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國社會原來是個封閉的傳統的農業社會。是個有皇帝的社會。這個封閉的農業社會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被英國鬼子用槍炮打開以來，逐漸開始了向現代工業社會的轉型。這個轉型包括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從專制社會向民主社會也就是公民社會的轉型。 然而，這個轉型進行得並不順利，或者簡直稱得上曲折離奇。 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的仁人志士們就對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的專制制度進行了反思，企圖進行各式各樣的改良，走出中國傳統社會的革命式的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的怪圈。 然而，所有的努力並沒有成功。1911年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表面上推翻了數千年的封建統治。他提出了包含民族，民權，民生在內的三民主義。然而，這個所謂的三民主義並沒有能夠真正實現，辛亥革命所換來的是軍閥的混戰，並且由於軍閥的混戰而引起的國力的衰弱，造成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華。整個中國幾乎到了亡國滅族的邊緣。要不是美國扔向日本的兩顆原子彈，中國會是什麼個樣子恐怕還很難說。 所以現在人們看辛亥革命，紀念辛亥革命，把它說得多麼偉大，其實這個辛亥革命也差點斷送了整個中華民族的命。整個國家民族為此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從1911年到1949年這三十八年，整個中國幾乎都是處於戰爭的動盪不安之中，非正常的死亡（包括戰爭，災害，等等）約達兩億。這是辛亥革命的轉型，不成功的轉型。 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同樣是以革命的方式，這與數千年農民起義奪取政權沒有本質區別。也就是說辛亥革命並沒有改變周而復始的改朝換代的宿命。 1949年之後，中國又進入了另一種的動盪不安之中。自從共產黨奪權以後，各種大小運動不斷，到1976年這二十七年，中國老百姓同樣厄運連連，這期間非正常死亡也達數千萬至多。單單是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期間，餓死的人數就多達四千萬之多。文化大革命期間非正常死亡，蒙受不白之冤，受到各種株連的多達一億人之多。 而且共產黨在中國搞起了計劃經濟，剝奪了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搞起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來了，農民連過去封建社會都不如，更象是奴隸社會的奴隸了。所以現在還需要多一個轉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成為了中國社會轉型的一個不小的插曲。其中土地問題至今還沒有完全解決，還是所謂的國有化，這也是現今社會包括房地產問題在內的許多社會問題的其中一個最主要的根源。 在政治制度方面，共產黨搬來了蘇聯的一套集權式的社會主義制度，採用高度集中極端專制的政治制度，其專製程度遠遠大於辛亥革命以前的大清朝。 所以說1949年那次轉型同樣是不成功的轉型，把中國帶入了一條歪路上了。整個中國為此同樣付出了極大的代價。 相比之下，只有1976年結束文化大革命的轉型代價最小。以華國鋒為首的領導人採用極為聰明的類似宮廷政變的手段，控制並處理了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結束了動盪不安的文化大革命。 本來在華國鋒的領導下是有可能做出比較成功的轉型的，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及其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華說他是下了決心讓大家講話的。因此那兩次會議是歷來最民主的會議。 要不是有人居心不良，陰謀奪權的話，也許中國能夠在那個時候悄然轉身，走向民主化。在胡耀邦的回憶中，他曾經有過中央不設主席，只設七人主席團的建議。本來是很好的。但是有人暗地裡要當核心，沒有辦法，中國就這麼和民主化擦身而過。 在其後的十年中，只搞經濟上的對外開放。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代表的領導人，由於對政治體制改革採取較為務實和開放的態度，而受到打擊，並被相繼犧牲。1989年那次可能的轉型同樣胎死腹中。 1989之後至今，已經過了二十二年。鄧小平的“發展是硬道理”被簡單化成“GDP是硬道理”。整個中國經濟得到空前的畸形發展。造成了現在的外部崛起迅速，內部轉型困難的尷尬局面。整個社會像個火藥庫，隨時都可能爆炸。 也許這是鄧小平所沒能預見的。他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造就了現今的權貴階層，反而成為了改革的極大的絆腳石和攔路虎。這恐怕也是鄧所沒法預見的。鄧小平的“誰不改革誰下台”則成了一句空話。現在是誰想改革誰就可能下台。而鄧小平的貓論（“不管百貓黑貓，抓到老鼠的就是好貓”），現在成了權貴們無法無天的理論依據，“不管合法非法，只要能撈到錢就是好辦法”。 縱觀鴉片戰爭以來這160年的轉型史，尤其是辛亥革命這100年以來的轉型史，現在除了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經過改革開放這麼多年的努力搞得有點象樣子外（計劃經濟本來就是個插曲，在100年前是沒有的），其他兩個轉型都完全沒有達到。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的轉型現在演變成對農村土地的強行徵用和農民住房的強行拆除，所激起的社會矛盾引發的社會暴力事件此起彼伏，層出不窮。專制社會到民主社會的轉型更是受到打壓，現在是提也不能提。 現在的中國改革開放已經難以為繼，必不可免的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可以說已經處於了轉型的關鍵時期。能不能成功的闖過這一關，事關中華民族能不能走出周而復始的革命式的改朝換代的怪圈。現在是成就與困惑並存，機遇和挑戰並存。 當然，中國有五千年文明史，這100年或者說160年相對於五千年來說，只是非常短的一段時期，也許中國的轉型還需要更長的時間。我們應該看到，五千年的歷史所產生的歷史沉澱，同樣成為了中國向現代文明轉型的包袱。五千年的文化積累，尤其是其中的劣質文化，會使得這樣的轉型比起其它國家更加的困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