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評論-園丁-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要引經據典地論述“車”的生成及發展史，那老王就做了臘了，只知道遠古時候人發現圓骨碌咚的東西滾起來省勁，就有人把圓東西墊在重物下面，運往別處。後來呢，人們把圓片安在軸上，就做成了車。有了車以後，作為運輸工具為主體的同時，還是身份的象徵。馮獾客孟嘗君時，因懷才不迂，用手指頭彈着寶劍唱，“出無車”(發“居”的音),“食無魚”，“無以養老母”。頭一條就是“出無車”，可見那時候“車”在個人或家庭來講，是奢嗜品，是地位的表證。那是馬拉的車。

我們小時候，不管如何地窮，每家也都有一輛“車”--自行車。那時候的自行車幾乎是一個造型，粗框架，大軲轆，所謂二八的車，顏色也以黑為主，就象那時候的衣服一樣，藍制服褂子藍褲子，千篇一律。偶爾有個小軲轆車，座子若是起得高一點兒，從後面看就象屁股上插一根棍兒，覺得十分的不雅觀。還是大路貨好。自行車又分進口國產，當然有新有舊了。同是進口或國產，又有高檔低檔。我家就是40年代產的舊的日本進口的富士車，當時買的舊車還花了100人民幣。雖是舊車，卻要比很多新車還惹眼，因為是日本富士。這車沉，真材實料，鋼好，結實。我學車就是拿它學的，後來念研究生也還是騎這輛富士，直到現在，還在原來我父親的房裡放着，不是留作古董，而是賣不出去了。

稍微年長一點兒的人都知道，70年代買輛自行車有多難。錢不多，不富裕，可那不是不買車的原因。你即使有錢你沒自行車票兒也是白搭。為了掏換一張自行車票，說不定就得調用七大姑八大姨，三奶奶四舅子的，一旦拿到了自行車票，必須在指定時間內在指定商店去買那輛沒什麼挑選餘地的自行車。

隨着社會的發展進步，自行車已經不是什麼奢嗜品了，只是極為普通的交通工具而已。現在在北京一家有幾輛自行車是太平常太平常的事了。早晨上班，自行車的長河是北京的一景兒。80年代初，在清華園上課時樓前一大片自行車橫躺豎臥，式樣也是千變萬化，早已不是60年代寥寥無幾的幾輛破車在校園裡晃來晃去的情景了。只是那些老破車依然會出現在校園裡，騎車的都是那些老態龍鐘的教授級的人物。而煥發着青春朝氣的哥兒們姐兒們都是鋥光瓦亮的新車，加上技術高，風一樣叮鈴鈴響着鈴聲。你側頭想躲他的時候，他已經飛過去了。在自行車的長河中，似一條隨心所欲的游龍。

時代也是這樣向前進展着。芸芸眾生的潮流，不息地向前涌去。大部分安分守己，按部就班，默默無聞地隨大溜兒。也就有時代的佼佼者，長於乘風破浪，穿梭魚貫，超出時代，超出常人--有的人發了，有了汽車，汽車成了大款大腕兒的必有物，混肴於高官顯貴們的公車之中。

還有些人從那潮流中被蒸發了出來，隨風飄啊飄飄到了別處，落下來，進了另一條河，如我們，留學到了美國。這條河裡，到處是汽車，汽車不是單純的奢嗜品，而是生活必需品。

都說美國是輪子上的國度，到了美國才真正體會到汽車是多麼的平常，又是多麼的必要。在美國，不管你是誰，甭管什麼人模狗樣，都有輛車。當然水平有高有低了。你沒車就等於沒腿，上哪兒都得開車。不象在北京，胡同口就有小賣部，油鹽醬醋茶，米麵蘿蔔瓜，煙酒衛生紙，本墨鉛筆匣，可謂五臟俱全，要啥就有啥。你這兒油都下了鍋，想起來蔥花還沒切，趕緊的，小三兒，二頭，一招呼，去買兩棵蔥。等買回來切好，還來得及。所以你說這冰箱也不是非有不可不是，什麼都放在商店裡不更好嗎？可在美國，商店老遠，加上沒時間老去商店，只好一禮拜買一次。什麼牛奶麵包卷，雞鴨魚肉蛋，飲料水果菜，冰凍快餐飯。左一包右一包，呼啦呼啦裝一車，拉回家來往冷室冰室一通塞，塞個滿滿登登，磁磁實實，一禮拜就齊了。

除了買東西，這上下班，走親串友，旅遊觀光，哪樣也離不開車。到了美國，就非買車不可。

說了半天，這才快說到正題了。

留學生---包括各國各地區的留學生---到美國來頭一件大事就是車的事，學車，考車，買輛車。除了少數家裡有錢的公子哥兒，千金姐兒能買新車好車，大都是買二手車(usedcar)。二手車即人家用過的車，用了七、八年，十來年，也許轉過好幾手了。拿出來賣。說到這兒，還得為車正個名兒。不少女士都說先生老是泡在車上，車就是小老婆。云云。其實不然。小老婆能賣嗎？要是小老婆能賣錢，大概大老婆都會主動做這生意了。這是局外話。要說買二手車，基本有兩個途徑，一是到車行買，有專門的賣二手車的。不過那都以賺錢為第一目的的。一般他們都有個修車庫(garage)，把車裡車外收拾得倍兒乾淨，不怕你打開車前蓋兒，機器部件和新的不差啥，所謂貨賣一張皮嘛，讓你看了放心。但是他賣得貴。另一途徑是私人交易。有車的一方需要錢，要把車出手；無車的一方手裡有錢，要買輛可心的車。一般有車的不外是有了錢，買了新車好車，舊車就拜拜了。或是工作換地方了，要搬家(movingsale)，或留學結束回國，等等。總之是要把車賣掉，換成錢，另作他用。這樣的車鬧好了能便宜許多，還好講價錢。但就缺了一條與法律沾邊兒的東西：保險。買車的一方，一般都本着物美價廉，少花錢多辦事的原則；賣車的誰又不想多賣倆錢兒呢。我們老家有這話：一分錢少不少，誰白給你呀？所以這是一雙矛盾。這雙矛盾的發生發展大致遵循着雷同的過程。

賣方到商店或洗衣房貼張自製的廣告，說本人有輛哪年的什麼什麼車，自動的或手動的，什麼什麼顏色，什麼什麼是新換的，狀況是如何如何地好，要求多少多少錢，或者可以討價還價(OBO)，或者是咬死的價錢(Frim).最下面是一遛豎着寫的電話號碼，從中剪開，以便要買車的人撕起來方便。買車的人撕下一小條兒有電話號碼的小紙片兒，回家去撥通號碼，說是感興趣，能不能去看看。賣主兒說行。於是約個時間，由有車的朋友開車，去看車。不論懂與不懂，上車開一通，打開車蓋兒掃幾眼，爬下身子往車底下描幾下，又聽又看，覺得合適了，討個價錢。買主兒說，我剛來，沒錢，實在出不起高價；賣主說，這價錢比市面上少多少多少，我其實不想賣，或捨不得賣，甚至都有了感情了，雲山霧罩。三來二去，雙方成交。下面的事就是賣主兒到銀行或專門的公證處去簽字轉戶，寫上價錢；買主兒開張支票或交現錢，二人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包括車和title)。買主兒把車拿回來，上牌照買保險。如果車開起來沒問題，這雙矛盾到此釋化，皆大歡喜；如果沒幾天兒車出了毛病，甚至乾脆死那兒了，得，這下子矛盾就激化了。可美國是法治國家，一旦貨物易手，賣主兒就不再負法律責任了。告都告不贏的。這時候，苦就苦在一個人身上，就是從中牽線或是熱心拉人去看車試車拍板決定的那個中間人。所有不是，所有責任全是他的。都是他，還不如買哪輛哪輛呢，說不定比這輛好。。。

其實，這車一舊，和人一樣，說不定什麼時候就出毛病。再說車也有壽命，總有壽終正寢的時候。美國車一般八、九年，開個十萬邁，就不頂勁了。還得說是小日本的車，車體都鏽透了，一開門直掉渣兒，腳下是個大窟窿，開着照跑，冬天打火一點就着。不過也是難保不出毛病，什麼點火器，充電器，皮帶，馬達，都是常出毛病的地方。車一拋錨，就得叫AAA，拖車，修車，一筆開銷，少則幾十塊，多則幾百上千。這時候心裡罵的除了那個賣車的，就是那個幫忙的了。嘴上不說，心裡也是個大疙瘩，臉上掛的是無奈的笑。後悔選擇了這“肯定壞”的車，心裡想着另一個“可能好”的車。

好人難做，一點不假。但這世界上好心人多，熱心人多，所以總是有幫忙的。好心沒好報，有時候就這樣。但一般好心人沒圖報，所以才總有這糊裡糊塗的，曖噯昧昧的風波，一波接一波。

噓，終於要聊到正題上了。

那是一個風狂雨驟，天昏地暗，伸手不見五指的。。。還是跟你坦白吧，這是我胡說。那天其實是個極一般的天兒，朋友打來電話，說是有件事想請我幫忙。我說請說不上，有什麼事你就說吧。朋友是從台灣來的，是我太太的同系同學。我們來美國認識的第一家中國人就是這朋友家。常一同到教授家小聚，聊天直到深夜或凌晨。那時候，大陸台灣長達30餘年不通來往，國共二黨的宿怨都已深入老百姓的人心，因此大陸、台灣這兩個區域的概念十分清晰。大陸人、台灣人分得遠比北京人、上海人更明確。北京人“港都”，上海人“嘎古”，大不了是個性的不同。但30年不見面，儘管是一家人，也生分得很，架不住文化背景有了差異。

一般來講，台灣人闊大陸人窮。台灣人有的在大陸還有親戚，老早就明里暗裡有三通，回大陸去探親，讓窮親戚張手要錢要的是滿臉的陰雲，滿肚子的惡氣，體會特深，也增加了台胞的優越感。這種優越時常寫在臉上，就象大陸人的窮也寫在臉上一樣。“我一看就知道你是從大陸來的。”有些台灣同學如是說。這說明了雙方的某些特點一望便知，當然一說話就更知了--特點也寫在嘴上了。聽多了這話，不忿就積壓了下來，就覺得和上海人的不睦也都退居其後了。

別看台灣講究民生民權民主，可沒經過跨越幾十年的政治鬥爭的陶冶，在言談舉止上還是較多地保留着南方中國人的傳統風貌，也就是比較文質彬彬，溫良恭儉讓。比如說(不一定對，僅代表個人，不代表廣大人民群眾)，台灣男同胞說話，按武功的說法，帶有一股陰柔的勁道，說出來軟軟的，卻充滿着信心。不象俺們北方人，“干哈，干哈呀”，整個一個缺油少鹽的大餅子。

言歸正傳，朋友有事求到頭上來了，自然義不容辭。行，有什麼事你就說吧，只要我能做到的。你肯定能做得到，朋友說，其實也不要你做什麼，我只需要你作為一個大陸人給我站腳助威。這算什麼忙？難道我也有明星的效果？往那兒一站，銀子就嘩嘩流過來？心下剛這麼一喜，忽覺不對。別是幹仗啊，那就不好玩兒了。那可不是往那兒站站就完事的事兒，那得非有起碼的中長跑的訓練素養不可，必要時逃之夭夭，行之有效。可我的耐力太差。到底什麼事？是這麼回事，朋友說，我們賣給大陸來的同學一輛車，這車呢，開走的時候還是好的，開了一天就壞了。那同學說我們騙他，找了一些人要和我們會談協商。他們找了一個台灣人，我呢，也找個大陸人出面。什麼也不要你干，你就只要站在那兒就行。你看怎麼樣？

我、我、。。。我就想，就事情本身，就是讓我去跑龍套，那我還能勝任。京劇里跑龍套的，打着旗兒，“哦。。。”一聲，一隊四個打後台出來，走到中間，兩邊兒一分，一邊兒兩個，往那兒一站，就不動了。要出征了，又“哦。。。”的一聲，走到中間，相互一插，又成一隊四個，往後台一走，打仗去了。不用說我，一般的人也站不成一邊兒一個一邊兒仨，侯寶林兒講話兒，那是“棒槌”。可這不那麼簡單，還聽不出來嗎？還夾帶着點海峽兩岸的政治風雲呢。那邊兒一幫大陸漢帶一個台灣仔，無疑是張治中了。我們這邊兒主角兒是台灣仔帶我這麼個比“棒槌”強的打旗兒的，想找個有名兒的名聲還要好的人物作個比喻，還楞找不出來。國共談判那會兒沒聽說有什麼共產黨大官兒在國民黨那邊兒站腳的。一沒名分，就跑不了當回“叛徒”的角色了。當就當吧，豁出去了。

不用我說啥？我可什麼也不了解呀。我得把這打旗兒的地位砸實嘍。我雖比“棒槌”強，但要作即興發言，特別是有條有理地說點什麼，那也就是擀麵杖水平。

沒問題，你不用說任何話，就站在那兒就行。朋友強調。

那好。為朋友嘛，兩肋。。。我這肋條骨標準大搓板兒，一插刀准死，只好兩行熱汗在所不辭了。

朋友開車拉我到談判地點，路上介紹了更詳細的情況。原來台灣同學也不是個個兒腰纏萬貫，有的甚至拿不到助學金，只好自己四處謀生。打工也好，鼓搗點小生意也好，抓撓點錢，好歹念完書拿個學位，能在美國找個工作當然好，實在找不到也只好回台灣。這朋友呢，在系裡沒有做事，在外面打點兒工，也做點倒買倒賣的小生意。主觀上呢，幫中國人點兒忙，剛來的都人生地不熟的，買車也沒經驗；客觀上呢，掙點兒錢以解囊中之澀。沒想到呢，這車不爭氣。本來呢，可以通過法庭解決。可都是中國人，都在此地謀生存，有些事情呢，也不都是單純法律能說得清的。所以呢，就通過會談協商，爭取和平解決衝突爭端。

待到了談判地點，屋裡已是人聲鼎沸。因為大家的出身地都寫在臉上，衣裝上，倒也無需多說多看，就知道誰誰是從哪兒來的。一群高矮不一胖瘦不一的大陸漢，紅衛兵似地站成散兵線，正對着買賣雙方的中間人在爭辯着，“張治中”立在一旁，靜靜地沒張嘴。我與他雖是“各為其主”，分在兩邊兒，但已是同病相憐，一樣地尷尬了。對方見我這朋友一到，立刻就有人迎上前來，半是招呼半是開戰。起碼有好幾個人朝我看了起碼好幾眼，可都轉了開去，沒人理我。我感到了當“叛徒”的孤獨。明擺着無名叛徒的下場都是很悲慘的，或是被廣大革命群眾所唾棄，或者乾脆槍斃。文革時九類分子中“叛徒”被列在“特務”和“走資派”之前(地富反壞右叛徒特務走資派)，可見叛徒之可惡。終於，有一個人向我走來了。我突然感到了有一種“改過自新”的欲望和衝動，似乎有了“向人民坦白交代”的機會。

你是大陸的？是，是，北京來的。回答是忙不迭的。還記得文革中大辯論都是上得台來，先報姓名出身再發言。如今又好象回到了那個動盪不安卻生機勃勃，戰戰兢兢卻樂趣無窮的年代。你知道全過程嗎？不，不知道。他們串通好了騙錢，他們是一事的。一個賣車，一個做托兒。是嗎？那當然了。這車本來就有毛病，他們不說。兩千塊呀！我們剛來，急需用車去打工。這麼個破車，讓我們怎麼辦？呦，這情況我可不知道。你們什麼關係？我們是朋友，不過這事我。。。我覺得挺熱，真有汗順臉上滾了下來。那你就別管了。我們只要個公道，討回公道。

我是徹底“棒槌”了，鬧了個灰頭土臉，懵里懵懂。文革辯論，一上台，報了姓名，輪到報出身，說，“小業主兒”。台下一片哄聲，“奸商”，“下去”，“沒你的發言權”，麥克風早就被出身革軍或革干的搶跑了。

聽下來，大致情況也就是那樣了。一個台灣同學向大陸同學介紹了那輛車，大陸同學急需車去打工掙錢。看了車，覺得滿意，就成了交。但開回去以後，一次工還沒打過，再發動就發動不起來了，這下子就覺得剛到美國就上了大當，栽在了台灣人手裡，這口氣順不過來，於是就組織了一幫人前來討公道。

我的朋友強調，車是舊車，保不准就有毛病。你們也看過，也是開着走的。按法律來講，我們已經不負責任了。

哪有那事！明擺着是騙局。還有沒有公道？

不能這麼講。中間人也是出於好心。

整個一托兒！

不能那樣講。車出了毛病，我們心裡也覺得過意不去。這是我們今天到這兒來的主導思想。車出了毛病，可以修。。。

那要錢哪！誰出？

大家商量。

人家那張治中還真不是“棒槌”。就在我昏天黑地，暈頭轉向，兩耳不聞賣車事時，從中調停。最後裁決定了下來，雙方都接受了，不傷和氣(也不會再有來往)，又把問題妥善解決(勞民傷財)。車去修，費用由兩家分擔。這結局從法律上講無疑是我們朋友虧了點兒，權當低價賣出一輛車。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作出了積極的讓步。

一場車的風波來了，又去了；又一場車的風波來了，然後又去了。只因為非買車不可，這買車賣車的風波就會永遠不斷。這一樁樁糊裡糊塗的車案就象我們業餘合唱隊的低聲部，常常添亂，卻又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