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分享2010.11.05

目 录

杨东平（自然之友现任会长）：梁先生走了……... 2

马金瑜：梁从诫 最后的世纪之光... 3

王容芬：纪念梁从诫先生—兼谈韦伯、索罗斯基金会和中国人权... 13

徐  楠：世间再无梁从诫... 16

熊志红等：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纪念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 18

叶  榄：绿坛从此失巨擘,人间依然有先生!--我所认识的梁从诫先生                  27
仲大军：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论《儒行》                             29

盧躍剛：誰是失敗者？誰是勝利者？—一個勝利者後代致一個失敗者後代的信... 33

杨开亮：奥西茨基——一个用思想撞击法西斯的殉道者... 38

严家伟：亦友亦师忆晓波----我接触到的刘晓波博士... 40

北  明：刘霞的世界——与刘霞碎语... 44

北  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 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53

金  鐘：「三百年殖民地」細說從頭... 55

金  鐘：文壇「黑馬」劉曉波... 60

金  鐘：習近平！劉曉波！... 67

劉曉波：混世魔王毛澤東... 68

何清涟：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 73

何清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衙内”现象... 75

权贵与太子党家族吸附中国经济命脉... 77

倪艮山：台湾马英九为庆祝双十节讲话的启示录... 80

瑞  迪：廖亦武―从诗人到中国底层见证人... 82

余世存：梦中的老崔... 86

野  夫：畸人刘镇西... 88

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逝世

2010年10月28日18:23  来源：人民网-环保频道


　　人民网北京10月28日电 (记者李彤) 记者今日从自然之友网站获悉，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于2010年10月28日下午在北京因病去世，享年78岁。

　　梁从诫，1932 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作为自然之友的创会会长，梁从诫堪称是民间环保的先驱人物。

　　梁从诫先生家属希望此事低调处理，望各界朋友尊重家属意愿，感谢各界朋友的关心。

　　关于自然之友

　　1994年3月31日，自然之友成立，是中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历经十余的创立与发展，自然之友成为中国具备良好公信力和影响力的环境NGO。

杨东平（自然之友现任会长）：梁先生走了……

(2010-10-28 23:15:49)

上午参加第二届非公募基金会论坛，下午在研究院讨论今年的《教育蓝皮书》，意外地得到消息，告知梁先生刚才在世纪坛医院因肺部感染不幸去世！梁先生的病情发展很快，但万万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离我们而去！

007年9月28日，自然之友的同事在梁先生家中聚餐，忘了是因为什么。 2008年1月17日，在自然之友年会上，梁先生与敬一丹合影。 2008年5月16日，台达集团董事长郑崇华拜访梁先生，右一为梁从诫夫人方晶老师。 2009年3月27日，自然之友成立15周年，这是梁先生最后一次参加活动并与大家合影。晚上，聚集在医院的自然之友的朋友们向躺在冰柜中的梁先生最后告别。往事历历，令人不胜感慨。从90年代初开始，与梁先生和几位朋友一起发起成立自然之友，想起他当年从东单骑自行车到理工大学找我，一起去环保局跑注册，在紫竹院公园的草地上办公，为金丝猴奔走，在可可西里遭遇车祸，在人们还不知什么是环境保护、什么是NGO的年代，开拓了一个全新的事业，成为一个标志，一面旗帜。他“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的呼喊仍在中华大地回响。他“真心实意，身体力行”的心声，仍在激励我们继续前行……

回家搜索照片，将梁先生最近、也是最后几次参加自然之友活动的照片奉上，作为一种纪念和分享。令人难以接受的是，这一切已经成为过去，成为永远……

007年9月28日，自然之友的同事在梁先生家中聚餐，忘了是因为什么。 2008年1月17日，在自然之友年会上，梁先生与敬一丹合影。 2008年5月16日，台达集团董事长郑崇华拜访梁先生，右一为梁从诫夫人方晶老师。 2009年3月27日，自然之友成立15周年，这是梁先生最后一次参加活动并与大家合影。
2003年6月5日，梁先生在玲珑园古塔下讲话，纪念“玲珑园会议”十周年。

选自《杨东平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471c80100m09d.html

马金瑜 ：梁从诫 最后的世纪之光

版名:深度周刊 记录   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0-11-03
作者:马金瑜

摘要：梁从诫，祖籍广东新会，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2010年10月28日病逝，享年78岁。

(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梁从诫所创办的“自然之友”主要从事环保教育，项目之一是到农村学校传播环保观念，老人也不顾高龄亲赴贫困地区。

    林徽因和年幼的儿子梁从诫(怀抱者)、女儿梁再冰。

    1938年，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他们携子女与联大教授周培源(左一)、陈岱孙(左三)、金岳霖(左五)等合影。

    1950年初夏，梁再冰参军一年后回家探亲，弟弟梁从诫已进入北大历史系学习。

    梁从诫 1932-2010 祖籍广东新会，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中国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办人，2010年10月28日病逝，享年78岁。

    在梁从诫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很喜欢的照片，那是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他和他的父辈们，一直在努力开启着这扇门，让更多的亮光透进房屋。

    在北京，骑着自行车的老人，总是有些的。若是天上伴有悠长婉转的鸽哨，和胡同口绿盈盈的老槐树，细碎的风，古老的建筑……北京，它不动声色却又大气的美，不知不觉地，已经俘虏了你的心。

    这是永不磨灭的古都的气息，在这样的车流中，梁从诫，就慢慢地骑过来了。从1994年到2005年，很多时候，这位穿着老旧朴素的老人就是这么走在路上的———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开始振兴工业的同时，他一直用温和的声音说着污染的事，向许多民众宣传着保护森林、河流、动物，而绿色的自然在一波又一波经济开发的浪潮前萎缩着。

他几乎从不向人提起“公车上书”的祖父梁启超，还有毕生研究和保护中国古建筑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他的父母。而这显赫的家族，也并未给他的一生带来荣耀与平顺。    

梁氏家族

    梁从诫的祖父是梁启超，中国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戊戌变法失败后，这位与康有为并称“康梁”的维新派志士，被迫去国流亡。1901年，梁从诫的父亲梁思成在日本出生。梁从诫的母亲林徽因比丈夫小3岁，她的父亲林长民，一直跟梁启超在北京政府中共事，也是1919年巴黎和会的观察员。

    作为政治家和学者，梁启超并没有把他理想的全部托付给后代，他对子女的寄望，是文化的传承人，未来的建设者，他不曾预见他的孩子们将要走过的人生之路。

    1925年，正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的梁思成收到父亲从国内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古籍善本《营造法式》。这本刊行于公元1103年的书籍，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中国古代建筑专著，作者李诫。梁启超在所附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

    梁思成和林徽因于1928年3月21日结婚———3月21日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选择这个日子正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辈建筑师。

    1928年女儿出生，为了纪念饮冰室主人梁启超，父母为女儿取名：再冰。1932年，儿子出生，他们再一次纪念李诫，为儿子取名从诫，意思是“跟随(李)诫”。

    梁从诫5岁那年，卢沟桥事变爆发。1937年9月5日凌晨，梁思成夫妇携老将雏开始向大西南后方撤退。林徽因给沈从文的信中写道：“由卢沟桥事变到现在，我们把中国所有的铁路都走了一遍，带着行李、小孩，奉着老母，由天津到长沙，共计上下舟车十六次，进出旅店十二次。”那一年10月，梁家终于辗转抵达长沙。

    伴着空袭警报，他们生活在这个因战争变得拥挤的城市。幼小的梁从诫曾问母亲为什么要逃，林徽因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住处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掘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而他找积木。

    不久之后，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已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有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因指着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孩子惊恐地拉着母亲的手说：那我怎么办呢？

    林徽因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

    后来，梁从诫在一篇题为《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的文章中回忆，1939年冬天，一家人辗转来到昆明市郊区的龙头村，“父亲在一块借来的地皮上请人用未烧制的土坯砖盖了三间小屋，这竟是两位建筑师一生中为自己设计建造的唯一一所房子。”可惜房子盖好之后，一家人只住了半年，就因战事逼近不得不搬到更加偏僻和艰苦的四川李庄，抵达不久，林徽因的肺结核暴发。

    费正清，哈佛大学教授，当代西方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曾数次来到中国，与梁思成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41年，梁思成在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写道：“家徒四壁混乱不堪，徽因数月重病在床，令我十分痛心。”1941年，一百法币在当地可以购买到一头猪，到第二年，就值一只鸡了。

    山河破碎、颠沛流离的童年生活，成为梁从诫永难磨灭的童年印记。

    他后来回忆：“家里买不起鞋，我就打赤脚或穿草鞋上学。我的脚后跟被草鞋磨破了，化了脓，父亲叫我趴在椅子上，问我，怕疼不怕，我咬着牙说，不怕。他就咔嚓一剪刀，把一块坏死的肉生生给我剪了下来。然后往伤口上倒碘酒。疼得我眼前直冒金星。但我一声没吭。他只说了一句，好孩子。”

    而母亲林徽因在1941年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记叙道，“我的两个孩子越来越像狄更斯笔下贫民窟里的难童，从诫腿上满是各种蚊虫叮咬的疤痕，看上去已经不像腿了。”1942年，在极为困顿的条件下，梁思成开始书写《中国建筑史》，梁从诫回忆当时的父亲：“那个时候他唯一的特权，就是有一盏煤油灯。他说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听音乐，画佛像。”

    母亲那时经常给儿子讲米开朗琪罗，贝多芬，和他一起读《猎人笔记》；父亲教儿子画画，做各种玩具。在艰难岁月里，父母终于完成了《中国建筑史》等扛鼎之作。对于这段生活，梁从诫不胜怀念：“我们的生活总是充满欢笑，精神上很富足。”

    1946年7月，梁家终于结束逃亡生涯，回到了北平。梁思成和林徽因着手创立清华大学建筑系。1946年，女儿考取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而儿子曾投考清华大学建筑系，相差两分。梁从诫回忆说：“我父亲是建筑系主任，但是他没说话。”

    “对，我的名字是纪念李诫……但是我没出息。”虽然从小对绘画表现出极大兴趣，梁从诫因为这两分之差没能进入建筑系。1950年，他考上清华历史学系。

    “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

    22岁大学毕业，梁从诫在1958年又考上北大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完成学业之后，他曾到云南大学任教，1962年那年，他刚满30岁，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梁从诫影响最大的，除了父母，可能就是老校长马寅初。

    梁从诫在北大念书时，马寅初提出来要控制中国的人口，结果挨批。梁从诫后来在谈到有关环保和资源问题时，多次提到老校长的远见。

    在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成被任命为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他对城市规划提出了系列方案，包括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以免污染环境和人口剧增，保存北京故宫、古城墙城楼等等。保留紫禁城建议，最后被政府采纳，至于限制城区工业，当时领导告诉他，希望将来从天安门望过去到处都是烟囱。

    梁思成听后却困惑了，处处都是烟囱的城市将是什么样子？多年以后，他袒露心迹：“我想既然我们要建设城市、发展城市，为什么不可以借鉴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建设中的成功经验呢？100多年来资本主义城市建设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发展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污染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事先防止呢？”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就开始了对斯大林时期建筑领域所倡导的所谓复古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建筑思潮也发生突变，一场批判大屋顶的运动开始了，首当其冲的自然就是一辈子研究中国古典建筑的梁思成。在这场大批判开始前夕，梁从诫的父母亲双双病倒，住进医院。

    1955年3月28日，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的这天，距离林徽因生命的最后时刻只有几天时间。林徽因去世后，病床上的梁思成继续接受对复古主义的批判。1956年初，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宣读了自己抱病写出的《大屋顶检讨》：“我长期地在建筑问题上，同党和政府的领导同志争辩着，僵持着……我以专家权威的姿态，不惟自以为是，而且自高自大，这一切都肇源于我的阶级出身和由它而来的个人英雄主义和个人自由主义……”

    1959年，在遍地浓烟、四处锣声里，“大跃进”如火如荼。1962年，中央在广州召开会议纠正“左”的错误，知识分子开始感受到宽松的气息。但60年代回暖的日子转瞬即逝，清华大学全校停课，建筑系馆被查抄，建筑系的教职工开始分批到农村锻炼。此时的梁思成，已是一个病榻上垂危的老人，1972年1月9日，他作别人世。(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文革”中，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成了革命的对象。他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着：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之后，1969年，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去，比抗日战争还要漫长：9年。

    世界史的专业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梁从诫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着能工巧匠的天赋，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劳动改造”之中的梁从诫，第一次养了小动物。那是一只连眼睛都还没有睁开的小猫，当地农民打算扔掉，他捡了回来。每天劳动间隙，有小孩的妇女都回去喂奶，而梁从诫也跟着回去喂他的小猫。他制作了一个很特别的小“奶瓶”，把奶粉装在滴眼药水的小瓶子里，每次给小猫喂上几滴，就匆匆赶回地里干活。就这样，小猫居然渐渐长大了，还替他抓了很多老鼠。

    1978年，梁从诫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后来，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组请他去做编辑———梁从诫英语很好，1979、1980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做翻译工作。

    民间环保拓荒者

    “我之前也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我小时候也抓过蛇，打过麻雀和麂子，还吃过他们的肉。”历史专业出身的梁从诫，年过半百之后的盛名，是民间环保拓荒者。

    对于人们尊他为“专家”、“学者”，梁从诫始终不愿接受。他曾说：“我很清楚，这些称号我都没有资格资受。当年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做了几年研究生，正值‘反右’、‘大跃进’，基本上没有正经读书。此后除在云南大学教过四年世界现代史外，再没有从事过与历史直接有关的职业。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上世纪80年代初，梁从诫曾办了一个杂志叫《百科知识》，当时他收到环保专家刘文源(音)教授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提出一个观点：中国的乡镇企业虽然解决了农村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出路问题，但作为分散的污染源，也可能成为中国环境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观点如今被证明是很有预见性的，而这成为梁从诫关注环境问题的开端。

    当时，陕西博物馆研究员吴仁骧的一篇文章对梁从诫走上环保之路也影响很大，文章讲述了历史、地理上的河西走廊，以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酒泉、轮台(现在都在沙漠中心)，作者认为这种沙化是人为过度采伐造成的结果。

    1994年，梁从诫创建“自然之友”，这是中国最早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的民间环保组织之一。注册的300元钱是梁从诫向亲戚借的，当时300元对于靠工资吃饭的普通人来说也是一笔不菲的资金。而“自然之友”的第一个志愿者，是梁从诫的夫人方晶。于是，梁家成了“自然之友”的办公室，所有的会议通知和信封都是用手写，方晶贴信封，寄信，做一些琐碎的活，而有的会员至今还保留着梁从诫的亲笔回信。那时候，梁从诫从出版社辞职，既没退休金也没公费医疗，在“自然之友”的很长时间，也没有任何报酬，他曾在采访中说，最初的几年，都是靠老伴一人的退休金维持生活。

    “自然之友”以环境教育为重心，梁从诫曾向记者提起很多让人气馁的事——— 往往是呼吁再呼吁，林子还是被一片片砍掉。但“讲了白讲，白讲也要讲”，1994年以来，“自然之友”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同时，它就如一只母鸡一样，孵化出了无数民间环保小鸡。

    1992-1995年，奚志农参与云南白马雪山地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生态研究项目，拍摄大量照片，遍得国内外大奖。在他眼中，总数不到1500只的滇金丝猴比孔雀和大象更能代表云南。项目刚做完，云南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决定砍伐100公里的森林，这片森林里有200只滇金丝猴。奚志农四处求助无门，梁从诫鼓励他，“你要坚持，北京的我们是你的后盾。只要有我一口饭吃，就有你的。”

    “自然之友”给时任国务委员的宋健写信，很快，宋健等做了批示，这片森林得以留存。美国《新闻周刊》将此事视为中国环保运动由官方向民间转移的分水岭。此后，为了保护藏羚羊，1998年，梁从诫给来华访问的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并在当天获得回复。

    曾有很多企业界的会员和朋友劝梁从诫充分利用“自然之友”的品牌，但他坚持要保持目前的形式，即完全依靠社会捐助，“我们认为非营利组织一旦营利就会出问题，这种教训很多。我们宁可过苦日子，也不能去挣钱。”

    在中国急速发展的现代化大潮中，梁从诫似乎是过时的旧人，衣服旧，骑自行车，用手帕，自己带筷子，不看电视……但在另一方面，他和祖父、父亲一样，有着远远超乎现实的敏感意识，如马寅初提到的人口问题，始终是他认为中国目前最突出的环境问题。

    梁从诫用历史学纵向的分析来看：300年前中国人口不到1亿，100年前4亿多，58年时毛泽东的诗词中写道“六亿神州”，现在人口13亿多；人多人均资源就少，“中国政府应该改变发展模式，以G DP为经济发展唯一的量化指标是极其不合适的。”(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在中国，环保先驱卡森的《寂静的春天》中文版早在1979年就由科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然而其遭遇是寂静的，直至1997年12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再次出版之后，才开始引发读者对环境问题的关注。2007年12月，为纪念卡森百年诞辰，上海译文出版社又重新翻译出版，梁从诫在序文中坦言，中国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其实要比上世纪60年代卡森笔下所描述的情景更为严重，当代中国人必须在追求富裕和保护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他感慨道：“本来，按一般常识来说，后发展国家理应避免走别人已付出过代价的弯路，但是，中国却重复了，并仍在重复着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先污染，再治理’的路，而且，污染后肯不肯治理，能不能治理，也还是个问题……人类第一次专门为环境问题而举行的国际大会———斯德哥尔摩会议，是《寂静的春天》初版十年后的1972年召开的。那时中国刚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收到了这次会议的邀请。而当时国内的宣传口径是：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典型的社会弊病，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承认也有环境污染问题呢？以致当时中国政府甚至考虑过是否派团出席。”梁的同龄者自然会有印象，属于那个时代的梦想之一曾是：从天安门城楼望下去，要处处都是烟囱。

    梁从诫的血液里，似乎流动着家传的刚直与执拗，直言之时，他完全不像生活中那样淡然平和。他反对在怒江上建坝，曾引起过争论；他“敬畏自然”观念，也曾遭遇反对。(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 南都网)

    1999年，梁从诫应邀到上海参加全球500强财富论坛。面对台下的经济巨头，他毫不客气地说：“你们无非是要到中国来推销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些消费主义的理念……可是，如果十几亿中国人都过上你们那种生活，中国的资源能支撑得起吗？这不仅是中国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灾难。你们想过要承担什么责任没有？”2005年在中甸召开的生态旅游国际研讨会，他当着时任云南省长徐荣凯的面，怒斥酒店浪费电。

    但梁从诫为“自然之友”设想的工作方式始终不是激进的，“做事就要讲究用什么方法达到最好的效果。”作为知识分子，他似乎更相信潜移默化的力量，“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教育公众，这一点到现在还很明确。对于发现政府有滥用权力的情况时，我们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制止，范围之外的事我们无能为力。”

    梁从诫一直呼吁增宽北京自行车道，“在北京骑车没有安全感”。2006年，他骑车遭遇车祸，这一次伤害，使得七旬的他出门越来越少。

    几年前，在“自然之友”的年会上，老先生还载歌载舞，又开玩笑说，洗澡还是不洗澡一直是环保主义者的自我矛盾点，但很快，老人痴呆症逐渐夺走了他的记忆，除了老伴，他几乎很难认出昔日的朋友们了。

    新近出版的《100个即将消失的地方》中文版，作为“自然之友”的创办人，梁从诫为此书撰写了序言。书中讲述了全球气候变化将会给地球上100个地方造成的巨大威胁，其中包含了北京：“虽然城市在扩展，但沙漠也在逼近。根据预测，在本世纪末，气温上升速度将加快，再加上愈来愈难以预测的降雨形态，可能导致北京附近地区的供水减少，加大沙漠化威胁，使城市的街道被沙尘覆盖的频率增加……”

    10月28日离开人世的老人，却已没有足够的精力阅读这本书了。

    在梁从诫家中的墙上，有一张他很喜欢的照片，那是一扇微微开启透进亮光的门。梁从诫曾把这张照片用在他担任主编的《知识分子》杂志的封面上。梁从诫对自己的学生说，可惜杂志只出了两期。他和他的父辈们，一直在努力开启着这扇门，让更多的亮光透进房屋。

    南都记者 马金瑜 发自北京

告别中国环保先驱梁从诫 民众含泪不舍离别：
http://www.chinanews.com.cn/shipin/2010/11-02/news19210.html
献上一束雏菊，寄托一片哀思。11月2日，中国环保先行者梁从诫先生告别仪式在北京世纪坛医院举行。一如梁先生行事低调简朴的作风，此次告别会没有特殊仪式、没有花篮。人们在默默瞻仰梁先生遗容的同时，更为他一生为环保事业呼喊、奔波的执著而动容垂泪。（记者：黄琴 吕翔宇）

王容芬：纪念梁从诫先生—兼谈韦伯、索罗斯基金会和中国人权

图为梁从诫




图为梁从诫与索罗斯一起工作

1988年秋天，我在社科院社会学所以韦伯125冥诞为名，联合世界史所、北大和人大的社会学所及准备出《儒教与道教》的商务印书馆，筹办“韦伯与中国现代化国际研讨会”，除了各家出资，梁从诫老师任主任的索罗斯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是主要赞助者。索罗斯先生访华时，梁老师把我们的项目介绍给他，索罗斯先生握着我的手说：“韦伯与中国现代化，好题目！韦伯的著作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

负责编纂韦伯全集的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系愿意与我们联合筹备研讨会，系主任施卢赫特教授专程来北京演讲，讨论与会者名单，还考察了会场和下榻处。会议定于1989年6月12日韦伯冥诞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会议厅开幕，接下去是发邀请、审核各国代表论文，一直干到89年4月。

这中间，梁老师以索罗斯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主任的身份接待了美国人权观察基金会主席，我也去了。见面在颐和园里面的一家餐厅，美国客人非常关心魏京生先生和其他政治犯。

1989年6月4日，戒严部队进驻社科院。原定的会议厅成了营房，那是严格防火的建筑，大兵们在里面烧饭，外面晾衣服。长安街戒严，我不能去建国门上班。家里电话日夜不断，国外长途都是询问我的安危和会议能否如期召开的。我据实以告。施卢赫特先生当即决定会议地点改在联邦德国，日期推迟。

我上次回国后还没交回公务护照，去使馆办了签证，门卫没有盘问。出租车在枪林弹雨里到达机场，我出示护照，机场工作人员双手抱头垂在桌上。

到了海德堡大学，我负责邀请亚洲代表，名单上第一个就是梁从诫。会议1990年春天在巴的红堡举行，原来的筹办单位，包括商务的代表都来了，梁先生却未能成行。索罗斯中国改革与开放基金会被作为天安门事件的黑手赶出中国，梁老师没了单位。

2005年又跟梁老师联系上了，电话里，他滔滔不绝讲的都是自然之友的活动，告别时要了我的电话号码，说好要跟方晶老师一起来看我。这句话竟成了遗言，梁老师没过了80这个坎，成为无法弥补的遗憾。

附新世纪报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在京逝世 曾创立民间环保组织



10月28日下午4时，“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先生在北京病逝，享年78岁。梁从诫的祖父是梁启超、父亲是梁思成、母亲是林徽因。1994年，梁从诫创建了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资料图为梁从诫2001年在“21世纪论坛－－绿色与环保2001年会议”上呼吁“环保是每个公民的责任”。中新社记者 满会乔 摄

　　中新社北京10月29日电 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的创会会长梁从诫，于28日下午4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据悉，梁从诫此前身体状况就一直不太好，因肺部感染、发热，导致心肺功能衰竭，被送到世纪坛医院抢救，因抢救无效身亡。辞世时，其夫人与女儿都陪在身边。

　　梁从诫1932年生于北京，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大学毕业后，梁从诫先生一直从事历史教学研究等工作，1989年出任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委员。1994年3月，梁先生深感中国环保问题之严重，遂告别历史学研究，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中国文化书院·绿色书院。该民间保护组织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又称“自然之友”。

　　由于出身名门望族，人们介绍他时通常有个固定的模式：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然后才是历史学家，环保志士，“自然之友”的创办人。

　　不过，这些都没有影响他骑自行车去政协开会，被门卫拦在外面；出门吃饭带着一个小布袋，里头是自己常用的筷子；捡起同行的人扔下车的矿泉水瓶……

　　十几年里，梁从诫带着“自然之友”，从保护滇金丝猴到阻止怒江建坝，再到保护北京四合院，有预见性地在1997年建议首钢搬迁到曹妃甸，提案政府治理周口店遗址的粉尘污染……

　　与其他的草根环保组织不同，梁从诫做过几年政协委员。每年的两会是他发表言论、影响舆论的舞台。有人骂他“极端环保主义者”，梁回应就是要向“极端发展主义”宣战。

　　梁从诫把环保比作“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他说，“不能因为赢不了就不打，就像你知道人总是要死的，不能因为这个就不好好活了。”创会后的十几年里，梁从诫身体力行，为环保事业奔波，被认为是中国民间环保的先驱人物。“自然之友”如今已成为中国民间举足轻重的环保组织。

　　据悉，他的遗体告别仪式拟定于11月2日在世纪坛医院举行，他的家属希望后事低调处理。

□ 中国新闻网

相关链接：

梁从诫：中国宪法不具备成为法律的必要条件
http://my.cnd.org/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7251

徐  楠：世间再无梁从诫

《南方周末》记者、自然之友会员 徐  楠

    世间已无梁从诫。即使他不发声，人们也习惯于从他的存在中寻求力量。令人深感意外的是，全社会都在为他的离去发出悲鸣。学者、政府官员、环保人士自不必提，很多企业家、公众人物，甚至普通百姓都在参与悼念。

    人们本以为，老人晚年的影响力主要在环保领域。事实证明，并非如此。曾经，他的讲座只有5个听众。今天，当全中国都是他的听众，他却不再开口了。

    2006年，梁从诫遭遇交通事故，从此病卧在家，逐渐思维模糊。逢年过节，当他的追随者们来到面前，他已认不清每个人的身份，但嘴里依然说着：“你是自然之友的，你是自然之友的……”

   自然之友建立之初，发起人还没有“NGO”的概念，随着对中国环境问题和社会现实的深入，它打破了血缘、地缘、业缘这些传统的组织脉络，开始真正通向不设边界的现代公共生活。但它收获的挫败感，远多于成就感。

    梁从诫曾经每天接无数电话，电话的另一端，环境投诉从四面八方涌来。日复一日。1998年，打击盗猎、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在赴京演讲后突遭解散，稍许高调招致了灭顶的命运。亲自协调演讲事宜的梁从诫，陷入了沉默。他对伙伴们无力地说：“别跟我说话，我不想说话。”

    他一次又一次强烈地感觉到：封建主义的鬼魅，依然游荡在这个千年大国的上空。

    他私下里质疑：“我们到底能改变什么？”在执掌自然之友后几年里，梁从诫空前谨慎。作为缔造和保护这个稚嫩机构的人，他彼时的孤独几乎无人可诉。

    多年之后，当我们的国家在现代道路上走得更稳健之时，无人了解他那时的落寞。然而，这就是他存在于那个时代的价值。

    我们不能想象，在并不久远的那个年代，如果不是凭借名门之后的特殊影响力，自然之友这样一个试图以民间行动贡献于社会的机构，怎么可能出现；

    我们更不能想象，如果不是凭借政协委员的特殊影响力，“保护滇西北原始林”的呼吁书，怎么可能送达国务院副总理的手中？滇金丝猴的生存困境，又怎么能得到缓解？

    同样不能想象，如果不是梁从诫本人过硬的家学素养、极佳的英文和国际交流能力，英国首相怎么会回信赞同禁绝藏羚羊绒贸易？

    今天，当成龙在公益广告中一遍遍地说着“没有贸易就没有杀戮”之时，人们难以想象：十多年前，这是惊世骇俗之念。

    后人将更难想象，在政治上刚刚解禁的那个时点，如果不是这样的特殊身份和特定影响力，中国民间公共参与的第一步将如何迈出。

    历史无法假设。西南联大避居李庄时，林徽因女士曾对幼小的梁从诫说：如果李庄沦陷，就证明中华大地已经倾覆，自己就跳江而去，绝不当亡国奴。可就在战事难测、颠沛辗转的途中，梁思成先生依然要求学生每天削好铅笔，对功课不得有丝毫马虎。

    不问他人如何，做自己应该做好的事，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内心素养。

    梁从诫曾经自嘲：我们一家三代都是失败的英雄。

    他同时体会着最强的生命能量和最深的无力感。

    直至今日，自然之友还是一个挂靠在中国书院下面的二级机构。中国公民社会的初生和幼年，必须依靠文化贵族的一脉传承，必须在特殊的佑护下呼吸，却也必须在某一个时刻斩断依赖，突破自身，有勇气和能力与童年作别，靠成千上万的普通人，真正站立起来。

    这是梁从诫一人之力不可能完成的。

    他和自然之友所遇到的挑战，除了极端发展主义思维的盛行，除了行政体系中的封建陋习，更有一元化的资源分配格局，以及深植其中的礼序文化。尽管我们拥有现代性的制度体系已经几十年，然而精神和文化的现代性却还任重道远。从权力阶层到普罗众生，人们尊崇特权却又反感特权，谋求特权同时依赖特权。梁从诫的独特影响力，正是这一文化惯性的体现。他必须用个人影响、高层私交来撕开公民行动的一角，也必须将自然之友推离这样的行动模式，才可能与封建主义的游魂决裂，迎来真正基于程序、法治理念和现代精神的公民参与。

    这是梁从诫遭遇的悖论，是民间环保运动遭遇的悖论，也是中国现代性道路上的强大悖论。

    我们慨叹：世间再无梁从诫。中国不乏贵胄望族之后，影响力不弱于他，然而如他般平视权力、承担公民责任、躬身推进现代精神者，少之又少。

    我们更祈祷：世间再无梁从诫，祈祷中国不再需要以强烈的个人色彩，来推进现代精神的奠基。祈祷日后每一点一滴的进步，都来自你我这些普通人作为公民的思维和行动。

    我们向先生的背影深深致敬，并且彼此勉励。现代精神和公民社会的养成，是我们终此一生的使命。

逸中按：本文可能来得迟了些，却情真意切，令人动情，并将发表于大陆目前最具影响力的《南方周末》，仍然值得引荐；文中的许多设问，更是值得深思！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0db91e10100mqul.html

熊志红等：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纪念著名环保人士梁从诫

日期：2010-11-03  

作者：熊志红陈金陵 丁品 邓佳  来源：中国环境报第3版  

叶  榄：绿坛从此失巨擘,人间依然有先生!--我所认识的梁从诫先生

梁从诫先生，是名人之后。祖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负盛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少年中国说》一文不知激励了多少中华儿女为“中国雄于地球”抛头颅洒热血。他和恩师康有为发起的戊戌变法虽告失败，但其思想的光辉又启迪了多少有识之士。梁从诫先生的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音都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特别是其母林徽音女士，集才艺、美貌、贤淑于一身，在当时，被称誉为中国第一才女和美女。在这种家庭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梁从诫先生，自然是不同凡响的人物。
　　梁先生自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便开始了教书育人、图书编撰的工作。80年代中期，他在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时，收到了一封寄自江苏的信，信里反映了江苏的乡镇企业只顾自身发展，忽视环境保护所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情况。正是这封信，使梁先生陷入了沉思：如何能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如何能使人与自然和谐。此后他便将目光投向了日益濒危的生态，投向了满目疮痍的大自然，父辈们那种“不顾个人安危，为国为民请命”的精神又在他的身上复活。他毅然辞去公职，于94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成立后，他不顾年老体衰到全国各地为环保奔波呐喊，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他的举动感召了一大批热心人士加入到环保的行列中来。因为贡献突出，获得了亚洲环境奖、菲律宾麦格赛赛奖等国际环保奖项，成为中国民间环保的领军人物。1999年，我荣幸地加入了“自然之友”。作为一名环保志愿者，“自然之友”的一员，能拜访梁从诫会长，并聆听他的教诲，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
　　机会说来就来了，2000年9月，我因为要到铁道部环保办汇报此前几个月做的“中国铁路绿色行”活动情况，便来到了首都北京，并得以有机会拜访“自然之友”。第一次见到梁先生是在北京沙滩北街的康芙宫（当时自然之友的办公室），巧得很，梁先生刚从德国回来，风尘仆仆，显得有些疲惫。当我激动地伸出手去，并恭恭敬敬地喊了一声“梁伯伯，您好”时，梁先生冷淡地问张继莲主任：“是自然之友的会员吗？”张主任说：“是。”本来被我在心里预演了多次的会见，就这样匆匆地收场。中午吃饭的时候，当我又亲热地喊他一声“梁伯伯”时，梁先生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最不喜欢别人叔叔伯伯地叫！”我不禁愕然，难道我所敬慕的梁先生就是如此严厉，不近人情的人吗？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但这是事实呀！我差一点没有掉下泪来”，那顿饭我不知是怎么吃下去的，饭后，我逃也似的离开了。
　　那次相见之后，我本来决定再也不去“自然之发”，甚至有向梁先生写信退会的打算，我淮备在信里好好地发一下自己的牢骚，甚至词句已经在心里斟酌好了，但因为性格爱拖，竟一直没写。后来，又站在梁先生的角度上想想，就没有了写的兴趣。现在想来，竟是我这“爱拖”的不良习惯，拖出了一段和梁先生的未尽之缘。
　　2001年4月份，我途经北京，又去了趟“自然之友”。此时梁先生已经荣升为全国政协常委。当听张继莲主任说“叶榄来了”后，梁先生很高兴地约见了我，并说：“上次听说你很不高兴，我这个人就这么个直脾气，请你多包涵。”啊，名满天下的梁先生原来竟还这么谦逊，向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会员道歉，我实在有些不知所措，急忙说：“没什么，没什么。”中午吃饭时，梁先生还和我开起了玩笑，他笑着说：“叶榄，动物里有一种树獭，这家伙懒得要命，平时都在树上，只有拉屎才下树，不知道，你这叶榄的‘榄’是不是‘树獭’的‘獭’。此话一出，大家立刻笑了起来。我赶紧抢辨道：“梁先生，我虽然懒，但没有树獭那么懒得不可救药，我可不是树獭。”那次相会后，梁先生在我心中的印象来了个360度的大转弯，原来严厉正直的梁先生，还是如此地随和幽默呢！
　　在此以后，我去自然之友的机会和次数多了起来，每一次和梁先生相见，相处得都很愉快。特别难忘的是有一次，正逢梁先生的生日，唐蕊菲、李君晖、周维等几个办公室的女孩子为梁先生过生日，她们让我在餐馆的门前挡住梁先生，她们要准备一下，说给梁先生一个惊喜。我赶忙将正欲走进小包厢的梁先生和他的夫人方晶老师挡住。等她们准备好了，我才放行。小包厢的灯拉开了，是一个不太大的蛋糕，上面写着：象老爸一样的梁先生，祝您生日快乐！当时，我看到梁先生一脸的慈祥一脸的幸福，他饱含深情地说：“我之所以有今天，是自然之友全体朋友们的功劳，没有大家，我一个梁从诫算得了什么，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自然之友就象一个大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我感到温暖幸福。”掌声，大家发自内心的掌声。是呀，能得到如此多的拥戴和敬重，谁能无动于衷呢？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然之友的聚餐，大家全部都AA制，每一次饭前，我们首先的节目是发筷子。自然之友办公室的同仁们从不用一次性筷子，每一次吃饭，绝不多点菜，有时候七八个人才花三十几块钱，这和公款大吃大喝简直是天壤之别。记得有一次，吃饭的人中就我和梁先生是男同志，菜点得虽不多，但女同志们的饭量太小，没能吃完，还剩下一些。梁先生就说：“叶榄，你整天到处跑，体能消耗太大，不要浪费了，你努点力吃完吧。”我发挥自己橡皮肚的优势把剩下的饭菜全部吃完了，真正落实了我们一贯倡导的“菜光、饭光、汤光”的“三光政策”。等交钱的时候，我说：“今天我吃的最多，要多掏钱。”梁先生说：“今天叶榄最环保，就不用掏钱了，我请他的客！”这些事虽然很小，但足以说明梁先生不是空谈环保，而是实实在在地践行环保，正如他时常对我们说的话：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不唱绿色高调，不做绿色救世主！
　　最近，环保画家孙君先生向我谈了一件发生在前年的事情。当时北京有电视台做一档民间环保人士和政府对话的节目。梁先生、廖晓义、汪永晨、包括孙君等著名环保人士纷纷落座，北京市一副市长也到了。当谈到一敏感环境话题时，那位副市长出面为一些政府行为辨解。当时，梁先生就火了，拍案而起，大声地怒诉该副市长：“睁着眼睛说瞎话！”场面非常紧张，由此可见梁先生不畏权贵，刚正不阿的鲜明个性。
　　随和中有些固执，正直里饱含责任。这就是我所认识的梁从诫先生。

叶榄2003年1月于南京

仲大军：儒家思想的最高境界：不臣不仕----论《儒行》

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主任 仲大军

2010年9月14日 星期二

     作者介绍：仲大军，1952年出生于山东济南，系仲由（字子路）第75代孙，早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先后在新华社、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后为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军智库经济咨询公司总裁。

    《礼记》中的“儒行”篇是儒家最核心的经典，而我草书的一段“不臣不仕”更是孔子晚年（临死前）思想的最高境界。

    “儒行”篇是《礼记》中最后的一篇文章，是孔子晚年最后的思想。这个时候的孔子已经七十多岁，思想认识已经达到最高的阶段。在被鲁哀公请教时，孔子敞开心扉洋洋洒洒地向他讲述了儒家的做人之道。这次讲话记录就是后来形成的“儒行”内容。

    在这次讲话中，孔子首次谈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气魄，后来孟子总结的大丈夫之气就是从这里引发出来的。

    孔子还详细描述了儒家子弟的品格：“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但孔子的思想并没就此而止，当鲁哀公听得振聋发聩之时，孔子说出了更让他震惊的话：“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句话的核心是不臣不仕！从字面上理解，不臣就是不向君主称臣，不去当臣子，不仕就是不去朝廷做官。这好像不符合孔子一生的作为，孔子整个青年和中年时期都是积极入世的，但为什么孔子在晚年却说出了“不臣不仕”的话呢？主要是孔子的人格在晚年升华到一个新的阶段，孔子已经意识到了做人应当达到的最高境界，那就是在内心深处不臣，不仕！

    不臣不仕并不能被机械地理解为不去朝廷做官，不向君主称臣，而是而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不从属、不附庸的人。即使你在朝廷做官，也是一个有个人意志、尊严和品格的人。这种理念与西方社会的人人天生平等、人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平等人格一样，超越了当时的封建等级社会，使春秋社会诞生了一群摆脱了君王精神统治的知识群体，从而诞生了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战国策》中记载的颜斶见齐宣王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从当年匍匐在君王的脚下，到直立起来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孔子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此，中国一批具有高尚人格的正人君子站立了起来。这样一种精神意志主宰着中国社会直到宋朝之初。

    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将“儒行”篇印发给大臣，让官员们都学习“儒行”。在整个宋明之前，中国的自由精神和自由度要比今天大得多。

    但明代之后，皇权泛滥，奴性毕露，“儒行”竟被抽出儒家重要经典之列。到了明清之后，中国社会哪里还有半点儒家精神。整个儒家精神都被扭曲和阉割了。儒学已经沦落成小人儒，奴才儒，官僚儒，御用文人儒。

    今天的中国，竖儒遍地，犬儒遍地，孔子学校遍布海外，都在学习儒学，解释儒学，但真正的儒学是什么？难道仅仅是一种驯服品格的培养吗？

    这种状况使近代以来，世人对儒家和儒学多有诟病，就像孔子当年遇到的对儒家非难的情况一样。因此，今天的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儒家的精神和本来面目，儒教的精神必须以“儒行”为本。一个学说只有存在着正义和高尚的力量，这个学说才能被人看得起，才能被别的文化所接受。

    今天借孔子圣诞之际，特将此段精华用毛笔写出来以昭示于大家，望大家认真学习“儒行”全篇内容。　

仲大军书法：儒行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
　

    附录：

儒行

选自《礼记》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哀公曰．敢问儒行．孔子对曰．遽数之不能终其物．悉数之．乃留更仆．未可终也．哀公命席．孔子侍曰．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强学以待问．怀忠信以待举．力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衣冠中．动作慎．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伪．大则如威．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粥粥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

    儒有居处齐难．其坐起恭敬．言必先信．行必中正．道涂不争险易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为也．其备豫有如此者．

    儒有不宝金玉．而忠信以为宝．不祈土地．立义以为土地．不祈多积．多文以为富．难得而易禄也．易禄而难畜也．非时不见．不亦难得乎．非义不合．不亦难畜乎．先劳而后禄．不亦易禄乎．其近人有如此者．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幷日而食．上荅之．不敢以疑．上不荅．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儒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致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厉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儒有合志同方．营道同术．并立则乐．相下不厌．久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义．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

    温良者．仁之本也．敬慎者．仁之地也．宽裕者．仁之作也．孙接者．仁之能也．礼节者．仁之貌也．言谈者．仁之文也．歌乐者．仁之和也．分散者．仁之施也．儒皆兼此而有之．犹且不敢言仁也．其尊让有如此者．

    儒有不陨获于贫贱．不充诎于富贵．不慁君王．不累长上．不闵有司．故曰儒．今众人之命儒也妄常．以儒相诟病．

    孔子至舍．哀公馆之．闻此言也．言加信．行加义．终没吾世．不敢以儒为戏．

【亚洲周刊特稿】

盧躍剛：誰是失敗者？誰是勝利者？—一個勝利者後代致一個失敗者後代的信

（編者按：這是中國知名記者盧躍剛一年前寫給台灣作家龍應台的信，對兩岸關係有深刻看法，現首次發表）

應台：

香港的十二月，我們去郊遊，在開往東平洲的渡輪舷邊，你的面色凝重，心裏有事。你說，你要寫一本關於一九四九年的書，來記述海峽兩岸中國人的悲苦命摺Ｎ艺f是一個好題目，中國人這段歷史走了樣，很沉重，應思量。時間很匆忙，等我讀完《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以下簡稱《一九四九》），我們說話的情景已是兩年前的一段畫面。

「向失敗者致敬」、「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你想結束成王敗寇的歷史觀，你用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回眸那個年代、被那個年代踐踏並忘卻的數千萬卑微亡靈以及數億苟活的家人，以換得一種安慰，一個輕輕的嘆息：哦，還有人惦記著我們，惦記著這些事情。

你似在低聲唉嘆：「至今遺恨迷煙樹，列國周齊秦漢楚。贏，都變做了土；輸，都變做了土！」「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但這還不算，你以國民黨失敗者後代的身份向海峽對岸喊話，希望大陸的當權者能即時反省，在奪得江山六十年「大慶」之日，向曾經被內戰踐踏、污辱、傷害的國人道歉，以消彌嫌隙、仇恨，構建兩岸中國人健康的精神世界、對話氛圍。

這個道歉，對於當政者來說，是懺悔，是反省；是責任，是義務；是對打江山坐江山的超越。對一個以聲稱「為人民服務」、矢志構建和諧社會為旨歸的政權來說，用數千萬無辜亡靈和上億悲苦家屬的名義，以及一個民族的分裂大悲劇來換取一聲「對不起」，愚以為，這個要求不過分。豈止不過分，抑或很卑微。六十年滄桑，台海兩岸隔異，中國人生命歷程的一個甲子，經過「不惑」、「知天命」，已是很漫長；「對不起」，我們還會等多久？

慶幸的是台灣方面，空谷足音。零零年十月三十日下午，在台灣馬場町，國民黨主席馬英九向五十年代初期被國民黨殺害的共產黨人及其家屬三鞠躬，他說，雖然「白色恐怖」時期他只是小孩子，但既然他現在身為主席，就必須承受國民黨過去的責任。他是國民黨政府遷台五十六年後，第一個為台灣「白色恐怖」事件正式道歉的國民黨主席。

這年我們在香港，剛好看見《亞洲週刊》對馬英九道歉的封面故事報道。讀了徐宗懋的文章我才知道，為了正式道歉這一天的到來，台灣社會已醞釀了很長時間。零零年，你就任台北市文化局長的時候，已經冒著巨大的政治風險，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的地下展廳舉辦了馬場町死難者槍殺現場的歷史圖片展。因此你被斥責是「共產黨的同路人」。

馬場町槍殺的主要是所謂「共匪」——中共地下黨員。我們唏噓感嘆，褒賞馬英九，期待共產黨，中共若能效法國民黨，向內戰時期、建政以後被他們傷害、蹂躪的國人致歉鞠躬，善莫大焉。

我們說，一下子讓中共放下身段，行糾錯、道歉謙卑之禮，絕無可能，要一步步地，手把手地，先通訊息，示以善意，再教禮數，建立倫理底線共識。陳婉瑩、錢鋼請我們吃飯，你做陪，席間，我和李大同向你致力於澄清黨文化的毒害、調整台灣社會政治文化心態的努力表達敬意，並向你約稿。不久，你寫的《一個主席的三鞠躬》在《冰點》發表。

這篇文章中，你的善意很委婉：看看，國民黨是怎么做的，共產黨是不是能學學？一晃又是四年，什麼也沒等來，於是你在中共建政六十週年這個坎兒上，直截了當地發出了呼籲。你得到了怎樣的回應？依舊是勝利者的傲慢、自大、湵　⑾�小和譫妄。你這部書不能在大陸出版，你的聲音在大陸被圍追堵截，視「龍應台」這三個字如寇仇。這在我的預料之中。

你只要看看北京中南海新華門前的大標語，你就會明白六十年前、六十年間的孤魂野鬼、悲風苦雨為什麼聽不到一聲「對不起」了。你怎麼能指望繼續自個兒喊自個兒「偉大、光榮、正確」而且「萬歲」的執政者道歉？道歉的心理基礎是什麼？是謙卑、敬畏、寬容、自信。這四條在大陸有嗎？有這四條，還會六十週年大慶，耗費奢靡，在天安門上博那幾個人烽火一笑嗎？

國共兩黨本是一家人，前後腳出生的兩兄弟，都是蘇俄的盧布、思想一個奶嘴兒養大的孩子。大哥國民黨，小弟共產黨，孫中山「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在第三國際的壓力下，乾脆共產黨整體加入了國民黨。毛澤東甚至當過國民黨的中宣部長。我常說，與香港人比較，大陸人更容易與台灣人溝通，台灣人更容易融入大陸社會。兩岸政治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政治心理是同構的。

《一九四九》，看到你奶奶二十年代就參加共產黨，還帶著你爸爸去聽過毛澤東的演講，我就樂了。差一點，我們就可以紅色後代的身份同桌參加勝利者的流水盛宴了。你奶奶當了老革命，僥倖不死，進了北京城，沒準兒是全國婦聯供著的某大姐，節日大典跟著上天安門城樓子風光無限了。

就具體人而言，情感是一樣的。你爸爸經常拿著鞋底流淚想家，我很能理解。三五年(當地人不這麼說，叫民國二十四年)冬天，一個大雪紛飛的夜晚，我爺爺連夜趕了兩雙草鞋，讓我爸帶上第二天跟著紅軍撤退。當地農民不叫「紅軍」，叫「烏老二」、「霉老二」，與當地「棒老二」(土匪、袍哥)同類。不同的是，紅軍到處寫標語，沾石頭的地方都刻紅字，有棗沒棗一竿子，走一路政治宣傳一路。

我大伯是長子，大伯母生孩子，我爸爸頂替大伯當了紅軍。不頂不行，實際是?迫當兵。那時他才十五歲。我爸爸的臨終遺囑是，骨灰帶回老家。歷史的陰差陽錯，哥哥成了農民，弟弟成了將軍。本來應是另外一番圖景。

我爸爸講的「爬雪山、過草地」的故事跟所有的長征宣傳不同。過草地的時候，他趕的牦牛被偷殺來吃了，牦牛身上馱的東西自己背著；他的一袋子炒麵被戰友偷了，他是餓著肚子走完草地的。所謂「長征」，是落敗逃亡。真正演繹著的，不是「革命理想高於天」，而是殘酷的適者生存的法則。

國共兩兄弟的差別，按照歷史學家唐德剛先生的說法，毛澤東(共產黨)爭天下比蔣介石(國民黨)更狠。否則不會把殺人如麻——中國人殺中國人的事至今當豐功偉業，否則不會把長春圍城之役——餓殺平民約三十萬(依《一九四九》的保守估計)，即相當於南京大屠殺人數的事兒津津樂道。

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對遼瀋、平津、淮海三大戰役耳熟能詳，甚至倒背如流。「文革」後期中小學的政治課主要講三大戰役。我們知道，以「解放者」、「大救星」自居，當然是橫掃千軍如捲席，是在國民黨政府的殘垣斷壁上，在國、共兩黨官兵的屍骨上，在億萬農民的血淚上建立合法性基礎的。

失敗者「轉進」到了台灣，臥薪嘗膽，蝸居療傷。勝利者的行徑卻著實怪誕。他們不是像歷史上所有改朝換代的勝利者那樣，輕徭薄賦，獎勵耕織，休養生息，而是按照革命的血統論，把中國人嚴格地階級成份等級化，一部分人如「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分子)」及其家屬成百萬上千萬人墮入地獄，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先是向農民翻臉，踐踏土地革命承諾，踐踏自己制定的法律——凝結土地革命成果的《土地法》，進行二次土改，變私有化為集體化、國家化、黨化，把幫助自己打下江山的自耕農變成了農奴；次之向知識分子翻臉，向民主黨派、工商界人士翻臉，把過去的同盟者打成自己的敵人、右派，進行「洗澡」、洗腦、改造、專政。

接下來的是無休無止的黨內權力鬥爭，政治邉硬粩啵�禍國殃民。在這裏，我要鄭重介紹二十世紀中國的偉大詩人牟宜之(一九零九—一九七五)先生。他一生追懷杜甫士大夫的詩史傳統，悲憫情懷，在一九七一年深秋林彪事件後寫的《?史之一》(其詩集《牟宜之詩》零九年在大陸出版)中抗議：「權貴?殺如豺虎，百姓躬耕似馬牛。」

我以為，他的詩準確概括共產革命在中國大陸取得政權後的歷史，堪稱「有韻之《史記》」。共產革命是二十世紀人類最大的災難。共產革命的每一頁都瀰漫著殺氣戾氣。

國共內戰，死個幾百萬人暫且不算，戰爭本來就是血腥的。我們要問，中共建政後，和平時期冤死了多少人？從土改、鎮反到文革、六四。光是「三年大饑荒」——不，是「五年大饑荒」！根據已經披露的檔案和相關研究，一九五八年雲南、河南等省已經開始大面積饑荒，已經大規模地餓死人了；一九六一年取消「大食堂」，四川當政者李井泉深知毛澤東的心態，說大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繼續推行，致使四川大饑荒持續到了一九六二年春天。前四川省政協主席廖伯康在他大陸正式出版的長篇回憶文章中說，大饑荒時期四川省餓死至少一千萬人。我的研究支持他的結論。大饑荒前，四川人口七千萬，也就是說餓死了七分之一！

「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中國大陸普遍地存在著人吃人的現象，以至國家主席劉少奇直面毛澤東，說，人相食，要上書的。說「文革」是浩劫我不反對，但是對於底層民?而言，真正的浩劫是大饑荒！只不過大饑荒餓死的四千多萬人絕大多數是農民，農民一直處於社會弱勢階層，至今被剝奪被損害，沒有代言人為他們說話罷了。五年大饑荒餓死了四千多萬冤魂野鬼不需要一聲道歉？

應台，上面說了道歉的四個前提，我還要加一條，即對歷史的正確態度。說到這兒，我給你講一個故事。

應該是一九九九年的某一天，我到一家圖書工作室，兩位編輯正在審讀一部書稿，見我進來，捂住了所有虛線後面的作者，讓我看選定文章的標題，我挑了幾個標題讀：《中國的缺點就是沒有民主，應在所有領域貫徹民主》、《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飾》、《人民真有發言權的國家才是真民國》、《有人民自由才有國家自由》、《我們不害怕民主美國的影響，我們歡迎它》、《報紙應革除專制主義者不許人民說話和造謠欺騙人民的歪風》、《論學術自由》、《出版法應是民間出版事業的保障書》、《言論自由與民主》、《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實行民選嗎？》、《學校要做民主的堡壘》、《切實保障人民權利》、《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結束一黨治國才有民主可言》、《一黨獨裁，遍地是災》……

我大叫，你們找死啊！這不是極右派言論嗎！她們大笑，笑得很失態，笑得我心裏發毛。她們亮出了文章作者。我一看：毛澤東、周恩來、陸定一！《解放日報》社論！《新華日報》社論！我先是一驚，繼而跟著大笑，笑完，便是浸透在沉默裏的巨大悲哀。

許諾中國人民自由、民主、憲政，多黨合作，多黨執政，軍隊國家化，許諾農民「耕者有其田」，因此奪取了政權。結果怎么樣？一九四九年到二零零九年，中共執政六十年，至今沒有一項兌現。

中共最懂得在奪權過程中「自由」、「民主」訴求的含金量，也最懂得「自由」、「民主」對於動搖黨天下的基礎，結束一黨獨裁的殺傷力。所以，一旦奪取政權，就翻臉不認賬，對自由、民主棄之如敝履。

這本書叫《歷史的先聲——半個世紀前的莊嚴承諾》，編者笑蜀。書後來出版，不久被當局查禁。他們不想讓國民知道或者不承認當初白紙黑字記錄的承諾。按照常識來理解，這種行為當然屬於賴帳。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民主、自由、憲政的「莊嚴承諾」和《歷史的先聲》出版、被查禁是上個世紀國人承受的最殘酷的玩笑。

再舉一個最新的例子。《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中國國民黨史》是歷史學家楊奎松先生去年出版的很嚴肅、很有份量的一部學術專著，但讀下來，一些很不得體的副詞、形容詞像綠頭蒼蠅似地在字裏行間飛來飛去，試圖在鮮明地表達作者或出版社的政治傾向和是非好惡，錯誤特別低級。我當面向楊奎松先生指出，他苦笑，他說那是主編和出版社為了出版安全，擅自做了些政治正確的手腳，他堅決不同意，「拿回來改，太多，改都改不乾淨」。例如說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五日，汪精衛在政治委員會第四十次會議上，惱羞成怒地講……」「惱羞成怒」這樣的形容詞當然改得很低級。

一方面隱瞞和編造歷史，一方面又積極為自己的歷史作結論，比如延安整風時期的歷史決議和一九八一年的歷史決議，企圖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歷史、壟斷歷史、終審歷史、統一歷史，恰恰說明了他們沒有勇氣正視自己的歷史。在大陸，所有的事實都證明，勝利者對自己的勝利並不自信。斯大林非常自信地對第一次見面的毛澤東說，歷史是不會譴責勝利者的，意思是說，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是這樣嗎？時隔不久，這些「勝利者」書寫的歷史，幾乎全部被推翻了，改寫了。

國共內戰，禍害百姓，國共兩黨身上都背著十字架，所不同的是，國民黨的十字架在蔣經國、馬英九身上卸了下來。一九八七年蔣經國審時度勢，宣布結束戰亂，民進黨異軍突起，在開放報禁黨禁十三年後，通過民主選舉，擊敗國民黨，獲得政權。國民黨由執政黨墮入在野黨，洗心革面，脫胎換骨，完成現代政黨轉型，失去政權八年後，重新執政，完成了一個生命輪迴。

在這個意義上，你作為國民黨老兵的後代，有資格引以為榮。而我作為共產黨老兵的後代，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向你和你們脫帽致敬。

你還記得不，四年前，窗外夜飛雪，爐火風打燈，我們在長城腳下的一段對話？我說，國民黨的今天，應該是共產黨的明天。一九四九年，共產黨靠武力所向披靡，打敗了國民黨，我們設想一下，國民黨今天舉民主旗幟，渡過台灣海峽，揮師北上，與共產黨和平競爭，結局會怎樣？你去看看前國民黨主席連戰在南京拜謁中山陵，市民自發出來歡迎的盛況就明白答案了。

你說：「馬英九背起國民黨的十字架，向歷史懺悔，是一個重要的象徵，但卻不是孤立的、獨特突發的事件，而是台灣民主道路上標誌里程的?多指路牌之一。他的深深一鞠躬，透露的不僅只是國民黨的內在改變，最核心的驅動力，其實在於台灣的民主，造成了台灣整體的深層質變。」

赵账寡浴５�是在怎樣的社會氛圍、沿著怎樣的路徑改變是個大問題。你知道，共產黨欠賬太多，歷史包袱太重，有著深刻的「被清算恐懼」。一九七八年?動的改革，實際上是在認錯、還賬，甚至是在自我救贖，只是不明說罷了。我有足够的證據說明，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萬里等中共高層改革者都有這一心態。據此，去年底，我在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的一個演講中，明確提出了「失諾（革命）——救贖（改革）」的歷史路徑和歷史解釋框架。

真相揭示，歷史清算是難免的，區別在於，是暴力還是理性。有沒有出路？應該有。在馬英九馬場町道歉這個故事中，我注意到了一個細節：馬場町祭奠的現場，馬英九道歉，上百位老人「微微回禮」。這「微微回禮」意義重大。我想，老人家們對馬英九的道歉還之以禮，似應是台灣社會對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的寬恕、和解和告別。

寫到這裏，一個追問就不能迴避了：海峽兩岸，國共兩黨，誰是失敗者，誰是勝利者？國共兩黨，如果以社會制度論，以民心論，它們彼此都是勝利者和失敗者。此話怎講？四九年中共是勝利者，國民黨是失敗者；零八年，國民黨靠選票重新執政，完成了現代政黨的轉型，並推動完成了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轉型，而共產黨仍然是一黨獨裁。在這個意義上，中共還能說自己是勝利者嗎？我們說歷史，從來都是長時段的，從來都是一個過程。

但是大陸比台灣複雜，大陸舊賬未還，又欠新賬，六四是個巨大的心結。心結如何解？怎麼才能避免血酬清算？左思右想，只有寬恕、和解一途。圖圖大主教說：「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真相、糾錯、贖罪、反省、懺悔、寬恕、和解，防止仇殺，台灣、南非、東歐諸國給人類社會做出了典範。我們是可以學習的。

魯迅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 （見《娜拉出走後怎樣》）

那就要看我們這個民族的邭饬恕５�願是民主的和平的鞭子來抽打我們的脊樑。這不僅取決於執政黨，還取決於社會的每個階層，我們每個人。

不過，我可以肯定地說，即使最激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會贊成社會的暴力轉型。以暴易暴，對誰都不利。六四後，北京知識界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就是「六四和解」。既然最近的六四可以和解，歷史的筆筆欠賬也就可以找到和解的途徑。

然而，和解的前提是中共要以天下蒼生、民族福祉為重，超越一黨私欲，政治體制改革承諾回到十三大——一九八七年，憲政承諾回到六十三年前——一九四六年，結束黨法黨軍黨天下，結束槍桿子、筆桿子——「兩桿子」執政理念，把中國社會真正帶入民主社會，完成自我救贖。道歉，包括一九四九年在內，向共產革命幾十年被侮辱被損害的黨內外國人道歉，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這些話重不重？我兩年前在香港大學演講，你走後給我發了一個短信，四個字：「慎言，保重。」說出以上那些話，對於不說話而言，很重；對於歷史真相、歷史趨勢而言，很輕。慎言，非不言。胡鍧�不也在國外說過：人長著嘴巴，不就是為了說話嗎？

關於《一九四九》的文體、歷史?事分寸、作者主客觀角色等問題，我還有話說，可能需要專文論述，這裏只能簡單說幾句，尚望賜教。

《一九四九》承繼《致安德烈》(母親——兒子)的?事語氣、結構，把自己的家史客體化，好處是貼己、親切，比較容易展開主觀?事。缺陷是明顯的主觀和文學傾向，沒有了薩特或羅蘭·巴特式的?事冷峻，削弱了歷史的文獻性？

另外，似乎你太想為台灣說話了，一九四九的主題，把一九四五揉了進來，兩部書的內容，你寫成了一部書。我大致算了一下，一九四五的內容在《一九四九》中占到了三分之一強。你的解釋說，沒有一九四五，說不清楚一九四九。這話對。問題是佔到多大比例。只有十幾萬字的書，主體內容只佔到了三分之二弱，無論如何是個問題。是不是《一九四九》只是一個開頭，往後還有佳構？

北京初雪，天很冷。香港的海風依然暖和吧？

躍剛

二零零九年十一月四日

（盧躍剛是《中國青年報》記者、報告文學作家、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創始人之一）■

王康按：但愿跃刚的慈悲与善意多少能触动他们，他的苦心孤诣和历史器识能稍微感化他们。2010，11，4 重庆

《亞洲週刊》第四十五期

杨开亮：奥西茨基——一个用思想撞击法西斯的殉道者

奥西茨基是第一个在牢房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殊荣的战士。

　　如果要在上个世纪一百年间诺贝尔和平奖的颁选中，挑选出一个最重要的颁奖，那么，1936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给德国记者奥西茨基的颁奖，毫无疑问应该作为首选。这不仅仅由于它在当时引起的巨大反响和争议，也由于自那次颁奖之后，诺贝尔和平奖染上了浓厚的保护人权色彩，正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所言：诺贝尔和平奖本身能鼓励人们思考和平与人权。

　　奥西茨基是德国杰出的政治记者和政论家，著名的反法西斯和平战士。他于1887年出生于汉堡，17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学校，从事新闻事业，职业的要求培养了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对法西斯的前瞻性警觉。1916年6月被德国当局强制招去服兵役，历经战火的奥西茨基已经认定，做一个和平主义者和做民主主义者同样重要。当他回到汉堡便活跃于各地，到处发表演说，以他的和平主义理论，去影响德国人民和社会舆论，他因此成为反战和反法西斯的和平主义者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牢房书房四进四出

　　对于魏玛共和国的弱点和纳粹的野心，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果敢无畏地针锋相对。奥西茨基因揭露德国重整军备而屡受迫害。

　　1913年7月，奥西茨基的一篇批判性的文章，被普鲁士战争机构指控侮辱了公共利益，支持军队的爱尔福特法院开庭审问，新婚不久的奥西茨基不得不出庭应诉。

　　1926年，奥西茨基担任《世界舞台》杂志编辑职务。发表文章揭露德国秘密重整军备的情况。1927年3月，《世界舞台》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德国国防军容许一些机构鼓吹军备。奥西茨基作为责任主编，被以诽谤罪名受审，被判入狱一个月。

　　不顾当局的威胁，1929年3月，奥西茨基又发表了瓦尔特尔写的一篇文章，指责德国违反凡尔赛条约、秘密重整军备，这实际上是奥西茨基整个反战活动的一部分。1929年8月，奥西茨基被以“出卖军事秘密”的罪名起诉，经过审讯，在1931年被判有罪。在监狱里服刑八个月后，1932年圣诞节时被大赦出狱。1931年1月20日，他在《世界舞台》上发表了针对希特勒的政论文章，唤醒国民警惕法西斯，不要支持纳粹：“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全面实施法西斯独裁专政，德国历史翻开了最黑暗的一页。爱因斯坦早已看穿了那个号称“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党）的狰狞面目，号召德国人民起来保卫魏玛共和国，全力反对法西斯，幸运的是爱因斯坦在希特勒上台前一个月逃离魔掌，来到美国。奥西茨基当然知道，作为和平主义者，他面临的政治形势非常凶险。但是他没有离开自己的国家，他要用自己思想影响德国，以此避免法西斯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他说：“一个人对着山谷呐喊，声音会穿过边界。”

　　就在“国会纵火案”发生之后，1933年2月28日的早晨，奥西茨基就在自己家里被秘密警察逮捕，当即被送到柏林监狱，然后转送到几个集中营。他在这些集中营里遭到虐待，尽管他的心脏病经常发作，但还是被强迫从事繁重的苦力劳动。

　　提名风起云涌激怒希特勒

　　奥西茨基的抗争，在当时不仅仅被视为保卫和平的抗争，同时也是一场反对国家主义的抗争。奥西茨基是一位对于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无畏战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当之无愧，名至实归。

　　1934年，奥西茨基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当时，法国巴黎聚集着许多德国流亡者，其中有一个奥西茨基的老同事，他率先发起为奥西茨基提名的运动，获得许多人的响应。

　　由"德国人权联盟"联合志愿者，在巴黎开展了一个写信运动，找一些组织和世界著名人物给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名。在著名人物里面，就有刚离开德国的爱因斯坦，他在美国为奥西茨基获奖而奔走。

　　勃兰特——1971年和平奖得主、前德国总理，当时也流亡挪威，他为奥西茨基的获奖做了大量工作。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尔.曼和他的兄弟海因里希尔.曼，也都参加了为争取奥西茨基获和平奖的运动。

　　为了推动给奥西茨基提名，瑞典等北欧国家团结一心，几乎所有的党派、议会议员、和平运动组织、报刊媒体和妇女协会都竭力推举奥西茨基获奖，还有一些社会名流也参加这个运动，例如商业巨头、著名教授和王子。但1934年的提名已经太晚，1935年没有颁奖。1936年又有上千份建议呈报到奥斯陆挪威议会喏贝耳合平奖金委员会，推举奥西茨基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当时，让奥西茨基获奖，可以说是众望所归。正在这时，德国法西斯当局再次施展阴谋，妄图达到继续阻止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目的。德国政府甚至公开造谣宣称，奥西茨基对手诺贝尔和平机构是持否定态度的，即使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也会嗤之以鼻。然而，这次诺贝尔和平奖金委员会并没有听任法西斯分子蛊惑人心的宣传，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举行会议，毅然决定授予奥西茨基一九三五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金。奥西茨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一事，沉重地打击了德国法西斯政府，纳粹当局居然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撕下脸皮，不允许奥西茨基本人去奥斯陆领奖。希特勒为此竟然颁布一项法令，禁止德国人领取诺贝尔和平奖，因为希特勒认为“和平奖颁发给奥西埃茨基是对他的侮辱”。

　　此时，奥西茨基在狱中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生命只剩下不多的时间了，但德国当局仍然把他关押在集中营，纳粹元帅戈林甚至要求他拒绝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德国宣传部长对外却公开发表声称，说奥西茨基是自由的，可以去挪威领奖，但奥西茨基被禁止获得出国护照。

　　以此，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只收到奥西茨基的一封很简短的电报：“谢谢这未曾期待的荣誉。卡尔.冯.奥西茨基”。

　　诺贝尔委员会决定来到奥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兰集中营给这位声名显赫的罪犯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纳粹当局迫于国际压力将他释放。获奖的奥西茨基被送进一个民间医院，但始终处在严密的监视之下。1938年，他由于在集中营长期遭受的酷刑和虐待，重病身亡。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和平奖颁发给一位良心犯，开创了此奖“干涉内政”的先例。正如勃兰特所说：颁奖给奥西埃茨基“是对掌权的野蛮主义的道义上的战胜”。从此，诺贝尔和平奖开始面向人权。近几十年来，人权成了颁奖的一个中心标准，越来越多的人权人士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今天，欧洲各地有不少街道、广场和公共建筑物，都以奥西茨基的名字命名。一代又一代的欧洲青年，为奥西茨基捍卫和平的精神所激励。

　　一位普通而高尚的殉道者

　　奥西茨基为了实现德国和平，贡献出了自己的毕生精力。维克哈姆•施特德在回忆奥西茨基的时候写道：“在我看来，奥西茨基的名字包含着一个伟大作家和一个勇敢的人的一切。他是活生生的反对专制主义政治的象征，他的名字使我深为敬佩。”

　　作为法西斯兴亡见证者的爱因斯坦，目睹了法西斯的反人类的本质和种种拙劣的表演，这不仅让爱因斯坦深恶痛绝，而且也使爱因斯坦以顶级科学家的头脑揭示了一个真理：专制必然走向腐化堕落。

　　“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的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鄙夷不屑。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

　　“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的，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这是爱因斯坦继相对论之后对人类的又一伟大贡献，它昭示了专制必然灭亡历史规律。

　　我想，爱因斯坦为之所以要为奥西茨基获奖而奔走呼号，是因为世界更需要和平、高尚的奥西茨基，而不是那些“品德低劣”的“无赖”。

　　1936年，在一个法西斯国度，在一座阴冷的监狱，世界将喏贝耳合平奖授予给一个伟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战士——奥西茨基。同年，爱因斯坦向世界宣告：“这就是喏贝耳合平奖的不朽价值－－将这荣誉的标志授予一位普普通通的殉道者。”

　　奥西茨基，是人类良心的维护者和世界和平的捍卫者。世界，需要奥西茨基。

　　博客中国10、11、3

严家伟：亦友亦师忆晓波----我接触到的刘晓波博士

今天“刘晓波”三个字，虽然在中国大陆还是被“金盾”、“网警”、“防火墙”四面包围封堵得严严实实的“敏感词”。但在这科技昌明且民智大开的21世纪，在这鼠标—点万里传的网络时代，刘晓波先生肯定已成为（套改一句唐诗）“何愁世上无知己，天下无人不识君”的新闻人物了。鄙人不敢妄称是刘博士的知己，只是与他有过几度短短地接触。所谓“管中窥豹”，而略知这位正直、优秀学者的一“斑”。于是写在下面，愿与读者分享。

那是在2007年的春天，本人才刚刚接触到电脑与网络。不好意思，就像曹雪芹先生笔下的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似的，啥也不懂，尽在出“洋相”。不过本人从来就有那么个毛病，越是不懂的越好奇，越想去探个究竟。同时本人自幼就有个爱舞文弄墨的坏习惯，为此成了“右派”，蹲了大牢，差点把命都搭了进去，但几十年过去了仍累教不改。此时，我当年坐牢时的一位朋友黄先生从北京来四川，我们品茗闲谈时，黄先生兴致勃勃地谈起了海外的自由媒体电子刊物如今已是名符其实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盛况。并不无得意地出示了他一篇发表在海外自由媒体上的文章，更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于是我倾囊中所有去买了一台二手电脑，便开始了这网上自由撰稿的生涯。

当时就连我老伴、子女都认为我是吃撑了没事干。—个年过七十的人了，还去搞什么写作，疯了不是？我则不管别人的嘲笑讥讽，我行我素地干了起来。不过根据我在大陆投稿的经验，一个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的作品往往很不易进入编辑的视线，海外媒体是否如此，我更不得而知。于是我向友人、山东某大学教师L君请教。L君早已是网上自由撰稿人了，于是热情地向我介绍了两个人，叫我把作品寄给他们。一个是《民主论坛》主编洪哲胜先生，另一个就是刘晓波博士。这里顺便说—句，洪主编后来对我进行了不少的的指教与帮助，因与本文无关，故按下不表。这里就只谈晓波吧。

2007年３月底，我向刘晓波先生寄去了我的—篇作品题为《搬巨石记》。说的是“文革”结束后各地相继折除了许多遍地滥建的毛泽东的塑像。我当时是监狱里的一名“就业员”，当派我们去折除狱中—座毛塑像时，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老实说我当时不大指望刘晓波会把我的作品当回事，只好很客气地称他“刘老师”，请他斧正示教。可是不到48小时就收到了他的E-mail函，尤其是其热情、谦虚出乎我意料之外，信全文如下：

严老：严先生：

我是晚辈，请直呼我晓波最好。

你的文章已经推荐给几个刊物，请静等回音。

希望您多写您本人的右派经历。你们这些右派，每个人的经历都是一部大书。

晓波 上   07年4月1日

于是我回他—信，大意是说，论年龄我确实比你蠢长近二十载。但“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在为文述著上你才应是“师”。我今后就称你小刘老师吧！

几天以后，又收到他一信

严老：

此文很好，将由“民主中国”首发，谢谢！

请在民主中国发出之前，不要再投他刊，也不要自己上网。

在境外刊物中，民主中国的稿费算高的，每季度结算一次。

希望多看到这样的稿子。

晚生再次拜首。

晓波     （07年4月5日）

刚过了—天，又收到他一信：

严先生：

民主中国决定采用这篇稿子，但希望把题目改的更直接一点，叫做“右派们在狱中砸碎毛泽东塑像”。

你看如何？

晓波 上

对于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的作品，他不仅热情推荐，而且为了一个标题，都在反复加以推敲，实在让人感动。于是我回信说：

小刘老师：谢谢您的热心帮助.题目也改得好.但有一点,当时参加折除的人,并非全是右派.既有其他政治犯还有刑事犯.是不是改为《" 阶级敌人"在狱中砸了毛的神象》,或《我们在狱中砸了毛的神象》.请您再推敲一下最后由您决定.再次谢了     此问

            安好                      严家伟 敬上

最后，《民主中国》于当年4月用《“阶级敌人”在狱中砸了毛的神像》为题刊发了拙文。以后，他又把我写的《“政治疯子”李景孝之死》和《让谎言见鬼去吧》相继推荐发表在《民主中国》上。并先后向我介绍了蔡楚、陈奎德、杨莉藜、一平、张伟国等诸位海外媒体人及《观察》、《议报》、《人与人权》等媒体的情况，提供了他们的E-mail邮箱。我与晓波先生连“萍水相逢”都说不上，而且他自己都还生活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中，却如此对我进行帮助，用一句成语，真是一片“古道热肠”的感人真情。所以到后来我真不好意思再去麻烦人家了。我们四川有句俗话“师父带入门，修练在各人”，晓波先生是我在网上撰稿带我“入门”的师父，“入门”后就该自己去“修练”了。

这中间还出现过一个小插曲，07年的一天，一位“不速之客”的邮件，突然蹿入我的邮箱，发件人是："p_knowledge" 《p_knowledge@126.com 》

—行大字为：此邮件已被监控

为了不给人家多惹麻烦，除了逢节日问候他一下外，便很少再与晓波先生去信了。

2008年秋，我去北京访友旅游，路过成都时，几位“五七右友”在公园喝茶、吃饭，算是人家给我“接风”。几位朋友知道我要去京，便说务必想法去见见刘晓波先生。“右友”朱国干先生更出示了晓波先生写给他的亲笔信，词谦意恳称朱国干先生为前辈，希望他们一定要把“反右运动”的许多珍贵史料保存下来。所以朱国干先生又亲笔写了—信，托我务必当面交给晓波先生。其实我心里对晓波先生也早已是“久欲一识韩荆州”了。

来到北京以后，虽然奥运会早已是曲终人散了，但那根“对敌斗争”的弦还是绷得紧紧的。10月2号那天我到天安门前转了—圈，只见警车遍地，警察如林，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一个个虎视眈眈，好像游客中有无数个本.拉登或人体炸弹似的。老夫这把年纪了，就因为手上提了一个塑料袋，里面放着我的几篇诗词，文章，几张名片，一个小照相机。总重量最多一斤，包呈扁平形，并非胀鼓鼓，一眼就可从外观上断定里面不可能有定时炸弹，或杨佳先生的快刀。然而却引起了一位“人民”警察的“革命警惕”，他走过来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要检查我这个小提包。我很客气地请他出示搜查证。却遭到他蛮横地拒绝。声称“这里是天安门广场，我们奉命行事，不需要出示什么搜查证”。而且未经我同意便粗暴地打开了我的提包。因此也使我大开眼界，原来在天安门广场是可以不依法随意搜查人的！

我回来把这事向朋友们—讲，朋友便劝我：“你还想去见刘晓波呢，谨防人未见着先上了警车。此人和余杰是当局视为最危险的两个人，不抓他们是做样子给外国人看，表示中国还有人权”。我也觉得朋友的话不无道理，必须采取点“策略”，否则又会惹得我们的“人民”警察不高兴。于是我去找到了我的另—位朋友，一位研究历史的学者Z君。通过Z君的帮忙几经周折才于08年10月20日傍晚，与Z君先乘地铁到公主坟，出站后再“打的”去一家餐厅，约好晓波在那里见面。一路上Z君告诉我“近来晓波特忙，今天好不容易才抽出点时间，咱们尽量长话短说，他真的很忙”。我说“我也没有什么大的事，只不过就是敬仰他，想见他一面。而且也是家乡几位右派老人托我问候致意而已”。

当我们来到餐厅时，看见有个高大的人拿着手机正在门口张望，我在网络上看见过他的照片，一高兴止不住对Z君大声说“嗨！那不是刘晓波呀”？Z君连忙制止我说“你嚷什么”？我才一下醒悟过来，这“敏感词”怎么能大声喊呢？

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晓波文笔的漂亮那是没得说的，但他谈吐并不十分流利甚至还有点口吃。不过他的质朴、谦逊和待人的真诚，一接触到他，就可深深地感染着你。当我向他转达成都“右派”老人对他的问候并递上朱国干先生的问候信时，Z君在旁打趣着说“哎呀，你看成都右派老人都把你当成包公了”。晓波说“我—无权，二无势，一介穷书生，只有笔一枝，什么‘公’也不是”。我说“我们中国绍兴的毛笔有‘金不换’之称，晓波君的这枝笔就是除了真理与正义，万金也换不了的”。他听了连忙说“晚生何德何能，不敢当，不敢当”！

这时我们发现一个中年男子，既不像餐馆工作员，也不像顾客，就在我们附近转来转去。他既不招呼服务员，服务员也不搭理他。中国的一些事，人人都心里明白，就是不能去说破。何况我们就是聚一聚，道一声仰慕与问候，真是无事不可对人言，你想听，就听好了。不过我当天也感觉得到，晓波好像心事重重，所以餐聚也只有个把小时就结束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肯定是在为《零八宪章》最后定稿操着心，但他对此一个字也未提及，这是可以理解的。

当我看着他高大的身影慢慢消失在黑夜中时，我心里既在为他的平安祝福，同时也在心里十分肯定地认为，这个人将来肯定会成为一个历史人物。而我此时的心情，就像几天前一位北师大的学生说的那样：“我为刘晓波感到骄傲和自豪”！这位学生这样讲，是因为刘晓波是他的校友，而我这样讲，是因为刘晓波与我既可算是朋友也是指引我走上自由撰稿人这条路的老师和领路人！

2010年10月18日完稿    （2010年10月24日首发《议报》439期）

欣闻刘晓波荣获诺贝尔和平奖感怀（七律.二首）·严家伟

2010年10月欣闻晓波获奖，一周后正值重阳佳节，与友人携酒登高，同庆此盛事，爰成是阙书怀

                （一）

                      和平诺奖晓波收,

                       携酒同登百尺楼.

                       民主有能福世界,

                       独裁无理祸神州.

                       群鸦争吃富豪笑,

                       远雁书空民众愁.

                      "新政"已成空假话,

                       大家着手挽狂流!

                        （二）

                  翠屏高会正重阳，

                  遥感晓波意气昂。

                  一代英才鬓发白。

                  满天煞气树林黄。

                  人争跪拜求千佛 （注）

                  我为登临痛万方。

                  锦绣乾坤谁破坏？

                  峰头把酒问苍茫。

   （注）：翠屏山位于四川宜宾市，上有“千佛岩”常有人于此跪拜神佛。

（2010年11月1日首发《北京之春》）

北  明：刘霞的世界——与刘霞碎语

作者按：在我的《中國反抗奴役者的妻子們》訪談系列中，劉霞是一位特殊女性。這不僅因為她比她的丈夫劉曉波更具個性，而且因為直到去年（2009年）底劉曉波被宣布正式逮捕，她始終拒絕接受任何媒體的采訪，甚至拒絕出國代受美國筆會頒發給劉曉波的自由寫作獎。即便後來為營救劉曉波毅然接受媒體包圍，她也仍然不是一個很好的訪談對像。本文是一個華盛頓到北京的越洋電話訪談錄，做於2010年1月23日劉曉波一審判決獲刑11年後上訴期間。電話中她時常長時間地沉默不語，導致訪談幾乎中斷。我除了轉換角色與她對談，沒有別的辦法讓她開口。這讓我隱隱然有借關心之名行騷擾之實的歉疚。我之所以在猶豫之後還是決定將這個“準訪談”以文字形式發表，是因為劉霞開口不易，而她確是中國“十二月黨人”的出色妻子。在這些文字公佈之時，我要對這位不善言辭，一貫恪守私人生活空間，現今卻被迫把自己暴露給媒體的宅女、詩人劉霞表達我的歉意和謝意。

---------------

 “坐牢的是你，探監的是我”

北明：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知道這個消息了，就是前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還有南非大主教圖圖聯名提名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劉霞：對，對。

北明：我認為他獲獎非常有可能。雖然對你個人來說，你大概不在乎，但是現在已經這不是你個人的事兒了，親愛的。

劉霞：我知道。（沉默）

北明：如果曉波真的要在裡面待十一年，你有這個思想准備嗎？

劉霞：哎，有了吧。（沉默）

北明：其實曉波呀心事挺重的。他至少三年前，有一次我跟他在Skype通話，說起你來，他就說，他現在就是想掙點錢，以後萬一有了個三長兩短，劉霞好有個…… 說你自尊心太強，又不想開口求人。他那時候就有這種心理准備了。我就想，曉波也就是這麼一說吧，不可能的。沒想到，這個事情就變成真的了。

劉霞：咳呀這麼多年來，我們倆一直，一直知道會有這麼一天。

北明：劉霞，我知道你從來都不接受采訪。劉霞你得知道，你現在不是你自己了，你被迫成為公眾人物。我知道，咱們女人都不想遇上這種事兒，但是他樹大招風，有的時候，被迫就變成這種狀態了。現在其實你得有點兒責任感，你說呢？

劉霞：我不會說話。（接受）采訪，就覺得我盡胡說八道。

北明：劉霞，誰采訪你了？誰那麼lucky能把你采訪到啊？誰那麼幸甙。�

劉霞：哎呀！我在這整天在接受采訪！

北明：哎呦太好了劉霞，你什麼時候改主意了？我一直都不敢打攪你！

劉霞：我從曉波正式被逮捕以後我就，我就全部“對外開放”了！

北明：劉霞，你真是為了他。這樣吧，你既然已經都對別人“開放”了，你怎麼也得跟我說兩句。你現在已經變成一個中國十二月黨人的妻子，我知道你不願意做。但是，所有天下的這些妻子們沒有一個想當英雄的，沒有一個想嫁給苦難的，她們就想嫁給她們愛的那個男人。但是呢，她這個男人，肯定不是一般的男人，這你都比我都清楚。現在，咱們分兩部分。第一部分，你先跟我說說，你這十一年，你准備怎麼過？

劉霞：嗯，我准備呀，我准備，就是事情劃上句號以後，他到監獄了，我肯定首先就是要告訴他：每個月到探監的那個日子，我都會出現的，我會給他寫信，我會給他送書。（沉默）只要我走得動，我起得來， 我肯定會月月不拉地去看他。然後呢，就是，我肯定要調整我自己，我必須得回到我自己的生活裡來，我不能在所有的事裡面，只是一個探監的妻子，我得做我自己的事情。

北明：等一下，我再問你，你要做自己的事情是什麼事情。我先補充問一句，你剛才說，等這個事情劃上了句號，這是什麼意思？　

劉霞：就是現在不是上訴還沒有結束嗎，他人還在看守所裡，還沒有到監獄裡。所以，我的生活也是非常、非常混亂。因為我突然從一個宅女就變成了一個幾乎天天要說話的人。

北明：你不習慣？

劉霞：是。

北明：曉波剛被捕的時候，都在想，快過“六四”了嘛，把一個領軍人物關到監獄裡面去，過了“六四”他就出來了。

劉霞：我從來沒這麼想過。他們一旦動手，就肯定會是一個很長的時期。

北明：你為什麼會這麼想呢？　

劉霞：對，我就一直有這種感覺。我在曉波出事，就是還沒被抓走之前，還有很長時間，我就跟他說：警察要來了，要抄家了，你要被抓走了。

北明：他說什麼？

劉霞：他當時說我“神經”。

北明：那你們倆的感覺，對這事兒怎麼完全不一樣啊？

劉霞：因為他一直認為，他認為《零八憲章》是一個非常理性、平和的東西。

北明：確實也是這樣啊。

劉霞：對。也可能，要不就是他不想要我過分擔心。但是，我真的是，就是早早早早就跟他說了，肯定最後抓的是你，坐牢的是你，探監的是我，沒別人的事兒。

北明；他怎麼反應啊？

劉霞：他，因為他一直覺得我這個人比較神經質……

“我不能就做一個整天訴苦的人”

北明： 曉波被判刑，我給廖亦武發信的時候差不多失語。你猜他回復的時候說什麼？他說“他們成全曉波呢”。他說“他們在這個時候判了曉波，歷史會記住這一天”，他說（曉波）“求仁得仁”。

劉霞：求仁得仁，大家都這麼說。我家裡人也說，朋友們也說。就在這個事情沒發生之前，就都這麼說了。而且朋友們還說：以後我們有過聖誕的理由了，我們有中國人自己的過聖誕的理由了。

北明：你剛才說，你不能十一年就變成一個探監的妻子你有什麼計劃嗎？你怎麼恢復你的生活呢？具體一點。

劉霞：我盡可能地把非常的日子過得日常。我該讀書讀書，該畫畫畫畫，該拍照拍照，該寫詩寫詩，我不能就做一個整天訴苦的人。整天除了劉曉波，我就再沒有什麼可說的事，沒有什麼可做的事，如果我這麼過十一年的話，曉波出來，也會非常悲哀。

不准送藥給曉波

北明：你現在每天睡幾個小時？

劉霞：現在沒准兒，有時候可能一夜睡不了幾個小時。

北明：你知道愛護自己的身體嗎？

劉霞：啊我……我一般的，我這個人是不太愛惜身體的，我跟劉曉波都說：身體這個東西，我們就聽天由命吧。

北明：你要是不愛惜它，那就不是聽天由命啊，那是你把你自己的意志加進去了。

劉霞：因為我本來就是一個非常不愛動的人。 我連自行車都不會騎，游泳什麼這些都不會。

北明：沒有一項邉犹亻L？

劉霞：對。我以後准備在外面，當然就是公園嘛，走一走，天天去走上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要積極地鍛煉身體。

北明：你怎麼會突然這麼想了呢？　

劉霞：要不然，背書都背不動了。

北明：你現在身體是不是特別不好？

劉霞：對，你看我年前得的感冒，到現在都沒有好。

北明：你覺得曉波他在監獄裡能挺下來嗎？

劉霞：我想應該能吧。我就擔心他那個胃呢。

北明：他前幾次坐監獄的時候，胃也不好嗎？

劉霞：對，那次軟禁他八個月的時候，中間都住過醫院。勞教那三年比較好的是什麼呢？是他們允許我給他送藥進去。現在不行。現在任何藥品他們都不收。任何進嘴的東西都不讓送。

北明：你看見他兩次，對不對？

劉霞：看見他三次呢。宣判那天讓我去了。

北明：你看見他還行嗎？

劉霞：還行。　

北明：他有變化嗎？

劉霞：比我上次見到好像還稍微胖了一點，但是臉上看上去，不知道是曬太陽少了還是什麼原因，就有點兒臉色不是太好。

北明：你得跟他說，讓他在那裡頭能有機會鍛煉，就得鍛煉，得邉印�

劉霞：他說每天他都自己鍛煉一個小時。

北明：他現在成了中國的摩西了。摩西帶著在埃及的那些受苦人、猶太人出埃及的時候，人家摩西天天都在走路呢，那就等於邉印�曉波要想十一年在監獄裡頭堅持下來，要想出來的時候，牙齒不掉，身體還好著，正常著吧，他就得鍛煉。而且他還得有一個很堅強的意志。你覺得他意志堅強嗎？　

劉霞：哎呀，超堅強。他要不是超堅強，他在這二十年裡，你想，他怎麼能過來？　

劉曉波給劉霞的滿屋子鮮花！

北明：我估計他這麼堅強跟你有關系，是吧？

劉霞：我是超級脆弱的。他可能從我的脆弱裡看到了我沒看到的堅強。（笑）

北明：我想不是你的性格，而是你對他的愛，是你們之間的愛對他來說太重要了。你怎麼跟曉波認識的呢？　

劉霞：我們倆八二年就認識了，大學畢業到北京來的第一年就認識了。

北明：怎麼認識的？

劉霞：我們當時都在中國銀行食堂吃飯，我先認識他一個大學同學，叫周進，也寫詩。就在那個食堂裡，那些同學，王小妮呀什麼的，都是在那個食堂裡認識的，曉波也是。

北明：那個時候你就覺得他很特別嗎？那時他還沒變成一匹“黑馬”吧？

劉霞：沒有呢。八二年，你想想看，他剛來北京。後來，我們就……。反正因為老寫詩嘛，就老在一起玩兒。我是屬於朋友裡頭自己有房子比較早的，所以，大家都喜歡到我們家去吃飯、聊天兒。他就非常、非常喜歡我寫的詩，喜歡吃我做的飯。

北明：我想你們兩個互相之間雖然完全不一樣，你是那樹底下一棵草，他是那大樹，但是你們倆有一種相依為命的感覺吧？

劉霞：就是兩個人在一塊舒服唄。

北明：劉霞，你跟我說說，你跟他結婚，你有沒有想過，你們後來會走上這麼一條道路啊？會變成一個囚犯的妻子，而且是不停地變成囚犯的妻子，你的生活中就不能缺少那樣一條道路——探監。你想過這事兒嗎？

劉霞：當然想過。也沒辦法，這個事兒，是沒得選的。

北明：能不能回憶一下你們兩個的，最讓你感動的細節。就是永遠不能忘記的一些關於他或關於你的，或者關於你們倆的細節？

劉霞：其實，好像是比較隆重的就是，九六年，我不是去了趟美國嗎？然後，我回來的時候，一出機場，他來接我，他手裡攥著一把花兒。他攥著時間可能太久了，飛機可能晚點，花兒的花莖都已經讓他攥得有點兒變軟了。我到現在都能記得他那手感。然後，一回到家，滿屋子到處都是花兒，我以為我進了花兒市了。

北明：你去了美國，去多長時間？

劉霞：我去美國一個月。

北明：那時候你們結婚了嗎？

劉霞：那時候，我們已經結婚了，就是沒有拿到結婚證。

北明：你們倆真實不容易，曉波也是夠幸叩模�他折騰成這樣，還能把你留住。所以那堆鮮花兒給你的印像特別深刻，是吧？

劉霞：對。

北明：這家伙是夠浪漫的。平常看他說話吭吭巴巴的，沒想到他肚子裡面這麼多熱情。像火一樣的，哈！這些鮮花兒沒讓你出一首詩嗎？

劉霞：沒有。我這個人，怪了。我從二十出頭寫東西，就很少有年青女孩兒的那種，那種東西，，我也不會說是因為高興啊，幸福啊去寫詩，我全是因為痛苦而寫詩。

北明：所以那些花兒就吃飯、喝酒都消化道腸胃裡頭了，然後又吸收到血液裡頭了。

劉霞：嗯，就都……（笑）

北明：都飄到天上了。

北明：你又不說話了。

劉霞：對。北明我一直說，我不是一個好的采訪對像，我會讓記者經常崩潰，記者經常會反過來問自己，為什麼劉霞不哭，自己反而哭了。

北明：記者哭了，你沒哭。你肯定不在記者那兒哭。你要麼就是一個人哭，要麼就是只有在三、兩個知己那兒哭，要麼就是心裡哭。而且，你哭時候都已經變成你的畫兒，你的詩，變成那些藝術上的東西了。那你跟曉波在一塊兒，總有掉眼淚的時候吧？

劉霞：那，他在家，我老哭。（笑）

北明：替他著急吧？或者他欺負過你嗎？

劉霞：他哪敢欺負我呀。（笑）他，他，他舍不得欺負我。他寧願被我欺負。

劉霞的愛是劉曉波人生轉變的關鍵：“他說是因為有我”

北明：他太知道好歹了。這就好。劉霞，你知道嗎，我原來覺得他不知道好歹！他認識你之前，或者是在六四以前。（劉霞笑）後來他變了，他一下就變了。我從他，才有一個概念改變了。原來我認為，這人的好壞都天生就注定了。就像基督教神學裡面說的那個“預定論”，加爾文的預定論，就說是上帝要揀選誰，那早就是注定的了。我就覺得天生下來人甚麼樣就注定了，有一種很強的宿命感。後來，從劉曉波（的改變）我才開始有一個問號了，就覺得這人沒准是能改變的？當然現在我也不完全確定，因為曉波的改變也可能也是注定的。就是缺少一個契機，缺少一個事件，生命中缺少一個標點，那個標點什麼時候出現了，他就變了。我真是覺得他是八九以後變的。你有沒有這個感覺呢？難道你沒有感覺嗎？

劉霞：對，我是有感覺。就覺得這個人越來越理性，越來越平和，越來越謙虛。然後，越來越會去愛更多的人。越來越……就反正就是越來越舒服吧。

北明：你覺得他為什麼會有這種改變？跟他的閱讀有關系？還是跟他的經歷有關系？還是跟他的思考有關系？還是跟你有關系？

劉霞：嗯．．．都有吧。

北明：你能不能說個細節，你覺得怎麼就變了？而且你能不能告訴我個時間段，大致在哪個時候變的？我剛才說的對不對？我這個是外人觀看。

劉霞：嗯……我覺得呀還是，還是從，應該還是九幾年，不是一出來就這樣。

北明：什麼東西讓他改變了？

劉霞：嗯，我不知道。他自己說……他自己說是因為，對是因為有……

北明：沒聽清楚，再重復一遍，他自己說什麼？

劉霞：他說是因為有我。

北明：因為是有你。我相信是這樣。世界上只有愛能改變一個男人。（改變）女人也一樣。暴力、語言、規矩都不行，苦難有時候也不行。我說是往好裡改變啊，不是往壞裡變。你說對嗎？

劉霞：（長嘆）更多的是對。（沉默）

北明：有一本書，作者叫楊腓力，他是美國《今日基督教》的特約編輯，他也是一個基督徒。他在蘇聯解體的那一年，應邀跟隨一個美國的代表團訪問蘇聯，回來寫了一本書叫：《克裡姆林宮的鐘聲》。裡面曾經描述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一個法官，多次地審訊一個總是翻案的一個罪犯。那個家伙21年來反復出入監獄，惡性循環。但是有一天，這個法官突然想起來了，好久沒看見這個人出庭了。他放心不下，他就上門去問發生了什麼事情。結果呢，這個前囚犯生活得非常好，他變成一個基督徒了。法官感到非常奇怪，但是這個前囚犯回答說，“生我的生命裡，第一次有人原諒了我。”是因為被被寬容被愛，從此以後，他再也沒有出現在法庭上。那是楊腓力在書中陳述的一個小故事，是同行的代表團成員講給蘇聯人聽的一個真實的故事。

劉霞：……

北明：你又不說話了？　

劉霞：聽你說呢。

北明：我這個“記者”實在糟糕，采訪別人，自己老說。

劉霞：（笑）

北明：（笑）不行，你得說，你得開口。（二人笑）劉霞，你這麼著吧……

劉霞的詩：《癔语》

北明：……你給我念一首你的詩吧。你那些畫兒我們又看不見，你又不唱歌。

劉霞：念詩…… 我的詩平常都是劉曉波念給朋友們聽……

北明：你現在念給我聽一個。我們沒法兒讓他給我念了，你就揀一首他最喜歡的詩……

劉霞：他都喜歡。（笑）

北明：都喜歡……，那，那你就隨便揀一首。

劉霞：（還是笑）念詩對我來說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兒……

北明：詩本來就是要吟的……

劉霞：這真是挺讓我不好辦的……（笑）　

北明：不行，你得辦！這事兒太簡單了，你就拿起來念。都是自個兒寫的詩，都是你心裡最想要說的話。你是詩人。

劉霞：我詩寫得很少，我這個人寫不了那種單純的東西，我寫的小說，人家沒有看過我本人的，都以為是一個年紀很大的人寫的。

北明：飽經事故的那種嗎，還是老有一種憂傷在裡頭？

劉霞：就是我沒有那種抒情的東西，我這個人的文字中特別沒有抒情的東西。我也不會說因為高興啊，幸福啊去寫詩，我全是因為痛苦而寫詩。年一首零三年寫的詩吧。

北明：好。

劉霞：叫《癔語》：

      我是在一個名叫尼金斯基的人的身體裡的靈魂

       我吃得很少，盡管我很瘦

       我只吃神讓我吃的東西

       我討厭鼓脹的腸子

       那會阻礙我跳舞

      我害怕人群

       害怕在他們面前跳舞

       他們要我跳歡娛的舞蹈

       歡娛就是死亡

       他們感覺不到

       卻要我過和他們一樣的生活

       我要留在家裡

       避開人群

       把自己關在房間裡      

       望著天花板和牆壁

       監禁中我也能找到生命

      我是不思想的哲學家

       是生命的劇場

       不是虛構

       我是有身體的神(此句不確，聽不清楚。北明按)

       喜歡用詩來談話

       我就是韻律

安眠藥不能讓我入睡

       酒也不能

       我越來越累

       我想停下來

       但神不允許

       我要一直走

       走到很高的地方往下俯視

       感覺我所能到達的高度

       我要走

（北明按：根據錄音整理，斷句斷行未必準確）

完了。

預支的憂愁

在她生命能達到的高度上，劉霞做了一件天下很少妻子能夠做的事，給自己的丈夫算刑期。

劉霞：宣判之前，我就按他們這些指控，自己估計是十年。宣判那天，讓我去的時候，我一聽，人家一說十一年，我特別平靜坐在那！我想啊，十一年，加了一年。Okay！（笑）就好像僅僅多了一天，好像或者是十一年在我的錯覺裡就變成了十一天。當時，一點兒都沒有那種接受不了的那種崩潰呀什麼的。當時就真的是沒有。所以開庭完了，人家安排讓我們見面十分鐘的時候，我一直在笑著跟他說話。後來，律師在再去見他的時候，他說：劉霞那天真堅強。

沒有人能夠否認，劉霞面對自己丈夫獲重刑十一年，她的表現非常堅強。不過，我仍然覺得，一個樂觀主義者在苦難中的積極態度，可以解讀為堅強。一個悲觀主義者在苦難中的積極態度，僅用堅強兩個字概括，可能是不夠的。我采訪了劉霞和劉曉波的朋友，也是劉霞的文學同行，詩人，現在旅居美國的一平先生，他對劉霞面對苦難的態度，有更深一層的解讀。

北明：一平先生，謝謝您接受采訪。

一平：不客氣。

北明：我有一個關於劉霞的問題，我發現在劉霞身上有一種特質，比方說，她平常是一個非常憂郁而且非常悲觀的人，幾乎是絕望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呢，當劉曉波被判十一年刑，全世界震驚，可是劉霞這個時候反而顯得非常從容，用劉曉波的話來說，是堅強。您怎麼解讀劉霞的這種精神狀況呢？

一平：好像第一點來說呢，劉霞實際上是一個宗教感很強的人，她寫詩也好，畫畫也好，攝影也好，精神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對於生活、生命，精神要求越高，那麼相對呢，你對現實的失望啊，這種痛苦啊也越多。另外一方面，它也顯出了劉霞本身是一個精神上很強的人。再有一點，劉霞因為跟曉波在一起也很長時間了，那麼實際上呢，一方面，她對曉波入獄，包括曉波自己對自己的入獄都是早有准備的，一直都有這個准備。因為這種生活，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進到監獄裡去。

劉霞認識他以後，劉曉波就還進過監獄，出來以後呢，他們的生活還是受到監控的，相當於那種軟禁式的。出門哪，包括盯梢啊，電話竊聽啊，動不動的公安局就來詢問。包括過去劉霞自己出門，有的時候警察就差幾步跟著她。因此，他們對這種生活實際上就有了長期的適應性了。第二天，她也有這種准備。曉波呢，因為過去呢，很早就考慮過的，有可能以後他會去坐監獄，因此呢，就寫文章，為劉霞在經濟上做了一點准備。

再有呢，她和曉波都認識得很清楚，既然你來承擔這個責任，那麼，劉曉波過去就說過，你要為了自由，來交出自己的自由。我想呢，劉霞在這點，她有她的理想主義的精神。因此呢，當劉曉波被判刑以後呢，她能夠比較坦然地來面對。

北明：警察現在還來騷擾你嗎？

劉霞：警察，在下邊。

北明：曉波有一次電話裡說，他們到你們家來騷擾，你就拿著那拖把……

劉霞：啊，那是零四年，他們抄我們的家，把曉波帶走了。完了，留下兩個女警察跟我在那說話。後來說：劉曉波有罪，你就有罪。後來我說，你如果這麼說，那你就帶我去換個地方。那人就馬上說：那可能是我說錯了，不應該那麼說。然後我就特別生氣。因為他們抄家都是穿著鞋進來嘛，我就開始拿拖布從臥室那邊一點一點，我就擦，我也不跟她說話。一遍遍地擦，一直擦到最外面這間。然後我說，我擦過的地兒你們不許踩。然後，她們只能一步一步退到門外去。

北明：她們當時生氣嗎？

劉霞：沒有。

北明：挺尷尬的吧？

劉霞：尷尬肯定是會的。

事實上，與其說面對苦難，劉霞堅強，不如說，她從容、淡定。而這種從容、淡定，除了一平先生從宗教和現實兩個角度的分析，從女性的角度和心理學的角度還可以做更多的解讀。

北明：劉霞，你不是堅強……

劉霞：對，不是堅強。我一看見他就高興。

北明：你一看到他就高興，還有一個，你預支了憂愁了。你都預支多少年了！所以當這一天來到時候，你不會受到那麼大衝擊。所以你挺住了。

劉霞：對。因為在日常生活中，我都是永遠把事情往最壞那方面想。外面當然會笑著過（日子）。但是（我）就是一直是特別……，我有朋友說我屬於天生抑郁的那樣的人。就是太……太消極了，而且就是太不願意跟這個社會有任何關系。過度的，那種內心折磨自己了。而相反，事情真的發生了以後，我突然發現，我現在眼前出現的，都變成那種美好的畫面了。

劉霞天生是人類悲劇命叩氖拐摺Ｋ�在長長的等待中，猶如一個被迫錯穿配角、平庸服裝的悲劇主角，焦慮、惶恐、不安地等待著悲劇啟幕，拒絕眾生的歡樂頌。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二十三號，劉曉波被重判十一年。預料中，她等待，准備已久的悲劇大幕終於拉開，觀眾驚訝地入場，各就各位，她再也不感到孤獨了……

劉霞：就比如，曉波開庭，二十三號那天，那麼多的媒體，那麼多的外交官，那麼多……被警察攔攔截住很多人，還是有一些人在法院門口去系黃絲帶什麼的。然後，元旦在紐約，美國作家風雪中朗誦曉波的作品（長嘆，沉默），哈維爾先生去中國使館投信的那個照片……我現在就，反而變得就是，不那麼跟自己較勁了，就開始，反而好像，怎麼說呢，不僅僅只把自己擱在陰暗的那個角落裡了，能感覺到陽光了。

北明：劉霞，你呀，你生來就是受苦的人。

劉霞：對！廖亦武那天說，“你跟曉波就走吧！”說的，一個是曉波十一年不能寫東西，真的太浪費了”。說“自由比什麼都重要。”然後說：我的日也會非常難過，出去就會好很多。我說：既然他選擇了不走，我們就不走吧。這就是我的命吧。老廖說，“那你既然說這是命，那我也沒法說什麼了”。

北明：你就准備了一生的承受。

劉霞：我沒想那麼多，我就想眼前……

北明：你沒想那麼多……

劉霞：就這十一年吧，一天一天地過，一個月一個月地過……

北明：唉，典型的女人。你的憂患意識啊，太深重了。它沒來的時候，全世界都不知道，就你自己在那兒承受，所以你承受不住。現在，它來了，全世界都震驚了，開始分擔了，這時候你輕松了。我不是說你不痛苦了，不難過了，但是至少你的心理的負擔被其他的應該承擔的、應該分擔的人分擔了，所以，你反而覺得你輕松了。（劉霞插：對。）而且，你等了那麼久，你把它等到了，不管它是個什麼東西，它到了。所以，你不再等待了，你倒坦然了。

劉霞：對。真的，那些……像香港（人）每個月都為曉波去上街，不管有多少人，人家就堅持。（長嘆）這些東西，真的就是……我說我這十一年，就是，肯定所以這些東西已經。會不斷地到我眼前重放，所以，我相信，我一定能走好這十一年。

北明：就這樣吧，劉霞。就這樣吧，我不打攪你了。

劉霞：嗯。

北明：能睡著覺嗎，今天？

劉霞：有藥片兒呢。

全文完。子仲依據錄音整理，北明校對。刪節版原載香港《明報》月刊2010年11月號，標題是《衣帶漸寬終不悔·深入劉霞的世界》。

專訪

北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 談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

採訪時間：2010年10月25日

地點：華盛頓——斯德哥爾摩

受訪人：馬悅然，瑞典中國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

採訪人：北明，旅美作家、自由亞洲電台“華盛頓手記”節目主持人

北明：

    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您這位十年前頒發另一位華人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委，對此有何感受？

馬悅然：

得知劉曉波獲得今年的和平獎，我非常高興。

    華人作家高行健獲諾貝爾文學獎之前，有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小小的冰島獲獎，為什麼有五千年優秀歷史和十三億人口的中國還沒有獲獎呢？我回答說： 冰島並沒有獲獎，是一位冰島的作家1955年獲獎。諾貝爾文學獎是頒發給一位作家，不是頒發給一個國家。

    高行健獲獎之後，另一位大陸的記者給我打電話說： 哈，中國作家協會有250個作家比他寫得好！ 我問他讀過高行健哪些作品，他就說： 高行健寫的東西根本不值得讀。我相信多半的大陸讀者只讀過高行健的《車站》。他的兩部小說《靈山》和《一個人的聖經》大陸的讀者無法讀到，因為大陸的人不僅缺乏言論自由，也缺乏閱讀自由。

    劉曉波是一個很勇敢的為了爭取人權和言論自由而鬥爭的人士。他明明知道他的活動會對他個人有很不愉快的結果，還是不放棄為他的同胞們服務。他這方面跟中國多數知識分子不同。中國知識分子中很少敢出來講幾句真話，我為此常常感到遺憾。巴金先生文革後發表的《隨想錄》在每一頁談到說真話的必要，但其實他真話很少，也不夠尖銳。我所認識的中國知識分子中膽子最大一位是詩人艾青。艾青年輕時候坐過國民黨監牢，一九三十年代末年在延安呆過。一九四二年秋天，延安文藝座談會後幾個月，他在《解放日報》發表他的文章《了解作家，尊敬作家》，批評共產黨對作家的壓力。1957年，反右邉娱_始的時候，艾青給帶上了高帽子，作為中國人民的敵人，被送到北大荒去做21年的苦工，1979年再平反。劉曉波，像艾青一樣，真懂得"君子自重"的意義。

北明：

    最近幾年您訪問過個山西很窮的山村，能不能藉這個機會談談您在那裡的見聞和感受？

馬悅然：

    爭取自由的中國人不僅是知識分子。我最近幾年有機會到山西省幾個非常貧窮的山村去，在那兒呆了一段時間。呂梁山一個小山村的農民告訴我，他們的土地給底層幹部奪走了，賣給一家煤礦公司。說的是每畝地十年內每年要得500塊錢的報酬，可是農民一塊錢都沒有得到。所有的錢都落在幹部們的兜兜兒裡了。農民上縣城去提出抗議根本沒有用：縣政府的幹部跟村里的幹部一樣腐敗。

    兩年前在中國發生過九萬七千個大小不同的騷亂。壓得沒辦法的農民用暴力攻擊派出所和黨政機關。今年發生的騷亂增加到二十三萬! 1989年的六·四，政府派中國人民的解放軍去鎮壓在天安門廣場的中國公民的和平示威。現在，地方當局已經沒有必要要求解放軍的部隊鎮壓農民的騷亂了，他們向當地的黑幫組織顧了一群流氓和健壯的打手就了事了。這也是為人民服務的一種辦法。

    我認為最可惡的是中國地方當局跟黑幫關係密切。我一九四零年代末年在四川呆過兩年。我在四川鄉下旅行的時候需要跟秘密社會哥老會打交道。我發現秘密組織的哥老會的頭頭不缺乏一種道德觀。今天大陸黑幫的打手好像都是為自己服務的流氓。

北明：您是說當年的哥老會還會為人民做點事情，還“盜亦有道”對嗎？

馬悅然：

真的是。我認識的一些哥老會的頭頭，四川話叫“舵把子”, 他們很願意為被壓迫的貧苦農民抱不平。

北明:

    劉曉波的獲獎，與改善你所看到的窮困山區情況之間是什麼關係?

馬悅然：

    言論自由問題是人權的一個重要部分。劉曉波是一位堅持不懈地推動人權事業的人士。我曾聽一個中國共產黨的發言人說：人權就是吃飽肚子的權利。那當然也是一種人權。可是人權這個觀念的範圍是很寬的。它包括公民生活的精神上和物質上所有的方面。人權不僅是知識分子所該享受的，它該涉及到國家的每一個公民。經濟發展是一回事，改善一個社會制度是另一回事。中國農民非常困苦的物質條件起碼有3000年的歷史，一朝改不了的。可是言論自由已經寫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章! 只需要中國政府遵守人民代表大會所通過的憲章的第35條就會實現言論自由。一有言論自由，其餘的人權就會慢慢地實現了。

    中國政府認為劉曉波是一個違犯中國憲法的罪人，給他判了十一年的監刑。其實違犯法律的是不遵守憲章第35條的中國政府！

北明:

    中國大陸政府對此獎非常反感，事前警告，事後抗議，還要求諾獎委員會道歉，您對此有什麼評價？

馬悅然：

    中國官方的反感當然是想像得到的。他們事前警告挪威諾獎委員會，事後提出抗議，說明他們簡直不了解諾獎委員會是一個完全獨立的機構，不聽誰的話的機構。中國官方的這一措施真的為天下笑!

    中國官方的喉舌《環球時報》 10月18日發表的社論說中國十三億人對此事很氣憤。只是在大陸缺乏言論自由的情況下，中國老百姓的多數根本不知道劉曉波是誰。他們聽官方宣布劉曉波是一個關起來的罪人，他們就上街抵制挪貨，結果燒了一部譯成中文的日本小說 《挪威的森林》!! 正如今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說，這種愛國主義的表現真可怕。

    《環球時報》社論的標題是"諾委會做一次史無前例的道歉吧"。這老大哥的官腔多麼不好聽! 這篇社論的執筆者還認為挪威和平委員會採取了原教旨主義的態度，（a fundamentalist attitude） 像一個保守教會的牧師。寫這篇社論的同志顯然沒有弄懂他的胡說八道會遭到公開的嘲笑，也會引起國際社會對中國官方的輕視。

北明：

    中國至今是、未來也將是最後一個政治不自由，不民主的大國。中國一百年來為了爭取自由權利，一代代不斷抗爭，至今未果。您覺得諾貝爾和平獎有可能持續關注中國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的情況嗎？我問這個問題是因為，2007年和2009年，美國一名副總統、一名總統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輿論一般引為笑談。無論笑談與否，中國人爭取人權的努力肯定比美國人更艱難，更英勇。

馬悅然：

    劉曉波當然有資格得獎。我個人認為和平獎不應頒發給在位的政治家，像美國副總統和總統等等。我最大的希望是頒發給劉曉波的獎會起一個肯定的作用，讓中國官方了解言論自由是現代社會不可缺少的一種權利。老黨員李銳和20個老幹部最近給政府寄的公開信說明黨內對言論自由的看法是不一致的。讀這封公開信，我特別驚訝是：中共宣傳部甚至敢侵犯中華人民共和國總理溫家寶的言論自由！

北明：

    對劉曉波得獎， 您還有什麼想補充的?

馬悅然：

    我當然希望中國政府會釋放沒有違犯國家憲法的劉曉波。最底限度我希望中國政府會讓劉曉波的夫人到挪威去替她的丈夫領獎。

北明：

    謝謝您。

（本稿依據訪談問答提綱和訪問錄音整理，葉經雙方校對）

原載香港《開放》2010年11月號

金 鐘：「三百年殖民地」細說從頭

● 編按﹕劉曉波「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之說，最初發表在本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二十年來，他為此飽受辱罵。本文回憶當年情景，並對曉波的文章與貢獻作出評析。

　　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後，海外和香港台灣的中國人大多數為之感動、興奮，伴隨着這樣巨大的榮譽，「名滿天下，謗亦隨之」，那是難免的事。一方面是視他為仇敵，四次將他投入監獄的那架如山的國家機器，另方面來自自由的人性社會。人無完人，劉曉波當然也不例外。就像外面的總統選舉那樣，候選人之間的互相攻擊，有時可以達到「慘不忍睹」的地步。不過，曉波涉及的主要是一些觀念形態和道德評價的問題，比較「見仁見智」。

　　其中有一條和我有關。那就是他說「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這句話是二十二年前他接受我的訪問時談到的。刊登在《解放月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上。為了這句話他在八九學呤�敗後的大批判中遭到猛烈地咒罵和攻擊，我的訪問被收進官方出版的《劉曉波其人其事》中，鑒於曉波當年在青年和大學生中的影響力，這句被定性為「賣國主義」的話，幾乎是聽聞曉波的人都知道，也是官方大力抹黑他的一個不容置疑的「罪狀」。

本刊初期的賣點：人物專訪

　　過了二十年，現在又有人翻出這句話來攻擊他或是責備他，也有一些人來找我求證。為此，本刊今期（68頁）便將當年訪問全文，予以發表。我不能代表獄中的曉波說話，但我有責任向公眾交待當年採訪的狀況及我的看法。

　　發表這篇「史料」，不單是為曉波的觀點作必要的澄清，為研究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生平事蹟，提供一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而且曉波獲獎意義重大，對他的研究也就成為中國極權主義及其反抗邉友芯康囊徊糠帧�

　　一九八八年，啊，距今已是一代人的時間！（最近會見幾位來港讀碩士的大陸學生，他們都是那時出生）那時的北京，正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節。我們這本雜誌才創刊一年多，當時刊名叫《解放月報》，是先社長許國（哈公）先生擬定的，哈公八七年六月去世後，刊名續用到八九年底，一九九○年一月起改名為《開放雜誌》至今。從創刊起，我擔任雜誌的總編輯。人物專訪是每個月的必備節目，由我一手負責。還記得有人告訴我，當時蛇口的負責人袁庚很愛看《解放》上「許行的評論和金鐘的專訪」。許行先生是我們創刊顧問，香港資深政論家，至今仍是本刊的主要撰稿人。

　　那時人物訪問是每期的「主菜」，最初是以本港文化界名人為主如李翰祥、黃霑、倪匡等，以此爭取本地市場。訪問方式利用月刊篇幅較大，可以做比較深入的探索。尤其當時很受意大利名記者法拉奇的影響，她那些人物專訪都很長，又很可讀。記得她訪問鄧小平，大陸只發表二千字的摘要版，香港則可以看到上萬字的全文，非常過癮。因此，我有樣學樣，拿個錄音機，到處窮追猛打。一般人物訪問大約四千字左右，但劉曉波這篇卻長達八千字。

「三百年殖民地」論的出處

　　曉波在八十年代中期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因為批評美學家李澤厚而名聲鵲起，被稱為「黑馬」。八八年六月，他成為中國第一批被授予博士學位的青年學者。八月，就被挪威奧斯陸大學邀請去講學，十一月結束。他在挪威期間，我已追到他，電話邀約寫稿，他在十月和十一月已分別給我們寫了兩篇文章，一篇是講大陸的氣功熱，另一篇是《混世魔王毛澤東》。這篇批毛文章令我十分驚訝，因為那時他才三十三歲，文革初還是小學生，竟然對毛時代看得那樣透徹、準確，批判的力量那樣犀利。我急於想見他的惺惺相惜之情，可想而知。這時香港傳媒對他還不熟悉。

　　挪威講學完後，他又要去夏威夷大學講學，也是三個月，再去紐約哥大，可見他當時的名氣已不同一般。赴美前轉道香港，停留大約三四天，我記不得還有甚麼活動，但我的訪問是來之前已預約的。那天，我們約在軒尼詩道星港酒店二樓咖啡座。當時還有謝平等女記者在座，協助錄音、攝影。大家十分專注，對談中氣氛活躍，曉波略有口吃，但表述流暢，很有自信。約談了兩個鐘頭。他離開香港後，我們還有聯繫。到哥大做訪問學者時，天安門學潮起，他四月下旬飛回北京。

　　究竟「三百年殖民地」之論，是怎樣說起的？問題在哪裡？這話出在訪談的尾聲：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歷史的甚麼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麼，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着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制，因為它面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進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有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甚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有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由此可見，劉曉波的意思是要在中國實行英國在香港推行的資本主義政策，起碼需要三百年，才會變得和香港一樣好。他並不是要中國再去當誰的殖民地，他說得清楚：「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有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我的插話，十足的「賣國主義啦」，是在問他的「三百年殖民地」的主張，可能會遭到指責，他怎麼應對？於是引來他以馬克思一句話，申明他不在意別人說他賣國、叛國，並以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為榮。

肯定殖民地的歷史作用不動搖

　　可能有人會問：為甚麼不乾脆說三百年資本主義，而要說「殖民地」這樣難聽的字眼？

　　我想，曉波這樣說有兩層內涵。一是對殖民地的評價。我們見證過香港回歸全過程的人，知道香港回歸最根本的問題或困擾，就是對殖民地的評價。如果我沒有記錯，九七回歸前，港大最後一次民調中，「你最後選擇一次香港前途」的統計中，超過一半的回答是「維持現狀」，即維持英國人管治的現狀。為甚麼搞「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皆出於此：香港人認為殖民地好過共產專制，當然也好過清朝帝制。道理婦孺皆知。只是由於北京揮舞「民族大義」大帽子，無人敢出聲而已（甚至北京有膽在一九七四年迫使聯合國將香港從殖地名單中刪除，因為聯合國支持殖民地人民爭取獨立）。

　　劉曉波不僅是一個學識淵博、有獨立思考的人，而且也是一個悟性很高，觸覺敏銳的人，初到貴境，香港的景觀一定對他內心有很大衝擊。因此，訪問中「三百年殖民地」一語脫口而出，卻是他理性基礎上的有感而發。

　　六四之後，雖然九四年我在北京和他見過一面，後來電訊上也有交往，卻從未提過這「三百年」的往事。二○○七年一月是本刊二十週年，我約了幾位朋友寫點紀念文章，曉波從北京發來一篇〈我與開放雜誌結緣十九年〉稿子。文中主動談起八八年那次訪問，寫道：「第一次踏上殖民統治造就的自由港，感覺真好！我接受金鐘先生的採訪，感覺更好！」他說，一句「三百年殖民地」的即興回答，成為中共迫害他的「典型證據」，但他不會為自己辯解，「特別是民族主義佔據話語制高點的今日中國，我更不想收回這句話。」

　　他用一句話來解釋那犯眾怒的「三百年殖民地」之說。即「中國的現代化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文章最後表示對《開放》的深情感激。拜讀之餘，感慨系之，我寫了一段按語謝謝他。還有甚麼比這種編者和作者之間的心心相印更珍貴的呢？

　　另一層內涵是個人風格。常說「文如其人」，許多知名的知識份子都有其言談作文的鮮明個性。劉曉波被稱為「黑馬」，那放言無忌、一針見血的表達方式，已成為他的標誌。但語言誇張、偏激輕狂，不僅在古今文壇上屢見不鮮，而且，往往表面上憤世嫉俗、目空一切，實則包含某些超前的智慧。這種情況，曉波在這篇訪問的「八大批判」中幾乎處處可見。例如，開頭談中國教育制度，他說大學畢業生百分之九十五、碩士生百分之九十七、博士生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廢物。這樣偏頗的判斷的實質是甚麼？他歸結為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一個奴隸」。可見他的標准不是指學數理化，而是指學生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換言之，他說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這個三百年的量度只是表示一個「長期」的概念而已。

　　以觀念的誇張而言，中國近代不乏先例，著名維新派思想家譚嗣同為變法圖強，主張出賣幾乎半個中國的領土，他被清廷戳殺時三十三歲，和曉波八八年同歲。更出名的是毛澤東青年時代發表文章，主張分裂中國，反對統一，成立二十七個國家，毛那時不到三十歲。曉波的三百年論和他們相映成趣，放在言論自由層面視之，根本扯不上甚麼言責。

　　即使身為臨時大總統的孫中山先生，為了借款倒袁，多次向日本人許諾，革命事成後將東北三省讓給日本……大陸學者公開指出，不能將這些主張和言論扣上「賣國」帽子。

懂得新聞自由的遊戲規則

　　有人問我，既然你知道這句話「很離譜」，為甚麼不幫他刪去？可以減少他的「罪過」。這問題比較大陸，卻值得加以說明。不錯，不少人對「新聞自由」的咦魇遣惶�了解，以為可以罵罵共產黨就是自由。其實，在專業面上，新聞自由涉及不少理論和操作上的問題。香港和台灣現在都有了新聞自由，但二者的遊戲規則不盡相同，雖然彼此都面對一個嚴禁新聞自由的紅色政權。一九八六年名記者陸鏗經過許家屯的幕後公關，獲准去中南海採訪開明派總書記胡耀邦，胡口無遮攔，說了一些中共高層的事，陸鏗滿載而歸。幾天後，胡要求看訪問稿，陸委婉搪塞，先步發表在《百姓》雜誌上（陸是該刊社長）。雜誌傳到北京後，對胡環伺已久的元老們勃然大怒。不久，胡黯然下台，接受陸鏗訪問是一大罪狀。

　　這個可以載入新聞史的經典個案，回答了前面的問題。即陸鏗是自由社會的獨立記者，他不是去赴宴，而是去採訪。胡應該知道他不是新華社記者，該談不該談的主動權在你被訪問者手中。若不便談者，可以顧左右而言他。既然談了，記者有聞必錄，滿足讀者知的權利。有些話可以交待：可說不可發。君子協定。但胡和他的助理對這些規矩，全不在意。後果、風險，他們應該心中有數。然而，竟釀成了一個「一言喪邦」的大事件。能怨誰呢？胡總書記。陸鏗沒有錯，還成為他職業的驕傲。

　　看訪問稿——可以去問問記協，被訪者如果要看記者的訪問稿，那是被視為「新聞審查」的行為。如若不便，你可以不接受訪問（或是以看稿為先決條件並取得記者的同意）。

　　我和曉波的訪問完全沒有這些問題。換言之，他知道他在做甚麼，他當然也會把握自己的分寸，顯然，他以為那些議論，是不會「以言入罪」的。從人民日報對他的大批判可以看出，他遭到清算的言論何止我這篇訪問，包括他的著作、演講和文章，統統上綱。何況「三百年殖民地」之說，他在其他媒體上也發表過對殖民主義的看法，同樣離經叛道。

　　現在，曉波戴着「賣國主義」的污名和諾貝爾獎的桂冠在鐵窗下度日。他的冤孽，雖然還有「黑手」問題和零八憲章，但作為中國言論犯的代表人物，「三百年殖民地」之說將作為文字獄的著名個案載入史冊。

　　從八八年的訪問到零八憲章，漫長的二十年中，我和曉波一起不過幾個鐘頭。但是，除了坐牢之外，他沒有間斷和《開放雜誌》的關係。持續地寫了近百篇文章。每在夜靜人深拜讀他那些凜然正氣、一字不苟的政論時，我常想到，這樣埋頭苦幹，總有一天會成為中國的索爾仁尼琴。這一天來得比我想像要早。

　　需要補充的是，在互聯網無所不在的今天，更凸顯曉波青年時代言論的可貴。他那篇《混世魔王毛澤東》，迄今還是討毛檄文中的高峰之作，被中共當局視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彈」，不敢拿出來示眾。無疑，因為批判的力度和深度點中了要害。一個專訪、一篇文章——都是他一九八八年經過本刊留下的青春足跡。這是我們二十多年上千篇佳作中的精品。我們很幸叩乜吹綍圆ǖ牟湃A和激情，今天還在閃耀他獨特的光芒，發揮影響力。

秀才造反二十年，不在乎失敗

　　曉波的個人品質，有兩點特別突出。

　　一是坦铡８异睹鎸φ鎸嵉淖晕遥�承認自己的不足和錯誤，然後反省、懺悔，而且敢於公開。八八年那次訪問中我就有所感覺。例如他坦承英語不行，是他「最大的悲哀」和局限；他到處演講，為什麼？他說一是自我感覺好，二是為了掙錢。他說錢是一種自我評價，少了不去；他反感權威們成天教訓年輕人，他也不要做師爺；他罵馬克思以「廉價理想」誤人，也承認自己在文化沙漠中長大，看過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很欣賞馬的批判精神……

　　二是身體力行。曉波痛恨知識份子光說不練，只說不做（並不見得公平）。六四他放棄哥大進修，毅然飛回北京，劉賓雁對我說他是「飛蛾撲火」，他卻得意忘形，要做「黑手」。最後絕食，在千鈞一髮之際促成學生撤離廣場，也算實踐他的和平非暴力理想。二○○八年策劃零八憲章，成功地完成一次現代「公車上書」。這應該是曉波有言有行的兩大記錄。這兩筆帳，記入了中共的生死簿。他們不會理睬你怎樣設計和平轉型，怎樣宣稱「我沒有敵人」。諾貝爾獎，更讓常委們認定「劉曉波」是整個西方敵對勢力的一張牌、一個棋子，來難堪他們，最後推倒他們——於是，曉波成為最後一個強大的共產黨政權的不共戴天的仇敵。

　　這就是二○一○年冬季的中國局勢。破壞中南海穩定大局的維權邉印⒚襁、法輪功、民族分離主義、黨內改革派……全部聚焦在這個獲得世界最高榮譽的逯莘溉松砩稀�

　　這是諾貝爾獎一百一十年來沒有發生過的事。中國多少英雄豪傑的夢想啊，一個楊振寧，紅太陽也對他畢恭畢敬。獎來了，得主竟是一個罪犯，這真是世界級的幽默。中國人那張老臉往那兒掛呀。可是，我們曉得，中國讀書人的憂國傳統至少超過一千年。多少士人磕破額頭向皇帝上書，又有多少终�圖變而「頭顱擲處血斑斑」！一九八九的大學生起義，令曉波刻骨銘心，他就是那種死心眼，不認輸。

　　在理念上，在信仰上，他絕對不是妥協派，他是造反派，憑一支筆打天下的鐵桿造反派。請讀讀本文提到的訪談與文章（68-77頁）——能夠發表這樣談話與文章的人，還能妥協？我不相信。人民日報把他抽得體無完膚，說他受了西方文化的毒害——誰會相信？

　　有道是，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曉波造反已經二十多年。還不知道哪年哪月成功。諾貝爾是獎勵他的失敗，繼續失敗。我看他是不在乎失敗的。成功不必在我。二十二年前，他就對我說過，他「想做一個真實的人，而且把它貫徹到底。」

（2010年10月26日 香港．開放雜誌2010年11月號）

金 鐘：文壇「黑馬」劉曉波

● 金鐘按：自從劉曉波在本報亮相以來，我期待著和他見面。十一月廿七日，他結束在挪威的講學，應夏威夷大學之邀，途經香港，逗留幾日，接受了《解放月報》的專訪，下面是根據錄音整理的訪問記錄。

　問：您在大陸被視為一匹「黑馬」，言論「偏激」，他們怎麼會放你出來的呢？

　 劉曉波：我出國沒感到多大阻力，手續辦得非常順利。邀請遞上去，先由系裡批准，再由學校批，我只去過國家教委兩次，一次送材料，一次拿護照與簽證。這在中國人中是非常順利的，人家出國不知道要跑多少趟，簡直要扒掉一層皮。我一次也沒去過挪威大使館。

對教育制度的批判

　問：你今六月在北師大獲得博士學位，是否意味著一種官方承認？

　 劉曉波：我永遠不承認學問好壞由博士碩士決定，我只看具體的人，如果你行，可以不用任何學位。我認為，不論在國內外，真正像樣的只是極少數，所以我說大學畢業生有百分九十五的廢物，碩士畢業生有百分九十七。博士畢業生有百分九十八、九十九的廢物。不能用學位去評價一個人，同人接觸，我完全憑感覺決定喜惡、好壞。

　問：西方社會的支柱之一是教育制度，學位往往決定一個人的社會地位，你看中國的學位制在國際上地位如何？

　 劉曉波：中國的學位，我不想多談，我想談談中國的教育制度，這個制度有一點是世界各國無法企及的，即它通過教育如何把人變成一個奴隸。

　 問：你是說過去還是現在？

　 劉曉波：過去現在都一樣。

　問：一點變化都沒有嗎？

　 劉曉波：沒有。中國通過教育把人變成奴隸的技巧和一套程式，已經達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極的地步。我在中國從小學到大學，都是在「夾板」中長大的，就如圍住長的一棵樹，長出杈就砍掉。

　問：你在文革時開始念書了吧？

　 劉曉波：我非常感謝文化大革命。那時我是一個孩子，我可以想幹什麼便幹什麼。父母都去幹革命。學校都停課了，我可以暫時擺脫教育程式，去幹我想幹的事，去玩，去打仗，我過得很愉快。

　問：你這次去北歐，是幹什麼？愉快嗎？

　 劉曉波：是奧斯陸大學一個基金會邀請的，他們有一筆研究中國的經費，準備請五個人：第一個是我，第二個是北島，然後是陳凱歌、萬之、米丘。去講了五次課，留下一個講課提綱，三萬多字，主要講中國文學。

對西方漢學的批判

　問：這三個月，你對北歐的中國研究有什麼印象？

　 劉曉波：我仍然說，他們的漢學家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廢物，學者素質極差，很多人在向中國政府諂媚，拍馬屁，向一些中國世俗和社會輿論捧起來的偶像諂媚。他們與中國的關係有很大的功利成分，他們不是學者。我比較喜歡的是如澳大利亞的李克曼，美國的費正清。他們真正是搞了中國問題，他們對中國採取一種冷眼旁觀的超脫態度。但現在不少漢學家，如德國的、瑞典的、北歐的，他們既不瞭解自己的文化，也不瞭解中國。中國的東西看得很少，只是喜歡某個作家，研究他的東西而已。至少我知道奧斯陸大學東亞系教授的水準是誤人子弟的，包括語言能力。我對他們說，你們研究中國當代文學，有如中國人研究越南文學、朝鮮文學的水準。那位邀請我去的漢學家說，我是第一個被他們邀請又對他們不客氣的中國人。

　問：除了文學問題外，你在國外還談政治社會問題嗎？

　 劉曉波：很少。我在國外很深的一點體會是，想做一個真實的人，上天給了你不同於別人的天賦，你能把它貫徹到底。這就是一個徹底的人。做這種人不僅在中國，就是在西方一樣需要勇氣和智慧，人類的不少弱點是共同的，只不過中國人把它發展到他媽的沒法再「操蛋」（北方粗話）的地步。

　問：你這次去夏威夷，準備講什麼？

　 劉曉波：不準備再講文學，想講講哲學，大約三個月，然後可能去美國加州。

　問：你這樣雲遊四海，還打不打算回去？

　 劉曉波：我現在不想回去，但我不敢保證我將來會有什麼變化。

　問：有的中國作家說，離開了自己的國家和人民，就很難作出成就來，你同意嗎？

　 劉曉波：他們是給自己留退路，是弱者的表現。生活就在你腳下，每分鐘都有生活。你只要能面對內心世界，能保持感覺，就能寫出東西，不論你生活在哪裡。

　問：你自己會不會面臨抉擇呢？

　 劉曉波：我有自身無法擺脫的局限：語言問題。我沒法用英語那樣好的表達自己的內心世界，我將來有可能用英語表達我的意思，但語言的味道會一點兒也沒啦。所以，語言如果可以過關，中國會和我根本沒有關係。我最大的悲哀就是因為語言的局限性，還不得不為中國說話，我是在與一個非常愚昧、非常庸俗的東西對話，這種對話只會使自己的水準越來越低。

　問：中國文學提出「走向世界」的口號，但我發現他們對外部世界又有某種程度的抗拒感（年輕的作家好一些）。不像蘇聯和東歐的作家，如索忍尼辛、昆德拉，不恐懼國外生活，而且寫出了好作品。

　 劉曉波：這種抗拒感來源於他們太軟弱。中國文學「走向世界」是他們虛構的前提，就像能不能獲諾貝爾獎的問題一樣，其前提是中國作家已達到獲諾貝爾獎的水準，為什麼獲不到？如果諾貝爾獎是世界一流水準，這前提就是虛構的。當然，諾貝爾獎的作品不一定是最好的。

對電視片《河殤》的批判

　問：最近我看了電視片《河殤》的腳本，金觀濤他們表達了一個強烈的意念：透過所謂黃色文明與藍色文明的對比，中國一定要走向海洋，你對此是否同意？

　 劉曉波：我認為東西方文明並未構成衝突和對抗，那也是中國人虛構出來的。中國文明就是落伍了，也並不存在與西方文明對抗的問題。需要的是從頭學起，承認落伍和失敗，老老實實向別人學習。只有強度相等而方向不同的兩個東西才會形成對抗，如西方的經驗主義與理性主義哲學，生命哲學與科學哲學等等。中國有什麼東可以與西方文明對抗？這種對抗概念證明了中國民族根深蒂固的虛榮心。

　問：《河殤》在海內外引起軒然大波，褒貶不一，你同《河殤》的作者是同一代人，很想聽聽你對它的評價。

　 劉曉波：《河殤》做到了中國人現在電視上可能做到的程度，儘管我覺得還遠遠不夠。放在中國而言，我肯定《河殤》，假如放在更高層次上看，這個片子也有沒什麼東西。我特別不喜歡《河殤》的解說詞和它的語調，那是一種毛澤東式的語言，救世主式的語言。毛澤東這一點很厲害，他的語言影響了當代中國所有的理論和小說。

　問：很多人推崇《河殤》在文化層面上所作的探索和反省，你對傳統文化也很批判，為什麼又對它很有保留？

　 劉曉波：《河殤》在解說詞和畫畫的背後，蘊含了中國人幾千年的虛榮心，它不是徹底承認中國落伍。它提出中國的西化，可今後中國要中化世界。中國人的觀念是：西方強大時，中國人當奴隸，中國強大時，它要西方人當奴隸。這是《河殤》中潛在的意識，如洋務派所說：「師夷之長以制夷」，為什麼一定要制別人？中國罵別人帝國主義，其實自己最帝國主義。中國人在物質上可以承認自己落後，機器不如人家，衣服不如人家，但精神上不承認落後，道德世界第一！如梁漱溟、李澤厚、林語堂這些學者都持這種論調。李澤厚就要求以東方天人合一補充西方的天人對立。以東方的群體性、人際關係補充西方人的空虛感......但這兩種東西是根本不能互補的！是決然不同的兩種文化體系，不能調和的。

對中國人格的批判

　問：你說《河殤》後面的虛榮心，我也有同感......

　 劉曉波：比如一開始的舞龍場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話，我會拍出中國人如何的萎縮，軟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說。但《河殤》潛在的意思還是在說中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中國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狀態和那些畫面表現的精神狀態差得太遠了。我在〈新時期文學的危機〉一文中，曾指出中國人從肉體到精神統統陽痿！

　問：真有一番李敖味道！《河殤》實際上把中國近幾百年積弱落後解釋成一種歷史的誤會，似乎中國本應是世界第一，根本就不應該落後。你如何看待中國知識份子的歷史作用？

　 劉曉波：我不相信古書上記載的知識份子人格如何高尚。如韓愈是一個很正統的衛道士，一個大儒。但此人生活無所不好，財、權、色俱全。中國知識份子的雙重性很強，學術也具有功利價值，成了學者之後，能得到許多實際的功利。所以，中國知識份子立足社會有兩條路﹕一是入世當官，成為官僚集團中的一員，得到實際利益；一是先成名後得利。諸葛亮三顧茅廬留美名，就很會同統治者玩遊戲。隱是為了顯，退是為了進，出世是為了入世。

　問：《河殤》對中國社會長期停滯提出了一種解釋，也就是現在很時髦的金觀濤理論：超穩定結構，另外，也有人對中國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評，你以為如何？

　 劉曉波：我承認我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最後走投無路，如果你把問題歸結為政治腐敗，再及文化腐敗，就會問：為什麼孔子的思想能統治中國這麼多年，至今陰魂不散？我沒法回答。我說過可能與人種有關。我絕不認為中國的落伍是幾個昏君造成的，而是每個人造成的，因為制度是人創造的。中國的所有悲劇，都是中國人自編自導自演和自我欣賞的。不要埋怨別人，反傳統與革新要從每個人開始。所以，我非常不同意李澤厚那句話，他說不能反傳統，否則就會反到自己身上。我說恰好相反，反傳統就要從個人開始。中國打倒「四人幫」之後，人人都成了受難者，或是反「四人幫」的英雄。他媽的，文革時你幹什麼去了？那些知識份子寫大字報比誰都寫得好，沒有土壤，毛澤東一個人不會有那麼大的力量。

　問：你常提到「人格」，你認為中國人在人格、人性素質方面，甚至在人種方面，同西方民族有什麼差異？

　 劉曉波：我只能說一點，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以哲學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思辯哲學家、宗教哲學家、非理性哲學家和邏輯學者。他們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樣全非理性的學說；要邏輯，有亞里斯多德的邏輯，有羅素的數理邏輯，有笛卡兒、萊布尼茲的邏輯，精細嚴密到你毫無辦法！中國人有什麼？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

　問：為什麼會這樣呢？中國人智能不低啊。

　 劉曉波：那我回答不了。從制度、文化推到人種上去找？我無力去研究幾十萬年前的歷史。中國人一直傲稱古代四大發明，西方古代以來幾百大發明都有了，有什麼值得驕傲的？四大發明對中國今天惟一的意義，就是遮羞布！

● 劉曉波高度欣賞英國殖民地在香港的成就，認為中國也要實行香港這樣的西化政策，至少300年，才會變得像香港一樣。（本刊資料）

對孔孟之道的批判

　問：你曾宣稱要徹底埋葬孔孟之道，在它的廢墟上能建立現代中國文化，如果一個民族完全否定了她的傳統文化、失去了基礎，如何建設一個新文化？

　 劉曉波：傳統文化只是提供了一個否定的基礎和起點，不是繼承和承襲的基礎。我認為孔子是個庸才，孟子比他有智慧，我承認的天才是莊子。從哲學上說，孔子什麼都不是，孔子的學說是一種入世的為政治服務的學說。漢代把它變為統治工具，它的生命到漢代就該死亡了，奇怪的是這麼多年還沒有死亡！不過，它面對新世界已經死亡了。西方有人喜歡孔子，不奇怪，因為是多元社會，但是在一元化的社會中，最好的東西也沒用。所以孔子在東西方的意義不一樣，如果中國是個多元化的政體，我不反對別人信仰馬克思、信仰基督教、信仰孔子，但當前的中國，你信仰馬克思就等於信仰一種思想獨裁，因為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是棍子，不具有理論意義。

　問：有人認為亞洲四小龍經濟上的成功是儒學的勝利，證明儒學還有現代價值。

　 劉曉波：這是胡說八道！也是忘恩負義。台灣、南韓、新加坡都有美國支持，日本也是，如果沒有美國的人權觀念的約束，這些國家可能什麼都沒有！這是東方人的醜惡，東方人面臨著人的解放的問題。中國是一架政治機器，日本是一架經濟機器，每個人都是機器上的一個螺絲釘。台灣、日本的人權問題並未解決，香港解決了西方近代層次的人權問題，也沒有解決現代層次的自由問題。西方近代的個人主義是功利化的，它爭取的是政治與經濟的權利，但現代存在主義哲學追求的則是生命意義上的個性解入，這是一種「純哲學」。

　問：哲學問題我們只能點到輒止了。不如你說說，你如此反傳統，是否同意全盤西化？

　 劉曉波：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只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餘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麼是「中國特色」。

　問：據瞭解，大陸思想界對你閣下的這些高見，頗有一些如「走極端」、「絕對化」的批評，你有何辯解？是否有意賦予它一個特殊意義？

　 劉曉波：不是，我的聲音只屬於我自己，那只是中國的一種聲音。別人搞條理很清晰、論證很嚴密的學問，我不反對，但我的方式就是這樣。無以名之，但並不妨礙我欣賞西方的科學哲學。它嚴密的論證環環相扣，但我不會那樣寫，我的極端應有存在的理由，我並不要求別人和我一樣。我不喜歡錢鍾書那樣寫一條後引好幾十條考證式的文章，那是他的一絕，我承認他的價值，雖然我可能認為他很荒謬。

　問：你的思路和表達方式有鮮明的個人色彩，是怎樣形成的？通過思辯、經驗還是人生的獨特背景？

　 劉曉波：我向來不喜談「我的治學之道」，沒什麼道，只不過我與別人不同，其他沒什麼好談的。有的人動輒談成材之路......他媽的，你有什麼資格給青年人做楷模，當青年導師！我很欣賞無法之法，每個人只有自己的方法，無統一的方法，做學問做人皆如此。任何一個人的成功，都是別人的墳墓，不要走別人的路。

對四大思想領袖的批判

　問：請你介紹一下，海外所說金觀濤、李澤厚、方勵之、溫元凱是中國四大思想領袖，符不符合實際？

　 劉曉波：某種情況下是符合的。不過，方勵之要除外，只有李澤厚、劉賓雁、金觀濤。他們和青年的關係是伯樂和千里馬。他們的「伯樂慾」特別強，他們要不斷發現人，給青年人寫序，而年輕知識份子又要依靠大樹來生活，進入名人圈子。中國不是千里馬多，而是伯樂多，故爾千里馬多。中國名人征服人的辦法不是打不是罵，是撫摸你、關懷你，用類似女性般的溫柔去同化你。

　問：他們四大領袖的思想在中國究竟有多大影響力？

　 劉曉波：非常大。金觀濤、李澤厚很有市場，尤其在大學生中，青年導師嘛。我演講時，別人請教，我就說不向任何人教任何東西......我為什麼要演講，一是自我感覺好，二為了掙錢，不給夠一小時多少錢，我就不去。錢是一種自我評價，有了一定數量的錢，你的生命也就隨著開放到一定的廣度。（眾笑）我太清楚了！有次去北京友誼商店，見到一瓶一百六十元外匯券的酒，當時我站在那瓶酒前面，感到自己是個弱者，完全被粉碎了！他媽的，你劉曉波出名、演講，有什麼用？這瓶酒都不能征服它！

　問：四大思想領袖對青年的引導，你認為是否全是正面的？有無負面的成分？

　 劉曉波：我先要排除方勵之，我認為他不是青年導師，他要自封的話，我也不喜歡。（問：為什麼？）他有什麼資格！（問：他事實上已經是導師！）這叫做中國人製造偶像的先天遺傳。有些人不願當偶像，是別人把他推上去的，就像一個為掌聲而跑的邉訂T。方勵之人過的最大的關，不是和當權者的關係，而是和崇拜者之間的關係，是面對鮮花和掌聲應該怎麼辦？我認為，他們每個人對青年的引導基本上是負面的。

　問：這樣說來，中國思想界對青年一代的影響是一片空白了？

　 劉曉波：中國現在的「文化熱」是虛幻的，中國人的素質這樣低，一個農業文明生存方式的國家，在十年內走完了西方兩千年的精神進程。從古希臘到後現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麼也沒有接受。什麼都玩了，什麼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詞只能滿足人們的虛榮心。

　問：你可否說一點你對李澤厚的「挑戰」？

　 劉曉波：李澤厚與劉再復有一個對話，談對青年人的態度，說他們過去「整體地支持青年人」。過去，我說過再不同庸才作戰了，現在我要和庸才作戰（我承認我也是庸才）。我和他們論戰時是指著鼻子罵的。但他們明明罵的是我，卻不指出來。說現在年輕人分化了，對有的年青人要重新看。他們的心態是：當你承認他是伯樂時，他就整體地支持你：你想叛逆他時，他就不支持你。劉再復在文章最後說：「青年人，我希望你們知道，我們是愛你們的！」他媽的，你那個愛值幾個錢？誰要你的愛！你高高在上，賜給我一個愛，誰稀罕你！你的自我評價太不準確了！他以為愛一個人，別人要感激他，跪下叩頭——沒那碼事！他們三位青年導師（不算方勵之）的態度本身就很「操蛋」，是中國知識份子的救世主人格。

對當代中國文學的批判

　問：你八六年發表了關於文學危機的驚人之論後，現在你看中國文學有了多少變化？

　 劉曉波：對大陸文學我想說的只是：沒有好的東西。不是不讓寫，而是寫不出來。我較喜歡的作家是殘雪。她有達到世界水準的潛力，她的感覺很奇特，那種陰冷的、恐怖的、折磨人的感覺。她的《蒼老的浮雲》我很喜歡。我早就想寫關於她的評論，遲遲未動筆，是想看看她還能不能寫出好東西來。我評價一個作品有兩個參照系，一是國內的，一是世界的，往往國內一流的作品拿出去也不能跟別人比。

　問：中國作家的創作向西方借鑒的情況令人滿意嗎？

　 劉曉波：西方文學影響應該喚起中國作家內心的生命力才有效。如魯迅受到很多外國影響，但他的《阿Ｑ正傳》絕對是中國式的。現在有些作家抄西方的意境和結構，比如高行健的《車站》把《等待戈多》的結構全部照搬過來，竟被認為是「創新」。這種庸俗是高級庸俗，比模仿句子更可怕。尋根文學也抄《百年孤寂》的神神怪怪，陳凱歌他們也有這種情形。

　問：你自己的文章與理論呢？

　 劉曉波：我承認也有拾人牙慧的地方，但我承認要切切實實的學習，因為我是在文化沙漠中成長起來的。我要感謝馬克思的是，我在文革中能看到的書只有馬克思選集，馬克思給我提供了不少西方哲學史的線索，是當時「走向世界」的唯一橋樑。我看過馬克思全集四十多卷，可以大段大段背下來。馬克思前期的作品不錯。

對馬克思主義的批判

　問：馬克思主義近幾年受到了衝擊，它是否在中國已走向衰落？或失去了生存的價值？

　 劉曉波：馬克思給我唯一的震撼，是它不妥協的批判態度。他的歷史主義方法也有一定道理，其他不少則是胡說八道，如他對西方社會結構的分析：剝削者與被剝削者、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就太簡單，沒有看到各階層互相制約的關係。嚴格地說，階級的概念在西方已不適用了。馬克思的兩分法只適用於專制社會。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也只不過是西方傳統的一環，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聖經中的天堂。到摩爾的烏托邦，到康特拉的太陽城，到法國空想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說這理想明天就會實現：資本主義準備好一切物質條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理想太廉價了。

　問：你認為現在的中國社會處在歷史的什麼發展階段？

　 劉曉波：還沒有走出農業文明。

　問：是不是要補資本主義的課？

　 劉曉波：必須補課。

　問：那麼，今天中國的路線還是順著農業社會的慣性在走？

　 劉曉波：是的。不過，它在調整它的專制，因為它面臨危機。

　問：中國可能在根本上加以改造嗎？

　 劉曉波：不可能，即使一兩個統治者下決心，也沒辦法，因為沒有土壤。

　問：那什麼條件下，中國才有可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呢？

　 劉曉波：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麼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

　問：十足的「賣國主義」啦。

　 劉曉波：我要引用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一句話：「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

　問：你是說，中國還要走香港的路？

　 劉曉波：但歷史不會再給中國人這樣的機會了，殖民地時代已經過去了，沒人會願意再背中國這個包袱。

　問：那怎麼辦呢？豈不太令人悲觀？

　 劉曉波：沒辦法。我對整個人類都是悲觀的，但我的悲觀主義並不逃避，即使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又一個悲劇，我也要掙扎，也要對抗，我不喜歡叔本華而喜歡尼采，原因便在於此。

(香港《解放月報》一九八八年十二月號全文）

金 鐘：習近平！劉曉波！

金秋十月，中國雙喜臨門。那邊廂，諾貝爾獎第一次頒給一位地道的中國人劉曉波；這邊廂，中共五中全會，讓習近平當上軍委副主席，再沒有人懷疑他的接班人地位。再過兩年，就將成為十三億人的統治者。一個登上榮耀的高峰，一個登上權力的高峰。

　　這兩大喜訊，前者是給嚮往民主、自由的老百姓，後者是給鐵打江山代代傳的共產黨。但絕非「雙贏」：劉曉波正在面對北方監獄中又一個冬天，連他妻子劉霞也不准出國代夫領獎（甚至可能嚴密禁閉劉曉波，導致頒獎禮流產）；習近平則帶著一副即將君臨天下的微笑，首次以毛軍裝，黃袍加身，開始享受帝王的威風。這幅圖景，讓人看傻了眼，有如酸甜苦辣，打翻一地。誰說中國沉悶無戲？充滿世紀特色的獨一無二的戲劇性。

　　兩大主角都當之無愧。一邊表示和平獎的光榮是屬於六四亡靈和所有零八憲章的簽名者；一邊感謝黨的信任，絕不辜負黨的栽培。習近平和劉曉波都是五○後，一個五三年，一個五五年，相差兩歲。都在紅旗下長大，出身都是幹部家庭（高低不同），甚至都是博士（來源不同）——真是輪到了這個世代登台表演。

　　然而，這齣雙喜劇卻是極為強烈、極為深刻地反映中國近三十年發展中表現的和隱藏的社會衝突和兩種不同的人生取向。劉曉波才華橫溢，博覽群書，透過獨立思考、艱苦實踐，接受人類普世價值觀，融會貫通非暴力哲學，貢獻於中國和平轉型，不惜多次下獄而不悔，達到當代書生報國的楷模，成為一代精英的理性標誌，登上世界榮譽的高峰。本期開放雜誌的專刊特邀海內外學者作家和年輕一代對曉波其人作多方面的報導與評論。

　　站在另一面的習近平，卻走的是一條先天性的官宦之路。他文革末期進大學，雖然基礎為小學畢業，完全可以補習文化不足，像很多被文革耽誤的青年一樣後來居上。他卻以十次申請才被接受入黨的初夜情結，棄學從政。經過三十年的薰染、磨合，步步高升，終於腦子洗淨，身段練就，登上中共第五代接班人的高峰。臉不紅心不跳，竟然敢言「權為民所授」。

　　自從胡耀邦趙紫陽第二代被元老幫罷黜之後，中共領導班子的挑選就再無「文治武功」可言，而且文化背景一代不如一代，江澤民有國民黨時代的大學文憑，胡鍧�有六十年代清華文憑，習近平憑甚麼呢？當了省長，天上掉下來一頂博士頭銜。在大學普及、人才四出，反智主義早被拋棄的今天，為甚麼還在重演被劉曉波稱為「混世魔王」的毛欽定王洪文那樣的戲碼？

　　憑借父蔭低調上位是一種官場智慧，但香港人記得習大人來港要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團結合作的指示；美國人也記得被教訓「吃飽了沒事幹」的驚鴻一瞥。那是「革命自有後來人」啊，老共可不是省油的燈。而戲還在演、繼續演。大幕落下，諸君還需要一點耐心。

（2010年10月28日．香港）

劉曉波：混世魔王毛澤東

● 編按：劉曉波二○○六年在博訊網重發這篇文章時，曾有如下說明﹕本文寫於將近二十年前，原載香港《解放月報》（即現《開放雜誌》）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號。一九八九年六月廿四日《北京日報》指控我為「黑手」，這篇文章被作為主要的證據之一，稱為「反共反人民」的「重磅炸彈」。並指控文中提的「四個代替」是我的「綱領性主張」。時逢毛澤東死忌三十年，中共媒體又在大肆懷念暴君的亡靈。

　　不論從什麼角度看「文化大革命」，它都是中國歷史上、也是世界歷史上的前無古人、也許還是後無來者的一大奇觀，而這場革命的發動者毛澤東也成為一個神秘的人物。因為，在毛澤東生前，中國無人能夠對他進行哪怕是猜測性的評價，而他死後，仍然以幽靈般的魔影徘徊於中國大地上。

　　歷史過去後，不會再給人以第二次選擇的機會，即使後悔萬般，也無可奈何。再也不會有一個毛澤東生於中國土地上，再也不會有十億人對一個人如此虔盏南嘈拧⑷绱丝駸岬某绨荩�再也不會有一個人的形象、聲音、動作、文字，能夠具有毛澤東式的絕對權威，以至於，在毛澤東的生前，無人敢向他說一個「不」字；他死後，也只能以七分成績、三分錯誤來蓋棺論定。對於他，中國人都沒有公開鞭屍的勇氣，在對他的否定時，一副羞答答的樣子。

一、毛澤東令歷代帝王黯然失色

　　「毛澤東情結」已成為當代中國人的先天遺傳。這一方面說明了中國人的愚昧已經到了受盡蹂躪還要三呼「萬歲」的程度，另一方面也說明了作為個人的毛澤東的成功已經使中國歷史上的所有帝王黯然失色。

　　本世紀初，毛澤東這個來自湖南鄉間的土裡土氣的農民剛進北京城時，曾受到當時許多頗有聲望的文化名流嘲弄和蔑視；即使他參加共產黨後，也一直被黨的高層所排斥，直到「遵義會議」，無人敢挺身而出收拾長征後的爛攤子時，毛澤東才以他的魄力與冒險精神，征服了這個排擠他的黨，並使另一中共強人張國燾被邊緣化。而且，那些文化人和共產黨的高級官僚們萬萬沒有想到，一九四九年以後，他們一個個成為毛澤東手中的玩物。毛澤東在「與人奮鬥」和做政治遊戲時的手法之高明，已達到「無法之法，乃為至法」的最高境界。

　　如果僅僅限於中國的範圍內，從中國歷史的角度評價毛澤東，他無疑是到目前為止最成功的一個人。沒有人比他更瞭解中國人的性格，沒有人比他更熟悉專制政權內部的相互傾軋的藝術，沒有人比他更心狠手辣、善於應變、流氓成性，更沒有人能夠把自己裝扮得像紅太陽一樣光輝燦爛。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在毛澤東的手中變成了「人民萬歲」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他又能通過一系列邉邮谷嗣褚粺o所得。他似乎以一個人的力量與整個中國對抗，就像一個高大強壯的男子漢和一個柔弱順從的小女子的關係一樣。

　　中國歷史上的哪一個皇帝的權力和威望能夠與毛澤相媲美呢？他把中國傳統的專制政體、把中國人的愚昧和軟弱推向了前無古人的極端。在一次次的權力角逐中，他充分利用了中國人的性格弱點，打擊對手猶如貓捉老鼠，多少曾經在共產黨內權力比他大、職位比他高的人，都一個個地拜倒在他的腳下。「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的早年野心，果然在幾十年後變成現實。他一旦登上權力的寶座，便終身受用。

　　在中國，他可以蔑視一切，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有合理的依據，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神的啟示，他創造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藝術：不講理就是唯一的真理。

二、毛澤東未影響世界歷史進程

　　但是，如果就整個世界的範圍而言，從世界歷史的進程上看，毛澤東徹底失敗了。他沒能把一個全新的中國推向世界，沒能改變世界歷史的進程，沒能成為左右國際事務的全球性政治領袖。他僅僅是在重複數千年延綿不絕的中國歷史，陷入那個輪回式的惡性循環而無法自拔。他不是沒有稱霸世界的野心，否則的話，他不會與蘇聯決裂，更不會迫不及待地製造「中國是第三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政治神話，也不會為了個人的國際地位而去慷本來就一窮二白的國家之慨，將大把大把的錢白白送給那些落後的國家。

　　想成為美國和蘇聯之外的超級大國的超級領袖，確實是毛澤東的野心。無奈他野心有餘而能力不足。他沒有力量和智慧創造一個強大的中國，以與美蘇對抗，也就自然沒有力量把自己提升到國際領袖的位置。毛澤東的所作所為，無一不符合傳統中國獨裁者的一切，卻沒有絲毫走向現代世界的跡象。他被人類的先進文化拋到遠遠的地方，只能封閉起來，龜縮在自己的軀殼內，在對內的整肅中發洩他的無限權力佔有欲。玩中國，毛澤東易如反掌；而玩世界，他卻像個只知道死守二畝三分地的土財主，唯恐被什麼人搶去。這完全是一個農民起義首領的性格。

三、毛澤東把中國人降格為奴隸

　　在國內，從他在天安門上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第一天開始，他就不停地折騰，一次比一次精彩，一次比一次開心，直到「文革」達到他一生的最高潮。毛澤東不僅利用了中國人的愚昧，還利用了中國人被長期壓抑、無處宣洩的攻擊欲和破壞欲，他所建立的制度和所發動的革命，不是把人的生命力導向創造性和建設性的方面，而是導向破壞性和毀滅性的方面，而且是大破壞和大毀滅。

　　「文革」也是中國人生命力的一次爆發，特別是青春的激情和過剩精力，通過無所顧忌的打、砸、搶，也通過一次次盛大的革命慶典，使參與者們得到酣暢淋漓的宣泄，從中感到一種生命力釋放的滿足。但是面向世界，毛澤東一次又一次的失敗，甚至虛弱到不敢正視自己的程度。

　　毛澤東的確有資格去嘲笑秦始皇、漢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以及馳騁歐亞大陸的成吉思汗，這些帝王與他相比，確實有智慧上、人格上的低能之處。但他沒有資本去與那些世界性的政治領袖相比，因為這些人所創造的政治體制是屬於全人類的，而毛澤東只屬於中國，且罪孽深重。在這點上，我以為毛澤東也極為可憐，因為在中國他所面對的對手素質太差，甚至就根本構不成對手。毛澤東與一個總是輸給他二十一比零的選手在打乒乓球。這種對抗，固然可以使他飄飄然，但也使他的勝利變得毫無正面價值。

　　在毛澤東的統治下，每個中國人都是零，十億個零加起來仍然是零，因而毛澤東最後也變成了零。

　　毛澤東的這種處境，與整個中華民族的處境完全一樣。關起門來看自己，真覺得豔美無比，儼然儀表堂堂的男子漢，幾千年悠久的文化燦爛得令人目眩；打開門再看自己，頓時相形見絀，非但談不上豔美，反而倒像個滿臉皺紋、拄著杖卻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遠流長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裝，除了作為陳列品之外，便毫無用處。說得挖苦點，中國人在近現代世界史上不是作為人，而是作為奴隸而生活的。毛澤東所一手發動的一系列政治邉樱�在滿足了他的個人欲望的同時，卻把自己連同所有的中國人從人類中開除出去了。

　　毛澤東所能做的一切，一方面是他個人的魅力所致，另一方面是中國文化的恩賜。愚昧的軟弱的中國人和千古不變的專制政體，為毛澤東提供了一展才華的最佳舞臺。他在這個舞台上所導演的戲劇，固然有「反右」、「大躍進」、「四清」等轟動一時的劇碼，但是這些都是模仿之作，完全是另一個專制魔王斯大林手法的翻版。屬於毛澤東個人獨創的傑作是「文革」。這是一部以全民族的巨大犧牲為代價而創造的作品。它的獨一無二就在於把專制主義發展到了前無古人的境地。因而，對於中華民族來說，毛澤東不啻千古罪人。由否定「文革」到否定毛澤東是歷史的必然。

四、不能只反昏君不反專制

　　但是，對於有幾千年的封建傳統的中國來說，徹底否定毛澤東並不容易，正像中國近代史上的一次次反封建邉佣家允�敗告終一樣。在當代的中國，我以為，難以徹底否定毛澤東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

　　首先，只反昏君、貪官而不反專制、皇權是中國人的文化遺傳。在歷次改革之中，人們都把腐敗歸結為某個統治者的道德人格的墮落和思想上的錯誤。尋找「明主」和「清官」是中國人做了幾千年、至今仍然在做的夢。否則的話，人們怎麼會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一直把希望寄託在毛澤東等人身上呢？換言之，只要人們還相信只有專制文化的社會主義和教條的馬克思主義才能救中國，那就是相信政治專制和思想獨裁才能夠救中國，即便毛澤東被否定後，還會有第二、第三個毛澤東。

　　不是昏君、貪官使專制政體腐敗，而是專制政體先天性地產生著昏君、貪官。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保證，任何人在專制政府中都將成為昏君、貪官，這甚至與個人品質無關。最卑鄙的政治家也無法在民主政治中為所欲為，而最高尚的政治家在專制政體中也將為所欲為。沒有憲政制度的保證，任何掌權者都將走向獨裁。

　　因而，如果僅僅把毛澤東作為一個昏君暴君來否定，而不是把他作為腐朽的專制主義的當代代表來否定，那麼就等於什麼也沒做，其結果只能是以新的獨裁者代替舊的獨裁者。幸叩脑挘�是以一個開明的獨裁者代替昏庸的獨裁者。

　　但是，無論怎樣，專制還是專制，它決不會因為獨裁的開明而變成民主制。從這個意義上講，最重要的不是否定作為個人、作為昏君的毛澤東，而是否定作為整個專制政體的總代表的毛澤東。但改革以來對毛澤東的批判，仍然停留在「只反昏君而不反專制」的水準上。更可笑的是，人們在對昏君和貪官的否定中都爭相標榜自己是「明主」和「清官」。

五、中國人要敢於自我否定

　　其次，只否定少數當權者而不否定大眾和每個人自身，也不是對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專制主義的真正否定。如前所述，「文革」的發生是專制主義的極端化所致。專制主義的極端化，一方面是因為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當權者們極端化獨裁，另一方面是因為廣大的被統治者的極端化愚昧和軟弱。毛澤東再有力量，也不能一個人進行「文革」。毛澤東的力量來自於人民的愚昧和軟弱，他是十億中國人之愚昧的集大成者。

　　也就是說，任何一個專制政體的產生和延續，都是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共同創造並加以維持的。沒有順從獨裁的被統治者，也就不會有專制統治。具體到中國的歷史和現狀，沒有深厚的封建主義傳統所培養起來的中國人的奴性，中國的專制主義決不會如此長久、如此肆無忌憚。

　　在「文革」中，沒有億萬隻手臂高呼「毛主席萬歲！」，沒有覆蓋中華大地的紅色語錄本，沒有遍佈每一個角落的「早請示，晚匯報」，沒有十億人齊聲高唱《東方紅》，毛澤東的名字怎麼會成為永遠不落的、普照人間的紅太陽呢？所以，否定毛澤東也就必然要否定把毛澤東視為「大救星」、「紅太陽」的十億中國人，否定十億中國人必然要從每個人、特別是從那些有文化的知識份子的自我否定開始。

　　過去，我們的理論一直把反對建的革命僅僅理解為推翻皇帝或統治者，因而也就把中國歷史上無數次大大小小的農民起義稱之為推動歷史前進的革命。但是，事實證明，農民推翻皇帝的革命，只造成了中國歷史的封閉迴圈和專制主義的長命百歲。

　　而真正的反獨裁革命，必須是對以專制主義為代表的整個社會（所有的人的生存方式、思維方式）的革命。這個革命不僅要打倒皇帝，更要消滅皇權賴以生存和維持的小農文明：專制與小農的生存方式是一個有機整體││農業文明，現代化就是要從生存方式上消滅農業文明，如果做不到這一點，那麼任何企圖推翻專制主義的革命都將失敗。

六、否定毛是全民族的一次脫胎換骨

　　只反皇帝而不反小農生存方式的邉樱�只能是動亂而不是改革。對於中國來說，打倒一個皇帝、否定一個毛澤東都不困難，人為不行時，還有天助（毛澤東總要死），困難的在於消滅汪洋大海般的小農意識。也就是像早期的魯迅那樣無情地批判國民劣根性。然而，中國當代史上的啟蒙者們，大多數都是罵皇帝的英雄，一旦面對大眾，便是一臉媚態，向愚昧微笑、鞠躬。而這種現象表面上看是站在與專制主義相對立的人民大眾一邊，而實際上是想在罵倒皇帝之後自己當皇帝，當人民的救世主。得志時，自奉為上帝；不得志時，人民是上帝。毛澤東就是用玩弄「人民崇拜」來奠定其至高權威的高手。

　　這種把戲中國人玩得純熟、玩得心花怒放，從先秦時代的「民本思想」一直玩到毛澤東的「人民萬歲」、「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服裝可謂花樣翻新，卻永遠裹著一個臭皮囊。

　　「文革」結束後，又有多少被譽為改革先鋒的人物仍然高舉著「為人民服務」的金字招牌招搖過市呀！又有多少在「文革」中寫過最最革命的大字報的人把自己標榜為反「四人幫」的英雄啊！又有多少被平反的「右派」、「走資派」變成了新時期的「極左派」呀！除了「四人幫」、毛澤東及其少數死黨外，其餘的中國人個個都是文革的受難者和反文革的英雄。

　　中國人逃避責任、進行自我美化的本領真是舉世無雙。筆者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真該為此而驕傲、自豪和光榮。

　　類似上面所列舉的民族劣根性還很多，諸如「愚忠」、「群體至上」、「平均主義」、「民族主義」等等。但是，就中國的現實而言，所有這些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點：即不能從專制主義的內部來尋找否定專制主義的力量。

　　具體地講就是：在政治上不能從一黨獨裁內部尋找力量來反一黨獨裁；在經濟上，不能從公有制、計劃經濟內部尋找動力來改革經濟；在思想上，不能從教條化的馬克思主義內部尋找新的思想；在廣義的文化上，不能從中國傳統文化內部來尋找所謂的精華。而只能用多黨並存的民主制代替一黨獨裁，用私有制、市場經濟代替公有制、計劃經濟；用多元化的言論、思想的自由來代替思想一元化；用世界的（西方的）現代文化來代替中國的傳統文化。

　　否定毛澤東，在最根本的意義上是否定中國人幾千年來的小農式生存，是一次全民族的脫胎換骨。儘管，這種否定不會一蹴而就，很可能是個極為漫長的歷史過程；但中國人必須從現在開始啟動這一進程。

　　我以為，這也許是世界歷史上最漫長、最艱難的否定過程，因為中國專制主義的生命力之頑強堪稱世界之最。儘管，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痛苦之巨大甚至可能是難以忍受的，但是，除了忍受痛苦的煎熬之外，當代中國人別無選擇。

否則的話，儘管毛澤東已經魂歸西天，但他所代表的專制主義仍然是永遠不落的紅太陽。 

《开放》杂志2010年11月

何清涟：云端之上的中国政改梦幻

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前夕，美国CNN对温相的采访将海内外对中国政改的期盼推到了最高潮，一些声望卓著的媒体甚至预言政改将成为五中全会的主要话题。18日发布的中共五中全会公报让人们的期盼降到了冰点，在长达4,700字的全会公报里，虽然指出“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但对政改却只在“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这句之后含义不明地泛泛提及：“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一切都证明，从8月下旬以来的政改期盼，与其说是中国的政治动向，不如说是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都需要这一帖精神安慰剂。

温相政改谈话师法邓、江、朱等政治前辈

其实，只要了解中共的政治逻辑，五中全会这个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因为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改革几乎都是危机推进型，只有当局者感到不变革无以求存之时，改革才会来临。就中国现在的整体情况而言，社会矛盾虽然日趋激烈，全国群体性事件蜂起。但由于民众缺乏自组织能力与有效的抗争手段，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社会反抗基本上都被地方政府有效地遏制或消弥。只要在刚性维稳手段还有效的情况下，所有削弱现行统治、扩大民众政治参与权利的政治改革，如新闻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当局绝对不会让步。

这一切都是极权统治的逻辑所决定的。因为极权统治从诞生之日开始，就依靠暴力（枪杆子）与谎言（宣传）维持，目前可见的事实是：当局正在投入天价维稳费用加强暴力统治，控制互联网，还推行大外宣计划，将粉饰宣传扩展至世界范围内。也就是说，只要政府的财力能够维持这种刚性稳定，政治控制只会越来越严苛。除了发生严重的财政危机，政府维稳的物质手段枯竭，届时中国当局也许会考虑政改图存大计。

温家宝总理放言政改，表示对普世价值的向往，其实是他在任上经常做的课堂作业。这类话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言说，几乎是历届领导人都说过。从邓小平历经江朱再到胡温，除了胡锦涛之外，其余几位领导人都曾先后在各种场合表过对民主与法制的重视与向往。即使是政治强人邓小平，都曾说过“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978年）只有胡锦涛言行一致，参观西柏坡、回延安、反对颜色革命，公开拒绝西方式民主政治，

其实，西方社会在炒做中国政改这个话题上是隔上一两年就来上一轮。比温家宝更能激起西方社会认同与遐想的是江朱两位。江泽民1997年深秋夜访白宫，见到克林顿递给他的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说》原稿，非常高兴地用英语大声朗读。此举赢得了美国人的普遍好感，几乎以为他认同了美国的价值观。铁腕总理朱镕基那充满豪情的话语，如“反腐败要先打老虎后打狼，对老虎绝不能姑息养奸，准备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无非是个同归于尽，却换来国家的长久稳定发展和老百姓对我们事业的信心”，“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这些话不仅深深感动了国内人民，还使港澳台与国际社会对他充满了无限美好的憧憬。

为什么人们需要政改做为精神安慰剂？

无论从质还是量上，温家宝的有关民主与政改的言论都没有超出他的政治前辈。但温相从8月份以来激起的政改讨论，以及国内外对他的期盼之高却远远超过他的政治前辈。无论是国内的拥温政改派，还是国际上那些见多识广的媒体，都罔顾一个事实：胡温即将卸任，这种看守政府基本不可能再有大张旗鼓从事改革的可能，因为执政的时间表不允许。卸任者与接任者都需要在稳定中交接，这是政治常识为什么在社会矛盾日益激烈，政府维稳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人们对中共政府自觉启动政改的期盼反而日益强烈？我想这是出于以下两个原因：

于中国国内公众而言，主要是出于人们对现存政治状态极度绝望，普遍产生政治乏力感。人们找不到任何有效途径减缓社会矛盾，并改善其生存处境。在生态危机日益逼近，精英阶层移居他国者越来越多之时，头脑清醒一点的人已经看到危机在日益逼近。由于当局想尽一切
办法剥夺公众的自组织能力，导致整个社会有如一盘散沙，人们只能寄希望于垄断一切资源的执政者能够高尚一次，考量国家利益与中华民族的前途，启动政治体制改革，以此为契机，解决各种社会矛盾，让中国避免再次遭到暴力革命的倾覆之灾。

于国际社会而言，这些年来的一个共同愿望是希望中国稳定。随着中国经济奇迹掩盖之下的各种问题浮出水面，国际社会还看到：通过国际规则约束中国，使之成为负责任的国际社会成员几乎是个幻想。他们普遍担心中国崩溃后对国际秩序造成的强烈破坏与难民潮（目前的移民已使欧美各国感到极大压力）。与中国政府对内宣传的完全相反，国际社会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希望中国崩溃的“反华势力”。

问题是：中国政府早已成了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任何民众希望的改革都需要政治精英们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使得改革在民众与政府之间成了与虎谋皮的关系。

高层为何没有政改动力？

中共高层没有政改动力，出于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坚信通过暴力可控制局面；第二，同舟共济之利益考量。中共党内所谓“派系斗争”历来是海外炒作热点。但事实并不像外界猜想的那样激烈。在利益分属上，中共党内毫无疑问有派系。但既然同坐一条船，船长、大副与水手们还是知道斗争分寸：内部小打小闹可以，闹到翻船对谁都没好处。

根据这些年的精英动向，可按其利益来源和其个人未来布局大致划分为“扎根派”与“出走派”。出走派多是政府部门中与经济沾边的官员，这些人不少已经将亲属移民海外，公布的118万裸官并非全部，还有不少属于“现在进行时”；扎根派则多属相对而言的清水衙门官员，以及军、警、国安部门、宣传部门。这些官员既无足够财力与意愿移民，就只能选择坚守。军、警、国安及宣传部门官员捞钱的机会远低于金融、国土及国企官员，职司所在又是维稳，是坚守派中的蛮干群体。但这两派有共同利益，即维持稳定，只是目的不同。出走派希望藉稳定获得更多机会捞钱，扎根派则是为了维持长久统治，担心失去政权会遭到政治清算与经济清算。目前不成气候的政治反对力量之“不清算”保证，在富有统治经验的中共眼中，有如小儿戏语。因为任何政治和解都是通过力的诉求得在达成。即使流血最少的英国光荣革命，也是英国绅士们依靠剑与剑的谈判达成的。

政改期望的边际效益递减

长期生活在专制政治之下，中国人自然难免怀抱圣君贤相情结。这种情结在90年代的具体表现是“中央领导好，地方官员坏”，“中央的好经叫地方这些歪嘴和尚念歪了”。面对现实中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越来越严重的失业及基层政权的黑恶化趋势，人们极盼明君出现。

由于中国当局在近十余年以来的政治信用越来越差，公众对政府的政治期望已陷入边际效益递减状态：1978年改革启动之时，人们热切期望邓小平能够引领中国进入新时代；1989年六四以后，邓小平因背负六四屠城之责，国人期盼江泽民不做儿皇帝的那一天会有大的革动作；江泽民任内，政府贪腐横行（谚云“江泽民的改革让官员成了百万富翁”），人们对铁腕总理朱镕基寄予了无限期望，希望他能力挽狂澜；到江时代末期，国人开始想“胡哥”盼“胡哥”，如大旱盼云霓；等到胡温上位后，胡的平庸被视为胸有韬略、深藏不露，胡朝拜西柏坡、回延安等政治意涵极强的举动都被一些人解读为江泽民势力压制胡，胡被迫采取的韬光养晦策略。网友们通过热爱“什锦八宝饭”（温家宝被昵称为“宝宝”）这一词，表达对“胡温新政”的无限希望――在改革以来的几代领导人里面，胡温最幸运，因为民众寄望最长，直到这次五中全会公报发表之后，海内外才算是明白胡温根本无意在任内推动政改。与第二、三、四代中共领导相比，习近平的运气不太好，人们虽早知他大位在望，却已丧失了自愿歌颂的热情――个别人士刻意怀抱对习氏的激情幻想除外。

罗斯福曾言：“在每一片土地上，时刻都有使人分道扬镳和使人走到一起的种种力量在发挥作用，在为各遂其志而奋斗的时候，我们乃是个人主义者；但在作为一个国家而寻求经济和政治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不是全体向上，就是一起坠入深渊”。当移居他国为一国的精英群体提供了另类的政治退出机制，并成为精英阶层一种集体选择时，施政过程就与承担政治后果切割开来。在无责任政治的状态中，这种分道扬镳的力量远远大于凝聚力量。依我观之，这种局面不可能会在短期内有所改观，人们只能等待危机深化可能会促使当局者有所觉悟，只是那时可能为时已晚，补天无望。

──原载《纵览中国》

何清涟：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衙内”现象

10月16日晚，河北大学校园内发生车祸。肇事者李启铭撞伤人之后没有停车，而是继续前行接女友。在其回程时，车子被学生和保安截住，肇事者那句“有本领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让官二代的骄横再次成为网络舆论谴责的焦点。

李刚的官其实不算大，保定市公安局北市区分局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可能只是个副处级，但其子的骄横却折射了中国这个身份型社会特有的一道文化密码：“衙内”现象。从古到今，中国就是个讲究家世传承的身份型社会，自唐代开始才有科举制为底层社会开了一条极为狭窄的向上流动通道，绝大多数民众只能是“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子承父业地生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