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岁月(1)

苑波

再过几天就是2006年了，光阴似箭，对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简称文革）转眼之间走过了整整四十年的风风雨雨。那天和父亲谈起想写一篇有关回忆文革的文章，他沉默很久。作为一个过来人，他劝我最好不要写，因为很难说这些东西会带来什么后果。我知道，在他们这一代人的心里，文革根本没有结束，它造成的影响仍然继续着。检点自己曾写过的东西，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话不能直说。其实，我自己知道，这不是写作技巧的原因，而是在我心里有那么一个角落在时时刻刻审查着自己的文字，扭曲着自己的表达。明白了这点，我知道在我心里，文革也没有结束。

我甚至不知道文革什么时候会真正结束，它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影响太深重了。上次回北京，正赶上母校举办新生文艺汇演，载歌载舞，青春的希望让人羡慕。晚会贯穿了两个英雄人物，一个是大学毕业志愿去内蒙基层的校友，另一位校友参加了印度洋海啸的遗体鉴定。鲜花、掌声、泪水、决心、口号、领导接见；校园里的宣传橱窗、学生的墙报、楼道里的标语，莺歌燕舞，万紫千红 ...... 。我终于明白，文革所代表的正统意识形态并没有结束，文革像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和过去割不断，和以后分不开。这种革命意识形态，说白了就是文革坚实的社会基础。在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和教育下，让老百姓接受文革，其实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中国的现代化，披荆斩棘，任重而道远。我们呼唤新的文明，但不知不觉还会沿用文革的思维模式。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还没有真正进入我们的血液。恐怕文革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是无法真正终结了。不仅是因为有人在为文革招魂，有人希望抹杀我们民族对那个时代的记忆，还在于我们本身就是在这个记忆中成长起来的。不错，文革已经从法理上被否定，但远远没有从体制上、思想上、文化上、和道德上得到系统的批判、清理、和反思。

文革已经渐渐被人们所淡忘，不要说如今的年轻人对它一无所知或者所知甚少，就是我们这些经历过十年浩劫的人，回忆文革也恍若隔世。从67年进小学到76年高中毕业，我们整个的学生时代就是在文革的动荡岁月中度过的。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意义深远的转折点， 这一年我们告别了学校和父母，告别了革命口号，走上社会，最终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我们是历史的见证人，是文革的一代，又是新生的一代。

一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到6岁，因此那时的记忆大多是零碎的。66年夏天，兰州铁二中成立了红卫兵长征团，一队人马，举着一面红旗，穿着浅色的军上衣，腰间束着皮带，胳膊上佩戴红袖章，威风凛凛，记得团长是四号楼大张老师的儿子。 一天傍晚，红卫兵逮了几条狗，当时养宠物是封资修，理所当然地要被取缔。其中一条大狗，吊在二中操场的单杠上，被活着把整个的皮给扒了。我站在比较远的地方，能听见狗的惨叫。老二中的操场很小，三面是楼房，那惨叫声在耳边回荡，让人感到恐怖。不一会儿人群开始骚动，原来那扒了皮的狗还活着，放了下来，像发了疯一样乱窜，乳白色的皮下组织往外渗着鲜血。有几个大一些的孩子想抓这只狗，喊着吃狗肉啊。但狗急了能跳墙，无论多少人都挡不住它，在操场里跑了好几圈，挨了不知多少棍棒和砖头，最后还是被逼到操场东北角厕所后面的粪池边上。那是个死角，北墙的另一面是设计院的汽车修配厂，东墙的背面就是铁一小和铁四中的校园了。我凑热闹和很多孩子们一起爬上了墙，想看看这只狗的最终下场。不料狗掉进了粪池，粪池挺深，没挣扎多久狗就断了气，冒着血的臀部漂在外面…. 就是这条鲜血淋淋和赤条条的疯狗竟成了我对文革的第一个记忆。

从5.16通知到当年的8月， 兰州的文革基本以学校的红卫兵为主。那年夏天，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学生们在家属院表演节目，宣传破四旧。记得医院楼有个年轻的女医生，上海人，因为裤腿太紧，又穿了一双半高跟的皮鞋，被几个红卫兵在铁一小前面的路口截住，批判她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当时我带着三岁的妹妹，凑过去看热闹。女大夫的普通话带着很重的上海口音，听她的辩解大家都觉得好笑，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还有一次，红卫兵拦截了骑自行车带人的一对男女，一涌而上，以违反交通规则为由，责令其在路边向毛主席请罪，要求他们背诵语录。

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首当其冲的是地富反坏右、有历史问题的、出身不好的、有海外关系的、加上知识分子。因为我祖父是原国民党政府的官吏，又有复杂的海外关系，经常被父母告知不要随便出门，不要胡乱讲话。当时有一副对联，叫做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条横幅不但涂写在学校里，还被刷到街上。跳忠字舞的时候还加上了一句 “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 后来风传要抄家，父母吓坏了，赶紧销毁了所有可能的封、资、修罪证。结婚照也从墙上取下来，换上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这张珍贵的结婚照，母亲穿婚纱，父亲着西装，光采四溢，结果东藏西藏，后来想找都找不到了，直到今天。

记得满街是大标语，很快就认全了那些字。被打倒的名字难认一些，因为不是倒着就是斜着写的，还用红笔划个大叉。除了大标语，那时还兴撒传单， 经常有车开到街上不时撒下一大把，半大不小的孩子们一窝蜂地跟着追， 有的抢到很多张还穷追不舍。我也跟着追过，跑了半天才捡了一张，也不懂那说的是什么。

那段日子过得很慢，窗外锣鼓喧天，我在家里闲得无聊，到处找玩的东西，最后决定要拆开桌上那台“六灯”收音机。这台收音机陪着我长大，每天听广播，最喜欢的节目是天气预报，好像有种神秘感。怀着好奇的心情，想知道为什么收音机会说话，趁父母不在家，我打开了收音机的后盖。六支像注射器似的玻璃管子竖在里面，据说叫电子管，我往外一个一个地拔。因为我是在工作状态中进行，电子管很烫，还被220伏的电压打了一次，全身发麻。

母亲单位有位邓姓同事，因为都是客家人 （我外祖母原籍广东梅州），两家来往比较多，他的儿子，我称呼他邓哥哥，那时高中还没有毕业。邓家住在老楼院的西北角，因为能看到小儿书，我很喜欢跟着大人去他们家串门。印象最深的是《红旗谱》，其中有个人掉到河里，因为不会游泳，喝了很多水，救上来以后，肚子都涨了起来，是别人用一根棍子像擀面条一样把他肚子里的水擀出来的。邓哥哥喜欢自己装半导体，经常骑车带我去反修馆对面的电子商店买零件，还有一家他常去的是在三爱堂附近。有一天他带我爬山，登上了五泉山上面的公路口，小时候觉得那里已经很高很高了，能看到兰州市的全部，还记得那里有一块木牌，上面写着：外国人未经许可不得超越。他对我说上山不难下山难，我和他一起跑下山，只记得脚蹾得很难受。后来，因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母亲，我们都称呼她邓婆，是地主的后代，不得不带着孩子一起回广东的农村老家劳动改造，我就再没有机会和邓哥哥一起玩了。很久以后，还是我大学期间有一年回兰州度假，得知他也在兰州，专门去拜见，谢谢他给了我的童年一份美好的记忆。

二

抓牛鬼蛇神，搞阶级斗争，天经地义，本是革命者才有的政治特权，但谁也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次把矛头指向了党内。 这年的8月8日， 广播里播放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文件内容分十六条，又简称 “十六条”，明确文革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提出“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眼之间，文革进入高潮，各种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包括像我父母这些出身不好的，之所以投入文革，最根本的原因是对官僚特权和现存体制不满，特别是当他们体会到毛泽东本人对弱势群体的支持，包括他纠正了文革初期当权派对群众的压制。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 49年之后就没有抬起过头。文革的展开，传统秩序的打破，给了他们一次机会。他们信任和崇拜毛泽东身上那种道义和理想的力量, 希望通过文革，争取属于自己的尊严和生存的权力。然而中国的政治远远不像这些知识分子们想像得那么简单。

随后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批斗大会，游行示众，然后开始了派性混战。白天夜里都有喇叭车在家属院内穿梭，广播宣传自己这一组织的立场。后来斗争升级, 喇叭车就成了攻击对方的武器。严重的时候，还有人拿着血淋淋的衣服和遇难战友的相片，声泪俱下地控诉。印象很深的是兰州大学一个学生被打死，血衣挂在兰大的主楼正面。一次父亲带我去城里，正巧赶上了一次武斗。当时一个车队沿着庆阳路往市中心缓慢行驶，喇叭里奏着哀乐，一张很大的照片镶在黑色镜框里，应该是刚刚牺牲的一位战友，解放卡车上还有血衣，还有一车接一车拿着武器，戴着头盔的男女。武器一般就是长矛和木棍。当车队开到南关什字邮电大楼的下面时，突然四层高的楼上有人往下扔石灰袋 （这是文革时期兰州常见的一种武器，巴掌大小），场面顿时一片混乱，石灰粉四处飞散，卡车上的人大部分都到了马路的另一侧，喇叭里也开始义愤填膺地指责对方…， 因为太危险父亲很快带我离开了现场。长大以后，我却还能记得那石灰的气味，当然也忘不了文革中见到的很多血衣。

兰州铁路地区的群众组织当时主要分为左中右三大派：红三司、 红联、革联，其实到现在我也不清楚这仨个派别的全称。我父母属于红三司，是造反派。武斗高潮时期，所有的人都发了武器，主要是长矛和木棒，还有头盔，开大会的时候列队进场。那个时候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某某单位被血洗了，死了多少人这样的小道消息。事实上，因为有军队，特别是甘肃省军区的支持，早期兰州地区的武斗几乎都是保守的一方首先发难，造反派则处于被压制甚至被围剿的状态。让人想起了中国的古训：秀才造反，十年难成。后来，把文革中出现的武斗、打砸抢、派性统统归罪于以知识分子和年轻大学生为主的造反派群众，既不符合历史，也不公平。

甘肃大跃进时期浮夸成风，饿死了很多人，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的省委书记张仲良在著名的兰州会议上被当场解职。刘少奇说过，三年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65年夏天，张仲良又获任江苏省委书记。67年三结合时，由于张新来乍到，江苏对立的两派组织拟定他为老干部的代表。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把他揪回甘肃批斗，因为“张仲良欠了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 。所以，不能简单地把中央长期的极左路线和造反派中的大批群众画上等号， 后者真正的诉求是反对官僚特权、争取人民民主。天真的学生、红卫兵、知识分子被残酷的政治斗争利用，始乱终弃, 令人遗憾。

三

大串联的时候， 我小舅和北大物理系的十几位同学一起从北京步行到延安。为了宣传文革，发动群众，也为了能看望姐姐一家，又辗转到兰州，大队人马住在我家。因为房间太小，我不得不睡在一个柜子上。大串联高潮时铁一小也住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据说有好几百人。教学大楼里厕所不够，白天，在楼的周围，就能看到用报纸或五颜六色的传单包裹的蘑菇状小纸包，臭气熏天，肯定是革命小将们晚上从窗户里扔出来的。我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凡是落在沙地或草地上的纸包，都包得严严实实的，凡是落在硬地上的，都没包好。后来红卫兵走了，全国停课闹革命，学校大楼也废了，到处刷的是标语，玻璃是破的，污水淹没地下室。

文革中有个叫五湖四海的派别，因为极端保守又善武斗而全国闻名，据说打遍了半个中国。后来风传五湖四海要血洗兰州铁路地区，弄得满城风雨，到了闻之色变的程度。大人们要让孩子们听话，就直接说五湖四海来了。还听说他们拿的是菜刀，见人就砍，还可以把门劈开。我们楼院的几个大人，包括我父亲和邻居王大夫、刘老师、王师傅等，很快就自己组织起来，做了几件事：一是用砖头堵住三号楼的过道；二是准备武器，主要是用纸袋装石灰；三是每家的门都多加了一道锁；四是组织站岗和巡逻。那段时间到了晚上每家都必须关灯。我外祖母当时在兰州，她晚上一定要读书和看报才能入睡，没有办法，就用很厚的褥子把窗户给遮上。就这样有一天晚上还是听见了外面急促而恐怖的喊叫，“五湖四海来了，五湖四海来了…“， 我们赶紧把电灯关上，大气都不敢喘。

还记得文革中有很多漫画，刘少奇是酒糟鼻子、大背头；邓小平是个葫芦脑袋、没脖子；彭真青面獠牙、哭丧着脸；杨尚昆睁不开眼睛；罗瑞卿在一个筐里让人抬着….。有意思的是我们家有一横幅照片，是1960年5月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职工文艺汇演全体演员时拍照的，当时我父母代表甘肃省参加演出。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领导人被打倒，父亲用小纸片把这些人的脸一个接一个地盖上，最后只剩下周恩来、朱德、宋庆龄、李先念等。

四

我家离铁路不远，每次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走的梦想，有时偶然在外溜达，最爱去的地方，是火车站，还有澡堂后坡上的铁道。我喜欢站在草丛的后面，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1967年初，我还没有上小学，父亲带着我去北京看妹妹，当时外祖母刚带她去京城不久。这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一次远行。到了兰州站，人声鼎沸，势如潮涌，一波一波涌进站台，也不见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当时各地学生的大串联还未结束，时不时还有静坐的、示威的。

我们车厢有一群兰州铁一中的红卫兵，一路上带领大家背诵语录，唱革命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词我至今还能记得：“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我们有多少知心的话啊要对你讲，我们有多少热情的歌啊要对你唱。千万颗红心为你跳动，千万张笑脸迎着红太阳，我们忠心祝福你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那个指挥（铁一中的红卫兵）热情洋溢，让人羡慕。回兰州之后，我还在路上见到过他，依然那么有朝气。

第二天傍晚，火车到了西安，站台上又是人山人海。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里面的小将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出来一个茶缸，一群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红卫兵将一根扁担伸进了车厢，站台上的人齐声发喊，撬杠将窗户缝越撬越大。塞扁担的红卫兵先把一件小行李从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来，后来挤进了二、三十人。车厢因此变得非常拥挤，以至于我不得不被我父亲放到行李架上。一路走走停停，喝水，吃饭，上厕所都必须经过一番搏斗。一次我要上厕所，车厢里实在挤的没法移动，最后不得不被人们从车窗中送进送出。

列车清晨的时候到了郑州，大部分的红卫兵下了车，可能是去南方或者东部要转车吧，车厢里变得空空荡荡。当时的我闹了一个笑话，事情是这样的：车厢里人少了之后，父亲把我放到一个空位上躺着，当时我是睡着的状态。醒了之后，突然发现不仅看不见父亲，而且火车还往反方向走，哇的一声就哭了起来。父亲过来以后，我嚷着要去北京，不要回兰州，无论如何也不理解这个方向是如何调过来的。只是长大之后，才明白郑州的火车站是人字形，从西向北的列车都要首先开进去，然后换了车头，再反方向开出来。那次虚惊让我至今难忘，其实还是因为年龄太小，没有安全感。经过两天的磨难，我们终于到了北京。 

北京当时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古老的建筑？像是一个前朝的背影，觉得在一片红色的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在朝阳区白家庄二舅的家，去市里要经过使馆区，记得那些建筑的风格很独特。还经过外交部，美术馆，和北海。北京的街头车水马龙，人流络绎不绝。天安门广场很大，无边无际。动物园里的大狗熊等着人们喂东西。在大姨家里还看了一本叫《小布头奇遇记》的连环画，爱不释手。北京真好，家里烧的是煤气，还有自己的浴室。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少小不知离家愁。 回到兰州听邻居阿姨说，小孩子的口音变得真快，没几天功夫，口音已有模有样地带着京腔了。 也许是命中注定吧，我后来的人生轨迹就再没有和北京分开了。

五

文革如火如荼，两派人你争我夺，都认为自己最忠于毛主席，也都认为对方是反动组织。但造反派孤立无援，这些年轻的知识分子、学生、和其他社会边缘阶层，天然地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国家机器的支持。那段时间，父母痛苦不堪，只能每天收听早6：30和晚8点的新闻联播和报纸摘要节目，读各种报纸，希望能从各种蛛丝马迹中找到有利于自己的消息。 当时的一个舞蹈很能表达文革处于低潮时人们的心情，记得歌词是：“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困难时想你有力量，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 胜利时想你心里明。”表演的时候很悲怆，开始光线很弱，最后才有一丝阳光。

1967年8月3日毛泽东亲自批示并明确表态支持甘肃红三司，肯定了红三司的造反行动和斗争方向。记得那一天父母特别激动，留下了热泪，在家里高呼毛主席万岁。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带着我们两个孩子，包括我们邻居王大夫的两个女儿小丽和小娟一起去铁路医院照了很多相。还去兰州最好的餐馆悦宾楼吃午饭，我负责占位子，就是把脚踩在别人的凳子上。因为家里有很多书籍、报刊、和杂志，又天天跟着大人一起听广播，上小学之前，我已经能认识很多字。不久就可以读报了。那时最喜欢的是《参考消息》《新华月刊》和《人民画报》 。文革的时候大人写公函，开始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向江青同志学习，再说：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主席亲，然后才是正文。

尽管如此，兰州的文革依然处于失控状态，派性造成的伤害和隔阂加深，保守的一方并不善罢甘休，武斗随之升级。后来中央文革号召"文攻武卫"，造反派纷纷建立武斗班子。由于流血事件不断发生，部队不得不进驻兰州各机关企业，实行军管。1967年10月，中央强制各群众组织实行革命大联合，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规模的武斗才基本停止。那年冬天，抓革命、促生产，兰州的局面渐趋平稳，父母也回到了自己的科研和设计岗位，文革似乎到此就该结束了。

谁也没有想到，进入1968年之后，文革从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逐步演变成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过去一年多的无政府状态被严刑峻法、无情斗争取代，新的一轮整肃开始了。从68年上半年的斗批改，68年下半年到69年的清理阶级队伍，70年的一打三反、大揭发、大检举，到71年的全国抓516集团，其间还有68年的知识分子再教育运动和70年的学哲学，加上69年全国范围的战备疏散、57干校、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整整四年，用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来形容是一点都不过份的。这种高压状态直到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后才有所缓解。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政治和思想运动中接受教育、长大成人的。1967年12月，我们离开幼儿园上了小学，即兰州铁路第五小学。文革初期全国停课闹革命，入学时间也因此推迟了半年，秋季班变成春季班。兰州铁路地区一共有 七所小学和八所中学，其中只有铁五小和铁二中是铁道部第一设计院的附属子弟学校，其他的皆属于兰州铁路局。我们那一届共有五个班，每班大约40名同学，我被分到四班，同桌是一位叫齐蓉的女生，单眼皮。班主任姓刘，教我们算术和政治 （当时叫毛泽东思想）。刘老师嗓门大，也有热情。班长是刘康越和李铮。我们的语文老师姓王，住在二号楼。王老师的家境不幸，丈夫有严重的精神病，发病时竟然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尽管如此，王老师依然非常热爱教育事业，对学生也很负责。我现在能很快学会和掌握中打，都是因为王老师给我们打下的拼音基础。

68年初，《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春风已到玉门关》的社论，热烈庆祝甘肃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父亲那个时候被临时调到单位的宣传队负责导演和编节目。记得那是一个周末，宣传队上街庆祝，一直走到市中心的南关什字。我和一个叫刘兢的女孩（我们邻居）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拿着小旗子，牵着手，打头阵，后面是敲锣打鼓和高举领袖像的，一边走一边扭秧歌，路边很多的人观看。到了南关什字演出时，临时让我们两个小孩跑了一次龙套，好像是听见广播后跟着大人跑，奔走相告的样子，结果因为没有准备，我和她在场上瞎跑，也不知道从哪里下，傻站着，最后是被抱走的，惹得围观者哄笑。没想到，长大之后竟和文艺宣传队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