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那个年代中的我们》和《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两书相续出版，且均提及文革中参加“缅共”部队壮烈牺牲的北京四中学生张育海（即张玉海）。文革正史，已有结论。而民间史料的研究，尚未躁动于母腹。做为当年张育海的同窗好友，抚忆往事，就证于实，当无愧九泉下之英灵。一、从“八中”到“四中”张育海是北京八中六三届初中毕业生，高中考入北京四中。四中与八中同在西城，均为男校，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两校的高考升学率不相上下，但四中升入名牌大学的比八中略多，故有“四”“八”的排序。四中的学生眼眶子高，尤以“老四中”为甚。但对由八中考入四中者则另眼相待。因为八中生没有绝对的把握，是不报考四中的。六四年入学，我所在的高中２班，就来了三个八中生。他们的数理化成绩相当出色。六五年升高二，班上又多了一名八中生，就是患肺病休学一年的张育海。当时学校实行免修制度，开辟自修室。免修考试通过，可到自修室学习其它课程。张育海因数学期中考试提前一节半课交卷得满分而免修数学。他的英语免修考试合格成为全级部唯一的两科免休生。免修数学者还有王明和程翰生。一次学校组织到天坛拔草，同学捡到一本黑皮本子，交到数学老师漆土芳手中。漆老师边翻看边说：“这个同学真不错，数理化和英文都有自学的计划，英文的微积分已学了。”后来才知道笔记本是张育海的。张育海的课余生活比较丰富。打球、游泳、拉小提琴、看话剧，有时还爱在黑板上画几笔。他常去看篮球，对钱澄海与杨伯镛的配合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和沈大伟还模仿北京排球队陈文智的“平拉开”。他对北京“宝三”与天津“红桥”的掼跤也很感兴趣。张育海的父亲曾留英求学，解放前因车祸身亡。其母在某大学管图书。因其母的三叔许德珩先生等人的照望，张育海的三位哥哥都已成人。大哥是海军干部，二哥清华毕业供职保密机构，三哥在清华上大学。文革前，起码有两个哥哥入了党，唯独这位“小四儿”连团还没入上。有的同学开玩笑叫他“革弟”（即“革命干部子弟”之弟），他也一笑了之。当时中学界的“阶级路线”贯彻得参差不齐。但随着阶级斗争的不断深入，家庭背景比较复杂的学生，前景愈发不能乐观。北京中学生文革前地位及思想的微妙变化，是文革初期“对联”大辩论演就“红八月”的诱因。八中来的学生对我的接近与友好也有一点诱因。我的堂叔爷爷何继麟（其父曾为北洋政府森林部长）解放后一直在八中担纲历史教学，他那点“公子哥”的潇洒不羁与南开历史系毕业的“学派”委实给几位八中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爱屋及乌，把不相干的我与那位何先生联系到了一起。这才有了文革中那段刻骨铭心的记忆。二、四中“高二２”与“对联”辩论六六年六月中旬，张育海在西安门大街国务院接待站看到“兰州告急”的大字报，回到学校就与吴景瑞商议怎样去“声讨李贵子”。班文革领导不同意他们去。他们觉得学校里的运动“太没意思”，只坐等当“团结对象”，就与高三２班的沈大伟相约，凑了些全国粮票，登上了西去的列车，成为第一批到外地“支持革命”而串联的首都中学生。七月中旬，他们回来，因撤工作组问题引发的“对联”大辩论近在咫尺。三十二年之后，当我看到由牟志京主办的《中学文革报》上的《出身论》和《只把春来报》上的《论出身》及刊登在《兵团战报》上的《宣判反动“对联”死刑》（由许建康、朱景文、王祖锷等人撰写）三篇文章被当做批判“对联”与血统论的三种不同思潮而立论为文时①，惊诧历史的缩影竟会如此之小。这需要对文革时的四中高二２班和在班上进行的“对联”辩论进行一点历史回顾。高二２班是四中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它因在四清时批判“反动学生”牟志京而成名。牟志京的父母虽是无“劣迹”的知识分子，但奶奶辈总能挖出些问题。牟志京因在“写日记”向团组织交心时描述了他奶奶带他到大连指看祖产的情迹，被描绘成电影《槐树庄》里地主传地契的接班人；这俨然成了资产阶级复辟的活报剧。批判会上，牟志京痛苦地流下了眼泪。他说这只是奶奶“随便一指”而已。他的率直与天真大概从此就保佑了他。此事不了了之。文革伊始，他虽被定为“右派”学生，但还积极投入运动。八月一日下午，他参加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对联”辩论，在一群“让反动观点暴露”的红卫兵的围护下，上台发言说“对联”是反动的，是要把“黑五类”子女推向敌人一方。我“参观”了音院的大辩论。对“对联”持不同意见的人还有刘诗昆和邓林。牟志京回到班里，等着他的是等着他的是比“四清”时还要激烈的批判。牟志京坚持己见，遭到了包括我在内的各类出身的同学唾骂。这时，杨百朋、吴景瑞和刘大猛三个“八中生”先后表示“对联”是错误的。自二十四中考入四中的李宝臣起而支持杨百朋，铸就了他们日后的友谊。以许建康、李家柱和王祖锷为代表的“中间派”提出了说理性的异议，实际上给“对联”予否定。他们的家长则为党政军的一般干部。而蒋效愚等同学奋力攻击牟志京，以示自己对红五类的支持。这就成为推行“对联”的对抗性阵垒，而在一般场合很少有这种状况。张育海被迫表态。八中来的学生表现出空前的团结。“革弟”的表态令班上的红卫兵大失所望。不同观点的同学竟然以“混蛋”对“混蛋的平方”及“混蛋的立方”等来骂对方，使得“辩论”无法再进行下去。“红八月”抄家风一起，班上的红卫兵即跑到张育海在钱粮胡同的寓所门前，贴上了“红大爷到此一游”的标语。大串连随北风呼啸而中断。同学们回到校园。正值《出身论》油印件四处张贴之时。四中—高二２—牟志京等人反对“对联”和其后的办报活动，成为遇罗克政论生涯的温床。三、《论出身》前后事六六年十二月，张育海、李宝臣和杨百朋等人在四中成立了“敌敌畏第五纵队”战斗组，油印《敌敌畏》小报，编印批判血统论的文章，《论出身》的腹稿就孕育其中。牟志京义无反顾，办起了《中学文革报》。我多年的足球伙伴王建复邀我参加，但牟志京的条件是必须“完完全全”拥护《出身论》。是晚，我从包括毛宪文老师和遇罗文在内的四中语文教研组小屋内退出，正好碰到李宝臣、杨百朋等人回家，就在路上参加了“敌敌畏”。我不知道办报的主意由谁发起，但记得李宝臣说：“张育海虽不是倡导人，但报名是他起的。‘报’字双用，妙极了。”当时《咏梅》词尚无毛体书稿可寻，我便拼了报头，到新华社对面的制版厂制了报头。纸张则由沈大伟等人从“全红总”的一位小头头手中搞到。我们也去了1201工厂，但碰了壁，折回来在人民教育出版社，联系好排版印刷。送去的有清华大学“五四”战斗组写的《为什么在运动初期很多干部子女站到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和《论出身》。清华“五四”的文章当时在社会影响不小，但远不如《出身论》。有人抄成大字报，贴到平安里东墙附近。人教社用老五号字排好，但未排《论出身》。我们看一下子上不了两篇， 就加入了另一篇文章，同班同学写的《于无声处听惊雷》。李宝臣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发刊词。这期报因工厂的两派闹意见，中途下版。重上机前，我们提出换个日期，厂方就用汽焊将版割了。另镶了字模。这样就出现了不同日期而内容完全一样的《只把春来报》，使将来的集报者大快尕颐。这期报卖得很快。路人一看“四中的”，讨论不讨论出身问题，都买。买到手里，也有退的。不时还有人问，你们是不是跟《中学文革报》一家。我们说不是。但有的人就说：我看差不多。我们决心在第二期上《论出身》。第二期用小五号字排《论出身》，整三版。当时的编辑部相对松散，也没有帐。后来用办报的钱买了拳套、足球和排球。大家还好“吃”了几顿。有人说我们吃遍了北京的馆子，有点言过其实；但戏称我们叫“只把春来报俱乐部”，也无人辩解。大家对出谁的稿子，怎样定稿，也没制度约束。《论出身》的前半部是张育海写的。后半部有沈大伟和吴景瑞的笔迹，我也改过一些，由李宝臣校对后付排了。《论出身》影响之大，并不在文章本身，而在由《出身论》引发的“报群”效应。老百姓一看有“出身问题”的讨论，就掏钱买报，一些大学生和社会组织的报刊也热烈参与，虽无哗众取宠之心，但一些反对《出身论》的观点实在让人“惨不忍睹”，还“问题”一个本来面目，是张育海、沈大伟写《论出身》的初衷。《论出身》的刊出，使我们“净”剩下六个人。加之沈大伟的弟弟沈大智和杨百朋的弟弟扬百揆的帮忙，一时节大家神气十足的地过了一把“卖报瘾”。《中学文革报》被人争购的滋味我们尝到了。但社会反响远不如“牟元帅”他们之所得。王建复一次得意地对我说：“‘小组’本想批批你们，看我们的面子，算了。”“小骂大帮忙”，我没有记忆是谁讲的。但活跃在四中校园的“祁念东”（他在1970年调查孙立凡、邢泓远一案时还特别关注张育海、沈大伟、吴景瑞的“出走”）虽持有《红旗》的记者证，但对我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我们也没有向中央首长传递报纸，虽然我们也听说，中央政治局用多大号的字印了《出身论》等文章。因为我们知道，《论出身》无法与《出身论》相比。四、“联动的骚乱”引起的困惑《中学文革报》第三期刊登了《“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文。（以下简称（《“联动”的骚乱》）给我们几个人带来了很大的困惑。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孙承佩先生的次子耿亮是我的小学同学。因近邻使我们成为多年的好友。到文革开始前，我能享受到孙公社会地位带来的娱乐活动之大半。当然，孙公的共产党员身份我是清楚的。文革中，我常拿些中学生办的小报给孙公看。我还能记得孙公看了《“联动”的骚乱》一文后的惊异目光。1980年孙公来青岛见到我，曾提及“你的朋友遇罗克……”。当听我回答“遇罗克这个人我不认识”时，孙公的惊讶也不亚于当初。遇罗克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包括他写的文章。《“联动”的骚乱》一文给社会带来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人说牟志京要办“中央文革报”了。在沈大伟家，张育海大叫：“服了，服了，彻底服了。”大家都有同感。“小组”的文风与笔法，在这篇文章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对高干子女题材的捕捉，恰到好处；对“打雷”，“读血书”等文艺作品的揶揄，让人拍手称快。当时，受毛泽东主席“反修防修”的思想体系的影响，青年学生很难摆脱主体意识来探讨问题。“对联”的拥戴者当年一提起“黑五类”子女上大学，就觉得资本主义复辟了；若看到高干子女的“特权”生活，很快就使人联想到修正主义在中国的到来。而“特权”问题的讨论，又和首期《只把春来报》刊登的清华“五四”之文章的思路接通，也就难怪我们兴奋与跃如了。吴景瑞提出，下一期与《中学文革报》“合”，并声明坚决拥护《出身论》。张育海则说：《出身论》的问题已不重要。探讨“联动的骚乱”才是“问题”之本。所谓“第五研究小组”本是戏称，但真要探讨起“社会”来，我就不大能够接受了。我的复杂的家庭背景（即父亲是右派，被开除出党，母亲尚在党内）和对高干子女的了解与接触使我语出有焉，正经八摆地给大家分析了“形势”，即这帮“老红卫兵”将来还要掌权。造反派的奴隶主义太重了，“一发做”，拱手让权。保自己的事迟早会发生。吴景瑞问：“真那么悲观？”我说：“我说的是实话。”大家相信了我的真诚，被《出身论》作者那潇洒而又锋利的文风扯动了的激情得到了缓解，与《中学文革报》“合”的念头再无人提起。正巧班内的“大联合”兴起。李家柱声泪俱下，念了师大一附中“老红卫兵”郭之中的《血书》。郭之中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字一字地“忏悔对出身不好的同学的压制”，对血统论予深刻的批判。张育海、吴景瑞连夜起草，写了《从一封血书谈起――把对血统论的斗争进行到底》一文，登在了《只把春来报》第三期头版。我把对“形势”的分析总括而成写了一篇《“老”字的研究》，以“谭陉式”的笔名发表在第四版。而“联动的骚乱”问题却一直在我头脑中徘徊。最近有人提及遇罗克的死因问题②。我总以为，单凭《出身论》不足被砍头。搞“阶级斗争”的始作俑者不会对牺牲品的呻吟怒发冲冠。我想，“季孙”之忧，即“骚乱”也。“庙堂之事，与你何干？”夜深人寂，纷乱中人看纷乱事。“斩立决”的事不提也罢。“此之谓也”的笔法给人以相当的刺激。到如今，还是个谜。五、余下的话英雄的社会美往往悲壮。就其本质而言，挖掘的时间，有时会很长很长。陶洛诵写了一篇文章，纪念遇罗克③。其中有“与四中诸君同登峨嵋山”一节。读后令人神往。一群小小“报人”，得意也罢，失意也罢，在濛濛的春雨中，攀援峨嵋，最后到达金顶，看到了云海、日出和宝光，而背对着大雪山。大自然给予年轻人的洗炼与抚慰，是多么好的文学艺术主题。而这些年轻人正在思索的深谷中沉浮，他们摆脱不了往事，又憧憬着未来。我们那一代人的形象思维能力可能被逻辑思辩的浆糊淹没了。以致至今没有见到一部反映同步生活的文艺作品――如果称得上的话。但终于有了北岛在一九九三年瑞典的落选，将王蒙与王朔挤到了“另类”。雨中峨嵋的感觉，很不易被人觉察；如同当年《中学文革报》诸君被戚本禹讲话的阴影所笼罩一样。在投宿报国寺的夜幕中，我向牟志京、遇罗文等人表达了如下的看法：你们做了件大事，这件事有多大，我也说不清。但你们做了。可能我们中人谁也做不了这样大的事了。希望你们别后悔。牟志京回答：我们有什么后悔的？今天我语得其所，并非想证明自己的洞察力，只因为事到如今我对遇罗克等人的认识，还停留在这个水平。陶洛诵身边经过的男性，如遇氏兄弟、牟志京、吴景瑞、赵京兴和赵振开（北岛）等，足以贯通一部文革的民间思想史。可惜现在还没有电影脚本。张育海与李宝臣没有登峨嵋山，在家筹办第四期《只把春来报》。按我的话说，是想“保住造反派的半壁河山。”昊景瑞在金顶表现出特有的激动。看到宝光里的人影在动，他大叫：“快跳下去吧！这趟来，死也值得！”下山后，他和牟志京去了凭祥，越境后被送回。六七年九月的一天，他只身离京，从此再无音讯。遇罗克被捕的消息传到我耳中，我才明确知道《出身论》的作者是谁。一九六九年春节之前，张育海只身赴滇，不久就传来他参加“缅共”的消息。沈大伟在初夏也到了瑞丽。后来，传出了他们先后牺牲的噩耗。别事无论，《只把春来报》编辑部成员在文革中的死亡率与同类小报相比，算是首屈一指了。张育海入缅参军后，曾接到过我的一封信。他回了一封，经张育海的哥哥转给我。我接到信后，很快就知道了他牺牲的消息。我以为这封信不是属于 我个人的，就摘录信内容的五分之四，复写后寄给了内蒙插队的任志同学和山西插队的刘捷同学。经刘捷传抄，在祖国南北东西的大地上广为流传。该信对当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坚决否定，引发了公安部立案追查，对我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压力。若有可能，只将原件发表，即可让人拥抱张育海那颗赤诚的心。缩小的历史镜头还应扫描到老一辈。我最近所知的照看张家妇孺的许德珩先生和我认识多年的孙承佩先生，均是九三学社的领导；文革之后，承佩老人为知识分子的平反昭雪，竭尽了全力，有口皆碑。我很想把这件事告诉张育海。告诉张育海的事应该还有一件，就是他的恋人，即那位高个子，人也漂亮的女学生。我们怎么也想象不出她与张育海相爱。但这位女生留京工作之后，一直以张育海女友的身份奔波于市区与清华公寓，配合张家哥哥，细心侍奉患脑血栓偏瘫的张伯母。她告诉老人，她在等张育海回来。谨在此文行将结束之时，向这位女性表示崇高的敬意。回来吧，我们的育海。一九九九年四月廿日改定二ＯＯ三年九月一日抄予北京刘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