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文革歲月(3)

苑波

十一

69年春天召開的九大是當時特大的喜事，除了遊行慶祝，還要反覆學習大會的文件，看紀錄片。記得林副主席主持大會，首先提議毛主席為大會主席團主席。毛主席很謙虛，說還是讓林彪同志當吧，林彪馬上接過話題，提高嗓門，對着所有代表說：同意選舉毛主席為大會主席團主席的請舉手，全場嘩啦一片。又說不同意的請舉手，沒有任何反應。林彪最後說，通過。然後全場起立，高呼毛主席萬歲，經久不息。還記得珍寶島反擊戰的英雄孫玉國走到主席台上，和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握手、敬軍禮，還有王進喜、陳永貴等。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站着主持選舉接班人的過程，也是全體一致通過。再就是吳發憲、葉群、李作鵬的形象。吳很胖，葉穿的是軍裝，李戴了一付墨鏡。讓人驚訝的是浩亮當選為中央委員，他是京劇《紅燈記》中李玉和的扮演者。

九大之前，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發射成功。那天晚上，我們跑到院子裡，在夜空中苦苦搜尋，最後終於看到了一個亮點，從西北往西南方向移動。喇叭里傳來從太空發回地面的《東方紅》樂曲聲，我們高興得又蹦又跳。那個時代，無論是紀錄片或是新聞簡報，凡是毛主席的鏡頭出現之前一定有一個預備期，《東方紅》的背景音樂漸起，讓人熱血沸騰。幾秒鐘後，毛主席的光輝形象終於出現，全場振臂高呼毛主席萬歲，萬萬歲！真是熱淚盈眶啊！

九大以後，全國又一次掀起了個人崇拜的高潮，幾乎每個單位都“敬建” （當時的說法）一座巨大的毛主席全身塑像。1969年夏，蘭州市動工敬建“東方紅廣場”。場址選在舊大路的北端，靠近蘭州軍區和市中心的地方。廣場北面有一個很寬的主席台，中央矗立一座高約25米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兩側的牆壁雕着林副統帥的手書：大海航行靠舵手，幹革命靠毛澤東思想。當年，成千上萬的蘭州市民參加了“敬建”義務勞動，挖土方、搬磚，篩沙子。鐵五小組織我們撿廢磚頭瓦塊，表忠心。有一天，建築工地出現了熱火朝天的景象，紅旗飛舞，人潮湧動。我們穿了統一的服裝，還要求面帶笑容，就是嘴老是要張着， 後來才知道是為了新聞簡報的拍攝。大喇叭里說這是我們甘肅省1300萬軍民政治生活中最大最大的喜事，是全省人民最大最大的幸福，最大最大的光榮 ……。

蘭州市同時進行着另一場軍民大會戰。全體動員，人人參戰，挖人防工程。一條寬闊的地下通道，從西北民族學院的廣場，穿過皋蘭山直到山後，被稱為二號洞。一號洞在紅山根，是我們鐵路地區負責修建的。我們參觀過裡面的人防工程，能容納一百張床位的地下戰備醫院，醫療設備齊全，食宿條件優越，地下地上，幾乎看不到差別，稱得上“備戰、備荒”的典範工程。

當時的人們確實認為蘇聯有襲擊中國的可能。蘭州到處都能看到準備打仗的宣傳畫。比如如何用輕武器打飛機的方法，讓我們這些孩子明白了什麼是提前量這樣的概念。學生們除了要挖防空洞，還要參加各種防空演習。有一次我們鑽進家屬樓地面下的管道溝，裡面又擠又潮，氣味難耐。那段時間蘭州經常有防空演習的警報。有的事先通知，有的突然襲擊。窗戶的玻璃上貼上防裂紙條。學校里進行急救知識教育，教你如何扎繃帶，如何止血。還有原子彈爆炸後，臥倒的方向，如何避開衝擊波等等。老五小體育教研室的門前有一個戰備防空洞，但工程有始無終。時間一久，裡邊成為人們的方便之處，不時竄上來一股股腥臭。有一天聽說甘肅省地質局挖防空洞時出了事故，還壓死了人。地質局離我們不遠，我跑去看熱鬧，記得整個一片地都塌陷了下去。順便說來，溫家寶總理當時在甘肅省地質局工作，一定記得這次事故。

備戰的另一個內容是拉練。除了解放軍，各機關企業學校的職工和學生都必須參加各種長途跋涉、野營拉練活動。我們小學也不例外。拉練那天，我們背着軍用水壺和書包，徒步走到雁灘的中部，沿途還要挖野菜，再原路返回。一天走了十多公里，把我們這些孩子們累壞了。回到學校，老師給我們做憶苦飯，就是把挖的野菜和玉米麵和到一起，做成窩窩頭和玉米麵糊糊。記得野菜確實很澀，但那天又累又餓，也顧不得其它了。

69年9月的一個晚上，父親帶我去紅衛兵劇院看電影。放映1969年初珍寶島自衛反擊戰的影片，還有蘇聯和華約鎮壓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反對蘇軍占領的記錄片。看的時候，大家真的是義憤填膺，禁不住高呼打到蘇修的口號。電影用地圖講述了沙皇俄國如何侵略和搶走了大片大片中國的國土，包括黑龍江以北的大興安嶺，整個烏蘇里江的東面，加上庫頁島，還有新疆以外的部分地區，一共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相當於當今中國國土的六分之一啊！雖然我當時年紀還很小，但已經能夠真真實實地感受到屈辱和憤怒。不料，電影院突然停電，外面拉響了防空警報，父親帶我往附近的鐵科院西北所跑 （當時他被臨時調到西北所工作，參加青藏鐵路凍土問題的研究）。我們穿過鐵路局前的廣場，天上響着警報，周圍漆黑一片。進了西北所，我們和很多人一起鑽進了地下防空洞。警報解除以後已經很晚，很遺憾電影沒有看完。後來才知道，蘇聯總理柯西京參加胡志明葬禮，回國途中在北京首都機場停留，要求和周恩來總理見面。那天晚上全中國都拉響了警報，軍隊處於一級戰備狀態。可見當時的中蘇關係，大有一觸即發之勢。

晚上回家，還想着那些丟失的國土。父親告訴我，除了那一百五十多萬平方公里，斯大林時期的蘇聯還強行割走了整個外蒙古和唐努阿赤海地區。父親詳細敘述了二戰之後中國失去外蒙古的歷史過程。我感謝父親能在那種年代裡，依然堅持真理，傳授給我很多歷史知識，從蒙元帝國、滿清、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甲午海戰、戊戌變法、義和團、庚子之亂、第二次世界大戰、到中國的抗日戰爭。使我第一次接觸了那麼多和當時的宣傳不盡相同的史實，也深刻影響了我的世界觀。多少年後，隨着中國的開放和進步，所有小時候父親告訴過我的事情都被時間證明是客觀和正確的。

那年頭全國備戰。我們上午軍訓，下午挖防空洞，過了四周才上課。文革前的教材被誣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統遭廢棄，複課鬧革命後，學生沒有教育部的統編教材可用，課本由甘肅省臨時組織編寫，強調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發到手的新教材只有語文、算術、毛澤東思想，課本粗糙、淺陋、雜亂無章、泛政治化，高年級同學新增了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兩門課，音樂課改稱“革命歌曲”，體育改稱“軍體”，練投彈，一學期還要安排八周時間學工、學農，即使這樣的教材，也無足夠的課時學完。

十二

1970年，全國掀起了一場“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鋪張浪費”（一打三反）的運動，這是繼清理階級隊伍之後的又一場大規模的政治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放手發動群眾，打一場人民戰爭，掀起一個大檢舉、大揭發、大批判、大清理的高潮。規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開張貼、散發反革命傳單，寫反動標語，喊反動口號，以攻擊污衊偉大領袖毛主席和他的親密戰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而在一打三反運動中，這條規定實際上被擴展到攻擊林彪、江青、康生等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全體成員，都要被當成反革命而治罪。大批的冤假錯案，就是在這樣的形勢下製造出來的。

隨着一打三反運動的深入，為了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對階級敵人起到震懾作用，蘭州市公安機關軍管會從重從快處決了無數批現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每次公判大會之後，都要將犯罪分子們遊街示眾，由宣傳車開道，繞城一周。將要執行槍決的罪犯被五花大綁，身後插着“招子”，由解放軍執法隊押解着，然後送到刑場處決。印象最深的是鐵路地區赫赫有名的王澤普。

有一天，學校組織我們到紅山根體育場看審判罪犯。按當時的說法，是給學生們上一堂“觸目驚心的階級鬥爭教育課”。紅山根體育場在我們鐵路地區附近。我們走到那裡時，體育場已經站滿了人，像我們一樣的小學生很多，大概都是前來接受教育的。足足等待了兩個多小時，聽了很多發言，呼了很多口號。約近中午時分，遠處傳來廣播車的聲音，幾十輛解放牌汽車組成的車隊由遠及近，駛進了體育場，人群里一陣躁動，向遠處張望。押解死刑犯的解放軍戰士都是全副武裝，有幾輛解放牌卡車的頂部還架起了機槍，一是對階級敵人起到震懾作用，二是防止有人前來劫法場。 這一次被執行槍決的罪犯很多，大約三十多人。多數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或反動的會道門首犯。其中有一名罪犯幾年前被判死緩，因在獄中仍然頑固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這次被槍決。這時，廣播喇叭開始發出指令，聲音高亢，撼人心魄，以至於35年後的今天，我還能記住喇叭里傳來的每一句話：“執法組注意，現將現行反革命犯xxx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宣判大會結束後，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車遊街示眾，然後到達軍警密布的形場。被殺者之一是西北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張師亮。因在該系的學術討論會上他曾批評過毛澤東，認為毛澤東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的說法，不妥當、不全面。

槍斃和鎮壓了犯人之後，全城貼滿了告示。被槍斃的人都用紅色打個叉，每次我都會把每一張告示從頭到尾仔細讀一遍。但也一直有一個疑問，也從來沒有敢問別人。就是被稱為雞姦的犯罪。我無論如何也想像不出這是一種什麼行為。

十三

快八歲那年，正上小學一年級。有一天，班主任劉老師告訴我們,學校成立了紅小兵組織，傳達室要發學生證，讓每個同學回家填寫家庭出身。回到家裡，我問父母，我們家是什麼成份。也許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觸到這兩個生硬的字眼，心裡緊張極了。母親淡淡說：就填職工吧。 我說老師問的是父親的家庭出身。當我聽到父親極艱難的說出了“反動官吏”三字時，突然覺得象晴天霹靂，感到我一生中第一次的可怕與不安。我一直等到最後一天才去領的學生證。走進教室，劉老師拿出一張學生證，問了我的年齡，就開始幫我填寫起來。又問了家庭出身，我的臉一下紅到了耳根，似乎在撒謊，回答到：父母告訴我是職工。劉老師顯然有些詫異地說“這個成份太含糊，那我們都是職工了，你父親的家庭成份是什麼？”我低下了頭，幾乎是從牙縫裡說出了“舊社會的反動官僚”。我再也沒有抬起頭來，直到劉老師填好了學生證，蓋上章，塞到我手裡，輕輕地說了聲 “填好了，拿去吧。”我接過學生證放進口袋裡，當時沒有敢打開看。帶着恐懼跑到學校操場旁的小樹下， 顫抖地掏出新發的學生證，打開封面，卻發現劉老師清秀的“職工”二字工整地躺在家庭出身一欄里。我心裡頓時感到一種說不出的感激和慶幸。

血統論從北京傳到了地方，從大學傳到了小學。文革前的少先隊已由紅小兵取代，在時興的選紅小兵的班長，連長，學毛著積極份子和其它所有活動中都沒有我的份。我所在的院裡並沒有什麼大地富或大資本家的後代，像我這樣反動官僚的子女便成了鳳毛麟角，成了眾人發難的對象。樓院裡的男孩子常向我吐口水，扔石頭，以髒話辱罵，還有一次被人用他自己脫下來的鞋子捂住了嘴。 回到家裡，我從不願意和父母說在外面受到的欺負，就自己忍着。好在我們家的邊上有一個通道，這樣根據情況我就能繞開他們。那個時期我更本不可能也無法和周圍的孩子們溝通，沒有任何安全感可言。

後來，這種倒霉的事越來越多，幾乎成了家常便飯。剛上三年級（70年春），因為疏散的同學陸續回到蘭州，學校調整班級，我從二一班去了三三班，班主任是小李老師。還清楚地記得我被莫須有的罪名在全班批鬥，說我有生活作風問題，可笑吧？還被小李老師拉到校長辦公室讓那位戴眼鏡的李校長訓了一頓，說我這是流氓行為。事情本來很簡單，宣傳隊排練節目，程志剛(男)跳芭蕾舞時臀部摔在了椅子的角上，疼得大喊大叫，我和他當時是特別要好的朋友，自然就去幫他揉一下，還讓他脫下褲子（只是後面）,查看傷勢，結果被人告了，而且被渲染得不堪入耳 。我一個小孩子根本無法反抗，百口莫辯，也沒敢告訴母親。後來是因為學期鑑定上提到要我注意改造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生活作風，母親才問我是怎麼回事。當時母親就氣哭了，第二天去找學校，和那個小李老師講道理，可那個時代，像我這樣的家庭出身和社會地位，哪裡有道理可講呵？最後是在我母親的再三要求下，學校才把我分到了劉玉英老師的三一班，一直到小學畢業。

童年，本是人生中最無憂無慮，天真爛漫的黃金時代，我卻是在充滿歧視，謊言，誣陷，屈辱，惶恐，趨炎附勢，以強凜弱，愚昧中掙扎著過來的。我們那一代人從小被灌輸階級鬥爭的觀念，什麼農奴主挖窮人的眼睛，剝人皮作燈罩，拿活人點天燈；國民黨抓着共產黨就上老虎凳，釘竹籤子，最厲害的刑法叫“披麻帶孝”；地主劉文采把農民關水牢，拿氣筒子往人肚子裡打氣，一直到肚皮爆炸等等。

後來長大了，經歷的也多了，很久都沒有逃脫那“反動官吏”的陰影。那年月，入紅衛兵要成分，入團要成份，選先進也要成分，後來下鄉當知青，成份更是命運的基石，當兵，招工幾乎無一不把成份放在第一位。直到７8年高考，父母都無不把政審表中的家庭出身當成最提心弔膽的一欄。

十四

我們小時候受的是革命教育，小小的年紀已經裝滿了一腦袋革命思想，全班，全校，全中國都一樣，別管男孩女孩農村城市，也別管出身革命家庭還是剝削家庭或是反動家庭（像我這樣的）。世界簡單極了，一共分成兩個：新社會和舊社會，所有的人也分成兩撥：好人和壞人。舊社會是壞人壓迫好人，好人老作苦工，吃不飽穿不暖，還老挨皮鞭子。後來毛主席共產黨來了，領着好人把壞蛋打倒了，就成了新社會。但是還沒完呢，蔣介石溜到台灣去了，還在那維持着舊社會。美國，英國，法國之類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舊社會，那裡的壞蛋整天花天酒地，好人呢，都在水深火熱之中。

我們班上當時有位剛從北京回來的同學告訴我們一個秘密：快跟美帝打仗了！我們激動得瞪眼：是嗎？！他一臉得意：給美帝的嚴重警告不是快到５００次了嗎？那會兒美帝的飛機老愛侵犯中國領空，侵犯一次中國就宣布一次嚴重警告。他說：一到５００次就要和美帝開戰了！我們高興壞了，盼着美帝的飛機侵犯領空。終於有一天，嚴重警告５００次了！可並沒開戰。還有蘇聯逼債，趁火打劫。可咱們中國有骨氣，勒緊肚皮，一分錢都不少他的。他下課告訴我們，蘇聯壞透了，給他們蘋果他們還拿鐵圈套，大了小了都不要，非得正好。我們問他：那他們不要的怎麼辦呢？他說那也運不回來了，都爛在那了。聽得我們都傻了眼。

記憶最深刻的毛主席語錄是《五?七指示》：“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要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上學很輕鬆，因為沒有正規的課堂教育，而且學制也從“六三三”改成“五二二”，只要讀九年書，就可以畢業。當時的說法是勞動是課堂，心裡要裝着“解放”全人類的“大多數”，要胸懷毛澤東思想的“大道理”，頭腦中要無產階級“革命化”，這就是工人階級教導我們的“數、理、化”。從我開始記事起，學校就被一片“萬歲”和“打倒”的聲音籠罩着，我們喊了太多的“萬歲”和“打倒”，以至於有時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喊了些什麼，因此出現了許多那個時代特有的一種“反革命”冤案。

其中最著名的是左本華老師。左老師文藝體育樣樣優秀，是甘肅省長距離滑冰的冠軍，也是我們鐵五小的文體老師。左老師對事業、對孩子永遠有火一般的熱情。但不幸在一次遊行中因為口誤喊錯了口號，當場就被被抓了起來，五花大綁。我們上小學後第一次全校批鬥會就是鬥爭他。他坐上土飛機，頭髮被使勁地往後揪着。那天還有一個陪斗的，是我們小學管後勤的大老周，落網地主，也是土飛機，清楚地記得是被押着跑到主席台的。大老周身高體胖，跑的時候，兩個人押着， 彎着腰，跌跌撞撞。當時的氣氛很緊張，喊了很多口號，“打倒左本華！”“左本華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罪該萬死！”“把反革命小丑左本華揪出來示眾！”…..等等。那段時間我去食堂，每天能看到左老師和其他被管制的黑衣人一起排隊吃飯。他們走得很整齊，還要不停地喊口號， 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坦白從寬、抗拒從嚴….. 一次我發現了他們的住處，是在設計院大樓的地下室，至今還記得左老師痛苦的表情。

大約半年以後，聽說左老師要解放了。那是一天的上午，陽光明媚，又是全校集合，左老師首先向毛主席請罪，然後校長宣布解放他的文件。 記得左老師跪在毛主席像的前面，痛哭流淚，喊了無數次毛主席萬歲，聲音一次比一次洪亮，連我們這些小孩子都被感動了，跟着他一起哭。後來，為了表達對黨的忠誠，他主動把全家，包括他的妻子和兩個年幼的女兒（6歲和4歲），下放到甘肅最貧困的康縣，並且註銷了他們的城市戶口，自己則住校，負責學校的宣傳隊，後來還成立和負責乒乓球、女子籃球、和田徑隊，一心撲在工作上，多少年如一日，培養了一批又一批人才。

那批解放的還有一些有所謂歷史問題的人，其中一位，為了表達對毛主席的忠誠，竟把毛的像章別在胸前的肌肉里，鮮血淋淋。另外一位，也是知識分子，49年以前當過三青團的支部書記，沒有完全解放。有一次，全院傳達中央文件，連我們這些孩子都能聽的內容，他卻被趕了出來。他申辯說組織上有結論，是屬於人民內部矛盾，說：“我是人民內部矛盾。”但無論他如何申辯，最終還是被連推帶拉地趕出了會場。這位老先生的二公子後來是我中學的同學，是班上學習最好的學生之一，後來讀了博士，在德國一所著名的大學完成了博士後研究，回國後在大連藥物研究所做教授。

反革命罪連小孩子都不能倖免。二年級的時候一名姓寇的同學寫了"反標",在老五小西邊通道門的右側。當時蘇聯和華約的坦克正在布拉格，一年之前以色列閃電式地襲擊了中東國家，那塊牆壁上還有宣傳加強戰備、準備打仗的欄目，說要防止蘇聯對我國進行類似的突然襲擊，而且提到蘇聯的坦克六個小時就能打到蘭州等等。那個"反標"後來馬上連牆壁一起被挖了下來，成了一個坑，我們被要求排隊去看，氣氛非常恐怖。寇同學出事後，全校批鬥，耷拉着頭。幸好他父親是老工人加上那麽小的年齡，組織上沒有處理他，但被送回老家勞動學習。回來後，只記得他變得很老實，對人也特別誠懇，與人為善，老師和同學們反而很喜歡他，記得他入隊的時候哭成了淚人，從此每天都帶着紅領巾。從上中學到工作，長年累月，一直是先進。順便說來，我自己是71年的清明節（四年級）在蘭州華林山烈士陵園入的隊，因為家庭出身，是班裡最後一批才帶上紅領巾的。記得那天乾熱，劉淦中暑倒在了我的肩上,我當時就使勁頂着他，心裡想着要做一個合格和英勇的紅小兵。

十五

學習《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奠定了我們閱讀的能力和理解力。在小學三年級或許更早些，父親專門給我借了一本《劉文學》，並讓我寫讀後感。《劉文學》是兒童文學作家賀宜寫的一部長篇傳記，講的是一個為保護集體財產而被地主殺害的小英雄成長的故事。我順利地讀了下來。我發現，原來讀書不但不難，而且非常有意思，從此就陷了進去。第二本書是《歐陽海之歌》，不知看了多少遍。接着是敘述雲南50年代知識青年開墾邊疆故事的《邊疆曉歌》和反映解放前夕獄中鬥爭的《紅岩》。《紅岩》也是百看不厭。到了小學的後期，又讀了現代作品《艷陽天》、《金光大道》、和《海島女民兵》。印象最深的是《海島女民兵》中的小白鞋。怕被人譏笑，起外號，那段時間大家都不好意思再穿白球鞋了。後來還讀過《沸騰的群山》《前驅》等在文革前夜就已經出版的革命小說和一批反映文革的小說，例如《江畔朝陽》《征途》《分界線》等，都是完全按照高大全、三突出原則創作的。《分界線》是張抗抗的處女作，描寫北大荒知青生活，記得特別革命，有一種單純和朝氣。

對蘇聯的仇恨延續了很長時間。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喜歡蘇聯的電影。幾個朋友在一起就可以演出全本的《列寧在十月》和《列寧在1918》。我喜歡扮演克里姆林宮衛隊長馬特維耶夫。馬特維耶夫打進社會革命黨人內部，獲得了機密，但被他們識破了身份，不得不跳樓逃跑。我從一個牆上跳下來，仰面躺在地上，對一個揪着我衣領的夥伴——他扮演一個實際是內奸的契卡，艱難地說：快去告訴列寧，布哈林是叛徒… 還沒等我說完，內奸就開槍把我打死了。

我姑父在建委工作，經常能搞到一些內部書刊，印象最深的是朱可夫元帥寫的《回憶和思考》，看得很吃力，經常查字典。它不僅使我從此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產生了濃厚興趣，而且也第一次知道蘇軍將領對斯大林的強烈不滿。僅僅一年的時間，蘇聯紅軍就損失了二百五十多個陸軍師，上萬輛坦克，幾千架飛機。當時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或者朱可夫也是修正主義者，故意詆毀偉大的斯大林？後來又看了《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它是我最喜歡的書之一。我喜歡冬尼婭勝於喜歡麗達。我為保爾與麗達失之交臂而惋惜，也理解保爾與冬尼婭分手的原因。使我明白，你和一個女人，可以性格不同，喜好不同，但如果人生道路不同，涇渭分明，就沒有什麼好說的了，只有分手。

那年月還有一個名詞叫批判電影，就是被認為有錯誤或者反動的電影。我們看的第一部所謂批判電影，是劉少奇和王光美訪問印度尼西亞的紀錄片，批判的主題是所謂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作威作福，投降賣國。還有什麼披金掛銀，腰肢招展之類的。在看批判電影《怒潮》時，一個黨的領導人被敵人殺害，我正在悲痛，大喇叭里突然有人高呼：“打倒叛徒×××！”而且居然說的是劇中人物的名字。我很奇怪，沒看出這個人是叛徒啊。

這种放映反面教材電影的做法在文革後期也有。1972年夏天，突然批判一個動畫片《放學以後》。裡面有一個階級敵人，編了一首兒歌腐蝕青少年：“糖兒甜，糖兒香，吃吃喝喝喜洋洋；讀書苦，讀書忙，讀書有個啥用場”。電影的主題是批判“讀書無用論”。但當時的思想認為這是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干擾文革大方向等。為了批判，學校組織我們看了這個電影。看完後，我們寫了批判稿。1974年夏天，突然又批判一個湖南花鼓戲電影《園丁之歌》。裡面的一句唱詞讓人抓住了，大意是：如果沒有文化，怎能幹好革命，接好革命的班？但那個時代的主旋律卻認為，沒有文化，照樣革命。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