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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瑞士，在机场就见到了一件T恤衫，上边一个词：Small；中间是一个瑞士国家地形的几何封闭曲线；底下仍是一个词： Beartiful. 名符其实，Switzenland 确实很美。坐在火车里，随着窗外掠过的一阵轻绿一阵鹅黄，我浏览着连绵不绝的五光十色的农家田舍，和家家户户窗边门前碧叶中的点点花簇。

Atea! 这是一家世界连锁的著名的瑞典家具店，在我所居住的Houston也有一家分行。我在一晃而过的远远的绿色山坡地上见到了她的白色的巨大厂房。

Fribourg是个小城，从地图上看，方圆不过几英里，人口不足三万。一条已经流淌了至少数千年的清澈碧绿的河流，缓缓地蛇龙般地把整个城市划成两片。河的一边，是讲法语的居民；河的另一边，是讲德语的居民。无怪乎在火车里的播音员报站的时候，用了法语，德语和英语三种语言。法语念Free-bur，而德语念Fri-burg 。

虽说城市不大，街市上绝大多数是高层的公寓楼房，颇象上海的那种样子的。在具有现代绘画色彩的遮荫凉蓬下，几乎家家的阳台上都放着一盆盆的鲜花，有金盏花，也有黄水仙或紫罗兰。瑞士人爱花，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街道上花卉店不仅接连不断，而且，细数花卉制作之精美和细腻，色彩搭配之和谐和讲究，也是远胜于他人一筹的。

瑞士人的汽车大都是中小型的，有日本的，德国的，也有不少美国的。虽说是世界首富，汽车却大都是比较老旧的。Ford的新型的甲虫式的小车，古董的风味中透出现代抽象画的线条，特别引人注目。

我有感于瑞士人的环保。一般在超级市场购食物，那怕是香蕉葡萄买了一大堆， casher 不会给你塑料袋；不比在美国，哪怕买一块姜，没准也得一个大口袋。在清晨的马路两侧，各家各户的门口堆着一小袋一小袋的垃圾，体积大约只有美国人常用的四分之一。我曾注意到一位清道夫正小心翼翼地把一个纸袋里的旧杂志倒入垃圾车中，然后再把纸袋放回大门旁。

瑞士鲜少有胖子，包括男女老幼，这点使我不解。据朋友分析，可能与他们每天要走很多的路有关。

瑞士人的饮酒，令人叫绝。市井中有无数家酒铺，一大半的桌子散散落落地分布在店外面的石块铺成的街道上，盖有凉蓬，伴之以中世纪情调的蜡烛灯。日头稍一偏西，三三两两的酒客，便结伴而至。有的合家而来，扶老携幼。为数众多的是许多军校的学生，右边的肩上是蓬起的绿色的肩巾，是每晚的常客。间或，也有几个看着当天报纸独饮的。穿插于酒座之间的，偶尔有个把卖艺的，演奏着古老的中世纪的我不知其名的乐器，空竹般的音韵，悠然中透出几许苍凉。随着暮色的渐近，满街上处处是明明灭灭的烛火，大可想象出夜深后“家家扶得醉人归”的画面。

如此优闲如画的节奏徐缓的日子，无怪乎在我们的会议闭幕的致辞中，L教授代表我们全体与会者赞叹道，“真是太美了！特别是同美国的节奏极快的生活相比，真
是无与伦比！”

对我来说，参加学术会议，是难得的会聚老朋友或者熟人的机会。一进大厅，我就看到了盲人S教授. 我们俩十几年前曾见过面，其时我还是学生。 S教授一听到我的声音，不仅说认识我，而且还记得我不爱喝鸡尾酒而爱喝橘子汁。

人人都会同意，学好数学不易；做一个数学教授更为不易。然而，作为盲人数学家的S 教授，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别的不说，尖端的数学根本没有盲文书，一切公式运算定理，S教授全得靠脑子记忆。听演讲时，有时演讲者一边书写着数学公式，一边没有照单全念，而只是笼统地说着“We have this and this ...... ” 这时， S教授会在座中大声喝问：“What is this?”演讲者连忙补读全文。现代的科学分工越来越细，一般人很难掌握全面的知识，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S教授能理解几乎所有的学术报告，并且每每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当轮到 S教授做学术演讲时，他请一些学生帮他事先在黑板上用胶纸贴出一行一行的格子，做报告时， S教授用手摸索着胶纸，一边书写一边进行演讲，场面令人动容。

几天后，我和S教授俩人还曾在一家PizzaHut 里共进了晚餐。那是在一天的会议结束后， S教授问我能不能带他回旅馆，我一口答应。

在斜阳暮色中，我携着他在小街上行走。S教授是一个极要强的人。他不让我走得慢，非得箭步如飞；也不让我每逢上下街沿台阶时提醒他，说是他能够感觉出我的上下趋势。 S教授兴致勃勃地说，他昨天发现一家餐馆不错，要请我吃饭。我有点儿纳闷，他一个盲人怎么再找得到那家餐馆呢？S教授解释到，先找到火车站，餐馆就在对面。可是，火车站对面有好几家餐馆，是哪一家呢？ S教授狡然一笑道， “I can tell by the chairs.”原来如此。

我们俩坐在PizzaHut放在当街的餐桌上，品尝着瑞士风味的Pizza. 我忍不住问他，他的眼睛是什么时候失明的？“十岁时。我生了一场大病。”S教授答道。我又好奇地追问：“失明以后，怎么念中学大学呢？”

“我父亲。他是工程师。从中学到大学，” 他举起啤酒杯，一饮而尽，“he read everyhing for me.”

我极感震撼，极力想象着那可敬的父亲的模样。并为他们父子的毅力所折服。

这次学术会议是由F 教授一手筹办的。虽说她已是一位人到中年的有着四个孩子的母亲，仍然楚楚动人，远远咋一看，象极了英国的Diana 王妃。她曾在美国的 San Diago 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是一位相当优秀的女数学家。

在会议闭幕的下午，我有机会和她相遇。很诧异地，我注意到她脸上的一脸愁云。闲谈之中，她告诉我，下个星期，也就是我们的会议结束的下一个星期，她将失业了。

“ Really?”

她平静如初，“是的。我将不得不跑到中学去寻求职位，将不得不去教Chemestry 和 Biology，将不得不每周十几小时地去上课。”

“But why?”我不解。难道她被解雇了不成？

“我们学院的院长昨天告诉我，”她边说边摇头，“我的合同已满，大学将不会聘她为终身教授。无论我的学问做得怎么好，无论我发表多少篇论文，这个位置是肯定不留给我的。一切的一切的原因，是因为我是一个女性。”

“莫非，”我仍然试图缓和气氛，“莫非，你的男同事们在业务上都比你强许多吧？”

“No,”F教授委屈地嚷道，“好多人根本不做研究。” 顿了一会，她说开了， “ 你可知道，这是瑞士的传统，大学里没有女性。象我这样的，已经是少之又少的。你跟别人说吧，谁也不会同情你。妇女们不喜欢我这样的有PhD的人，男人们当然更不愿听我说。”

我不禁脱口而出道，“这岂不是性别歧视吗？你是可以告他的。”

“那是在美国，”她苦笑一声。“在这里， No way。我有一位同事，也曾在美留学，很同情我，可没有什么用。”

我还能说什么？按照英语的习惯，我只能说，“I am so sorry to hear your story。 ”为了安慰她，我还讲了我的一位朋友的故事。他92年在UCLA得博士学位，其后6年一直在Berkeley, New York, Jonhs Hopkins 几所名大学任教，写了数十篇一流水准的论文，可是在最后两年，他横竖找不到工作，不得不放弃他的原来的专业。

F教授听了，目光仍是呆滞，缓声说到，“刚才会议的闭幕式上L教授还热情洋溢地赞美Fribourg。”她停顿了一下，“其实，这里，并没有那么美。”

和H教授教授聊天，实在是一种享受。我与他相识已近十载，他聊起来海阔天空，无所不及，又极富人生的哲理。

晚上，我们一起在小城中心的一张酒桌上对酌，旁边伴着一盏忽明忽灭的昏暗的蜡烛灯。他瞅着逍遥自在的饮酒的人们，称羡地说，“这才是典型的欧洲风味的小城。”随后，他对我解释了一番为什么意大利的空心面的原味，只有在意大利才能享受到的道理。原因是这样的，在意大利吃面，一共有三道，它们是火候温度色味极精巧的组合，价钱呢，也是一道比一道贵。可是，一旦移植到了美国，美国人只挑那便宜的第一道吃了就完了，后面两道全免掉了，这样，饭庄岂不亏本？没有其它办法，最后，饭庄也学乖了，三道菜合一，就是我们现在在美国吃的意大利面的样子。H教授说着，咽了一口意大利面，一抹嘴，无奈地说， “你看，即使在瑞士，味道也不正宗，还是三和一。”

当我告诉他关于F教授的故事后， H教授睁园了双眼，“I am so shocked!” 他细细地分析道，他可以想见，她筹办这样一个会议，颇为不易，但是，这至少可以给她带来比如升职加薪之类的好处。真没想到瑞士人这样歧视妇女。

“难怪，”H教授自言自语了一声，告诉我说，“怪不得我听人家说，瑞士好象是数轴上零的两边，有着极好的一面，也有着极丑的一面。”

“这话怎么讲？”

“Well，”H 教授灌了一口酒，“从好的一面讲，瑞士接纳了许多非洲的和亚洲的难民。但是，从坏的方面讲，种族歧视不无存在。有一位德国人，在瑞士旅居了12年，申请入瑞士国籍。于是警察就对他的邻居作了调查。调查调查邻居，这也没啥，看看是否有犯罪行为，不轨举动。无可非议。可是，警察询问的却是，`他是否有把衣裳晾在室外？' 这也构成拒绝入籍的理由？简直是岂有此理。”

话锋一转， H又说：“不是一天到晚唠叨中国的人权问题吗？我看对这一点这里要糟得多。”

我也说道，“就是，中国的大学里有那么多的女教授，女科学家，这是极其平常的事。当这样一位女数学家业务上正在蓬勃发展之际，由于性别关系而被迫离职，简直海外奇谈。”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Yang 吗？”H教授一仰脖子喝完了杯中的酒。

“你是说杨振宁？”

“我记得大概十五年前，” H教授又斟了一杯酒，“我们数学系和物理系的一些教授们在喝咖啡聊天， Yang 也在内。聊着聊着，不知怎的就谈到了中国的人权问题，特别是中国的妇女的人权问题。突然间， Yang 火气挺大的样子站了起来，说：`You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You completely don't understand Chinese! You missed the main point. '有个家伙问，`What is the main point?' Yang 回答说，' 当我小的时候，中国妇女的地位就象奴隶，但是现在完完全全地不一样了。' 或许，中国的人权情况是糟糕的，但变化的速度惊人；瑞士呢，当然没有人权问题，但变化的速度几乎是零。”

别离瑞士的前一天，为了赶次日一早的飞机，我到了日内瓦，准备在此住上一晚。早就听说了，日内瓦是一个联合国似的世界都市，什么肤色的人都有。至少，在这里不用去担心人家听不懂英语。

日内瓦很小，几乎都是可步行的距离。横贯日内瓦市区的河流呈绿蓝色，极清，时而还可以看见几个小小的泛着青白色的旋涡。不由得联想到童年时最常见的苏州河。掠过一缕乡愁。远远近近的建筑，清一色地保留了一百年前的风格，有精雕细琢的屋檐，有古色古香的油漆，浓密的树荫，更使整个都市添了好几分凉意。有一棵巨大的树的绿荫，居然把一个十字路口的面积全部覆盖住了。

我手里掂着一分地图，拖着一大一小的两个箱子，边行边寻找。到了一个四叉路口，拐角上还有着一家放着十几张桌子的酒店，坐着不少顾客。我睥见招待员端着酒盘子正出来，便搁下两个箱子趋上前问路。才几秒钟时间，等我一转身，天啊，小箱子已不翼而飞！装着我的护照，绿卡和机票的小箱子已不翼而飞！有一位好心的酒客过来告诉我说，他见到了一名男子，拎了我的箱子张惶地跑掉了。此时正是上午10点，发生在热闹的十字路口。

好心的酒客见我着急的样子，耸了耸肩，好心地建议我，该去警察局去试试运气，或许，箱子还能找到。他还告诉我去警察局的路线。OK, 我准备去了。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美国十多年，我还从没有跨进过警察局的门槛，没想到，在 Geneva 却开了先例，这也许是天意。

我于是先到旅馆放好了行李，准备去警察局。旅馆里值班的小伙子倒也颇同情我，一边摇头一边叹息地彬彬有礼地听我讲完，说“I am sorry。”尔后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但是我是没有义务告诉您怎么去警察局的。”“见鬼，” 我心里骂道。

一路走，一路问，我寻寻觅觅地朝警察局靠近。无奈，我所遇到的路人，都是听不懂英语的，我只得变幻着“police,”“policman,”“policewomen,” “police department”几个词，翻来复去，连比带画。天幸得法语中的 '警察' 一词也是 “police。”所以对方总是能理解并且指点出警察局的方向。

总算，穿行了十几条嘈杂而狭小的街道，我看到了“POLICE”的招牌，一点儿也不起眼，就好象一家上海的烟杂店上的一方招牌。我推了推门，门纹丝不动。定睛再一看，门上有一个朝左方向的箭头。顺着箭头，拐了个弯，我见到了一扇紧锁着的大门。门旁悬着几块白地黑字的招牌。我虽说不谙法语，然而依稀地仍可分辨出“安全局”的字样。

怎么大门又是锁着的呢？

一个老妇人挎着个藤制的篮子蹒跚而来，我便问她。老妇人只能一丁点儿英语，又拼命地说法语，比划了半天，我弄明白了她的意思：这里周末关门不上班，得星期一才开门。

星期一？我一下傻了眼。难道，日内瓦就莺歌燕舞到这种地步，连周末也不需要警察？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无话可说。那老太还在那里叽哩呱啦地说着法语。

毕竟，人有时还是有点灵感的。我突然意识到，不对呀，刚才似乎是听到过警车刺耳的喧叫声的，所以警察局一定开门，因此这里说不定不是警察局。

我于是告辞了好心的老太，找到了一位学生模样的年青人。她懂英语，我如释重负。她指点给我说，警察局就在那块“POLICE”的招牌底下，但必须按电铃与里面联系。

我终于和警察取得了联系。可是，这里只有一个人值班，我必须到另一个警察分局去才行。我还的再去找。虽然是口干舌燥，饥肠辘辘，除了发扬两不怕的精神，我别无它法。

我突然想到了NBA以前纽约篮球队的教练莱利说的话。那是当纽约队在总决赛中输给休士顿的ROCKET时，有记者问他屈居亚军有何感想时，他作了如下的回答，“ 假如在一年前NBA刚刚开始比赛时，有人告诉我，NEW YORK 队保证是全国亚军，我肯定是会很高兴的”。

同样的，我想，如果二十年前，当我遍身油腻地一天连三班地车间里加班的时候，若有个会算命的人跑来告诉我，“二十年后，我将会在瑞士的日内瓦作学术访问，只不过我的一个箱子必须被窃。”我绝对也是会大喜过望的。

我坐在警察局的一间办公室里，壁角边有几盆绿叶扶疏朝天怒放的矢车菊。我的对面，是一位穿着短袖天蓝色警察制服的姑娘，中学生般的模样。我们用英语对话，她断断续续地敲打着电脑的键盘。电脑是IBM的，只是旧了一点，似乎是 486 的。

我们一问一答地折腾了半个多小时，她打印出了一份用法语撰写的报告书。

我签完名字后，便问她，“是不是有可能把箱子找回来？”这本来就是我来访警察局的初衷。

姑娘一笑，“象这种案子很多，但是，我们从来不曾找回过失物。”

我吸了一口气，认了。又问道，“刚才有位先生让我问一下，能否请你们打一个电话给日内瓦市的失物招领处？”

女警察一边笑一边摇头，似乎是在听一个笑话。 “ 在一般情况下，小偷得了钱以后，就会把箱子扔到垃圾桶里去。”

我颇为失望，觉得有虚此行，白跑了一趟警察局。于是提了最后的一个问题：“我的护照，绿卡，机票全没了，您能建议我该怎么办吗？”

那姑娘让我等等，可能是跑出去找上司请教。不多时，她回转来说，“唯一的办法，是你马上到飞机场去，找你的航空公司商量。 Right now!”

从警察局告辞出来不多久，我马上赶到了飞机场，找到了我所乘飞机的 LUTHSNA 航空公司。当我诉说我的故事话音未落，柜台里面的小姐劈头就问： “你有没有警察局的报告书？”我立刻意识到，我的警察局之行没有白跑。

Lufthansa 是德国的一家大航空公司, Janice小姐是该公司的一位极为干练的职员。她同情我的遭遇，但同时马上指出必须补办护照和签证。

补办护照和签证？一想到此时此刻是星期六，飞机原定是次日清早7：00起飞，而领事馆又要星期一开门，我心里就凉了半截。 Janice 一边劝我不要急，一边急速地查阅厚厚的一大本工作手册，不断地与美国驻欧洲各国的移民局联系。半小时之后， Janice小姐便微笑地朝我说， “美国驻德国的一位移民局官员现在正在上班，她愿意承办你签证的事。我现在马上起草报告，请你等我半小时。”

半小时以后，Janice见到我说，“我已经把报告用fax传过去了，剩下的事就是等回音了。”

一直等到六点钟Janice下班，德国方面仍然没有回音。Janice便说，“忙了一下午，我的头也胀死了。我明天一早六点钟来上班，你也在六点以前赶到，以便签证一落实便走。”

我坐在临街的沉浸在苍茫暮色里的旅馆的房间里的椅子上，心里有点忐忑不安。细细地打量着老旧的旅馆。这种旅馆，大概是想以古董式的美来取悦与顾客吧。房间里的电线歪歪扭扭地盘屈在墙壁上；黯淡的电灯连灯罩也没有；电梯只能挤两个人；当有人走动时，墙外的楼板会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使我油然产生一种回归到福尔摩斯年代的感觉。

Geneva仿佛是一座不夜城，一整夜，我不时地为嘈杂的车流声所吵醒。我步出临街的阳台，在午夜的夜幕中，马路上不停地有三三两两的行人走动。夜风习习，月光微明。我想起昨天与韩国的Kim教授话别时的情景，他告诉我，由于经济萧条的关系，大学教授都减薪10％。“你会不高兴吗？”我问。“哪里。我们都很高兴的，因为许多人失了业，又没有技能，远比我们要惨得多，真的。”想到这些，我也觉得无趣的很，便回屋睡觉去了。

次日一早，我便早早地赶到了机场。来自德国的美国移民局的传真是深夜里到的，上面写到，如果我能够准确无误地回答出下列问题，我便可以拿到机票返美。 Janice小姐于是对我进行了提问：母亲的名字？父亲的名字？去年离美出境时经过哪个海关？......。我终于拿到了机票，按时登上了Lufthansa的飞机。

到了Houston入关，大家排着队，人人手里都拿着一本本护照，就我手里只有一张纸。当轮到我时，我递上那张来自德国的传真的纸，那个黑人的胖胖的女警官楞了一下，说， “Oh, boy! you get trouble. Go to that room.”其实，一点事也没有，经过电脑核实了有关资料后，我便入关了。

记得临行时，曾与我的系主任见了面。他是个每年度假，极富于世界旅游经验的老手。他给了我一番老马识途般的指点：“瑞士的小城小镇很有风味，初游吗，最好随旅游团，走马观花，待到有了概念，第二次旅游就可以自我设计。日内瓦吗，是个有点象联合国般的城市，我不太喜欢。” 回家后，无意中想起此话，回味再三，觉得有点同感。

这毕竟是一次初游。假如我还有机会游瑞士的话，我将到 Fribourg小城再好好逛一逛。还有，好好看一看乘飞机的必经之地日内瓦，当然，我将格外地当心身边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