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雜記（之十七）

李鈞玉 (Robert Lee)於美國 2003.10.6

台灣國際關係回顧外一章

記得是1972年我在駐菲律賓大使館任職期間，大使是孫碧奇(Patrick C.Sun)。大使照例在他公家購置的豪華官邸，宴請使 館的外交官夫婦。因我妻孫培七(P.C.Sun)和他的英文縮寫一樣，吃飯時他說歡迎我這個孫家的駙馬爺，還說既然你夫人和我同名同姓（諧音），英文縮寫又一樣，我不在使館時，所有公文可請她代勞簽發。我們免不了笑了起來，說大使可真會開玩笑，以後請多教誨。

我當時在政治組，經常到大使辦公室聽取指示。有一天公事談完，他突然冒出一句“唉！都是那漢賊不兩立嘛！”

那時台灣剛退出聯合國不久。有很多人對此十分不滿，說“陽光大道你不要，偏要走那獨木橋。”不久後我就看到報上一則評論“所謂漢賊不兩立”的文章。那篇評論的大意是說：漢賊不兩立，應有三個層次，即上策、中策、下策。上策是要作到漢立賊不立，那最好；中策是退求其次，有賊就有漢；下策是有賊無漢。台灣的作法屬於下下策，這也是當時外交部很多較低階官員的共同看法。高級官員我們接觸不到，反應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們不會很高興。

當時主管外交政策的是總統府秘書長張 群。“人生七十才開 始”這句話，就是他說開的。因為那時他已經七十多矣！這樣說自有他一定的作用。

我在禮賓司時，親見禮賓司長吳文輝大使和他通電話那種必恭必敬的樣子，一句句岳公岳公的（張 群號為張岳軍）。他是 否出身四川軍閥，不得而知。他和老蔣結識後，參加北伐，進入核心。但是讓一些毫無國際常識及經歷的人主持外交大計，其後果如何，可想而知。

現在事過境遷，我們並不是放馬後炮，也不是批評任何人。我想說的重點是：絕不能讓外行當舵手，把國家這條大船駛向礁石，而人民還不敢說一句話。這話放諸四海皆準，適用任何國家、任何組織。

現在再談談聯合國。從1950－1960這十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想入聯國是透過尼赫魯的印度提案。但是這十年中每年都被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用程序問題予以封殺。因而從1961年起，改用歐洲“一盞明燈”的“阿爾巴尼亞”提案，又是連年失手。

1965年前後，文革使中國在世界上變得極度孤單，儘管當時的標語口號說成“我們的朋友遍天下”，但世人，尤其是港台人士，都學會從反面理解。所以中國特別急迫地想進入聯合國打破孤立狀態。

當時從路途社（道聽途說也）得到的消息是：因當時的中國除了在國內進行文革外，在國際上，也是“革命精神”熱火朝天，在精神上、在物資上，充分支持當地共黨游擊隊推翻當地政府（照現在的說法，那完全是赤裸裸地、粗暴地干涉它國內政），造成極大反感。因之阿爾巴尼亞提案到後期傳出“雙重代表權案”：即台灣將安理會席次讓出，保留聯合國大會會員資格。說白了，就是把安理會讓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如此折衷，以便北京能順利入會。可是各位看官，那“漢賊不兩立”左右了台灣的外交政策，演的是一場“零和遊戲”，結局不問可知。

台灣當時邦交國大致有七十多個（駐外使領館共九十餘處）。聯合國以後，各國爭相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西方報紙稱之謂趕搭列車(to catch the bandwagon)。意謂太慢，“中國號” 列車開了，你搭不上。

此前多年的每年八月，駐外使館都會接到外交部通一訓令：積極照會駐在國政府，當聯大阿爾巴尼亞提出雙重代表權時，請投票反對。這種重要大事都是大使親自向駐在國外交部說項，不敢怠慢。

據聞退出聯國第二年的1972年，加拿大棄台北而就北京時，曾向台灣建議將使館牆上銅牌“中華民國大使館”，換成“中華民國總領事館”即可。能否換得成，但看“漢賊不兩立”即知結果。聽說1950年英國也曾作此建議，而且台北淡水英國領事館一直維持到1960年代末期，可見英國態度非常曖昧。

雖然已事過境遷，台北政府當時的作法，有人說是“自廢武功”、“作繭自縛”，或者說是“咎由自取”、“敬酒不吃吃罰酒”，在國際關係中，甚少罕見。這種事恐怕在時間的長河裡，也是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看那周書楷外長在聯合國大會通過北京入會時的鏡頭。他抬頭挺胸，面對攝影機，面色凝重，宣讀一份預先準備的聲明稿後，代表團團員一個個順序步出聯合國會場。看他們面部悲壯的表情，真是“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返”，一派慷慨就義的氣勢。

四十二個年頭已經過去，回頭再看當年那自導自演的東方慕尼黑協定，不知閣下如何評論。除非再有一個阿Q導演，在世界史上，大概找不到一個高手能夠編出同樣的戲碼，在國際劇場再度上演。

也是1972年春，外交部長周書楷穿梭各駐外使館巡視，鼓舞士氣。他到菲律賓後，當天大使以下的外交官齊集大廳，聽候訓示。幾句客套後，他正色說到：現在國家困難，願意追隨政府繼續革命的，我們歡迎，請上前一步。無意繼續革命的同仁，悉從尊便，請後退一步，我另外奉送路費。當然全體同仁都向前移了一步，繼續革命。我心想：“好傢夥，革命革命，獨裁者假革命二字，作出了多少傷天害理之事。”我對他沒頭沒腦的說詞，嘴巴不說，心中頗為反感。

退出聯國後，周書楷外長內心憂鬱，對外說了一句“我們寧願和魔鬼握手”的話，報紙當然頭號標題。所謂魔鬼指的是蘇聯。這還得了，別忘了台灣的國策不僅“反共”還有“抗俄”呢。說這話是明顯違反國策，不到數日，台北報紙即公布了總統命令：“着免除周書楷為外交部部長之職，此令。”雖說後來他當了駐教廷大使，但受了那次打擊，默默寡歡，不久即與世長辭。

從這次事件可以看出，不管哪個國家，如國家領導人不具備國際視野，大海航行靠舵手，這舵手可能把國家駛向漩渦，大家一起賠進去。“不信再打賭，輸贏一毛錢”你看如何？

想想當時二十世紀了，竟還有人把國家當作私產，腦袋裡全是當年路易十四的心態：“朕即國家(L’Etat C’est moi)”。只 是現在已不興斷頭台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