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就是摘落清楚，分门别类，这是啥，那是啥，如商店清仓点货一般，清理完了，一目了然。所以清队的目的就是分清敌我，明确主力，团结多数，共同对敌。倒也不是从肉体上消灭那些阶级敌人，而是把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资产阶级思想搞臭，让它们没有市场，通过斗争，打击了敌人，教育了人民，推动无产阶级革命向前迅猛发展。我们的清队是在69年春季进行的。
学生里还是有些出身好的，象我们排副就是出身老贫农。另，北农大有一批出身好，根红苗壮的。这些人，也不能说就如当兵的那样思想好，立场坚定。毕竟受了好几年修正主义教育，哪能不受影响呢？在修正主义大学那个大染缸里，你再出身好，也被熏染得浑身封资修的臭气。所以，斗私批修断不可少。当然这批人过关容易，一篇长长的思想总结，思想汇报，狠狠地批判灵魂深处的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固定的或是一闪一闪的念头，深刻地总结农场几个月的锻炼体会，认识到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必要性，从而坚定无产阶级立场，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大家心里都明白，最早一批过关的都是主力。非主力们都小心翼翼地“帮助”主力们，提问题，帮助分析，分寸都拿捏得十分得体，或者，根本就没问题，再不，就开成评功摆好会，说你好，总没意见吧，谁不爱听好听的？阎王爷一是不打送礼的，二是喜欢拍马屁的。
第二拨儿是属于可主力可不主力的，视思想改造情况而定。我就是一个。
我从小填履历表在出身一栏上总是填“贫农”，这是我爸告诉我的，虽然我爸是国家技术兼行政干部。其实连我自己也不明确，我家怎么个贫农法儿。报上，小说里的贫农都是饥寒交迫，家里一贫如洗，吃了上顿没下顿，还挨地主打受国民党气。我们家的情况我是真不了解。当然饮食水平肯定是不高了，要不我怎么这么瘦呢。问题是听说我家有一挂大车，马拉的车，由我大爷所有。40年代，50年代谁家有一挂大车，无异于80年代，90年代有辆卡车。有这样的贫农？你家要是有辆北京牌小卡车，再说我家穷啊，没人信，知道你是哭穷不露富怕人家绑架你们家孩子。我这出身问题也就出在这挂大车上了。
关于这挂大车，我有印象，很小的时候，我和我哥在老家跟着我妈，我爸一人在外当差挣钱。我们那是个典型的农村大院儿，一家四代都住在一起。我老太太(我父亲的奶奶)都90岁了还挺硬朗的。我爷爷那辈儿哥儿俩，我爷爷老大，膝下有我爸这辈儿哥儿仨姐儿四个，其中女的两个大的嫁出去了，其余的都住在这个院子里。院子里除了人住的房子外还有个马棚，大车卸在外院，骡子马拉到里院儿马棚里。也闹不清楚，我大爷是这挂大车的所有者呢，还是他只有使用权，没有买卖权。反正我大爷一辈子的正式工作就是马车司机。赶大车的活计比在土里刨食儿还是“高级”，在那年月里是受人尊重招人羡慕的。我大爷除了赶大车外还肩负着照顾我们母子三人的重任，那是他做哥哥的义不容辞的义务。因为是至亲，所以从没有说有什么顾忌，打起我哥哥来比打他自己的孩子要认真得多，下力得多。我大妈也从来不藏奸耍滑，每次做饭都是公开地把白菜心儿自个儿吃了，把好的往她孩子碗里盛，不讲究客气，一点不外道。有时候也注意影响，比如说比较高档的食品，象螃蟹呀，虾呀什么的，我大爷都是很注意，大车进门前就先放在帽子里，顶在头上，不让别人家知道，免得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偶尔注意得不够，比如鞭子掉在地上了一猫腰，啪喳，螃蟹连着帽子暴露在大家面前，使得本来可以舒舒服服地悄悄地关起门来解决的问题，只好脸皮一抹，顾不上影响地公开地硬解决了，如果有意见也只好“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了。在我爸接我们到北京之前，我们娘儿仨的生活是靠我妈给人家打毛衣，洗衣，挣点零用钱。我爸每月都按时寄钱回家，不过没必要经过我们的手，一来我们也不知道咋花，二来也不会攒，就直接分为二部分，一部分到了我爷爷手里，另一部分就到了我大爷手里算是我们交的房租和饭钱。要按社会地位和实际生活水平来定，我们这个小家倒是地道的“贫农”，假如不在乎挨谁的打受谁的气的话。
因为没有分家，那挂大车就总是挂在我家的出身后面，这事终于在清队中给我找来了大麻烦。也不怪人家怀疑，我年轻的时候长得细皮嫩肉的还挺白，不象有了把年纪以后没人疼没人戴敬的模样。那时候，人家兵们就说，这哪儿有贫下中农后代的样子啊？贫下中农后代什么样儿，我不生疏。小时候上学，小学、中学都在北京海淀区万泉庄，农民家的孩子都是小黑棉袄不怕脏，鼻涕拉瞎流过江，袖子一抹真方便，天长日久不怕枪。倍儿结实，油光亮，油光亮的。没衬衣，光板小棉袄，要衬衣干吗？还得洗，没用。下边儿是免档裤红腰带，不怕拉稀解得快，一双手工圆头棉鞋那是有气派。农民的孩子有个特点，就是身体结实，脸蛋黑里透红，腮帮子上二团健康红，号称红二团。光这点我就比不了。小脸儿煞白，病怏怏的，哪有一点贫下中农后代的影子？人家这儿置疑了，怎么办？于是我就一封信接一封信地往家写，问我爸，到底我家出身是什么，是不是有什么隐瞒了共产党，是不是有什么欺骗了毛主席？信写的多了，我爸就毛了。后来告诉我，以为我让人家给关押了起来从监狱里写的信呢。我爸拿着一大叠子信，如热锅上的蚂蚁转磨磨。没办法就从北京跑到我们老家唐山去找公安部门开证明，街道委员会开证明，紧撒麻溜地给我寄到农场。估计与此同时，公家也派人到了北京和我老家的公家去调查了，结果呢，一切都闹明白了，我家出身自土改那时候就板上钉钉地铁证如山地定为贫农。有了公家的证明，至于一挂大车是咋回事就不重要了。所以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家我大爷这老贫农有挂大马车。
过了关就可以成为革命动力了。等大部分人都过了关，就开始了真正的严峻的阶级斗争了。目标其实早已定好，只是时机未到，时机一到，火药味儿就浓了起来。
另一个军农连主要由外语专业学生组成，有个学生英语特别好，不是一般的好，是全校公认的第一号选手。这一号在校期间就能直接当场同步口译。文化革命中显出了其才能，领外国友人看大字报，当场一行一行地念大字报，看的是中文，说出来的是英文，一点儿不带走样儿的。一号的水平把二号们拉出去好远，水平高出一大块。听说，持二号水平的不止十个二十个，多了去了。一号还有一样绝的，篮球裁判吹得特棒，要是正经评级的话，可达一级以上。
搞阶级斗争没有对立面儿怎么行？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你一个军农连百十号人，没有右派？俗话说，人上一百，千奇百怪。没右派，不可能。连佛教名山九华山五七年还分配了一个右派名额呢。后来这个名额给了书念得最多的一个戴眼镜的和尚。那么现在，这目标就落到了一号身上。你想，领外国人看大字报，说话都用洋文，老百姓听不懂。在阶级斗争白热化的时刻和外国人鬼混在一起，你免不了说点中国的坏话吧，你说的肯定有外国人原来不知道的吧？那就是情报。你向外国人提供情报，那是什么问题？那叫里通外国。这问题实在太严重。你能说得清楚吗？你哪年哪月哪天哪时哪分在什么地方，说了什么？给你放宽点时限，就说从晚上11点到早晨8点给你9个小时的睡觉时间，别的时间都说清楚吧，看有没有我们不掌握的。。。，其实我们也都清楚，主要是自我革命，主动比被动强，坦白比顽抗强，交代比蒙混过关强。
我就很庆幸文化革命中没赶上被隔离审查那一拨儿。让我交代某年某月还某日，甚至某时某分都和谁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要我命也想不起来。可不交代又不行，若是有个时空的空白区，嫌疑就更大了。大学同班同学的父亲在解放前为了找工作，说大了三岁，结果文化革命中说什么这三年也找不回来，唯有一死以报众父老乡亲的栽培。那时候都要求黑帮们或是反革命们记忆力百分之百的好。据研究人的大脑细胞不会再生，都往死了去了，而且数目很惊人。只有一个办法记住以前的事，就是反复回忆，否则记某件事的细胞一死，得，啥都没了，再让你说，哪儿说得上来？我舅舅在南京铁路医院当过副院长，文化革命中给关到地下室，让交代参加国民党的历史。我舅舅实在记不起来什么时候还参加过国民党，就说我没参加过国民党。没参加？打！打完就参加了。既然参加了国民党，一定有党证，党证什么色儿？红的。胡说，国民党的党证怎么能是红的？打！打完了就变成黑的了。既然入了党，有了党证，就一定有介绍人，这一牵也许就能牵出个国民党特务网，说，谁是介绍人？我舅舅说，没介绍人。没介绍人？入党都得有介绍人。没介绍人，打！打着打着，我舅舅就记起了外甥我的名字，招了，说介绍人是某某某。好，白纸黑字，我舅舅铁证如山地于解放前某年某月某日由还未出生的我介绍入了国民党，拿到了一本黑色的国民党党证。
我们农场的一号虽然英文特别出色地好，可记性是有选择性的，老先生总觉得自己的记忆力不那么全面的好，还没真正地斗到头上，自己先自惭形秽，没有信心记起又多又远的细节，为避免当众出丑，嗨，罢了，悄悄地爬到三、四十米高的大烟囱上，从里面往下一跳，害的我们全场找了好久才从灰里扒出他来。
那儿刚死个人，我们连一个书呆子又跑了。这书呆子据说是复旦大学高材生，就是不谙人事，和谁也没话，思想方法与众不同。大家这儿使劲地批判资产阶级呢，他楞说他爸的四条大船是省吃俭用挣出来的；人家这儿直说资本主义是人剥削人呢，他却说他爸当老板很辛苦。这么个顽固不化的家伙可把大家气乐了，捉摸着逮着这清队的机会好好整整他，也开开心。再说了，这家伙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让人瞧见他就不烦别人。平时几个小子拿话挤兑他，就象是放风一样，让他觉得他要成为靶子了，目的就是吓他一吓。不想他一紧张，就在一个月不明，星也稀的夜晚不见了。大晚上的，整连的人对嫩江县城进行了地毯式搜索，在大草甸子上找他。大家一边儿找一边儿骂，用话把这小子给千刀万剐了。
这书呆子的事迹说起来也真不少。在场里他睡炕头儿。有天夜里睡梦中大家闻到糊味儿，打开手电一看，这小子正站在炕上抖落被子呢，被子中间一个大窟窿，有烟也有火，越抖落越旺。副连长一看，过来抢下来往地上一扔，舀了瓢凉水泼上去。这书呆子大叫一声，别！如足球大门般扑上去，也晚了一步，火灭了。书呆子摸着水淋淋的被子，说，你看，都湿了。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说，你想把我们都烧死啊？他也不理。第二天连里补助了他半斤棉花票，一尺布票，买了来，自己把洞补了起来。农场再分配以后他分到林南县水运局，人家问他，那什么工作你行不行？他说，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我研究一下。人家说，算了，甭研究了，你去收船票吧。他站在上船的收票处，一、一收票。一位手里捏着二张票来说，一会儿有个人来，他的票在我这儿，我先上去，等他来了，说他的票在姓张的手里，你就让他上去。书呆子说，不行。那位说，不行就算了，那我先上去了。书呆子手一拦，说，不行。那人楞了，怎么不行？书呆子说，一张票一个人，二张票不能上。
咱再说夜寻书呆子的事。一个连的人在大旷野里散了大半夜的步，耽误了睡觉影响了休息，眼看着仍然没有战果。还是副连长当机立断，只身跳上了南下的火车，从嫩江到了齐齐哈尔，就在书呆子刚要上进关的火车的那一瞬间，把书呆子找着了。
书呆子回来了，出乎我们意料的，连里要求我们欢迎书呆子，虽然大伙儿不乐意也别无选择。以后倒是说话小心了不少，怕这小子一吓又吓跑了。后来才知道，书呆子不是我们连的重点户儿，大光才是。每个人都写总结，斗私批修，每人都写个七张八张纸，有的十几张纸，大光却是二张纸，字还是大号的。轮到他过关就卡了壳。在没有大光参加的会上，副连长郑重地跟大家说了大光抵触运动的行为，是很严重的。看样子大光真的要倒点霉了。我和大光一直是挨着睡的，学习讨论时也坐在一起。我用笔在纸上写了，你必须重写你的总结，要多要深刻。大光一开始还不以为然，后来有点恍然大悟，就连夜写了八、九张纸的总结加检查。大光文学底子相当不错，这一写就大不相同了。第二次大光一念他的检查，副连长吃了一惊，事后问，是谁给他通了气？我没敢接茬儿。
虽然总结检查写的好，也不能就这么轻易过关。你检查写上的也要一条一条地深化分析，没有的就更要深挖灵魂深处的资产阶级思想根源。就说大光的小胡子吧，那就是英国胡儿，英国是什么国？和美国一个样，资本主义的国，大跃进的时候说是要超英赶美，都是我们的对立面儿。留着那资本主义的英国胡儿，就是思想深处仍然有资产阶级的余孽。
大光本来挺有脾气，就这么写检查，就这么低声下气地批判自己，怎么还揪住不放？心中愤愤的有些不服，在批判会上有点搂不住火儿，语气上稍有些不以为然，不耐烦。我一看要坏事，正等着抓你的态度呢，往枪口上撞啊？心里一急，抢着发言，说，大光你千万别以为大家是故意和你过不去，我们大家都是与你为善，都是好心。说着说着心下一酸，一个要大哭一场的冲动一窜而上，刚大声啊了一下，做了个准备工作，忽地脑子里一闪，坚定了不能如此表示出和大光串通的内幕的信念，强忍了下来。大光心领神会，而且怕打击了我，赶紧说，没有，我没有对大家不满。我，我一定好好检查，清理思想上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彻底来个自我革命。
大光平时与弟兄们关系特好，关键时刻谁也不能真的投井下石啊。再说只要有个把的死保，事情就好办多了。人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其实老百姓这儿也是，哪儿都是熟人好办事。就好比从前调动工作，人事处一大罗档案，都是要调进来的，要谁不要谁？头头儿们开会讨论研究研究。会上念名字，某某某，什么什么，怎样怎样，如此如此，大家看怎么样，行不行？大家互相心里不摸底，不知道谁是走了谁的后门来的。如果托的人参加了会议，就第一个发言，说，我看这人专业对口，经历合适，各方面情况基本符合要求。只要有一个人说了话，别人谁也不会再投反对票，通过。赶上那没后门的，或托的人不在场，冷场若干秒钟后，就会有人说，这个好象专业不大对口，或是这人没有相应的工作经验，是不是。。。？这时就会有人附议，说，这个先放一边儿吧，再找时间讨论。于是放在另一罗，入了另册。
这检查过关也大同小异。有人肯出面保一保，和没人保，大不一样。有人保，特别是众人保，那就能较快地度过难关；如果没人保，就算是逮着了，打你个落水狗，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大光既有人保，人人都说检查深刻，触及灵魂，英国小胡儿也剃了，态度也好了，也就过关了。大光过了关，我们班的弟兄们都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手心里捏着的那把汗才算落了去.
有了前车之鉴，不少出身不好的都运用聪明，学习迅速，所有的封资修防线都不攻自破，战果飞快扩大。如果你骂一个人，真他妈三孙子，他说，不，你就是我的活祖宗。那你不是比得胜还得胜吗？简直就是和平解决战争。
接下来，几次精彩的忆苦思甜报告给大家的思想革命成果砸得更加瓷实。其中一次是我们同连的一个叫什么香的女生，忆她在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我们从扩音器里听到阿香的声音，都十分惊讶，她怎么说话的声音这么好听？不认识的就问，这是谁？知道的就说，就是四排老张的老婆呀。噢，她呀。阿香年龄大了我们好几岁，在旧社会里吃了不少的苦。一般生活条件好的话，也能出落得水灵灵的。阿香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了，在相当的程度上影响了身体和容颜的成长和发展。不过堤外损失堤内补，旧社会受了较多的罪，新社会多补点吧。我们在农场都是大帮儿轰着过集体生活，阿香呢，刚作过忆苦思甜报告后没两天，忽然不吃也不喝了，而且见谁打谁，还不睡觉。连里一看不得了，赶紧腾了间单间儿，派了二个女生陪着。阿香还是不吃不喝，伙食还不够好？连里专门做了鸡蛋挂面，又白又细的面条盘在碗里，中间是两个整整齐齐的荷包蛋，令陪伴的女生端去。刚放在桌子上，阿香一个闪电般揽雀尾，迅捷不及二女生掩面，汤汁飞溅于脸上身上，紧接着只听啪喳一声，连碗带面扣在了地上，哎呀，可惜了儿的鸡蛋哪！女生刚要打扫，阿香劈头盖脸打了过来，打得二女生望门逃窜。这是咋的了？大家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连里也没了折。赶紧召开诸葛亮会研究，广为征求计策.明白的人就说了，快到北山上把她老公找回来吧。火速派车把北场打前站的老张拉了回来，住进了单间，嘿，好了，阿香脸上露出了令全连，甚至全场轻松的笑容。
噢，原来如此，大家都明白了，心也都放回到肚子里去了。
眼瞅着六月了，连里喂的猪长得挺快，挺肥挺肥的了。为了庆祝清队胜利成功，连里决定让最肥的一口猪最先为知识分子改造做贡献。七、八个壮汉花了二个来小时制伏了一口健猪，由连炊事干事执刀。执行的时候我们都围观了。猪不愿意被害，嗷嗷地使劲叫，但，有它好日子过就没咱们的好生活儿。对不起了，作出牺牲吧。那顿油汪汪的猪肉炖粉条子塞满肚子后，就整装待发，目标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