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母亲说父亲－郁达夫

郁美兰

1945年月，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宣告胜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Sumatra）岛中部的一个偏远小镇－－巴雅公务（Payakumbu），日本法西斯又把它的魔爪伸向了我的父亲郁达夫，在日军罄竹难书的侵略史上又添上了罪恶的一笔。

从开酒厂到突然\"失踪\"

1942年初，父亲和一批抗日文化人在新加坡沦陷前夕，乘一只摩托舢板（船）撤离新加坡，分散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雅公务镇，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开办了赵豫记酒厂，父亲任老板，化名赵廉。由于父亲精通日语，又会讲华语和印尼语（父亲学日语的天赋极高，在同去印尼的友人尚未学会印尼语之前，他就会说了），因此在日军侵占苏门答腊岛急需翻译时，父亲曾被迫担任日军翻译。在此期间，父亲目睹了日本占领军虐杀无辜的滔天罪行。在日军向中、美、英、苏四国正式宣布投降前，因为汉奸告密得知父亲并非是原旅居日本的侨商（所以会讲流利的日语）、现任赵豫记酒厂老板赵廉，而是中国鼎鼎有名的作家郁达夫。虽然当时父亲已设法买通一位日本军医，出具一张患有肺痨病的证明而辞去翻译一职（在当时的医疗水准下，肺痨被视为传染性极强的不治之症），但由于父亲暴露了身份后，在1944年夏拒绝了日本宪兵部声称为了\"安全\"要送他到东京或上海的如意算盘（实际上是要软禁父亲），日军在宣布投降后，害怕郁达夫用他那作家的笔锋向国际法庭控诉日军在印尼虐杀无辜、残暴作恶的罪行，并为审讯日本战犯作出有力的佐证，因此在仓皇溃退之际，用极其卑鄙的残忍的手段，把父亲秘密绑架并残杀\"灭口\"。

母亲回忆说，在绑架父亲的那天，大约是8时左右，像往常一样，父亲吃过晚饭后坐在客厅里与几位客人聊天。忽然有一个印尼青年来家里把父亲叫出去，父亲走前说有点事出去一下就回来，当时还穿着睡衣、木屐（一种木底拖鞋）呢。谁知一去便从此\"失踪\"了。当时正值母亲怀胎十月，当晚由于父亲迟迟不归，母亲既担忧又焦虑，至午夜时分肚子就开始阵痛，第二天凌晨我就呱呱落地，只差几个小时没能与父亲见面，按照我们的传统说法，是个\"遗腹女\"。

身处险境掩护仁人志士

今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周年，回忆往事，我思绪万千，难以平静。我们郁家在抗日战争中失去了三位亲人，都是在日军、日伪汉奸暗杀或暴虐下终结生命的。

我的祖母，在浙江富阳老家失守时，因抗拒为日本侵略军烧饭服务，出逃在祖屋后的山洞里，竟活活饿死。

我的伯父郁华（字曼陀）是法官，为人正直、清廉，具有强烈爱国热忱、民族气节。1933年，他营救过廖承志先生，何香凝老人曾绘制一幅\"春兰秋菊\"图赠送给他。\"八。一三\"事变后，伯父任职的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是当时保留在租界中唯一的中国法权机关，敌伪对伯父软硬兼施，如在家门口插一匕首、信封里装一颗子弹寄给他等等，威逼利诱都被他义正词严地回绝：\"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民族气节不能丧失。\"他仍坚守岗位，从事爱国活动。1933年11月23日上午，在上班去时所乘的黄包车上，终于被日伪汉奸开枪暗杀，壮烈以身殉国。

父亲郁达夫的一生，尤其是在新加坡、印尼的最后时期的言论行动，都体现了他始终一贯的鲜明主线－－一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夏衍先生在《忆达夫》一文中曾提到，1947年2月，他到新加坡时，陈嘉庚曾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还援救了许多被捕的侨领。\"同年5月，一位印尼共产党员也曾对夏老说：\"这位赵老板真了不起，没有他的帮助，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张楚琨先生在1985年北京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也提到了几件事：父亲当日本翻译期间，利用日本宪兵不懂印尼话、华语，印尼人、华人不懂日本话，居间折冲，做了许许多多好事。有一次苏门答腊岛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两名曾见过陈嘉庚的筹赈会委员（被迫的）到巴雅公务，来势汹汹要搜捕侨领陈嘉庚，父亲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使得宪兵队长大怒，大骂他们。那几个人莫名其妙，只好抱头鼠窜而去。父亲也跟着用中国话斥责他们：\"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据叛徒告密，日本宪兵到近郊某印尼共产党机关抓人，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身上搜出一份印尼共产党员名单，父亲看了看，机智地说，\"可恶！放高利贷害老百姓，这是他讨账的帐单。\"宪兵打了那人一记耳光，把名单撕碎扬长走了。那\"农民\"以惊诧、感激的眼光送走了这个不知名的恩人的身影。

当父亲在印尼实际上已被日军监视时，明白自己\"身在虎穴\"，随时可能丧生，所以在遗嘱上写道：\"天有不测风云，每年岁首，例作遗言，以防万一。\"父亲叫当时仍在印尼逃难的抗日文化人胡愈之、沈慈九、张楚琨、王任叔、邵宗汉、高云揽等人赶快离开印尼。大家劝他一道走时，他明确表示：\"我已被监视，逃不了了，索性不动声色，看时机再说，但是你们必须快走！\"父亲这种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的自我牺牲精神，使大家颇为感动。正如郭沫若先生称誉父亲的那样：\"不惜自我卑贱，以身喂虎！\"父亲曾这样给\"文人\"下定义：\"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他是这样说的，也这样做到了。

伯父和父亲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受到了全国人民深深的敬仰和赞颂，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华、郁达夫两兄弟为革命烈士。1980年在富阳家乡富春江畔的鹳山上，建立了\"双烈亭\"，亭子上有茅盾先生书写的一块匾－－\"双松挺秀\"，赞颂伯父及父亲的高风亮节犹如两棵挺拔青松，与世长存。

父亲为何选择了母亲

父亲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是伟大的，但由于从未见过面，却又像那遥远天空中永远闪闪发光的星辰，照耀着我的一生。我最早是从母亲那里听说一些有关父亲的情况。这里有必要对我母亲介绍一下，因为迄今为止，一些权威的文章都把母亲写成是\"只会讲印尼话的土生土长的华人\"，其实不然，母亲是一个命运极为坎坷、千千万万中国普通妇女中的一员，平凡得就像是中华大地上的一颗小草。但她面对种种厄运的顽强态度，却又是令人钦佩的，她的一生是另一个\"故事\"。

1921年，母亲出生在广东台山县江联区东碧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里，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姐姐（均已过世），下有两个弟弟（一个在老家，一个在广州）、两个妹妹（一个在香港，一个在美国）；外祖父叫何子原，外祖母叫欧琼叶（均已过世）。母亲原名叫何如转，1931年在她十岁那年，因为家中贫困潦倒，外祖父不得不忍痛把母亲送给一位陈姓人家，从而改名叫陈莲有，随后被陈家带到印尼去。成年后在一个制作饼干的工厂工作，1943年经别人介绍与父亲结婚，时年22岁，比父亲小25岁。由于母亲从小家境贫困，从没机会上学，只会讲广东台山方言和印尼语，所以也不可能对父亲有很深入的了解，这也就是在那种特定历史背景下，父亲最后时期的苦心所在吧。

母亲在晚年时，曾深情地对我说：我与你父亲生活的那几年虽短，但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母亲的经历使她从小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每当父亲看到母亲舍不得花钱时，就动员母亲说：\"钱你就随意花吧，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也许还因为父亲长母亲25岁之故，对母亲格外关怀、体贴，尤其是当母亲身怀有孕、出门行走不便时，总要悉心搀扶母亲。这对从小受苦而又缺乏家庭温暖的母亲来讲，印象和感受可谓刻骨铭心。回报父亲的，当然也是无限的柔情和深深的谅解。母亲曾问及父亲过去是做什么的，父亲回答说是\"读书匠\"，因此每当看到父亲在看书、沉思或写字时，母亲从不去打扰父亲，甚至连走路都蹑手蹑脚，让父亲能在一个静谧的环境里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当有客人来找父亲时，母亲礼貌地送上茶水表示欢迎后，就主动回避，有时还起\"放哨\"作用。这种默契与和谐，也正是身陷日本法西斯严密监视处境中的父亲所希冀的最好结构。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享誉海内外的文学家、诗人郁达夫，在他一生中最艰难、最危险，也是他最成熟的日子里，会与不识字的母亲结婚，这就是郁达夫的性格。从父亲当时所写的一首诗中，可看出他的心境：

洞房红烛礼张仙，碧玉风情胜小怜；
玉镜台边笑老奴，何年归去长西湖；
昔秦原不为身谋，揽辔犹思定十洲；
老去看花意尚勤，巴东景物似湖清。

重压下内在豪爽如故

作为赵豫记酒厂的老板，平时家中自然备有各种各样的酒。父亲非常善于广交朋友，他的朋友中，除了当地的华侨、华人和印尼人外，甚至还有日本宪兵。但是每当有日本兵到家里来要酒喝时，父亲总是叫母亲拿出专门为日本人准备的酒，并一再对他们劝酒喝，直至他们喝到九分醉意才罢休，而父亲却不怎么喝。等到日本宪兵一离去，父亲常常会情不自禁地、愤恨地说：\"让这些高度酒慢慢毒死这些坏东西！\"母亲回忆说，当时她只感到无比感动和自豪，觉得父亲这个文弱的\"读书匠\"还是很有血气的，非常了不起！但是母亲无法深入理解的是（正如郁风女士在《盖棺定论的晚期》中指出的那样），作为一个作家，在印尼流亡期间，\"不再能工作和写作，失去了战斗的武器，处于日寇统治下的侨区，只能赤手空拳与全副武装的敌人面对面地周旋。以他那样一个早已成型的惯于赤裸裸地自白的人，却必须伪装做商人；面对着多年来痛恨得咬牙切齿、声嘶力竭地口诛笔伐的敌人日本侵略军，却要强颜欢笑；已经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竟断然戒绝饮酒；为了保护革命战友和爱国侨胞，硬是克制了豪放任性的名士作风，忍受着屈辱，甚至豁出生命，用机智和决断度过一次一次难关\"。这时的郁达夫，又何止是一个作家，明明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不折不扣的以笔、以行为、以生命作投枪的战士了。

母亲还经常对我们讲：你父亲可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大好人啊，他常常出门时身上带着钱，回来时却已身无分文了，原来是每当遇到朋友有困难或需要用钱时，父亲总会毫不犹豫地慷慨解囊相助，而且从不放在心上，更不指望得到任何回报。情之使然，当父亲\"失踪\"后也就有许许多多母亲认识的或不认识的朋友来看望并送钱、东西等等。这些小事对刚刚经历了分娩和失去丈夫痛苦的母亲来说，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安慰啊。父亲的为人处事，让母亲、哥哥（比我大一岁）和我这孤儿寡母家的生活，在父亲\"失踪\"后的许多年月里，都能不断得到当地华侨、华人，乃至当地印尼朋友的关心和资助。若父亲在天有灵的话，也会感到慰藉的。

父亲悲壮的一生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就像永远不会泯灭的星星一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胡愈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