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工程物理系在六十年代是清华首当其冲的机要系。在外边儿不用说别的，只要一说是“工物系”的，看你的眼光立刻就变了样儿，你穿得再土，说话再怯，没关系，人家说什么也拿你当“高材生”，你就是国家原子能未来的栋梁。开了学一打听，嗬，什么上海高考第一名，福建高考第一、二、三名，北京高考第一名，等等，全在我们这个年级。再一细问，北京第八名和我一宿舍。虽说自己不定第多少名呢，也让人家一、二、三名的虎皮辉映得浑身添彩。那时候特愿意回原来中学去聚会，其实是回去显摆。好赖是自己学校里的第一、二、三名吧。看着同学们又是羡慕又是嫉妒的表情，心里是乐滋儿滋儿的。

喜悦、兴奋、骄傲，其实并没有持续很久。因为越是升级，就越是接近毕业分配，越是接近现实生活。都说工物系头三年趾高气扬，后三年垂头丧气。没错儿。为什么？因为将来工作的地方都是荒无人烟的边远地区。你想和原子能，贴切地说，和原子弹有关的地方能在大城市吗？就这事儿，几乎是埋在每个人心里的定时原子弹，揪着心吊着胆，就怕什么时候炸了。辽宁葫芦岛是核潜艇基地，那是有名的和尚岛，一色儿的秃小子，连个头发长得长点儿的都没有。听说，周末放假到附近的镇上去买东西，散心，碰上个穿带色儿衣服的，就都象猪八戒一样，一双双贼眼紧紧盯住，下巴搭拉着，在沉默中目送直到伸脖子翘脚也看不到为止，收回眼光需眨巴个把分钟才能复原，哈拉子“秃噜”一声吸进嘴里，叭嗒着琢磨滋味儿；还听说，兰州西北的核基地里，光棍儿成堆，成箩，凡是女的，比如女大师傅，就不管长相了，一律鼻孔朝天，这份儿挑啊，挑得核基地最主要的副产品是盛产模范丈夫。

人家农村来的，家里早早的就给划拉一个，从农村到基地，也差不哪儿去，倒也不急。非农村的学生们就惨点儿了。想在同学中解决，资源实在太少。清华本来女生就少，也就五分之一。工物系更少，才十分之一。这十分之一的女中豪杰，个顶个儿的都身手不凡，甚至有的觉得自己就是那未来的居里夫人第二，这形势实在是清楚得很，不由你不惦记着。

还没到真着急的时候，文化革命了。革命的浪潮把人们冲到革命的汪洋大海里。在这海洋里，谁也没处藏没处躲，该淹死的一定淹死，不该淹死的只有路一条，跟着革命的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革命了嘛，毕业不毕业，毕业了干吗去，都不是我们要想的事了。大革命的那两年(66－68)，你若是学生，又不去真刀真枪地上战场，那可真是神仙一个，人说，仨饱儿俩倒儿，一圈儿大字报，昏天黑地，革命最逍遥。你不想写大字报就别写，反正有人写。大字报连文带画儿，新奇又耐看。赶上哪儿斗黑帮，跟着一路看热闹，耍猴儿似的。后来武斗，你别往里搀和，站远点儿，机灵点儿，躲着别让横竖乱飞的砖头砸着。特别是革命大串联，哪朝哪代哪辈子有这事儿？坐火车不要钱，吃饭住旅馆不要钱，还到哪儿都拿你当“中央来的”看。真是千载难逢。我们战斗组和所有革命组织一样也乘上了南去的列车串联了。

说起大串联，最难忘的要数乘火车了。一般人是没有福气领略文化大革命大串联乘火车的滋味了。车厢里三维空间分为四个层次：座位上一层，座位下一层，座位的靠背上一层，行李架上又一层。我没上过行李架，据说那一层相当于卧铺，最舒服。在车里最难的是上厕所，没缝儿，过不去；就是过去了，厕所里还是人。憋尿的本事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现在在美国，有的家里养狗，早晨出去上班，狗在家里闷一天。这狗都是训练出来的，不在屋里拉撒。晚上主人回来，一开门，就见狗呲牙咧嘴，摇头晃脑，听说那就是屎尿蹩的。等你带它出去，它就迫不及待地又拉又撒。我们那时候就和美国的狗一样，车不停就忍着，等到了站，冲出火车就奔厕所。我们战斗组里的小钱创下了一天一夜不吃不喝，不拉不撒的记录。另外，坐火车不要钱，这火车也就没了点儿了。该停不停，不该停老停，全凭司机调度临场发挥了。这也不赖他们，客运全乱了套，想正点也办不到。串联下来不出大事就念阿弥陀佛。我们原来一个大院儿里的伙伴在昆明车站只听见一声巨响，再醒过来的时候是在昆明一家医院的病床上了。还好当时戴着棉帽子，脑袋开了瓢儿而已。

这大串联的深远意义，谁也说不清，要不怎么说是不可估量呢。我们在火车上碰见清华体育教研组的年轻老师，说大串联是毛主席高瞻远瞩，就是要让年青人到各处走一走长见识。我们觉得茅塞顿开，串联革命、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使命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我们在全国掀起文攻武卫的热潮之前，轻松地游览了桂林山水，观赏了七星岩、芦笛岩神斧天工的作品，(听说后来七星岩、芦笛岩被红卫兵造反砸了，原来的景致已不复存在了。比如原来有个孔雀开屏，伸出岩壁的头和脖子，加上岩壁上斑斓的花纹，维妙维肖。红卫兵来了，毫不费力地轻轻一敲，脖子连根断了。要等重新伸出头来，少说要几万年，咱们都等不到了。)我们也到了韶山冲，瞻仰了毛主席故居，踩了踩毛主席当年踩过的土地，摸了摸毛主席幼年玩耍过的竹林中的大竹子，忍了忍，没好意思在竹子上刻上XXX到此一游。到了重庆，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重温了“红岩”小说中歌乐山的风貌。我是的确很庆幸我不是那时候的重庆人，要不然闹不好当了革命党给抓了去，要是一招供就放倒也没啥，再给关到这渣滓洞里，就没个跑儿了。当然我也绝不是怀疑“红岩”作者以万分之一的可能逃出来，人到了那时候和常人不一样。参观游览的人都没压力，没有一个疯跑的，全是一步一喘，捶腰揉腿地往上蹭。所以也确实感激革命前辈替我们吃了苦，受了罪。串联到后期，已有了武斗的味儿，在西安就碰上革命大辩论加徒手武斗，几个战斗组成员一合计，不符合大串联的深远意义，就匆匆见识了一下大雁塔走人了。

到68年终于清华也武斗了。从春打到夏，直到毛主席派了工宣队进驻才算完。工宣队其实包括军宣队。从那时候起学校的文化革命就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下完完全全地按照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走下去了。

军、工宣队进校，给以往知识分子成堆的表面文质彬彬的校园加上了不少盐面儿，胡椒面儿。不说别的，校园里凭空多出了许许多多生面孔。虽然大部分是身着军服和工人装的严肃的标准领导阶级让人看了心里没底的脸，可也多了不少花一般生机勃勃的女孩的脸。我们年级就很幸运，分来了一个中女工和一个小女工，麻烦的是偏偏二位都长得相当漂亮，害得大伙儿都心里忽悠忽悠闹嚷得慌。不过一般也就是眼角瞟一瞟，心里翻腾翻腾而已，哪敢真的上前去巴结？当然林子一大什么鸟儿都会有，瓜子里嗑出臭虫什么仁(人)儿都有了。我们班就有一位不落俗套的勇者。此人虽是农村来的，是我们贫下中农子弟中的一员，但他自觉魅力无穷，属天生丽质难自弃的那种。常常拿着自己的照片骂，“这是什么他妈照相馆，把我照成这个德性！”于是到照相馆跟人家吵架，人家说，这可不就是你吗？比你本人强。他不忍做无名英雄，把他如何勾搭家乡富农的女儿，怀了孕不得不结婚的事一五一十地全抖了出来。有经验的同学分析说，这孩子八成不是你的。于是他又回乡闹离婚。这主儿到哪儿都沾花惹草，脸皮还特厚，时不时的还想捞点政治稻草。文化革命刚开始那会儿，刘少奇派了工作组进校，王光美到高校打前站，站在食堂吃饭的大桌子上和学生们见面，说是她下自行车伊始，到学校看望同学们来了。然后给学生们打菜。那天我们东区八饭厅挤得人山人海，都排在王光美那一队，旁边儿的大师傅杵着大勺儿在那儿看着。王光美每打一勺菜，把眼光从满满的一大勺菜上飘向接菜的学生，嫣然不失严肃并且满含关怀地一笑，让学生顿时如雨露滋润，阳光普照一般。那天王光美打的菜比平时大师傅打的菜多一半儿，且肉多。大师傅们心疼啊，可当时不能算经济帐了，等事后我们接着吃了好几天的菜帮子炖虾皮，是后话。当时是有人喊了刘主席万岁，当然是先喊毛主席万岁了。待我打菜的时候，王光美已经必须双手抓勺把儿，笑容也硬了。哪如我们那同学幸运？他居然和王光美握了手。只见他握了手之后，一边高举着那手(保持刚握过的痕迹)，一边高喊着，我和王光美握手了！跑回宿舍，手上抹了墨水，在日记本上印了清清楚楚的手印，以留永久纪念。后来刘少奇倒台，这手印就在他痛哭流涕的检讨后消失了。

清新，纯朴的工人阶级的异性脸孔给他体内的生命火焰浇了油。他需要“改造”，他需要“重新做人”，所以一次又一次地找工宣队谈心。楼前，楼后，操场上，苗圃里，小河旁，荷花池边，眼泪哗哗地流，声调分外轻柔，他的改造过程又特长，加上每一点滴“进步”都要如实汇报加以巩固，每一点滴“反复”都要狠狠地批判认识，因此谈话永无休止。终于，军、工宣队忍无可忍，一纸调令，异性的面孔消失了。这小子怅然失魂了好多天，周围一片窃笑，他也不在乎，只觉得“改造”尚未成功，哪能如此不近人情？后来知道那小姑娘回厂后还要作检查，我们大家都知道她是冤枉的，她哪知道这大学生都到了那份儿上了还贼心不死，色心荡漾呢？

那时候工宣队看大学生们生活很枯燥，就派工人师傅到各系去教跳舞。一个年级的学生围成一个大圈，由工人女师傅教跳集体舞。这可让娇小可爱的工人女师傅做了难。围好这个圈子就不容易，虽说秃小子们的眼光总往教跳舞的小女师傅身上扫描，可等小女师傅真的过来拉他了，眼睛却不知道往哪儿看了。脑袋使劲往领子里缩，脖子使劲往后扭，红着个脸，一个劲儿地躲。好容易教上了，也是缩着脖子手插兜儿，前拥后推挤着走，没一个正经学的。

俗话说干什么的吆喝什么。社会上是抓革命促生产，学校里就是复课闹革命了。一边上课，一边儿整顿革命秩序，把学校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时候，军、工宣队常常组织学生政治学习，做报告，传达中央精神，最高指示，并想方设法掰开揉碎地给学生们解释，尽量深入浅出。这就免不了出些笑话.比如什么是共产主义？到了共产主义，家家都有成箱子成箱子的钱，根本花不了。等等。无线电系的淘气鬼们不甘寂寞，发明了“晕倒”。标准动作是当听到忍无可忍的话时，右手扶右前额，闭眼，向后仰倒，“唔”，一倒一片。若是在大礼堂，一下子一大片，加上时间上掌握不那么同步，就如“多米诺骨牌”一般，又如大型体育比赛开幕式上的背景造型一样。等工宣队领导打听到原来是对工人阶级的蔑视后，雷霆之势的愤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好小子，叫你们晕倒，有你们真晕倒的时候！

后来毕业分配的消息从中央飘了下来，大家都感到一个大的人生转折就要邻近了。学生们盼着分配，因为已经在这个石头砖墙里生活了四、五年，甚至六、七年了，想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了。外面的世界很奇妙，外面的世界很诱惑，同时又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恐惧，因为那儿关系着自己的命运。

有一天，传出消息说，康生说的，今年的大学生分配要震惊全世界。大家就嘀咕了，怎么样才叫震惊全世界呢？往外国分配？后来才知道，那叫“四个面向”：面向基层，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厂矿。是啊，这不和下放、流放、劳改没什么大区别了吗？不震惊全世界才有鬼呢。从那以后，学生们就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最后判决。特别是那些出身特别好的和出身特别不好的，随时准备着“晕倒”。

出身特别好的，一定分到机要部门，象核试验基地。当时已有一批根红苗壮的打前站分到了兰州西北的大漠里。一位学长在那儿一年，天天扛沙袋，筑工事，好让原子弹炸。整天累得腰酸腿疼不说，生活实在是枯燥无味。终于有一天，仗着出身红得透亮，祖上三代没有一点渣儿的根基，截住了团长的小汽车，砸了玻璃还骂街。说是要自由。结果给了他一个带铁门铁窗的小屋子的自由。等重新把自由扩大出那屋子以后，还得接着扛麻袋，而且还得多扛。消息传来，出身好的学生们个个目瞪口呆；出身不好的长吁一口气却也不轻松，因为四个面向的边疆农村那地方不照顾出身不好的就不足以平民愤。当然了，也传说有个不成文的原则，叫“远分对儿(同学之间搞了对象的)，近分赘儿(在当地有对象的，免了调动的麻烦)，不远不近分光棍儿”。我自己的这点儿帐好算，出身贫农但父亲是受过隔离审查的干部，不算坏也够不上“机要”；没有校内的女朋友也没有校外的女朋友，典型光棍一条。所以近不了也远不到哪儿去，倒也不怎么上心。加上我这个人傻巴拉叽的没心计，尽说些大实话，保不齐就招人喜欢。系教工那边儿的陆军小郭就对我特好。因为和教工一起组织过系文艺宣传队到外面去巡回演出，和系里教工挺熟，常去系里，也就认识了小郭。小郭是农村兵，人朴实、诚恳，还知情达理，我们俩居然就能说得来。如今想起来，说不定当时有人怀疑我有腐蚀拉拢军宣队的嫌疑呢。

小郭待我特好，有时就给我透个口信儿什么的。比如有一次系阶梯教室的后排座位上发现了一幅“反动”画。画的是一把尖刀，刀尖儿直指一个“宋”字。正好系里一个海军宣传队员姓宋。这问题就严重了，简直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居然有人要向军宣队开刀了。小郭一跟我说，我吓了一跳，说，我也有一把匕首，和画上的一模一样，在学校宣布收缴武器的时候偷偷扔到一间破屋子的梁上去了。小郭严肃地关心说，你看，哪能这么干？赶紧去拿回来交给我。这画的事呢，先不要声张。后来全系师生排成单列走过阶梯教室最后一排的座位，一方面是上一堂阶级教育课，另一方面是看看有没有线索，打一场人民战争。等大家都看完了，一个姓宋的同学就去自首了，说，那画是他画的，“宋”是他自己，因为鲁迅说过要严于解剖自己，他就是这么想的。宋同学出身不算差，表现也不错，又没有前科。所以大家就以此为一教训，不可为阶级敌人所利用来乱了我们无产阶级阵脚。但阶级斗争无处不在，抓不出阶级敌人是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的表现。因此后来抓出了一个“阶级敌人”，此人有海外关系，其父母是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工程师，其本人平时不好好改造，爱讲怪话。如这样父母为美帝国主义效劳制造汽车侵略亚洲人民的狗崽子此时不抓出来专政更待何时！这同学就进了专政小组。

我虽私藏武器，但主动交出，认识清楚，经小郭推荐，我就进了专政管理小组。系里有个专政组，管着系级黑帮和反动教工及学生。管理小组有军、工宣队员及革命群众组成。我们的任务是监督他们写检查，不准他们乱说乱动。一天三顿饭都是排队去食堂，打好饭再排队回系馆。一溜灰头土脸夹着饭碗的，旁边一个押解的，和劳改农场没两样。大名鼎鼎的何东昌因为最早是工物系系主任，所以也归到工物系专政组管。

说起何东昌，后来重新当官有了权却招来了大部分人的咬牙切齿的咒骂，名声也一败涂地，那也是他自己活该。这何东昌其实很可惜，解放前是学生地下党，人聪明透顶，若不是服从了组织安排，他肯定可以在科学界独树一帜，成为流芳百世的科学家，那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未必能望其项背。他原来的专长是航空动力学，革命把他推上了政治大舞台，文化革命把他推上了审判台，他受了很多的罪，吃了很多的苦。我在专政组和他有过几面之交。

何东昌如果没有成见，应该记得我这个对他和蔼又可亲，尊重又爱护的小看守。我从来没给过他难堪，没有喝斥过他，甚至他不愿意去食堂吃饭，说是要写检查，我也不勉强他。好吧，就留下写吧，可你吃什么呀？我问。他说，他还有一个窝头和半块咸菜。那你不要别的了？我不顾忌帮他点忙。不要了，他说。何东昌在我进校的时候是校党委第三副书记，在艾知生之上，同时又是工物系系主任。他常给学生们做报告，幽默风趣，又博学多才，给我们的印象好得很。可他那种幽默的神情，满不在乎的态度给他找了不少的麻烦。让他吃了不少多余的苦头儿。革命群众觉得他总是诚心捣蛋。在他进我们系的专政组之前，我亲眼看到他和校级黑帮们一起锄草，用镰刀把虎口割了一个大口子，血哗哗的流，他不紧不慢地要求工宣队去校医院治疗。校医院居然不给打麻药就缝上了，疼得何东昌汗珠子大如黄豆。不少革命群众虽然无能为力却也有些抱不平，我就是一个。说起来也不由他不恨文革，不由他不恨造反派。但我觉得他缺乏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他恨所有的人，包括同情过他保护过他的人，这就可怜了。尽管如此，我仍然逢人便唠叨一下何东昌是如何如何可惜，以此化解一点人们的憎恨。

咱回到毕业分配的话题上来。

有军宣队员和我私人交情那么好，给我撑腰，我应该是随心所欲，不必担忧了？非也。上帝的安排谁也不能预料。偏偏小郭是陆军，而且又在教工部，而工物系学生分配权在海军，穿灰军装的。而且，偏偏穿灰军装的小王又是不喜欢我这种天性的人；加之偏偏我这狗脾气又看不上如海军小王儿那种故弄玄虚，故做深沉的德性。一样一样凑到一块儿，决定了我后来坎坷的命运。

海军小王儿很年轻，大约和我们同龄，却深沉得令人窒息。有时他也到学生中来和大家聊聊，可绝不向大家泄露半点分配的以及他个人的任何信息。你问他什么地方的人，他说你问这个干什么？(怕有照顾同乡之嫌？)你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你没必要知道。(怕有人暗害？)你问他入伍多少年了，他说，不该打听的别打听。。。唉，大部分同学无可奈何，摇摇头走了。偏偏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笨蛋，没什么能耐还想为民请命，指着海军小王儿的鼻子，气急败坏地说，大家想跟你聊聊天儿，你看你，你有什么了不起？怎么就不能说呢？海军小王儿心平气和地说，是的，我没什么了不起，我就是一个管你们毕业分配的而已。话都说的这份儿上了，形势可见有多险峻了，我却体会不到，真是笨到可以的地步了。记得陆军小郭曾暗示我要找海军小王检讨，我却以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说什么也不低头。后来也知道，包括军宣队和工宣队在内都有人为我争取过，但正气凛然的革命势力终究占了上风，绝不能纵容如我这样的狂妄不知天高地厚的学生得逞，不打击，不教训，就不足以扶正压邪，就不能体现不断革命论的必要性：放任自己不进行不断的改造，出身好的照样脱离革命航向。

同学们一个个地都有了方案，有的都打包走了。对口的分配约占三分之一，其余的都不对口，但分配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差，离老家近的，分到中小城市的，或是分到厂矿的，占了大多数。就连存心不良勾引工宣队的色狼都分回家乡的县级单位。就是我，迟迟没有下来方案。这等待本身的折磨其实就是一种惩罚。待大多数人都走了之后，海军小王儿给我从外系“争取”到了一个名额，是黑龙江省军区农场锻炼的名额，说是我需要锻炼一下。那时的我被这个人人都明白是最差的惩罚性的分配击垮了。总有三天三夜没吃好没睡好。几乎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夜深人静的时候总在想着三千里地外的冰天雪地、深山老林、荒无人烟、与熊为伍。。。我想到了自我记事以来的各次政治运动后期都有一批一批的人被戴上帽子，如现行或历史反革命，右派等等大帽子，哪儿远，哪儿苦，就往哪儿一送，去干纯体力活儿，用“劳动”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成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我现在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我没有个如紧箍咒的帽子而已，至于“臭老九”的名讳毕竟是自嘲的戏称。但有一点，精神虽然垮了，却没有屈服，没有求任何人，在人前从不作可怜相。同学们越是投过来同情的目光，我就越是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同学们也不好哪壶不开提哪壶。我忍了这一刀，吞下了这个苦果，认了命运的这个安排。当然心里也是恨恨的。那时候的学生其实真挺老实，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去还他一刀，或是找个别的办法去报复(当然也是由于实力的差距实在太大，就如小妖精对如来佛，怎么可能抗衡)。忍为高和为贵嘛，即使是受了伤，也要躲在没人的暗处自己把血舔干，还挺不好意思的呢。顶多如阿Q那样骂一句“妈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