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文革岁月(3)

苑波

十一

69年春天召开的九大是当时特大的喜事，除了游行庆祝，还要反复学习大会的文件，看纪录片。记得林副主席主持大会，首先提议毛主席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毛主席很谦虚，说还是让林彪同志当吧，林彪马上接过话题，提高嗓门，对着所有代表说：同意选举毛主席为大会主席团主席的请举手，全场哗啦一片。又说不同意的请举手，没有任何反应。林彪最后说，通过。然后全场起立，高呼毛主席万岁，经久不息。还记得珍宝岛反击战的英雄孙玉国走到主席台上，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握手、敬军礼，还有王进喜、陈永贵等。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站着主持选举接班人的过程，也是全体一致通过。再就是吴发宪、叶群、李作鹏的形象。吴很胖，叶穿的是军装，李戴了一付墨镜。让人惊讶的是浩亮当选为中央委员，他是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

九大之前，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那天晚上，我们跑到院子里，在夜空中苦苦搜寻，最后终于看到了一个亮点，从西北往西南方向移动。喇叭里传来从太空发回地面的《东方红》乐曲声，我们高兴得又蹦又跳。那个时代，无论是纪录片或是新闻简报，凡是毛主席的镜头出现之前一定有一个预备期，《东方红》的背景音乐渐起，让人热血沸腾。几秒钟后，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终于出现，全场振臂高呼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真是热泪盈眶啊！

九大以后，全国又一次掀起了个人崇拜的高潮，几乎每个单位都“敬建” （当时的说法）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全身塑像。1969年夏，兰州市动工敬建“东方红广场”。场址选在旧大路的北端，靠近兰州军区和市中心的地方。广场北面有一个很宽的主席台，中央矗立一座高约25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两侧的墙壁雕着林副统帅的手书：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当年，成千上万的兰州市民参加了“敬建”义务劳动，挖土方、搬砖，筛沙子。铁五小组织我们捡废砖头瓦块，表忠心。有一天，建筑工地出现了热火朝天的景象，红旗飞舞，人潮涌动。我们穿了统一的服装，还要求面带笑容，就是嘴老是要张着， 后来才知道是为了新闻简报的拍摄。大喇叭里说这是我们甘肃省1300万军民政治生活中最大最大的喜事，是全省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最大最大的光荣 ……。

兰州市同时进行着另一场军民大会战。全体动员，人人参战，挖人防工程。一条宽阔的地下通道，从西北民族学院的广场，穿过皋兰山直到山后，被称为二号洞。一号洞在红山根，是我们铁路地区负责修建的。我们参观过里面的人防工程，能容纳一百张床位的地下战备医院，医疗设备齐全，食宿条件优越，地下地上，几乎看不到差别，称得上“备战、备荒”的典范工程。

当时的人们确实认为苏联有袭击中国的可能。兰州到处都能看到准备打仗的宣传画。比如如何用轻武器打飞机的方法，让我们这些孩子明白了什么是提前量这样的概念。学生们除了要挖防空洞，还要参加各种防空演习。有一次我们钻进家属楼地面下的管道沟，里面又挤又潮，气味难耐。那段时间兰州经常有防空演习的警报。有的事先通知，有的突然袭击。窗户的玻璃上贴上防裂纸条。学校里进行急救知识教育，教你如何扎绷带，如何止血。还有原子弹爆炸后，卧倒的方向，如何避开冲击波等等。老五小体育教研室的门前有一个战备防空洞，但工程有始无终。时间一久，里边成为人们的方便之处，不时窜上来一股股腥臭。有一天听说甘肃省地质局挖防空洞时出了事故，还压死了人。地质局离我们不远，我跑去看热闹，记得整个一片地都塌陷了下去。顺便说来，温家宝总理当时在甘肃省地质局工作，一定记得这次事故。

备战的另一个内容是拉练。除了解放军，各机关企业学校的职工和学生都必须参加各种长途跋涉、野营拉练活动。我们小学也不例外。拉练那天，我们背着军用水壶和书包，徒步走到雁滩的中部，沿途还要挖野菜，再原路返回。一天走了十多公里，把我们这些孩子们累坏了。回到学校，老师给我们做忆苦饭，就是把挖的野菜和玉米面和到一起，做成窝窝头和玉米面糊糊。记得野菜确实很涩，但那天又累又饿，也顾不得其它了。

69年9月的一个晚上，父亲带我去红卫兵剧院看电影。放映1969年初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的影片，还有苏联和华约镇压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对苏军占领的记录片。看的时候，大家真的是义愤填膺，禁不住高呼打到苏修的口号。电影用地图讲述了沙皇俄国如何侵略和抢走了大片大片中国的国土，包括黑龙江以北的大兴安岭，整个乌苏里江的东面，加上库页岛，还有新疆以外的部分地区，一共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相当于当今中国国土的六分之一啊！虽然我当时年纪还很小，但已经能够真真实实地感受到屈辱和愤怒。不料，电影院突然停电，外面拉响了防空警报，父亲带我往附近的铁科院西北所跑 （当时他被临时调到西北所工作，参加青藏铁路冻土问题的研究）。我们穿过铁路局前的广场，天上响着警报，周围漆黑一片。进了西北所，我们和很多人一起钻进了地下防空洞。警报解除以后已经很晚，很遗憾电影没有看完。后来才知道，苏联总理柯西京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途中在北京首都机场停留，要求和周恩来总理见面。那天晚上全中国都拉响了警报，军队处于一级战备状态。可见当时的中苏关系，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晚上回家，还想着那些丢失的国土。父亲告诉我，除了那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还强行割走了整个外蒙古和唐努阿赤海地区。父亲详细叙述了二战之后中国失去外蒙古的历史过程。我感谢父亲能在那种年代里，依然坚持真理，传授给我很多历史知识，从蒙元帝国、满清、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甲午海战、戊戌变法、义和团、庚子之乱、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中国的抗日战争。使我第一次接触了那么多和当时的宣传不尽相同的史实，也深刻影响了我的世界观。多少年后，随着中国的开放和进步，所有小时候父亲告诉过我的事情都被时间证明是客观和正确的。

那年头全国备战。我们上午军训，下午挖防空洞，过了四周才上课。文革前的教材被诬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产物，统遭废弃，复课闹革命后，学生没有教育部的统编教材可用，课本由甘肃省临时组织编写，强调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发到手的新教材只有语文、算术、毛泽东思想，课本粗糙、浅陋、杂乱无章、泛政治化，高年级同学新增了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两门课，音乐课改称“革命歌曲”，体育改称“军体”，练投弹，一学期还要安排八周时间学工、学农，即使这样的教材，也无足够的课时学完。

十二

1970年，全国掀起了一场“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一打三反）的运动，这是继清理阶级队伍之后的又一场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当时的口号是放手发动群众，打一场人民战争，掀起一个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而在一打三反运动中，这条规定实际上被扩展到攻击林彪、江青、康生等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全体成员，都要被当成反革命而治罪。大批的冤假错案，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制造出来的。

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深入，为了显示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兰州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从重从快处决了无数批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每次公判大会之后，都要将犯罪分子们游街示众，由宣传车开道，绕城一周。将要执行枪决的罪犯被五花大绑，身后插着“招子”，由解放军执法队押解着，然后送到刑场处决。印象最深的是铁路地区赫赫有名的王泽普。

有一天，学校组织我们到红山根体育场看审判罪犯。按当时的说法，是给学生们上一堂“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教育课”。红山根体育场在我们铁路地区附近。我们走到那里时，体育场已经站满了人，像我们一样的小学生很多，大概都是前来接受教育的。足足等待了两个多小时，听了很多发言，呼了很多口号。约近中午时分，远处传来广播车的声音，几十辆解放牌汽车组成的车队由远及近，驶进了体育场，人群里一阵躁动，向远处张望。押解死刑犯的解放军战士都是全副武装，有几辆解放牌卡车的顶部还架起了机枪，一是对阶级敌人起到震慑作用，二是防止有人前来劫法场。 这一次被执行枪决的罪犯很多，大约三十多人。多数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或反动的会道门首犯。其中有一名罪犯几年前被判死缓，因在狱中仍然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这次被枪决。这时，广播喇叭开始发出指令，声音高亢，撼人心魄，以至于35年后的今天，我还能记住喇叭里传来的每一句话：“执法组注意，现将现行反革命犯xxx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枪毙和镇压了犯人之后，全城贴满了告示。被枪毙的人都用红色打个叉，每次我都会把每一张告示从头到尾仔细读一遍。但也一直有一个疑问，也从来没有敢问别人。就是被称为鸡奸的犯罪。我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出这是一种什么行为。

十三

快八岁那年，正上小学一年级。有一天，班主任刘老师告诉我们,学校成立了红小兵组织，传达室要发学生证，让每个同学回家填写家庭出身。回到家里，我问父母，我们家是什么成份。也许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到这两个生硬的字眼，心里紧张极了。母亲淡淡说：就填职工吧。 我说老师问的是父亲的家庭出身。当我听到父亲极艰难的说出了“反动官吏”三字时，突然觉得象晴天霹雳，感到我一生中第一次的可怕与不安。我一直等到最后一天才去领的学生证。走进教室，刘老师拿出一张学生证，问了我的年龄，就开始帮我填写起来。又问了家庭出身，我的脸一下红到了耳根，似乎在撒谎，回答到：父母告诉我是职工。刘老师显然有些诧异地说“这个成份太含糊，那我们都是职工了，你父亲的家庭成份是什么？”我低下了头，几乎是从牙缝里说出了“旧社会的反动官僚”。我再也没有抬起头来，直到刘老师填好了学生证，盖上章，塞到我手里，轻轻地说了声 “填好了，拿去吧。”我接过学生证放进口袋里，当时没有敢打开看。带着恐惧跑到学校操场旁的小树下， 颤抖地掏出新发的学生证，打开封面，却发现刘老师清秀的“职工”二字工整地躺在家庭出身一栏里。我心里顿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感激和庆幸。

血统论从北京传到了地方，从大学传到了小学。文革前的少先队已由红小兵取代，在时兴的选红小兵的班长，连长，学毛著积极份子和其它所有活动中都没有我的份。我所在的院里并没有什么大地富或大资本家的后代，像我这样反动官僚的子女便成了凤毛麟角，成了众人发难的对象。楼院里的男孩子常向我吐口水，扔石头，以脏话辱骂，还有一次被人用他自己脱下来的鞋子捂住了嘴。 回到家里，我从不愿意和父母说在外面受到的欺负，就自己忍着。好在我们家的边上有一个通道，这样根据情况我就能绕开他们。那个时期我更本不可能也无法和周围的孩子们沟通，没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后来，这种倒霉的事越来越多，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刚上三年级（70年春），因为疏散的同学陆续回到兰州，学校调整班级，我从二一班去了三三班，班主任是小李老师。还清楚地记得我被莫须有的罪名在全班批斗，说我有生活作风问题，可笑吧？还被小李老师拉到校长办公室让那位戴眼镜的李校长训了一顿，说我这是流氓行为。事情本来很简单，宣传队排练节目，程志刚(男)跳芭蕾舞时臀部摔在了椅子的角上，疼得大喊大叫，我和他当时是特别要好的朋友，自然就去帮他揉一下，还让他脱下裤子（只是后面）,查看伤势，结果被人告了，而且被渲染得不堪入耳 。我一个小孩子根本无法反抗，百口莫辩，也没敢告诉母亲。后来是因为学期鉴定上提到要我注意改造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生活作风，母亲才问我是怎么回事。当时母亲就气哭了，第二天去找学校，和那个小李老师讲道理，可那个时代，像我这样的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哪里有道理可讲呵？最后是在我母亲的再三要求下，学校才把我分到了刘玉英老师的三一班，一直到小学毕业。

童年，本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黄金时代，我却是在充满歧视，谎言，诬陷，屈辱，惶恐，趋炎附势，以强凛弱，愚昧中挣扎著过来的。我们那一代人从小被灌输阶级斗争的观念，什么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国民党抓着共产党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叫“披麻带孝”；地主刘文采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等等。

后来长大了，经历的也多了，很久都没有逃脱那“反动官吏”的阴影。那年月，入红卫兵要成分，入团要成份，选先进也要成分，后来下乡当知青，成份更是命运的基石，当兵，招工几乎无一不把成份放在第一位。直到７8年高考，父母都无不把政审表中的家庭出身当成最提心吊胆的一栏。

十四

我们小时候受的是革命教育，小小的年纪已经装满了一脑袋革命思想，全班，全校，全中国都一样，别管男孩女孩农村城市，也别管出身革命家庭还是剥削家庭或是反动家庭（像我这样的）。世界简单极了，一共分成两个：新社会和旧社会，所有的人也分成两拨：好人和坏人。旧社会是坏人压迫好人，好人老作苦工，吃不饱穿不暖，还老挨皮鞭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来了，领着好人把坏蛋打倒了，就成了新社会。但是还没完呢，蒋介石溜到台湾去了，还在那维持着旧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旧社会，那里的坏蛋整天花天酒地，好人呢，都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们班上当时有位刚从北京回来的同学告诉我们一个秘密：快跟美帝打仗了！我们激动得瞪眼：是吗？！他一脸得意：给美帝的严重警告不是快到５００次了吗？那会儿美帝的飞机老爱侵犯中国领空，侵犯一次中国就宣布一次严重警告。他说：一到５００次就要和美帝开战了！我们高兴坏了，盼着美帝的飞机侵犯领空。终于有一天，严重警告５００次了！可并没开战。还有苏联逼债，趁火打劫。可咱们中国有骨气，勒紧肚皮，一分钱都不少他的。他下课告诉我们，苏联坏透了，给他们苹果他们还拿铁圈套，大了小了都不要，非得正好。我们问他：那他们不要的怎么办呢？他说那也运不回来了，都烂在那了。听得我们都傻了眼。

记忆最深刻的毛主席语录是《五?七指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上学很轻松，因为没有正规的课堂教育，而且学制也从“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读九年书，就可以毕业。当时的说法是劳动是课堂，心里要装着“解放”全人类的“大多数”，要胸怀毛泽东思想的“大道理”，头脑中要无产阶级“革命化”，这就是工人阶级教导我们的“数、理、化”。从我开始记事起，学校就被一片“万岁”和“打倒”的声音笼罩着，我们喊了太多的“万岁”和“打倒”，以至于有时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么，因此出现了许多那个时代特有的一种“反革命”冤案。

其中最著名的是左本华老师。左老师文艺体育样样优秀，是甘肃省长距离滑冰的冠军，也是我们铁五小的文体老师。左老师对事业、对孩子永远有火一般的热情。但不幸在一次游行中因为口误喊错了口号，当场就被被抓了起来，五花大绑。我们上小学后第一次全校批斗会就是斗争他。他坐上土飞机，头发被使劲地往后揪着。那天还有一个陪斗的，是我们小学管后勤的大老周，落网地主，也是土飞机，清楚地记得是被押着跑到主席台的。大老周身高体胖，跑的时候，两个人押着， 弯着腰，跌跌撞撞。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喊了很多口号，“打倒左本华！”“左本华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把反革命小丑左本华揪出来示众！”…..等等。那段时间我去食堂，每天能看到左老师和其他被管制的黑衣人一起排队吃饭。他们走得很整齐，还要不停地喊口号，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一次我发现了他们的住处，是在设计院大楼的地下室，至今还记得左老师痛苦的表情。

大约半年以后，听说左老师要解放了。那是一天的上午，阳光明媚，又是全校集合，左老师首先向毛主席请罪，然后校长宣布解放他的文件。 记得左老师跪在毛主席像的前面，痛哭流泪，喊了无数次毛主席万岁，声音一次比一次洪亮，连我们这些小孩子都被感动了，跟着他一起哭。后来，为了表达对党的忠诚，他主动把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女儿（6岁和4岁），下放到甘肃最贫困的康县，并且注销了他们的城市户口，自己则住校，负责学校的宣传队，后来还成立和负责乒乓球、女子篮球、和田径队，一心扑在工作上，多少年如一日，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那批解放的还有一些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人，其中一位，为了表达对毛主席的忠诚，竟把毛的像章别在胸前的肌肉里，鲜血淋淋。另外一位，也是知识分子，49年以前当过三青团的支部书记，没有完全解放。有一次，全院传达中央文件，连我们这些孩子都能听的内容，他却被赶了出来。他申辩说组织上有结论，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说：“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无论他如何申辩，最终还是被连推带拉地赶出了会场。这位老先生的二公子后来是我中学的同学，是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之一，后来读了博士，在德国一所著名的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回国后在大连药物研究所做教授。

反革命罪连小孩子都不能幸免。二年级的时候一名姓寇的同学写了"反标",在老五小西边通道门的右侧。当时苏联和华约的坦克正在布拉格，一年之前以色列闪电式地袭击了中东国家，那块墙壁上还有宣传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栏目，说要防止苏联对我国进行类似的突然袭击，而且提到苏联的坦克六个小时就能打到兰州等等。那个"反标"后来马上连墙壁一起被挖了下来，成了一个坑，我们被要求排队去看，气氛非常恐怖。寇同学出事后，全校批斗，耷拉着头。幸好他父亲是老工人加上那麽小的年龄，组织上没有处理他，但被送回老家劳动学习。回来后，只记得他变得很老实，对人也特别诚恳，与人为善，老师和同学们反而很喜欢他，记得他入队的时候哭成了泪人，从此每天都带着红领巾。从上中学到工作，长年累月，一直是先进。顺便说来，我自己是71年的清明节（四年级）在兰州华林山烈士陵园入的队，因为家庭出身，是班里最后一批才带上红领巾的。记得那天干热，刘淦中暑倒在了我的肩上,我当时就使劲顶着他，心里想着要做一个合格和英勇的红小兵。

十五

学习《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奠定了我们阅读的能力和理解力。在小学三年级或许更早些，父亲专门给我借了一本《刘文学》，并让我写读后感。《刘文学》是儿童文学作家贺宜写的一部长篇传记，讲的是一个为保护集体财产而被地主杀害的小英雄成长的故事。我顺利地读了下来。我发现，原来读书不但不难，而且非常有意思，从此就陷了进去。第二本书是《欧阳海之歌》，不知看了多少遍。接着是叙述云南50年代知识青年开垦边疆故事的《边疆晓歌》和反映解放前夕狱中斗争的《红岩》。《红岩》也是百看不厌。到了小学的后期，又读了现代作品《艳阳天》、《金光大道》、和《海岛女民兵》。印象最深的是《海岛女民兵》中的小白鞋。怕被人讥笑，起外号，那段时间大家都不好意思再穿白球鞋了。后来还读过《沸腾的群山》《前驱》等在文革前夜就已经出版的革命小说和一批反映文革的小说，例如《江畔朝阳》《征途》《分界线》等，都是完全按照高大全、三突出原则创作的。《分界线》是张抗抗的处女作，描写北大荒知青生活，记得特别革命，有一种单纯和朝气。

对苏联的仇恨延续了很长时间。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喜欢苏联的电影。几个朋友在一起就可以演出全本的《列宁在十月》和《列宁在1918》。我喜欢扮演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马特维耶夫打进社会革命党人内部，获得了机密，但被他们识破了身份，不得不跳楼逃跑。我从一个墙上跳下来，仰面躺在地上，对一个揪着我衣领的伙伴——他扮演一个实际是内奸的契卡，艰难地说：快去告诉列宁，布哈林是叛徒… 还没等我说完，内奸就开枪把我打死了。

我姑父在建委工作，经常能搞到一些内部书刊，印象最深的是朱可夫元帅写的《回忆和思考》，看得很吃力，经常查字典。它不仅使我从此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也第一次知道苏军将领对斯大林的强烈不满。仅仅一年的时间，苏联红军就损失了二百五十多个陆军师，上万辆坦克，几千架飞机。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或者朱可夫也是修正主义者，故意诋毁伟大的斯大林？后来又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它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我喜欢冬尼娅胜于喜欢丽达。我为保尔与丽达失之交臂而惋惜，也理解保尔与冬尼娅分手的原因。使我明白，你和一个女人，可以性格不同，喜好不同，但如果人生道路不同，泾渭分明，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只有分手。

那年月还有一个名词叫批判电影，就是被认为有错误或者反动的电影。我们看的第一部所谓批判电影，是刘少奇和王光美访问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批判的主题是所谓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作威作福，投降卖国。还有什么披金挂银，腰肢招展之类的。在看批判电影《怒潮》时，一个党的领导人被敌人杀害，我正在悲痛，大喇叭里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叛徒×××！”而且居然说的是剧中人物的名字。我很奇怪，没看出这个人是叛徒啊。

这种放映反面教材电影的做法在文革后期也有。1972年夏天，突然批判一个动画片《放学以后》。里面有一个阶级敌人，编了一首儿歌腐蚀青少年：“糖儿甜，糖儿香，吃吃喝喝喜洋洋；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个啥用场”。电影的主题是批判“读书无用论”。但当时的思想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干扰文革大方向等。为了批判，学校组织我们看了这个电影。看完后，我们写了批判稿。1974年夏天，突然又批判一个湖南花鼓戏电影《园丁之歌》。里面的一句唱词让人抓住了，大意是：如果没有文化，怎能干好革命，接好革命的班？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却认为，没有文化，照样革命。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