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园

第二十五期(电子版号:ly9504e)

一九九五年四月三十日

俄州现代中文学校聊园编辑部

家庭与事业

何剑

一九九五年四月六日

按说这篇文章应该投到新潮妇女杂志上去,不该投到"聊园"上来.但中文学校毕竟是一个以家庭为单位的活动场所。中国早有"正人先正己","家和万事兴"的古训,象美国这样绝不干涉个人隐私的国家,要竞选个政界人物,也忙着向外界公布自己有几个孩子,以示家庭的和睦,稳定。可见家庭与事业的关系,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至关重要的。处理得好,万事顺利,皆大欢喜;处理不好,家无宁日,腹背受敌。而孩子就成为最直接而又最无辜的受害者。

自来美国以后,耳闻目睹了不少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帮着调解过一些家庭纠纷,分析起原因,真正因第三者介入而造成的破裂还在其次。最主要的问题,还是处理不好家庭与事业二者的关系,弄得琴瑟失和,外人才能有机可乘。正所谓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最近又听一些朋友说起自己或别人的种种困扰,就想把我的感想写出来,和大家沟通沟通。

中国的父母个个望子成龙,中国的妻子大部分全有夫荣妻贵的潜意识。所以总爱拿自己的孩子和人家的孩子比,自己的丈夫和人家的丈夫比。比得过还好,比不过,就心理不平衡。轻则唠唠叨叨,重则热战冷战,弄得家无宁日,火药味十足。中国的丈夫们也没好到哪儿去,不但拿自己的老婆和人家的比,而且比得还特别全面。既要温柔体贴,又要聪明能干,既要善理家务,又要擅于应酬,既要相夫教子,又要经济独立。也不想想,象这样七仙女一样的太太天下有几个?就有,是否能轮到你?

到美国来的中国人就更不一样。试想,中国12亿人口,能出国的有多少?到了美国的又有多少?但凡能出来的,个个都事业心特别强,要强心特别重。矛盾激化起来也就特别厉害。就拿我来说,父母是老知识分子,从小给我们孩子灌输的就是这套出人头地的人生哲学。记得小时候我妈就象念紧箍咒一样,常常叨念"男孩儿要上男五中,女孩儿要上女二中"。那时候我们还小,中学门还没有进,所以还没来得及念叨大学应该上哪一所。总之,我从小就知道我的人生道路只有一条:重点中学--名牌大学--成名成家。文化大革命曾一度中断了父母为我们设计好的人生道路。但那种人生目标已深深植根于我的心里。融化在血液中,以至于成了我自已的主观意识,所以文化革命刚一结束,不用父母催促,就比谁都积极地忙着考大学。记得那时数九寒冬,坐在出租车里一边等客人,一边背三角几何公式。那份自觉性,可真不是现在的孩子能比。

我第一次对这样的人生理念产生怀疑,是进了大学以后。北大经管学院那时还叫经济系,老系主任叫陈岱孙。那时已年届八旬,身板硬朗,为人正直,系里老师同学都尊称他陈岱老。陈先生是20年代第一届清华学堂出国预备班的学生。当年和北大的前校长XXX同在清华的校篮球队打球,又爱上了同一位女同学。大家约定好,谁先去美国拿了博士,谁就回来和那位女同学结婚。陈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了博士,本该尽快回国,但一念之差,想锦上添花,再拿一把"金钥匙",蹉跎了一些岁月,衣锦荣归时,女同学已嫁了别人.陈先生也因此终生未娶。这些都是传闻了。可信度有多大也不可考。但陈老先生确实是独身一人,无儿无女。近八十的人,看上去仍然是精神奕奕,两眼放光,就好象武功深厚的高人,加上高高直直的个子,年青时的风流倜傥,仍依稀可见。他家就在北大校园之内,一个安安静静的小院,总给人一种过于落寞孤寂的感觉。我们学生们无事时,有时就跑到他家去坐坐。他也总是高高兴兴地陪我们聊东说西,给我们的感觉不象系领导,倒象爷爷对孙子孙女儿。陈先生本人对他自已的往事如何评价,做何感想,无人知晓。我确实知道的是,我出国后,曾和陈先生通过几次信,向他汇报一下这边的生活学习情况。陈先生每次都用工整的小楷认认真真地写上二,三页回信。信中从未提过任何关于刻苦读书,振兴中华的字眼,倒是不厌其烦地叮嘱我们开车要注意安全,如何待人接物,和王立国要互相帮助等等。我86年回国探亲时,曾送陈先生二条美国骆驼牌香烟,陈先生笑眯眯地拿在手里,调侃地对我说,"这是我一个月的薪水"。我当时想,陈先生当年如成了家,也早该子孙遍及海内外了,哪儿还轮得到我给他带东西。

九十年代的人远非二十年代的人可比。现代的人都特现实,做事目标明确,心里一个比一个明白。不要说象梁山泊与祝英台那样去殉情,就如陈先生那样痴情的人也早是凤毛麟角了。我时常会悲哀地想,在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上,净化灵魂真是难之又难的事情。但"人间自有真情在"这句话似乎又总不会错。远的不说,我自己就多少有些体会。我先生王立国是文革后考入清华的研究生。当年出国风还不象如今这样如火如荼,只是清华北大研究生院几个革命根据地里的星星之火。王立国在80年就拿到了来美国读研究生的奖学金。那时我们刚结婚不久。我这个人事业心强,儿女情少,极力主张他走.而王立国的思想境界基本上属于毛主席批判过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思想,坚守清华那间12平米的小宿舍。后来我大学毕业,义无反顾地抛下他来了美国。王立国又再一次放弃了加拿大现成的奖学金,一文不名地追随我到了美国。我曾经为这两件事对他十分不谅解,觉得他这个人太没出息,胸无大志。随着年龄的增长及阅历的增加,终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两条腿的留学生到处都是,而要找一个能为你而放弃出国的人,确实是难之又难。(请看电影"大撒把",可略见一斑。)自从我悟到了这一层,我们家的安定团结就出现了新局面。如今我经常想fight的不是王立国,而是我自己。我时常告诫自已,也想提醒朋友的是,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个性和对人生的考虑,有先天的原因,也有后天的烙印。一个人不应该也不可能以自己的想法去强加于别人,即使是你最亲近的人。如果你爱一个人,就多给他一些自由发展的空间,遵重他自己的选择。到了我们这样的年纪,人基本上已经很成熟了,一个人之所以有所为有所不为,自有他的道理。这道理也许当事人自己也不甚清楚,但人的思想行为如流水,总会选择那条对他最轻松最直接的路去走。这时如有人不识时务地硬要去堵水截流,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沈小平告诉我,在他帮忙调解过的家庭纠纷中,问题最多的,就是妻子先出国,丈夫跟来陪读的这一种。这就又牵扯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丈夫和妻子这二个家庭角色的定位和要求。做妻子的要清楚的是,一但你决定把你的家从中国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移植到美国来,中国的那套传统规范也就随之而失去了意义。事实上,在这个家庭大变迁中,付出最多,牺牲最大的,大概就是你的配偶,为了你和你的人生理想,他说不定已经赌上了他的一生。

家庭的涵义还远不止丈夫妻子这么简单。随着孩子一年年地长大,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矛盾,就逐渐取代夫妻间的矛盾,而上升为家庭中的主要矛盾。如果你的孩子还在幼儿园或刚入小学,我劝你千万要珍惜这几年幸福时光。如果你如我们一样,家中有儿女初长成,你一定要及早做好思想准备,运用你所有的人生经验,去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夫妻间毕竟还只是性别差异,父母儿女间则有个代沟差异。俗话说"儿大不由娘",我已经有了切身经历。前两年,一些国内的朋友劝我回国去发展,说的我心动,就把这事儿拿到家庭会议上来讨论。丈夫一如既往地表态:"你要回去,我就和你一块回去,反正我的专业回去也不愁找个养家糊口的工作。"9岁的儿子则大不以为然,明确地声明:"要回你们俩回,我和爷爷奶奶留在这儿。"三岁的女儿那时刚回去探亲回来,听说又要回中国,斩钉截铁地说了一个字"No!"两票对两票,我们这两票无论重要性和坚决性都不如那两票。提案只好暂时搁起。

儿子入五年级后,开始学乐器。情有独锺地要学吹喇叭。且不说喇叭这种乐器我印象中在中国只有丧葬嫁娶才派得上用场,看看朋友家中一个个文质彬彬的小男生,弹弹钢琴,拉拉小提琴,感觉实在不一样。于是我就和颜悦色地和儿子商量,能不能在学吹喇叭的同时也练练弹钢琴,不为弹出什么水平,只为陶冶性情。儿子则认认真真地告诉我:"妈,你是你,我是我,Youshouldnotbeinchargeofmylife。"现在每当我要教训儿子之前,总得先检讨一下,是否侵犯了儿子的人权,是否在把我的人生哲学强加于他。

人人都有事业,人人也都有家庭。打个比喻,家庭就象一条船,事业则是船上的帆。船稳了,帆才扯得起来,船不稳,硬扯帆,多半会翻船。古人云:"四十而不惑"。现在人类的期望寿命延长了,不惑之年也推迟了。不过我还是觉得早点明白,早点受益。不仅你一个人受益,而且全家人受益,就如同做气功。做气功是理顺你身中之气。协调好家庭中各种关系,是理顺家庭之气。说到这儿,我又想起宗教。我是不信教的人。但绝不反对别人信教。你看人家信教的朋友,无论是基督徒还是佛教徒,总比我们俗人多一些喜乐。要我分析其原因,基督徒把自已的命运交给了上帝去安排,佛教徒则与世无争,随遇而安。唯有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浮沉在滚滚红尘之中,既无上帝可以依靠,又得不到心灵的安宁。顺利则得意忘形,失败就垂头丧气。我倒不是想劝大伙儿都去信教,信教也得讲究个缘份,缘份不到,想信也信不成。我们的朋友李小虎是个虔诚的教徒,但他从未劝过我们信教。他说:"我们这种人(包括他自己)除非到了自己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是不会去信教的。"我知道这是他的肺腹之言,也是他的亲身经历。至少到目前,宗教之于我,还有些悲观下世的感觉,这就是缘份未到吧。或者如我妈所说:"还没真明白。"

[后记]这篇稿是几周前写的,一直未登出来,原因一是聊园投稿日益增多,二是中文学校停了二周课。其间就发生了应兆金的事情。在急救时,我曾去医院看望过。好好的一个人,就这么走了,心里难受了好几天,也深感人生的无奈,同时也更想把这篇文章发表出来。事实再一次证明,如果处理不好家庭与事业的关系,不但会影响到家庭与社会的安定团结,而且人命关天,确实不能掉以轻心。希望我们大家记住发生的教训,让自己也让你的亲人活得容易一些,快乐一些,潇洒一些。仅以此文表达我对应兆金的悼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