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工程物理系在六十年代是清華首當其衝的機要系。在外邊兒不用說別的，只要一說是“工物系”的，看你的眼光立刻就變了樣兒，你穿得再土，說話再怯，沒關係，人家說什麼也拿你當“高材生”，你就是國家原子能未來的棟梁。開了學一打聽，嗬，什麼上海高考第一名，福建高考第一、二、三名，北京高考第一名，等等，全在我們這個年級。再一細問，北京第八名和我一宿舍。雖說自己不定第多少名呢，也讓人家一、二、三名的虎皮輝映得渾身添彩。那時候特願意回原來中學去聚會，其實是回去顯擺。好賴是自己學校里的第一、二、三名吧。看着同學們又是羨慕又是嫉妒的表情，心裡是樂滋兒滋兒的。

喜悅、興奮、驕傲，其實並沒有持續很久。因為越是升級，就越是接近畢業分配，越是接近現實生活。都說工物系頭三年趾高氣揚，後三年垂頭喪氣。沒錯兒。為什麼？因為將來工作的地方都是荒無人煙的邊遠地區。你想和原子能，貼切地說，和原子彈有關的地方能在大城市嗎？就這事兒，幾乎是埋在每個人心裡的定時原子彈，揪着心吊着膽，就怕什麼時候炸了。遼寧葫蘆島是核潛艇基地，那是有名的和尚島，一色兒的禿小子，連個頭髮長得長點兒的都沒有。聽說，周末放假到附近的鎮上去買東西，散心，碰上個穿帶色兒衣服的，就都象豬八戒一樣，一雙雙賊眼緊緊盯住，下巴搭拉着，在沉默中目送直到伸脖子翹腳也看不到為止，收回眼光需眨巴個把分鐘才能復原，哈拉子“禿嚕”一聲吸進嘴裡，叭嗒着琢磨滋味兒；還聽說，蘭州西北的核基地里，光棍兒成堆，成籮，凡是女的，比如女大師傅，就不管長相了，一律鼻孔朝天，這份兒挑啊，挑得核基地最主要的副產品是盛產模範丈夫。

人家農村來的，家裡早早的就給劃拉一個，從農村到基地，也差不哪兒去，倒也不急。非農村的學生們就慘點兒了。想在同學中解決，資源實在太少。清華本來女生就少，也就五分之一。工物系更少，才十分之一。這十分之一的女中豪傑，個頂個兒的都身手不凡，甚至有的覺得自己就是那未來的居里夫人第二，這形勢實在是清楚得很，不由你不惦記着。

還沒到真着急的時候，文化革命了。革命的浪潮把人們衝到革命的汪洋大海里。在這海洋里，誰也沒處藏沒處躲，該淹死的一定淹死，不該淹死的只有路一條，跟着革命的航船乘風破浪勇往直前。革命了嘛，畢業不畢業，畢業了幹嗎去，都不是我們要想的事了。大革命的那兩年(66－68)，你若是學生，又不去真刀真槍地上戰場，那可真是神仙一個，人說，仨飽兒倆倒兒，一圈兒大字報，昏天黑地，革命最逍遙。你不想寫大字報就別寫，反正有人寫。大字報連文帶畫兒，新奇又耐看。趕上哪兒斗黑幫，跟着一路看熱鬧，耍猴兒似的。後來武鬥，你別往裡攙和，站遠點兒，機靈點兒，躲着別讓橫豎亂飛的磚頭砸着。特別是革命大串聯，哪朝哪代哪輩子有這事兒？坐火車不要錢，吃飯住旅館不要錢，還到哪兒都拿你當“中央來的”看。真是千載難逢。我們戰鬥組和所有革命組織一樣也乘上了南去的列車串聯了。

說起大串聯，最難忘的要數乘火車了。一般人是沒有福氣領略文化大革命大串聯乘火車的滋味了。車廂里三維空間分為四個層次：座位上一層，座位下一層，座位的靠背上一層，行李架上又一層。我沒上過行李架，據說那一層相當於臥鋪，最舒服。在車裡最難的是上廁所，沒縫兒，過不去；就是過去了，廁所里還是人。憋尿的本事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現在在美國，有的家裡養狗，早晨出去上班，狗在家裡悶一天。這狗都是訓練出來的，不在屋裡拉撒。晚上主人回來，一開門，就見狗呲牙咧嘴，搖頭晃腦，聽說那就是屎尿蹩的。等你帶它出去，它就迫不及待地又拉又撒。我們那時候就和美國的狗一樣，車不停就忍着，等到了站，衝出火車就奔廁所。我們戰鬥組裡的小錢創下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記錄。另外，坐火車不要錢，這火車也就沒了點兒了。該停不停，不該停老停，全憑司機調度臨場發揮了。這也不賴他們，客運全亂了套，想正點也辦不到。串聯下來不出大事就念阿彌陀佛。我們原來一個大院兒里的夥伴在昆明車站只聽見一聲巨響，再醒過來的時候是在昆明一家醫院的病床上了。還好當時戴着棉帽子，腦袋開了瓢兒而已。

這大串聯的深遠意義，誰也說不清，要不怎麼說是不可估量呢。我們在火車上碰見清華體育教研組的年輕老師，說大串聯是毛主席高瞻遠矚，就是要讓年青人到各處走一走長見識。我們覺得茅塞頓開，串聯革命、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政治使命的壓力減輕了許多。我們在全國掀起文攻武衛的熱潮之前，輕鬆地遊覽了桂林山水，觀賞了七星岩、蘆笛岩神斧天工的作品，(聽說後來七星岩、蘆笛岩被紅衛兵造反砸了，原來的景致已不復存在了。比如原來有個孔雀開屏，伸出岩壁的頭和脖子，加上岩壁上斑斕的花紋，維妙維肖。紅衛兵來了，毫不費力地輕輕一敲，脖子連根斷了。要等重新伸出頭來，少說要幾萬年，咱們都等不到了。)我們也到了韶山沖，瞻仰了毛主席故居，踩了踩毛主席當年踩過的土地，摸了摸毛主席幼年玩耍過的竹林中的大竹子，忍了忍，沒好意思在竹子上刻上XXX到此一游。到了重慶，參觀了渣滓洞、白公館，重溫了“紅岩”小說中歌樂山的風貌。我是的確很慶幸我不是那時候的重慶人，要不然鬧不好當了革命黨給抓了去，要是一招供就放倒也沒啥，再給關到這渣滓洞裡，就沒個跑兒了。當然我也絕不是懷疑“紅岩”作者以萬分之一的可能逃出來，人到了那時候和常人不一樣。參觀遊覽的人都沒壓力，沒有一個瘋跑的，全是一步一喘，捶腰揉腿地往上蹭。所以也確實感激革命前輩替我們吃了苦，受了罪。串聯到後期，已有了武鬥的味兒，在西安就碰上革命大辯論加徒手武鬥，幾個戰鬥組成員一合計，不符合大串聯的深遠意義，就匆匆見識了一下大雁塔走人了。

到68年終於清華也武鬥了。從春打到夏，直到毛主席派了工宣隊進駐才算完。工宣隊其實包括軍宣隊。從那時候起學校的文化革命就在軍宣隊和工宣隊的領導下完完全全地按照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走下去了。

軍、工宣隊進校，給以往知識分子成堆的表面文質彬彬的校園加上了不少鹽面兒，胡椒麵兒。不說別的，校園裡憑空多出了許許多多生面孔。雖然大部分是身着軍服和工人裝的嚴肅的標準領導階級讓人看了心裡沒底的臉，可也多了不少花一般生機勃勃的女孩的臉。我們年級就很幸運，分來了一個中女工和一個小女工，麻煩的是偏偏二位都長得相當漂亮，害得大伙兒都心裡忽悠忽悠鬧嚷得慌。不過一般也就是眼角瞟一瞟，心裡翻騰翻騰而已，哪敢真的上前去巴結？當然林子一大什麼鳥兒都會有，瓜子裡嗑出臭蟲什麼仁(人)兒都有了。我們班就有一位不落俗套的勇者。此人雖是農村來的，是我們貧下中農子弟中的一員，但他自覺魅力無窮，屬天生麗質難自棄的那種。常常拿着自己的照片罵，“這是什麼他媽照相館，把我照成這個德性！”於是到照相館跟人家吵架，人家說，這可不就是你嗎？比你本人強。他不忍做無名英雄，把他如何勾搭家鄉富農的女兒，懷了孕不得不結婚的事一五一十地全抖了出來。有經驗的同學分析說，這孩子八成不是你的。於是他又回鄉鬧離婚。這主兒到哪兒都沾花惹草，臉皮還特厚，時不時的還想撈點政治稻草。文化革命剛開始那會兒，劉少奇派了工作組進校，王光美到高校打前站，站在食堂吃飯的大桌子上和學生們見面，說是她下自行車伊始，到學校看望同學們來了。然後給學生們打菜。那天我們東區八飯廳擠得人山人海，都排在王光美那一隊，旁邊兒的大師傅杵着大勺兒在那兒看着。王光美每打一勺菜，把眼光從滿滿的一大勺菜上飄向接菜的學生，嫣然不失嚴肅並且滿含關懷地一笑，讓學生頓時如雨露滋潤，陽光普照一般。那天王光美打的菜比平時大師傅打的菜多一半兒，且肉多。大師傅們心疼啊，可當時不能算經濟帳了，等事後我們接着吃了好幾天的菜幫子燉蝦皮，是後話。當時是有人喊了劉主席萬歲，當然是先喊毛主席萬歲了。待我打菜的時候，王光美已經必須雙手抓勺把兒，笑容也硬了。哪如我們那同學幸運？他居然和王光美握了手。只見他握了手之後，一邊高舉着那手(保持剛握過的痕跡)，一邊高喊着，我和王光美握手了！跑回宿舍，手上抹了墨水，在日記本上印了清清楚楚的手印，以留永久紀念。後來劉少奇倒台，這手印就在他痛哭流涕的檢討後消失了。

清新，純樸的工人階級的異性臉孔給他體內的生命火焰澆了油。他需要“改造”，他需要“重新做人”，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工宣隊談心。樓前，樓後，操場上，苗圃里，小河旁，荷花池邊，眼淚嘩嘩地流，聲調分外輕柔，他的改造過程又特長，加上每一點滴“進步”都要如實匯報加以鞏固，每一點滴“反覆”都要狠狠地批判認識，因此談話永無休止。終於，軍、工宣隊忍無可忍，一紙調令，異性的面孔消失了。這小子悵然失魂了好多天，周圍一片竊笑，他也不在乎，只覺得“改造”尚未成功，哪能如此不近人情？後來知道那小姑娘回廠後還要作檢查，我們大家都知道她是冤枉的，她哪知道這大學生都到了那份兒上了還賊心不死，色心蕩漾呢？

那時候工宣隊看大學生們生活很枯燥，就派工人師傅到各系去教跳舞。一個年級的學生圍成一個大圈，由工人女師傅教跳集體舞。這可讓嬌小可愛的工人女師傅做了難。圍好這個圈子就不容易，雖說禿小子們的眼光總往教跳舞的小女師傅身上掃描，可等小女師傅真的過來拉他了，眼睛卻不知道往哪兒看了。腦袋使勁往領子裡縮，脖子使勁往後扭，紅着個臉，一個勁兒地躲。好容易教上了，也是縮着脖子手插兜兒，前擁後推擠着走，沒一個正經學的。

俗話說幹什麼的吆喝什麼。社會上是抓革命促生產，學校里就是複課鬧革命了。一邊上課，一邊兒整頓革命秩序，把學校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那時候，軍、工宣隊常常組織學生政治學習，做報告，傳達中央精神，最高指示，並想方設法掰開揉碎地給學生們解釋，儘量深入淺出。這就免不了出些笑話.比如什麼是共產主義？到了共產主義，家家都有成箱子成箱子的錢，根本花不了。等等。無線電系的淘氣鬼們不甘寂寞，發明了“暈倒”。標準動作是當聽到忍無可忍的話時，右手扶右前額，閉眼，向後仰倒，“唔”，一倒一片。若是在大禮堂，一下子一大片，加上時間上掌握不那麼同步，就如“多米諾骨牌”一般，又如大型體育比賽開幕式上的背景造型一樣。等工宣隊領導打聽到原來是對工人階級的蔑視後，雷霆之勢的憤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好小子，叫你們暈倒，有你們真暈倒的時候！

後來畢業分配的消息從中央飄了下來，大家都感到一個大的人生轉折就要鄰近了。學生們盼着分配，因為已經在這個石頭磚牆裡生活了四、五年，甚至六、七年了，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了。外面的世界很奇妙，外面的世界很誘惑，同時又覺得外面的世界很恐懼，因為那兒關繫着自己的命運。

有一天，傳出消息說，康生說的，今年的大學生分配要震驚全世界。大家就嘀咕了，怎麼樣才叫震驚全世界呢？往外國分配？後來才知道，那叫“四個面向”：面向基層，面向邊疆，面向農村，面向廠礦。是啊，這不和下放、流放、勞改沒什麼大區別了嗎？不震驚全世界才有鬼呢。從那以後，學生們就惶惶不可終日地等待着最後判決。特別是那些出身特別好的和出身特別不好的，隨時準備着“暈倒”。

出身特別好的，一定分到機要部門，象核試驗基地。當時已有一批根紅苗壯的打前站分到了蘭州西北的大漠裡。一位學長在那兒一年，天天扛沙袋，築工事，好讓原子彈炸。整天累得腰酸腿疼不說，生活實在是枯燥無味。終於有一天，仗着出身紅得透亮，祖上三代沒有一點渣兒的根基，截住了團長的小汽車，砸了玻璃還罵街。說是要自由。結果給了他一個帶鐵門鐵窗的小屋子的自由。等重新把自由擴大出那屋子以後，還得接着扛麻袋，而且還得多扛。消息傳來，出身好的學生們個個目瞪口呆；出身不好的長吁一口氣卻也不輕鬆，因為四個面向的邊疆農村那地方不照顧出身不好的就不足以平民憤。當然了，也傳說有個不成文的原則，叫“遠分對兒(同學之間搞了對象的)，近分贅兒(在當地有對象的，免了調動的麻煩)，不遠不近分光棍兒”。我自己的這點兒帳好算，出身貧農但父親是受過隔離審查的幹部，不算壞也夠不上“機要”；沒有校內的女朋友也沒有校外的女朋友，典型光棍一條。所以近不了也遠不到哪兒去，倒也不怎麼上心。加上我這個人傻巴拉嘰的沒心計，盡說些大實話，保不齊就招人喜歡。系教工那邊兒的陸軍小郭就對我特好。因為和教工一起組織過系文藝宣傳隊到外面去巡迴演出，和系裡教工挺熟，常去系裡，也就認識了小郭。小郭是農村兵，人樸實、誠懇，還知情達理，我們倆居然就能說得來。如今想起來，說不定當時有人懷疑我有腐蝕拉攏軍宣隊的嫌疑呢。

小郭待我特好，有時就給我透個口信兒什麼的。比如有一次系階梯教室的後排座位上發現了一幅“反動”畫。畫的是一把尖刀，刀尖兒直指一個“宋”字。正好系裡一個海軍宣傳隊員姓宋。這問題就嚴重了，簡直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居然有人要向軍宣隊開刀了。小郭一跟我說，我嚇了一跳，說，我也有一把匕首，和畫上的一模一樣，在學校宣布收繳武器的時候偷偷扔到一間破屋子的梁上去了。小郭嚴肅地關心說，你看，哪能這麼幹？趕緊去拿回來交給我。這畫的事呢，先不要聲張。後來全系師生排成單列走過階梯教室最後一排的座位，一方面是上一堂階級教育課，另一方面是看看有沒有線索，打一場人民戰爭。等大家都看完了，一個姓宋的同學就去自首了，說，那畫是他畫的，“宋”是他自己，因為魯迅說過要嚴於解剖自己，他就是這麼想的。宋同學出身不算差，表現也不錯，又沒有前科。所以大家就以此為一教訓，不可為階級敵人所利用來亂了我們無產階級陣腳。但階級鬥爭無處不在，抓不出階級敵人是階級鬥爭的弦繃得不緊的表現。因此後來抓出了一個“階級敵人”，此人有海外關係，其父母是美國福特汽車公司的工程師，其本人平時不好好改造，愛講怪話。如這樣父母為美帝國主義效勞製造汽車侵略亞洲人民的狗崽子此時不抓出來專政更待何時！這同學就進了專政小組。

我雖私藏武器，但主動交出，認識清楚，經小郭推薦，我就進了專政管理小組。系裡有個專政組，管着系級黑幫和反動教工及學生。管理小組有軍、工宣隊員及革命群眾組成。我們的任務是監督他們寫檢查，不准他們亂說亂動。一天三頓飯都是排隊去食堂，打好飯再排隊回系館。一溜灰頭土臉夾着飯碗的，旁邊一個押解的，和勞改農場沒兩樣。大名鼎鼎的何東昌因為最早是工物系系主任，所以也歸到工物系專政組管。

說起何東昌，後來重新當官有了權卻招來了大部分人的咬牙切齒的咒罵，名聲也一敗塗地，那也是他自己活該。這何東昌其實很可惜，解放前是學生地下黨，人聰明透頂，若不是服從了組織安排，他肯定可以在科學界獨樹一幟，成為流芳百世的科學家，那些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也未必能望其項背。他原來的專長是航空動力學，革命把他推上了政治大舞台，文化革命把他推上了審判台，他受了很多的罪，吃了很多的苦。我在專政組和他有過幾面之交。

何東昌如果沒有成見，應該記得我這個對他和藹又可親，尊重又愛護的小看守。我從來沒給過他難堪，沒有喝斥過他，甚至他不願意去食堂吃飯，說是要寫檢查，我也不勉強他。好吧，就留下寫吧，可你吃什麼呀？我問。他說，他還有一個窩頭和半塊鹹菜。那你不要別的了？我不顧忌幫他點忙。不要了，他說。何東昌在我進校的時候是校黨委第三副書記，在艾知生之上，同時又是工物系系主任。他常給學生們做報告，幽默風趣，又博學多才，給我們的印象好得很。可他那種幽默的神情，滿不在乎的態度給他找了不少的麻煩。讓他吃了不少多餘的苦頭兒。革命群眾覺得他總是誠心搗蛋。在他進我們系的專政組之前，我親眼看到他和校級黑幫們一起鋤草，用鐮刀把虎口割了一個大口子，血嘩嘩的流，他不緊不慢地要求工宣隊去校醫院治療。校醫院居然不給打麻藥就縫上了，疼得何東昌汗珠子大如黃豆。不少革命群眾雖然無能為力卻也有些抱不平，我就是一個。說起來也不由他不恨文革，不由他不恨造反派。但我覺得他缺乏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胸懷，他恨所有的人，包括同情過他保護過他的人，這就可憐了。儘管如此，我仍然逢人便嘮叨一下何東昌是如何如何可惜，以此化解一點人們的憎恨。

咱回到畢業分配的話題上來。

有軍宣隊員和我私人交情那麼好，給我撐腰，我應該是隨心所欲，不必擔憂了？非也。上帝的安排誰也不能預料。偏偏小郭是陸軍，而且又在教工部，而工物系學生分配權在海軍，穿灰軍裝的。而且，偏偏穿灰軍裝的小王又是不喜歡我這種天性的人；加之偏偏我這狗脾氣又看不上如海軍小王兒那種故弄玄虛，故做深沉的德性。一樣一樣湊到一塊兒，決定了我後來坎坷的命運。

海軍小王兒很年輕，大約和我們同齡，卻深沉得令人窒息。有時他也到學生中來和大家聊聊，可絕不向大家泄露半點分配的以及他個人的任何信息。你問他什麼地方的人，他說你問這個幹什麼？(怕有照顧同鄉之嫌？)你問他叫什麼名字，他說你沒必要知道。(怕有人暗害？)你問他入伍多少年了，他說，不該打聽的別打聽。。。唉，大部分同學無可奈何，搖搖頭走了。偏偏我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笨蛋，沒什麼能耐還想為民請命，指着海軍小王兒的鼻子，氣急敗壞地說，大家想跟你聊聊天兒，你看你，你有什麼了不起？怎麼就不能說呢？海軍小王兒心平氣和地說，是的，我沒什麼了不起，我就是一個管你們畢業分配的而已。話都說的這份兒上了，形勢可見有多險峻了，我卻體會不到，真是笨到可以的地步了。記得陸軍小郭曾暗示我要找海軍小王檢討，我卻以為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說什麼也不低頭。後來也知道，包括軍宣隊和工宣隊在內都有人為我爭取過，但正氣凜然的革命勢力終究占了上風，絕不能縱容如我這樣的狂妄不知天高地厚的學生得逞，不打擊，不教訓，就不足以扶正壓邪，就不能體現不斷革命論的必要性：放任自己不進行不斷的改造，出身好的照樣脫離革命航向。

同學們一個個地都有了方案，有的都打包走了。對口的分配約占三分之一，其餘的都不對口，但分配並不如想象的那麼差，離老家近的，分到中小城市的，或是分到廠礦的，占了大多數。就連存心不良勾引工宣隊的色狼都分回家鄉的縣級單位。就是我，遲遲沒有下來方案。這等待本身的折磨其實就是一種懲罰。待大多數人都走了之後，海軍小王兒給我從外系“爭取”到了一個名額，是黑龍江省軍區農場鍛煉的名額，說是我需要鍛煉一下。那時的我被這個人人都明白是最差的懲罰性的分配擊垮了。總有三天三夜沒吃好沒睡好。幾乎一天也不說一句話，夜深人靜的時候總在想着三千里地外的冰天雪地、深山老林、荒無人煙、與熊為伍。。。我想到了自我記事以來的各次政治運動後期都有一批一批的人被戴上帽子，如現行或歷史反革命，右派等等大帽子，哪兒遠，哪兒苦，就往哪兒一送，去干純體力活兒，用“勞動”把他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改造成熱愛黨熱愛社會主義的思想。我現在和他們有什麼區別？只不過我沒有個如緊箍咒的帽子而已，至於“臭老九”的名諱畢竟是自嘲的戲稱。但有一點，精神雖然垮了，卻沒有屈服，沒有求任何人，在人前從不作可憐相。同學們越是投過來同情的目光，我就越是作出無所謂的樣子。同學們也不好哪壺不開提哪壺。我忍了這一刀，吞下了這個苦果，認了命運的這個安排。當然心裡也是恨恨的。那時候的學生其實真挺老實，根本就沒有想到要去還他一刀，或是找個別的辦法去報復(當然也是由於實力的差距實在太大，就如小妖精對如來佛，怎麼可能抗衡)。忍為高和為貴嘛，即使是受了傷，也要躲在沒人的暗處自己把血舔干，還挺不好意思的呢。頂多如阿Q那樣罵一句“媽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