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分享2010.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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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名要求释放刘晓波、刘霞... 1

楚  寒：自由之光，越照越明... 9

沙叶新：诺奖有眼 晓波中状元... 16

徐友渔：忆刘晓波见蒯大富... 19

王  康：一位东方圣者的桂冠... 21

万润南：有关晓波的点滴回忆... 24

苏晓康：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28

廖天琪：八九史诗铭记于心... 31

余  杰：刘晓波与刘霞的爱情... 33

余  杰：看哪，这个口吃的读书人—— 刘晓波的侠骨柔肠... 36

刘晓波：《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全文... 41

苹果日报：胡锦涛妻表弟常大林撑刘晓波... 44

王  康：并非俄罗斯的经典思维——简复朱学渊先生... 46

茉  莉： 独特的“瑞典史诗”要结束了吗？... 73

王开岭：战俘的荣誉... 76

王开岭：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80

程巢父：李普先生晚年的光彩...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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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名要求释放刘晓波、刘霞

参与网2010-10-26

10月25日，美国著名人权机构Freedom Now发布一份由十五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联署的公开信，公开信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美国总统奥巴马等21位世界领袖呼吁，要求他们在G20高峰会期间，要求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刘晓波的妻子刘霞。

在这封公开信上签名的有图图大主教、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吉米•卡特、弗雷德里克•威廉姆•德克勒克、希林•伊巴迪、约翰•修姆、达赖喇嘛、麦瑞德•麦桂尔、旺加里•马塔伊、大卫•特林布尔、里戈韦塔•门楚•图姆、莱赫•瓦文萨、埃利•维瑟尔、贝蒂•威廉姆斯、乔迪•威廉姆斯等十五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Freedom Now协助图图大主教联络了签名工作，为救援刘晓波，Freedom Now组成了一个国际法律和人权团队，其中有美国著名律师杰罗德、纽约大学教授科恩、加拿大前司法部长厄文•考特乐、加拿大原国会议员大卫•基尔格以及杨建利博士。（张宪）

附公开信原文：（翻译：张晓刚）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阁下，

尊敬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比利时首相伊夫•莱特姆阁下，

尊敬的欧洲委员会主席若泽•曼努埃尔•巴罗佐阁下，

尊敬的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阁下，

尊敬的澳大利亚总理茱莉雅•吉拉德阁下，

尊敬的巴西联邦总统刘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阁下，

尊敬的加拿大总理斯蒂•哈珀阁下，

尊敬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阁下，

尊敬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博士阁下，

尊敬的印度共和国总理曼莫汉•辛格博士阁下，

尊敬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阁下，

尊敬的意大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阁下，

尊敬的日本首相菅直人阁下，

尊敬的阁下墨西哥合众国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伊诺霍萨阁下，

尊敬的俄罗斯联邦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阁下，

尊敬的沙特阿拉伯国王兼首相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阿勒沙特陛下，

尊敬的南非总统雅各布布•祖马阁下，

尊敬的韩国总统李明博阁下，

尊敬的土耳其共和国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阁下，

尊敬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首相戴维•卡梅伦阁下，

尊敬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阁下，

各位阁下：

我们，所有在此签名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就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国公民刘晓波一事给你们致信。

如你们无疑已经知道的，他的妻子刘霞自诺贝尔委员会颁奖公告宣布不久就被中国当局拘禁，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都被阻断。我们强烈和恭敬地呼吁你们各自的政府，要求中国政府立即解除对她的软禁，并让她能够自由地根据自己的意愿与任何人通讯。

此外，作为11月10日到11日在南韩召开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的一部分，你们每个人都将与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首尔见面。这个会议为提出刘博士被监禁问题提供了时机。我们强烈地呼吁你们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明，释放刘博士将不仅受到欢迎，而且是必需的。

诺贝尔委员会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已经取得了史无前例的经济进步，现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亿万人民已经摆脱贫困，政治参与的范围也在扩大。中国的新地位必须意味着增进的责任。”

中国政府释放刘博士将会是对最近几个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显着变化的一个非同凡响的认可。

我们感谢你们之中的许多政府以往曾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刘博士被监禁的问题。然而，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帮助他和他的妻子。

神明保佑你们。

德斯蒙德•图图

卡洛斯•菲利普•西门内斯•贝洛

吉米•卡特

弗•威•德克勒克

希林•伊巴迪

约翰•休姆

达赖喇嘛

梅里德•科里根麦桂

旺加里•马塔伊

大卫•特林布尔

里戈韦塔•门楚•图姆

莱赫•瓦文萨

埃利•维瑟尔

贝蒂•威廉姆斯

乔迪•威廉姆斯

2010年10月25日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10月26日报道：

——十五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公开信

十五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昨天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其他20国集团（G20）领袖，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施压，以释放今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这十五人，包括南非大主教屠图（Desmond Tutu）、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前波兰总统瓦文萨（Lech Walesa）和前美国总统卡特（Jimmy Carter）等人，在一封信中指出，奥巴马和其他领袖在下月10-11日20国集团高峰会上，将会与胡锦涛见面。

路透社说，美国人权倡议团体“现在自由”（Freedom Now）公开了这封信。信中表示：“我们强烈呼吁你们，亲自叮嘱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释放刘晓波博士不仅受欢迎，也是必要的。”

十五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信中表示，世界领袖也应施压胡锦涛释放刘晓波的妻子刘霞。他们表示，自从奥斯陆的诺贝尔委员会颁发和平奖给她丈夫后，刘霞就“被剥夺了几乎所有与外界联系的能力”。

但是，南非前总统曼德拉没有签字。

另据报道，香港多个民间团体前天发起第一轮明信片签写行动，预计会有六万人为狱中的刘晓波送上祝福，期望他可以早日重获自由，回家与妻子刘霞团聚和自由写作。

虽然国际社会支持刘晓波的声音不断，中国国内的媒体新华网则访问了中国人民大学刑法专家高铭暄教授。高铭暄的论点是，对刘晓波，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判决不存在可质疑之处。

不过通过这篇文章，中国新华网倒是罕见地向读者简要介绍了刘晓波的观点。比方说，文章引用了《零八宪章》中的话：“1949年建立的‘新中国’，名义上是‘人民共和国’，实质上是‘党天下’。”…“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中，唯独中国还处在威权主义的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文章也直接引用了刘晓波的话“自由中国的出现，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新政’，远不如寄希望于民间‘新力量’的不断扩张”。

引述这些观点的同时，高铭暄认为，从刘晓波言论的字面含义，即可直观地判断其具有推翻中国国家政权和现行社会制度的动机和目的。

在北京，中国政府对刘晓波夫人刘霞的软禁仍在继续。刘霞昨天透过“民主中国”网站发出一封公开信，感谢国际社会和诺贝尔委员会对刘晓波多年来为推动中国民主而努力的认同，同时感谢《零八宪章》所有签署人，并公开邀请刘晓波的同道和朋友们参加12月10日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

刘霞在信中表示，这个奖“属于所有那些为了捍卫尊严而无所畏惧的中国人”。她说，刘晓波本人或者她前往挪威领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她相信并希望朋友们能出席这个历史性的典礼，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光荣。

刘霞呼吁官方遵守法律，尊重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当要求，尽快恢复刘晓波的自由，并停止对她正常生活的干扰。

诺委会主席驳中国谴责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RFI）2010-10-26

面对中国官方媒体对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不停地严厉批判，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德最近在纽约时报撰文，以《我们为什么给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做出回应。文章说，中国当局的这些谴责，无意中却说明了人权为什么值得捍卫。

文章针对中国政府指责诺贝尔委员会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指出，“他们错了：国际人权法和准则高于民族国家，国际社会有责任确保人权得到尊重。”

文章阐述了现代国家制度主权观念的演进，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权观念已经改变。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和公民权利宣言》取代了将人民的主权作为国家权力和合法性来源的专制控制。文章说，上一世纪当世界从民族主义朝国际主义转变时主权观念再次发生改变。在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后建立的联合国，承诺成员国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争端，在《世界人权宣言》中界定了全体人民的基本权利。宣言说，民族国家不再具有最终的、无限的权力。

文章说，今天普世人权提供了对世界各地的任意多数的一种限制，无论这个多数是民主制还是非民主制；议会中的多数不能作出伤害少数的决定，也不能投票通过破坏人权的法律。虽然中国还不是一个宪政民主国家，但它是联合国成员，并已经根据《世界人权宣言》修订了其《宪法》。

文章说，囚禁刘晓波显然证明中国的刑法不符合中国的宪法。对他定罪的依据是“散布谣言或诽谤或任何其它手段，颠覆国家政权，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但是文章说，在一个以普世人权为基础的国际社会里，防堵言论和谣言并非政府的工作。政府有义务确保言论自由权利—即使鼓吹者呼吁另外一种不同的社会制度。

诺贝尔委员会主席亚格兰德说，诺贝尔委员会长期支持这些权利，通过授予那些斗争者和平奖来保护他们。他们包括在苏联为反对人权侵犯进行斗争的萨哈洛夫、在美国为公民权利进行斗争的马丁•路德•金博士。

亚格兰德说，中国政府激烈批评刘晓波获奖，指诺贝尔委员会非法干涉了中国内政，在国际社会面前羞辱了中国，这些都并不令人惊讶。其实事实正相反，中国应该为其强大而成为辩论和批评的对象而感到骄傲。

文章还批驳了认为把和平奖给刘晓波可能会使中国的人权状况更加恶化的观点，指出这一论点不合逻辑：“它会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最好用保持沉默来促进人权。但是，如果我们对中国保持沉默，那么谁将是下一个声称其有沉默和不受干涉权利的国家呢？这一方式将导致我们走上会损害《世界人权宣言》和人权基本准则的道路。我们绝对不能保持沉默。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利漠视其国际义务。”

文章认为，中国有充分理由对其过去20年里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们希望看到其继续取得进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将和平奖授予刘晓波。如果中国能跟其他国家和谐发展，成为坚持国际社会普世价值的主要伙伴，就必须首先授予其所有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利。

对一位仅仅因为表达了自己的见解的人就判刑入监11年是一个悲剧。如果我们朝着艾尔弗莱德?诺贝尔所说的国家之和睦的方向前进，那么普世的人权就必定是我们的准则。

另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最近在评论刘晓波获奖一事时表示相信“他被授予诺奖是因为他所表达和坚持的价值也同样是诺贝尔委员会所坚持的。”黎安友说：“他为中国人树立了一个履行宪法所保护的思想自由的榜样。他要求中国政府去遵守他们自己的法律，而作为回应，中国政府却违反自己的法律去把刘送进监狱，表明了政府在抵制能为国内以及睦邻和平所做出的最佳贡献。”

黎安友说，在中国成为强国的今天，诺贝尔委员会关注中国朝什么方向发展是正确的。中国未来的演变不容置疑地影响着世界实现更大和平的可能性。就社会内部的长远发展而言，民主比专制更加稳定，而对外部而言，专制权力的发展会对世界和平带来威胁，而一个遵守法律的宪政体制的崛起则会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

北京试图阻止各国派代表出席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典礼

春秋2010-11-6

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仪式渐渐临近，北京政权对刘晓波获奖的愤怒有增无减，正在通过各种方式向西方国家施加压力，企图阻止各国派代表出席授奖典礼。德国政府明确表示不会屈服，并希望刘晓波能亲自前往奥斯陆领奖。

近来，中国政府对西方国家频频施加压力，试图不让它们出席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仪式。对此，《明镜周刊》写道，”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中国领导人感到是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被打了耳光。四个星期之后，将在奥斯陆举办授奖仪式，北京领导人正在尽一起努力破坏12月10日的典礼。”

该刊在报道中说，”中国警告德国和其它国家不要参加授奖典礼。中国副外长崔天凯星期五（11月5日）在北京威胁说否则会有’后果’，但没有进一步解释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报道还透露，德国驻挪威大使馆从中国过外交官那里得到一个”口头照会形式的警告”，德国外交部已经对此予以证实。”但是，德国政府表现出不为所动。一名政府发言人说，根据传统，政府会派遣代表出席颁奖仪式的。’在今年的背景下，没有任何理由违背这个多年来的做法’。这一点已经告知了中国方面。”

这名德国政府发言人还说，默克尔总理和外长韦斯特韦勒都对刘晓波获奖表示过欢迎，”他们希望获奖人能够亲自去领奖。”报道说，其它国家的外交官也都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一名外交官称，中国政府在一封给其使馆的函件中称刘晓波是”犯罪分子”，给他授奖是”干涉中国的内政”。芬兰和冰岛也都证实收到了类似的函件。

《明镜周刊》称，中国副外长在北京”公然威胁会导致关系恶化”。该刊并引用崔天凯的说，”这些欧洲国家和其它国家一些国家面临的选择简单明了，要么它们参与挑战中国司法制度的政治游戏，要么它们与中国政府和人民以负责任的方式发展真正的友好关系。”这位20国峰会的中国首席谈判代表还说，这些国家” 必须选择”，”要是作出错误选择，就得承担相应的后果。”

党报攻击诺贝尔和平奖

报道说，中共在党报的一个评论中也对诺贝尔奖授予刘晓波”进行攻击”。党报的评论称诺贝尔奖是”用来攻击’中国崛起’的政治工具”，颁奖被意识形态所滥用，以阻碍不符合西方标准的国家的和平发展。”这个奖也表明西方对中国崛起的害怕。中国在很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西方不接受别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

报道最后指出，”奥斯陆的诺贝尔委员会奖励刘晓波，是因其’为了基本人权的长期的非暴力斗争。’目前，这位文学评论家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的名义判处11年徒刑，正在服刑，将不可能亲自领奖。他是《零八宪章》的共同作者，异议人士通过这个宪章要求改革、自由和结束中共在中国的一党独裁。自从刘晓波在10月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来，他的妻子也被软禁。此外，中共政权也更加严厉地打击其他异议人士。”

挪威首相将出席刘晓波颁奖仪式

春秋2010-11-6

法广

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5日宣布，他将出席12月10日诺贝尔委员会向中国狱中异议人士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的授奖仪式。同一天，美国国务院也表示，按惯例美国驻奥斯陆大使也将出席授奖仪式。这是有消息报道北京透过外交照会方式向西方国家施压勿出席仪式之后，挪威和美国官方作出出席仪式的表态。

挪威首相斯托尔滕贝格是当天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明态度的。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作为授奖仪式主宾国的首相，他理所当然要遵循惯例出席仪式。

斯托尔滕贝格说：“依照挪威长久以来的传统，像我这样的政治家是应当出席诺贝尔和平奖授奖礼的。这一直是个惯例，今年我也不会回避。我会像政府首脑以往所做的那样，参加仪式。”

斯托尔滕贝格同时指出，北京向西方国家政府施压和警告是毫无道理的，诺贝尔委员会是一个自行做决定的独立机构，不要把诺贝尔委员会和挪威政府混同起来。

中国当局对挪威诺贝尔委员会10月8日将今年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在狱中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大为愤怒。直到胡锦涛访问法国，北京还继续警告说，任何欧洲国家支持刘晓波将被视为对中国的对抗。

此前有报道说，多个欧洲国家已经接到中方的警告。但中国外交部至今拒绝置评是否致函各国政府，要求他们不要参加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授奖典礼，也不要发表声明支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但据来欧洲外交圈的消息来源说，北京的警告绝不可能阻止欧盟国家驻奥斯陆的大使出席向刘晓波授奖仪式。

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据他所知，美方没有收到中国要求美国不要参见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的警告。托恩表示，按惯例美国驻奥斯陆大使将出席11月10日举行的颁奖礼。美国驻奥斯陆大使馆发言人此前也已证实美国大使将出席仪式的安排。

由于刘晓波身在狱中，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现在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以及谁会前去替刘晓波领奖。

美国大使将出席刘晓波颁奖仪式

春秋2010-11-5

BBC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克·托恩周五（11月5日）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据他所知美方没有收到中国不要美国参加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的警告。

此前有报道说，多个欧洲国家已经得到中方的警告。但中国外交部周四（11月4日）拒绝置评是否致函欧洲国家政府，要求他们不参加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和不发表声明支持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

托恩说，按照惯例美国驻奥斯陆大使将出席这次将于11月10日在挪威首都举行的仪式。

此前，美国驻奥斯陆大使馆发言人也向法新社证实了美国大使将出席颁奖仪式的安排。

由于获得今年诺贝尔和平奖的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身在狱中，他的妻子刘霞也被软禁，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有人以及什么人替刘晓波领奖。

香港声援

香港支联会秘书何俊仁周五对BBC中文网表示，他将前往挪威首都奥斯陆声援获刘晓波。

何俊仁将和支联会另一名成员李卓人一同前往奥斯陆。

他表示目前还不知道能否参加颁奖典礼，具体要由挪威方面正式通知。

在加紧外交活动试图减少刘晓波获奖的国际影响同时，中国当局在国内也加大了对异见人士的打压，许多异见人士受到警方的骚扰甚至被限制行动自由。

积极参与维权活动的前卫艺术家艾未未周五中午开始遭北京警方“监视居住”。

艾未未此前计划本周日在上海举办“河蟹宴”，以抗议他在上海的工作室被强制拆除。

本周早些时候，中国警方在广州逮捕了一名散发支持刘晓波传单的男子，其罪名是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北京观察：批诺批刘何时了 效果有多少

多维新闻2010-11-6

记者：方鸣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与《光明日报》近日先后刊登4,600多字的长文《与诺贝尔遗愿背道而驰的和平奖》，将中国官方媒体对诺贝尔和平奖及其得主刘晓波的口诛笔伐推到一个新的高潮。

正在狱中服刑的中国异见人士刘晓波10月8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环球时报》次日发表社评《诺贝尔和平奖又砸自己的牌子》为标志，中国官方媒体开始集中高调批诺批刘，其势头之猛超过1999年对台湾总统李登辉与法轮功创办人李洪志的批判，也超过了2008年拉萨“3•14”事件后对达赖喇嘛和2009年乌鲁木齐“7•5”事件后对热比娅的批判。

《与诺贝尔遗愿背道而驰的和平奖》最初由光明网署名姚仁格在10月24日发表，《人民日报》11月5日署名郭述全文刊登，《光明日报》6日转载。这篇文章称，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是“西方有预谋、有组织、一直以来精心策划的事件，是长期以来西方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政治图谋的继续”。

文章延续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中国官方媒体的批判方式，借助挪威学界对诺贝尔委员会的批评，质疑诺贝尔和平奖的出发点、严肃性与公信力，同时直接点名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是造成苏联解体的“黑手”。文章宣称，冷战时期的案例充分证明，诺贝尔和平奖已被完全“意识形态化”，是美欧国家的一张“政治牌”；它已与“和平”毫无关系甚至背道而驰，是打着和平旗号公然搞颠覆破坏。

针对达赖喇嘛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热比娅、胡佳、魏京生等都进入过候选名单，以及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对中国限制言论自由的指责，文章指出，其反复非难实际反映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极度恐惧”与“心态失衡”，“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强大且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

文章认为，从西方借北京奥运会（发难）和拉萨“3•14”事件到乌鲁木齐“7•5”事件，从谷歌发难，一直到最近的钓鱼岛事件，在“改造”中国未果、种种施压无效的情况下，美国等西方国家把诺贝尔和平奖奖给刘晓波，就是希望中国因政治分歧陷入无穷纷争，最终“整垮中国”。

最后，文章向中国民众喊话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我们只能走这条路，否则就将失去自我，沦为别人的附庸。“诺贝尔和平奖利用刘晓波向中国发难一事，折射出新时期中国反西化、反分化形势依然严峻，需要我们睁大眼睛，明辨是非，提高警惕。”

据不完全统计，从10月9日至11月6日，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环球时报》等中国官方媒体总计发表了54篇批诺批刘文章（有些系转载）。这些批判文章指责西方反华势力借诺贝尔和平奖干涉中国司法与内政，企图演变、分裂、整垮中国，极力丑化刘晓波的言行甚至其本人。大部分文章都曾置于新华网、人民网、新浪、搜狐等其它门户网站首页显要位置，但几乎都关闭了评论功能。

在连篇累牍的口诛笔伐中，《光明日报》曾在10月25日指出，批得有理骂得痛快，恐怕正好会掉进西方政客们挖好的陷阱里。文章说，诺贝尔和平奖这个品牌是西方人创立的，反映的是西方价值观不足为奇。不管诺奖有多响的名头，它毕竟不是世界“道义法庭”，我们既然不指望它来匡扶正义，所以也“不必太把它当回事”。从官方媒体继续不断推出批判文章来看，这种观点显然没有被接受。

沙叶新：诺奖有眼 晓波中状元  

一、初识刘晓波于上海

　　二○○六年十一月三号上午，我突然接到晓波的手机短信：「沙兄：好！我今晚到上海，何时有空，见面聊聊。晓波。」接到此信，我深感意外，因为，我从未没见过他，也从未用任何方式和他互通音问；还因为此前也有一个北京来的敏感人士要见我，却给国安阻挠，甚至他要求只在我家小区大门外将礼物交给我也没得到允许。晓波的敏感度大大超过此人，他会受阻吗？会有麻烦吗？我也没多想，就立即回信给他：「欢迎你！」

　　三号晚上晓波到上海，住在衡山路庆余别墅。翌日上午九时我去见他。我本以为他是个很剑拔弩张的那种人，这是因为他在六四之前的毅然回国以及他那些锋芒毕露的时政文章给我造成的印象。其实他不是金刚怒目的人，乍一看，他貌不出众，语不惊人，说话还有点口吃，结结巴巴的反而让我觉得他很老实，甚至有点笨拙。初次见面，虽不能说一见如故，但我对他颇有好感。

　　我和他聊了一会儿，便同去看望也住在别墅里的王元化先生。王元化先生是晓波的博士论文的审读者，有师生之谊。我本以为有王元化先生这样的大伞护着，晓波至少在上海期间可以「脱敏」了；其实不然，第二天中午，我和晓波以及上海的一些朋友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湘菜馆吃饭时，仍然有国安尾随监控。我们一共有九人，在一个包房内；国安有三人，二男一女，坐在紧靠我们包房外的双排座位上。透过包房的玻璃门窗，双方都可以清晰地看见对方的一切。

　　我问晓波，瞧这包房外的架势，上海比之北京何如？晓波说，上海比北京紧，民主自由的氛围不及北京，警察也比北京的厉害。于是晓波便说起他十几年来和北京国安打交道的故事，说得大家哈哈大笑。他说他和在他家楼下监控国安都很熟了，几乎成了朋友，只要不是他们非执行不可的命令，其它都可以灵活商量，双方都还可以让步。比如有一次，有一场国外精彩足球赛的电视直播，楼下的国安是球迷，就打电话给晓波，请求他当天晚上不要出去，不要出事，放他们一个假，让他们看看足球。晓波就爽快地答应了。

　　朋们友听了，都说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上海。我想也正因为如此，上海以后才发生了杨佳杀死六名公安的恶性事件以及上海公安「钓鱼」的著名丑闻，两败俱伤。

　　我还想也正因为晓波不把国安当敌人，所以他在狱中才受到某种程度的人道待遇。我相信晓波并没撒谎，更没有为中共牢狱的黑暗涂脂抹粉。他说的是他本人在狱中所遇到的真实情况。至于他为什么能如此，而高智晟却受到极为残酷的迫害，原因可能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比如北京和西安两个地区有所不同，刘晓波和高智晟的影响也有所差别，等等，但晓波一直坚守的「我没有敌人」的理念也可能是他在狱中境遇较好的原因之一，虽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况且晓波说他在北京监狱受到较好待遇，仅仅说的是他自己，说的是北京的某座监狱，他并未推而广之，说全国监狱都如此，所有政治犯都如此，所以我们不能苛责晓波。

二、刘晓波和零八宪章

二○○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下午三时，深圳的赵达功夫妇来访。一是探病问候，我当时开刀不久，大病初愈。二是受晓波之托，为零八宪章初稿的征求意见和签名而来。当晚，达功夫妇请我在莲花南路一家私房菜馆吃饭，另有两位上海朋友。  到了菜馆门口，只见一高个中年男子，身着黑皮夹克，拿着手机，一看便是国安。他盯着我望，我也盯着他望，对视甚久。我们预订了菜馆二楼的一间包房，从窗口朝楼下看，那位国安仍在原地附近边走动边打手机。我开玩笑地对达功说，国安满辛苦的，外面又冷，干脆请国安上来一起吃饭吧。达功说，如果在深圳倒有这可能，他和深圳的国安经常接触，彼此像朋友。一个熟悉的国安曾对达功说：「你写文章只要不骂深圳就行，随便你骂别的什么地方，骂北京、骂上海，我们都不管。我们只是一条狗，不论哪个朝代都会用得着这样的狗。如果你们今后掌权了，也会用着我们，我们也就是你们的一条狗。」每到「敏感时期」，国安都会让达功别离开深圳，外出也不要去北京。有一次还给他一万元，让他回河北老家，买点礼物送给他父亲。当然达功没接受，他说这是底线，接受了就是被收买。达功还说这钱是国安专用于他的维稳经费。他还听说，上海也有专门用于我的维稳经费。

我在上海没接触过国安，只是十多年前在我还不太「敏感」、还比较「稳定」的时候，他们的两任副局长曾先后请我吃过饭，要和我交朋友。但那时他们不叫国安，叫什么我记不得了。我这一介书生，从昔日的朋友成了如今维稳对象，真令人感慨系之。席间，晓波从北京打来电话，向我以及两位上海朋友征求对零八宪章初稿的意见。两位上海朋友认为宪章的目的不是对抗，而是对话，还认为宪章不要雷同于呼吁书和一般的建言，要成为全民共同的政治主张，因此在内容上不应该针对权力机构太多，而应该着重针对公民社会。我同意两位上海朋友的意见，只补充了几句，说宪章要有理性，要有建设性，要有协商的诚意，不要有敌对的情绪。第二天，十一月廿八号，晓波发来手机短信，很长，他对我说：「在我和北京的许多朋友的心中，你是犬儒化的上海知识界的异数，你早已退出功利圈，专注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和良知践行。我非常信赖你，与你神交已久，希望能够得到你的支持。」我当然支持，答应在零八宪章上签名。以后晓波还通过「雅虎通」的聊天网站和我再次商讨宪章的修改。他很认真，也很谦虚，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有价值的意见。

现在有人否认晓波是宪章的起草人，是执笔人，我不知道起草和执笔的内情，但从他和我的接触中，至少可以证明他是宪章的重要发起人和组织者，功不可没。虽然他不在乎其功。他留给我的印象是理性的，他的思想、言论、行为、气质是温和的，这和他早期作为文坛黑马撰写文论时大不一样，所以他现在比较容易被各方面所接纳，这也是作为一位发起人和组织者重要的质量。

三、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奖

二○一○年十月八日北京时间下午五点十七分，我翻墙，上了古狗的香港网站，看到新闻的标题，得知晓波获得了本届的诺贝尔和平奖，这在封闭的中国大陆我算是比较早得知这个喜讯的了。我当然高兴，为晓波、为国人、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高兴。他的获奖有所争议，争议者几乎都是国内外的中国人，都是和晓波一样进行过民主活动并有过显著贡献的人士。我对他们就像我对晓波，满怀敬意。所以我不认为他们反对晓波得奖，就是「窝里斗」，就是国人劣根性的表现。因为他们和晓波的终极目标一致，只是路径不同，方法有异，这完全应该在求同存异、互相尊重的基础上逐步消除分歧，取得大体的一致。去年我去欧洲，我和海外的民主人士有过某些接触，我极其敬佩他们毫不妥协的坚守和执着，也非常同情他们长期被拒之国门外、有家不能回的孤寂和愤怒，为此我还流过眼泪。所以我对他们略高的言论调门和稍激的行事的方式，是充分理解的；我想我如果也处在他们目前的境地，也会和他们一样，甚至有过之。

但诺贝尔和平奖一事，原则重大，不是个人之事，而是有关中国民主事业前途之大局。该奖由评审委员会决定，自然有他们慎重的考虑，和充足的理由。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评选。我们还应该像运动员那样，在比赛中，我决不服你，一定要决一高低；但胜负既定，我也一定诚恳地向获胜者祝贺。所以在决定此奖由晓波获得之后，我们也应该诚恳地向晓波祝贺，而放弃此前的争议，甚至要宽容晓波以往的缺点和错误。晓波毕竟才年过半百，以后的路还很长，我们期待着他未来的成长。晓波获得和平奖，意味着他已经列入历史。但他能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因为中国太大，变量太多，当权者极为强势，手段也非常狡狯。晓波手中的这杆旗，能撑多久，也很难说。我们不要对晓波期望太多，只要他尽力即可，他是应该知道自己的历史责任的。中国的路还很长，还需要他、你、我、大家，也许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上下共同求索。

　　晓波判刑十一年之时，我写了一首绝句：

　　 钦犯科刑十一年，

　　 神州日日有奇冤。

　　 大墙内外皆牢狱，

　　 不押这边即那边。

　　晓波获奖，也不能无诗，口占一绝：

　　 老天总算睁开眼，

　　 诺奖晓波中状元。

　　 历史将从今日起，

　　 盼君奋力著新篇。

二○一○年十月廿一日上海善作剧楼

（沙叶新：中国著名戏剧家）

 《开放》杂志2010年11月

徐友渔：忆刘晓波见蒯大富  

● 编按：作者曾于去年三月和崔卫平、莫少平赴布拉格代表因零八宪章入狱的刘晓波领取人权奖。本文以他的亲历，描述刘晓波的思想风格。

刘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在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但在我的意料之中。说意料之外，是在十月初的一次聚会中谈到今年诺贝尔和平奖时，晓波的几位老朋友都表示悲观，因为诺奖这个中国人一直期盼的最高荣誉似乎与我们没有缘分，再加上中国政府对挪威方面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我当时表示，我从来对中国的事情持悲观态度，但这次却不同，有些乐观。在九月下旬，我致信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请求把本年度的诺奖授予刘晓波。我同时还向欧洲各国媒体和公众发出呼吁和请求，希望他们发挥影响，发出声音，促成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我以为，我所提出的理由是充分和有说服力的。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我认为是实至名归。

八十年代出名时思想已很彻底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我不止一次地说，我认为刘晓波获奖的原因是他够格，以及他在中国人权事业中的象征意义。我致力于促成刘晓波今年获奖，不是出于我与他的私人关系，我既不是他的老朋友，也不是他的好朋友。

我很晚才认识晓波，很长时间是只知其名而未见其人。晓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中得大名，被称为「文坛黑马」，我对这个称呼不是十分认可。我那时在英国牛津大学留学，通过海外中文刊物了解他的观点。我当时就认为，他并不仅仅是靠「语不惊人死不休」爆得大名，他的特点不仅是出语惊人，更重要的是思想彻底。当时在社会上有几个公认的思想领袖或精神导师，他们学养深厚，在启迪年轻学子、突破主流意识形态的禁锢方面功不可没，但认真说来，他们本身还拖着一条长长的旧意识形态的尾巴，他们被广泛接受，既反映了当时破旧立新的前进需要，也反映了当时的局限，是新旧交替的过渡环节。晓波冒头是他比其它人彻底，他受到欢迎说明人们思想提升还有很大的空间。晓波的思想不属于八十年代的主流，我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思想发挥作用的时代到来得如此之快。

当面猛批蒯大富留恋文革

记得第一次见到晓波是在朋友王东成家，事属偶然。东成有各方面的朋友，他安排大家与一位曾经赫赫有名的人物蒯大富相见。大家对昔日的「蒯司令」很感兴趣，当然也表示了相当的敬意。后来又在东成家见到蒯大富││我想其间我和晓波还在其它场合分别见过老蒯，当蒯大富还像往常那样一见面就向在场的朋友展示他当年与毛泽东、林彪、江青以及其它「中央首长」的合影时，晓波毫不客气地提出批评，而且措辞比较尖锐。我和其它人其实都理解，文革中蒯大富位居造反派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是毛泽东文革战略中的一员骁将，文革后期被「秋后算帐」，再后来受到各种打击与不公正待遇，他要显示自己年轻时在人生最高峰时的辉煌，是自然的，值得同情的。

但晓波坦率指出，一见面就亮照片，第一次人们新鲜，肃然起敬，第二次就不是滋味，有点惋惜了，第三次又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况，就有适得其反的效果，让人觉得可笑与可怜。我本来的感觉与晓波一样，但不忍心，心中不以为然但说不出口。晓波这一说，有人应和，老蒯也懂得并同意晓波讲的道理。我心中有些佩服晓波，大家都是为了老蒯好，为了他的形象，也想他尽快从文革情结中解脱出来。我做不出来的事，晓波就做得出来。在谈话中，老蒯还表现出对文革的留恋，对毛泽东、江青等的怀念与感恩，晓波带头对老蒯猛批一通，在座的朋友纷纷附和，眼见老蒯脸上已经挂不住，马上就要发作了，我立即打圆场，说了些让他下台的话，避免闹崩了。

包遵信追悼会上对警察发怒

从这件事我看到了晓波思想上尖锐和毫不含糊的一面。一般情况下，晓波表现得非常平和、大度、不好争辩，与人们告诉我关于他在八十年代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两回事。我想，八九之后的各种历练，包括他在狱中的磨难，使得他的性格有很大的改变，至少在外在表现上是这样。

见过一次晓波大怒，那是在包遵信先生的追悼会快结束的时候。老包的追悼会是晓波主持操办的，一位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广受尊敬，晚年处境艰难的老人，在辞世后受到亲朋好友的追思、怀念，是极其自然，符合中国传统人伦道德的。但当局如临大敌，设置种种障碍加以干扰。我在赴火葬场的前一晚就接到单位打来的电话，表示对我要参加悼念的关注。在现场看到大批警察，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动手的样子。追悼会上本该有一些关于老包的生平事迹之类的介绍材料，由于警察的干涉，这样的材料被撤除了许多，仅留下了一点点介绍。

在追悼会马上就要结束时，不知警察是要拿走什么材料还是禁止有人把一小点东西放在灵堂前，破坏了追悼会完满结束的气氛。这时晓波忍无可忍，愤怒地指着警察大吼，还摔了东西，人们赶紧上前，使劲抱住晓波劝阻他，同时与警察交涉。警察见势不妙让了一点步，局面才缓和下来，给老包办的追悼会勉强做到了好说好散。

接着，晓波又根据事先安排，邀请到来者（包括好些外地来的朋友）到附近餐馆进餐，期间还有一些周折，但在晓波及其朋友们的妥善安排下，众多来人终于在餐厅安顿下来，一场对去世长者的追念活动总算是善始善终。

促成我对零八宪章的支持

在二○○八年十一月中旬一次偶然的聚会中，我从晓波那里见到零八宪章草稿文本。他说，希望我大力支持，在上面签名。我回答道：要我签名不成问题，因为我完全赞同宪章文本的内容，至于冒政治风险需要的勇气，对我也不是问题，在这方面无需证明；但我不赞成发表这份宪章。晓波对于这样的回答似乎有些吃惊，问为什么。我说，发表众人签名的公开信或宣言，除了内容正确，还必须是形势紧迫，在忍无可忍必须拍案而起时说话，不能搞成定期的例行公事，为了有事件发生而制造事件；在二○○八年，已经发表过一个以上的公开声明，在下一年，因为有「六四」二十周年等日子，势必还会有一份以上的公开信，太频繁会使人们神经迟钝、熟视无睹。

晓波解释说，发表零八宪章，是因为二○○八年是《世界人权宣言》公布六十周年，中国政府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十周年的重要年份。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发表于十二月十日，我们这个零八宪章也打算在十二月十日发表。中国人的人权意识以前很淡薄，发表这个宪章，是为了提高这种意识，表示中国人认同文明社会的普世价值，是国际大家庭中正常的、合格的成员。我觉得晓波的这个说法很合情理，与我一贯的理念一致，就签了名。我还就文本表达的准确与改进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他后来告诉我，经过研究，我的意见都被接受，吸收到新的文本之中。

坦白地说，我对发表零八宪章的态度有一个从不主动积极到义无反顾地支持、捍卫的转变，原因是当局的蛮横压制极大地激怒了我，尤其是对刘晓波的抓捕和判刑。我后来在多种场合表达我对零八宪章诉求的理解，那就是重申对于联合国宣言与公约载明的，中国政府签字认可的人类共同价值和政治社会原则。这是我签名的理由，这是我从发起人刘晓波那里得到的解释。我说，如果因为这个就要抓人、判刑，那就「是对人类普遍价值，对国际大家庭的共同准则，对中国人民的赤裸裸的挑衅。」

当局对零八宪章近乎疯狂的反应有些出乎我的意外，在我看来，抓人和判重刑也不是在晓波的预料之中。当局会不高兴、怀恨在心，这是预料到了的。好比在一个小区中有人大力宣传「不要打人骂人，不要侮辱妇女」，对于有此类劣迹的人来说，当然有些刺耳，会认为是含沙射影。但如果他们稍有理性或感觉正常，那么应该装作若无其事地附和，至少也是不予置理，只有天字第一号的恶棍，在丧失正常感觉时才会暴跳如雷，说「你竟敢骂老子」，并对宣讲者劈头盖脸地打过去。

整个过程我看得分外清楚，当局一定要使刘晓波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大英雄，我们并不愿意但毫无办法。

我盼望，用不到十一年，我就会再见到晓波。我对晓波充满信心，对于一个坦然宣布「我没有敌人」的人，任何人都奈何他不得，包括最残忍凶狠的人。

（徐友渔：前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开放》杂志2010年11月

王 康：一位东方圣者的桂冠   

● 这是利玛窦来华四百二十八年后，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是鸦片战争以来，欧洲对亚洲的由衷表彰；也是美苏冷战、国共内战、六四悲剧后，人类共识在中国的嘹亮回声。

基督教贡献于世的不朽象征十字架，至为简朴的造型几乎穷尽了人类这一特殊物种的命运和使命意蕴。三十三岁的耶酥被钉十字架时，他那年轻的血肉之躯有足够的生命力来经受死亡的烈度，并将其维持到极限。罗马士兵为他编载了一顶荆冠，天底下一切屈辱和启示从此高悬于天壤之间。

和平奖是人类的良心和希望

一八九六年冬，阿弗尔雷德．诺贝尔辞世前，曾设想其和平奖勿需如化学、物理、生物、文学和经济奖一样每年一度长期颁发，而只需五年一次，共授六次，然后撤销此奖，——和平将如空气一样被所有人分享。这位炸药发明家没有想到，这项诉诸人类天良和理想的奖项，没有如他所愿超越人类的仇恨和对抗，却引发多次严重分歧和争执，且缺席比例最高。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从国际红十字会倡导人、瑞士社会活动家迪南（一九○一年和平奖得主）到联合国（二○○一年和平奖得主）一百年间，尽管有三十一个国家八十八位个人和十六个国际组织获得此殊荣，却有两次世界大战降临于世。更令世人遗憾的是，二十世纪倡导「不以暴力抗恶」、奉行非暴力主义的俄国文学泰斗托尔斯泰和印度独立之父圣雄甘地以及伟大的和平主义者爱因斯坦都没有戴上这顶桂冠，而该项奖金获得者美国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与中东和平进程推助人拉宾、萨达特等人先后死于非命。桂冠变成了荆冠。

但是，世上公正的人士都不会否认，正如其它五项奖事代表了二十世纪人类自然科学和经济发展以及文学领域的最高成就一样，和平奖对人类良知、正义与和平事业的鼓舞，乃是蕞尔小国瑞典和挪威对世界的卓越贡献。

勿需证明，和平奖不可避免地会与专制主义和极权国家发生冲突，从纳粹德国到共产苏联到实行种族歧视的南非到政教合一的伊朗到缅甸军政府，都曾领受过这一崇高奖项标举人道主义、人权、和平旗帜，诉诸人类良心和普世伦理所焕发的世界性震摄力量。历史雄辩地证明，形形色色的专制极权主义最终都不能拒斥和抗衡凝聚在和平奖的正义之光。

二十世纪是人类本性和历史演化中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的大决战。在亿万生命的倾覆惨剧中，世界几番从奴役和毁灭中幸存下来，和平奖获奖者群体象征着人类通往自由彼岸惊涛骇浪中的现代诺亚方舟，他们捍卫的是几千年间无数代人千辛万苦保存下来的人类文明，他们是离我们最近的人类先贤祠的入驻者，他们是历史候鸟，时代明灯，人类的良心和希望。

大丈夫本色：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对于有数千年圣贤传统的中国，和平奖的精神价值和道义原则早为中华文明高度认同，并有无数仁人志士殉身践行。仅在二十世纪，我们就有弥留之际呼唤「和平」的孙中山先生，世界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博士、数万犹太人生命签证发放者「国际义人」何凤山、唐吉诃德式儒家哲人梁漱溟、圣女林昭......。所谓「因信称义」，所谓「道成肉身」，所谓「浩然之气」，所谓「配义与道」。孔孟希贤成圣的人生理想，与基督教受难牺牲的救赎精神，两千年间分别而共同地支撑了东西方人道与文明大厦。

今天，轴心时代二千五百多年以来，东西方两大文明源流终于际会了，其标志就是二○一○年十月八日挪威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人权与自由活动家刘晓波博士这一划时代事件。

这是利玛窦来华四百二十八年后，基督教世界向儒家世界的特别致意；这是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一百七十年后，欧洲对亚洲的由衷表彰；这是一九一九年凡尔赛条约忽视怠慢中国九十余年后，西方对东方的慷慨道贺；这是一九四九年美苏冷战、国共内战后，世界对中国的历史性瞩目；这是一九八九年六四悲剧、一九九一柏林墙坍塌二十余年后，人类共识在中国的嘹亮回声。

这项奖事，诚如刘晓波博士在第一时间所称，首先是授予六四亡灵的。刘本人在那件决定中国乃至世界命运的悲剧性事件中慨然离美返国，投入生死攸关吉凶未卜的战斗，称其为「四君子」之一，实至名归；此后，刘数次入狱，无怨无愧，且深至良心忏悔，重获道德新生，称其为真人，实至名归；在中国危机日亟、茫然无措之际，撰写零八宪章并推动签名运动，置身乔布天秤之上，称其为仁人，实至名归；庚即凛然入狱，静候重判，以「我没有敌人」作最后陈词，遥接司提反、卡斯特里奥、朋霍费尔、勃兰特、约翰．保罗二世（注）和文天祥、史可法、谭嗣同、秋瑾遗风，栖遑为苍生，微茫起正声，称其为志士，实至名归。

这是大丈夫本色，「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一旦肝胆照人，便使风云际会，便如雷霆乍起，天地变化草木蕃生；这是豪杰气概，「不忘在沟壑，不忘丧其元」，「自返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以涤荡万夫之心胸，推倒一世之虚妄；这是高蹈风骨，壁立千仞，弃天下若敝履，既已学绝道丧，大地陆沉，则自悬孤心于天壤，独怀守先待后之悲愿，「道之不存，乘桴浮于海」；这是圣贤襟抱，「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他曾经跌倒在自己虚骄的泥潭，但是八九之后，他踩住自己的耻辱，站立了起来，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在我的视野里，还没有第二个中国公众人物，不仅公开承认自己的过错，而且把自己的人性弱点放在良心的平台上仔细审视、严厉批判。这些年来，刘晓波撰写文章文字数百万，其中最激烈的言辞是自我批评，而不是批评他人，更没有以公义为名，在反对派阵营里泄私愤，指责别人。他的文风和情绪，始终是干净清洁的。我珍视这种质量，我尊敬他的道德勇气。他让自己的心灵地狱变成了心灵的炼狱，他由此超越了自己，他是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人，道德上诚实的人」（北明：〈为中国干杯〉）。

五十五岁的刘晓波博士由此晋身到超逾笼罩中国六十年的政治恐怖和以暴易暴不知其非的仇恨宿命的道德境界。他对法官和狱卒的表扬无论使多少政治反共人士恼怒，却提升了这个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国度中自由与人权事业的精神层次，称其为「圣者」，实至名归。

刘晓波和仁人志士的共同追求

二○一○年十月七日，诺贝尔和平奖本年度公布前一天，在布鲁塞尔「中欧高层文化论坛」上，黄平、崔之元、潘维等中国官方学者与西方学者就六四事件展开唇枪舌战，为当局镇压辩护，阐述中国现行制度的合理性、优越性。此时，与他们同属一代、本也可步入高雅学术殿堂的刘晓波博士正被囚禁在秋冬之交的锦州监狱。而何新这名帝王师梦患者，挖空心思考证诺贝尔和平奖的「共济会」经济背景神话，佞人司马南则示意当局对那些没有获奖的更危险的人物，如徐友渔等人加紧控制，其心迹行状又何其阴险下流。

中国已进入一九四九年后真正第二代人的分化历史。一边是仗恃强大政权靠山和金钱势力并在世界新意识形态和新战略格局中崭露头角的国家御用学者，一边是孤独困厄身陷囹圄的自由战士和良心囚徒；一边是一个空前规模的红色帝国雏形，一边是荣膺世界和平桂冠的高贵异端；一边是怙恶不悛的强硬鹰隼，一边是正在出土即将喷薄于中国的自由太阳。

诺贝尔和平奖正是在中国再次（也许最后一次）面临历史十字路口的大抉择时刻，从北欧传递到亚东的巨大历史叩问。几乎所有中国人，从拥有近八千万成员的中共到拥有同等数量的知识界到十数亿中国人，都将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予以响应。中国当下权力、利益、意志、人生观、价值体系、世界意识的洪流正在重新汇合并向尚非一致的目标进发之际，这次奖项不啻是一次天意般的宣示。它的问世，决不仅仅出自几名金发碧眼的挪威评委，更非西方反华势力的阴谋。

此项奖事，乃是一九四九、一九五七、一九六六、一九八九年中华民族历经劫难后，由林昭、张志新、王佩英、李九莲，刘宾雁、李慎之、何家栋、戈扬、王若望、王若水、胡耀邦、赵紫阳、朱厚泽、谢韬，梁漱溟、熊十力、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余英时、高耀洁、郑义、魏京生、高尔泰、辛灏年、北明、陈奎德、苏晓康、王丹，李锐、胡绩伟、鲍彤、于浩成、江平、杜光、苏绍智、沙叶新、辛子陵、铁流、邵燕祥、张思之、徐友渔、崔卫平、野夫、余世存、毛喻源、莫之许、焦国标，金钟、马英九、龙应台、李远哲等（毫无疑问，这份名单可无限延长）信奉思想自由、精神独立、人格尊严、民主宪政和世界大同的无数中华仁人志士共同签署。

他们承担和表达的，早已不再是个人的恩怨荣辱，而是一个伟大民族三千年的瞩托、百余年的夙愿，这种瞩托和夙愿常常是一个行将崩溃的世界中的方舟。他们念兹在兹、生死与之的一切，已经上升为全球进步的东方祭礼，充实、丰富和荣耀了人类自由本性的伟大象征，汇入了这颗在宇宙中孤独运行的蓝色星球上闪烁了千万年的性灵之光。

官方兑现庄严承诺的天赐良机

际此世界文明大规模遇合、人类命运紧密攸关的全球化当世，廿一世纪第一个十年祭献给中国的和平奖，注定将成为一次寓意空前的精神和道德变法的先声。对于无论一百一十年诺贝尔奖的历史还是世界和平与战争、自由与奴役，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历程，都具有总结性的启示意义；对于终于战胜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帝国、苏维埃社会主义的第三国际，终于摆脱冷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人类，这次奖事都是一座预示世界命运的风向标。

没有谁否认中国在物质世界和经济领域的骇人成就，更没有谁否认包括刘晓波博士在内的中国现代觉醒、要求和进步。世人只是呼吁中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责任，希望中国执政当局万勿重蹈历代专制帝国包括纳粹德国和苏联的历史覆辙而汇入自由与文明的世界潮流，这是极大的善意和至高的期许。

我们的先贤曾再三致意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仁重而道远，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中国执政党摒弃「阶级斗争」和「反帝反修」后，转向「和平与发展」，近年又高倡和平崛起，致力于和谐共荣的小康社会。既如此，则此项奖事不正顺天应人，是中国政府践行其庄严承诺的天赐良机吗？

至于那些陷溺于冷战和内战思维的意识形态大法官，那些操控巨大权力、攫取巨量财富的官僚及其辩护士，那些自绝于真理王国的昏庸之辈，那些罔顾文明通则的市侩俗人，他们也应清夜扪心自问：一位青年时代即通晓文学、哲学、历史的饱学之士，思想界新星，何苦一而再、再而三地放弃锦绣前程，屡系绁木缧而甘之如饴？一项当代的伟大奖事（纵或存有不完善之处），怎么可能沦为敌视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最大生命共同体的政治工具？

至于马朝旭等官方发言人所谓「司法」问题，以及朝野苦心人和好事者对当局处理此事的献策，最多属于技术性范畴，与此奖的巨大意义相比，只是余事。

当然，如果当局、尤其温家宝先生代表的开明人士，能真为家国天下计，则化约由此奖而生的困局之道亦极其简单，变通之法不过「妥协」二字：让获奖者独立撰写其获奖辞，让其夫人前往奥斯陆代为宣读——当然是用中文。

君不闻，「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苏轼）

君不闻，「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爱，哪怕只是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爱因斯坦）

刘晓波经历了艰难的心路历程

一九八九年，李慎之先生公开声言，不能在刺刀下领导学术研究。秦晖先生感叹道：「方今天下，求一己之自由者多；自古域中，驭八荒之英雄者众，而圣徒不世出。无圣徒而自由难成秩序，主义或为谈资；英雄演为屠夫，内痞滋生外霸。有圣徒者，其为慎公乎。」

这是又一次启程。「古来圣贤皆寂寞」，李白未必读懂了历代圣贤的使命。中国有另一种道统：「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至少在刘晓波博士身上，他有爱妻，有天底下无数知音，有民主捷克首任总统哈维尔、南非圣公会大主教图图、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自由波兰首任总统瓦文萨和美、英、德、法、俄的权威人士以及遍及全球的声援者。

圣徒，唯向真理、希望和爱膜拜，方能超逾凡尘俗世的羁绊。作为被损害被凌辱者，他并不据此拥有仇恨和审判的权力。与古今中外所有圣贤一样，刘晓波博士也经历了学而知之、困而知之和悔而知之的艰难历程。祛除自己心中的黑暗、恐惧、邪恶和私欲，是通向自由的起始，是圣贤事业第一义。

索尔仁尼琴在分析二十世纪俄国的悲剧时问道：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这是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我们诚实地回答的话，是我们的。在一颗心的生命过程中，这两根线交混在那里，有时为得意洋洋的恶所挤满，有时则为苏醒起来的善腾出地盘。同一个人，在其不同的年龄，在不同的生活处境下——可能是完全不同的人，有时接近于魔鬼，有时接近于圣者。苏格拉底给我们的遗言是：认识自己！民谚说，从善到恶，一念之差。」

索尔仁尼琴发现：善与恶的界限并不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阶级与阶级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而是在每一个人的心中穿过，连被恶占据的心中也保持着一小块善的阵地。连在最善的心中仍保留着一个尚未铲除的恶的角落。

「每当别人对我说起我国大官们的冷酷、我国刽子手们的残忍，我总回想起带着大尉肩章的我，回想起我的炮兵连在炮火纷飞的东普鲁士土地上的进军。」  「难道我们——你们好吗？」

他说，当别人在我面前怨恨西方松松垮垮、缺乏政治远见、四分五裂的时候，我总是提醒道：「我们在经历过古拉格群岛以前，难道比他们坚定些吗？思想上强硬些吗？」

也许刘晓波博士正经历或已接近完成了索尔仁尼琴曾经感悟到的自我审判。这是比推翻一个帝国更惊心动魄的较量，这是永远的较量。在这一较量中，刘晓波博士极为幸运地获得了妻子刘霞的爱。正是那单纯、柔软、静穆、天使般的爱拯救了他。在这种意义上，诺贝尔和平奖只是一个符号。

　　无论如何，二○一○年诺贝尔和平奖指证了一个现代中国圣者的诞生，我谨为正当人生盛年的刘晓波博士、为圣贤浩气的又一名传人道贺。

（王康：文化学者、中国知名非官方思想家）

注：司提反，基督教殉道者，被乱石砸死前跪下祈祷：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卡斯特里奥，欧洲中世纪异端，呼吁抛弃狂妄和仇恨，允许求同存异。◆朋霍费尔，德国基督教反纳粹主义神学博士，在集中营被处死。◆勃兰特，前西德总理，在华沙犹太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代第三帝国向犹太民族赎罪。◆约翰．保罗二世，梵蒂冈教皇。一九八弓年遇刺，在医院表示，已经诚挚地宽恕了枪击者。

《开放》杂志2010年11月

万润南：有关晓波的点滴回忆     

● 天安门的血与火，让一只好斗小公鸡，涅盘为凤凰。晓波终于从一个偏激的愤青，成长为一个大慈大悲的具有深厚人道情怀的独立知识分子。

　　得知晓波获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我由衷地为他高兴。深感世道人心毕竟良知未泯，也希望这能成为中国已经延迟得太久的政治改革提供一个契机。虽然我知道，这种希望其实很渺茫。

　　我认识晓波很久了，也有一些交往。可能是彼此性格上的差异，关系并不亲密。

一、来四通演讲，并不理想

　　二十多年前，当晓波作为文坛「黑马」声名鹊起的时候，我们就来往过。「四通」有几位晓波的朋友，他们建议请他到四通来讲课，我同意了。

　　那时候，四通自己办了个「四通管理学院」。名字叫得很大，其实，只是四通内部培训干部的短期学习班。但在潜意识里，是想有一天能成为培养企业精英的「黄埔军校」的。

　　一九八八年，四通承包了云南电子设备厂，开了民办企业承包国营大厂的先河，这在当时引起不小的轰动。千头万绪，我们决定从培训干部入手，主要是当时云南厂的干部。所以那一期干部培训，我们就移师到昆明去办。

　　记得就是那一次，我们请了晓波。以往的培训，主要是四通内部的干部自己当老师，讲四通的观念、四通的机制、四通的发展历史、四通的远景规划。也偶尔请外面的「名人」，我记得请过厉以宁、吴敬琏、萧灼基这样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老师。文化界的，记得请过金观涛，让他给我们讲那个「超稳定结构」。 请晓波这样的新秀，是头一回。

　　晓波讲课的时候，我去旁听了。因为忙，我很少去听旁人的讲课，但这次是例外。说实话，当时我很失望。晓波口才并不好，而且口吃。一说到激动处，口吃得就更厉害。我知道，一般口吃的人都极聪明。他们大脑的ＣＰ速度极快，但Ｉ／Ｏ设备（嘴）速度跟不上，于是便期期艾艾起来。

　　让我失望的不是他的口才，而是他讲的内容。也许，是我自己没有文化，欣赏不了这匹黑马的神勇。只觉得他「语不惊人死不休」，许多提法惊世骇俗，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偏激的愤青。记得他讲到美国民主女神像手中的火炬的时候，用了一个非常不雅的比喻，大家哄堂大笑。虽然有「笑果」，但「效果」却不好。每一期学习班结束，学员都要给讲课的老师打分。可能是学员都和我一样不懂文化，给他打的分最低。所以我们后来再也没有请过他。

二、两家常来往，陶宁陶力

虽然讲课不请了，我们依然有来往。拐弯抹角的，晓波也算是四通的家属。我当时的英文秘书陶宁，是晓波当时的太太陶力的妹妹。大家相处得像一家的亲人。所以两家时有来往。李玉和我拜访过陶力、晓波的家，晓波也来我们家作过客。记得晓波在翻看我和李玉年轻时相册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经典的话：「真残酷！」

　　那还是二十多年前，如今更是「惨不忍睹」了。所以我很理解为什么张爱玲到晚年时拒不见人。现在我也懒得被「照相」。哈，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小虚荣。

　　当时，正是陶氏姐妹青春靓丽的年华。陶宁原来是北大的英语老师，长得白净清秀；陶力则黝黑俏丽。一朵白牡丹，一朵黑牡丹，一对赏心悦目的姊妹花。

　　后来晓波和陶力离异，我心里对他颇有点不原谅。不自觉地，我把自己当成陶力的娘家人了。后来读到晓波给刘霞写的那些情诗，又有些动摇了。唉，感情这种东西，很难说得清楚，也是勉强不来的。

三、当开希黑手，其人其事

在八九年天安门广场上如火如荼的时候，晓波领着吾尔开希到四通来找过我。所以说晓波是「黑手」，我的证词是可以提供铁证的。开希很聪明，也很容易受周边朋友的影响。一个是北师大的明星老师，一个是广场上的明星学生。那一天，我的办公室里可谓「星光灿烂」。他们很兴奋，当时整个北京城的炽热气氛，很容易让人忘乎所以。但我很冷淡，也很低调，只是给他们泼凉水。当时我还没有准备、也不打算介入运动。至于后来的变化，那是我即将要披露的另外的故事，暂且不表。

　　当年中共出版了一本书：《刘晓波其人其事》，却无中生有的编故事：「今年四月，北京发生动乱后，刘晓波决定提前结束在美国的访问讲学活动，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于当月二十七日匆忙回到北京，直接插手学潮，极力煽动动乱。四、五月间，他经常奔走于天安门广场与四通集团公司之间，与该公司总裁万润南多次密谋策划，对于动乱的不断升级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

　　中共的「有关部门」总是高估自己的对手，经常给他们安上一些莫须有的「丰功伟绩」。唉，真不知道是该谢他们呢，还是该夸他们......

　　倒是晓波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实事求是地记述了那一次会面。晓波确实是刚从美国回来，当时他在美国兴师动众地大批刘宾雁的「第二种忠诚」，我是颇不以为然的。

　　刘宾雁先生过世以后，又有人出来放冷箭，大批所谓「第二种忠诚」。我曾撰文反驳。但当时我们并没有涉及这些话题。

四、率君子绝食，功德无量

　　广场的形势在宣布戒严以后日渐紧张，我终于出手做了两件事情。晓波和周舵、高新、侯德健所谓「四君子」，也宣布绝食了。我理解他们是要取得在广场上的发言权，以便和平地结束这场运动。

　　侯德健是著名歌星，晓波和周舵大家也耳熟能详，我这里顺便说几句我所知道的高新。他是北师大学生，当时兼任校刊的编辑。有一次我到北师大演讲，北师大的校刊上整理发表了当时我和同学的对话，整整两大版面。我对文字有一种特殊的敏感，觉得把我信口开河的漫谈整理得条理清晰、不枝不蔓，得有相当的文字功力。立刻问：谁整理的？答以北师大的校刊编辑。我赞了一句：是个人才。周舵闻风而动，立马找到高新，把他招为部下。据说，高新到四通上班没两天，就跟着周舵到广场绝食去了。

　　在天安门绝食的四君子当中，多半和四通有关。我相信，这一点，四通人可以引以为傲。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四通人不仅积极地参与了经济改革，也积极地参与了国家的政治生活。

　　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终于开枪了。是四君子组织了广场最后的撤退，避免了更多的年轻生命遭杀戮。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然而，他们却遭到了逮捕、关押、判刑。这个无耻的政府，脑子绝对进水了。

　　记得他们绝食的时候，发表了一份宣言，基本口号的头一句便是「我们没有敌人！」而且说明「不要让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们的智慧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现在读起来，依然意义非凡。

　　晓波后来写了《末日幸存者的独白》，记述自己在广场上的日日夜夜，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和忏悔。我相信他的真诚。是天安门的血与火，让一只好斗的小公鸡，浴血重生，涅盘成为凤凰；晓波也从一个偏激的愤青，成长为一个「大慈大悲的具有深厚人道情怀的真正的独立知识分子」。（芦笛语）

五、温和胜刚强，无愧殊荣

　　发起「零八宪章」并推动联署，是晓波最新获罪的主要「罪状」。宪章的内容很温和，我曾经说过，不过是重提一些常识性的东西：中国政府自己也签署了的、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普世价值的常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的常识；共产党当年据说是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奋斗时，曾经挂在嘴边的常识。批评它的人甚至认为太温和了，所以拒绝签署。我一向认为，惟其温和，才有力量。所以我在海外也参加了联署。

　　就为了这么一个温和的宪章，晓波居然被重判了十一年！去年六月，当「有关部门」宣布正式逮捕刘晓波的时候，我非常讶异。愤怒之余，写了几句话：

　　 一介书生，煽动颠覆，何德何能？

　　 一腔热血，忧国忧民，顾念苍生。

　　 一字千金，零八宪章，铿锵发声。

　　 一叶知秋，原来如此，胡温新政。

　　最后一句，我实实在在地表达了对那位老同学的失望。我曾经说：政治就是运转国家机器，政治人物因此可以分成三类：一流的，发明和制造国家机器；二流的，熟练地操作和运转机器；三流的，反被机器所奴役，成为其中的齿轮和螺丝钉。而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是被当作「齿轮和螺丝钉」来培养的。一叹......

开始，我们还认为可能是临时性的「保护」拘押，敏感时期，国内的异议人士常受到这样的待遇。过了半年，到年终的平安夜，晓波被宣布判刑十一年！震惊之余，我已经出离愤怒了，写下了这样几句：

　　 一个暴君，蔑视世界，竖起中指。

　　 一纸判决，权力傲慢，厚颜无耻。

　　 一腔悲愤，普世价值，弃之敝屣。

　　 一种担心，政改无望，革命将起。

　　最后的担心，也许是杞人忧天。中国应该告别革命了，革命的血腥只会是冤冤相报，然后拥立一个新的暴君。今天的中国，需要温和的、渐进的、逐步的改革。晓波在法庭上发表的〈我的最后陈述〉，其中有许多闪光的片段。

　　他说：「我坚守着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之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从这些话语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晓波精神上的升华，甚至是某种超凡入圣；感受到他的理性、妥协和宽容。他不把这个政权当作敌人，这个政权却视他为敌。文明世界不可能对这样的愚蠢和暴行熟视无睹、漠不关心。终于，十个月后，诺贝尔委员会用和平奖作出了回答。

　　听到晓波获奖的消息，兴奋之余，我又写了几句：

　　 一位斗士，身陷囹圄，举世悲愤。

　　 一个奖项，伸张正义，公道自明。

　　 一帮奸人，疯犬吠日，抓狂闹心。

　　 一众百姓，拍手称快，普天同庆。

　　说普天同庆，过了点。因为在民主派的队伍里，也有不同的声音。其实，这才是民主的常态。

　　 这个奖，对晓波来说，是实至名归。这个奖也是颁给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尽心尽力、流血牺牲的所有人的。晓波说得好：这个奖，属于六四亡灵......

（万润南，八十年代四通集团公司总裁。是中国民办信息产业的先驱。至今北京业界仍尊称其为大师级企业家。六四事件后流亡美国。）

《开放》杂志2010年11月

苏晓康：把激进煎熬成温和      

● 天安门一代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长安街的亡灵们，也要他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从「中国要当三百年殖民地」，到「我没有敌人」，此间距离多少、又如何丈量？这既是从文化到政治的距离，从尼采到甘地的距离，也是从叛逆、狂妄、目空一切，到自省、谦卑、甘下地狱的距离。

　　刘晓波因「文化激进」而备受批评，又因「政治温和」而同样备受指责，受「两面夹击」如是者，在中国又曾有谁？

　　从六四清晨在大军环伺的枪口下带出广场抗议学生，到身系牢狱赢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二十年换了一个人，虽依旧桀骜不驯，但他已然有了一副温和心肠。

「文化热」尾声的黑马

　　大约八八年夏秋之交，我与刘东合作构思《五四》电视片大纲，他是李泽厚的博士生，为「师道尊严」而下战书给刘晓波，约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礼堂辩论。我未前去观战，事后听说双方打了个平手，但坊间说法是两人皆稍微口吃，论战因此而精彩。这可算是八十年代「文化热」的尾声花絮，而以「黑马」之称鹊起，刘晓波几乎就是一个「愤青」的始作俑者。

　　历尽变穷、地蛮天荒之后的八十年代，「文化」忽然风靡起来，各路神仙皆不免「语不惊人死不休」，据称《河殇》对此「集大成」，鞭笞传统，讴歌西化，惊动海内外。未料刘晓波竟嗤之以鼻，他说：

　　「《河殇》在解说词和画面的背后，蕴含了中国人几千年的虚荣心，它不是彻底承认中国落伍。比如一开始的舞龙场面，拍得激昂，很有力量，如果我拍的话，我会拍出中国人如何的萎缩，软弱和『操蛋』，而不加一句解说。但《河殇》潜在的意思还是在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国人百分之九十九的萎靡状态和那些画面表现的精神状态差得太远了。我在〈新时期文学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中国人从肉体到精神统统阳痿！」

　　港台及欧美的中国学者曾一致指出《河殇》文化上的激进倾向，但刘晓波更激进：

　　「我承认我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最后走投无路，如果你把问题归结为政治腐败，再及文化腐败，就会问：为什么孔子的思想能统治中国这么多年，至今阴魂不散？我没法回答。我说过可能与人种有关。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不要埋怨别人......」

　　以上两段文字，皆引自一九八八年十一月香港《解放月报》（开放杂志前身）主编金钟对他的专访，那堪称惊世骇俗的一席谈，其狂妄姿态，令雄叹悲放的《河殇》相形见绌，其中最著名的，便是他的名句「中国需要殖民地三百年」──假如中国八十年代只许选几句经典之语，绝对不能少了这一句。

　　刘晓波的「黑马」身影，带有尼采、福柯、萨特这一路的叛逆底色，虽然他是后来坐牢才开始读尼采，「第一次读福柯是一九九四年，他的《癫狂与文明》和《规训与惩罚》动人心魄，就连很少看理论书的妻子，也在我的朗读中进入了凝神状态」，而他的阅读毋宁也在清理自己的偏激。照余英时梳理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激进化脉络，其间最为激昂的身影是谭嗣同，他一只脚还站在坍塌的传统废墟里。在他身后，反传统的后代们，是连传统的边都沾不上了，支持意识唯有来自西方，刘晓波之醉心福柯（批判权力），于此可见一斑。

　　「文化」热到八八年底已经热不去了，或者说「热」出了政治疟疾，否则刘晓波定会有更惊世的文化豪举。不过「文化」的退场，恰好将已经热身而跃跃欲试的文学博士刘晓波，送进另一个沙场，他在那里竟一发不可收拾，几度生死......。

飞蛾扑火，火中取栗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认为，一个专制恰好是在它最愿意改革的时候，引发了革命。这颇可以拿来映照一九八九年的中国。不过中国当时还有另一个特点：大众最不恐惧的时候，恰好是知识分子最谨慎萎靡之际，那大概是厌倦革命、畏惧政治、希冀和平演变的一种综合症。风云骤起于首都最庞大的一个政治空间，那里曾是各种革命妖魔狂舞之地，飘荡着醉人的死魂灵。学生们使性子要跟共产党死磕，「长胡子」的知识界却整体是个「政治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儿），在旁边又哄又劝，就是不肯跟娃儿们「躺在一条战壕里」。这当口儿，刘晓波飞蛾扑火似的从纽约赶回北京，二话不说就「躺」进学生堆里去了，虽然他遭到「起哄」「作秀」的痛骂──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当时整个「精英」阶层做不出来，可见被毛泽东「运动群众」整怕了的文人，也干不来「民主」。

　　刘晓波没有「精英」身段还在其次，他懂得向学生运动谋求一个平等的「资格」，这个资格使得他十几天后，得以在野战军滥施坦克机枪，沿西长安街一路杀来围住广场后，在那肃杀的黎明中，说服几千学生接受他跟「杀戮机器」的谈判，随他撤出广场。

　　这是八九学运期间无数次谈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刘晓波不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学生，也替邓小平杨尚昆避免了在他们那座「英雄纪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杀。这一善举，照中国话说，是大积阴德，大概也值半个「诺贝尔和平奖」吧。

　　当时没人给刘晓波记这个功德，中共反而逮捕他──此人化解广场杀戮于千钧一发之间，一定要借他的嘴巴来告诉全世界，北京没有杀人。我不知道刘晓波是否可以宁死不从，但他真的没有看见广场杀人，「血流成河」在西长安街上，他该怎么说？他借了他的嘴巴给屠杀者，由此受难者不饶恕他，由此他忏悔不已。然而，历史暂时做不出裁判的这桩公案，彻底翻转了刘晓波。他的狂妄从此一路折损下去，谦和于是乘虚而入。

　　他那张嘴巴也习惯了左右开弓，出了监狱就「独白」，痛骂他救过的学生──「一九七六年之后，共产主义信仰所强加于中国人的道德秩序的坍塌所导致的全面道德崩溃，也表现在八九抗议运动时期的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令人难以忍受的脏乱就是最好的示范。革命了，造反了，绝食了，就可以不要最起码的道德规范了......广场上的每一平方米的空间都有垃圾，......广场上的另一大特点就是惊人的浪费......有的学生真的认为自己参加了绝食，全世界的人都欠他点什么......我恨这些学生，也恨我自己......活该！谁让我想沽名钓誉呢。写到此，我感到手中的笔在发抖。」（《末日幸存者的独白》）

与受难者相守

　　刘晓波的「道德愤怒」，遭来了世人对他更大的「道德指控」。他总是凭直觉骂人，动作也总是太离谱。在中国人的判断里，直到今天对他还是只用一把「道德尺度」。因此，中国不仅知识界是「政治弱智」，社会大众也是「道德幼稚」。

　　刘晓波只会一种谦卑：面对亡灵。那亡灵只有十七岁。十七岁是一个象征。象征着死去的无辜、活着的懦弱、权力的暴虐。

　 「我没有资格和勇气

　　 奉着一束鲜花和一首诗

　　 走到十七岁的微笑前

　　 尽管我知道

　　 十七岁没有任何抱怨

　　 ......

　　 超越了年龄

　　 超越了死亡

　　 十七岁

　　 已经永恒。」 （〈给十七岁〉长诗节录）

　　〈给十七岁〉叫人第一次看到一个谦卑的刘晓波。九一年他出狱后去看望丁子霖夫妇，「既作为学生，又作为身背负罪感的晚辈」，他一见蒋连捷的骨灰盒，「就扭身告退出外，半个小时后，他手捧一束鲜花来到连儿灵前，一下子就哭倒在地......」。一九九九年除夕，他第二次出狱后又去拜访丁蒋二人，得到一份一百五十五名死难者的《寻访实录》，刘「一进家门，连口水都没顾得上喝，就迫不急待地翻开〈见证屠杀寻找正义〉读起来，从读第一页开始，我的眼睛就湿了。我是在泪水中念给刘霞听的，几乎每读一小段都要因哽咽而中断，我已记不清中断了多少次，每一次中断时的沉默都有死一样的寂静，都能听到亡灵们在地下发出的冤哭，那么微弱、那么无助、那么撕心裂肺。」（〈来自坟墓的震撼〉）

　　中国言论箝制、信息封闭，即便产生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其业绩和成长背景的资料，也必定付之阙如。描绘刘晓波的文字很少，其中丁子霖蒋培坤的〈我们与刘晓波的相识、相知与相交〉，是极难得的一文，写出了有血有肉的一个刘晓波。

　　我发现，在他们笔下，反传统激烈得几无二人的这位「黑马」，其实为人蛮传统，他对丁蒋口口声声「二老」，他也很在乎那些亡灵们大多数都还是孩子，他忏悔「我这十年来，时时被负罪感所困扰。在秦城监狱我出卖了亡灵们的血，写了悔罪书。」这种人道心灵，在中国便是「老人所老，幼人所幼」，而人命比天大，更是很西方的。

　　他一次次的坐牢，死也不肯出国流亡，与其说是要陪伴那些受难的母亲们，不如说是要陪伴亡灵；而他为此付出的代价，实不足为外人道也。零八宪章发表前，刘晓波常在Skype上和我聊天，有一次他讲了一件刚发生的事情：他所居住地段的派出所，经常无端骚扰、搜查甚至拘禁他，但他还是尽量跟那个所长交朋友，虽然此人很无赖，最近故意来寻衅，带了几个大汉，劈头盖脸就殴打他，又押回派出所关押了十几个小时，刘晓波回家后气愤难忍要上告，这个所长又跑到家里来给他下跪求饶。这个细节讲的是折磨（皮肉和心理），我也听出来一种地狱里的凌辱气氛。监狱并不能折磨刘晓波，他会在那里面跟福柯、萨特遨游，出了监狱他反而要受煎熬，因为他面对了亡灵。难怪他一听到获奖消息，会脱口而出：「这个奖首先是给六四亡灵的。」

桂冠还是十字架？

　　诺贝尔和平奖据说是「天王级」。中国的八零后们获悉很兴奋，但他们不知道刘晓波是谁，「他一定是个好党员、好干部、为人民做实事的好领导」（《时代》周刊）；海内外也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

　　我不敢预期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中国人的惊喜带有很大的艳羡成分，甚至还会参杂「民族自豪感」，却很少有人真懂奥斯陆的意思。这个情势，反而叫得主背负了沉重的荣誉债。

　　刘晓波还在牢里，已经承荷了国际社会与中国民间的巨大期望，他能做什么呢？国际层面比较复杂，此处无法深论，反正西方还得跟中国做生意，投资也暂时没有更好的去处。中国自身则困境已深，政治恶臭，人心塌散，积极的有组织力量在哪里？

　　从诺贝尔和平奖的单纯视角去看，中共二十年的高增长、高腐败、高压制，不期然地打压出一位「长期非暴力抗争」（诺奖公告）的和平奖得主；与此同时，民间抗暴运动伴以强烈的造反意识，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而渐进、温和、对话的非暴力理念，也快速地被人们弃之敝屣。据公安部的数据，一九九三年全国抗议事件是八千七百起，到二○○八年已增至十二万起。此暴涨的情势，一方面使中共「维稳」的财政支出与国防开支不相上下，另一方面则使民间从期盼「陈胜吴广」，转而直接呼唤「辛亥革命」，而凡是主张「和平转型」的人，一概被斥为「非暴力合作派」、「保共改良派」，在此社会氛围下出笼的「零八宪章」倍受攻击，被扣上「投降主义思想路线」的帽子。刘晓波荣膺大奖之际，也面临了更艰难的使命。

　　丁子霖曾劝刘晓波搞研究著书立说，少写「惹人生厌」的时评，他答之曰「我回不到过去了」，又戏称要为刘霞攒下一笔稿费，万一再坐牢的话。其实他想靠网络时评，在中国播撒一点理性、中道、非暴力的思想种子。经历了天安门屠杀后的悲凉岁月，目睹了母亲们丧子的刻骨哀痛，刘晓波不仅涤净了自己的傲慢心态和激进情绪，也从学理上厘清了渐进、和平转型对中国社会整体利益的合理性。他没有白读博士，哲学的底子帮他很干净通俗地讲他的理念，虽然一时尚曲高和寡。

在一定意义上，二○一○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一九八九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开放》杂志2010年11月

廖天琪：八九史诗铭记于心

晓波获奖，大家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如果我在北京，会冲到刘霞的门口大声喊叫或拽住小老鼠跳舞；在深圳，就跟野渡上网遨游，传播佳音；在香港会跟小潘、咏梅冲上街头，摇旗欢呼；在东京会跟进忠去外国记者俱乐部，举杯痛饮，一醉方休；在墨尔本，自然是跟家贞相拥而泣。

快乐有如梦幻、灵魂出窍

　　十月八日十一点，我望眼欲穿，站在法兰克福车站，等着亦武和小孟从柏林来的火车进站，我们预设了要三人一起去书展，并收听这历史性的诺贝尔和平奖公布的消息。火车未进站，手机却响了。柏林文学节的负责人雅各布来电话：晓波获奖了！我喊了一声，视线就模糊了，很想抱住一个人，但是旁边只有一根水泥柱。我像困兽一般，心潮起伏，想手舞足蹈，却只能在拥挤的车站中疾步，来舒缓胸中潮汐般的起落。

　　大约是二○○八年十二月六日或七日，晓波和我在Skype上说着话。他很兴奋地说，宪章签名者已经超过二百八十多了，连有些不甚知道的、并非文化圈的人都加入了。说着他把最新的版本给我传了过来。突然他说，不能讲话了，以后再谈。这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一两天后就获知他被带走了。两年来，各地的抗议声援活动一浪接一浪。作为其中一名参与者，熬夜、疾书、「上访」，个中的焦虑、期盼、失望、愤怒实不足为外人道也。

　　今年二月初在华府，暴风雪的第一天，我小心翼翼在雪地上开着车，惊讶于国务院前空空如也的停车场。恶劣的天气把公职人员都留在家里了。跟那位官员谈到晓波和几位笔会为晓波判刑呼吁，而安全受到威胁的会员，窗外的雪花从细粉状转成鹅毛片片。她说，你快回去吧。我说，诸事拜托了。她微笑拍拍我的肩说：小心开车。

　　晚点的火车终于进站，远远看见亦武的光头和小孟的长发胡须，有如梦幻。我们三人各来自天涯一方，聚首于异国车站，为了穷踞锦州一隅的晓波获得殊荣，快乐得灵魂                         窍，飘飘欲仙。亦武是刘霞和晓波二十多年的好友，他经过十多年的争取，终于在九月中旬首次踏出国门，来到德国参加文学活动。所到之处，他的诗歌、底层故事和他的箫声及歌声让无数德国听众倾倒。能跟亦武一道获知晓波得奖的消息，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美妙巧合。

气急败坏与牛蛙鼓噪

　　脑子里总浮现出晓波结结巴巴的说话模样，他将如何得到这个消息？他会有怎样的反应呢？后来知道是刘霞亲自把消息带给他的，他激动得流泪了。以前常跟晓波在网上谈天，一提到诺贝尔奖，他就很恼火，说评奖委员会有双重标准，专挑小国家打屁股，对蛮横的大国家总维维诺诺，不愿冒犯。这次的评奖结果，证明他错了──一个美丽的错误。

　　这是委员会历来第二次把这个最高荣誉颁发给一位极权国家的狱中囚犯。一九三六年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将因递交申请太迟而暂时空缺了一年的一九三五年的和平奖补发给纳粹政权的狱中作家，反抗法西斯国家主义的和平斗士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就像当年触怒了纳粹专制政权一样，今天挪威的诺贝尔委员会也让北京的当权者大为光火。

　　当局的气急败坏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让人不理解的是，在华人圈子里也有人红着眼睛，四处告洋状，说晓波是个向政权低头妥协的人，他甚至出卖了广场学生，不该得此荣誉云云，造谣诬蔑的电邮漫天飞，许多人的行径已经超出了寻常言论自由的范畴，直接跟国内五毛党相呼应。另一些打着坚定反共立场旗帜的撰文人，却是自己窝在安全角落里，对井下人落石讥笑的精神分裂者。自我放逐于海外，无能进入当地的主流社会，既无勇气返回不自由的故国，又嫉妒别人求仁得仁的操守。可是牛蛙的鼓噪，并不能把自己变成天鹅，这是典型的患上人格分裂症的流亡者的写照。

他把八九史诗铭记于心

　　亦武说得好，晓波获得桂冠，并不仅是诺贝尔委员会显张他以身试法，追求普世价值的道德勇气，更为重要的是，晓波数十年来身体力行，以其文章道德代表一种历史记忆的轨迹。晓波获奖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个奖属于六四亡灵。这是发自内心的声音，当是他魂梦萦绕、情思所系的精神境界。

　　的确，八九是中国平民百年来以朴实动人的方式为追求理想而谱下的一首壮丽史诗，残酷傲慢的权力又为这首诗篇撒上了艳丽的猩红。二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但是作为个人，心心念念二十载将六四诗篇铭记于心的人毕竟不多。晓波在六四忌日总有诗作，把天安门母亲当成自己的母亲，既然集体记忆被人为地涂抹掉了，那么星星点点的个人记忆就应当在浩瀚之中发出微光。

　　晓波原来是掌权者喉咙中的一根小刺，戴上桂冠后，成为一块卡在那儿的骨头了，吐还是不吐，这是个问题。关键是，当事者和旁观者都知道，骨头虽小，却可致命。我们拭目以待。

二○一○年十月廿二日于科隆

廖天琪（现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开放》杂志2010年11月

余 杰：刘晓波与刘霞的爱情    

● 晓波九五年坐牢时，他们还是恋人，不让见面。他们提出结婚申请，刘霞说，「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她那羸弱的身体之中，隐藏着一颗怎样倔强的灵魂。

　　你从一个得不到新衣裳的女孩，长成了往返于探监路上的妻子......

　　刘晓波与刘霞早在八十年代便认识了。那时，他们各自有家庭，第一次的认识并没有「一见钟情」，而只是爱好文学和诗歌的普通朋友。那时，刘晓波名满天下，身边簇拥着不少年轻漂亮的女子，就连在天安门民主运动期间也是如此。天安门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当时北大作家班的学员张伯笠在回忆录中写道，一九八九年五月三日在北大二十八楼开会研究「五四宣言」时，刘晓波要求见各位学生领袖，「那是我第一次见刘晓波，他身后跟了一位打扮入时的女人」。在八十年代，最漂亮的女孩喜欢的都是诗人和作家，而诗人和作家也以拥有许多爱慕者为骄傲。刘晓波说：「那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要在千百个女人的身上发掘不同的美。」后来，直到与刘霞相爱，他才说出了更加石破天惊的下半句话：「如今，我终于在一个女子身上找到了所有的美。」一匹不驯服的黑马终于找到了归宿。

在人生最低谷与刘霞重逢

　　天安门屠杀之后第三天，刘晓波被秘密警察绑架，此后在秦城监狱被关押了二十个月。当他被释放的时候，他已经被他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开除公职，家庭破碎，一无所有。从昔日文坛上万人瞩目的「黑马」，沦为了「不可接触」的「贱民」中的一员，这一巨大的落差宛如过山车一般。就在此一人生的低谷，他与刘霞再度重逢。

　　这一次的相遇开启了一段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那时的刘霞也刚刚进入单身状态，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和真爱。刘霞出身于一个中共高干家庭，父亲是财经系统的副部级高官，长期在中国银行担任要职，还曾经担任过中央财经大学的党委书记。父亲安排她在金融出版社和国家税务局工作，但她天生就不是当循规蹈矩的公务员的料，这两份别人垂涎三尺的工作，她都忍受不了，遂辞职成了自由人。与九十年代初纷纷「下海」的人们不同，她辞职不是为了挣钱，而是为了自由。

　　与刘晓波坠入爱河之后，刘霞的父母并没有因为刘晓波的特殊身份而加以反对，反倒是全力支持。两位老人十分开明，他们很喜欢刘晓波这个直率真诚的小伙子，将他当作亲身儿子一样看待。刘晓波与刘霞的弟弟也亲如兄弟一般，他在刘霞家中得到的温暖，甚至比在自己家中得到的还要多。刘霞曾经开玩笑说，父母对她说，我们家的两个孩子（刘霞和他弟弟）都不爱上学，都没有念过大学，但女儿一下子就找了一个博士上门来，而且还是中国最有名的文学博士，多么光荣啊！这当然是一句玩笑话。其实，两位老人最看重的还是刘晓波的人品。那时的刘晓波，不仅正在完成学术、思想的转型，也正在完成人格和道德转型，包括如何在日常生活和家庭生活中当一名好的爱人、好的丈夫。

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因为与王丹、陈小平、周舵等人起草「六四」六周年的呼吁书，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软禁，失去自由八个月。十个月后，被判劳动教养三年，关押在大连劳教所。当时，刘霞每月一次一个人奔波在从北京到大连的火车上去探望刘晓波，那是一段怎样痛楚的旅途啊，三年加起来有三十六趟漫长的来往。刘霞在一首诗中写道：「驶向集中营的那列火车，呜咽地碾过我的身体，我却拉不住你的手......」

　　一开始，他们只是「恋人」的关系，当局借此阻止刘霞与刘晓波会面。刘霞在劳教所外面痛苦地徘徊。后来，他们向有关部门提出结婚的申请，「我就是要嫁给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刘霞羸弱的身体之中，隐藏着一颗怎样倔强的灵魂。经过层层手续，旷日持久的争取，最后才由民政部的一位开明人士发函给公安部，由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长批示同意，这才获得了一份来之不易的结婚证书。那是一九九六年。有了这张结婚证书，刘霞这才名正言顺地以妻子的身份去探望刘晓波。刘霞说，她看到过那份公安部批准他们结婚的红头文件，这是这个共和国最荒诞的一份文件：一对公民最平凡不过的结婚的要求，居然要由一名公安部副部长同意。

　　他们的这张结婚证书是在大连教养院中领取的。刘霞回忆说：「那天的情形特别诡异，他们说，派专门的摄影师来给我们拍摄结婚照，然后婚姻登记处的人过来现场办证。但是，当摄影师给我们拍摄时，却发现照相机突然无法按下快门。那个摄影师惊讶地说，这部机器用了很久，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他满头大汗地摆弄了半天，始终没有弄好。幸亏我事先携带了我和晓波的两张单人照，就将两张单人照拼合在一起，贴在结婚证上，然后请他们盖上打印。这样，我们终于成了合法的夫妻。」这恐怕是一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用两张单人照拼合在一起的结婚照吧。后来，当他们谈起这段往事时，语气平和，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这张来之不易的结婚证书，既证明着他们爱情的坚贞，也是一个时代良心犯所承担的苦难的鲜活见证。这份珍贵的结婚证，一定要存入未来的「中国民主博物馆」之中。

逆境中风雨兼程的夫妻

　　比起失去讲台和发表作品的园地，并常年受到公安监视、骚扰甚至囚禁的刘晓波来，这些年来，作为妻子的刘霞也没有少受罪。从某种意义上说，狱外的日子比狱中的日子更难过，难属比受难者本人要承受更多的压力与苦难。我听到过不少妻子抛弃作为政治犯的丈夫、选择新的安稳生活的事例。谁也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去谴责那些无法承受命运之沉重的妻子们，她们有权选择另一种安稳的生活。另一方面，我也听说过若干异议人士在长期的高压之下心理变态，将妻子当作折磨的对象的故事。有一名异议人士就曾当众宣告说：「以后我结婚了，就把妻子叫『共产党』；以后我有孩子了，就把孩子叫『共产党』；这样我天天打骂妻子和孩子，就是打骂『共产党』！」人性扭曲到如此程度，多么可悲啊！

　　时间与质量直接相关。就政治立场而言，做一天的反对派容易，很多人如流星般升起又落下；但是做二十年如一日的反对派难，刘晓波一直坚守在中国本土成为中共当局「眼中的一根刺」。而从爱情到婚姻也是如此，做一天的恩爱夫妻容易，哪对新婚的夫妻不是如胶似漆的？但是做二十年如一日的恩爱夫妻难，尤其是像刘晓波和刘霞这样在逆境中风雨兼程的夫妻。与刘霞结婚之后，刘晓波不再是八十年代的那个风流名士，而蜕变为一名标准的好丈夫，在朋友圈子中，若说刘晓波是排名第二的好丈夫，没有人敢说自己是排名第一的。跟朋友一起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如果刘霞没有一起来，吃到好吃的东西，刘晓波立即会掏出手机来给刘霞打电话：「这里有个某某菜太好吃了，我给你打包一份回来！」晓波在的时候，刘霞是个「苯孩子」，连过马路都要晓波牵着手，甚至不会用手机和上网。

　　晓波被捕之后，刘霞才逐渐学会了这些新科技。不过，刘霞也是一名标准的好妻子，她做得一手美味的西餐，正好满足了喜欢吃西餐的晓波的胃口。刘晓波是少有的喜欢吃各式各样的西餐的中国人，甚至连麦当劳这种快餐，他都说每隔一两个星期就馋得想去吃一次。于是，刘霞在家中准备了各式中国人家中少有的做西餐的配料，时不时就亲自下厨，为晓波做出一大桌子美味的法式或意式大餐来。

日常生活简单而温馨

　　他们的日常生活温馨而简单。他们都是夜猫子，喜欢在晚上工作。晚上如果有饭局的话，跟朋友吃饭聊天，尽兴而归，差不多是十点。对一般人来说，是要上床休息的时候，对他们来说，才是工作的刚刚开始。刘晓波泡上一壶浓茶，在书房里打开计算机写作，或者在电话上跟朋友们聊天。刘霞则在小小的画室里画画、写诗、读书，或者摆弄自己的摄影作品。可以说是自得其乐，各不干扰。他们家里有电视，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打开看，除非有精彩的球赛，晓波才会被吸引到电视屏幕前面。后来，刘霞去狱中探望晓波的时候，晓波对她说，监仓有电视，可看辽宁台和中央台综合频道，但没有报纸。刘霞说：「他在家从不看电视，所以看到那些节目他觉得怪怪的，跟现实生活完全不一样！」

　　刘晓波写作非常勤奋，这些年来，就政论而言，数量之多，视域之广，中文世界几乎无人可比。有人曾经婉言建议刘晓波说，他的文章写得太多，有些文章打磨沉淀得不够，稍显粗糙。刘晓波坦率地解释说，他要趁着精力还旺盛的时候多写，多给刘霞存一些稿费，万一自己哪天出事了，刘霞也可以靠着这些稿费衣食无忧，而不必靠别人的接济。刘霞透露，他们的家庭开支完全靠丈夫的稿费来维持。

　　此次刘晓波被判处十一年重刑之后，刘霞去探监的时候，告诉晓波，她父母说，现在最好不要动那些钱，十一年坐牢出来后，写东西太累，要省点以后花。幸亏刘霞还有爱她的、经济上也有余力帮助她的父母，她母亲将自己的工资卡给了她，随便她使用。

　　刘晓波经常说，与中共的对抗，乃是一场耐力的比赛，一点都不能够着急，谁着急谁就失败了。想当年，如果光绪皇帝比慈禧太后活得长，中国的局势肯定又不一样了。因此，他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在他身上从来没有在异见人士那里头常见的焦灼感。用晓波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与这个独裁政权不依不饶地「磕」上了。刘霞更是一个慢性子的人，每次吃饭的时候，她总是最后放下筷子的，她喜欢过一种「缓慢」的生活，有一种不怕折磨的耐心和韧性。这是一场愚公移山、精卫填海、西西弗斯推石头上山般的战斗，这场战斗也只有刘晓波与刘霞互相支持和安慰才能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开放》杂志2010年11月

余杰：看哪，这个口吃的读书人—— 刘晓波的侠骨柔肠

“好人进监狱
酒徒成英雄
这个国家是一台戏
演给魔鬼看。
为那个有些口吃的读书人晨祷。”

苏小和《无题》

2010年10月1日，我在亚特兰大华人教会的陈雪涛弟兄的陪同下，参观了马丁·路德·金的故居。一如大部分的美国城市，亚特兰大的老城区衰落而破 败，而这条”马丁·路德·金之路”上依然穿梭覑熙熙攘攘的游客。这个当年典型的中产阶级小区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其中有马丁·路德·金出生的那栋房子，也有 他事奉过的那座教堂。在纪念馆中，我听到喇叭中正在播放马丁．路德．金1964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演讲：

“我相信总有一天，人类要躬身在上帝面前，为其制止战争和流血的行为得加冕。非暴力的救赎之路在世界各地延伸，直到每个角落。”

历史彷佛凝固，他似乎依然在场。那一刻，我想起了狱中的刘晓波，我亲爱的师长与兄弟。马丁．路德．金天生就是一个演说家，他的演说铿锵有力、激动人 心；刘晓波则是一个口吃的读书人，柔和而坚韧，如同压上的芦苇却始终不折断。

陈雪涛弟兄特意在纪念馆中购买了一本马丁·路德·金的画册，托我送给他最尊敬的刘晓波先生。我带覑这本书飞越了大半个美国，一个星期之后的10月8 日，我在洛杉矶南加州大学一所酒店的房间内，彻夜不眠，等待覑诺贝尔和平奖揭晓的消息。凌晨两点半左右，当电视屏幕上出现刘晓波那张熟悉的照片的时候，我 在黑暗的房间里跪地祈祷，失声痛哭。我在成年之后从未如此痛哭过，我将头埋在枕头中，任由眼泪汩汩地流淌。是因为等待的时间太久了，还是因为好消息到来时 毫无心理准备？此时此刻，我的身体中彷佛有一颗21年前射入的子弹被取出来，无比疼痛却又无比舒畅。

我一边观看电视上的评论，一边再次翻看这本画册，朦朦胧胧中，刘晓波的脸庞与马丁·路德·金的脸庞重合在了一起。我认识晓波已经整整10年了，这10年来的风雨兼程，一幕接一幕，如电影中的场景浮现在眼前。孤独与苦痛，被轻蔑与被羞辱的经历，此时全都得到了安慰。我记得，早在90年代初期，刘晓波在一封给老朋友、作家廖亦武的信中便沉痛地指出：

“与其它共产黑幕中的人物相比，我们都称不上真正的硬汉子。这么多年的大悲剧，我们仍然没有一个道义巨人，类似哈维尔。为了所有人都有自私的权利， 必须有一个道义巨人无私地牺牲……不能指望大众的集体良知，只能依靠伟大的个人良知凝聚起懦弱的大众。特别是我们这个民族，更需要道义巨人，典范的感召力 是无穷的，一个符号可以唤起太多的道义资源。”

那个时候，晓波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此后二十年如一日，在此监狱与彼监狱之间挪移转换，即便在狱外的时候，被隔绝与被骚扰亦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却从未停止过持守与抗争，以及对非暴力的坚定信念。正如70年代死于狱中的基督徒倪柝声在一首诗歌中说写的那样：

“你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投葡萄入醡，它就不能变成酒。”

如今，刘晓波百炼成钢，凤凰涅盘，蚕化为蝶，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马丁·路德·金，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曼德拉，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哈维尔。

10月14日下午，我从旧金山返回北京。在首都机场，海关工作人员有针对性地搜查我的行李，将我的4件大小箱包翻了个底朝天。一位海关工作人员如获 至宝地发现了这本马丁．路德．金的画册，一页一页地仔细翻阅了15分钟左右。我不知道他究竟是真心喜欢读这本书，还是希望从中找到将其没收的蛛丝马舻。最 终，他还是将这本画册还给了我。但是，由于监狱中规定不能送入大陆之外出版的外文书籍，这本书不知道还将在我这里保留多长时间。什么时候，一名早已离开人 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祝福，才能送达另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那里呢？

马丁·路德·金说过：“每当有事情发生的时候，懦夫会问：『这么做，安全吗？』患得患失的人会问：『这么做，明智吗？』虚荣的人会问：『这么做，受 人欢迎吗？』但是，良知只会问：『这么做，正确吗？』”在历史转折的关头，马·路德·金和刘晓波都作出的正确的选择，那就是顺应良知的选择。

此刻，回忆是甜蜜的。过去10年以来，能够与刘晓波并肩走在争取与捍卫自由与人权的道路上，是我莫大的幸运与荣耀。2004年12月13日下午6 点，我与晓波同时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传唤。此事缘于我与晓波一起计划写作一份年度中国人权状��报告。每年美国国务院都会发布一份中国 的人权状��报告，而中国方面则以一份自我表扬的人权白皮书来应对之。我和晓波认为，其实最有资格撰写这份报告的，应当是我们这群生活在中国国内的，独立于 任何政治势力、政府和机构之外的民间知识分子，我们有责任自行撰写一份更加真实的人权报告。就在我们刚开始商讨如何撰写这一文件的时候，秘密警察侵入我们 的电邮信箱，知晓了这一切，遂对我们进行传唤，并强行从我们家中抄走计算机，删去所有的数据和文章。

“你知他拿了中情局多少钱吗？”

在长达14个小时的通宵审讯中，最为拙劣的一幕是：一名警察从外面拿来几张小纸条，故作神秘地放在负责审讯我的一名年长的便衣警官的桌子上。这名主审警官故作惊讶地看了几分钟之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你还年轻，你的问题只是交友不慎，谁让你跟刘晓波这样的汉奸、卖国贼做朋友呢？他诱惑你误入歧途了，你知道他拿了中央情报局多少的钱吗？你不知道 吧？他没有分给你吧？你看，他在那边什么都招供了，他将所有责任都推卸到你身上。所以，对你来说最好的选择，就是揭发刘晓波，跟他划清界限，这样党和政府 会原谅你的。否则的话，你离监狱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他们以为这样的把戏就可以欺骗我吗？不过，他们有一点说对了：若非晓波的引导，这些年来我不会在反抗专制的道路上走这么远。

这个把戏在5年多之后又故伎重演了。2010年7月5日，我因为计划在香港出版新作《中国影帝温家宝》，再次遭到北京警方的传唤。在这次长达4个半 小时的审讯中，一名自称对我研究了10年之久、手上保存覑全世界最完整的关于我的数据的朱姓的国保警官，煞有介事对我说：

“刘晓波是你的老大吗？你看看他的下场有多惨。那么多西方国家施加压力又如何呢？我们根本不怕。刘晓波的判决书中提及的那6篇文章，在你发表的那些文章中，可以找到类似的，我们要像判他那样判你，易如反掌。我劝你立即放弃在香港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这本书的计划，否则刘晓波就是你的前车之鉴。”

他们以为这样的恐吓就能让我放弃言论自由，并自动与晓波“划清界限”吗？晓波失去了写作的自由，只能激励我承接其使命，无所畏惧地写下去。

此种挑拨与威胁，根本无法动摇我与晓波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相交，既是道义之交，亦是友爱之交。不仅我与晓波是最好的朋友，而且我的妻子与晓波的妻子 也是最好的朋友。许多时候，这是一种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心灵的契合。在一些重大的公共问题上，我们不必互相探问，就可以明确知道对方会持何种立场，这就是 “心有灵犀一点通”。晓波与我一样，都是说话口吃的人，他却比我健谈得多，人愈多的场合，他的谈兴便愈浓；而人少的时候，他的口吃就显得比我更厉害，尤其 是在一对一的电话中。刘霞经常打趣我们说：

“上帝选择你们两个结巴成为说真话的中国人，可真够幽默的。”

在日常生活的领域里，我们深知对方的嗜好与习惯。既是精神之友，更是“酒肉朋友”：每当发现哪里开了一家好吃的餐厅，便会马上通知对方，约好时间一起去品尝。我们都爱吃川菜，作为东北人的晓波的“耐辣力”，居然超过了我这个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我们常常去朋友忠忠开的那家堪称全北京城最辣的川菜馆“食盅汤”大快朵颐。晓波最爱吃的菜是麻辣牛蛙，他总是战斗到最后一刻，直到吃完火锅中最后的那点食物，然后抚摸肚子作意犹未尽状。我和晓波都好肉而不好酒， 刘霞倒是一位品酒大师，舌尖一舔能品出各种红酒的优劣来。每次刘霞喝酒的时候，晓波都在一边温情眽眽地看覑她，甚至比自己喝酒还要感到陶醉。

在这些年的交往中，我感受到：在晓波的身上，既有侠骨，亦有柔情。晓波对丁子霖老师等“天安门母亲”群体、对许多下狱的政治犯的家属，无不悉心照料、嘘寒问暖。虽然他自己长期遭到中共当局的封杀，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公开授课，只能靠在海外发表文章的有限的稿费维持生活，却从不吝于帮助那些处境更加困难的人士。晓波曾对我说，他在狱中的时候，深知在外面的刘霞的苦楚。在狱中的人，其实日子要好过些，刑期确定了，心情反倒很平静，每天的生活起居都有规律，时间就会过得很快。而狱外的亲人的生活，才是一种莫大的煎熬，那种等候与企盼，那种忧伤与绝望，让人度日如年，不是普通人可以承受得起的。所以，晓波分外珍惜与刘霞一起的日子，对妻子倍加关爱与呵护，他常常对刘霞说：“你去买最漂亮的衣服穿！”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晓波对许多素不相识的难属都无私地伸出援助之手。他经常与刘霞一起陪一些良心犯的妻子吃饭，这甚至成为了一种惯例。吃的未必是山珍海味，但晓波的倾听与安慰，给了许多难属支萦下去的勇气。

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难属群体对晓波的尊敬与感激，并不仅仅是他的那些被余英时教授誉为“狮子吼”的、为弱势群体发声的文字，更是因为他的慈悲心肠和不求回报的爱。比如，因撰文评论”六四”而被判10年重刑的作家师涛，是我见过几面的朋友，而与晓波并没有见过面。师涛的妈妈曾经告诉我这 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她去探望儿子，问师涛说，应该信任哪些朋友？师涛悄悄地告诉她，一个是“波”，一个是“杰”。由于旁边有警察监听，师涛不能说出全名来，但师涛的妈妈心中清楚了，一个指的是刘晓波，另一个指的是余杰。师涛如此信赖未曾谋面的晓波，可见晓波在这个圈子里具有何等的人格魅力，他如同太史公 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所说那样“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

晓波对我亦是如此。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到北京来玩，晓波知道了之后，一定要请他们吃一顿饭。他定了一个很好的餐厅，点菜的时候也专门挑好菜，听到我爸爸说喜欢吃北京烤鸭，便点了那种最贵的烤鸭。虽然我爸爸妈妈只比晓波年长不到10岁，晓波却礼貌地称呼他们“叔叔”、“阿姨”。晓波说，我知道您们两位 老人很担心儿子的安全，其实当年我的父母也是如此。但后来他们都想通了，觉得既然阻拦不了我，还是尊重我选择的人生道路。您们要为孩子感到自豪，他做的这些事情，尽管现在遭到强权的打压，也不被大多数人所理解，但历史肯定会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晓波的一番话，让我爸爸妈妈很受感动，他们在回家的路上反复说， 想不到文章如此凌厉的刘晓波，生活中却如此体贴和周到。

我们的孩子满月之后，晓波和刘霞是第一个上门来探望的朋友。他们带来了一幅刘霞的新作《如花》作为给孩子的礼物，画面上是一朵深蓝色的、几乎黑色的 怒放的花朵。是啊，只有如此倔强的花朵，才能在最贫瘠、最荒寒的土地上怒放，如同晓波和刘霞一样。晓波曾经与前妻有过一个儿子，”六四”之后，晓波被捕入 狱，家庭瓦解，前妻带覑6岁的孩子赴美定居。在多年的交往中，晓波从来没有提及过孩子的情��。刘霞后来悄悄告诉我们，他们父子之间已经失去了联系。我想， 这一定是晓波心中最深沉的隐痛，他没有能够尽到一个父亲的义务。这就是为民主自由而奋斗的先驱者不得不付出的惨痛代价。

后来，晓波与刘霞结婚的时候，他们便约定不再要孩子，因为他们的生活状��不适宜于孩子的成长。这个国家太黑暗、太阴暗、太邪恶了，不能让孩子在这里 继续受到有形无形的伤害。是的，后来我看到被捕入狱的良心犯杜导斌、刘贤斌等人的孩子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和同学的歧视的消息，这才更加理解了晓波与刘霞的 良苦用心与苦痛抉择。虽然他们决定不要孩子，但看到我们的孩子的时候，立刻便像宝贝一样抱在怀里端详，晓波说，还是跟妈妈长得像。那一刻，我想，如果他们当了爸爸妈妈，该是多好的父母啊。

中共当局试图让我们成为一群”不可接触”的“贱民”，我们却形成了一个相濡以沫的小圈子。其中，晚年的包遵信先生常常与晓波夫妇和我们夫妇相聚，我 们就像是一个由老、中、青三代构成的大家庭。在80年代的思想举蒙运动中，包先生是一位旗手式的人物。八九之后，他先是经历牢狱之灾，然后沦为一无所有的 “无业游民”。不能继续著书立说、编辑出版、组织联络，失去所有的言论与活动的平台，他一直困顿而落寞。在压抑与孤独中，脾气也愈来愈大。有一次，我们到 四川驻京办的餐厅，刚坐下来点菜，包先生便因为服务员的怠慢，一怒之下拂袖而去。晓波赶紧尾随出门，替包先生招来一辆出租车，并扶他上车。晓波说，包先生 心里憋闷，我们要像孩子一样哄覑他。所以，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常常没老没小地说说笑笑。这时，包老师不再是昔日知识界叱耢风云的大人物，晓波也不再是名噪 一时的文坛黑马，他们都成为被刘霞和我妻子取笑的对象。刘霞直呼包老师为”包包”，并遵照师母的叮嘱，毫不容情地夺走他手中的香烟。包先生跟我们在一起的 时候，是他难得的开怀大笑的时刻。

2006年，包先生突发脑溢血入院抢救。由于包先生没有医疗保险，个人难以承担巨额的医药费用，晓波便发起了为之捐款的活动。再后来，包先生不幸病 逝，晓波废寝忘食，日夜操劳，为其组织追悼会。晓波说，包先生一生凄苦，一定要让他老人家走好。在警方的压力与骚扰之下，晓波和朋友们一起克服重重困难， 终于使得包先生的追悼会顺利举行。那时，我正在美国访问，不能亲身与会，晓波在电话中告诉我说，他帮我们买了一只花篮并写了挽联。后来，我听到有一个朋友 批评晓波那天的穿著与平时一样随意，没有西装革履，不够肃穆，在致辞的时候，面前还挎了个破旧的书包。我便在电话中问晓波，晓波解释说：”追悼会上的事情 千头万绪，我根本就忘记了自己的着装。我的书包里装的是需要给殡仪馆的几万块钱，这些钱都是大家凑的。为了避免丢失，我只好挎在自己身上，自己承担这个责 任。而且，当时外面是数百个警察虎视眈眈，哪敢有半点疏忽啊。”

再后来，就是2008年10月28日，包先生去世一周年，晓波率朋友们到西郊为包先生举行安葬仪式。晓波坐在我的车上，一路上详细介绍了为包先生选 择墓地的过程，我想不到他平时大大咧咧的，在关键时刻却心细如发。包先生新落成的墓地，坐落在一座视野开阔的山坡之上，金秋的北京风轻云淡，包先生终于可 以在这里自由地看云起云落了。大家刚刚侍立在墓地四周，晓波第一个跳入墓穴之中，不顾泥土沾满衣服，先探头进去测试好安放骨灰的地方，然后接过包先生的子 女递过来的骨灰，弯下腰去恭恭敬敬地安放好。之后，他才从墓穴中爬出来，含泪铲下第一堆土。在旁边配合的墓地工作人员，都以为晓波是包先生的亲生儿子，过 来就许多具体事务征求他的意见。晓波也不作解释，一一作出妥善的安排。

在这10年的交往中，我看到晓波有两次大声地哭泣。一次就是在安葬包先生骨灰的时候，晓波哭泣覑宣读了”包包，我们爱你”的短文。我想，要是包老师 再多活两年，亲耳听到晓波获奖的消息，一定会笑逐颜开。再有一次，是2003年7月，我第一次访美归来，约上晓波夫妇，到丁子霖老师家中，播放万人杰文化 新闻奖颁奖典礼的录像带。我和杨逢时是当年的得主，我们的获奖都与我们的”六四”情结有关。杨逢时本来是一位单纯而高雅的音乐家，天安门屠杀让她从艺术世 界回到现实世界，此后在芝加哥坚持举办每年一次的”纪念六四音乐会”，并由此被剥夺了回国的权利。而我的获奖感言也围绕”六四”展开，我说：”天安门的坦 克和鲜血是最为直接的举蒙。我发誓要说真话、要拒绝谎言、要摆脱奴役、要捍卫自由、要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听到这里，晓波突然从沙发的另一边走过来，将我抱在怀里，嚎啕大哭起来。平时，晓波是我敬重的师长，虽然偶尔也会跟他开一个玩笑，但我对这位精神上的举蒙者始终怀覑深切的敬意。此刻，晓波在我的面前 却像个委屈的孩子一样，郁积已久的哀伤如潮水般涌出。我拥抱覑晓波，拍拍他宽阔的背部，能感觉到他身体的颤抖，我也哭了起来。丁老师、刘霞和我妻子也在一边抹眼泪。此刻，我们都是迷路的孩子，被欺骗的孩子，我们一直在等候公义与慈爱的降临，公义与慈爱却长久地在这个国家缺席了。

如今，我们的伤痕终于被上帝之手所抚慰。胡锦涛夸口说，要拿出几十亿美元来阻拦刘晓波获奖这件事的发生，但它还是施施然地发生了。有钱就能颠覆人类勤古有之的是非、善恶的标准吗？有钱就能指鹿为马、颠倒黑白吗？光终将照射在黑暗里，即便黑暗不接受光。对于黑暗来说，被光所穿透，是一个注定了的结局。 晓波获奖的次日，刘霞去狱中探望。后来，刘霞告诉我们说，晓波获知自己获奖的消息之后，神色平静，举止正常。后来谈及天安门母亲，晓波哭了，说这个奖应该 属于所有“六四”的亡灵。我没有亲眼目睹这一次晓波哭泣的情形，但我相信，从上一次的哭泣到这一次的哭泣，已经是苦尽甘来。

此刻，我又想起了2005年7月30日我们方舟教会的一次户外洗礼。那天，我邀请晓波同行，他欣然应允。我们选择的地点是北郊怀柔的一个水库，为了 避免被游人打扰，凌晨5点大家就从城里出发，6点多便到达了。在”流不断的绿水悠悠、遮不住的青山隐隐”之间，我们的洗礼还没有正式开始，晓波便将外套一 脱，纵身跃入湖中。在整个洗礼的过程，他都如同守护者一般，在周围游弋和观礼。他仰泳的时候，宛如与天、地、水融为一体。是啊，这么多年了，这个如此热爱 自由的人，却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自由的生活。出了”小监狱”，又进”大监狱”——警察干脆就在他家楼下修建了一个如同交通岗亭般的移动房屋，一天24小时 都待在其中，监视晓波的一举一动。冬天，警察甚至可以在里面使用电炉取暖。而晓波每次到外地游览，都有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队跟踪，跨越省界的时候，便有邻省 的国保前来交接。谁能二十年如一日地过这样一种几乎没有隐私的生活呢？但当晓波在水中游泳的时刻，他像回到天父的怀抱一样，终于自由了，如一条鱼一样畅快 而轻盈。我低头为晓波祈祷，愿主赐予他从天上而来的力量、智慧与勇气，愿他因真理而得自由。

晓波在获奖之前给刘霞写的最后一封信中说，我们托刘霞带去的两袋大枣已经收到了。那是我们特意从河南订购的一种最好的大枣，肉厚而糯软。晓波说，中秋节的晚上，同一个囚室的6名囚徒各自拿出一件自己珍藏的食品来，大家一起分享。晓波便拿出我们送去的大枣，大家都说，这是他们平生中吃过的最好的大枣。 刘霞告诉我们这个细节之后，我和妻子一起祷告，愿晓波早日归来，带覑天使的翅膀和天使的心灵归来。晓波每一次失去自由，都是为了让更多的国人拥有自由；晓波说过，当所有的中国人都获得了自由之后，他的愿望是到加缪所热爱的地中海去，沐浴覑那无比炽热的阳光，畅游一番。

那一天，已经不再遥远。

2010年10月16日、17日，北京家中楼下有一群警察守候

（小标题由编者所加）

作者按：我自从10月18日起被北京警方非法软禁在家，妻子自从10月28日起也被北京警方非法软禁在家。夫妻二人不能出家门一步，吃饭亦只能叫外卖送到家中。手机也被非法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