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从部队农场出来的第二年了，已经在县城无线电厂上了班。一天上午，门房老孙头在走廊里招呼，王儿啊，你的电话。我的电话？还真稀罕。哪儿来的？男的女的？老孙头乐了，你小子作什么梦呢？想媳妇儿了吧？我可是认识的多了，要不要？说个准话儿。我说你个糟老头子瞎起什么哄？你是人老心不老，你一肚子花花肠子。。。喂，哪位？我是。啊？组织组？我脑袋嗡地一下心都不跳了。我正要求调北京呢，老也没消息。有人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有了消息，要是坏消息岂不糟了糕？那边儿说，有个解放军报社的人找你。找我？我犯啥事儿了？这一头的雾水，没有一点儿线索，摸不着一点儿头绪。组织组的人接着问，你是不是在军农连待过？是啊。那就对了，组织组的人说，这样吧，让他上你们厂找你行不？我说行，那我就在这儿等了。

解放军报社，军农场，什么关系？啥事儿？嘿，没准儿是哪个留场的小子来玩儿吧，那倒好。不，不对，哪儿玩儿不好，上这个鸟不拉屎的小县城干什么？再说也没听说什么人分到解放军报社呀。还真费了心思了。

怎么，一会儿来人啊？大姑娘还是老娘们儿？老孙头儿眯缝着眼，说，我是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姑娘还是娘们，保准错不了。放你娘的狗屁，人家是记者，男的。男的？男的我也看得出来，结婚没结婚鼻子尖儿不一样。得，得，省点儿吐沫，明儿再扯吧，你说我哪儿来的心思跟你扯那闲淡哪这时候？啥事呢？老孙头不悲观，肯定不是什么坏事，说不定报社缺文化人儿，找你去呢，你们墨水儿喝得多，不易啊，别糟蹋喽。我们墨水儿喝得再多，也没你老孙头儿知道的多。今儿没空儿了，改天非让你招招逛窑子的事不可。老孙头儿又乐了，没的事，小兔崽子别瞎掰。哎，来了。

门房外一个身穿军装的人，手里一个公文包，望着我，说，你。。。你就是王。。。？对，对，我是。请进，请进。你看咱们在哪屋？要不就在这屋，行不？行，行，哪儿都行。老孙头儿说，那你俩就在这屋，我上外边儿去。我冲着老孙头儿，当着解放军记者的面，说，谢谢。老孙头儿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咧一下嘴，没出声地笑了，没说话就出去了。

屋里就剩下我俩，在小办公桌两边儿对着坐下。来人先开口，说，我是解放军报社，黑龙江省军区分社的，来找你是想了解一些有关李文生的情况。李文生？对，他是你们副连长，是吧？是，原来是我们排长，后来升了副连长。他怎么了？他，牺牲了。啊？牺牲了？你是说，他死了？是，他二个月前牺牲了。我楞住了，只几秒钟，我哭了，眼泪哗哗地流出来。他也不说话，也不劝我，就看着我哭。哭了差不多一分钟，我觉得没什么意思，光我自己在这儿哭，就手背手心地把眼泪抹去，问他，他是怎么牺牲的？救火，救人。

他给我讲了李文生副连长是怎样牺牲的。

学生们从农场分配走了以后，当兵的就没了领导对象。回原部队，位置不好安排，所以也面临着分配的问题。李文生分到林口县林场，级别正式从排级升到了副连级，负责看管林场仓库。二个月前的一天，仓库着了火，他率领几个战士冲进仓库，往外运东西。才运了几次，房架开始塌。眼看一根梁下来，李文生一个箭步上去用肩膀扛住，朝里面的几个战士大叫，快出去，快！等战士们冲了出来，一根更大的梁砸了下来，把李文生压在了下面。事后打扫火场，只找到李文生的一段连着铜头的皮带。

我的眼泪又流了出来，也说不出话。记者兵还是不阻止我，让我哭个痛快。过了那么一会儿，记者兵说，我想我今天不会白跑了。你知道，你是我找的第七个人了，以前六个，我一无所获。为什么？我找的每一个人都只抽烟不说话，一直到我说，“那我走了”为止。为什么不说话？不知道。

为什么他们都不说话，其实我知道。

凡是和李文生接触过的，不烦他，不恨他的人，简直少之又少。他体魄强健，他苦大仇深，他精明能干，他自负好胜，象一头斗鸡一般，信奉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哲学。凡是军农连里的人都成了他其乐无穷的斗争对象。他忠实地捍卫毛泽东思想以至每一篇社论。他不仅斗学生，也斗兵。中国十亿人，不斗行吗？凡有人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他是那左的排头兵，肩负着斗那些右派的历史使命。同时，他总是与众不同，总是从事情中找出不符合毛泽东思想，非无产阶级的成分，总是见解独特地扫别人的兴，有他在的时候，你就得随时准备着收起脸上的笑容。。。。所以大家讨厌他，恨他也怕他。因为找不到报复的机会而使恨更加深刻。他死了，即使是很英勇地死了，却没人歌颂他，似乎那是他的早就应该有的归宿。

世上有很多事人们永远也弄不明白。我们农场就有这样的事。比如为什么李文生例外地对我比对别人好，我就弄不明白，到现在也不明白。

我相信缘分，觉得那是一种很莫测的因果关系的延续。

小时候没有培养起对政治的爱好，一直不能当官。可到了高一受大队辅导员的照顾当了一把少先队大队长，什么事也不干，只打旗儿。打了一年的队旗就光荣退休了。那么没有政治头脑的我，那么没有领导才能的我，却常常遇到一些莫名其妙的救主。初中二年级的那个代数老师是我们班主任，期末给了两个操行优等，一个是班长，一个是我，我什么也不是，连小组长都不是。不少人以为我是他干儿子呢。

自从到了黑龙江省军区农场后，李文生是我们第一任三排长。他虽然只是排长，但他的地位和影响比一排长要大。他很敏锐，眼里从来不揉砂子。在他眼皮底下就甭想侥幸躲过去。他独断专行，很少听取别人的意见。三排副李松青也是个有主见的人，二人常有意见分歧。可排副是学生，又是排副，又是学生，当然胳膊拧不过大腿了，排副常让排长叫到连部去谈话，严厉地问，你为什么不能和我合作？怎么不合作了？排副觉得有分歧不能说是不合作。你执行党的政策不坚定，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打击不力。李文生眼看着党的政策不能彻底贯彻，毛泽东思想不能深入老九的心，他心里耿耿的，常有壮志未酬的不足。但他坚信一条，党会指出方向，党的政策威力无穷。果然终于机会来了，清队运动使他的能力充分地发挥了出来。嫩江县城清队，他成功地让我明确了贫下中农的出身的光荣，并把我拉到无产阶级队伍中来；他毫不留情地打击了大光的英国式的小胡须，重点地整治了他抗拒党的清队运动的反革命之动的言行；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只身登上南下的火车把逃跑的资本家后代王立新追了回来。他的确有能力，若不是文化水平低，他哪儿也不比副场长差，他因此不服副场长的水平。一位副场长打猎受了伤，大家都慰问表示关心，他独树一帜地说，副场长是为私打猎受伤，不应享受什么什么待遇。在大家继续认为副场长是好人的同时，也真的佩服了副连长李文生一次。

连长是四川兵，风趣幽默，是那种老早就熟悉的“连长”的形象，以身作则，冲锋在前，享受在后。正经了能板脸，平时象老妈妈。那时候，北场无房，自己开山采石，伐木盖房。爆破大石头得先打眼儿。一人握钢钎，一人抡大锤，嘿，嘿地一下一下凿个深洞。然后往里放炸药插雷管。等一切就绪了，就一、二、三一块儿点炮。一个人点二、三个炮眼，点完就快跑，跑到隐蔽处，等炮响数过数目后，上前清理石头，合适的搬上拖拉机，拉到建筑现场。一次，点了火，炮响后数来数去，有一眼炮没响。没响就得排哑炮。这事特危险，万一导火索长点儿，或是着的慢点儿，没响，等你上去了，它响了，正好炸那儿。排哑炮是个危险活儿，但绝大多数都能成功地排除哑炮。但是话要这么说，如果你肯定那儿没危险，只是没点着而已，或是演电影，明知那儿是假的，虽然脸上要显出焦急和大无畏的样子，但心里知道没危险，就按导演的要求，大叫一声，都别动，让我来！谁都行。但那边儿是真的能炸死人的炸药，情况呢也确实不明确，炸药这玩意儿不是炮仗，千真万确地能置人于死地，血肉之躯能让它撕裂成七块八块，抛上云天。虽然好几个学生点炮手都自告奋勇举手请战，但连长根本就没考虑学生排炮的事儿，说，都别说了，我去。排炮过程其实也挺顺利，再次点炮也挺顺利。但事情往往发生在最后之前。这眼炮的威力比其他的大，隐蔽处还是嫌近了点儿，飞起的石头按概率分布，93％的都落在应该落的地方，而那7％中的小部分又出乎科学统计地飞得格外远。连长为了保护学生，扑在学生的身上，头上中了一块石头，倒地不起了。事后查出是头骨破碎，脑液渗出。当晚，我们连组织了包括副连长在内的12人的担架队，扎好了担架，副连长挎上五四式手枪，带着队就冒雨抬连长下了山。四人一组，三班倒，踏着泥泞的山路，及时地把连长送到了能走汽车的地方，然后送到齐齐哈尔部队医院。他们12人回山时，已是精疲力竭，如大病一场。副连长李文生那么壮的身子板儿也累得象滩泥了。等几个月后，连长回山看我们时，只见连长头上一块塌下去鸡蛋一样大的坑，一说话忽闪忽闪直动。连长已成了半残的人了，不能跑不能跳，连憋气都不行。学生们编了一个表演诗朗诵，是女生排小计主笔，歌颂连长的英雄事迹。演出时，学生们，不论是演员还是观众，台上台下，大家一块儿流泪。诗写得好，事迹也是真感人。

几乎是有口皆碑，赞扬连长救学生负伤的事迹，只有一个人说，这不能算是英雄事迹，应该算是事故，不仅不能表扬，还应该批评。这个人就是副连长李文生。

谁能知道，仅二年后的一天，突发事件就落到了他自己的头上。仓库着火肯定无疑是个事故，他主管的仓库着火，追查责任的话，他无可推托地首当其冲。连长头骨砸掉了一块儿，副连长却烧得只剩下一截儿皮带了。

不管他原来如何地形象不佳，一点儿也不可爱，但那最后的一刹那是他用生命最后一束光，照出了他灵魂的高尚。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别人的生命，在关键的千钧一发的时刻，他把生命的机会给了别人。他把命都搭上了，是不是让我们说“活该”二字也实在太难了？他用生命抹去了他在人们心中的丑陋，同时，他也用生命唤起了我对他的缅怀，缅怀副连长李文生鲜为人知的人情味儿的一面。

副连长第一次表扬我是在清队时。他把我的名字报到连里，连指导员在全连大会上说我“有了很大进步”。当时我对“有很大进步”极其反感。因为有进步，就说明原来差，进步越大，原来就越差得厉害。后来一了解，副连长说我虽是贫农出身，却是有着资产阶级的习惯和表现。比如以前往哪儿坐的时候要垫上手绢或手套。现在不了，所以有了进步。同学们起哄说我确实进步不小，说是屁股受了过，思想有收获。我气得差点儿打上连部，在朋友们的劝说下只在排里小闹了一下，以及在连指导员训话时大声插话，说反话。同学们都为我捏一把汗，我却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关又一关。羡慕得同学们紧着看我脚下是否有祥云护身。

经过半年多的政治学习，清理队伍，和劳动锻炼后，已有一些人思想跃上了高一层台阶，开始写入党申请书。我仍然是纠察队成员，起着让人家不敢公开递交申请书的作用。不是故意破坏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只是思想境界还停留在小学中学怨恨班长往老师那儿打小汇报的水平上，倒也没坏心眼儿。

黑龙江的夏天特短，一晃就没了。秋天也没几天，冬天就来了。我们又开始了生产自救的劳动项目。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就去打柴。那天早上，副连长过来跟我说，今天我和你一块儿去打柴吧。我生来怕官，和官儿在一起没话说，没话吧还得找话说，说太俗了怕嫌土，说点雅的吧，一是本无雅兴，二是怕雅不到点儿上。这股劲儿难拿。所以特别扭，简直就是熬刹人。我是能不沾官就不沾官，落个自由自在。可副连长说要和我一块儿去打柴，总不能说不吧，找不着理由。行，好啊，就一块儿去打柴吧。

初冬黑龙江的这块森林草原丘陵地带上已是大雪封山了。近处的树已伐得差不多了，只好往远处去。几里地下去，营房的炊烟都模糊地融进云雪之中。同学们都各奔了东西。不管到哪儿，只要扛回去根儿木头就是好家伙。还不怕偷懒或干别的。那满山遍野的大雪地，又能干什么呢？基本的求生欲望都能轻易地把你拉回到营房驻地来。我和副连长信步走在雪地上，有一搭没一搭地问着其实已经知道的，诸如东北黑瞎子，大野狼的事儿。副连长一开头顺着我的话头儿讲些黑龙江的风土人情。我偶然地想起，副连长曾给我们做过忆苦报告，就问，副连长，您小时候那么苦啊？副连长马上接了话茬，说是啊，我是孤儿。原来副连长自小就没了爹娘，孤苦伶仃，和雷锋一样。冬天天冷，也只是一件又破又硬的小棉袄。手脚冻得裂口流血，见前面牛拉屎，跑上前去把脚插到牛粪里取暖。饿了到人家去要饭，手里掂着根棍子，狗出来咬的时候，挥一挥，也不敢真打。没处去了，就在大野甸子里过夜。遇到狼是常事儿。狼其实也怕人，人说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副连长小时候手里拿的不是麻杆，而是棒子，头上一个大疙瘩，照着狼脑袋上一砸，砸得狼呲牙咧嘴，调头就跑。

也是跟雷锋一样，苦难的童年熬了过去，毛主席共产党领着穷人打下了天下，象副连长这样的孤苦伶仃的孩子从此有了吃有了穿，不再挨饿受冻，不再四处乞讨。他没爹没妈，共产党，毛主席就是他亲爹亲妈。长大了，上了文化补习班，再大了，入了伍当了兵。他能吃苦，又肯干，就提了干。文化革命中服从国家，部队的需要，到军农连里当了排长，带起了学生兵。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呀，副连长说，咱们认识也都是个缘分哪。听了这话，心里觉得副连长一下子就亲近了许多，并不觉得象传说中的那样凶恶。想着他小时候受的罪，比我们大院里那个有后妈的“窝头”可苦多了，不由得也挺同情副连长了。

那天我们尽顾了说话，柴也没打。咱们找根大点儿的树吧，我建议。不忙，副连长不着急，回去的路上哪儿拣根就行了。副连长又和我说起我的出身，说，清队的时候已经搞清楚了，你是贫农出身，没问题。但出身好要有出身好的责任。出身好只能说是根儿好，自己不改造，不抓紧学习，照样会滑坡。这样的例子很多呀。现在党都说出身不好的能改造，连里出身不好的都写了入党申请书，象你这出身好的，条件好的为啥不要求？我说我条件不够，觉悟不高。副连长说世上的事都是事在人为。你出身好起点高，对于思想改造是个好条件。回去抓紧时间写申请吧。我感觉得出副连长确实是一片好心，让我不能拒绝。这是我和副连长第一次单独谈话，或是副连长单独帮助我进步。回营房后，总有好几个人试探着问我，副连长跟你一块儿扛木头去啦？我也不知道这时候该说啥好，打着哈哈，更让人觉得我是支部培养对象了。

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在再分配之后，我被分到富裕县。副连长找到我，说，富裕县不错，小是小，可离齐齐哈尔挺近。不少人都在齐齐哈尔上班，天天坐火车。

农场分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面。后来才知道他们也面临了再分配的问题。你想，本来是大学生的领导，不说是气指颐使吧，也是叱咤风云军农场啊。一旦分了手，才发现原来他们是由被领导的学生们支撑着，让他们有信心，有骄傲，有优越感。这个支撑架一撤，他们空虚了，没着没落了。

副连长有家，他的家就是一个老婆。我们见过他的老婆，精瘦且苍白，隐约地传说他老婆不能生育，好象出身还有点不甚光彩。部队组织上本不同意他们的婚事，但副连长自己坚持，最后是成了家。但他没家，因为没有他们自己地方，如打游击般到处乱住，那哪能叫家呀？人人都有家，副连长没有；人人都有能说知心话的朋友，副连长也没有。他自以为是地理解着最高指示，党的政策，把自己摆在绝对革命者的地位上，向各个方位出击。我相信他很疲惫，但他童年的贫困屈辱使他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坚定不移地要捍卫无产阶级江山。他被定格成负责给大学生再教育的严厉的军农连副连长，定格成林场仓库忠实的国家财产的守护者。除了他的死，在他的人生路上并没有什么悲壮的，或闪光的，或可歌可泣的内容。他是那么普通的一个人。他没有任何遗产，是个真正的无产者，甚至没有一个真正的亲人，他不属于任何人，他只是在拥挤不堪，尘土飞扬的路上的一颗尖儿朝上的石子。

此时我又落泪了。我希望能用我的眼泪去冲刷熟悉他的人们心中的怨恨。看在大家一同都在那冰天雪地里这样或那样挣扎过的份上，看在大家都在同一口水井里喝过扎牙花子的水，在同一个十印大锅吃硬楞楞的高粱米饭的份上，也看在副连长已死去的份上，原谅他吧。也许大家把他已经忘了，可我没忘，我想重新唤起大家的记忆，借时间的长河的冲刷，重新来回顾并且豁达地说，他，也不容易，从而原谅他，以致于纪念他，让那颗倔强偏执的心从此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