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评论-园丁-万维博客-万维读者网（电脑版）

要引经据典地论述“车”的生成及发展史，那老王就做了腊了，只知道远古时候人发现圆骨碌咚的东西滚起来省劲，就有人把圆东西垫在重物下面，运往别处。后来呢，人们把圆片安在轴上，就做成了车。有了车以后，作为运输工具为主体的同时，还是身份的象征。冯獾客孟尝君时，因怀才不迂，用手指头弹着宝剑唱，“出无车”(发“居”的音),“食无鱼”，“无以养老母”。头一条就是“出无车”，可见那时候“车”在个人或家庭来讲，是奢嗜品，是地位的表证。那是马拉的车。

我们小时候，不管如何地穷，每家也都有一辆“车”--自行车。那时候的自行车几乎是一个造型，粗框架，大轱辘，所谓二八的车，颜色也以黑为主，就象那时候的衣服一样，蓝制服褂子蓝裤子，千篇一律。偶尔有个小轱辘车，座子若是起得高一点儿，从后面看就象屁股上插一根棍儿，觉得十分的不雅观。还是大路货好。自行车又分进口国产，当然有新有旧了。同是进口或国产，又有高档低档。我家就是40年代产的旧的日本进口的富士车，当时买的旧车还花了100人民币。虽是旧车，却要比很多新车还惹眼，因为是日本富士。这车沉，真材实料，钢好，结实。我学车就是拿它学的，后来念研究生也还是骑这辆富士，直到现在，还在原来我父亲的房里放着，不是留作古董，而是卖不出去了。

稍微年长一点儿的人都知道，70年代买辆自行车有多难。钱不多，不富裕，可那不是不买车的原因。你即使有钱你没自行车票儿也是白搭。为了掏换一张自行车票，说不定就得调用七大姑八大姨，三奶奶四舅子的，一旦拿到了自行车票，必须在指定时间内在指定商店去买那辆没什么挑选余地的自行车。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自行车已经不是什么奢嗜品了，只是极为普通的交通工具而已。现在在北京一家有几辆自行车是太平常太平常的事了。早晨上班，自行车的长河是北京的一景儿。80年代初，在清华园上课时楼前一大片自行车横躺竖卧，式样也是千变万化，早已不是60年代寥寥无几的几辆破车在校园里晃来晃去的情景了。只是那些老破车依然会出现在校园里，骑车的都是那些老态龙钟的教授级的人物。而焕发着青春朝气的哥儿们姐儿们都是锃光瓦亮的新车，加上技术高，风一样叮铃铃响着铃声。你侧头想躲他的时候，他已经飞过去了。在自行车的长河中，似一条随心所欲的游龙。

时代也是这样向前进展着。芸芸众生的潮流，不息地向前涌去。大部分安分守己，按部就班，默默无闻地随大溜儿。也就有时代的佼佼者，长于乘风破浪，穿梭鱼贯，超出时代，超出常人--有的人发了，有了汽车，汽车成了大款大腕儿的必有物，混肴于高官显贵们的公车之中。

还有些人从那潮流中被蒸发了出来，随风飘啊飘飘到了别处，落下来，进了另一条河，如我们，留学到了美国。这条河里，到处是汽车，汽车不是单纯的奢嗜品，而是生活必需品。

都说美国是轮子上的国度，到了美国才真正体会到汽车是多么的平常，又是多么的必要。在美国，不管你是谁，甭管什么人模狗样，都有辆车。当然水平有高有低了。你没车就等于没腿，上哪儿都得开车。不象在北京，胡同口就有小卖部，油盐酱醋茶，米面萝卜瓜，烟酒卫生纸，本墨铅笔匣，可谓五脏俱全，要啥就有啥。你这儿油都下了锅，想起来葱花还没切，赶紧的，小三儿，二头，一招呼，去买两棵葱。等买回来切好，还来得及。所以你说这冰箱也不是非有不可不是，什么都放在商店里不更好吗？可在美国，商店老远，加上没时间老去商店，只好一礼拜买一次。什么牛奶面包卷，鸡鸭鱼肉蛋，饮料水果菜，冰冻快餐饭。左一包右一包，呼啦呼啦装一车，拉回家来往冷室冰室一通塞，塞个满满登登，磁磁实实，一礼拜就齐了。

除了买东西，这上下班，走亲串友，旅游观光，哪样也离不开车。到了美国，就非买车不可。

说了半天，这才快说到正题了。

留学生---包括各国各地区的留学生---到美国来头一件大事就是车的事，学车，考车，买辆车。除了少数家里有钱的公子哥儿，千金姐儿能买新车好车，大都是买二手车(usedcar)。二手车即人家用过的车，用了七、八年，十来年，也许转过好几手了。拿出来卖。说到这儿，还得为车正个名儿。不少女士都说先生老是泡在车上，车就是小老婆。云云。其实不然。小老婆能卖吗？要是小老婆能卖钱，大概大老婆都会主动做这生意了。这是局外话。要说买二手车，基本有两个途径，一是到车行买，有专门的卖二手车的。不过那都以赚钱为第一目的的。一般他们都有个修车库(garage)，把车里车外收拾得倍儿干净，不怕你打开车前盖儿，机器部件和新的不差啥，所谓货卖一张皮嘛，让你看了放心。但是他卖得贵。另一途径是私人交易。有车的一方需要钱，要把车出手；无车的一方手里有钱，要买辆可心的车。一般有车的不外是有了钱，买了新车好车，旧车就拜拜了。或是工作换地方了，要搬家(movingsale)，或留学结束回国，等等。总之是要把车卖掉，换成钱，另作他用。这样的车闹好了能便宜许多，还好讲价钱。但就缺了一条与法律沾边儿的东西：保险。买车的一方，一般都本着物美价廉，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卖车的谁又不想多卖俩钱儿呢。我们老家有这话：一分钱少不少，谁白给你呀？所以这是一双矛盾。这双矛盾的发生发展大致遵循着雷同的过程。

卖方到商店或洗衣房贴张自制的广告，说本人有辆哪年的什么什么车，自动的或手动的，什么什么颜色，什么什么是新换的，状况是如何如何地好，要求多少多少钱，或者可以讨价还价(OBO)，或者是咬死的价钱(Frim).最下面是一遛竖着写的电话号码，从中剪开，以便要买车的人撕起来方便。买车的人撕下一小条儿有电话号码的小纸片儿，回家去拨通号码，说是感兴趣，能不能去看看。卖主儿说行。于是约个时间，由有车的朋友开车，去看车。不论懂与不懂，上车开一通，打开车盖儿扫几眼，爬下身子往车底下描几下，又听又看，觉得合适了，讨个价钱。买主儿说，我刚来，没钱，实在出不起高价；卖主说，这价钱比市面上少多少多少，我其实不想卖，或舍不得卖，甚至都有了感情了，云山雾罩。三来二去，双方成交。下面的事就是卖主儿到银行或专门的公证处去签字转户，写上价钱；买主儿开张支票或交现钱，二人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包括车和title)。买主儿把车拿回来，上牌照买保险。如果车开起来没问题，这双矛盾到此释化，皆大欢喜；如果没几天儿车出了毛病，甚至干脆死那儿了，得，这下子矛盾就激化了。可美国是法治国家，一旦货物易手，卖主儿就不再负法律责任了。告都告不赢的。这时候，苦就苦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从中牵线或是热心拉人去看车试车拍板决定的那个中间人。所有不是，所有责任全是他的。都是他，还不如买哪辆哪辆呢，说不定比这辆好。。。

其实，这车一旧，和人一样，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出毛病。再说车也有寿命，总有寿终正寝的时候。美国车一般八、九年，开个十万迈，就不顶劲了。还得说是小日本的车，车体都锈透了，一开门直掉渣儿，脚下是个大窟窿，开着照跑，冬天打火一点就着。不过也是难保不出毛病，什么点火器，充电器，皮带，马达，都是常出毛病的地方。车一抛锚，就得叫AAA，拖车，修车，一笔开销，少则几十块，多则几百上千。这时候心里骂的除了那个卖车的，就是那个帮忙的了。嘴上不说，心里也是个大疙瘩，脸上挂的是无奈的笑。后悔选择了这“肯定坏”的车，心里想着另一个“可能好”的车。

好人难做，一点不假。但这世界上好心人多，热心人多，所以总是有帮忙的。好心没好报，有时候就这样。但一般好心人没图报，所以才总有这糊里糊涂的，暧嗳昧昧的风波，一波接一波。

嘘，终于要聊到正题上了。

那是一个风狂雨骤，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的。。。还是跟你坦白吧，这是我胡说。那天其实是个极一般的天儿，朋友打来电话，说是有件事想请我帮忙。我说请说不上，有什么事你就说吧。朋友是从台湾来的，是我太太的同系同学。我们来美国认识的第一家中国人就是这朋友家。常一同到教授家小聚，聊天直到深夜或凌晨。那时候，大陆台湾长达30余年不通来往，国共二党的宿怨都已深入老百姓的人心，因此大陆、台湾这两个区域的概念十分清晰。大陆人、台湾人分得远比北京人、上海人更明确。北京人“港都”，上海人“嘎古”，大不了是个性的不同。但30年不见面，尽管是一家人，也生分得很，架不住文化背景有了差异。

一般来讲，台湾人阔大陆人穷。台湾人有的在大陆还有亲戚，老早就明里暗里有三通，回大陆去探亲，让穷亲戚张手要钱要的是满脸的阴云，满肚子的恶气，体会特深，也增加了台胞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时常写在脸上，就象大陆人的穷也写在脸上一样。“我一看就知道你是从大陆来的。”有些台湾同学如是说。这说明了双方的某些特点一望便知，当然一说话就更知了--特点也写在嘴上了。听多了这话，不忿就积压了下来，就觉得和上海人的不睦也都退居其后了。

别看台湾讲究民生民权民主，可没经过跨越几十年的政治斗争的陶冶，在言谈举止上还是较多地保留着南方中国人的传统风貌，也就是比较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比如说(不一定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广大人民群众)，台湾男同胞说话，按武功的说法，带有一股阴柔的劲道，说出来软软的，却充满着信心。不象俺们北方人，“干哈，干哈呀”，整个一个缺油少盐的大饼子。

言归正传，朋友有事求到头上来了，自然义不容辞。行，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只要我能做到的。你肯定能做得到，朋友说，其实也不要你做什么，我只需要你作为一个大陆人给我站脚助威。这算什么忙？难道我也有明星的效果？往那儿一站，银子就哗哗流过来？心下刚这么一喜，忽觉不对。别是干仗啊，那就不好玩儿了。那可不是往那儿站站就完事的事儿，那得非有起码的中长跑的训练素养不可，必要时逃之夭夭，行之有效。可我的耐力太差。到底什么事？是这么回事，朋友说，我们卖给大陆来的同学一辆车，这车呢，开走的时候还是好的，开了一天就坏了。那同学说我们骗他，找了一些人要和我们会谈协商。他们找了一个台湾人，我呢，也找个大陆人出面。什么也不要你干，你就只要站在那儿就行。你看怎么样？

我、我、。。。我就想，就事情本身，就是让我去跑龙套，那我还能胜任。京剧里跑龙套的，打着旗儿，“哦。。。”一声，一队四个打后台出来，走到中间，两边儿一分，一边儿两个，往那儿一站，就不动了。要出征了，又“哦。。。”的一声，走到中间，相互一插，又成一队四个，往后台一走，打仗去了。不用说我，一般的人也站不成一边儿一个一边儿仨，侯宝林儿讲话儿，那是“棒槌”。可这不那么简单，还听不出来吗？还夹带着点海峡两岸的政治风云呢。那边儿一帮大陆汉带一个台湾仔，无疑是张治中了。我们这边儿主角儿是台湾仔带我这么个比“棒槌”强的打旗儿的，想找个有名儿的名声还要好的人物作个比喻，还楞找不出来。国共谈判那会儿没听说有什么共产党大官儿在国民党那边儿站脚的。一没名分，就跑不了当回“叛徒”的角色了。当就当吧，豁出去了。

不用我说啥？我可什么也不了解呀。我得把这打旗儿的地位砸实喽。我虽比“棒槌”强，但要作即兴发言，特别是有条有理地说点什么，那也就是擀面杖水平。

没问题，你不用说任何话，就站在那儿就行。朋友强调。

那好。为朋友嘛，两肋。。。我这肋条骨标准大搓板儿，一插刀准死，只好两行热汗在所不辞了。

朋友开车拉我到谈判地点，路上介绍了更详细的情况。原来台湾同学也不是个个儿腰缠万贯，有的甚至拿不到助学金，只好自己四处谋生。打工也好，鼓捣点小生意也好，抓挠点钱，好歹念完书拿个学位，能在美国找个工作当然好，实在找不到也只好回台湾。这朋友呢，在系里没有做事，在外面打点儿工，也做点倒买倒卖的小生意。主观上呢，帮中国人点儿忙，刚来的都人生地不熟的，买车也没经验；客观上呢，挣点儿钱以解囊中之涩。没想到呢，这车不争气。本来呢，可以通过法庭解决。可都是中国人，都在此地谋生存，有些事情呢，也不都是单纯法律能说得清的。所以呢，就通过会谈协商，争取和平解决冲突争端。

待到了谈判地点，屋里已是人声鼎沸。因为大家的出身地都写在脸上，衣装上，倒也无需多说多看，就知道谁谁是从哪儿来的。一群高矮不一胖瘦不一的大陆汉，红卫兵似地站成散兵线，正对着买卖双方的中间人在争辩着，“张治中”立在一旁，静静地没张嘴。我与他虽是“各为其主”，分在两边儿，但已是同病相怜，一样地尴尬了。对方见我这朋友一到，立刻就有人迎上前来，半是招呼半是开战。起码有好几个人朝我看了起码好几眼，可都转了开去，没人理我。我感到了当“叛徒”的孤独。明摆着无名叛徒的下场都是很悲惨的，或是被广大革命群众所唾弃，或者干脆枪毙。文革时九类分子中“叛徒”被列在“特务”和“走资派”之前(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可见叛徒之可恶。终于，有一个人向我走来了。我突然感到了有一种“改过自新”的欲望和冲动，似乎有了“向人民坦白交代”的机会。

你是大陆的？是，是，北京来的。回答是忙不迭的。还记得文革中大辩论都是上得台来，先报姓名出身再发言。如今又好象回到了那个动荡不安却生机勃勃，战战兢兢却乐趣无穷的年代。你知道全过程吗？不，不知道。他们串通好了骗钱，他们是一事的。一个卖车，一个做托儿。是吗？那当然了。这车本来就有毛病，他们不说。两千块呀！我们刚来，急需用车去打工。这么个破车，让我们怎么办？呦，这情况我可不知道。你们什么关系？我们是朋友，不过这事我。。。我觉得挺热，真有汗顺脸上滚了下来。那你就别管了。我们只要个公道，讨回公道。

我是彻底“棒槌”了，闹了个灰头土脸，懵里懵懂。文革辩论，一上台，报了姓名，轮到报出身，说，“小业主儿”。台下一片哄声，“奸商”，“下去”，“没你的发言权”，麦克风早就被出身革军或革干的抢跑了。

听下来，大致情况也就是那样了。一个台湾同学向大陆同学介绍了那辆车，大陆同学急需车去打工挣钱。看了车，觉得满意，就成了交。但开回去以后，一次工还没打过，再发动就发动不起来了，这下子就觉得刚到美国就上了大当，栽在了台湾人手里，这口气顺不过来，于是就组织了一帮人前来讨公道。

我的朋友强调，车是旧车，保不准就有毛病。你们也看过，也是开着走的。按法律来讲，我们已经不负责任了。

哪有那事！明摆着是骗局。还有没有公道？

不能这么讲。中间人也是出于好心。

整个一托儿！

不能那样讲。车出了毛病，我们心里也觉得过意不去。这是我们今天到这儿来的主导思想。车出了毛病，可以修。。。

那要钱哪！谁出？

大家商量。

人家那张治中还真不是“棒槌”。就在我昏天黑地，晕头转向，两耳不闻卖车事时，从中调停。最后裁决定了下来，双方都接受了，不伤和气(也不会再有来往)，又把问题妥善解决(劳民伤财)。车去修，费用由两家分担。这结局从法律上讲无疑是我们朋友亏了点儿，权当低价卖出一辆车。更重要的是在“外交”上作出了积极的让步。

一场车的风波来了，又去了；又一场车的风波来了，然后又去了。只因为非买车不可，这买车卖车的风波就会永远不断。这一桩桩糊里糊涂的车案就象我们业余合唱队的低声部，常常添乱，却又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