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6-22

前一階段時間，寫過台灣雲林的廖氏家族。

而在四川墊江的董時進董時光兄弟，就像極了台灣的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董時進看到了農業現代化的方向，卻碰上土地革命。廖文奎看到了台灣民族主義的可能性，卻碰上冷戰格局。兩岸的這兩個家族，都不兼容於兩岸的當權者，都是被時代耽誤了的天才。

董時進是近代史上，除了賽珍珠的第一任丈夫約翰·洛辛·卜凱（John Lossing Buck）之外，真正了解中國農村現狀又有國際視野的高級知識分子。1949年董時進給毛澤東的信，如果被中共當局採納，則中國農村的發展道路可能會與台灣、日本、韓國的土地改革更為接近，而不必經歷隨後三十年的曲折探索。

先不說這些，看1949年12月前中國農民黨主席董時進給中國共產黨現主席毛澤東的信：

• 查中共土改政策的基本理由，不外乎說中國的土地制度是封建剝削性的，所以應該廢除。我們固不能否認若干大地主，例如軍閥官僚惡霸等的封建性，但若說一切的或多數的地主富農，以及整個土地制度都是封建性的，則未免言之過當。何以故，請申說之。
  
  甲、為何不能說整個土地制度是封建性的？中國的土地制度是一個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私有制度，這些條件並不足以構成封建性。因為在有財產制度之下，一切物品都是可以自由買賣及出租的，譬如房屋車輛船機器牛馬等，無一不是如此。對於這些物品既不認為是封建性，何以獨認為土地是封建性呢？有一些人說，土地與其他物品不同，土地是天然物，房屋等是人造物，故不應同一看待。這種說法也純然是錯誤的，必須加以糾正。
  
  農業土地決不應視為天然物，而實在是人造物。土地不但必須開墾，才能變成耕地，而且開墾僅是使天然的土地變成農業生產的土地的很小一部分工作。至於大部分的工作乃是斬荊棘，鑿井挖塘，開渠築堤，平整地面，砌築梯田，作埂掘溝，排除積水，培養肥性，開闢道路，修建橋梁等許多事項。這些設施即是土地生產及支持人類生活的基本要素，沒有這些設施，土地或者完全不能生產，或者只能很短暫而且微少的生產。所謂農地，乃是天然的土地加上這許多改良工作後的總稱，興都市的房產是地皮加上磚瓦泥木等的構成品的總稱，其理相同。舉幾個特別顯著的例子說：譬如長江及各大河流兩岸防水的堤壩，如洞庭及各湖澤周圍的圩堤，如江南羅網似的水道，如華北密布的水井，如四川及西南各省特多的梯田，如海邊防潮的大壩，如南方遍地所見的池塘，諸如此類的人造成的成績，都是與土地的生產力不能分離的，也可以說即是農業土地的一部分，而且是較重要的一部分。農地的價值，主要的是在這些人工改良物上面，而不是在一些天然生成的碎石粉上面。所以在完全未經開發過的邊遠地方，土地幾乎一文不值，而已經開發及改良的農業土地，則價值非常高貴。不多年前，察哈爾綏遠諸省放荒招墾，每畝定價一角，而承購者寥寥，然而內地熟田則每畝至少值十元，超過數百倍之多，這超過的價值即是人工開發改良的結果。固然這些開發改良的成績乃是累代無數人力所積留的，而不是現在的土地所有者所親手做成的，但是他們曾經付出過相當的代價。城市的房屋也並非房主自己的勞力所造成，他們也不過是付出了代價。
  
  過去一般經濟學家不僅當土地是天然物，而且以為它有不可破壞性，現在的經濟學家和科學家都知道那種學說是錯誤的。在一些農牧方法不良好的國土，耕地和牧場被毀而放棄的，動輒以千百萬畝計，所以才產生空前的水土保持及土壤保肥的偉大運動。中國的水旱災之嚴重，和農業生產之低劣，其最基本及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農業方法不良，致使土壤瘠薄，及江湖池塘溪流等淤塞之故，若再不糾正這種錯誤觀念，仍當土地是天然物，不可毀壞，以為可以聽其自然，毋須繼續不斷地維持改良，培養肥力，則充其極非使全國變成沙漠與澤國，並使整個民族滅亡不止。
  
  乙、為何不能說一切地主都是封建性的？在鄉下買田地，乃是一種比較守舊的，小規模的保存錢財的方法，大有錢的軍閥官僚買辦等並不喜歡多買田地，即使買一些，也僅僅是為安置他們的錢財的很小一部分。所以各大家族和豪門，並非以鄉下的大地主著稱。這些大富豪的財產，最大部分是放在城市或外國。在城市買一畝土地或一座房屋，要當在鄉下買幾百幾千或幾萬畝田地。錢很多的人嫌在鄉下買田地太煩瑣，只有二三流的有錢人才喜歡在鄉下買田地。至於鄉下土生土長的地主富農，概是一些所謂土財主，他們絕對夠不上封建的資格。他們中間雖不免有少數土豪惡霸之類，然而究以馴良的人民占多數。他們大都是一些勤儉的，安分守己的分子，他們的財產多半是由辛苦經營和節省積蓄而來。雖然他們也放賬（鄉下間凡有積蓄的都放賬，固不限於地主富農。特如僱農賺得的工資，農婦賣雞蛋的存款，為數不多，不好做別的用途，便只好放賬，而這些小額放賬常常是利率最高的。）但若說他們起家，主要的是由於放高利貸剝削貧民，則殊不足信。因為貧民的身上根本榨不出很多油來，即使他們想借賬，也不容易找到借主，即使借得到錢，也只能借到很少數目。鄉下不怕出高利大宗借債的，多屬一些染上嗜好的懶惰浪費的地主，他們有的是田地作抵押，也才有人肯放賬。至於勤儉的農民，誰都知道高利貸的危險，決不肯輕易借債。凡是有能力有信用的人，如果遭了意外的損失，或有緊急的需要，常常是可以找到親友幫忙挪借，並不一定要走高利貸的路子。所以即使說有一部分的地主或富農是由於放高利貸起家，然而他們所剝削也多半是一些墮落的地主，而不是勤苦的貧僱農。
  
  讓我舉幾個關於地主和富農的實例給你聽，這些都是我所直接接觸到的事實：
  
  一個五十多歲的三輪車夫同我談起他的家事，他原是貧農出身，三十年來用他的血汗錢陸續買進了共有一百廿多畝地，現在他的地都被分給當地的游惰分子了，自己分到的不滿十畝，不願在鄉下種田，所以到城裡來踏三輪車。他很感覺憤恨不平，他說出這樣一句傷心話：“我們年年日日冒風雨暑熱在地里做活的時候，那些人卻在茶館進酒館出。他們遊手好閒，吃窮用窮了，還說是被我們剝削了，要分我們的地。”
  
  我家有一個老奶媽，做了二十多年的奶媽和傭工，隨時將她的工資積蓄寄回家去，零零星星的共買了二十多畝地，連原先所有的合計有三十餘畝。她以為辛苦半身，可以回家養老，但是她的地大部分都分給別人了。她只有一個丈夫在家，僅僅分得三畝，後來丈夫死了，家鄉已經久無消息，她的地就算是完全沒有了。她做二十多年苦工的積蓄，全部化為烏有，她的傷心和怨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我有一家不甚遠的親戚，弟兄三人，二十年前分了家，各分得田地七八十畝。老大是一個守本分的老實人，在鄉下務農兼做小買賣，生活極其儉樸，歷年積下錢來，添買了五六十畝田地。老二嗜賭兼吃鴉片，分家後不多年已將田地賣光。老三早將全部田產賣去，將錢拿在城裡做買賣，發了財，已經買了幾處房產，並有不少的現款和貨物。現在老大的田要分出去，老二可以分田進來，老三最有錢，但他的全部財產在城市，不致遭受損失。最壞的老二占便宜了，笑了，最勤儉的老大吃虧了，哭了。任何人也不能不為老大叫屈。
  
  這些不過是隨意舉出的幾個例子，類此的事例太多。實際上這些所代表的乃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而不是特殊的例外。中國自古就產生了“有恆產者有恆心”的哲學，歷代政府都鼓勵人民買地，稱為落業，一般人又向以為土地是最安全的財產，以故安分守己的分子都歡喜把積蓄變成土地，從沒有人把買田購地當作是有封建意味的，或有害他人的事體，也沒有人把出租田地當為是一種封建剝削的行為。
  
  在以前帝俄和許多歐洲的國家，土地大多為貴族所有，而且不能自由分割買賣，乃是由那些貴族大地主，像一個一個的小國家一樣，將它一代一代地傳襲下去。地上面的農民也沒有遷徙或退佃的自由，而必須世世代代在同一地主采邑之下奴役，除非隨同土地被出賣給另一個貴族。那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才可以說是封建性的。中國的情形迥乎不同，土地是可以自由分割及自由買賣的，租佃是自由的契約行為，地主也不是世襲的貴族，而是可以由任何平民階級及任何貧苦人戶出身的。這樣的土地制度和地主是封建性的，實在太與事實不相符合。我曾經費過很長久的時間，並竭力排除任何可能存在於我腦子裡面的成見偏見，去仔細地考察思索，始終找不出中國的土地制度和一般的地主富農的封建性在什麼地方。
  
  除了這些關於是否封建性的基本理論而外，我還另有幾點意見和事實，要提醒您：
  
  一、新民主主義規定要聯絡小資產階級；中國小資產階級無疑的是以鄉間的中小地主及富農為主要部分，除去了他們以外，殆無所謂小資產階級。現在對於城市的大資產階級尚不沒收其財產，反而對於小資產階級的地主和富農要沒收其土地及財產，這是把他們當作敵人，與新民主主義的宗旨完全違背。
  
  二、大戰以後，開國之初，最急之務莫如安定秩序，醫治瘡痍，使人民休養生息，不宜再有搖動人心之舉。政府在各方面都是本此宗旨行事，而獨在鄉間，為推行土地改革政策，正在從事調查及組織工作，準備分掉地主富農的土地。這不啻磨刀霍霍對他們表示：“磨快了就要將你們開刀”，使得凡有土地者（在界線尚未確定之前，凡有土地者均不知其土地是否將被分掉）均惶惶不安。他們不但不能慶太平日子的到來，反而感覺還有大難在後頭，這決不是開國時所應有的現象。
  
  三、國家並未廢除財產私有及土地私有制度，中共且屢次聲明保護私有財產。土地是鄉下人的最主要的財產，也是正當的財產，現在政府對於城市富人的一切動產與不動產，和工商業的生產工具都加保護，乃單獨沒收鄉下的土地，而且沒收分配之後，依舊准許私有及出租，這樣無故奪去一部分無辜人民的財產給另一部分人，不惟不公道，而且與中共保護私有財產之聲明不合。
  
  四、新民主主義的土地政策，是以耕者有其田為範疇。平分土地的辦法，則是無論自耕與非自耕，都一律平分，又不但自耕的田地也要分，而且分出去仍可以不必自耕。這種辦法與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兩端都不符合。
  
  五、地主富農之所以成為地主富農，除少數特殊情形而外，大多是因為他們的能力較強，工作較勤，花費較省。雖有不少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然而自身由貧農起家者亦很多。即使是由於其祖若父的積蓄，亦必須其自身健全，否則必然衰敗。這即是說，地主富農多半是社會上的優秀分子，是促社會進步的動力，是國家所應保護和獎勵的。但這絕不是說，貧農都是低劣的分子，因為在戰禍綿亙，百業不振的情況之下，多數人都沒有改善他們的境遇的機會。但是，無論哪一個貧農都沒有不願意成為地主或富農的，若說他們之所以沒有成為地主或富農，乃是因為他們的道德特別高尚，不願意剝削他人，則決不足信。國家當然應該幫助這些貧農去改善他們的境遇，但幫助他們的正當辦法，是在和平恢復之後，努力發展生產建設，多創造就業的機會，使大家都有工作，能夠賺到豐富的進款，而不是分給很少幾畝土地，把他們羈縻在小塊的土地上面，使他們繼續留在農人已嫌太多的農村裡面討生活。他們耕種那樣小的一塊土地，終年勞苦的結果除去了糧稅及各項開支以後，根本還是不夠維持最低的生活。
  
  六、歷來政府的稅捐多是以地畝為主要根據，今後政府本可以利用土地所有多寡不同之現狀，推行累進稅率，將重稅加在大富人身上，而減輕貧民的負擔。若是將土地一律平均的細分了，則每一戶有一小塊土地的人家，都須平均負擔國家的開支，不但他們會感覺繁苛，發生怨恨，同時政府收稅的困難也會增加。
  
  七、中國的耕地，本已肷分割過分零碎，於經營上頗多妨礙，再要人人平均細分，不問有無農事的經驗和興趣，亦不論經營能力的大小，都同樣分給一定面積，必致減低經營的效率，減少農業生產。
  
  八、有一些人說，土地改革之後，因農民生產情緒提高，結果使產量顯著增加。我們對於這話不能毫無保留的接受。究竟這生產的增加，（除去天時等原因而外）有幾分是由於共產黨員的鼓勵督促，有幾分是由於農民因分到土地而激起的情緒，是不容易分判的。換句話說，假使沒有土改，只要共產黨員能同樣的去督促號召，或許也可以得到同樣的結果。還有不可不注意的，所謂情緒，只能是暫時的，久了就會降低，由於一時情緒提高的增產，是不能希望其支持長久的。在另一方面，這平分土地的辦法，不論人的勤惰及能力的大小同樣分給面積相等的土地，因而勤快的及能力強的，或許嫌不夠做，懶惰的及能力弱的，或許還做不好。這種情形顯然是不會使生產增加的。不特如此，待和平完全恢復之後，許多人都會嫌他們的土地太少，不夠耕種，也不夠維持生活，因而他們會紛紛出外做生意，或別謀職業。他們的田地不是出租，便只好留給不能外出的老弱婦女耕種。到那一天，農業生產更非減少不可。
  
  九、橫在分地政策的前面，還有一個很大的危機。分地是既定的政策，不過在新解放區暫緩實施，而先推行減租。即是說，土地是決定要分的，但是因為準備工作還沒有做好，所以還要等待一些時間。究竟等多久，沒有說明，不過大家都以為不久。因此無論是土地的所有者或耕種者，都在那裡轉念頭了：現在我的地，轉瞬就會變成別人的地了，今年是我所種的明年就許分給他人耕種了。那麼，我何不趁早從地裡面多拿回來一點是一點，少花費一點是一點呢？管它池塘溝渠淤塞也罷，堤岸田埂崩垮也罷，何必去挖掘，何必去修補？田地隨它瘦下去，何必費力氣去下肥料，更何必花錢去買肥料？甚至於平時應留還土地的谷稈豆根之類，也通通割回來或扯回來作柴燒吧。這樣下去一兩年，土地會變壞到什麼樣子，生產會減到什麼地步，是很夠令人擔慮的。還有地上的樹木，如桑茶油桐烏桕，以及各種果樹和雜木等等，它們的命運尤其危險。地快要分出了，地上值錢的東西還不趕緊搬走嗎？在四川解放以前，我接到好幾個朋友由四川來信，不約而同地問我：“地是不是真的要分，樹木是不是趁早砍了的好？”另外我又曾經從幾個其他地方的朋友得到消息，鄉下許多人都在那裡考慮砍樹的問題，並且已經有很多樹被砍掉了。有一些人還不肯相信土地真會被分掉，有一些以為地政策還有改變的可能，所以還在那裡觀望。但是時間稍久，大家看清了分地政策勢在必行，就會不約而同地實行砍樹。這些樹木是民族的重要資產，需要多年的保蓄，一旦大批地摧毀了，再等重新栽培長大，要到何年何月？
  
  最後，讓我向您獻議一個辦法，請您考慮：
  
  新民主主義不是還要更進一步轉變為社會主義嗎？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不是還要轉進到土地社會化和農業集體化嗎？那麼，何必多此分地一舉呢？現在像割肉似的將土地從地主和富農身上割下來，已經使他們很疼了，割下來分給貧民之後，不久又要從他們和大家身上再割下來，那恐怕困難更多了。何如現時不必分，待將來真要實行社會主義時，直接把土地連同他種生產工具一齊社會化呢？
  
  假使您贊同我的意見，請您立即下令停止分地，並將土地政策提出修改，另行規定限地辦法，逾額者限期出賣，或由國家給價徵收，轉賣與自耕種者，令其分年償付地價。老解放區已經分配的土地，雖可不必交還原主，但亦應令分得土地者補繳地價，（不妨稍低廉）不願者可以將土地退還。這樣，不但土地被分去者萬分感激，不會要求追算舊賬，即是分得土地者亦沒有抱怨的理由。本來誰也不會想把鄰人的土地無代價奪歸自己，現在補繳地價，確定所有權，他們也會感覺心安理得，釋然於中。
  
  我對於土地改革的問題，曾經用過不少的心思。我也曾經讀過好多篇主張分地的文章，然而總覺得他們的理由牽強，持論偏歪，根據也不可靠。不見於文字的民間輿論，一般都認為這種辦法不公道，不合理。我相信我自己是沒有成見偏見的，更不是因為個人的利害關係而尋找藉口來反對土地改革。外間曾有人說我是一個什麼“大地主”，那完全是瞎說。我既不敢當這個頭銜，也不能受這個誣枉。我不瞞你，我辦得有一個果園，有一百多畝瘠薄的山坡地，為整個國家的關係，我何在乎這一點小小的地皮，何況政府對果園及新式農場的土地早已宣布不分了呢。我之所以不惜屢次反覆辯論，此次更不顧冒犯您的危險，乃是因為我感覺我對於這土地問題了解得比較深刻，比較正確；假使不將我的意見儘量發揮出來，我會永遠感覺對不起自己的良心，對不起中國，對不起無辜被奪去土地的人民。我想您是愛好真理，並能服從真理的，當您發覺政策有錯誤之時，您一定是能勇於改正的。

這封長信之所以今天讀來仍然震撼，不在於董時進預測到了後來的一切，而在於他提出的問題，恰恰觸及了中國農業現代化最根本的幾個矛盾：土地究竟是天然資源，還是長期資本投入形成的生產資料？平均分配與生產效率之間如何平衡？財產權的穩定性與社會公平如何兼顧？農村發展究竟依靠重新分地，還是依靠提高生產力？

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董時進的不少擔憂，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驗證。在董時進看來，土地問題首先是經濟問題、農業問題和民生問題；而在革命者看來，土地問題首先是政治問題。雙方關注的是同一個對象，卻並不處於同一個邏輯體系之中。

董時進最大的悲劇，不是沒有預見未來；而是他始終相信，真理一旦說出來，便有機會改變現實。然而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在那個革命壓倒一切的年代，決定政策走向的不是專業知識和經濟規律，而是意識形態和政治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