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住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村庄，村南有一条大河，也许由于往昔河水多次泛滥成灾、冲刷淤积所至，村庄形状特异。有丈把深的沟，也有几丈深的沟，沟沟坎坎把这三百来户人家的村庄切割为三块。村的中心是庄里头，人口最多，它座落在几丈高的斜坡上。斜坡东西各有一条沟，沟东的高地叫东地，有百来户人家，成街成巷。沟西叫坟地，我家住在那里，不成街不成巷，只有十几户人家。村名与形相符叫疙瘩头。

农村过年，充满迷信色彩。

腊月初，家家开始忙着准备过年。看皇历、找黄道吉日、扫房。扫房时，家具都要挪挪地方，犄角旮旯也必须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家都备有长柄鸡毛掸子和长柄笤帚，用来掸顶棚和墙壁。灶屋碗橱用水洗，室内的立柜、墙柜、桌、椅和板凳用湿搌布擦。打扫的几净房洁，焕然一新。

撕掉旧窗纸，换上新窗纸。找巧手用鲜亮的大红纸剪窗花。窗花有威武的大公鸡、肥硕的鲤鱼、圆滚滚的小猪。主妇小心翼翼将窗花贴在洁白的新窗纸上默祷来年吉庆有余、肥猪满圈。

过年的前几天，家家贴年画。年画常常是五个穿红兜肚裂嘴笑的胖小子，不言而喻，主人乞求的是儿孙满堂、五子登科。也有人家贴其它内容的年画，同样蕴涵着主人的深挚乞求。

粮仓的门上往往贴上用大红纸写的斗大的福字。临街的两扇大门必贴手持大刀的门神，意思是请门神看家。正如《白毛女》中喜儿唱的“门神门神扛大刀，大鬼小鬼进不来。”两旁的门框上往往贴着类似写着“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字样的对联。

腊月二十三糖瓜沾。

腊月二十三是农村祭灶的日子。通常人们都用糖瓜供在灶君龛前，希冀用又甜又黏的糖瓜沾住灶君的嘴，求得灶君上天报喜不报忧。灶龛两旁的对联是“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天，是指的谁呢？是指玉皇大帝，还是泛指诸神，不得而知。

年前，往往几家合宰一口猪，或者一家独宰一口猪。又蒸、又煮、又炸。常见我母亲和祖母洗净猪肠衣，将剁好的肉沫与淀粉调好灌入，封好口，煮熟，凉透，放到院内缸中保存。她们用鸡蛋和面擀成圆圆薄片，一条一条将肉馅放入卷起来，切成一寸来长小块，入滚油锅炸，凉透，同样放到缸里保存。这些都是正月的佳肴。

最忙莫过于腊月三十的前几天。我家堂屋有两口锅灶，灶膛直通东西两屋土炕。我祖母和母亲几乎要把整个正月的食品在这个时候做出来。她们用小米面做皮，红豆煮馅，然后同时用两口大锅蒸饽饽。从晌午到半夜，时断时续往灶膛添柴，烧得土炕滚烫。每当这样的夜里，我即使睡在炕稍，也烫得不得了。蒸好的饽饽晾凉后同样放在院里大缸中保存。

年三十，放鞭炮，包饺子，守岁，吃饺子，迎来大年初一，鞭炮齐鸣。庄里头的小伙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越沟迈坎而来，进门就喊：“二叔、二婶（我祖父排行老二）：给您拜年啦。”在院里跪下磕头，磕完转身走向另一家。东地的小伙子们成伙成群，分成几拨，迈沟过坎而来，同样不进屋，喊着叫着在院里磕头。我祖父站在堂屋门口寒暄：“别磕啦，别磕啦。”从早晨直到小晌午，拜年的人陆续不断。

农民头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累一年。一年一度的过大年，是应该好好休息，享受悠闲。印象最深的是我的几个姑姑（有近支，有远支）坐在我家炕头玩纸牌，嘴里不时叫出四饼、五饼、七饼、八饼；三万、四万、五万、六万。只有几个铜子儿的输赢，可是她们却玩得非常高兴。我根本不懂她们玩牌的内容，只因见她们高兴而高兴。

我祖父叔伯兄弟五个。正月里有时一两个人聚在一起，烫上一壶酒，就着小灌肠，边吃边喝边聊。我觉得他们的聊兴不在家长里短，而在国家大事。那时一无广播，二无报纸，连电灯都没见过，从哪里得知国家大事呢，我觉得他们聊的国家大事，是不知何年何月从老远的村子传到东地，又从东地传到庄里头，从庄里头传到坟地，经过许多人的口口相传，本无实据，又添枝加叶，而他们聊起来却十分津津有味。

正月十五是个重要节日，也是大年的最后一天。庄里头和东地的小青年总要搞些文娱活动来娱乐大家。他们穿上五颜六色的衣服，抹上胭脂粉，有的扮成公子，有的扮成小姐，有的扮成渔翁，有的扮成渔婆。每年的表现形式不完全一样，有时踩着高跷敲锣打鼓；有时跑着旱船吹吹唱唱。不管哪一种形式，都要转着圆圈舞跳一阵子。歌声、舞蹈给庄里人增添欢乐，感染着乡亲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