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4-6

叶灵凤（1905-1975）和戴望舒（1905-1950），是香港沦陷日治时期少有的几位选择留在香港的文化人。二战结束后，二人都被指认为汉奸文人。戴望舒自己，撰文做了辩解，中间就涉及到了叶灵凤：

• 到快熬不下去的时候，「经叶灵凤设法，托人把他自狱中保释出来」（见卢玮銮，〈灾难的里程碑──戴望舒在香港的日子〉）。

而叶灵凤自己，则默不作声。例如在一九五七年出版的《鲁迅全集》上就有一条注文说叶灵凤「抗日时期成为汉奸文人」：

• 这指控的杀伤力极大，可是叶灵凤没有像戴望舒那样为自己说过话。（一九八一年版的《鲁迅全集》的注文已删去「汉奸文人」的字样。）尽管指摘的罪名不少，叶灵凤生前还是不让太太把当年的经历写出来，因为「一切已成过去，说出来也于事无补，但求问心无愧。」

香港岭南大学退休教授网络作家刘绍铭在《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这一篇文章中说：

• 叶灵凤一九二五年加入创造社，中日战争爆发初期，曾在上海参加由夏衍主持的《救亡日报》工作。这样一个身份不寻常的资深文化人，居然「认贼作父」，歌颂起侵略者的「圣战」来。躲在「丰」面具后的叶先生，是否可以因此归类为「汉奸」？这真的说来话长。

说来怎样话长呢？刘绍铭引用了叶灵凤夫人赵克臻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致罗孚（1921-2014）的信，并以此来证伪：

• 事缘他在农历新年(1942)的《时事周报》上发表了题为〈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内容是元旦日他路过石塘咀，见到那里的导游社等风月场所，居然挂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很是感动。文章刊出后的第二天，中区宪兵分部的「田村曹长」带队到叶家，声称「商女」一文带有煽动性及「不友好的意念」，因此要带作者回去问话。赵克臻那时正学日语，但表达能力不足，得靠日人带来的通译代为解说这是一句古人的诗句，「可能引用不当，并无敌意，而且爱国无罪，希望他不要追究。想不到田村听了我的解说，微笑点头，不久带队离去。」叶夫人说「想不到」田村这么轻易放人，其实我们也同样感到意外。赵克臻在致罗孚的信上还说到，叶灵凤在香港沦陷初期因跟国民政府一个特务机构有牵连，被日军关了三个多月。后来赵太太「得到日本友人及军政人员协助，灵凤获得无罪释放，但不能离香港。」信上也提到，当天被抓去坐牢的除叶灵凤外，还有罗四维等五十多人。「香港金融界巨子」胡汉辉，一听到消息就立即离境。一同被拘捕的叶灵凤的「难友」命运如何？赵克臻作了简单的交代。叶灵凤获「无罪释放」后，罗四维和邱氏兄弟亦相继出狱，「听说在某种条件下，要为对方服务。可惜其他四十多人，大都被判死罪，或病死狱中，内中也有无辜的，此案就此了结。」日本人两次放过了叶灵凤的「反动」作为，套用赵克臻的话，真教人「想不到」。邱氏兄弟中的「邱云」，依赵克臻信上所说，是香港沦陷初期国民政府辖下的一个特务通讯机构的头子。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也能「相继出狱」，大概只有如赵克臻所说，要依从「某种条件」在适当的时候，「要为对方服务。」

要知道，遇到这样的事，莫须有，往往是越描越黑，尤其是在中国人的圈子里，自己为自己辩解，实在是没有用处的。对于这一点，叶先生看得开：

• 看来叶灵凤不愿在人前谈往事，一来性格使然，二来可能跟他在战时替国民政府做过「地下工作」有关。且听《作品选》编者对叶灵凤「附逆问题」的意见：「叶灵凤沦陷时期留港，可能是因为有任务在身。香港『金王』胡汉辉在一九八四年的访问中回顾自己跟叶灵凤在沦陷时期曾经替重庆做情报，工作是搜集报纸、杂志送交内地。类似的例子颇多，右派可以参考奉命留守北平的学者英千里教授；英千里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奉命以天主教友身份留守北平天主教辅仁大学，实质从事地下工作；但英千里后来被指为『汉奸』，和平后备受抨击。英千里从没自我辩护……。」我一九五六年到台湾读书，就读台湾大学外文系，当时的系主任正是英千里教授。他开的「西方文学导论」的课是必修科。老师坐三轮车到文学院门前，由助教搀扶慢步走上讲坛。记得英先生堂上讲课时，声音低沉，像广东人说的「中气不足」，整个人看来就是健康有问题。这也是老师因病经常缺课的原因。因为英先生对当年「附逆」的底蕴从未公开解说，所以他出任台大外文系系主任的消息传出后，学界哗然，迫得当局马上给他澄清。原来他的身体，是给日本人多次刑求弄坏的。两位编者还在「附逆问题」一文内举了左派作家关露的「冤情」。关露原是中共打入日伪的特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斗至绝路才说出真相以求活路，可惜已太迟了。「从这些左右例子比照推论，加上罗孚的说法，叶灵凤沦陷时期的日记，以及其他已出土材料，叶灵凤的情况也极有可能类同。」叶灵凤一九四六年五月三日日记中的一段这么说：「开始计划写『流在香港地下的血』，记述参加的秘密工作及当时殉难诸同志狱中生活及死事经过。在卅馀人之中，只有我是写文章的，而我又幸而活着，所以我觉得有这责任。」

罗孚在〈叶灵凤的地下工作和坐牢〉一文说到日本军队的宪兵对叶灵凤的「反动」身世存有档案：

• 「叶灵凤，别名叶林，中国国民党港澳总支部调查统计室香港站特别情报员，兼同一总支部香港党务办事处干事。」在日本人的眼中，只要你「抗日」，不论你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不会是他们轻易放过的敌人。你是绝不可能「清白」的。他们让你「无罪释放」，一定有内情。但当事人自己不说出来，我们也不好瞎猜。

  
  

• 罗孚说叶灵凤是一九四三年五月被日本人关进监狱的，「端午节进去，中秋节出来」。据叶灵凤沦陷时期的著作目录看，他第一篇「表态」文章〈中国人之心〉发表于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一日，亦即「无罪释放」后几个月内的事。在此以前，叶灵凤以「白门秋生」名义献艺，过「吞旃」日子。日本宪兵为甚么放叶灵凤一条生路？除非将来有其他资料说明，目前我们只好半信半疑下去。国土重光后，叶灵凤没有回到上海，也没去过北京。他继续留在香港。

  
  

• 罗孚说「一般被认为右或中间的作家以至左派的作家，他也都各有接触。这样，就成了左、中、右都有朋友的局面。而在左派之中，也有人认为他右，甚至于在他死去之后，还有生前和他有来往的极个别的左派人士说他是『汉奸』的」。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六年一月一日，何家槐、黄药眠、陈残云、韩北屏、司马文森等二十一位“留港粤文艺作家”联名指控戴望舒附逆时，其中语涉叶灵凤，其一说到敌占期间香港出版的“南方文丛”第一辑收有周作人、戴望舒、叶灵凤等人文章，其二是叶灵凤曾为小说家卢梦殊（笔名罗拔高）《山城雨景》一书撰写序文，不点名批评叶灵凤与戴望舒为一丘之貉，不知者暗指叶灵凤为“附敌”的“汉奸文人”。但叶灵凤对流言泰然处之。而直到一九八九年，日本东京不二出版社公开发售一册战时香港宪兵队本部所编刊的《重庆中国国民党在香港秘密机关检举状况》复印本，当中载有叶灵凤的名字，列为特别情报员，叶灵凤在沦陷时期的身分并不是汉奸的事实才广为人知。叶灵凤也终洗脱了“落水文人”的污名。

• 方宽烈说，叶灵凤在《星岛日报》编副刊时结识记者苏武（原名苏泰阶），他是国民党港澳总支部调查统计局香港站的负责人。叶灵凤在大同图书公司当编辑时，苏泰阶要他做过搜集抗战所需的敌情材料的工作，这些情报曾多次由胡汉辉转达内地。据曾经是乔冠华在香港新文学院任教时的学生、七十年代有香港“金王”之称（富商）的胡汉辉的忆述，当年他帮助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搜集日军情报的香港人陈在韶从事秘密工作，“陈要求我配合文艺作家叶灵凤先生做点敌后工作。灵凤先生利用他在日本文化部所属大同公司工作的方便，暗中挑选来自东京的各种书报杂志，交给我负责转运”。胡汉辉日间“往《星岛日报》收购万金油，在市场售给水客，以为掩护；暗地里却与叶灵凤联系。如是者营运了差不多有一年之久”。

好在老叶解放后选择留在了岭南，否则就他年轻的时候敢跟鲁老爷子骂战这一条，也够他下十八层地狱，并被赶尽杀绝，死无葬身之地的了。

叶灵凤一家摄于罗便臣道家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