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22

前一阶段时间，写过台湾云林的廖氏家族。

而在四川垫江的董时进董时光兄弟，就像极了台湾的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董时进看到了农业现代化的方向，却碰上土地革命。廖文奎看到了台湾民族主义的可能性，却碰上冷战格局。两岸的这两个家族，都不兼容于两岸的当权者，都是被时代耽误了的天才。

董时进是近代史上，除了赛珍珠的第一任丈夫约翰·洛辛·卜凯（John Lossing Buck）之外，真正了解中国农村现状又有国际视野的高级知识分子。1949年董时进给毛泽东的信，如果被中共当局采纳，则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可能会与台湾、日本、韩国的土地改革更为接近，而不必经历随后三十年的曲折探索。

先不说这些，看1949年12月前中国农民党主席董时进给中国共产党现主席毛泽东的信：

• 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说中国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剥削性的，所以应该废除。我们固不能否认若干大地主，例如军阀官僚恶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说一切的或多数的地主富农，以及整个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则未免言之过当。何以故，请申说之。
  
  甲、为何不能说整个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一个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私有制度，这些条件并不足以构成封建性。因为在有财产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买卖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车辆船机器牛马等，无一不是如此。对于这些物品既不认为是封建性，何以独认为土地是封建性呢？有一些人说，土地与其他物品不同，土地是天然物，房屋等是人造物，故不应同一看待。这种说法也纯然是错误的，必须加以纠正。
  
  农业土地决不应视为天然物，而实在是人造物。土地不但必须开垦，才能变成耕地，而且开垦仅是使天然的土地变成农业生产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至于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斩荆棘，凿井挖塘，开渠筑堤，平整地面，砌筑梯田，作埂掘沟，排除积水，培养肥性，开辟道路，修建桥梁等许多事项。这些设施即是土地生产及支持人类生活的基本要素，没有这些设施，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产，或者只能很短暂而且微少的生产。所谓农地，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这许多改良工作后的总称，兴都市的房产是地皮加上砖瓦泥木等的构成品的总称，其理相同。举几个特别显著的例子说：譬如长江及各大河流两岸防水的堤坝，如洞庭及各湖泽周围的圩堤，如江南罗网似的水道，如华北密布的水井，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如海边防潮的大坝，如南方遍地所见的池塘，诸如此类的人造成的成绩，都是与土地的生产力不能分离的，也可以说即是农业土地的一部分，而且是较重要的一部分。农地的价值，主要的是在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所以在完全未经开发过的边远地方，土地几乎一文不值，而已经开发及改良的农业土地，则价值非常高贵。不多年前，察哈尔绥远诸省放荒招垦，每亩定价一角，而承购者寥寥，然而内地熟田则每亩至少值十元，超过数百倍之多，这超过的价值即是人工开发改良的结果。固然这些开发改良的成绩乃是累代无数人力所积留的，而不是现在的土地所有者所亲手做成的，但是他们曾经付出过相当的代价。城市的房屋也并非房主自己的劳力所造成，他们也不过是付出了代价。
  
  过去一般经济学家不仅当土地是天然物，而且以为它有不可破坏性，现在的经济学家和科学家都知道那种学说是错误的。在一些农牧方法不良好的国土，耕地和牧场被毁而放弃的，动辄以千百万亩计，所以才产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伟大运动。中国的水旱灾之严重，和农业生产之低劣，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乃是农业方法不良，致使土壤瘠薄，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若再不纠正这种错误观念，仍当土地是天然物，不可毁坏，以为可以听其自然，毋须继续不断地维持改良，培养肥力，则充其极非使全国变成沙漠与泽国，并使整个民族灭亡不止。
  
  乙、为何不能说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在乡下买田地，乃是一种比较守旧的，小规模的保存钱财的方法，大有钱的军阀官僚买办等并不喜欢多买田地，即使买一些，也仅仅是为安置他们的钱财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门，并非以乡下的大地主著称。这些大富豪的财产，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国。在城市买一亩土地或一座房屋，要当在乡下买几百几千或几万亩田地。钱很多的人嫌在乡下买田地太烦琐，只有二三流的有钱人才喜欢在乡下买田地。至于乡下土生土长的地主富农，概是一些所谓土财主，他们绝对够不上封建的资格。他们中间虽不免有少数土豪恶霸之类，然而究以驯良的人民占多数。他们大都是一些勤俭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们的财产多半是由辛苦经营和节省积蓄而来。虽然他们也放账（乡下间凡有积蓄的都放账，固不限于地主富农。特如雇农赚得的工资，农妇卖鸡蛋的存款，为数不多，不好做别的用途，便只好放账，而这些小额放账常常是利率最高的。）但若说他们起家，主要的是由于放高利贷剥削贫民，则殊不足信。因为贫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来，即使他们想借账，也不容易找到借主，即使借得到钱，也只能借到很少数目。乡下不怕出高利大宗借债的，多属一些染上嗜好的懒惰浪费的地主，他们有的是田地作抵押，也才有人肯放账。至于勤俭的农民，谁都知道高利贷的危险，决不肯轻易借债。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如果遭了意外的损失，或有紧急的需要，常常是可以找到亲友帮忙挪借，并不一定要走高利贷的路子。所以即使说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农是由于放高利贷起家，然而他们所剥削也多半是一些堕落的地主，而不是勤苦的贫雇农。
  
  让我举几个关于地主和富农的实例给你听，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触到的事实：
  
  一个五十多岁的三轮车夫同我谈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贫农出身，三十年来用他的血汗钱陆续买进了共有一百廿多亩地，现在他的地都被分给当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满十亩，不愿在乡下种田，所以到城里来踏三轮车。他很感觉愤恨不平，他说出这样一句伤心话：“我们年年日日冒风雨暑热在地里做活的时候，那些人却在茶馆进酒馆出。他们游手好闲，吃穷用穷了，还说是被我们剥削了，要分我们的地。”
  
  我家有一个老奶妈，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妈和佣工，随时将她的工资积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买了二十多亩地，连原先所有的合计有三十余亩。她以为辛苦半身，可以回家养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给别人了。她只有一个丈夫在家，仅仅分得三亩，后来丈夫死了，家乡已经久无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没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积蓄，全部化为乌有，她的伤心和怨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有一家不甚远的亲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亩。老大是一个守本分的老实人，在乡下务农兼做小买卖，生活极其俭朴，历年积下钱来，添买了五六十亩田地。老二嗜赌兼吃鸦片，分家后不多年已将田地卖光。老三早将全部田产卖去，将钱拿在城里做买卖，发了财，已经买了几处房产，并有不少的现款和货物。现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进来，老三最有钱，但他的全部财产在城市，不致遭受损失。最坏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俭的老大吃亏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为老大叫屈。
  
  这些不过是随意举出的几个例子，类此的事例太多。实际上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国自古就产生了“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哲学，历代政府都鼓励人民买地，称为落业，一般人又向以为土地是最安全的财产，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欢喜把积蓄变成土地，从没有人把买田购地当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体，也没有人把出租田地当为是一种封建剥削的行为。
  
  在以前帝俄和许多欧洲的国家，土地大多为贵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买卖，乃是由那些贵族大地主，像一个一个的小国家一样，将它一代一代地传袭下去。地上面的农民也没有迁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须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随同土地被出卖给另一个贵族。那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说是封建性的。中国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买卖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约行为，地主也不是世袭的贵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阶级及任何贫苦人户出身的。这样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实在太与事实不相符合。我曾经费过很长久的时间，并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于我脑子里面的成见偏见，去仔细地考察思索，始终找不出中国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农的封建性在什么地方。
  
  除了这些关于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论而外，我还另有几点意见和事实，要提醒您：
  
  一、新民主主义规定要联络小资产阶级；中国小资产阶级无疑的是以乡间的中小地主及富农为主要部分，除去了他们以外，殆无所谓小资产阶级。现在对于城市的大资产阶级尚不没收其财产，反而对于小资产阶级的地主和富农要没收其土地及财产，这是把他们当作敌人，与新民主主义的宗旨完全违背。
  
  二、大战以后，开国之初，最急之务莫如安定秩序，医治疮痍，使人民休养生息，不宜再有摇动人心之举。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而独在乡间，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正在从事调查及组织工作，准备分掉地主富农的土地。这不啻磨刀霍霍对他们表示：“磨快了就要将你们开刀”，使得凡有土地者（在界线尚未确定之前，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将被分掉）均惶惶不安。他们不但不能庆太平日子的到来，反而感觉还有大难在后头，这决不是开国时所应有的现象。
  
  三、国家并未废除财产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屡次声明保护私有财产。土地是乡下人的最主要的财产，也是正当的财产，现在政府对于城市富人的一切动产与不动产，和工商业的生产工具都加保护，乃单独没收乡下的土地，而且没收分配之后，依旧准许私有及出租，这样无故夺去一部分无辜人民的财产给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与中共保护私有财产之声明不合。
  
  四、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政策，是以耕者有其田为范畴。平分土地的办法，则是无论自耕与非自耕，都一律平分，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这种办法与耕者有其田的政策两端都不符合。
  
  五、地主富农之所以成为地主富农，除少数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较强，工作较勤，花费较省。虽有不少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然而自身由贫农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于其祖若父的积蓄，亦必须其自身健全，否则必然衰败。这即是说，地主富农多半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是促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国家所应保护和奖励的。但这绝不是说，贫农都是低劣的分子，因为在战祸绵亘，百业不振的情况之下，多数人都没有改善他们的境遇的机会。但是，无论哪一个贫农都没有不愿意成为地主或富农的，若说他们之所以没有成为地主或富农，乃是因为他们的道德特别高尚，不愿意剥削他人，则决不足信。国家当然应该帮助这些贫农去改善他们的境遇，但帮助他们的正当办法，是在和平恢复之后，努力发展生产建设，多创造就业的机会，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够赚到丰富的进款，而不是分给很少几亩土地，把他们羁縻在小块的土地上面，使他们继续留在农人已嫌太多的农村里面讨生活。他们耕种那样小的一块土地，终年劳苦的结果除去了粮税及各项开支以后，根本还是不够维持最低的生活。
  
  六、历来政府的税捐多是以地亩为主要根据，今后政府本可以利用土地所有多寡不同之现状，推行累进税率，将重税加在大富人身上，而减轻贫民的负担。若是将土地一律平均的细分了，则每一户有一小块土地的人家，都须平均负担国家的开支，不但他们会感觉繁苛，发生怨恨，同时政府收税的困难也会增加。
  
  七、中国的耕地，本已肷分割过分零碎，于经营上颇多妨碍，再要人人平均细分，不问有无农事的经验和兴趣，亦不论经营能力的大小，都同样分给一定面积，必致减低经营的效率，减少农业生产。
  
  八、有一些人说，土地改革之后，因农民生产情绪提高，结果使产量显著增加。我们对于这话不能毫无保留的接受。究竟这生产的增加，（除去天时等原因而外）有几分是由于共产党员的鼓励督促，有几分是由于农民因分到土地而激起的情绪，是不容易分判的。换句话说，假使没有土改，只要共产党员能同样的去督促号召，或许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果。还有不可不注意的，所谓情绪，只能是暂时的，久了就会降低，由于一时情绪提高的增产，是不能希望其支持长久的。在另一方面，这平分土地的办法，不论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样分给面积相等的土地，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强的，或许嫌不够做，懒惰的及能力弱的，或许还做不好。这种情形显然是不会使生产增加的。不特如此，待和平完全恢复之后，许多人都会嫌他们的土地太少，不够耕种，也不够维持生活，因而他们会纷纷出外做生意，或别谋职业。他们的田地不是出租，便只好留给不能外出的老弱妇女耕种。到那一天，农业生产更非减少不可。
  
  九、横在分地政策的前面，还有一个很大的危机。分地是既定的政策，不过在新解放区暂缓实施，而先推行减租。即是说，土地是决定要分的，但是因为准备工作还没有做好，所以还要等待一些时间。究竟等多久，没有说明，不过大家都以为不久。因此无论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种者，都在那里转念头了：现在我的地，转瞬就会变成别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种的明年就许分给他人耕种了。那么，我何不趁早从地里面多拿回来一点是一点，少花费一点是一点呢？管它池塘沟渠淤塞也罢，堤岸田埂崩垮也罢，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补？田地随它瘦下去，何必费力气去下肥料，更何必花钱去买肥料？甚至于平时应留还土地的谷秆豆根之类，也通通割回来或扯回来作柴烧吧。这样下去一两年，土地会变坏到什么样子，生产会减到什么地步，是很够令人担虑的。还有地上的树木，如桑茶油桐乌桕，以及各种果树和杂木等等，它们的命运尤其危险。地快要分出了，地上值钱的东西还不赶紧搬走吗？在四川解放以前，我接到好几个朋友由四川来信，不约而同地问我：“地是不是真的要分，树木是不是趁早砍了的好？”另外我又曾经从几个其他地方的朋友得到消息，乡下许多人都在那里考虑砍树的问题，并且已经有很多树被砍掉了。有一些人还不肯相信土地真会被分掉，有一些以为地政策还有改变的可能，所以还在那里观望。但是时间稍久，大家看清了分地政策势在必行，就会不约而同地实行砍树。这些树木是民族的重要资产，需要多年的保蓄，一旦大批地摧毁了，再等重新栽培长大，要到何年何月？
  
  最后，让我向您献议一个办法，请您考虑：
  
  新民主主义不是还要更进一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吗？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还要转进到土地社会化和农业集体化吗？那么，何必多此分地一举呢？现在像割肉似的将土地从地主和富农身上割下来，已经使他们很疼了，割下来分给贫民之后，不久又要从他们和大家身上再割下来，那恐怕困难更多了。何如现时不必分，待将来真要实行社会主义时，直接把土地连同他种生产工具一齐社会化呢？
  
  假使您赞同我的意见，请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并将土地政策提出修改，另行规定限地办法，逾额者限期出卖，或由国家给价征收，转卖与自耕种者，令其分年偿付地价。老解放区已经分配的土地，虽可不必交还原主，但亦应令分得土地者补缴地价，（不妨稍低廉）不愿者可以将土地退还。这样，不但土地被分去者万分感激，不会要求追算旧账，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没有抱怨的理由。本来谁也不会想把邻人的土地无代价夺归自己，现在补缴地价，确定所有权，他们也会感觉心安理得，释然于中。
  
  我对于土地改革的问题，曾经用过不少的心思。我也曾经读过好多篇主张分地的文章，然而总觉得他们的理由牵强，持论偏歪，根据也不可靠。不见于文字的民间舆论，一般都认为这种办法不公道，不合理。我相信我自己是没有成见偏见的，更不是因为个人的利害关系而寻找借口来反对土地改革。外间曾有人说我是一个什么“大地主”，那完全是瞎说。我既不敢当这个头衔，也不能受这个诬枉。我不瞒你，我办得有一个果园，有一百多亩瘠薄的山坡地，为整个国家的关系，我何在乎这一点小小的地皮，何况政府对果园及新式农场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我之所以不惜屡次反复辩论，此次更不顾冒犯您的危险，乃是因为我感觉我对于这土地问题了解得比较深刻，比较正确；假使不将我的意见尽量发挥出来，我会永远感觉对不起自己的良心，对不起中国，对不起无辜被夺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爱好真理，并能服从真理的，当您发觉政策有错误之时，您一定是能勇于改正的。

这封长信之所以今天读来仍然震撼，不在于董时进预测到了后来的一切，而在于他提出的问题，恰恰触及了中国农业现代化最根本的几个矛盾：土地究竟是天然资源，还是长期资本投入形成的生产资料？平均分配与生产效率之间如何平衡？财产权的稳定性与社会公平如何兼顾？农村发展究竟依靠重新分地，还是依靠提高生产力？

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董时进的不少担忧，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在董时进看来，土地问题首先是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和民生问题；而在革命者看来，土地问题首先是政治问题。双方关注的是同一个对象，却并不处于同一个逻辑体系之中。

董时进最大的悲剧，不是没有预见未来；而是他始终相信，真理一旦说出来，便有机会改变现实。然而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在那个革命压倒一切的年代，决定政策走向的不是专业知识和经济规律，而是意识形态和政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