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雅娜塔莎

阿鄉

一

“默雅”是俄語中“我的”的發音﹐娜塔莎是一個最普通的蘇聯女孩的名字。1962 年春我在上海讀初二下的時候﹐開始跟一個家住在烏克蘭基輔市名叫娜塔莎的蘇聯女孩通信。
那時候﹐中蘇的高層領導間已經嚴重分裂﹐但這個大概叫做“中蘇同齡中學生友好通信”的活動﹐卻和其他許許多多的中蘇民間交流一樣﹐還在蓬勃地發展。記得電影院裡放的都是蘇聯電影﹐圖書館書店裡有大量的蘇聯書籍﹐蘇聯的芭蕾舞團大馬戲團也紛紛來中國訪問演出﹐年輕人開始學俄語﹐唱蘇聯歌。和相同年齡的蘇聯中學生通信﹐無論對枯燥無味的外語學習來說﹐還是從培養兩國年輕一代間的理解和友誼來說﹐確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剛開始通信的時候﹐我才學了一點點俄語﹐所以讀娜塔莎的來信和給她寫回信﹐都還要俄語老師幫忙。我們通信的內容非常簡單﹐無非是介紹一些自己的家庭﹐學校裡的活動和生活的城市的情況。我們也交換一些小小的紀念品﹐比如明信片﹐郵票﹐紀念章之類。娜塔莎曾寄給我兩枚大約有一美分硬幣大小的列寧頭像紀念章﹐我很喜歡﹐仔細地保存着。
到了高中﹐我的俄語好多了﹐與娜塔莎通信不再需要老師這根枴杖﹐我們通信時談論的內容也就豐富多了。我們開始談論電影﹐詩歌﹐小說。
有一次﹐我看了一部叫做“青年時代” (名字不太確切了) 的 蘇聯電影﹐故事講一個也叫娜塔莎的姑娘﹐住在一個離大城市 (可能就是基輔﹐就暫且把它叫基輔吧) 不太遠的小城。她非常喜歡演戲﹐一心想報考基輔的藝術大學。有一天﹐她正有演出﹐幕間休息時﹐一個同伴問她﹐報考基輔藝術大學明天就截止了﹐你怎麼還沒去呢﹖她一聽急了﹐妝也不卸﹐就直奔火車站。但當天去基輔的最後一班火車馬上就要開了﹐火車站看門的老頭當然不讓她進去。她于是翻牆進了站台﹐在一個同樣沒票﹐但也要趕着去基輔的男孩的幫助下﹐他們兩個爬上了火車頂﹐偷搭着這班車去基輔。在火車頂上﹐她知道那男孩叫阿列克塞﹐也是去基輔報考藝術大學的。娜塔莎因為自己剛剛在戲中演一個街頭頑皮小男孩﹐穿寬夾克﹐戴鴨舌帽﹐所以就謊稱自己叫阿遼沙﹐是去基輔看望也在報考藝術大學的姐姐娜塔莎。在火車頂上﹐他們倆成了鐵哥們。分手前﹐“阿遼沙”給了阿列克塞自己在基輔的地址﹐讓阿列克塞在辦完事後去找他。幾天後﹐阿列克塞果真按着地址找來了﹐開門的是穿著連衣裙﹐美麗高貴卻一臉冷若冰霜的娜塔莎。阿列克塞聽着娜塔莎數落“阿遼沙”不學好樣﹐天天跟一幫壞蛋混一塊兒﹐硬着頭皮坐了一會﹐終于只能告辭。阿列克塞走後﹐娜塔莎高興地跳了起來﹐立即換上了阿遼沙的衣服﹐一蹦一癲地在街角兜住了阿列克塞﹐又說了一通“姐姐”的壞話﹐于是兩個好朋友痛痛快快地玩了一下午。就這樣﹐老實忠厚的阿列克塞被“阿遼沙”和娜塔莎“姐弟”兩個耍弄﹐編出了許多令人捧腹好笑的故事。直到有一天﹐“阿遼沙”玩得太瘋了﹐累極便睡著了﹐“他”的鴨舌帽掉了下來﹐露出了一頭如瀉的長發。
我寫信給娜塔莎﹐說我非常喜歡這個電影﹐同時也央求她幫我弄到電影中的主題插曲。那是一首叫做“母親”的無比抒情和優美的歌。在電影中﹐由阿列克塞唱過兩次。一次是在火車頂上﹐另一次是考藝術大學時的表演。我當時很想學會唱這首歌﹐因為在我們學俄語的同學中﹐會唱像“莫斯科近郊的晚上”﹐“喀秋莎”這些歌已經不希奇了。我想我如果能用俄語唱這樣一首新歌﹐那該是一件很前衛和光耀的事。
娜塔莎的回信果然寄來了歌詞和歌譜﹐她說她也很喜歡那個電影﹐當然也因為她就是娜塔莎。信末﹐她寫道﹐她一直想給我取一個俄國名字﹐現在終于有了一個最可愛的﹕阿列克塞。“你喜歡嗎﹖”她問我。
那年我十七歲﹐捧着娜塔莎那特有的紫色墨水筆跡的信發獃﹐信紙上帶有的淡淡香味讓我眩暈。暈完後﹐我清醒了。我寫信告訴娜塔莎﹐我名字中那兩個字的含義﹕一個是我的輩分﹐我的兄弟姐妹都用同一個字﹐那個“鄉”﹐才是我自己真正的名字﹐我非常珍愛這個名字。
娜塔莎的下一封回信來了﹐開頭就稱道﹕默雅阿鄉。在“鄉”的俄語拼音之前加了一個“A”﹐俄語中發“阿”音。我不太知道這個“阿”字在俄語中的真正含義﹐但很多俄國名字中都帶着這個“阿”字﹐想來應該是含有好的意思。娜塔莎過去信中稱謂我用“您”字﹐(俄語第二人稱復數)﹐從這封信起﹐也改成了“你”字(第二人稱單數)。于是我在我的回信中﹐也開始稱她為“默雅娜塔莎”﹐並也以“你”來相稱。
娜塔莎很喜歡詩﹐她的信中總會有一兩句詩出現。有時她說出作者﹐有時也不說。俄國人對詩人的崇拜﹐可能不亞于中國古代。俄語確是世上最優美的語言之一﹐尤其是俄語詩﹐夾雜着柔軟的卷舌音﹐讀起來美極了。我也很想寫些中文的古詩給她﹐但我實在沒有那個水平﹐能把中國古詩翻成俄語﹐那時也找不到有現成翻譯好的資料書。我最多只能告訴她﹐中國人很崇敬詩人﹐在上海的一個街心花園裡﹐甚至有一座俄國詩人普希金的銅像。很多次我都想去和普希金的銅像一起照個相寄給她﹐但終于也沒有照成。有一次我問她﹐我說中國人認為詩是學問和品德的一種象征﹐所以我們很崇敬詩人﹐那你們蘇聯人是為了什么呢﹖娜塔莎回信寫道﹕“一個沒有詩的民族是差勁的民族﹐而一個沒有詩的年代是走向死亡的年代。”很多年後﹐我還一直記得這句話。我現在看一些網絡雜誌和小說﹐還常常以裡面有沒有詩﹐不管是我喜歡的詩還是不喜歡的那種﹐來作為我喜歡或討厭的標準。
1964年﹐我讀高中二﹐俄語也學得更多了﹐課外開始讀高爾基的原版作品﹐但那時中蘇間的關係也越來越惡劣了。我和我的同學都相信﹐我國之所以有三年的最困難時期﹐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蘇聯的逼債。我開始對蘇聯的一切有了一種懷疑﹐但我還是非常喜歡蘇聯的文學作品。我讀了屠格涅夫﹐契科夫﹑托爾斯泰的一些小說﹐也讀了蕭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記得也就是在那段時間﹐我看了一部我至今還認為是最美麗的電影﹕“紅帆”。
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故事﹕一個住在海邊小村叫阿蓮娜的女孩﹐在她大約六﹑七歲時﹐一天下雨後﹐她用紙折了個小船﹐放在門前的小谿裡漂流﹐阿蓮娜就在岸邊跟著小船走。走到一個小樹林裡﹐她遇見了一個長衚子的老人。她好像幫了那個老人一個小忙﹐臨別時﹐老人祝福她說﹕“善良美麗的阿蓮娜啊﹐你長大後的有一天﹐一艘掛着紅帆的大船會從海岬後面出現﹐向你駛來。那時金色的陽光照耀在海面上﹐空氣裡彌蔓着優美的音樂﹐船上是一個英俊的王子﹐你是他的新娘﹐你們將永遠過着幸福的日子。”阿蓮娜長大後﹐不管刮風下雨﹐每天都要到海邊的岩石上去眺望遠處的海岬﹐等待她的紅帆船。村子裡的人們都嘆息﹕有誰見過紅帆的船呢﹖故事的另一端﹐是一個俄羅斯大公的兒子﹐非常討厭家裡枯燥的生活和煩瑣的宮廷禮節﹐終于決定放棄一切榮華富貴﹐離家出走﹐要到外面的世界靠自己的能力生活。他在經歷了無數磨難後﹐終于當上了一艘船的船長。一天﹐他們的船來到了阿蓮娜的海邊小村﹐這個過去的王子愛上了阿蓮娜。當他知道了阿蓮娜的故事後﹐便去買來了兩千公尺的紅佈做成紅帆﹐他的水手朋友都是樂隊的成員。一天﹐阿蓮娜又象往常來到了海邊﹐忽然﹐陽光下金色的海岬後面﹐她看到蔚藍的海面上出現了一條紅帆船。很快﹐村子裡的人們也都看到了那艘紅帆船。人們開始聚集到海邊﹐看這一個神話如何真地出現了﹕海上有一艘紅帆船﹐空氣裡彌蔓着音樂﹐船上有一個英俊的王子 ﹐他為阿蓮娜而來。
這是我記憶中最美的一部電影﹐裡面的女主角也是所有我看過的電影中最美麗的兩個之一﹐另一個是演英國電影“巴格達竊佟毖e的公主。“紅帆”這個電影我看了兩遍﹐還去南京西路上的平安電影院看了早早場的俄語原版片(當時上海只有那個電影院每星期天早上才放原版片)﹐然後才給娜塔莎寫信敘說我看這部電影的感受﹐我記得我還在信中引用了好幾句電影中的俄文原話。
娜塔莎的回信說她很驚奇我居然看了這部電影﹐最後她在信中問我﹕“你能來蘇聯留學嗎﹖這兒有很多中國留學生。”五﹑六十年代去蘇聯留學﹐也許是當時一個中學生的最高理想。我讀的那所中學﹐雖然不在上海最有名的幾所之中﹐卻是全上海僅有的寄宿着許多東南亞華僑學生兩所中學之一。也可能是這個原因﹐我們中學每年都有好幾個名額被送出國。俄語班的學生大部分是去蘇聯﹐當然也有去當時東歐的一些國家﹐1964年中法建交後﹐好像也有被送去法國的。我的好幾位重要的任課老師都曾向我透露﹐他們負有向學校領導推薦這樣出國學生的名單和提供意見的任務。1964年﹐出身成份論還剛剛開始露頭﹐我當時似乎還沒有感到出身會對我有什么影響。于是我回信給娜塔莎﹐告訴她我們學校有留學名額的情況﹐我也告訴她我各方面的有利條件﹐我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爭取這個留學名額。不久﹐娜塔莎回了一封很長很深情的信。她告訴我﹐她會留在基輔上大學﹐希望有一天能在基輔見到我。“中國留學生都是坐火車來基輔的﹐你也坐火車來吧。我的家離火車站不遠﹐我每天上下學都經過那裡﹐我會來接你的。”她說﹕“請戴一條紅領帶來吧﹐讓我一下子就能看到你。”最後她寫道﹕“我感到我成了阿蓮娜﹐從此每天會去火車站等待我的紅領帶了。”
時間到了1965年﹐中蘇兩國的矛盾已經公開化﹐我和娜塔莎的通信也越來越困難了﹕信件常常無故丟失﹔信在路上要走比原來長兩三倍的時間﹔就是收到時﹐信封信紙也早已破破爛爛﹐象是被人拆過似的。我和娜塔莎都清楚地知道﹐不知哪一天﹐這樣的通信就會被完全封鎖了。1965年夏﹐我在好幾個月都收不到她的信後﹐終于不得不停止了再給娜塔莎寄信。可是﹐又過了好幾個月﹐大概是在1965年底的一天﹐我忽然又意外收到了一封娜塔莎寄來的信。打開一看﹐仍然是我熟悉的紫色的墨水筆跡和淡淡的香味﹐信紙上卻僅是一首詩和幾個大寫的字母﹕

愛情﹐不是月光下的散步﹐
也不是公園長椅上的嘆息。
一切都是可能的呀﹕
秋天泥濘的路啊
冬天冰冷的雪﹗
愛情就象一支美好的歌﹐
然而歌子卻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編好的。

那幾個大寫的字母﹐只有我能明白﹐是“娜塔莎每天等她的紅領帶”這句話中每個詞開頭的字母。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當男女主人公在劫後重逢時﹐就是用這種方法來筆談交流的。在這封信以後﹐我就再也沒有娜塔莎的任何消息了。

我把娜塔莎留給我的所有東西﹐都保存在一個舊的鐵皮糖果盒子裡。文化革命時﹐這個盒子被人打開﹐裡面的東西都被撕爛或被燒毀。我還清楚地記得她的幾張照片﹐是衝洗成棕色的那種單色照片。有一張是她穿着烏克蘭少女的盛裝向一個訪問她們學校的外國領導人獻面包和鹽﹐那張照片裡的她有着燦爛的笑容。還有一張是她的個人照﹐她的頭髮大概是栗色的﹐她的眼睛明亮﹐略帶憂鬱。

二

我不是一個喜歡旅遊的人﹐朋友們去豪華郵輪度假﹐回來跟我描述阿拉斯加北國冰川的冷艷﹐新奧爾良南方海底的綺麗﹐這些都不能激起我有朝一日也想去上船的沖動。我唯一想去的地方﹐就是那塊以前被叫做蘇聯的土地。我去那裡﹐不是響往莫斯科郊外的白樺林﹐也不是想到聖彼得堡涅瓦河邊的長堤上去漫步﹐我只是想能夠去一次烏克蘭基輔市的火車站﹐去了卻我的一個心願。但是﹐在我病了以後﹐我知道我大概再也去不成那裡了。
一個秋天的下午﹐一個長得高高的中國老頭走出了基輔舊城的老火車站大門﹐他似乎已經來過很多次了﹐早已很熟悉這個地方﹐他很快就在火車站外的小廣場上找了一個地方坐下。他穿著一身舒適﹑松散的休閑衣服﹐卻戴著一條與這身衣服不相稱的紅色領帶。走過的人們都不禁要朝這個有點古怪的老頭瞟一眼﹐但他卻並不在乎別人的眼光﹐只是瞇著眼睛享受着秋日的陽光。也許是一小時﹐也許是三小時﹐他感到坐夠了﹐休息夠了﹐于是走回火車站大門﹐消失在人流中間。這是一個我做過了好多次的白日夢。
我的娜塔莎﹐你曾給一個正當多夢年華的中國少年寄去了一個美麗的夢﹐很多年後﹐他仍一直很珍惜他在那個夢裡得到的名字﹕阿鄉。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