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文革歲月(5)

苑波

（續）

二十一
1971年秋天的一個傍晚，我像往常一樣回家。晚飯以後，父母一句話不說，翻箱倒櫃，把家裡所有的書，報紙，雜誌，甚至我隨身攜帶的紅寶書都收到裡屋，然後把門關得緊緊地。我聽見他們在屋內大片大片地撕毀紙張，而且還不停地唉聲嘆氣，就感到一定出了什麼大事。無論我如何敲，父母都不給我開門，讓我自己出去玩。後來，他們大概是收拾好了東西，所有要處理的紙張被塞進一個大包。父親靠在床上，一言不發。我一進去，就看見我們家那張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的合影不見了。母親把紅寶書還給我，打開以後我也馬上發現有變化。再版前言被撕掉了，還有林彪的手書：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等也不見了。我問父母發生了什麼事情。父親說你還小，不懂事，千萬不能亂說話，說錯了話是要掉腦袋的。然後，鄭重地告訴我，林彪謀害毛主席未遂，投敵叛國，摔死了。簡直如晴天霹靂一般，我當時就傻了，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先是感到恐怖，然後又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副統帥”、“最最親密的戰友”、“九大”黨章明確規定的“接班人”，剎那間成了“林賊”？還敢謀害毛主席？幾十年過去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夜晚。
那段日子，全國非常緊張。十一的慶祝活動被取消。所有的人都必須回到工作崗位。然後一層一層地傳達中央文件。我們小學生還不算最後一批，所以被要求嚴格遵守紀律，誰也不能議論林彪事件，也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消息，還要互相監督。所以，雖然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但在公共場合甚至私下都不會有任何人談論林彪事件。同學們心照不宣，好像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一樣。我們被要求銷毀所有和林彪有關的圖片和文字。而且，因為是林彪倡導的三忠於、四無限，所有個人崇拜的東西都被取消，包括必須上繳所有毛主席的像章。我所在的校文藝宣傳隊也隨即解散。
記得傳達的文件很多，也很長。連傳達文件的上級幹部在台上也連連用手掐自己的大腿。怕自己讀錯，或懷疑自己是在夢中？開始我們都看不到飛機墜毀、林彪屍體等照片。後來是把這些照片臨時放到一個櫥窗里，旁邊有人站崗，然後由老師帶隊，一個班一個班排隊看的。當時同學們大眼瞪小眼，大氣兒不敢出。然後全國唱革命歌曲和《國際歌》。我們鐵五小唱的是《畢業歌》，鐵二中的指揮是錢進，個子不高，但特別有精神。記得那時的氣氛很悲壯、壓抑，同學們之間的話語也很少。這種緊張的氣氛直到尼克松訪華之後才慢慢緩解。當時有個笑話，美國記者問北京的小朋友:你們的副統帥去哪裡了？這位小朋友就說：嗝屁着涼，汪洋大海洋。弄得這位記者一時間找不到北，無論如何字典上也查不到這幾個字的含義。從此，越來越多的人才開始公開議論林彪事件。當時搞運動，不能說批判林彪，而是批劉少奇一類政治騙子。
因為林彪事件，群眾的政治熱情明顯衰退，文革的勢頭受阻，狂熱的個人崇拜嘎然而止。71年10月26日，聯合國恢復我國的合法席位。那天和父親打開世界地圖，把所有投反對票的國家過了一遍，記得主要是中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小國。最讓人難忘的是喬冠華副外長在聯合國那充滿自信的笑容，向全世界展現了中國人的風采。不久，毛澤東參加陳毅追悼會。大批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回到工作崗位。時過境遷，中國社會悄悄地變化着。

二十二
1971年，設計院為了豐富職工家屬的業餘文化生活，在一片空地上修建電影院。其實，它根本不是什麼真正意義上的電影院。首先它是露天的，只不過有個圍牆，加上一排一排用磚頭和水泥砌成的凳子，對號入座。蘭州鐵路文化宮條件好，但歸鐵路局管理，除非特別情況，比如新年文藝會演什麼的，一般設計院無法隨意使用，可謂受制於人。所以，就是這樣一個簡陋的地方，卻成了那個年月設計院孩子們主要的娛樂場所。在這裡，攔路搶劫、聚眾鬥毆、調戲女孩子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成了設計院子弟拉幫結夥和出風頭的地方。
如果有好電影，比如朝鮮或阿爾巴尼亞的進口片，為了買張電影票，就得提前排隊，人擠人，人蹬人。由於那個賣票窗口常被擠壞，後來乾脆就換成一塊大鐵板，下面掏了一個小窟窿，只容一隻手伸進去。人們照樣擁擠在鐵板前，奮不顧身地向小洞裡伸胳膊。裡面的售票同志根本就不問買幾張票，問也白問，外面亂鬨鬨的誰也聽不見。只好抓住伸進來的手，根據手裡的錢數給票。那時的售票員是個瘸子，由於一票難求，人們都想巴結他，所以他牛氣的很，見人都愛搭不理的。我們這些小毛孩對此公更是敬慕，就連他走路一拐一拐的都覺得特有派頭。人生的理想就是長大當賣電影票的。
進去之後，孩子們最喜歡做的事情就是在那一排一排沒有靠背的水泥凳子上跨越跑。有一次我一腳踩空，下巴磕到了前面的台子，當時就鮮血直流，馬上送醫院，還縫了兩針，至今留有一個傷疤。那天晚上，包好了傷口，回到影院，看了一部影響了我一生的黑白記錄片 《乒壇盛開友誼花》，記錄的是71年中國乒乓球隊參加日本名古屋第31屆世乒賽的盛況。這部影片我看了多遍。印象最深的是梁戈亮和日本選手長谷川的比賽，還有本格森。也清楚地記得莊則棟、張燮林、郗恩庭、李景光、林慧卿、鄭敏之、鄭懷穎、和李莉等我國選手。影片主旋律 《小小銀球傳友誼》至今讓人難忘。那輕鬆和歡快的節奏曾帶給我們多少美好的希望和幻想啊！從此乒乓球伴隨我的一生。
那個年代，打乒乓球條件有限。首先沒有好的乒乓球檯。我們這些孩子們，朝思暮想的事情就是打聽哪裡有球檯，然後不惜千辛萬苦。有一次，程志剛告訴我們他姐夫的工地有張球檯，我們問他確定嗎？他很肯定，還答應給我們帶路。那個工地在雄偉的皋蘭山背面，而我們是無論如何也不可能翻過那麼一座大山的。集思廣益，我們決定走二號洞，蘭州市人防的重點工程，直穿過皋蘭山。隧道很寬，能平行走兩部車，當時還沒有完工。我們走了很久，才看到隧道的盡頭，越來越大，越來越明亮。到了工地，找到了程志剛的姐夫。見到我們，他姐夫很不高興，批評程志剛為什麼走這麼遠，隧道沒有完工很危險，有沒有和家裡人打招呼等等。程志剛很委屈的樣子。後來他帶我們去了那個球檯，才發現很破舊，又在室外，風吹雨打。因為沒有球網，我們找了幾塊磚頭代替。從我們的大院走到二號洞口(西北民族學院)已經很遠了，還要過那麼長的隧道，人又累又餓。後山風大，飛沙走石，沒有玩多久，就打道回府了。多年以後，到了美國，燈光、木板地、國際比賽的標準球檯，打球的時候，想起那條隧道，那幾片破磚頭，還有黃沙滾滾，禁不住熱淚盈眶。
設計院有幾副好台子，但上班時間，一是傳達室的老頭不讓進，二是辦公地點有人干涉。而且還要自己帶燈泡，瓦數很高的那種大燈泡。而我們根本沒有。就是這樣，我們還是一如既往、百折不撓。或是通過我母親把我們帶入大樓，或是翻牆而入。黑燈瞎火沒關係，能看見一點就行。如果有人趕我們走，就打游擊，敵進我退，然後殺個回馬槍。好幾次，被大人抓住，質問我們是誰家的孩子，我們就來個寧死不屈。後來，我母親找到了一個燈泡，但只能下班以後用。我們就利用晚飯那一會兒工夫，痛痛快快地打一兩個小時，因為大人們都是晚上成群結隊來打球，我們只能靠邊站。那個時刻，別提多愜意了。我們把積攢很久不捨得打的球拿出來，比如光榮牌、連環牌、或者盾牌之類的。還要穿上紅色的短袖球衣，蘭短褲，小白鞋。那架勢，好像自己已經是國家隊的隊員了。
翟鈞有一本書叫《乒乓群英》，文革前出的。裡面記錄了從容國團到1965年莊則棟三連冠的輝煌歷史，還有很多照片和插圖。求爺爺告奶奶好不容易，他才同意借我三天 （主要原因是書中很多的人當時已被打倒，包括容國團本人）。回家以後，愛不釋手，不知看了多少遍。那段時間，我們幾乎光顧了鐵路地區所有的球檯，大都無功而返。不是已經有人打，就是不讓進。有的時候就傻傻地等着，心想你們總有累的時候吧。但只要有球檯的地方，人都會越來越多，我們這幾個孩子，只有乾瞪眼的份。當時和我一起打球的有張洪、翟鈞、和胡海琳。我妹妹有時候也跟着。那一年學會了騎自行車。第一天上路，剛剛能走，就撞倒了一個老太太。不會剎車，就直接往人家裡沖。因為個子不夠高，只能用那種套襠的技術。有了車，我們就可以往遠處發展了。有一天和張洪一起到市體校，怎麼都找不到打球的地方，又撲了一空。
隨着乒乓球熱，鐵五小修了四個水泥球檯。上課的時候，我們把球拍插到背後的皮帶里，到了快下課的時間，個個躍躍欲試，都準備衝出去搶案子。那段時間我痴迷乒乓球到了廢寢忘食的地步。中午也放棄午休，就在石頭台上和張洪一攻一守，下午上學的時候，人圍得越來越多，成了我們倆的表演賽。功夫不負有心人，我和張洪很快成為鐵五小校乒乓球隊的首批球員。左老師是我們的教練。校隊有兩個台子，其中一個質量相當不錯。我還獲得了鐵五小第一屆乒乓球比賽的亞軍，張洪是第三名。
後來左老師把大女兒左萍接回蘭州，除了文化課，還對女兒進行乒乓球強化訓練。左萍是橫拍，左右手都能拉前衝弧旋球，威力很大，我是她的陪練。那段時間，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起床。有一次，我先到了球場，但左萍晚了一步。左老師二話沒說就扇了她一個耳光。左萍腫着臉，流着眼淚，練球時，還要被左老師不停地喝斥。左老師對我們像對自己的孩子一樣，但對自己的女兒卻如此嚴厲，當時我很不理解。左萍後來去了省隊，多次代表甘肅省參加全國比賽。那段時間我的球技飛速進步。是乒乓球給了我人生的自信、歡樂、和力量。

二十三
林彪事件之後，設計院的氣氛緩和了很多。主樓前毛主席的全身塑像也拆了。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幹部和技術骨幹又重新回到領導崗位。鐵道部第一設計院在大西北是赫赫有名的單位。那座由蘇聯專家幫助設計的辦公大樓，面向巍峨的皋蘭山，華麗而宏大。鐵一院實力強大，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近七千人，承擔着大西北包括青藏線在內所有鐵路的勘查和設計任務。然而，鐵一院在蘭州以至整個大西北得以成名，靠的卻是它的籃球。動盪歲月里，是鐵一院的籃球帶給我們這些孩子難得的歡樂。
設計院男子籃球隊，打遍西北無敵手。七二年五月，在剛落成的紅山根籃球場，一個歡聲雷動的夜晚，設計院男籃一舉擊敗了正在備戰全國五項球類運動會的甘肅省省隊。這裡應該說明的是，設計院男籃擁有如此強大的實力，靠的是從老新疆隊挖來的一批退役球員。設計院在西北各省都設有分院，是鐵道部直屬的國有大型企業，沒有戶口問題，基本工資又高於地方，加上數目可觀的外業津貼和其它福利，有條件通過招工吸引高水平的專業運動員。所以，記憶中設計院男子籃球從來就沒有輸過球。看設計院的籃球比賽，暢快淋漓，既能為勝利歡呼，又能奚落對方，特別是擊敗老對手和近鄰蘭州鐵路局，足足地讓我們出了一口惡氣。鐵路局的孩子人多勢眾，經常欺負我們設計院的子弟。
設計院的燈光籃球場在院主樓的西側，只有大約十排用水泥板搭起的觀眾席。每次球賽之前，我們這些小球迷就會早早地跑到球場占位子。如果時間太早，單位沒有下班，傳達室那個老頭就死也不放我們進去。將計就計，我們或是從他的窗下摸過去，或調虎離山，再不行就翻牆。鐵一院的籃球比賽過程很專業，有標準的記分牌，還有現場解說。這位老先生基本不懂籃球，先說x號現在把球傳給了x號，停頓一下，然後莫名其妙地蹦出四個字：配合默契。一場球下來，光配合默契這四個字就能說幾十遍。此公從此得了個默契的雅號。
籃球隊員在我們大院裡，是家喻戶曉的英雄。小郭像個坦克，吼叫着強行突破，然後就是他那個標誌性的三步上籃動作 （雙手端球）；小翟的靈巧和他的帥氣是多少女孩子青春的夢幻；小劉的速度和遠投；瘋狗的底線突破、分球、和勾手投籃，有當今喬丹的風采；當然最關鍵的還是我們的高中鋒，沉着穩健，頗有大將之風… 。瘋狗後來到鐵二中教體育。學生運動會的壓軸戲，由各年級跑得最快的學生組成接力隊，和以瘋狗老師領銜的教工隊一決雌雄，高潮迭起，歡聲雷動。
設計院的女籃雖不如男籃，沒有戰勝過甘肅省隊，但也是西北地區的勁旅，有兩名新疆隊的退役隊員。其中一位後來成了男籃高中鋒的妻子，長得漂亮，或許他們在新疆的時候就相好了吧。女籃還有兩名年輕球員，都是我們鐵五小和鐵二中畢業的。一位叫張蘭，還有一位叫張玉蘭。張蘭的父親是老革命，設計院的副院長，人稱老八路。文革初期因為一次事故不幸殉職。當時在鐵二中的門口，一輛卡車到車時沒有看見，把老八路擠到了牆角，當時就不行了。張蘭的頭頂束一個短短的辮子，充滿青春的朝氣。張玉蘭文革前就是我們鐵二中女子百米紀錄的保持着，成績是十三秒九，後來去了省體校。按今天的標準，張玉蘭一定是個頭等美女，身材高挑、勻稱，面部骨骼高低有致，輪廓清晰。她住在我們三號樓，和祝蓓莉家一個門洞，丈夫在蘭州鐵路局工作，還兼任國家級業餘籃球裁判。女籃的教練是我們鐵二中的華老師，體育家研室主任，外號華子。也是設計院的名人。
鐵二中和鐵五小因此誕生了那個時代最早的一批追星族。每個運動員的狀態、傷病、乃至他們的戀愛婚姻都是街談巷議的話題。我們班胡海琳、翟鈞是消息靈通人士。前者的姐姐是男籃主教練女兒的朋友和同學；後者的父親當時在院宣傳部工作，本人也是文化活動的積極分子。順便說來，主教練大陳絕對是一位你見過一面就將終生難忘的人，氣勢逼人，目光嚴肅，身軀偉岸。我們羨慕籃球隊員的球技和人氣，也特別想往他們球賽之後的夜宵，據說都是大魚大肉。那個時期，設計院是個人物就想往籃球隊靠，哪怕提個鞋，背個包什麼的，說不定也能跟着蹭頓飯呢。記得每次看完球回家的路上，意猶未盡，歡聲笑語，給那個時代增添了多少不眠之夜啊 …… 

二十四
1972年，大地回春。因為林彪事件，文革以來肅殺的政治氣氛開始緩解，社會各方面情況逐步好轉。這一年發生的最大事件是美國總統尼克松訪問中國。當年美國是我們的頭號敵人。天安門城樓上的橫幅就清清楚楚地寫着：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一切走狗。為了準備尼克松訪華，做好群眾的思想工作，中央專門發了文件。文件說這是毛主席戰略部署的偉大勝利，是黨長期鬥爭的結果，必須以革命兩手反對美帝兩手。尼克松來華，是為了擺脫在越南的困境，爭取連任，有欺騙性。但主動權在我們，要揭露他們的陰謀等。所以，尼克松來華之前，我們都還是把美國當成敵人，一隻求上門來的紙老虎。
二月下旬的一天，春節之後不久，咋暖還寒，我們趴在收音機前，見證了那改變中國和世界的時刻。毛主席當天接見了尼克松總統，新聞簡報很快就在全國發行和放映，組織觀看，是政治任務。才發現毛主席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都是林彪害的，聽大人們這麼說。毛主席談笑風生，尼克松也很友好，一點也看不出這是兩個敵人在鬥爭，心裡的一塊石頭才落了地。經過文革，老百姓都不敢亂說亂動。只有他老人家說的和做的，我們才相信，也才敢追隨。毛主席和尼克松這麼長時間的握手，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美國的看法。周總理請尼克松喝茅台酒，總理從容不迫，而尼克松幾乎都要跪地求饒了。從此在我們的心目中，美國不再是青面獠牙的敵人，而是可以交朋友的客人。這種心理上的改變雖然微小，但卻為中國未來的開放打下了基礎。72年9月，田中訪華，中日建交。中華民族虛懷若谷，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從那以後，蘇修才是我們的頭號對手，報紙上首先也是反對霸權主義。連帶那個古巴，給蘇聯當走狗，讓人厭惡。那些年，安哥拉人民反抗古巴僱傭軍，每天打死幾個古巴人，都是讓人興奮的好消息。72年夏天，埃及趕走了所有蘇聯專家，讓人真地覺得，蘇修也和美帝一樣，一天一天爛下去了。
經過文革的血雨腥風，林彪事件，中美和解，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遠離政治。當年的批林整風，無聲無息。可以說，文革至此出現轉折，勢頭不再。同時各項事業有所恢復，學校又開始抓文化課學習。這一年，也是我兒時記憶中最平安、進步最大的一年。除了主課得到加強，做不完的作業，還要上早自習，另外還開了體育、音樂、美術、書法課。記得趙老師的音樂課先教唱歌，然後大講《海島女民兵》。趙老師是北京人，說起話來娓娓動聽，同學們都聽得如醉如痴。陽光灑滿音樂教室，蔚藍色的天空讓人嚮往。“歌如潮，花如海，歡迎朋友四方來。”那一年過得真快，白天打乒乓球，晚上看設計院的籃球比賽，日子也慢慢快活起來。
暑假和妹妹一起去西安旅遊，聽了一路《我為祖國獻石油》的歌曲。記得大雁塔、碑林、城牆、和華清池邊楊柳依依。然後去北京。火車在華北平原飛馳，和風送來金色的朝陽，流光穿越甦醒的田野。到北京後，我們住在中央音樂學院大姨家，白天游泳，晚上聽他們彈鋼琴，坐在長安街邊數汽車，真是一段陽光燦爛的日子。
回到蘭州沒幾天就開學，因為劉玉英老師身體不好，我們小學最後的一個學期是由鄧蓮老師當班主任。學習仍然緊張，用二元二次方程解應用題很難，不得不下功夫。我小學最後的同桌是劉秀珍，寬寬的前額，明亮的雙眼，一個非常善良、上進、善解人意的女孩子。她知道我下課要衝出去搶乒乓球檯，就早早地把桌位讓開。又一次，我不小心把墨水撒到她的袖子上，當時我很內疚也很緊張，可小學的男生畢竟還是傻乎乎的。但她只是說了一句話：沒事。一點都沒有生氣。後來中學她分去了四班，我還曾經挺失落。現在回想起來，也算是廢墟中一束美好而微弱的光芒吧。這麼好的一位女孩子，哪一個幸福的男人，後來能讓她放心大膽地把自己放在他的手心呢？
72年年底，我小學馬上就要畢業了，這一學期我拿了兩個獎狀：五好學生和學校乒乓球比賽的亞軍。我母親說，你給父親寫封信吧，他在風火山，讀了你的信會高興的。父親把青春獻給了大西北，是那個年代在海拔6000米以上科研基地（風火山高原凍土實驗室）工作時間最長、身體損傷最嚴重、技術職稱最高的中國知識分子。因為心臟擴大，牙齦壞死、和骨質疏鬆而不得不從風火山抬到總隊醫院。他也是鐵道部第一設計院文革之前以及文革期間唯一曾經在《中國科學》發表學術論文的年輕地質學家。
坐火車的人永遠記得旅途的辛苦，卻不知道那些鐵軌之下，隧道之間灑落了多少熱血。他們把青春給了寂寞，把熱情化成鐵軌，把淚水化作風吹。 父母走過多少地方，設計過多少鐵路，恐怕連他們自己都無法一一說清楚。 青藏鐵路第一次上馬是1962年，我還小得連記憶都沒有。長大後搜索到那段歷史，我知道，我父親還有如我一樣孩子的父親曾經那麼近的和死亡走在一起。父親總說那句話：出身不好，在哪裡都是活着，哪裡的青山不埋人。他就是帶着這樣的信念，走過了那些人生的溝溝坎坎，從青絲走到了白髮。
幾十年過去了，父母就是這樣奔波在大西北的崇山峻岭之間。我知道，在我孤寂的童年裡，一直有首最撼動心弦的歌，就在我的身邊一遍遍響起，響徹萬水千山。從孤寂中學會自強，是父母給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大西北養育了我們,那裡是我們的故鄉,也是我們靈魂的歸宿。大西北淒涼而沉重，但她的兒女沒有背叛她。大西北群山巍峨，埋着幾代人的忠骨。他們中又有多少人默默無聞，心有不甘，壯志未酬！我們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祖輩們夢想的延續，他們的精神照耀着我們。
我們的成長離不開大西北的一草一木，離不開動亂歲月里保護過我們的老師和所有善良而厚道的大西北人。那時的孩子們天真，不知道人活一世不容易。滴水之恩，湧泉相報。大西北，我們給你跪下來了，我們該怎樣償還你給了我們的饋贈！？
（完，1966-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