曾在上海租界竖牌“华人与狗，不许入内”，左宗棠发现后，令侍卫即捣毁。据称，只要左公进入租界，当局立马换上中国龙旗，并兵警执鞭清道。在对外问题上，左宗棠一直是主战的，但却始终无缘与列强精锐正面交锋，引为平生憾事。并非不知道洋人船坚炮利，左公曾在给儿子的信中引用彭玉麟的话说：“如此断送老命，亦可值得！” 若不是左宗棠的浩大之气，新疆有可能早被分割独立了。1865年，浩罕汗国阿古柏匪帮入侵新疆，一时叛者云集，更由于沙俄和英帝国暗中支持，形势十分复杂。李鸿章曾明奏曰：“新疆乃化外之地，茫茫沙漠，赤地千里，土地瘠薄，人烟稀少。乾隆年间平定新疆，倾全国之力，徒然收数千里旷地，增加千百万开支，实在得不偿失。依臣看，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收回伊犁，更是不如不收回为好。”在私下，李鸿章也极力反对新疆之役，曾致书刘秉璋说：“尊意岂料新疆必可复耶？复之必可守耶？此何异于盲人坐屋内说瞎话？”但左宗棠铁骨铮铮：“我朝定鼎燕都，蒙部环卫北方，百数十年无烽燧之警。”“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不能不说是高瞻远瞩！ 结束左宗棠故居的参观后，志频先生问我有什么感受和收获，我借左公匾额回答四个字：天地正气！其时我正在思考：为什么这里会汩涌出一股子浩大之气？至少从并非左宗棠诞生地的故居看，应该是谈不上什么好风水的，但继延先生此前已带我大略整个湘阴的格局，还到了潇湘八景之一的“远浦归帆”。放眼整个湘阴看，正是风生水起的宝地，这里是湘资沅澧入洞庭的地方，大江奔腾入湖，江湖融汇一体，“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也差不多是一湘阴之大观也。天地生人，天地感人，天地化人，站在远浦归帆楼前，尽管眼前的生态环境已呈衰败之相，但江湖之浩阔雄浑，依旧让人油然而生一种浩然之气。左宗棠当年肯定到过这，他有什么感慨或者想起什么呢？ 眼前的湘阴后裔伍继延先生正把茶迎风，畅谈“江河湖海”——近年来，继延先生正以湖湘企业为主要力量，以湘商文化为重要载体，以经营中国乃至整个天下为重要形式，力擎湖湘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明的第三次复兴，感受着他的热情、厚重和远大，范仲淹先生的感慨又涌上胸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不也正是左宗棠当年挺立此处的心思吗？当下这个时代不正缺乏这样的心思吗？ 仁者推荐： 这是牟宗三先生1952年8月1日所作的一文，虽是面向青年而谈，但面对民国宪政民主被中断，中共建立共产专制的恶劣形势，剖析了民国文化的问题，特别是“五四”以来“新文化”的问题，最后结尾很重要，指出了政治家和青年人重建民主中国不可忽略的关键点。 当代青年是自觉奋斗的青年。我这里所谓自觉奋斗，着重在「自觉」二字，是说：一切都要通过自己的考虑而建立，与普通所说的「愤发有为」，为自己的事业出路甚至学问而努力向上，其涵义很不同。这后者的意思是一个通义，是各时代各个人都当如此的，只具有这种意义的努力，不是这个时代的特征；只在这种意义的努力下而努力的青年，亦不是象征这个时代精神的青年，而只是一般普通的青年，普通的人。实在说来，这一类的青年并不足以构成这个时代中的青年问题与问题青年。因此，这类的青年，在这个时代中，只是被动的，个人的，他很可以飞黄腾达，这都不算。他们不是时代精神表现在青年方面的象征。 作为时代精神的象征的青年是自觉奋斗的青年。在自觉奋斗中，是说在这个时代没有任何公共遵守的成规成矩可资凭依。家庭成规没有了，人们对于家庭的看法不同了。对于家庭中的成员的属性也有不同的考虑：子女对于父母不是以前的看法，虽是发自于天性的「情感倾向」不会大变，但是发自理性上而来的文制上的属性却有大变，因而亦影响情感的意义。所以子女对于父母不是以前的看法。同样，父母虽然爱护子女，而看法亦随发自理性上的文制之变而变。父母子女间尚且如此，兄弟不要讲了。最起变化的是「有男女而后有夫妇」，对于夫妇的看法大变了。由男女性爱的结合而结婚为夫妇，这全部过程的意义不同了。自易卜生拉娜出走的家庭剧出现以后，影响了中国家庭的整个关系。中国知识分子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社会文化所凝结成家庭之意义与夫易卜生问题剧所由出现的西方社会文化所凝结成家庭背景，而冒然接受了他的观念。因此把原来谐和妥贴的那一套全给弄得横撑竖架而支解了。自希特勒嚷出妇女回到厨房的口号后，这又来了一个观念，复影响了中国一部份人的心思。出走与回厨房是对立的两个意识中作意的观念：在中国原来的家庭里全没有这种观念。每一观念是一思想系统，照中国的文化系统，家庭关系完全是天伦，这里边容不下互相限制互相对立的观念系统的。一加上这些东西，便从此天下多事矣。观念一进来，大家便都要意识地从观念上来考虑父子兄弟夫妇的关系及其所由成的全部历程：譬如父子关系，就有许多解释：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性的，而中国却干脆只说的天伦，没有许多说法。一有说法，则父子之恩情薄矣。夫妇关系尤甚：结，离，是一套观念。当由恋爱而结合时，完全在意识观念中考虑对方，选择对方。性情，思想，见识，个性，事业，合了便结，不合便离。一个青年人当然在观念上是不会成熟的，因此，意识观念在过程中动荡变化，而夫妇的关系也总是过程中动荡不安。须知人是有限的存在，一切若都靠浮在意识上面的观念来决定，其不可靠与变换多端是当然的事。而人若总是在这种意识观念中过生活，亦必是十分痛苦的。总得要靠一个在意识以外的超自觉或不自觉的东西作根据，人只有在这个根据下，始能润其生命，养其天年。这就是人所必须预定的一个超越的根据。而在人间文化生活上说，这个超越根据必须假藉一个公共遵守的客观文制来表现。人只有在一个客观文制里过生活，才不须一切都要通过自己的意识观念来决定。就是说，在文制上，亦须有超自觉的东西作背景，因而并不须一切都要费心思。在中国以前这种超自觉不自觉的超越原理以及其所藉以表现的客观文制都是十分清楚而表现着的。一般人虽不必能意识到，但圣贤立教却在此十分着意。中华民族的生命之所以源远流长。这未始不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不自觉超自觉，足以养其天年，这是好处，当然亦有其缺陷。没有自觉，就不能有精神生活的奋斗以及其成果，这是中国之所以终不出现科学与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之故。我们处在今日是在一个转变的时代：从不自觉到自觉。因为在这个转变的时期，外部的影响先冲破了以往的客观文制，社会文化生活上没有成规成矩可守，因此一切都须通过自己的意识观念来决定，天下从此多事，人生从此痛苦，而最受痛苦受牺牲的是青年人。而青年人，因在精神上身体上都生长发育时期，理想性，浪漫性，追求性都极强烈，所以都要通过自觉而奋斗，因而其在此奋斗中所呈现的毛病，痛苦，不安与问题又极其显著。青年人在时代精神上，先表现了象征的作用，问题的出现，但他们自己并不能建立客观文制：他们的自觉奋斗，意识观念，不能担负这个责任。他们只是表现这个一切无法守须靠自己的意识观念来决定的时代症结以及其在此症结中痛苦牺牲而已。 我前边只就家庭而言。因为这与人的现实生活最密切。实则不只这一面。家庭生活是整个文化系统、文化生活的落实点，所以整个文化系统都向这里凝结。这里如果起变化，则其他一切亦起变化。故不独「家庭关系」方面变，其他方面亦同样无法守。社会上风俗习惯变，一切学术思想都当作个人的思想理论看，因而都是相对的学说，没有一个可以作共信的中心思想。（凡思想理论皆如此。）须知若是一切学术思想都当作个人的思想理论看，看不出有一种学术可以具有客观文化上的意义与成果，则超自觉不自觉的超越原理以及其表现而为客观文制，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所谓「无道揆」。孟子说的「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在这里才见其意义之重大。以前的人以为诸子百家是个人的思想理论，而儒家学术所代表的文化系统则不是个人理论，而是具有客观文制的意义与成果。所以必须崇圣宗孔（不是从思想理论上宗。）但是现在的人却不知此义，这固然由于以往的文制已解体，但近人把一切学术思想都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这个观点是害事的：以往的文制固已变无可变，但这个观点则不能建立起现在所需要的客观文制。这个意思青年人不能了解，但谋国者不能不了解，指导时代的思想家不能不了解。 一切都看成是个人的思想理论，叫我从谁呢？当然只有自己的主观来决定，而且须从自己的意识观念来决定。以前宗孔，现在可以不宗孔。孔子亦不过是一家之言，因此宗马克思乎？宗耶稣乎？宗希特勒乎？宗苏格拉底乎？而在中国人看来，无论马、耶、希、苏，也都些个人理论：信不信，宗不宗，由自己。而这些外来系统实则不皆一样：有的是个人理论，有的具有客观文制意义，如耶教。但在中国人看来，则都是一样的。信自由，在中国只转为个人的主观自由，不知所信者的客观文制之意义。因此耶教在西方是一个文制，而在中国则毫无文制的意义，因此亦不见其积极的作用。 西方有耶教文制，有已奋斗成的民主政治之常轨，有科学。这三者来维系他们的文化之统一，生活之道揆法守。但是中国人却只从个人的意识观念来注意这些东西，因而亦只当一些思想理论来袭取。耶教上之文制意义，中国吸收不来，也如上述。民主政治之政治生活之常轨，因而亦成为一文制，中国人亦始终不能洞其肯要而由共同意识以建立之。所以国家不能建立，政治制度不能建立。在此方面亦极见混乱，此今日中国之所以受劫难也。至于科学方面则有定规定性，不易起混乱，因为科学是纯知识。它之定规，定性，一在于经验，一在于数学，这两种把它限制住了。证实就真，不证实就假。这里容不下任何意气意见的争执。但是就因为它是纯知识，所以它无色的。由它那里建立不起人生的轨范。宗教不能从科学里建立，民主政治亦不能从科学里建立。人不能都是科学家，亦不能只过纯知识的生活。就是科学家亦不能只言纯知识的生活，所以科学虽有定规定性，而于我们的「法守」之建立毫无帮助。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不能意识到社会文化生活的「法守」之意义，而只知道科学，成了「科学一层论」的见识。以前的一套固然起了变化，但它却是属于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法守之意义。而西方亦不只是纯知识的科学，他们亦有其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道揆法守。这可见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尚未能面对时代症结而用其诚，而表现其智慧，而意识到其中的问题所依据的学问与原理。浮在上层领导社会的知识分子既无道揆法守，亦不注意道揆法守之建立，科学虽有定规、定性，而不可为道揆法守，如是，则欲蠢蠢欲动的青年人不横冲直撞、颠倒泛流，不可得也。依此在青年方面，是虚无主义、浪漫主义；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左、时而右。而青年人之不安即为野心家利用之工具。野心家无真心诚意，真知灼见，以建立道揆法守也，只是魔心之追逐而己。魔心的野心家与不安的青年人是这个时代的龙头。其余则自私自利，斤斤自保，以与现实浮沉推移而已。 所以这个时代，你如果仔细一观，洞见其理，则只是不安的青年与魔心的野心家在若干观念口号下横冲直撞，此是动的一部份。其余则是极端的自私，极端的个人主义，此则沉滞不动，为死的一部分。下面有死的一大堆，上面即有不负责任，无边际，无界限，泛滥无归宿的虚无主义、浪漫主义，野心家乘之，即转出魔道与权力欲。虚无主义、浪漫主义的结果，遂只以空头的社会主义为理想：家庭有了问题，国家有了问题，道揆法守有了问题，一切学术思想都只有个人的思想理论，道德宗教无其客观文制上的意义，只缩而为个人的；个人的，无有不被视为迂腐的。因此，只有吃面包，是人之所同然，只有「经济的不平」才为人两眼所注意的一大问题，因而求经济平等是唯一的理想。以此为唯一的理想就是空头的社会主义，亦就是吾所谓量的社会主义。这是三四十年来无人敢说的一个不字的时代上的一个主流。有此为主流，马克思主义之风行，无怪其然。共产党成立，则魔道与权力欲即脱颖而出，视为当然。此就是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摧残生命，斲丧慧根。到此地步，则向之虚无主义、浪漫主义，遂收缩凝结于共产党的魔道而被消灭、被挟持，而向彻底的虚无主义以趋，这就形成今日世界的大灾难。而受苦被牺牲的，又岂只青年人而已。 所以领导反共抗俄的人，必须大其公心，在反共过程中严肃地意识到「道揆法守」的纲维性，自觉地要为此而奋斗，社会上中坚层的知识分子亦必须在这里而用其诚，而表现其智慧，而意识到这是其中的问题所依据的学问与原理；在自觉奋斗中的青年人亦必须先对于若干规范如家庭、国家、历史文化、道德宗教，作无条件的肯定，然后再进行其意识观念中的自觉奋斗，不可像以前那样，只表现为虚无主义浪漫主义的情调，只颠倒于拉娜出走与回到厨房的阶段中，须知对于若干规范先作无条件的肯定的意识，就是创造道揆法守的意识。而只有这个意识之加强，才能建立客观的文制，涌现超自觉与不自觉的超越原理以保障吾人的生活，而只有这套理想建立起来，才能消灭共党的魔道与权力欲，而吾人亦只有为此理想而奋斗才能昂扬起反共的情绪而足以言反共。 原载 ＜当代青年＞5卷1期 1952年8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