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文革歲月(1)

苑波

再過幾天就是2006年了，光陰似箭，對現代中國影響深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簡稱文革）轉眼之間走過了整整四十年的風風雨雨。那天和父親談起想寫一篇有關回憶文革的文章，他沉默很久。作為一個過來人，他勸我最好不要寫，因為很難說這些東西會帶來什麼後果。我知道，在他們這一代人的心裡，文革根本沒有結束，它造成的影響仍然繼續着。檢點自己曾寫過的東西，發現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有話不能直說。其實，我自己知道，這不是寫作技巧的原因，而是在我心裡有那麼一個角落在時時刻刻審查着自己的文字，扭曲着自己的表達。明白了這點，我知道在我心裡，文革也沒有結束。

我甚至不知道文革什麼時候會真正結束，它給我們國家和民族造成的影響太深重了。上次回北京，正趕上母校舉辦新生文藝匯演，載歌載舞，青春的希望讓人羨慕。晚會貫穿了兩個英雄人物，一個是大學畢業志願去內蒙基層的校友，另一位校友參加了印度洋海嘯的遺體鑑定。鮮花、掌聲、淚水、決心、口號、領導接見；校園裡的宣傳櫥窗、學生的牆報、樓道里的標語，鶯歌燕舞，萬紫千紅 ...... 。我終於明白，文革所代表的正統意識形態並沒有結束，文革像一條源源不斷的河流，和過去割不斷，和以後分不開。這種革命意識形態，說白了就是文革堅實的社會基礎。在這種意識形態的灌輸和教育下，讓老百姓接受文革，其實不是一件很難的事情。

中國的現代化，披荊斬棘，任重而道遠。我們呼喚新的文明，但不知不覺還會沿用文革的思維模式。我們夢寐以求的東西在某種意義上，還沒有真正進入我們的血液。恐怕文革在我們這一代人當中，是無法真正終結了。不僅是因為有人在為文革招魂，有人希望抹殺我們民族對那個時代的記憶，還在於我們本身就是在這個記憶中成長起來的。不錯，文革已經從法理上被否定，但遠遠沒有從體制上、思想上、文化上、和道德上得到系統的批判、清理、和反思。

文革已經漸漸被人們所淡忘，不要說如今的年輕人對它一無所知或者所知甚少，就是我們這些經歷過十年浩劫的人，回憶文革也恍若隔世。從67年進小學到76年高中畢業，我們整個的學生時代就是在文革的動盪歲月中度過的。1976年是中國歷史上意義深遠的轉折點， 這一年我們告別了學校和父母，告別了革命口號，走上社會，最終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我們是歷史的見證人，是文革的一代，又是新生的一代。

一

文革開始的時候，我還不到6歲，因此那時的記憶大多是零碎的。66年夏天，蘭州鐵二中成立了紅衛兵長征團，一隊人馬，舉着一面紅旗，穿着淺色的軍上衣，腰間束着皮帶，胳膊上佩戴紅袖章，威風凜凜，記得團長是四號樓大張老師的兒子。 一天傍晚，紅衛兵逮了幾條狗，當時養寵物是封資修，理所當然地要被取締。其中一條大狗，吊在二中操場的單槓上，被活着把整個的皮給扒了。我站在比較遠的地方，能聽見狗的慘叫。老二中的操場很小，三面是樓房，那慘叫聲在耳邊迴蕩，讓人感到恐怖。不一會兒人群開始騷動，原來那扒了皮的狗還活着，放了下來，像發了瘋一樣亂竄，乳白色的皮下組織往外滲着鮮血。有幾個大一些的孩子想抓這隻狗，喊着吃狗肉啊。但狗急了能跳牆，無論多少人都擋不住它，在操場裡跑了好幾圈，挨了不知多少棍棒和磚頭，最後還是被逼到操場東北角廁所後面的糞池邊上。那是個死角，北牆的另一面是設計院的汽車修配廠，東牆的背面就是鐵一小和鐵四中的校園了。我湊熱鬧和很多孩子們一起爬上了牆，想看看這隻狗的最終下場。不料狗掉進了糞池，糞池挺深，沒掙扎多久狗就斷了氣，冒着血的臀部漂在外面…. 就是這條鮮血淋淋和赤條條的瘋狗竟成了我對文革的第一個記憶。

從5.16通知到當年的8月， 蘭州的文革基本以學校的紅衛兵為主。那年夏天，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革命歌曲，學生們在家屬院表演節目，宣傳破四舊。記得醫院樓有個年輕的女醫生，上海人，因為褲腿太緊，又穿了一雙半高跟的皮鞋，被幾個紅衛兵在鐵一小前面的路口截住，批判她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當時我帶着三歲的妹妹，湊過去看熱鬧。女大夫的普通話帶着很重的上海口音，聽她的辯解大家都覺得好笑，最後的結果可想而知。還有一次，紅衛兵攔截了騎自行車帶人的一對男女，一涌而上，以違反交通規則為由，責令其在路邊向毛主席請罪，要求他們背誦語錄。

和歷次政治運動一樣，首當其衝的是地富反壞右、有歷史問題的、出身不好的、有海外關係的、加上知識分子。因為我祖父是原國民黨政府的官吏，又有複雜的海外關係，經常被父母告知不要隨便出門，不要胡亂講話。當時有一副對聯，叫做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這條橫幅不但塗寫在學校里，還被刷到街上。跳忠字舞的時候還加上了一句 “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 後來風傳要抄家，父母嚇壞了，趕緊銷毀了所有可能的封、資、修罪證。結婚照也從牆上取下來，換上了油畫《毛主席去安源》。這張珍貴的結婚照，母親穿婚紗，父親着西裝，光采四溢，結果東藏西藏，後來想找都找不到了，直到今天。

記得滿街是大標語，很快就認全了那些字。被打倒的名字難認一些，因為不是倒着就是斜着寫的，還用紅筆劃個大叉。除了大標語，那時還興撒傳單， 經常有車開到街上不時撒下一大把，半大不小的孩子們一窩蜂地跟着追， 有的搶到很多張還窮追不捨。我也跟着追過，跑了半天才撿了一張，也不懂那說的是什麼。

那段日子過得很慢，窗外鑼鼓喧天，我在家裡閒得無聊，到處找玩的東西，最後決定要拆開桌上那台“六燈”收音機。這台收音機陪着我長大，每天聽廣播，最喜歡的節目是天氣預報，好像有種神秘感。懷着好奇的心情，想知道為什麼收音機會說話，趁父母不在家，我打開了收音機的後蓋。六支像注射器似的玻璃管子豎在裡面，據說叫電子管，我往外一個一個地拔。因為我是在工作狀態中進行，電子管很燙，還被220伏的電壓打了一次，全身發麻。

母親單位有位鄧姓同事，因為都是客家人 （我外祖母原籍廣東梅州），兩家來往比較多，他的兒子，我稱呼他鄧哥哥，那時高中還沒有畢業。鄧家住在老樓院的西北角，因為能看到小兒書，我很喜歡跟着大人去他們家串門。印象最深的是《紅旗譜》，其中有個人掉到河裡，因為不會游泳，喝了很多水，救上來以後，肚子都漲了起來，是別人用一根棍子像擀麵條一樣把他肚子裡的水擀出來的。鄧哥哥喜歡自己裝半導體，經常騎車帶我去反修館對面的電子商店買零件，還有一家他常去的是在三愛堂附近。有一天他帶我爬山，登上了五泉山上面的公路口，小時候覺得那裡已經很高很高了，能看到蘭州市的全部，還記得那裡有一塊木牌，上面寫着：外國人未經許可不得超越。他對我說上山不難下山難，我和他一起跑下山，只記得腳蹾得很難受。後來，因為家庭出身不好，他的母親，我們都稱呼她鄧婆，是地主的後代，不得不帶着孩子一起回廣東的農村老家勞動改造，我就再沒有機會和鄧哥哥一起玩了。很久以後，還是我大學期間有一年回蘭州度假，得知他也在蘭州，專門去拜見，謝謝他給了我的童年一份美好的記憶。

二

抓牛鬼蛇神，搞階級鬥爭，天經地義，本是革命者才有的政治特權，但誰也沒有想到毛澤東這次把矛頭指向了黨內。 這年的8月8日， 廣播裡播放了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因文件內容分十六條，又簡稱 “十六條”，明確文革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8月18日，毛澤東第一次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提出“我們要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打倒一切資產階級保皇派、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轉眼之間，文革進入高潮，各種群眾組織如雨後春筍，包括像我父母這些出身不好的，之所以投入文革，最根本的原因是對官僚特權和現存體制不滿，特別是當他們體會到毛澤東本人對弱勢群體的支持，包括他糾正了文革初期當權派對群眾的壓制。事實上，中國的知識分子特別是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 49年之後就沒有抬起過頭。文革的展開，傳統秩序的打破，給了他們一次機會。他們信任和崇拜毛澤東身上那種道義和理想的力量, 希望通過文革，爭取屬於自己的尊嚴和生存的權力。然而中國的政治遠遠不像這些知識分子們想像得那麼簡單。

隨後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批鬥大會，遊行示眾，然後開始了派性混戰。白天夜裡都有喇叭車在家屬院內穿梭，廣播宣傳自己這一組織的立場。後來鬥爭升級, 喇叭車就成了攻擊對方的武器。嚴重的時候，還有人拿着血淋淋的衣服和遇難戰友的相片，聲淚俱下地控訴。印象很深的是蘭州大學一個學生被打死，血衣掛在蘭大的主樓正面。一次父親帶我去城裡，正巧趕上了一次武鬥。當時一個車隊沿着慶陽路往市中心緩慢行駛，喇叭里奏着哀樂，一張很大的照片鑲在黑色鏡框裡，應該是剛剛犧牲的一位戰友，解放卡車上還有血衣，還有一車接一車拿着武器，戴着頭盔的男女。武器一般就是長矛和木棍。當車隊開到南關什字郵電大樓的下面時，突然四層高的樓上有人往下扔石灰袋 （這是文革時期蘭州常見的一種武器，巴掌大小），場面頓時一片混亂，石灰粉四處飛散，卡車上的人大部分都到了馬路的另一側，喇叭里也開始義憤填膺地指責對方…， 因為太危險父親很快帶我離開了現場。長大以後，我卻還能記得那石灰的氣味，當然也忘不了文革中見到的很多血衣。

蘭州鐵路地區的群眾組織當時主要分為左中右三大派：紅三司、 紅聯、革聯，其實到現在我也不清楚這仨個派別的全稱。我父母屬於紅三司，是造反派。武鬥高潮時期，所有的人都發了武器，主要是長矛和木棒，還有頭盔，開大會的時候列隊進場。那個時候幾乎每天都能聽到某某單位被血洗了，死了多少人這樣的小道消息。事實上，因為有軍隊，特別是甘肅省軍區的支持，早期蘭州地區的武鬥幾乎都是保守的一方首先發難，造反派則處於被壓制甚至被圍剿的狀態。讓人想起了中國的古訓：秀才造反，十年難成。後來，把文革中出現的武鬥、打砸搶、派性統統歸罪於以知識分子和年輕大學生為主的造反派群眾，既不符合歷史，也不公平。

甘肅大躍進時期浮誇成風，餓死了很多人，積極推行極左路線的省委書記張仲良在著名的蘭州會議上被當場解職。劉少奇說過，三年困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65年夏天，張仲良又獲任江蘇省委書記。67年三結合時，由於張新來乍到，江蘇對立的兩派組織擬定他為老幹部的代表。甘肅造反派聞訊，立即派人到江蘇，把他揪回甘肅批鬥，因為“張仲良欠了甘肅人民一百三十萬血債” 。所以，不能簡單地把中央長期的極左路線和造反派中的大批群眾畫上等號， 後者真正的訴求是反對官僚特權、爭取人民民主。天真的學生、紅衛兵、知識分子被殘酷的政治鬥爭利用，始亂終棄, 令人遺憾。

三

大串聯的時候， 我小舅和北大物理系的十幾位同學一起從北京步行到延安。為了宣傳文革，發動群眾，也為了能看望姐姐一家，又輾轉到蘭州，大隊人馬住在我家。因為房間太小，我不得不睡在一個柜子上。大串聯高潮時鐵一小也住滿了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據說有好幾百人。教學大樓里廁所不夠，白天，在樓的周圍，就能看到用報紙或五顏六色的傳單包裹的蘑菇狀小紙包，臭氣熏天，肯定是革命小將們晚上從窗戶里扔出來的。我還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凡是落在沙地或草地上的紙包，都包得嚴嚴實實的，凡是落在硬地上的，都沒包好。後來紅衛兵走了，全國停課鬧革命，學校大樓也廢了，到處刷的是標語，玻璃是破的，污水淹沒地下室。

文革中有個叫五湖四海的派別，因為極端保守又善武鬥而全國聞名，據說打遍了半個中國。後來風傳五湖四海要血洗蘭州鐵路地區，弄得滿城風雨，到了聞之色變的程度。大人們要讓孩子們聽話，就直接說五湖四海來了。還聽說他們拿的是菜刀，見人就砍，還可以把門劈開。我們樓院的幾個大人，包括我父親和鄰居王大夫、劉老師、王師傅等，很快就自己組織起來，做了幾件事：一是用磚頭堵住三號樓的過道；二是準備武器，主要是用紙袋裝石灰；三是每家的門都多加了一道鎖；四是組織站崗和巡邏。那段時間到了晚上每家都必須關燈。我外祖母當時在蘭州，她晚上一定要讀書和看報才能入睡，沒有辦法，就用很厚的褥子把窗戶給遮上。就這樣有一天晚上還是聽見了外面急促而恐怖的喊叫，“五湖四海來了，五湖四海來了…“， 我們趕緊把電燈關上，大氣都不敢喘。

還記得文革中有很多漫畫，劉少奇是酒糟鼻子、大背頭；鄧小平是個葫蘆腦袋、沒脖子；彭真青面獠牙、哭喪着臉；楊尚昆睜不開眼睛；羅瑞卿在一個筐里讓人抬着….。有意思的是我們家有一橫幅照片，是1960年5月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全國職工文藝匯演全體演員時拍照的，當時我父母代表甘肅省參加演出。後來隨着越來越多的領導人被打倒，父親用小紙片把這些人的臉一個接一個地蓋上，最後只剩下周恩來、朱德、宋慶齡、李先念等。

四

我家離鐵路不遠，每次聽見火車悽厲的叫喊，就對它有嚮往。少年人常有離家出走的夢想，有時偶然在外溜達，最愛去的地方，是火車站，還有澡堂後坡上的鐵道。我喜歡站在草叢的後面，讓南來北往的火車噴出的蒸汽和煤屑撲上我的臉。1967年初，我還沒有上小學，父親帶着我去北京看妹妹，當時外祖母剛帶她去京城不久。這是我記憶中最早的一次遠行。到了蘭州站，人聲鼎沸，勢如潮湧，一波一波湧進站台，也不見一個穿鐵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攔。當時各地學生的大串聯還未結束，時不時還有靜坐的、示威的。

我們車廂有一群蘭州鐵一中的紅衛兵，一路上帶領大家背誦語錄，唱革命歌曲，其中一首的歌詞我至今還能記得：“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有多少知心的話啊要對你講，我們有多少熱情的歌啊要對你唱。千萬顆紅心為你跳動，千萬張笑臉迎着紅太陽，我們忠心祝福你老人家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那個指揮（鐵一中的紅衛兵）熱情洋溢，讓人羨慕。回蘭州之後，我還在路上見到過他，依然那麼有朝氣。

第二天傍晚，火車到了西安，站台上又是人山人海。列車一停，所有的車門、車窗統統關閉。裡面的小將大概是擠苦了，視外面的小將如虎狼，堅拒不納，成冷戰狀態。雙方僵持了好幾分鐘，終於有一個車窗開了一條縫，卻只伸出來一個茶缸，一群革命小將就湧向那條縫，爭着給那個茶缸注水。水一滿，茶缸一縮，窗戶又要落下，說時遲，那時快，一個紅衛兵將一根扁擔伸進了車廂，站台上的人齊聲發喊，撬槓將窗戶縫越撬越大。塞扁擔的紅衛兵先把一件小行李從那條縫裡活活塞了進來，後來擠進了二、三十人。車廂因此變得非常擁擠，以至於我不得不被我父親放到行李架上。一路走走停停，喝水，吃飯，上廁所都必須經過一番搏鬥。一次我要上廁所，車廂里實在擠的沒法移動，最後不得不被人們從車窗中送進送出。

列車清晨的時候到了鄭州，大部分的紅衛兵下了車，可能是去南方或者東部要轉車吧，車廂里變得空空蕩蕩。當時的我鬧了一個笑話，事情是這樣的：車廂里人少了之後，父親把我放到一個空位上躺着，當時我是睡着的狀態。醒了之後，突然發現不僅看不見父親，而且火車還往反方向走，哇的一聲就哭了起來。父親過來以後，我嚷着要去北京，不要回蘭州，無論如何也不理解這個方向是如何調過來的。只是長大之後，才明白鄭州的火車站是人字形，從西向北的列車都要首先開進去，然後換了車頭，再反方向開出來。那次虛驚讓我至今難忘，其實還是因為年齡太小，沒有安全感。經過兩天的磨難，我們終於到了北京。 

北京當時給我的印象很奇怪，怎麼會有那麼多古老的建築？像是一個前朝的背影，覺得在一片紅色的海洋中很不協調。我們住在朝陽區白家莊二舅的家，去市里要經過使館區，記得那些建築的風格很獨特。還經過外交部，美術館，和北海。北京的街頭車水馬龍，人流絡繹不絕。天安門廣場很大，無邊無際。動物園裡的大狗熊等着人們餵東西。在大姨家裡還看了一本叫《小布頭奇遇記》的連環畫，愛不釋手。北京真好，家裡燒的是煤氣，還有自己的浴室。現在回想起來，真是少小不知離家愁。 回到蘭州聽鄰居阿姨說，小孩子的口音變得真快，沒幾天功夫，口音已有模有樣地帶着京腔了。 也許是命中注定吧，我後來的人生軌跡就再沒有和北京分開了。

五

文革如火如荼，兩派人你爭我奪，都認為自己最忠於毛主席，也都認為對方是反動組織。但造反派孤立無援，這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學生、和其他社會邊緣階層，天然地缺乏廣泛的社會基礎和國家機器的支持。那段時間，父母痛苦不堪，只能每天收聽早6：30和晚8點的新聞聯播和報紙摘要節目，讀各種報紙，希望能從各種蛛絲馬跡中找到有利於自己的消息。 當時的一個舞蹈很能表達文革處於低潮時人們的心情，記得歌詞是：“抬頭望見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想念毛主席。困難時想你有力量， 勝利時想你心裡明， 勝利時想你心裡明。”表演的時候很悲愴，開始光線很弱，最後才有一絲陽光。

1967年8月3日毛澤東親自批示並明確表態支持甘肅紅三司，肯定了紅三司的造反行動和鬥爭方向。記得那一天父母特別激動，留下了熱淚，在家裡高呼毛主席萬歲。為了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帶着我們兩個孩子，包括我們鄰居王大夫的兩個女兒小麗和小娟一起去鐵路醫院照了很多相。還去蘭州最好的餐館悅賓樓吃午飯，我負責占位子，就是把腳踩在別人的凳子上。因為家裡有很多書籍、報刊、和雜誌，又天天跟着大人一起聽廣播，上小學之前，我已經能認識很多字。不久就可以讀報了。那時最喜歡的是《參考消息》《新華月刊》和《人民畫報》 。文革的時候大人寫公函，開始要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向江青同志學習，再說：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覺主席親，然後才是正文。

儘管如此，蘭州的文革依然處於失控狀態，派性造成的傷害和隔閡加深，保守的一方並不善罷甘休，武鬥隨之升級。後來中央文革號召"文攻武衛"，造反派紛紛建立武鬥班子。由於流血事件不斷發生，部隊不得不進駐蘭州各機關企業，實行軍管。1967年10月，中央強制各群眾組織實行革命大聯合，成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規模的武鬥才基本停止。那年冬天，抓革命、促生產，蘭州的局面漸趨平穩，父母也回到了自己的科研和設計崗位，文革似乎到此就該結束了。

誰也沒有想到，進入1968年之後，文革從大規模的群眾運動逐步演變成無休無止的政治運動，過去一年多的無政府狀態被嚴刑峻法、無情鬥爭取代，新的一輪整肅開始了。從68年上半年的鬥批改，68年下半年到69年的清理階級隊伍，70年的一打三反、大揭發、大檢舉，到71年的全國抓516集團，其間還有68年的知識分子再教育運動和70年的學哲學，加上69年全國範圍的戰備疏散、57幹校、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整整四年，用人人自危、噤若寒蟬來形容是一點都不過份的。這種高壓狀態直到71年9月的林彪事件之後才有所緩解。

我們這一代人就是在這種無休無止的政治和思想運動中接受教育、長大成人的。1967年12月，我們離開幼兒園上了小學，即蘭州鐵路第五小學。文革初期全國停課鬧革命，入學時間也因此推遲了半年，秋季班變成春季班。蘭州鐵路地區一共有 七所小學和八所中學，其中只有鐵五小和鐵二中是鐵道部第一設計院的附屬子弟學校，其他的皆屬於蘭州鐵路局。我們那一屆共有五個班，每班大約40名同學，我被分到四班，同桌是一位叫齊蓉的女生，單眼皮。班主任姓劉，教我們算術和政治 （當時叫毛澤東思想）。劉老師嗓門大，也有熱情。班長是劉康越和李錚。我們的語文老師姓王，住在二號樓。王老師的家境不幸，丈夫有嚴重的精神病，發病時竟然掐死了自己的孩子。儘管如此，王老師依然非常熱愛教育事業，對學生也很負責。我現在能很快學會和掌握中打，都是因為王老師給我們打下的拼音基礎。

68年初，《人民日報》發表題為《春風已到玉門關》的社論，熱烈慶祝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父親那個時候被臨時調到單位的宣傳隊負責導演和編節目。記得那是一個周末，宣傳隊上街慶祝，一直走到市中心的南關什字。我和一個叫劉兢的女孩（我們鄰居）走在隊伍的最前面，拿着小旗子，牽着手，打頭陣，後面是敲鑼打鼓和高舉領袖像的，一邊走一邊扭秧歌，路邊很多的人觀看。到了南關什字演出時，臨時讓我們兩個小孩跑了一次龍套，好像是聽見廣播後跟着大人跑，奔走相告的樣子，結果因為沒有準備，我和她在場上瞎跑，也不知道從哪裡下，傻站着，最後是被抱走的，惹得圍觀者鬨笑。沒想到，長大之後竟和文藝宣傳隊結下了不解之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