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我没有敌人 我的最后陈述》全文：
在我已过半百的人生道路上，一九八九年六月是我生命的重大转折时刻。那之前，我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七七级），从学士到硕士再到博士，我的读书生涯一帆风顺，毕业后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讲台上，我是一名颇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同时，我又是一名公共知识份子，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过引起轰动的文章与著作，经常受邀去各地演讲，还应欧美国家之邀出国做访问学者。我给自己提出的要求是：无论做人还是为文，都要活得诚实、负责、有尊严。
我发言 却从此失去发言
那之后，因从美国回来参加八九运动，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投入监狱，也失去了我酷爱的讲台，再也不能在国内发表文章和演讲。仅仅因为发表不同政见和参加和平民主运动，一名教师就失去了讲台，一个作家就失去了发表的权利，一位公共知识人就失去公开演讲的机会，这，无论之于我个人还是之于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的中国，都是一种悲哀。
想起来，六四后我最富有戏剧性的经历，居然都与法庭相关；两次对公众讲话的机会都是北京市中级法院开庭提供的，一次是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次是现在。虽然两次被指控的罪名不同，但实质基本相同，皆是因言获罪。
二十年过去了，六四冤魂还未瞑目，被六四情结引向持不同政见者之路的我，在一九九一年走出秦城监狱之后，就失去了在自己的祖国公开发言的权利，而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发言，并因此而被长年监控，被监视居住（一九九五年五月—一九九六年一月），被劳动教养（一九九六年十月—一九九九年十月），现在又再次被政权的敌人意识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对这个剥夺我自由的政权说，我监守著二十年前我在“六二绝食宣言”中所表达的信念—我没有敌人，也没有仇恨。所有监控过我，捉捕过我、审讯过我的员警，起诉过我的检察官，判决过我的法官，都不是我的敌人。虽然我无法接受你们的监控、逮捕、起诉和判决，但我尊重你的职业与人格，包括现在代表控方起诉我的张荣革和潘雪晴两位检察官。
我不恨 因仇恨会腐蚀良知
因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所以，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
众所周知，是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在我看来，改革开放始于放弃毛时代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执政方针。转而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放弃“斗争哲学”的过程也是逐步淡化敌人意识、消除仇恨心理的过程，是一个挤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过程。
正是这一进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宽松的国内外环境，为恢复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为不同利益不同价值的和平共处提供了柔软的人性土壤，从而为国人的创造力之迸发和爱心之恢复提供了符合人性的激励。
我相信 心向自由无可阻挡
可以说，对外放弃“反帝反修”，对内放弃“阶级斗争”，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得以持续至今的基本前提。经济走向市场，文化趋于多元，秩序逐渐法治，皆受益于“敌人意识”的淡化。即使在进步最为缓慢的政治领域，敌人意识的淡化也让政权对社会的多元化有了日益扩大的
包容性，对不同政见者的迫害之力度也大幅度下降，对八九运动的定性也由动暴乱改为政治风波。
敌人意识的淡化让政权逐步接受了人权的普世性，一九九八年，中国政府向世界做出签署联合国的两大国际人权公约的承诺，标志著中国对普世人权标准的承认；二○○四年，全国人大修宪首次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了宪法，标志著人权已经成为中国法治的根本
原则之一。与此同时，现政权又提出“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标志著中共执政理念的进步。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亲历，我坚信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会停止，我对未来自由中国的降临充满乐观的期待，因为任何力量也无法阻拦心向自由的人性欲求，中国终将变成人权至上的法治国。我也期待期待合议庭的公正裁决—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裁决。
我的妻 你无私的爱就是光
如果让我说出这二十年来最幸运的经历，那就是得到了我的妻子刘霞的无私的爱。今天，我妻子无法到庭旁听，但我还是要对你说，亲爱的，我坚信你对我的爱将一如既往。这么多年来，在我的无自由的生活中，我们的爱饱含著外在环境所强加的苦涩，但回味起来依然无穷。我在有形的监狱中服刑，你在无形的心狱中等待，你的爱，就是超越高墙、穿透铁窗的阳光，抚摸我的每寸皮肤，温暖我的每个细胞，让我始终保有内心的平和、坦荡与明亮，让狱中的每分钟都充满意义。而我对你的爱，充满了负疚和歉意，有时沉重得让我脚步蹒跚。我是荒野中的顽石，任由狂风暴雨的抽打，冷得让人不敢触碰。但我的爱是坚硬的、锋利的，可以穿透任何阻碍。即使我被碾成粉末，我也会用灰烬拥抱你。
我期待 中国不再有文字狱
亲爱的，有你的爱，我就会坦然面对即将到来的审判，无悔于自己的选择，乐观地期待著明天。我期待我的国家是一片可以自由表达的土地，在这里，每一位国民的发言都会得到同等的善待；在这里，不同的价值、思想、信仰、政见……既相互竞争又和平共处；在这里，多数的意见和少数的意见都会得到平等的保障，特别是那些不同于当权者的政见将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在这里，所有的政见都将摊在阳光下接受民众的选择，每个国民都能毫无恐惧地发表政见，决不会因发表不同政见而遭受政治迫害；我期待，我将是中国绵绵不绝的文字狱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从此之后不再有人因言获罪。
表达自由，人权之基，人性之本，真理之母。封杀言论自由，践踏人权，窒息人性，压抑真理。为践行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当尽到一个中国公民的社会责任，我的所作所为无罪，即便为此被指控，也无怨言。
谢谢各位！
刘晓波（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附１：
《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被删改掉的文字
在12月3日两位对我的询问中，我能感到你们的尊重和诚意。 这些宏观方面的进步，也能从我被捕以来的亲身经历中感受到。
尽管我坚持认为自己无罪，对我的指控是违宪的，但在我失去自由的一年多时间里，先后经历了两个关押地点、四位预审警官、三位检察官、二位法官，他们的办案，没有不尊重，没有超时，没有逼供。他们的态度平和、理性，且时时流露出善意。6月23日，我被从监视居住处转到北京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简称“北看”。在北看的半年时间里，我看到了监管上的进步。
1996年，我曾在老北看（半步桥）呆过，与十几年前半步桥时的北看相比，现在的北看，在硬件设施和软件管理上都有了极大的改善。特别是北看首创的人性化管理，在尊重在押人员的权利和人格的基础上，将柔性化的管理落实到管教们的一言一行中，体现在“温馨广播”、“悔悟”杂志、饭前音乐、起床睡觉的音乐中，这种管理，让在押人员感到了尊严与温暖，激发了他们维持监室秩序和反对牢头狱霸的自觉性，不但为在押人员提供了人性化的生活环境，也极大地改善了在押人员的诉讼环境和心态，我与主管我所在监室的刘峥管教有着近距离的接触，他对在押人员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在管理的每个细节中，渗透到他的一言一行中，让人感到温暖。结识这位真诚、正直、负责、善心的刘管教，也可以算作我在北看的幸运吧。
（共删掉541字） 附２：
刘霞将代刘晓波领奖并宣读《最后陈述》
【多维新闻】诺贝尔委员会证实已经邀请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之妻刘霞于12月10日前往奥斯陆“代夫领奖”，如果没有意外变化，刘家友人初步拟定将宣读刘晓波入狱前发表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作为得奖感言。
据《中国时报》10月21日报道，自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刘晓波是否能提前出狱以及妻子刘霞能否获准出境领奖备受关注。对于前者刘晓波能否提前出狱问题，媒体对此呼声很大。对于刘晓波是否能接受“保外就医”方式提前出狱，妻子刘霞表示，刘晓波肯定不会接受这种方式安排，因为，刘晓波认为言论自由无罪，只接受“无罪释放”，其它有关“保外就医”等等手段，他一概不会接受。
据刘霞友人透露，刘晓波亲友初步研拟刘霞“代夫领奖”的各项方案，如何代表刘晓波在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仪式发表适切的“得奖感言”，将是最重要的考量，目前应以代为宣读刘晓波在入狱前的最后辩词，或摘取最后辩词中有关言论自由与政治民主的诉求最有可能。 2010年11月09日 中共全力打压异见学者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际，一封据悉出自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夫人刘永清表弟、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常大林之手的信，近日在网上流传。常在信中对刘晓波夫妇大表赞赏之心，并为两人的遭遇大洒同情之泪，许诺要为他们「诵经祈福」。京城人士对本报表示，该信属实，已在圈内流传。 这封挺刘晓波的信由总部在美国的「民主中国」网站首发 ZXAB据称已征得常大林本人同意公开发表。从行文看，信是他写给友人的，但未透露收信人为谁。有接近北京政治圈人士对本报称，此信近日在圈内流传，相信是被同情刘晓波的党内人士放出；并传有退位高官向高层反映，希望在处理刘晓波妻子刘霞出国领奖问题上，「表现共产党应有的自信」。 刘霞话语「让人泪下」 更重要的是，该信的作者常大林与胡锦涛有亲戚关系。常的父亲常芝青，是胡锦涛妻子刘永清的舅舅，换言之，常是胡锦涛妻子的表弟。常芝青在上世纪 60年代曾任《人民日报》副总编、《光明日报》总编辑，当年刘永清考入清华求学期间，经常到舅舅家玩，胡锦涛与刘谈恋爱后，也随她到常家走动，每次到常家，除好吃招待，舅舅更在精神上对两位年轻人给予关怀。常芝青于 1988年去世。 常大林在这封予友人的信中表示，得悉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妻子刘霞被软禁的消息，「忽然有话想对刘霞说。怎料此念一现，泪即盈眶，禁止不住」。他看到刘霞写给丈夫信，说到「坐牢的是你，探监的是我」更大为感动，「刘霞说得好让人难过！让人无奈！让人泪下」。他称人人都有追寻真善美的心，「刘霞是这样的人，刘晓波是这样的人，我也是这样的人」；「惩治一个诚心向善的人，是些甚么人？是一个甚么社会！」 赠言「我有志气，不负良心」 已遁入佛门的常大林大慈大悲，他对刘霞遭此命运仍无一丝仇恨甚至无一点抱怨大表赞赏，「我们手无寸铁，更心无仇怨」，因为「我有志气，不负良心」。他称自己的父亲 19岁时，曾用手指血写下这八字誓言「我有志气，不负良心」，「我愿将此言赠晓波，愿君如此，永远如此」。说到此，他称自己「又是泪如泉涌，不能自已，不知对刘霞说些甚么」。 常大林又透露自己的孙子刚出生，做爷爷的他很感慨，因为想到孩子的真正幸福未来，「和刘霞们紧密相关」。他慨叹自己没有神力，「只能发出誓愿，从今日起，日日诵经，回向众生，其中必有刘霞们。诵至晓波出狱之日，愿能在其夫妇面前，诵一部佛经」。 此外，正在访港的加拿大联邦国库局长及亚太门户部长戴国卫（ Stockwell Day）昨日向本报表示，加拿大总理哈珀（ Stephen Harper）十分关注刘晓波获得诺奖，已向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表达意见。他认为，今次刘获奖意义重大，寄望他能亲自到挪威领奖。 本报记者 常大林挺刘晓波公开信部份内容 •「惩治一个诚心向善的人，是些甚么人？是一个甚么社会！」 •「我不能不把这些话写出来，更不愿失去让刘霞看到的一线希望。」 •「看到相关信息，忽然有话想对刘霞说。怎料此念一现，泪即盈眶。」 •「人人都有追寻真善美的心。刘霞是这样的人，刘晓波是这样的人，我也是这样的人。」•「坐牢的是你，探监的是我──刘霞说得好让人难过！让人无奈！让人泪下。」•「我无神力，只能发出誓愿，从今日起，日日诵经，回向众生，其中必有刘霞们。诵至晓波出狱之日，愿能在其夫妇面前，诵一部佛经。」 常大林小档案 年龄： 63岁 籍贯：山西交城 父亲：常芝青（中共已故报人，胡锦涛妻子刘永清的舅舅） 经历： •《人民日报》前社长胡绩伟秘书 • 1988年与胡绩伟合作出版《民主论》 •《博览群书》杂志主编； 2007年退休 •现为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资料来源：《苹果》资料室 推荐人按：这就是良知，这就是道德，这就是慈悲！善哉大林！ 王康 2010，11，10 重庆 2010年10月13日 我因身体衰弱导致精神低沉，本不欲对晓波获奖发表意见。但是由于一名俄国斯大林分子的文章被新华社引用，朱学渊 先生由此提到对我关于“俄罗斯文化或文明”的言词持保留态度，我就不能不略予回应。 我当然认为此奖是1949年以来最值得两类国人——自由派思想界和中共统治集团——共同深长思之并择善而处的最重大事件之一，我为中国人的自由精神终于获得世界瞩目而深感欣慰，也为西方20年间从现实功利主义转向自由理想主义这一姗姗来迟的义举感到快意。我还不无忧虑地预感到，正如每一次西方、俄罗斯、东欧发生的自由进军，都几乎宿命式地招致中国专制主义的历史性复辟一样，这次奖项能否成为中国自由运动的新发轫，仍是未定之数。我曾在不同场合指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一以贯之两千多年不易不移的亚细亚专制传统仍然具有深厚的血统和法统基础，中国转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红色黄种人罗马帝国的前景，一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巨型国家利维坦，正在成为21世纪的世界性可能。自由与专制在中国的较量，还停留在欧洲中世纪和俄国十九世纪初的历史水准。 我当然不会站在240年鞑靼军事专制主义、304年罗曼诺夫沙皇专制和74年布尔什维克极权统治一边。正相反，我力图发现并讴歌六个多世纪里薪火相传并最终凌驾于三个专制帝国之上的俄国自由精神，尤其十九、二十世纪两百年间俄罗斯自由与专制间此长彼消、俄国最终转向人类自由正道的历史启示。 谁都知道，从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直到今天，俄国对中国的影响超过任何国家，几乎成为中国难以逆转的宿命。我特别强调，现代中国的专制特性，主要源自列宁主义和斯大林模式——经由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东征和抗日战争，中国本来完全可能走上真正中国式亚洲式的宪政之路。 问题在于，1989到1991年两三年间，苏联解体，柏林墙坍塌、冷战终结，为何同为斯大林模式的中国不仅没有顺乎世界潮流而动，其专制制度反而起死回生，到2009年竟然重新祭起“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旗帜，苏联帝国在现代中国借尸还魂了。这恐怕是所有关注中国命运的人士无法回避的最大历史叩问。 作为一个不懂俄语，至今无缘踏上俄国大地的人，对十九世纪俄国十二月党人、斯拉夫派与西欧派、民粹主义、民意党人，对赫尔岑、巴枯宁、索罗维约夫、托尔斯泰等，我比以赛亚·柏林等人更瞩意于俄罗斯弥赛亚主义关于真理、自由和救赎精神的求索；对二十世纪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等人的悲剧人生和自由呐喊，我由衷地赞颂和向往。我已尽其所能地对俄国蒙受的苦难、罪孽和不幸深致过同情、谴责和祈祷。我还提醒我的同胞，关注俄国两百年间体现的伟大历史法则：保持自由与专制之间的对峙和抗衡。其中最可给中国以启示者，是俄国自由运动史诗般的救赎精神、牺牲意志和浪漫情怀，对于日益世俗化、功利至上和亵渎神圣的中国，俄国的启示甚至高过西方。 至于俄国民族主义与西方自由人权的关系，我愿在病体稍愈后与学渊先生讨论。至少，从彼得大帝把首都建在面对西方的涅瓦河畔，从叶卡捷琳娜二世把狄得罗请到彼得堡皇宫，从戈尔巴乔夫首倡“欧洲同屋”、“俄国属于基督传统”等俄、苏最高统治者的执政举措，我看到的是俄国与西方最终融为一体的前景。 同时，我要表明，与俄罗斯一样，西方在追求自由和解放的历程中也曾经受过甚为沉痛的教训。中世纪宗教裁判所、20世纪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走向现代文明的惨烈代价，而不是任何地缘或文明意义上的东方传统。我还要强调，无论西方还是东方，自由与专制，良善与野蛮，神圣与邪恶，决不是某一方的专擅。梅尼克1946年在柏林废墟里再三引用歌德的感叹，好与坏、善与恶，正如黑夜与光明一样，总是那样难分难解地混杂交替在一起。索尔仁尼琴曾对苏共统治集团痛心地指出，正是从西方十九世纪刮来的先进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和理论体系，玷污了俄国的灵魂，俄罗斯为此付出了6,600万生命的代价。我们不能轻易将老索这一指控归结为某种病态的大俄罗斯主义。同理，1949年出现在中国的镇压反革命、阶级斗争、一党专政、集体化、工业化、意识形态至上、人民拜物教和领袖崇拜等现代极权主义以及唯物主义、历史决定论、无神论、进化论、世俗主义、消费主义等轮番败坏和折磨中国的各种试验、创造发明，都主要源自西方。古老的中华文明自有其愚昧、偏狭、腐朽和专制的积蔽，但它确实无法对中国现代悲剧负责。事实上，中国传统文明本身正是被诟病和摧残的对象。我最后还想指出，无数教训表明，任何外来文明，即使对中国充满善意，其价值确实为中国所亟需，也应该适合于中国人的道德生命与历史愿望。 那名“政治观察家”尼古拉·特洛伊茨基，其文字流露的是冷战和世界性道义较量中失败者——苏联共产党——的酸涩心情。他回避了在俄国已是路人皆知的善恶是非，即也道出了某种历史玄机。 我最担心的是，俄国专制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大斯拉夫主义重新结盟，并借助中国二十年间聚敛的世界性红利，重建欧亚共产极权主义，这将是特别令人不寒而栗的噩梦。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建立的金帐汗帝国，曾在近两个半世纪间大大强化了俄罗斯专制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深深地带有鞑靼军事专制主义的烙印，这一沉重历史遗产在20世纪可悲而分外诡异地回馈给中国，“走俄国人的路”，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魂灵。全球化普世伦理和国家制度乃至文明交流远未形成之际，世界重新陷入又一轮意识形态冷战的现实危险性已然浮出。中国正在显示并推销的模式、道路、旗帜，以巨大财富为后盾，一旦投合俄国专制传统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历史需求，甚至将十月革命的遗产重新奉送给其发源地，地球上最大的轴心同盟就会以某种形态出现于世。在此意义上，我高度认同学渊先生对俄国专制历史死灰复燃的警觉。 这是一种极其危险、也极不可能的事象。不仅对于西方，乃至对于全世界，首先对于中国和俄国，都是充满灾祸和毁灭的前景。刘晓波获奖，不会纯然是35年前萨哈罗夫获奖的东方版本，历史毕竟发生了巨大变化。至少，我希望这次西方对东方的关注，不会是又一次世界性冷战的导火索。在有限的资讯中，我尚未发现不可理喻的阴谋、恶意和寻衅，在根本点上，至少在言辞上，此项奖事与中国宣称的和平发展、以人为本等国家诉求，不相冲突。 我相信，萨哈罗夫院士如果在世，他会对自己的中国后继者致以热烈祝贺。同样，普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以及整个俄国自由思想界，都会这样做。我相信，偌大俄国，决不可能只有这名“政治观察家”对诺贝尔和平奖在东方的巡礼感兴趣。虽然普京、梅德维杰夫没有公开表态，但至少他们已经再三指出，俄国已不可能回到斯大林时代，就连斯大林作为苏俄卫国战争统帅的最后荣耀，年轻的俄国总统都已予以否认。索尔仁尼琴曾先后获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和梅德维杰夫的赞扬这一事例表明，这名形迹可疑的“政治观察家”表达的不过是苏俄历史坟墓里的空洞回音，不能代表俄罗斯自由精神的主流正声，更不是俄罗斯的经典思维。 布哈林曾指出，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任何个人、政党、民族、国家，都必须经受世界法庭的审判。俄国终于度过了它最黑暗最痛苦最艰难的岁月，我以满腔的同情和敬意向这个伟大的民族祝福。我坚信萨哈罗夫、索尔仁尼琴、瓦文萨、哈维尔等俄国和东欧先知不仅是我们的苦难兄弟和自由同道，而且是人类自由先贤祠的伟大英雄。今天，晓波走进了他们的行列，这份殊荣应为所有珍视自由与和平的中国人所共享。 我希望，我们不再对一个民族、尤其俄罗斯这样一个伟大民族作出大法官式的裁决。我相信，以先生的渊博常识，你会作出必要的调适而上达不止。 我们确实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关头，来自遥远北欧的颁奖，已引发如此浩大的震荡。无论官方和自由知识界作出何种回应，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在21世纪的选择。由于病患和疲惫、更由于还没有领悟到这一事件的历史涵义，我因而无法独立而系统地表明一己之见。 幸好，历史留下了萨哈罗夫们，有苏联这一空前红色帝国解体的启示，我们至少有所参考，有所借鉴。 刘宾雁先生曾说过，历史从来不打招呼。事变时时发生，一个真正理性的民族，切记历史教益的政府、豁达并有基本时代意识和人类责任感的中国，应秉持“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古老智慧，择善而从，则幸甚。 身在自由世界的学渊先生比我更清楚，人类自由精神出自宇宙法则，出自人类本性。在全球化时代，自由成为世界最珍贵的精神财富。20世纪无论出现多么惨烈的悲剧，人类向往和追求自由的精神却无远弗届。天底下纵有无数民族、文明，唯有自由可以维系以至协和万邦。学渊先生与我都会同意，自由不可分割，每一个民族都有其自由天赋，其中当然包括俄罗斯民族。我愿援引1975年萨哈罗夫获奖一例，与学渊兄分享俄罗斯自由精神的不朽纪录。 介 绍[1] 诺贝尔委员会10月份宣布，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是安德烈·萨哈罗夫，苏联科学家和持不同政见者，人权斗士。萨哈罗夫的受奖是适时的，因为1975年8月1日 ，35个国家，包括苏联，在赫尔辛基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条约”，其中有用促进人权作为达到缓和的手段的条款。 在致辞中，丽 安丝 夫人引用颁奖公告中的话说明选择萨哈罗夫的特殊理由。她还列举了最早一批因人权事业而获奖的人：艾伯特·卢图利（1960年获奖），他是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反对者；马丁·路德·金（1964，年获奖），他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法国的勒内·卡森（1968年获奖），她将他称之为联合国人权宣言的“建筑师”。 深知苏联媒体上将萨哈罗夫获奖视为亲西方和反苏动作的谴责，丽 安丝夫人痛苦地指出，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当局、政党、团体和个人”，它的决定只严格建立在诺贝尔遗嘱的指导之上。这并没有阻止她以宣布委员会“对安德烈·萨哈罗夫被阻止不能个人前来这里接受和平奖这个事实深感遗憾”来批评苏联，并将此与希特勒政府所为相比，它1936年阻止前集中营囚犯卡尔·冯·奧西埃茨基前来奥斯陆接受推迟了的1935年度和平奖。萨哈罗夫的妻子伊丽娜·波尼，得以代表他出席仪式，因为她得到允许出国接受医疗，当萨哈罗夫因藉口他熟悉“政府和军事秘密”而被拒发护照时她正在国外。实际上，当萨哈罗夫发表了他的《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后，他的安全许可出入证就于1968年被吊销。丽 安丝 夫人在讲话中概括了他这本著作和以后出版物中的观点。这些著作和他为人权所作的工作给他带来了秘密警察的骚扰，但因为萨哈罗夫是如此著名的科学家，所以他一直还是自由的。 不是前来奥斯陆接受授予他的奖，萨哈罗夫12月10日 是在维尔纽斯，苏联立陶宛的首都，站在一座法庭外面，他的朋友舍夫·科瓦里耶夫，一位生物学家，正在因他的人权活动而受审。完全知道苏联政府不会允许他们去，萨哈罗夫邀请了科瓦里耶夫作为他在奧斯陆的客人，另外还有其他三位科学家瓦伦廷·特钦、安德烈·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和于列·沃洛夫，他们也是持不同政见者。 在维尔纽斯，萨哈罗夫能够在收音机上收听到授奖仪式，他能够听到妻子波尼用俄语朗读他自己接受和感谢的言辞，场面“隆重而又热烈”，正如他后来所回忆的。在这个讲话中，他重复了当得知自己获奖后对新闻界说过的话，说他与良心囚犯们同享这一荣誉，他希望为了他们的自由在每个地方都实行普遍的政治性大赦。 在他题为《和平、进步、人权》的纪念诺贝尔演说中——这是12月11日 由波尼代读的，萨哈罗夫阐述了三个目标是如何“不能分解地相互联系着”。国际和平与武器控制只可能出现在开放的社会之中，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是科学进步的基础。这类进步要成为有益的，就只有置于理性的控制之下。技术发展提供了对贫困、饥荒和灾害的克服的同时，它们也同样能产生严峻的生态危险。 人类面临着消灭核武器和裁军，这是必须履行的职责。萨哈罗夫提出了一个国际裁军协议样本的大纲，但它获得通过只能是当赫尔辛基协议所开辟的可能性被认识到时，而这个协议在苏联没有改变任何事情，在那里仍有成千上万的良心囚犯继续在监狱、劳改营和精神病院遭受苦难。萨哈罗夫列举了100个以上的姓名，这仅仅是他所认识的人的一部分。他要求遍布世界的这些、这类囚犯能通过联合国一个国际协定而获得自由。 演说结束时又重申了他对于理性的信念，有了理性我们可以“创造一个配得上我们自己的生活”。他的传记性叙述比绝大多数获奖者所提供的都要更加全面、更富个人性，也同样以对他信念的肯定而结束： “现在和永远，我打算坚持我的信念，对人类精神中所藏力量的信念。” 颁奖公告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授予安德烈·萨哈罗夫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无畏地、个人性地坚持人与人之间和平的基本原则，这是对所有真正为了和平的工作的强有力的激励。萨哈罗夫开展了强大的、不妥协的反对滥用权力和所有形式的违反人的尊严的斗争。他还以同样充沛的精力为政府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理想而奋斗。用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萨哈罗夫强调人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由此，以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在考验人的环境中，他增进了对一些价值观念的尊重，这些价值观念是和平的所有真正的朋友都支持的。 A·萨哈罗夫向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表达了和平与正义的信息。对他来说，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国际和平不会有持久的价值，除非它建立在对社会中个人的尊重之上。这么一种尊重在一些国际公约，包括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有过表述。萨哈罗夫坚持各个签署国必须为完成这些自己已经担当了的义务而负起责任。今年由35个国家在赫尔辛基安全大会上签署的协议中，对个人尊严的尊重作为这些国家的义务得到了强调。签约各方认识到对人权和基本自由的尊重是“和平、正义和幸福的事业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对保证友好关系与合作关系的发展——不仅在它们自己之间，而且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是必不可少的。”较之他人更为有力地，萨哈罗夫对漠视这一点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在促使赫尔辛基协定条款中所表达的理想成为活的现实上，萨哈罗夫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 在民族之间的友爱和真正的和平共处是拯救人类的唯一途径上，A·萨哈罗夫有着坚定的信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设想过更加安全的未来的可能性，这只有通过建立在真理和正直基础上的“国家之间的兄弟状态”来实现。根据萨哈罗夫的观点，当政府违反了基本人权时，它们就对国际间信任的发展埋下了隐患。萨哈罗夫对建立在幻觉和一厢情愿之上的虛假缓和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作为核物理学家，他能够权威地、内行地谈论军备竞赛的危险。他的目标是所有国家的非军事化和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以及更快的社会发展。 萨哈罗夫对真理所承担的义务，对人类不可侵犯性的坚定信念，他对暴力和野蛮的斗争，他对精神自由的坚定捍卫，他的利他主义和强烈的人道主义信念使得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良心的急需的发言人。他对正义、真理和爱的呼吁是传给这个世界所有民族的一个信息。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主席奥瑟·丽安丝 夫人的演说 国王陛下，殿下们，女士们，先生们： 挪威议会诺贝尔委员会将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 在阿尔弗雷德·诺贝尔于1896年临终之前起草的遗愿和遗嘱中，他指示和平奖应该授予那些“为民族之间的友爱，为常备军的削减或废除，为和平会议的促进和召开而作出最多或最好工作”的人。 诺贝尔委员会对这些指示的阐释，显然只能是与这些年来对和平概念变化着的态度相一致而多样化。 在过去74年和平奖获得者的行列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委员会授奖给： 国际法观念的斗士； 社会正义的斗士，如莱昂·茹奥； 为了人道主义进步的人，如阿尔贝·施韦策； 为和平工作者，如舒特纳和卡尔·冯·奥西埃茨基； 为促进人权者，如勒内·卡森、马丁·路德。金和艾伯特·卢图利。 从一开始起委员会作出的决定就经常成为批评和辩论的对象。然而，这并不表明它们就不正确。 诺贝尔委员会是一个独立的机构，独立于任何政府当局、政党、团体或个人。它决定的基础完全是存在于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愿和遗嘱中的指示和意图之中。 对于委员会来说，如果允许它的工作在任何形式上受畏惧的影响或者是受方便起见或机会主义的支配，那将是它责任上的不可宽恕的玩忽职守。 今年，诺贝尔委员会将它的和平奖授予了我们时代伟大的人权斗士之一。 在列举它现在这个选择的原因时，委员会特别宣布： “萨哈罗夫无畏地、个人性地坚持人与人之间和平的基本原则，这是对所有真正为了和平工作的强有力的激励。萨哈罗夫开展了强大的、不妥协的反对滥用权力和所有形式的违反人的尊严的斗争。他还以同样充沛的精力为政府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理想而奋斗。用一种令人信服的方式，萨哈罗夫强调人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是真正的、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由此，以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在考验人的环境中，他增进了对一些价值观念的尊重，这些价值观念是和平的所有真正的朋友都支持的。” 在1940年到1945年激烈进行的伟大战争中，我们一再被告知，这场战争的进行是为了保卫未来代代人的人权。那些为了这个崇高理想而战的人，那些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献出生命的亿万人，在战场上赢得了胜利；但是，他们的伟大目标——人类尊严的持久建立——没有实现。 战后联合国精力充沛地、毫不疲倦地为一个全球性的宣言和两个关于基本人权的公约的起草和被普遍接受而工作。它这样做是相信这些权利和自由是维持世界持久和平的绝对必要。 绝大多数国家接受了这样的思路。 然而今天，尽管有着所有那些牺牲和努力，在世界的每一个地方都有亿万人民不能说他们享受着最基本的人权。甚至有些地方，人民原先是享受着这些权利的；有些地方，在战争结束后，人民丧失了这些权利。 勒内·卡森，那个全球宣言的建筑师和诺贝尔和平奖的一次获奖者，对此有充分意识。对现在这种情况他有过这样的评论： “宣言为我们奠定了一个追随的理想，它为我们的行动设置了指导方针。 但是对今日世界的一瞥就足以证明，在我们实现这个理想之前，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没有一个国家，甚至是最先进的国家，能够以实现了宣言中的所有条款而自豪。 我们目睹了对生存权利的违反。暗杀和屠杀可以通行而不受惩罚，妇女被蹂躏，饥荒遍布各地，良心的自由和说话的自由被蔑视，四处蔓延的种族歧视——所有这些罪恶蔓延得太广阔了，你不可能视而不见。” 然而，这种悲剧性的情况决不能导致放弃。相反，对所有有责任感的人来说是一种挑战。不分国家疆界，强化他们致力于尊重人的尊严的斗争，团结在那些拒绝屈服的勇敢者的周围。 今年的获奖者A·萨哈罗夫，1921年生于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物理学，早年就因发表了一些科学论文而引起相当的注意。 从1948年到1968年，萨哈罗夫在一个核研究院工作，是一个从事核武器发展研究的秘密科学家小组的成员。 萨哈罗夫自己强调他对这个科学家小组工作的贡献并不是唯独指向军事目的的，同样也考虑驯服原子能用于其他目的，比如用于工业和能源生产。 尽管苏联在1949年，同美国一样，生产了它自己的原子弹，但不用说美国在原子技术方面远比苏联先进。萨哈罗夫的观点是：从和平的利益来说，缩小这种差距是重要的，以便建立军备竞赛上的一种均衡，能够阻止两方发动战争。 在32岁时萨哈罗夫被选入苏联科学院，他是里面最年轻的成员。由于他为他的国家在科学上的工作，他两次被授予列宁勋章，一次斯大林奖金，分别三次被提名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然而，1968年他的身份和他生活的道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被调离他的研究岗位，分配到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 萨哈罗夫环境和地位的变化是他思考的变化，以及他对此直言不讳的承认的直接后果。 他在他的书《萨哈罗夫说》中对此这样描述： “从1957年开始——并非没有受到如阿尔贝·施韦策、莱纳斯·波林和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我感到自己对核爆炸产生的放射性污染负有责任。” 萨哈罗夫并不隐瞒他已经得出了这些结论这个事实，实际上他用书信向当局作了直率说明。在书信中他提出了他对形势的看法、他希望这可以为自由的、开放的意见交换奠定基础，但是在这一点上他是深深失望了。 不管怎样，萨哈罗夫相信他的观点在一个重要方面起了某些作用，这就是1963年苏美就禁止大气层、空间和海洋的核试验完成了一项协定。 1968年萨哈罗夫发表了他的“宣言”：《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他的“宣言”不仅是建立在他自己国家的情况上，而且是从全球观点来写的，并提出了最诚挚的和平呼吁。 在那里面，他谈论的首要问题就是我们的文明全部湮没的威胁，这将是一场核战争的后果。他坚持认为这种危险只能以世界范围内超越国界和意识形态分界的合作作为手段才能避免。 基于这种联系，他特别关注苏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他相信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以实现的，如果在这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之间采取某些求其近似的方法对话的话。 萨哈罗夫相信这种形式的合作提供了替代核战争的唯一选择，他形容核战争是集体自杀。 谈到他自己国家对这种趋同能做什么贡献时，他强调民主化、反官僚主义、非军事化和社会、科学进步等改革。 在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密切合作上，萨哈罗夫也设想在解决世界的饥饿、人口超量和污染方面巨大的联合攻关的可能性。 在他看来，一种实质性援助计划可以为第三世界社会和经济的和谐发展提供持久的基础。 他相信，工业化国家所提供的总体贡献，也会包含这些国家在军备上所花金钱的一个相当可观的下降。 如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是一些在联合国反复辩论过的想法。这些论点后面的哲学曾经、尤其是在联合国1970年向富裕成员国发出的呼吁中表达过，它呼吁这些富国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分发出来作为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 萨哈罗夫的“宣言”，在世界大片地方引起过那么大的反响，这是他的第一个出版物，在那里面他对自己在缓和与知识分子自由政策上所需条件的各种观点作了紧密结合的阐述。 在后来出版的著作如《萨哈罗夫说》和《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他“宣言”中谈论过的问题，某些观点经历了一个变化。他说其原因可以从近些年来戏剧性发展的国际形势中找到，在他与自己国内和来自国外的人们的交谈中找到，也可以在他扩大了的个人经验中找到。它们不再是那样执着于关于未来的梦想，更多的是插在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所有起着威胁的危险。 在评价他的“宣言”中所提出的观点时，萨哈罗夫个人强调，在他写这些时，他还是生活在一个孤立的、享有很大特权的科学圈子里，与外面社会没有任何联系。 他是这样描述他那个时候的生活： “我与人民相隔离。” 在一次采访中他接着说： “所以，在评价我1968年的文章时，你必须懂得这一点，我从为核武器工作到关注核试验的后果——对人民的毁灭、遗传学的后果和所有这类事情，所走过的这条道路，要考虑在内。 我的生活是这样的：我从面对全球性问题开始，只是到了后来才关注更为具体、更为个人性、更为人性的东西。” 他与人类同胞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和他的关注，催迫他将自己投入热烈的斗争中，去寻找对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问题，他在写给当局的一封信中已公开指出，并要求对此的改革。 为了把他的建议提交给更广大的公众，萨哈罗夫1970年与一些朋友和同事一道建立了“人权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在法律的框架内工作，为促进人权进行建设性的改革，与1948年联合国人权宣言中阐明的人道主义原则相一致。 萨哈罗夫坚持认为他们应该致力于达到下述要求：废除秘密审判；新的新闻法，保证人民能够得到充分的消息；监狱制度的改革；对政治犯的大赦；废除死刑；开放边界；禁止为了政治目的使用精神病院。 对于萨哈罗夫来说，得知他在和平与缓和所需条件上的观点在“欧洲安全与合作条约”上得到了反响，无疑是很高兴的。这个条约在那一年的8月1日 由34个不同的国家在赫尔辛基签署。 赫尔辛基条约第7部分宣布： “各签约政府将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思想、良心、宗教或信仰的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地域的所有人的自由。” 它接着宣布： “它们将促进和鼓励在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社会权利、文化和其他权利及自由方面富有成效的实践，所有这些源于人类内在的尊严，对人类自由和充分发展至关重要。” 这是历史性的事件，世界主要国家在这个文件中确立了人权是国家之间缓和必不可少一的因素。 没有任何国家，没有任何单个的政治家能够在国际法术语上的形式主义争论中等找藉口，从而压制或者逃避这些条款中所规定的道德和政治的义务。 那样做的话，就是对人类与和平的背叛。 A·D·萨哈罗夫已经表明他准备承担这个重载中他的那一部分。 诺贝尔委员会的话是这样说的： “安德烈·萨哈罗夫对和平的伟大贡献是：他以特别富有成效的方式，处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以最伟大的个人牺牲精神，为取得对一些价值观念的尊重而奋斗。这些价值观念，赫尔辛基条约宣布是属于它的对象。” 萨哈罗夫为和平、为裁军、为所有国家之间的合作的奋斗，是将和平作为它的最终目标的。 由于他在唤醒每一个国家中广大民众上所做的努力，我们今天在这里以授予他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来表示敬意。 诺贝尔委员会对A·萨哈罗夫被阻止不能亲自今天前来这里接受和平奖这个事实深表遗憾。 他与另外一个人分享了同一命运。40年前的1935年，这个人被授予和平奖，他的名字是卡尔·冯·奧西埃茨基。 萨哈罗夫广为人知的1968年“宣言”，扉页上印有歌德这样的话，作为警句： “只有那个为他们天天而战的人，才配有自由和生命。” A·D·萨哈罗夫真正实现了歌德要求的条件，拥有了自由和生命。 安德烈·萨哈罗夫 我生于1921年5月21曰。我父亲是一位知名的物理学教师和许多教科书、习题书和科普著作的作者。我在一个很大的公有公寓中长大，其中绝大多数房间归我的家庭和亲戚们使用，只有少数几个由外面的人用。这座房子充溢着一种强烈的传统的家族精神——对工作生命般的热情和对专业能力的尊重。在家庭内我们提供相互之间的共同支持，正如我们分享着对文学和科学的热爱一样。 我父亲钢琴弹得相当好，特別是肖邦、格里格、贝多芬和斯克里亚宾的曲子。在内战期间，他靠在电影院里为无声电影伴奏维持生活。 忆起我的祖母玛丽亚·彼得洛夫娜，我心中特别感激。她是这个家庭的灵魂。她在战争前死去，享年79岁。我祖母带大了6个孩子，当她50岁左右时，她完全靠自己来自学英语，直到她死的时候，她一直阅读原版的英文小说。从我们很小的时候起，她就为我们——她的这些孙儿们朗读，我仍然非常清楚地记着她给我们朗读的那些夜晚，朗读的可能是普希金、狄更斯、马洛或者斯托，在复活节前的那一周，则是福音书。 家庭对我影响极大。特别是因为我是在家开始学习课程的，后来在与班级同学的适应过程中我很感困难。1938年我参加了最后一次中学考试并获奖，然后马上就进入莫斯科大学物理系开始学习。在那里，我也同样于1942年通过结业考试并获奖，当时因为战争我们被疏散到了阿什哈巴德。 在1942年的夏季和秋季，我在卡夫洛夫住了几周，我原是在毕业之后被派遣到那里去工作的。后来，我作为一个伐木工人在靠近米莱克斯的一个荒凉的乡村工作。我最早对那个极为艰苦岁月中工人农民生活的痛苦印象即是来自这些日子。1942年9月我被派到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大军工厂工作，我在那里担任工程师，搞创造发明，直到1945年。在这家工厂，我搞了一些生产控制方面的发明。不过在1944年当我仍在这家工厂工作时，我就写了一些理论物理方面的科学论文寄到莫斯科以求得鉴定和评价。这最早的一些论文从未发表过，但它们给了我对每一个研究者来说都极为重要的自信。 1945年我开始在列别捷夫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它是苏联科学院的物理学研究部门。我那里的老师是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他对我有巨大的影响，他后来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和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1947年我通过了我核物理方面的论文答辩，1948年我被编入一个科学家小组，它的任务就是发展核武器。这个小组的领导人就是塔姆。 在随后的20年中，我在最高的机密状态和很大的压力中工作，先是在莫斯科，后是在二个特殊的秘密研究中心。当时我们全都相信这个工作对世界的力量平衡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我们被这个任务的伟大性迷住了。在我的书《萨哈罗夫说》的前言和《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都描绘了我的社会一政治观点在1953年至1968年这一期间的发展，以及那些戏剧性的事件，这些事件或是影响了这种发展，或者就是这种发展的表现。1953年到1962年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与核武器的发展相关，并涉及对核试验认识的酝酿期。与此同时，我也较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意识到这项工作内在的道德问题。1964年中及其后，我开始关注生态问题。特别是从1967年以后，我不安地感觉到这个问题涉及的范围已经增大到这样的程度，在1968年我产生了一种催促的急迫，要把我的观点公布于众。 于是，就有了《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这篇文章。事实上它们就是与7年半后我的纪念诺贝尔演说标题一样的主题。我觉得这些主题具有基础般的重要性，而且是内在紧密相联的。我的公开表态代表了我和我整个未来的一个转折点。这篇文章很快就传遍了全世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苏联新闻界不提这篇文章，而后来出现的评说不是极端批判性的就是讥讽性的。大量的批评，甚至似乎是同情地指向了我，视我在这篇文章中的思考为极端幼稚和抽象的。今天，在经历了8个年头之后，看来这些思想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苏联政治和国际政治中很多被认为是重要的东西联系起来了。 从1970年以来，对人权的捍卫，对政治审判牺牲者的捍卫，对我来说成为最重要的事情。与查利泽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后来又与夏华诺维奇和普得耶普斯克等人一道，我参与了主持人权委员会的工作，这就使得我的立场十分清楚了。我无法摆脱对政治中两个人命运的记忆：1976年4月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因其社会工作被判5年流放；5月，普得耶普斯克因其悲剧性的过早死亡而使我们失去了他。 早在1950年，塔姆和我就是一项苏联受控热核反应工程的共同创始人。这是为电力能源生产或为核反应堆燃料生产的氢同位素的热核反应，在这项工作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一年以后，在我的提议下，就内爆磁发电机的建设开始了试验，这是一种将化学或核反应转化为磁场能源的装置。1964年我们得到了一个2500万高斯的磁场强度的记录。 从1968年7月开始，当我的文章在国外发表后，我被调离了最高机密的工作并“解除”了我在苏联“专名集”——这是这个体系中最高的特权阶级名单——中的特权。从1969年夏季开始我重又在列别捷夫研究所工作。从1945年到1947年，我作为一个助手曾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并开始了我的科学工作。我现在的工作涉及与基本粒子理论相关的问题，涉及万有引力和宇宙学理论。如果我能努力对科学的这些重要分支作出某些贡献，我会十分高兴。 不过，社会问题并不放我过去，它要求我作出负责任的个人努力，它把增长着的要求压在我的体力和精力之上。对我来说，这压力并不直接个人性地指向我，道德上的困难来自压在我朋友们和家庭成员身上的持续压力，但与此同时，它也总是环绕在我周围。我在许多场合曾写到这一点。但是，悲哀地讲，我以前所说过的仍然适用于今天。我不是职业政治家，对我朋友和我从事这类工作目的为何，最终结果为何的质询一直困扰着我，这或许正是原因。我倾向于相信，只有道德标准加上思想上的客观，才能够作为这些复杂问题中的矛盾中的一种指南。 我早巳多次通过写作表明，我打算克制作任何具体的政治性预测。目前在我的生活中有一个范围很大的悲剧，那些最近对我亲密朋友的宣判——舍夫·科瓦里耶夫，就在举行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时候被判了7年监禁和3年流放——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就代表着这方面最新和最不含糊的证据。然而，即使如此，现在和永远，我打算坚持我的信念，对人类精神所藏力量的信念。 在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后，萨哈罗夫在继续着为人权的工作，并通过在莫斯科的西方记者向西方发表声明。1980年初，在他公开谴责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他被流放到高尔基市。1984年他的妻子伊丽娜·波尼也被宣判流放，来到他这里。隔离于家庭和朋友，他们继续受到了克格勃的迫害。萨哈罗夫用绝食来要求使波尼得到治疗，波尼最终在1985年得到允许离开苏联去做心脏手术。在M·戈尔巴乔夫掌权并实行自由化政策后，他们获得自由并于1986年被允许重返莫斯科。尽管有了现在这种程度的自由，这使得他能够作为选举出来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发挥政治作用，萨哈罗夫仍然批评戈尔巴乔夫，坚持改革应该远为深入。他1989年12月14日 在莫斯科逝世。 A·萨哈罗夫的答辞 主 席 先生，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来到这里，由于我丈夫和我作为公民的那个国家的一些奇怪特征，我丈夫出席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已证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今天他不在这里，而是在维尔纽斯，立陶宛的首都，在那里科学家舍夫·科瓦里耶夫正在受审。由于这同样的、使得萨哈罗夫不可能前来奧斯陆的奇怪特征，他现在正在法庭附近，不是在里面，而是站在外边，在大街上，在寒冷之中，等着第二天，等着对他最亲密朋友的宣判结果。 尽管所有这些，萨哈罗夫相信诺贝尔和平奖授奖仪式——它的名字本身就有着如此之深的象征意义和人类意味——必须举行，他打算在这里要说的话也必须被人听到，这就是他要求我向你们宣读他的讲话的原因。 我非常感激非常自豪。我自豪地看到我的名字与许多杰出人物的名字放在了一起，在他们中间有阿尔贝·施韦策。 30年前，除了废墟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惨景留在了我祖国的一半和欧洲的一半上面。亿万人民在悼念并一直悼念着他们的亲人。对于所有那些经历了历史上可怕战争的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战争这个对全体人类来说是最糟糕和最罪恶之大灾难的概念，成为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想法，而且是深深的个人感受，成为一个人对世界整体看法的基础。要保持一个人的自尊，一个人必须就与人类对和平、对真正的缓和、对真实的裁军的普遍渴望相一致地行动。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深深地被你们将我的活动视为对和平的贡献而赞赏所感动。但是，使我特别愉快的是看到委员会的决定强调了保卫和平与捍卫人权之间的联系，强调了对人权的捍卫保证了真正的、长期的国际合作的坚实基础。这样你们就不仅仅阐释了我活动的意义，而且给它以强有力的支持。将和平奖授予一个捍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人，反对非法和专横行为的人，这意味着对原则性的肯定，这原则在决定人类的未来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成千上万的人，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他们中的许多为捍卫这同样的原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这代价是丧失自由、失业、贫困、迫害、被逐出自己的国家，对于他们，你们的决定是一个巨大的个人性的欢乐和礼物。我知道所有这些，但我也知道另外一个事实：在目前的形势中，这是一个理性勇气和伟大公平的决定。它授奖给一个人，这个人的思想并不与官方关于领导一个大国强国的概念相吻合。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我珍惜诺贝尔委员会的这个决定，我也在它里面看到了宽容的宣言和缓和的真正精神。我想表达一个希望，即使是那些现在用怀疑或者恼怒的眼光看待你们决定的人，有一天也将会赞同我这个观点。 我的国家的当局否定了我旅行前往奥斯陆的权利，藉口是我熟悉政府和军事秘密。我想事实上用一种我们当局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安全问题并不困难，但不幸的是并没有这样做。我个人不能参加今天的授奖仪式。我感谢我的住在国外的朋友们，他们在这儿作我的客人，使我深感荣幸。我也邀请了来自我的国家的朋友：瓦伦廷·特钦、于列·沃洛夫和两个最高贵的正义、法律、荣誉和诚实的捍卫者舍夫·特瓦里耶夫和安德烈·特维尔多赫列鲍夫，他们两人现在都在狱中，等候审判。不仅仅是这后两人，而且是所有的人都不能来。在苏联，当事关获准到国外旅行时，每个人各自的情况并不能得到区别对待。但是，我还是恳请你们宽厚地将所有这些人视为我的正式客人。 我愿意用表达对和平与人权原则的最终胜利的希望来结束我的讲话。这种希望能够实现的最好标志就是世界所有国家普遍的政治大赦，每一个地方良心囚犯的获得自由。为普遍的政治大赦的斗争就是为人类未来的斗争。 我对诺贝尔委员会授予我1975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深表感谢，我请求你们记住，授予我的荣誉也为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良心囚犯们所分享，为所有为这些人的自由而斗争的人们所分享。 和平、进步、人权——纪念诺贝尔演说 1975年12月11日，A·萨哈罗夫 尊敬的诺贝尔委员会委员们，女士们，先生们： 和平、进步、人权——这三个目标是不可分享地相互联系的。不可能实现三个中的一个而忽略其他两个。这就是提供了我常说主要论题的基本思想。我感谢诺贝尔和平奖这个伟大的、富有意义的奖励授予了我，也给予了我一个机会今天在这里对诸位讲话。对我来说特别满意的是注意到委员会的嘉奖，它强调了人权是真正和持久的国际合作的唯一可靠基础。我想这个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国际信心、相互理解、裁军和国际安全都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没有一个有着信息自由、良心自由、出版权利和旅行及选择居住国家权利的开放社会的话。我也相信，良心的自由和其他公民权利一样，为科学的进步提供了基础，为科学发达不至于被用于掠夺人类提供了保障，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而这种发展转过来又是有卫社会权利的可能性的政治保障。与此同时，我也愿意就特定人类命运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起源和决定性意义这个论题进行论说。这个看法与广泛接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根本不同，也与专家治国论的意见不同，专家治国论认为只是物质因素和社会及经济条件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当然，我这么说，无意否定人民物质生活环境的重要性。 我愿意在我的演说中表述所有这些主题，我尤其愿意详细讲述一些涉及违反人权的具体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的决定方法是绝对必要的，而让我们用来处理的时间也是短暂的。 这就是我把我的演说称为“和平、进步、人权“的原因。它与我1968年的文章《进步、和平共处与知识分子自由》的标题有着有意识的类似是很自然的，我的演说与那篇文章，在内容上和寓意上都有着非常相近的关系。 有很多迹象表明，人类在20世纪后半叶的开端，就进入了它历史上一个特别具有决定性和严峻性的阶段。 热核导弹存在着，它在原理上具有消灭整个人类的能力，这是威胁着我们时代的最大危险。由于经济、工业和科学进步，所谓的“常规”武器也同样发展得不可比拟地更加危险，更不要提化学和细菌的战争工具了。 毫无疑问，工业和技术的进步是克服贫困、饥荒和灾难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与此同时这种进步也导致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环境的不祥变化，导致了我们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这个意义上人类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危险。 传统生活方式的急剧变化导致了数目尚未查清的人口爆炸，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尤其明显。人口的增长已经产生了非常复杂的经济、社会和心理问题，在未来还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更为严峻的问题。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食品的缺乏会成为一个亿万人生活中一个压倒性的因素，这些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饥饿的水准上被挤压为一种悲惨的存在。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的前景具有威胁性，在许多专家看来会是悲剧性的，尽管“绿色革命”有着无可怀疑的成功。 然而，在发达国家，人民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其中一个就是过分城市化导致的压力和那些打乱社区社会和心理稳定的所有变化：对时尚和潮流不断的追逐，过分生产，生活的麻木和疯狂节奏，精神和神经病况者数量的增加，被剥夺了与大自然的联系的人，被剥夺了传统意义上正常人类生活的人，家庭的解体和朴素的人类欢乐和愉悦的丧失，社会道德伦理观念的衰微和越来越多的人不再觉得他们在生活中有任何有意义的目的。在这么一幅背景上我们看到的是许多骚动不安的现象：犯罪的增加、酗酒、吸毒的增加、恐怖活动的增加，等等。即将到来的世界资源的枯竭，人口过多的威胁，扎根很深、持续不断的国际、政治及社会的问题也对发达国家有着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而且剥夺——至少是有着剥夺的危险——许许多多人早已习惯了充裕富足的物质方面的享受。 然而，世界今天面临问题的形成方式中，人类那种全球性的政治性的两极分化起着更为决定性和更为重要的作用。人类被分成了所谓的第一世界——这通常用以称呼西方世界，第二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两个社会主义强国，事实上已成为敌对的国家，在那里，一个党派及其政府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行使着极端的权力。它们拥有巨大的扩张潜力，努力在世界的大片地区增长它们的影响。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尚只达到经济发展的一种相对不太高的水准，而另外一个——苏联，通过开发它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通过对其民众才智和能力的极端剥夺但使他们的生活处于经常的匮乏之中，在今天已经积储了巨大的战争潜力和相对高的——尽管是单方面的——经济发展。但是在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准也很低，公民权利比起那些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来也更受限制。高度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同样也涉及第三世界，在那里，一个相对停滞的经济与增长着的国际政治活动同时可见。 而且，两极分化进一步增强了威胁着世界的极其严重的危险——核消灭、饥荒、环境污染、资源枯竭、人口过多和非人化的危险。 如果我们从整体上考虑这些急迫问题和矛盾的复杂性，我相信要得出的第一个要点就是：任何放慢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节奏，倒转城市化进程，呼吁孤立主义，古老的家长制般的生活方式和建立在早已逝去年代产生的民族传统回归上复兴，所有这样的企图都将是不现实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对进步的制止将带来我们文明的衰败和沉陷。 人们熟悉化肥、机械化耕作、农药和密集农业方式的时间并不很长，有着要求回到更加传统和可能较少危险的农业方式的声音，但在一个有着亿万人民遭受饥饿痛苦的世界上，能够将此诉诸实行吗？相反，无疑我们需要密集农业方式的增加，我们需要在全世界传播现代方式，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地使用医学研究成果的想法，不能抵制医学研究在其所有分支的延展，包括细菌学和病毒学、神经生理学、人类遗传学和基因手术，不管什么样的潜在危险潜伏在对它们的滥用中和这种研究不受欢迎的社会后果上。这也同样适用于那种旨在创造一个系统来模仿智力过程的研究，那种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研究，建立一个统一化的、全球传播系统，选择和储存信息的系统，等等。很明显，在没有责任感的官僚主义当局的领导下，处于保密状态下的所有这些研究都可能具有异常的危险性。但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也可能对人类极为重要和必要，如果它们处在政府控制之下来试验，进行社会学和科学的分析的话。我们不能抵制更趋广阔的使用化学材料、人工食品，或者是生活中每个方面的现代化；我们不能反对增长着的自动化和工业产品的增长，无论它们可能涉及什么样的社会问题。 我们不能反对越来越大的热核能源站的建设，或者是核物理的研究，因为能源是我们文明的基础之一。在这种联系的意义上，我想提醒你们一个事实：25年前我 和我的 老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塔姆，在我们的国家奠定了核物理研究的基础。这个研究达到了巨大的规模，延伸到各个极不相同的方向，从传统的磁热提取装置到激光器使用的各种方式。 我们不能反对那些努力，它们旨在控制围绕着我们地球的那部分宇宙，而且要控制宇宙的其他部分，包括截取来自我们自己地球以外的其他文明的信号的尝试。这类试验成功的机会或许很少，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一旦成功，它们的结果可能巨大。 我仅仅提及了一些例子，无疑还有许多其他的。事实上，进展所有重要的方面都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哪个能够使用而不冒毁灭我们整个人类文明体制的风险。进展是不可侵害的，然而精神因素在进展的机制中起着重要作用。那种试图低估这种因素的作法在社会主义国家相当广泛，这无疑是官方哲学的民粹派意识形态教条所致，可能导致出一幅扭曲的进步图画，甚至是它的中断或萧条。进步只有当受到理性的控制时才是可能的和无害的。涉及保护环境的高度重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公众舆论、开放的社会、良心的自由所起的作用在里面特别明显。斯大林死后在我们国家发生的部分自由化就使得我们能够参与60年代前期在这个问题上的公众讨论。但是，对这个问题富有成效的解决办法需要继续加强社会的和国际的控制。科学成果的军事应用和裁军的控制也是同样富有挑战性的领域，其中的国际信心依赖公众舆论和开放社会。我所提到的涉及控制大众行为的例子已经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尽管这还显得很遥远。 良心的自由，一个享有充足信息的公众舆论的存在，一个关于多元的自然的教育体系，新闻自由，能够得到其他来源的消息，所有这些在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是很缺乏的。这就是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一元论的结果，它是这些国家的特征。实际上，这些条件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它可以防止对于进展清醒或者不清醒的所有滥用，而且，还可帮助增强进步，如果我们希望这样的话。一个有效的教育体系是特别重要的，一代传给一代的创造只有在知识分子自由氛围中才有可能；相反，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可鄙的官僚主义的权力与顺从，这从一开始就是知识、文学、艺术等人文领域内的病毒，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普遍的精神萎缩，导致整个教育体系的官僚主义化和形式主义化，导致科学研究的萎缩，导致阻断对创造性工作的所有激励，导致萧条和解体。 在两极分化的世界中，极权主义国家今天由于缓和会享有一个机会，沉迷于一种汲取智力的特殊形式，如果我们都认为很有必要的那种内在变化不发生的话，看来它们很快将会被迫采取这么一种方式。这正是缓和所带来的许多后果之一。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世界局势爆炸的危险只会增加。西方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之间广泛的合作，对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它涉及科学成果、技术、贸易以及相互经济援助——尤其是食物方面——等等的相互交换。但是这样的合作必须建立在开放的社会之间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或者用另一种方式说，有着开放的头脑，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而不是民主国家对它们极权主义国家邻居害怕的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合作将只会涉及一种讨好一个可怕邻居的意愿。而这样一种政策只能意味着将灾难之日拖后，灾难很快会从另一个门又回来，带着十倍增加了的力量。这仅仅是慕尼黑政策的另一版本。缓和的成功只能这样来保证：从一开始它就与对所有各方开放性的持续观察相伴，与唤醒公众舆论的意识相伴，与信息的自由交换相伴，与所有国家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绝对尊重相伴。简而言之，除了裁军和贸易这类物质意义上的缓和外，缓和还应该发生在精神和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在他对莫斯科的访问中，用一种令人钦佩的方式表达了这一点。而当一项重要原则的维持处于生死攸关时，也值得听一听一个人自己国家内那些短视的实用主义者的批评。 在讨论裁军问题之前，我愿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提醒诸位注意我的一些普遍性质的建议。我的首先和最重要的想法就是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建立一个国际顾问委员会来处理有关裁军、人权、环境保护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样一个委员会应该有权从所有国家接受对委员会所提质询和建议的回答。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机构，来保障在那些影响人类未来的最重要问题上的国际讨论和信息。我等待着对这个想法的支持，等待着对它的讨论。 我也愿意强调，我认为，为了抑制国家和种族集团的武装冲突，更普遍地使用联合国军事力量是特别重要的。我对联合国作用的潜力和重要性估价很高，我认为这个机构是人类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的最重要的希望之一。近些年来这个组织遇到了困难和批评。我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写到了这个主题，但是当书出版以后发生了一些悲哀的事件：在实际上没有进行任何认真辩论的情况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宣布犹太复国主义为一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和种族歧视。所有公正的人都知道犹太复国主义是犹太民族在二千年的分离之后一种民族再生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并不导致反对任何其他民族。通过这样一种决议，在我看来，对联合国的声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尽管有着这样的动议——它常常因某些联合国成员国的领导人责任感不够而提出，我还是相信依据它提出了自己目标的那些条款，这个组织或早或晚会在人类生活中扮演一个有价值的角色。 现在让我来谈谈今天这个时代核心问题中的一个：裁军问题。在我的书《我的国家与这个世界》中，我已经详细描述了我的立场。绝对必要的是促进国家之间的信心，在国际核查小组的协助下采取控制措施。只有在缓和延伸至意识形态的领域，这才是可能的，它也要求更大程度的社会开放。在我的书里我强调制定国际公约限制向其他国家提供武器供应的必要，在双边协议的基础上停止生产新的武器系统，禁止秘密的重新军备的协议，消除战略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禁止多弹头核导弹。 我所考虑的技术层面上的理想的国际裁军协议是什么呢？ 我相信，对于这么一种协议来说，优先的是我们必须在军事潜力的程度上有一个正式的公布——尽管在最初的几个阶段尚不需要正式，这包括从核弹头的数量到可用于服役的人的数量的预测，还有例如指出那些“潜在冲突”的地区。这个协议的第一步将是保证对每一个单个的战略地区和所有具有军事潜力的地区作出调整，每个地方中签约一方与另一方相比的优势要调整下来（自然，这种模式应该易于调整）。这首先就防止了一个战略地区——比如说欧洲——的协议被利用来加强另一地区——比如说苏中边界——的军事力量。其次，建立在数量比较上的力量公平与否将排除从不同类型威力的角度来考虑——举个例子，说多少组Abm（反弹道导弹）相当于一艘巡洋舰，等等，这是很困难的。裁军的下一步就是所有国家和所有战略地区的成比例的、同时的军事力量的下调。这么一种两阶段“平衡”的裁军方案将保证所有国家的持久和平，保证所有存在潜在对抗性危险地区的军事力量之间一种相互联系的均衡，与此同时它也为作为军事化后果而出现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提供了根本性的解决。一段时间以来，许许多多专家和政治家提出过相似的观点，但迄今为止这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有意义的进展。然而，现在人类已经面临着核爆炸大屠杀所造成的真正的被消灭的威胁，我希望人类理性将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这一步骤。根本的和均衡的裁军实际上既是必要的又是可能的，它构成了解决世界面临的威胁性和急迫性问题的多样化的复杂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国际关系上的一个新阶段被称为缓和，它看来以赫尔辛基会议而达到了顶点，它的确原则上为这个方向的进展开辟了一定的可能性。 赫尔辛基会议最后达成的协议有一处特别引起我们的注意，因为正式表述第一次注意到了途径上的细微差别，这种表述上细微不同的途径看来是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唯一可能的方法。这个文件中有着在国际安全与保障人权、获悉信息自由、迁移自由之间联系上范围广泛的宣布。这些权利由签署国庄严的义务所保障。显然，我们这里还不是说一种保障了的结果，但我们能说新的可能性了。这种可能性只能由长时期的有计划的活动来实现，在这个过程中，签约国，尤其是民主国家应保持一种统一的、与之相吻合的态度。 这尤其与人权问题密切相关。我将用我演说的最后部分来谈论它。我愿意主要谈谈我自己的国家。在赫尔辛基会议以后的这几个月里，在这个方向上完全没有真正的进展。事实上，强硬派那一方在一些事例上的意图表明是“把螺丝拧得更紧一些”。 涉及信息的国际交换，选择居住国的自由，出国学习、工作、治疗和一般旅游等重要问题，也同样是这种情况。为了给我的这种评价提供一些具体佐证，我愿意给你们一些例子——随便挑出来的一些例子，远不是提供一幅完整的图画。 你们都知道，比我知道的更多，儿童，比如说丹麦儿童，可以骑上他们的自行车，骑到亚得里亚海。压根就不会有人想到他们是“少年间谍”。但是，苏联儿童却不被允许这样做！我肯定你们都可以找出与这种或类似情况的一样的例子。 如同你们知道的，联合国大会因为社会主义国家那一部分的压力，决定限制通过卫星传播电视的自由。我相信，现在赫尔辛基大会开过了，该有着充分的理由重新处理这个问题了。对于亿万苏联公民来说，这既重要又有趣。 在苏联，假肢和类似的对病人的帮助很缺乏，但是没有苏联病人——即使他可能接到了一家外国公司的正式邀请——会因回应这类邀请而被允许出国。 苏联的售报亭不卖外国的反共报纸，而且也不可能买到每期的共产党刊物。甚至信息性的刊物如《美国》也极难买到，它们只在很少的报摊上有售，而且马上被急切的顾客一抢而空，这一般还要搭配那些卖不动的印刷品。 任何希望从苏联移居国外的人必须得到近亲的正式邀请，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比如，30万希望到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去旅行的德国人——每年向德国的移民限额是5000人，这意味着一个人的计划将不得不等上60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那些希望与非共产党国家里的友人团聚的人，处境尤其悲凉，他们没有人为自己的申请移民案子辩护，在这样的事情中，当局的裁定遥遥无期。 旅行的自由，选择工作和居住地的自由，千百万集体农庄工人仍然得不到这样的权利。成千上万的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30年前被残酷地、野蛮地从克里米亚放逐，直至今天仍然没有重返家园的权利。 赫尔辛基条约重申了良心自由的原则，但是，如果条约的内容要变为现实，还需要进行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苏联今天有成千上万的人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这既是通过法律机构的又是通过非法律机构的：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和他们想在宗教精神中将孩子带大的愿望；因为阅读和传播——这通常只是对一些熟人——不受政府欢迎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从一般的民主角度来看是完全正当的，比如宗教作品；还因为想要出国的愿望。对那些在道义的角度上为不公正待遇的受害者辩护的人、那些致力于发表和尤其是散布有关迫害与审判的消息、拘留营这类地方环境的消息的人，对他们的迫害是特别严重的。 一想起来就不能容忍的是，就在我们为这个庆典聚集在这个大厅内的这一刻，成千上万的良心的囚犯正因营养不良而受苦，这是因为长时间的饥饿，由于他们日常伙食中几乎完全没有蛋白质和维他命，由于药品短缺——禁止给犯人送维他命和药品，由于过分的劳动。他们因寒冷、潮湿而颤抖，在光线阴暗的地牢里精疲力竭。在这里，为了自己的人性尊严和反对“灌输机器”的信念，实质上是为了反对对他们灵魂的摧毁，他们被迫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集中营系统的特殊性质非常小心地隐藏着，有一些人承受着全部的折磨，因为他们拉开了帷幕暴露了这个，为他们揭露和控诉的真相提供了最好的证据。我们关于人类尊严的概念要求为了所有的犯人——不管他们有多大的罪，对这个体系立即进行改变。而那些无罪者的苦难又怎么办呢?最坏的是存在于特殊精神病院里的地狱，它们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塞特沃维克、海兰泡、喀山、切尔诺戈尔斯基、奥廖尔、列宁格勒、塔什干…… 今天没有时间供我来详细描述一些特殊审判，或者是一些特殊囚徒的命运了。关于这个主题，有大量的作品。我请你们注意纽约年鉴出版社出版的著作，它专门出版苏联地下出版物《最新事件俯瞰》的选印本，它也出版同样的新近事件的简报。这里，在这座大厅里，我只想提及一些我所认识的囚犯的名字。如你们昨天被告知的，我请你们记住，我的国家中所有良心的囚徒，所有的政治犯都与我分享诺贝尔和平奖的荣誉。下面是部分我所认识的人的名字： 普利尤什、布科维斯基、格鲁斯曼、莫罗斯、玛丽娅。塞敏努娃、娜德什达．斯维特利什娜娅、斯特法尼亚·沙巴图拉、伊利纳’克利内兹一斯达斯夫、伊利纳·塞尼克、尼约拉·萨杜奈特、阿奈特’卡拉佩蒂恩、奥斯波夫、克罗尼德·柳巴尔斯基、舒姆克、文斯、鲁马切克、考斯托夫、苏珀芬、波莱蒂斯、西姆蒂斯、卡拉凡斯基、瓦勒里、马尔特申科、舒切维奇、帕夫伦科夫、彻诺格拉斯、阿班钦、苏斯伦斯基、梅谢纳、斯维特利奇尼、索夫罗诺夫、罗德、沙基罗夫、海费兹、阿凡纳舍夫、莫一丘恩、布特曼、鲁基安南科、奥格尔佐夫、瑟吉延科、安东纽克、鲁皮诺斯、鲁班、普拉乔特纽克、科夫加、贝罗夫、伊格鲁诺夫、索尔达托夫、米亚蒂克、基伦德、约什科维奇、兹多罗维、托夫马扬、沙奇弗德扬、扎格罗比安、阿里基安、马尔科申、阿尔沙基安、米罗斯卡斯、斯图斯、斯维斯蒂尤克、钱迪巴、乌波什科、罗曼纽克、沃罗比沃夫、盖尔、普罗纽克、格拉德科、马尔切维斯基、格拉齐斯、普里什利亚克、萨佩利亚克、科利内兹、苏普瑞、沃尔德曼、德米多夫、伯尼舒克、舍夫科维、戈巴蒂沃夫、伯乔夫、图里克、泽科斯卡斯、伯龙钦、利索沃伊、佩特罗夫、奇卡林、戈罗德茨基、奇尔诺沃尔、巴拉科诺夫、邦达、卡林钦科、科罗敏、普卢姆帕、约格利斯、费多塞耶夫、奥萨德奇耶、布杜拉克一沙里京、马卡伦科、马尔钦、什特恩、拉扎·柳巴尔斯基、费尔德曼、罗伊特伯特、什科尔尼克、默齐恩科、费德罗夫、迪姆什茨、库兹奈佐夫、门德莱维奇、阿尔特曼、彭森、诺奇、伍尔夫·佐尔曼森、伊兹赖尔。佐尔曼森，还有许多、许多其他人。在他们中间，被流放的是安那托利·马尔特申科、纳什皮茨和柴特莱纳克。 马斯塔发．德茨麦里夫、特瓦里耶夫和特维尔多赫列鲍夫在等待对他们的判决。没有时间提到我所认识的那些囚犯的命运，而更多的我不认识，或是我没有充分的材料。但是他们的名字都包括在我不得不讲的这种情况内，我希望我没有提到的那些名字宽恕我。每一个名字，无论提到还是没有提到，代表了一个坚强和英雄般的人的命运，代表了多少年的苦难，多少年为了人的尊严的斗争。 对迫害持异议者这个问题的主要解决必须是建立在国际公约上的自由。所有政治犯的自由，所有关押在监狱、拘留营、精神病院内的良心囚犯的自由，如果必要的话，建立在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之上。这个建议并不涉及对任何国家内政的干涉，因为毕竟这是在同一基础上适用于每一个国家：对苏联、对印度尼西亚、对智利、对南非共和国、对西班牙、巴西、对每一个其他国家。既然联合国人权宣言已经宣布了对人权的保护，因此就没有理由说它是纯粹的内部或国内问题。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任何伟大的行动都是必要的，不管这道路看起来有多漫长。这条道路之漫长在最近联合国的会议中已经明显看出。在美国提出政治特赦议案的过程中，当某些国家试图过分地扩大这个框架，以至于涉及大赦这个概念时，美国将这个提案撤了回去。我对发生这样的事深表遗憾。这是一个不能撤回的问题。我深信，能够使一定数量的人获得自由还是好的——即使他们可能犯有这样或那样的罪，比将成千上万的人关押起来遭受酷刑要好。 在不忽视对这个问题的全面解决的同时，我们今天必须为每一个反对非正义的囚犯、每一例对人权的违反而战。我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此。 我相信，在保卫人权的斗争中我们首先必须作为不同国家内政体的无辜受害者的保护者而行动，并不要求这些政体的毁灭，或者是对它们的全面谴责。我们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我们需要一个柔韧的、多元化的、宽容的社会，这种社会可以选择性、试验性地对所有社会制度的经验作自由的、非教条主义的利用。什么是缓和？什么是和睦状态？我们不对字眼关心，我们关心的是创造一个更好、更友善社会的愿望，更好的世界秩序。 几千年以前，人类部落在生存的搏斗中备尝困苦。在这种搏斗中，重要的不仅是使用一根木棒，而且是掌握理性思维的能力，处理部落积累下来的知识与经验，发展将提供与其他部落的合作的联系。今天整个人类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在无限的空间中必定存在着许多文明，它们中有一些也会比我们的文明更有智慧、更“成功”一些。我支持这样一个宇宙学的假说，它宣布宇宙的发展是保持着它的基本特征而无数次地重复的。这样，其他的文明，包括那些更为“成功”的文明，将在宇宙这本大书“前面”和“后面”的书页上无数次地存在。然而这不能导致将我们在自己这个世界上的神圣努力尽量缩减。在这个世界上，如同黑暗中朦胧的闪光，我们由黑暗的没有意识的物质存在的无有中出现片刻。我们必须好好利用理性的要求，创造一个对得起我们自己，对得起那我们只是朦胧察觉到了其目标的生活。
[1] 引自《诺贝尔奖和平奖获奖者演说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06页至第137页。 茉莉： 独特的“瑞典史诗”要结束了吗？
———本次瑞典大选观察
今年的瑞典大选再一次引起世界瞩目。9月19日，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四年一次的“民主盛会”来临。我们前去投票所，把选票塞进信封里。当天深夜揭晓的结果表明：中右四党联盟将继续执政。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变。右翼的连续执政，意味着创造“瑞典模式”的左翼——社会民主党在政坛上不再具有优势地位。那么，中右联盟为什么会再次获胜？社民党为什么会遭遇历史上最为惨痛的失败？一部以高税收、高福利为特色的瑞典史诗是否将要终结？
◎ 中右联盟成功的经济与策略
作为选民，笔者投票给中右联盟的心理很简单：感谢他们在执政期间，带领瑞典走出经济危机的深渊。两年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殃及欧洲，瑞典经济也一度深陷不景气之中，由于执政联盟领导人励精图治，应付有方，使瑞典经济得以强有力地复苏。今天，瑞典经济增长率高居欧洲之冠、全球第二。
感恩之心人皆有之，不少选民有着与笔者相同的心态。但是大半个世纪以来，瑞典一直就是左派的乐土，要让那些忠实的左翼选民放弃对社民党的支持，只依靠经济成就是不够的。据笔者的观察，还有其他更多的原因，促使传统选民放弃对左翼的支持。
第一，中右执政联盟偷走了社民党左派的口号，把自己称为“新工人党”。他们一再宣称不放弃“瑞典模式”，而只是为瑞典寻找更好的方式。这种更为现代的方式包括，实施更多的减税政策和改革现行福利制度，使工人尤其是低工资的工人获得更多好处。由于左右两翼的执政理念日益接近，所以传统的左翼选民也就少了顾虑。涤除了意识形态之争，大批中间选民的选票，从社民党那里流向中右联盟。
第二，中右联盟的领导人个人形象鲜明。这个联盟里有两位杰出人才，一是首相赖因费尔特，他具有沉稳冷静、负责任的个人品质，为选民所信任。在赖因费尔特任欧盟主席期间，他以瑞典人低调朴实的作风，游刃于各国之间，协调处理问题，因而深受好评。二是财政部长柏格，他在经济危机中采取各种措施，成功地改变了令人沮丧的现实。柏格挽救瑞典经济的机智策略，令欧洲的政界和经济学界称赞不已。
第三，中右联盟获得了媒体的支持。长期以来，瑞典媒体一直是偏向左翼的。但近年来，由于中右联盟的政绩斐然，媒体逐渐转向。
自瑞典公民享有普选权以来，右翼政党从来没有连任过，过去他们只是偶然执政一届就下台，因此被嘲笑为“借来的权力”。而这一次大选显示，在这个长期由左派主宰政坛的国家，右派也能连续执政。虽然这次中右联盟未赢得过半数席位，新一届政府只能是少数派政府，但他们已建立了历史性的地位。
◎ 社民党为何遭遇历史性惨败？
虽然投了右翼的票，但笔者对落败的社会民主党怀有同情之心。毕竟，是这个成立了96年的政党，怀着社会公正的美丽梦想，带领瑞典走向现代富裕社会，打造了辉煌的“瑞典模式”。如今，他们的得票率降至历史最低点。按照中国传统的历史观，这个政党似乎是盛极必衰，因果命定，逃脱不了没落的趋势。
然而，西方人是讲实证主义的，他们一定要探求“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 大选结束的当晚，社民党党魁蒙娜萨琳说：“虽然感觉到巨大的失望，但我们仍然要承担起对瑞典的责任，要平静而认真地分析这次大选结果。”社民党立刻着手成立四个危机调查小组，以科学的态度探求事物变化的现象，希望能重塑社民党形象，重新赢得选民的信任。
不管社民党自己调查的结果如何，根据笔者的观察，导致社民党自1914年社初次参选以来最大失败的原因有如下几个：
首先，社民党人的主要错误是没有看到瑞典的变化。过去社民党为工人和底层人民争取平等富裕的权利，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工人阶级成为中产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他们更青睐有能力促进经济增长的中右联盟。传统的意识形态区别已经不存在了，这次大选更多地涉及钱包的问题。
而社民党人仍然坚持过去的意识形态理念，大谈社会公正，谈保障弱势群体的福利，较少谈经济发展和工作机会问题。对于很多担心失业的中产阶级，以及难找工作的年轻人，社民党因此被认为不再代表选民利益。一般中间选民认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同样重要。于是他们抛弃了不擅长经济的社民党。
这次大选给社民党上了严峻的一课。现在他们正在反省检讨，思考如何把失去的选票夺回来。可以预料，在这次糟糕的大选后，社民党将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 社民党另一失误是找错合作者
其次，社民党这次败北与它的合作者有关。2006年大选社民党失利，为了对抗中右四党联盟，社民党与左派党和环境党组成结成联盟，被称为“红绿联盟”。
瑞典左派党的前身是瑞典共产党，它的党魁至今仍然声称他是“共产党人”，这就犯了民主社会的大忌。左派党对共产主义乌托邦仍有怀旧情绪，而广大选民却对前苏联和中国的共产黑幕感到恐惧。这样，一部分选民就被吓跑了。
尽管绿色的环境党在本次大选中得票率提高，但不少社民党的统选民拒绝与绿党合作。在意识形态上，绿党不属于传统的左或右的角色。在一些选民看来，绿党的激进环保理念对经济发展不利。
再次，瑞典总工会现任主席宛娅，也是使社民党下沉的一块石头。在瑞典，工会是社民党最大的政治支柱，总工会主席是社民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二者关系密切。但在去年三月，媒体揭发出总工会领导人给自己制订高额退休金及奖金的内部协议，宛娅佯装不知，社民党领导人也不与此事公开划清界线。这之后，如笔者这样的选民，就产生了对社民党的不信任感。
◎ 朝野合作对付反移民极右党
这次瑞典大选令世界震惊的另一个原因，是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亮剑”，这个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首次获得进入议会的资格。在一直以博大的包容性著称的瑞典，这个事件引发了人们普遍的担忧，左右两翼的政治家都以各种方式表达他们的震惊。
身为移民，笔者不能不紧张地观察极右派崛起的现象。各城市都举行示威游行反对种族主义，开放社会对付极右党还采用辩论的方式。例如极右党宣传移民使“瑞典特质遭到威胁”。就有瑞典人在报上质问：什么是瑞典特质？瑞典传统的露西亚节来自意大利，圣诞树来自德国。十九世纪时曾有一段时间，瑞典国王和贵族都不说瑞典文，而是说法文。
无论执政的中右联盟和在野的红绿联盟，都坚定地表示不会与极右党合作，他们将在治国大事上全力排除极右党的影响。但麻烦的是，执政的中右联盟只获得173议席，在野的红绿联盟获156议席，这样就产生了“悬浮议会”。获得20个议席的极右派，就在左右两大联盟之间，成了四两压千斤的“秤砣”。如果极右党在议会投票支持在野党，政府的议案就无法通过。因此，弱势的政府必须寻找合作对象。
瑞典人的原则性和合作精神，就在这关键时刻体现出来。右翼的首相致电在野的社民党和环境党，要求在庇护和移民政策等问题上合作，不让排斥移民的极右党在议会有成功的可能。他们说：“人们将看到，我们瑞典仍然是一个开放而宽容的国家，将仍在世界上为人权发出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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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香港《争鸣》杂志2010年11月号 王开岭：战俘的荣誉
1
近读军事史书，竟读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战俘命运。
如果说战争是一个政治受精卵的话，那么在她所有的分娩物里，有一种最令其羞恼：战俘。显然，战俘是战争的胎儿之一，哪里有厮杀，哪里即有战俘，这是胜负双方都无法避免的尴尬。
“杀身成仁”，似乎永远是英雄的标准贞操，也成了考核一个人对信仰、团队或领袖之效忠度的最重砝码。作为一枚有“验身”意味的朱红大印，它已牢牢加盖在人们的日常心理中，更被古往今来的太史公们一遍遍漆描着。
苏德战争爆发后，由于苏联当局缺乏应变准备和决策错误（另一原因还在于长期的“肃反”政策。据《西蒙诺夫回忆录》披露，早在战前五、六年，红军中的中高级将领几乎已被消灭殆尽，战场上竟频频上演尉级军官代理师旅长的事），致使苏军惨遭重创，仅1941年夏季被俘人员就达200多万，而据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红军总被俘人数高达459万。但即便如此，并不能否定苏军官兵的顽强与勇敢，就连德军战况日志都充分证实：绝大部分苏军官兵是在受伤、患病、弹尽粮绝的情势下被俘的。应该说，他们是为国家尽了力的，即使在战俘营，也没有令红军的荣誉和国家尊严蒙受污损。
但他们后来的遭遇却极为悲惨，最令之不堪的并非法西斯的虐待和绞杀，而是来自祖国“除奸部”的审判。苏联前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回忆道——
“卫国战争一开始，苏联当局甚至把那些在战线另一边仅逗留很短的人也当作叛徒，军队的特别处不经审判就处决形迹可疑的突围出来或掉队的官兵……苏联国防委员会还在战时就通过决议成立特种集中营，以审查从俘虏营释放的和在解放区发现的‘原红军军人’……1945年8月18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关于派送从德国俘虏营中释放的红军军人和兵役适龄的被遣返者到工业部门工作的决议》，根据这一决议，他们悉数被编入‘国防人民委员部工人营’，其性质和内务部的劳改营没甚区别。”
“苏联领导对被俘红军人员的态度，早在1940年就已确定：苏芬战争一结束，芬兰将5•5万名战俘转交苏联当局。他们被悉数解送到依万诺沃州尤扎镇的特种集中营，四周上了铁丝网……大部分被判处了期限不等的监禁，剩下的于1941年春被押送到极北地带，后来的命运即无从知晓了。”（《一杯苦酒》，新华出版社，1999年8月版）
显然，在当局眼里，军人的使职即等于出让生命，每一项军事目标都须以性命去抵押，当战事失利、任务未竟时，“活着”就成了罪状！不管何种理由何等情势，被俘都是一种耻辱，都是对职责的辜负与背叛，都是怯懦保守、没有将力量耗尽的证明！二战结束后，每个苏联公民都要接受一份特殊表格的过滤：“您和您的亲属有没有被俘过、被拘留或在敌占区呆过？”其实，这和我们过去熟悉的“家庭出身”性质一样，皆属一种决定人命运的政审试纸。
任何一个军人的命运都不外乎三种情形：凯旋者、烈士或战俘。对于投身卫国战争的一名苏联士兵来说，能迎来最后凯旋，当然是最幸运的，而一旦沦为战俘，则等于被打入地狱……即使被释放，余生亦将陷入黑暗与困顿之中，非但得不到抚恤与呵护，反而一生背负象征耻辱的“红字”，倍遭歧视和人格伤害。
哈姆雷特的著名抉择：生，还是死？确是让苏联军人痛苦不已的题目。
或许，正是出于对当局有着清醒的估计和预判（“苏芬战争”那5万战俘的遭遇早已对未来者的命运作了残酷的预演），二战结束时，拒绝回国的苏联公民竟高达45万，其中17•2万人是军籍。可以说，他们是怀着对国家政治的恐惧远离母邦和亲人的。
2
应承认，无论过去、现在或未来，奢望一个政权或民族，对战俘抱以像对英雄那样的态度，都是困难的。这从人性心理和文化价值观的角度都可找到答案，亦完全可理解。但是，像苏联那样视战俘为叛徒的极端例子，则不是单靠文化成因就可辩解的了，它远远偏离了“本能”，远超出了人性的正常逻辑和文化行为路线……说到底，乃悖人道、违理性的极权所酿，乃畸形政治心理和粗野意识形态所致。
可慰的是，同样是接纳集中营里出来的战友，在温煦的太平洋西岸，我看到了一幕相反的风景——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仪式正式在美军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
上午9时，占领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出现在甲板上，这是一个举世瞩目的伟大时刻。面对数百名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将军突然做出了一个让人吃惊的举动，有记者这样回忆：“陆军五星上将麦克阿瑟代表盟军在纳降书上签字时，突然招呼陆军少将乔纳森•温赖特和英国陆军中校亚瑟•帕西瓦尔，请他们过来站在自己的身后。1942年，温赖特在菲律宾、帕西瓦尔在新加坡向日军投降，俩人皆刚从满洲的战俘营里获释，搭飞机匆匆赶来的。”
可以说，该举动几乎让所有在场者都惊讶，都羡慕，都感动。因为俩人现在占据着的，是历史镜头前最耀眼的位置，按说该赠予那些战功赫赫的常胜将军才是，现在这巨大的荣誉却分配给了两个在战争初期就当了俘虏的人。
麦帅何以如此？其中大有深意：二人都是在率部苦战之后，因寡不敌众、没有援兵、且接受上级旨意的情势下，为避免更多青年的无谓牺牲才放弃抵抗的。我看过记录当时的一幅照片：两位“战俘”面容憔悴，神情恍惚，和魁梧的司令官相比，身子薄得像两根生病的竹竿，可见在战俘营没少了遭罪吃苦。
然而，在这位将军眼里，似乎仅让他俩站在那儿还不够，于是更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将军共用了5支笔签署英、日两种文本的纳降书。第一支笔写完前几个字母后送给了温斯特，第二支笔的获得者是珀西瓦尔，其它的笔完成所有签署后，将分赠给美国政府档案馆、西点军校（其母校）及其夫人……”
麦克阿瑟可谓用心良苦，他用特殊的方式向这两位忍辱负重的落魄者表示安慰，向其为保全同胞的生命而付出的个人名望的牺牲和落难致以答谢……
与其说这是将军本人的温情表现，倒不如说乃价值信仰的选择，它受驱于一种健康的生命态度和宽容的战争理念。它并非个人情感的一时冲动，亦绝非私谊所为，而是代表一种国家意志热烈拥抱这些为战争作出特殊贡献的人，超常的礼遇乃对其巨大自卑和精神损失的一种弥补——在将军眼里，只有加倍弥补才是真正的弥补！那支笔大声告诉对方：别忘了，你们也是英雄！你们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刻！
是啊，难道只有“死”才是军人最高的荣誉和贞操标准吗？才是对祖国和同胞最好的报答吗？若此，提出这等要求的祖国和同胞岂非太自私太狭隘太蛮横了呢？爱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命，尊重别人存在的价值，难道不正是人道社会的诉求吗？
3
平时，我们在战争题材的小说或影视中，常见类似的诅咒性台词：“除非……就别活着回来！”“别人死了，你怎么还活着？”
当然，这样不雅的话多由反方嘴里说出来。而对正方的描写，虽在话语方面巧妙地避开了此类尴尬，但价值观上掩饰不住相同的逻辑，无论作者编剧，还是读者观众，在对我军失败人员的命运期待上，都表现出一种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烈士，或者叛徒。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是绝不能作“合格俘虏”的，情感上受不了，一旦被俘，要么设计他虎口脱险，要么安排他拉响“光荣弹”（随着那声“同归于尽”的轰响，我们的灵魂也骤然获释，轻松了许多——肉体的毁灭换来的是政治贞操的高潮）。
我们的眼里，安排一个人去死，恰恰是对其荣誉的保卫和价值的维护？“赐死”成了一种隐隐约约的“爱”？
不错，放弃毁灭而选择被俘，确是对生命的一种贪恋——说白了即“怕死”，可怕死有错吗？何以连这种不投敌不出卖同志的求生——也被我们视为了一种背叛呢？乃至让一向器重他、爱戴他的人感到遗憾、难堪，感到被欺骗与受伤害？暗地里我们对“英雄”预支的那份鬼鬼祟祟的期待是公平的吗？抛除政治因素，是否也暴露出了一种生命文化的畸形？
我们常在新闻中看到解救人质的报道，在大家眼里，人质显然是被当作受害的弱方来看的，我们也很少犯如是偏执：为何你宁肯老老实实作人质——却不去反抗、不去和歹徒誓死一拼？
其实，战俘又何尝不是另种意义上的人质和受害者呢？不仅是，而且是为国家作出了贡献——正在忍受委屈、肉体和精神正在服刑的受害者。被俘固然是一种失败，但充其量只是一种物质较量（肌肉或钢铁）和场次意义上的失败，是一种按战争算术得出来的“负数”结果，它远非对一个人最终的人格价值和生命力量的评价。准确和公正地说，“被俘”本身亦是一种有力的存在，它并未丧失掉精神上的硬度和韧性，它有尊严，有值得敬重和感谢的地方。任何一位被俘士兵都有权说：是的，我失败了，但我更战斗过！
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对集体和社会的贡献是有限的，责任也是有限的——它不是无条件无节制地牺牲——不应以绝对方式随意地勒索个体，动辄以性命去赌注、去换取什么……
4
苏美战俘的不同境遇，折射出两宗不同的战场伦理和生命价值观：一个激励牺牲、鼓吹舍命、颂扬忘我，一个鼓励生存、呵护个体、体恤自由；一个让军事充分政治化和宗教化，以严厉的律令和窒息化的逼视谋取集团利益的最大值，一个则把战场游戏推向职业化和人性化，尽可能给战场输送氧气和弹性。
在形象和气质上，前者虽威武与壮烈，但飘散着声色俱厉的冷血味儿。后者虽懂得“害怕”，有松软和保守之嫌，却洋溢着人道与人性的温情。
“不怕死”，真符合战场的理性之美和军人的光荣原则吗？
希特勒的纳粹党徒、日本“神风突击队”不也是被这样的动员令和颁奖词所召唤着、鼓舞着，疯狂地杀人、自杀或被杀吗？在太平洋战争即将结束、胜负已定的尾期，驻守科雷吉多尔岛的5000名日军几乎全部战死，只有伤残的26个人作了美军俘虏。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硫磺岛之战上……这样庞大的亡魂阵容，这样“视死如归”的炮灰，足以让历史上所有的长官意志都满意，也足以让任何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妒羡不已。但从和平与良知意义上看，其实际罪孽、对人类安全的威胁、对生命的伤害，反而是最残酷、最恐怖的。
“生”（生命、生存、生活）是最宝贵的，它高于一切，也远胜于一切。生命就是生命本身，而不是别的什么，一切政治盔甲的包装和贞操面具都是对它的篡改，一切“特殊材料”的命名和炼钢企图都是对它的异化。
人，是社会文明的唯一和全部目的。
生命比政治更神圣，人性比主义更可贵。
（转自王开岭的博客）：
独裁者的性命之忧
http://www.unicornblog.cn/user1/245/20193.html
为何我们没有自己的“大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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