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期(电子版号:ly9509b)

一九九五年九月十七日

                         俄亥俄州现代中文学校

           美国中西部中国科技文化交流协会

<<聊园>>编辑部

一。难忘的日日夜夜(一)    沈小平

二。那年我开出租车        何剑

   难忘的日日夜夜(一)

___记中国艺术团在哥伦布

沈小平

那余音绕墚的歌声，那锦蔟缤纷的鲜花，那雷鸣阵阵的掌声，那热泪盈框的脸庞......，一切都宛如昨天。当我静静地坐在沙发上浏览着那一张张照片时，才感觉到这一切已经过去了。

是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在音乐会刚结束后的茶点招待会上，许许多多相识和不相识的朋友都纷纷向我表示，多少年没见这么高水平的演出了，你们美中科协这次办得真是太成功了，下一次还准备搞什么活动？我想，这次我们几十个人已经累得只剩半条命了，气还没喘一口，大家就在盼着我们下一次了。看来是不想让我们活了。话虽这么说，可我总算觉得没白忙一场。就连到机场为中国艺术团送行时，刘长瑜都紧紧握着我的手说，这次我们真是没说的了，没想到咱们海外的中国人这么能干，这么热情，这么不怕苦不怕累，这么具有奉献精神。我们再不走的话，真要把你们给累死了。她还开玩笑地说，赶紧把我们这些“瘟神”送走吧。

是的，祖国的亲人走了，我们的心也带走了。数十个人奔走张罗了几个星期，突然间地球仿佛停止转动了。心里空荡荡的不知做些什么才好。咱们聊园总编王立国对我说，真应该把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好好写一写。责任编辑李大伟说，这稿我可就约定了，还专门委派邵幼瑜负责盯住我，看我到时候交不交。说实在的，我真想把这段日子所发生的许多感人的事情，有趣的事情，甚至于为工作而争得脸红脖子粗的点点滴滴都记载下来。但一时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经李大伟启发，采用王立国写故事的方式，一段一段分开写，一直写到人家不愿看为止。故今天所写的，就算第一部分了。下面就记述一件小事来作为结尾吧。

刘长瑜:我有好多年没这样，说这么多的话了.

那天音乐会圆满结束后，刘长瑜和严良坤回到我家已是十一点了。他们心情异常兴奋，跟我和陶松一起在厨房里忙乎。卸妆后的刘长瑜特别精神，说今晚我来给你们做点什么吧，大家都辛苦了。“我赶紧跟她说，您就歇会儿得了，免得累出病来我可没法交待，让我省点心吧。大家一起围坐在餐桌旁边吃边喝边聊，严老讲了许多家里的有趣事情（留待下次再写）。这时的刘长瑜就象一位邻家大嫂一样，亲切而又风趣。从小的时候在戏校练功时盼下雨讲起，（因五十年代的戏校练功在室外，如下雨的话就可不练功去玩了），后来成名成家，一直到如今五十三岁了，历尽人间沧桑，往事如烟。不知不觉的唠了三个小时，快到半夜二点了。我说咱们再弄点什么吃的吧，刘长瑜说你可饶了我吧，什么都吃不下了。我说我们家有五种不同的冰淇淋，我可是会调配好的冰淇淋圣代（SUNDAE)噢。顿时，刘长瑜坚定的语调软了下来。等我把配好的冰淇淋圣代端上后，她无可奈何地说，唉，我这张嘴真是不争气。别的东西可以不吃，可一碰到冰淇淋，就......。我得意洋洋地笑着对她说，刘老师，甭说了，今晚您就豁出去吧。第二天一早，她起来见到我就说：“昨晚我是不是话说得太多了？吃得也太多了？我有好多年没这样，说这么多话了”。

(第一部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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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那年我开出租车

何剑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人车齐备后，离尼克松访华只剩了三个月的时间。于是展开了紧张的集训。形式是一个师傅一辆车，带八个徒弟，拉到城外僻静点儿的马路上，早八晚五，人停车不停地练。

我的师傅叫马仨儿，当时40多岁。

我觉得十分有必要把我的那些师傅们写一写。他们是北京城的土产，也理当和北京城一起载入史册，希望将来写北京城人文史的人，能从我这儿得到些素材。70年代在北京开车的，大体上能分为两类人，一类是在党和国家机关，大企业，大工厂给领导开小车的，政治上要求十分严格，几乎清一色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另一类是开公共汽车，运输卡车的，隶属北京交通局系统，其来源成分比较复杂，但很大一部分是解放时从北京的黄包车夫，洋车夫中选拔出来的。据说当年选拔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历史清楚，二是作风正派，三是年轻力壮。按说拉洋车，黄包车的自食其力当属劳动人民，但北京城当年划分阶级成分时，并未把他们归入工人阶级，而是划入了城市贫民(或曰城市无产者)。究其原因，是这群人情况太复杂。旧中国有句老话，叫“车船店脚牙，无罪也该杀”。意思是说拉车的，摆渡的，开店的，以及脚行，牙行，即使没犯罪，杀了也不为过。不明白？您就想一想开店卖人肉包子的孙二娘，在河当中杀人劫财的阮小二，这帮人是什么都干得出来。当年在北京拉洋车的也是鱼龙混杂。最明显的一件，是拉车的很少能说上媳妇，又没钱去逛窑子，生理问题无法解决，就和妓女串通好，为妓女免费拉车，再回过头来享受妓女的免费服务，一来二去，就有进一步为妓女们拉皮条的，也有假戏真作，和某一位妓女相好上的。到了解放那会儿，这批人当中就有入了黑社会的，杀过人的，劫过财的，得了性病的，五花八门儿，不一而足。他们的一个比较一致的特征，就是全没有老婆。说不起，说得起也没人戴敬。所以这批人的晚景都十分凄凉，无儿无女，疾病缠身。我当年为单位的忆苦思甜报告组稿，曾走访过几位这样的老人，那种境况，只能用张艺谋的“活着”来形容。

而我师傅马仨儿他们那拨人，则属于上述这一阶层中的矫矫者。解放时他们才20来岁，坏习气沾染的不多，历史也干净，又兼年轻力壮，是共产党教育培养的对象。所以把他们挑出来开汽车。即便如此，在他们身上也到处可见那个阶层留下的烙印。就说名字吧，他们大部分全没有名字。我师傅行三，所以人人叫他马仨儿。他的好朋友叫刘四儿。领导后来也给每人起了大名，就是叫不开。说起话来缺少工业无产阶级的那种正派严肃劲儿，更多的是一种小市民阶层的狡黠。马仨儿师傅一米八的个子，黑红黑红的脸膛，刚四十来岁的人，脸上象刀子刻的一样，留下了横七竖八无数条岁月的印记。眼睛不大，透着狡黠的光。每逢开口，先嗨嗨两声，才切入正题。

培训第一天，师傅教我们学打火。现如今在美国开车的留学生们，绝对想象不到给三轮摩托打火是什么滋味。大概家里有割草机的能多少体会出一点。不过割草机打火用手，摩托车打火用脚。先把右脚边的油把儿转上去，然后跨在座上，猛地往下一踩，使的是猛劲儿和巧劲儿，才能打着火。事实上很少有新学开车的，第一脚就打着的。那天，师傅让我的几个师兄弟先打，女学徒在旁边看着。几个小伙子，一个个跃跃欲试地窜上去，垂头丧气地爬下来，有一个还把腿上的皮蹭破一块，吓得几个女学员连上都不敢上了。再看师傅的脸，已经变成了猪肝色，一脸过分夸张的表情，头上的汗也下来了(他们教学徒也有指标，定额，而且还互相攀比)。我前边的一个师妹，胖墩墩的，嗔着不敢上，师傅催了两次，就掉下眼泪来了。师傅无可奈何，回过头来和我商量，“要不你先来？”我当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唯一的活思想就是要把火打着。上得车来，蹩足了一口气，一脚猛踩下去，摩托车“嗡”的一声就启动了。油把儿反弹回来，打在我的小腿上，疼得直流冷汗。待我爬下车时，师傅的脸已笑成了一朵花儿。从那以后，师傅逢人就介绍：“嗨，嗨，这是我大徒弟。”而我腿上的一片青紫，过了半个多月才消下去。

待我们掌握了打火的要领，就开始上路了。在美国常听说有丈夫教太太开车，最后闹到要离婚的。据说原因全是先生嫌太太笨，太太不服气造成的。要我分析，是做先生的语言能力太差，表达不清，弄得太太无所适从。师傅教我们开车时所用的语言，即准确又生动。比方说，看见前面十字路口的绿灯快变红灯了，或者前面路面上比较乱，师傅会马上告诉我们“回油!”开摩托车是手加油，脚换挡，给摩托车加油靠右手从外向里拧车把手，而“回油”就是手一撒，不再加油的意思。这种形象化的语言即简洁又好理解。”回油”不但可以减速，而且还能省油。当年北京大小单位的那些节油标兵全是回油回出来的。后来在美国和先生一起开车出门时，每遇到同样情况，我就告诉正在开车的先生”回油!”先生则每次都莫名其妙地问一声“回什么油？”不但语言表达能力差，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也差。我和许多当太太的一样，开车时不愿意先生坐在旁边。本意是想换一换他们，却往往适得其反。先生在旁边如坐针毡，半拉屁股恨不得全要悬起来，眼睛睁得老大，一会儿命令”换挡敚?一会儿埋怨”怎么还加油？”更有恶劣的还骂太太”笨到家了敗?我认识一对新婚夫妇，开车去西部度蜜月，丈母娘也一起随行。新娘子心疼新郎，和他换着开车。新郎呢，不但不抓紧时间休息，在一旁又是指挥又是数落，弄得一车人神经紧张。车开到Utah地面，丈母娘实在忍无可忍，命令女儿，”停车，让他下去。他不下去我下去。”矛盾在女儿的努力下算是缓解了，可丈母娘和女婿从此就结下了梁子。凡遇到我们把车开得不尽理想时，师傅总是说上一句：“看看，又回生了不是？”“回生”就是退步的意思，既无命令，也没埋怨，只是点出事实而已。

我们通过路考以后，就投入正式营业。主要的营业点，设在北京火车站。记得当时每公里收费0.20人民币。每天定额是15.00人民币，也就是说每天要开上75公里载人里程，才能完成定额。年轻学员，大都要强心盛，总想超定额。而超定额的最好办法就是拉长途。有一天早上8点多，我刚从厂里把车开到北京站，当营业员的师傅问我：”小何，这儿有一趟去三河县的，你拉不拉？”我说：”拉!”师傅说：”可是个死人。”我说：”死人也拉。”原来一个住东四七条的老太太刚过世，临死留下话，要回老家安葬。他儿子问了不少地方，给多少钱没人愿意拉。所以找到我们这儿。我把车开到东四七条老太太家门口，老太太的儿子把老太太背上车，横躺在前边座上，我们就上路了。一路天气尚好。下午2点时，开进三河县他们家住的那个村，村里没有柏油路，全是土路，车一开起来，后面尘土飞扬。村子很闭塞，孩子们似乎很少看到机动车，十几个光屁股的孩子，撒欢儿一样跟在车后边儿跑。老太太住在乡下的女儿一家十分热情，拽着我的手往屋里炕上拉。我说还得赶回北京，强扯八伙离开了那家人。回来的路上，车一开上京津公路，就起风了。西北风越刮越大，我那时已开了8小时的车，风再横着刮过来，连车把都把不住了。车身来回乱晃，随着风势，一会儿偏到东，一会儿偏到西。京津公路有一段高出地面很多，车在高处不胜风，好几次都快给掀到公路下面去了，全仗着我反应快，才化险为夷。车开回厂时，已是晚上11点，那天我为厂里挣了80元人民币。第二天上班发现老太太的一只小脚鞋拉在我的车里，又顺路送到她儿子家中。

还有一次，我上小夜班(下午2时－－晚10时)，快晚上10点时，我把一个客人从建国门拉到北京站，看看是不是可以回厂时顺路带个客人。这时有两个人来到我们的营业站前，四，五十岁，每人手里提一个空荡荡的大人造革手提包，身上风尘仆仆，脸色疲惫不堪，说是刚下火车，要去香山饭店。师傅看看窗外，只剩下我一辆车了，又看了看那两个人的脸，说：”没车了，这儿附近找个旅馆过夜吧。”其中一个人说：“我们是来开会的，明天过去就晚了。这小师傅能拉一趟不？”我没等师傅再说话，就说,“行，上车吧。”然后左手端着茶缸子，右手提着钱袋奔我的小蹦蹦儿走去。这里插一句，但凡出租车司机，两样东西是不能少的：一是茶杯，每天在外面东跑西颠，要不断地补充水，否则就会上火。司机的茶杯以茶锈多为标志，永远也洗不干净。二是钱袋，那是一天劳动的成果，要随时提在手上。言归正传。我上了车，那两人也上了车。我打着火，一路无话，把车开出了西直门。又开了十多分钟，已经开到了颐和园后身。那时正是数九寒冬，白天下了一天的雪，城里路上的雪大部分化了，城外的雪可一点没化，让路上跑的车压来压去，雪上结了一层冰。北京的司机管这叫“地穿甲敚?是最不好开的路面了。在这种路上只能轻轻的点刹车，不能踩。我刚开车时不懂，一次猛踩刹车，汽车原地转了720度，两圈儿。路上打滑不说，城外的路灯离的远，又暗，忽明忽暗的，马路两边儿迎面扑来的街树也不知是怎么长的，全张牙舞爪的，象鬼一样。路上静悄悄的，连个人影儿也看不见。那时已近午夜，路上跑的汽车也寥寥无几，半天才错过去一辆。自打那两人上车以后，我就没和他们说过一句话。他们也没和我说任何话。这是很不正常的。一般的客人，上车后有话没话，总爱和司机搭讪几句。特别是碰上年轻的女司机，更是“小师傅长，小师傅短”地套近乎。此时车里车外一片寂静，我的心里却越来越紧张，不由得回想起他俩有些不太面善的长相，还有那两个大旅行袋。我们厂里前些日子刚通报了俩个越狱逃犯，搭上一辆出租车，半道上用大铁钎子把司机打死，然后两人驾车逃到北戴河。。。。我一个劲儿捉摸，他们旅行袋里装的什么呢？大铁钎子？还是割下来的人头？越想越害怕，身子使劲往前边靠。那种摩托三轮，司机和乘客之间是相通的，没有隔板，那两个人又坐在前排座儿，他们呼吸的声音我全听得见，所以再往前靠也没用。因为紧张，那么冷的天，手心里还一个劲地出汗，连车把全攥不住了。正在胡思乱想，忽然看见前面大树下一个人影一晃。我定睛细看，原来是一个戴五角星帽的解放军，过不远又是一个。那会儿可真是“见到你们格外亲敗?我马上打开大灯，一边晃着树影中的解放军战士，一边自言自语：“这儿怎么这么多解放军？”读者一看就明白，我是说给后面两个嫌疑犯听呢。原来八大处那块儿正在修什么高级机密工程，沿途放了不少的解放军站岗放哨。待我一路平安把车开到香山山门前时，已是夜里一点了。香山白天去不觉得怎么样，夜里去，黑压压的大山下，一个孤零零的山门，还真怪糁人的。出来开门的是个瘦老头。他把那两个人让进山门，回过头来关门。一个脑袋探出门外，对我说：“姑娘，回去路上可千万别再捎人啦。”回去路经清河棉纺厂时，还真有一个人截车，那是开出租车以来，我唯一一次没停车搭人。把车开回厂，再骑上自行车回家，到我家胡同口时，已是下半夜3点了。清冷的街灯下，一个人影孤另另地站在寒风中，那是我的父亲。

我开出租车那段时间，父母担了多少心，我不知道。只是后来听我妈说，我舅妈有一次和她相对抹眼泪，舅妈说：“好好的一个孩子，怎么让去拉车？”我自己倒没觉得开出租车的生活有多辛苦，除了冬冷夏热(车理没有空调)之外，其他都可忍受。每日开着我的小蹦蹦儿车，驰骋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心胸也变得开阔了不少，还时常能碰上些新鲜事。有一次，我的一个师姐，车坏了开到维修厂去修，师傅在下边修，她在上边用一块沾了汽油机油的抹布擦风挡玻璃。车修好了，她就开出厂，风一吹，汽油挥发了，机油却留在了玻璃上。车开近天安门广场，忽然小了一阵瓢泼大雨，水和油混在一起，视线就全模糊了。正巧一个人民警察，冒雨在天安门广场上指挥来往车辆。看那边儿晃晃悠悠开过来一辆车，赶快上去指挥。没承想这小车因司机什么也看不见，冲着警察就直撞过去，多亏警察身手敏捷，一连好几个跟头，爬起来再追肇事的车。追上以后，两手拽着后挡泥板，楞把车给拽停了。倒不是那个警察象鲁智深似的，有倒拔垂杨柳的力气，而是那种小蹦蹦儿车太轻，车皮薄得象层纸，一辆自行车撞上来，自行车什么事没有，我们那小蹦蹦儿就是一个坑。警察虎着脸打开车门，刚想教训，发现里面坐着的是个梳着两条大辫子的黄花大闺女，两眼水汪汪的正往下掉眼泪。骂也不是，哄也不是。事故是如何处理的我也忘了，只知道二人由此谱写了一曲警民一家的佳话。

出租车拉客人，什么情况都有，有拉单趟的，有拉往返的，有拉包天的，也有拉着到处办事的。我曾拉过一位中年人，从外地出差来京，想来是公私兼顾，中途让我把车开进小胡同，说他要进去办点事儿。北京的胡同都很窄，而且曲里拐弯，比如有叫羊肠胡同的，象羊肠子似的，还有叫耳朵眼儿胡同的，里面就耳朵眼儿那么大个地方，车根本开不进去，或者进去了就出不来。那天我们去的胡同就属于这种，开不进去。我就让客人进去，我在外面车里等着。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心里就犯了嘀咕，心说别是象当年北京的地下党一样，从后门跑了吧。于是就下了车，到胡同口去探头探脑地看。正寻摸着呢，肩膀从背后让人拍了一下，那个客人一脸不以为然的样子对我说：”你这小师傅还信不过我是咋的。我坑别人也不能坑你呀。”

开出租车，也能长见识，加深对南来北往，各地同胞的了解。一般讲，北方人豪爽大方，不拘小节。你看上来的人五大三粗，穿个老羊皮袄，油脂麻花的，一准儿是东北人。下车时把皮袄一翻，从里边口袋里掏出一打儿十元一张的票子来，边问：“师傅，多少钱。。。甭找了。”要是上来个衣着考究，小分头儿梳得溜光的奶油小生，甭问就知道是南方某城市来的。下车时往往和你计较半天里程表上那个字儿是刚蹦上去的，还是已经上去一会儿了，透着精明。

结束我开出租车生涯的，是一场交通事故。那日正是我开车满9个月。车开到交道口十字路口，我往右拐，右边一辆卡车往左拐，不知怎么，把我的车刮翻了。我从司机室里爬出来，人倒没事儿，再看我的车，一副狼狈相儿。我就手坐在马路牙子上，伤心地哭起来。在岗楼里的那个老交通警下来处理事故，不但没批评我，还安慰了半天，然后命令那个卡车司机拖上我的车，让我坐在他的驾驶楼里，送我回厂。回到厂部，队长就来通知我，让我马上去厂长办公室。我想，一定是为了这场事故，没精打彩地进了厂长办公室。厂长和书记全在，见我进来，就问：“出事故啦？”我说：“是。”厂长说：“从今以后不要开车了。”我吃了一惊，心想，处分也不至于这么厉害呀。书记看我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不忍心再逗我，说：“局里来了调令，调你去以工代干。”闲言少叙，从那次事故之后，我就结束了我的出租车司机生涯，到交通局去以工代干了。我之所以能被选中，全凭了手中的一杆笔。你想想以一个拉洋车工人为主体的单位，念了初一，又是重点中学，文化水平算相当高了。在局里的那些日子，从局党委工作总结报告，书记，局长的大会发言稿，到先进经验，忆苦思甜，大批判稿，什么都写。我写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快。有一次为一个下属厂写先进经验介绍，他们的厂长中午吃饭时来局里取走原稿，（那时还没有复印机)准备下午三点大会发言。不知怎么的，半路上骑车给弄丢了。发动了沿途的交通警帮忙找，也没找见，只得回来求援。我从一点到三点两个小时，给他写了30页的发言稿，手都麻了。他是一个劲儿地感恩戴德，我的名气也就由此传开。当时区委的宣传部长还写过一首诗，把我夸得象仙女儿一样。据说此人现在北京市委当领导。就因为我是全局的笔杆子，那年机关一致推荐我去北大当工农兵学员，领导硬是不放，害得上边来人调查，是否有人要走后门。我虽得到单位上下一致的好评，但一直未能入党做第三梯队。原因是我家成分“太高”(我奶奶的话)，最要命的是那时候父母“历史问题不清楚敚?所以组织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记得那年党委整风，群众意见中有一条是：“非党员参加党委常委会。”指的就是我。

开出租车的日子离我已十分遥远了，但往事并未因时间而淡漠。到美国后，仗着有当出租车司机的底子，把美国警察也不放在眼里。我来美国考的第一个试就是驾驶执照。不但一次通过，而且笔试，路试还拿了个双百。那段经历给我的另一个影响，就是我在美国生女儿时，也象虎妞似的，来了个横生倒养，大概是因为我当年和拉车行业有过姻缘吧。害得我们女儿才四岁多，看见哪个阿姨大肚子了，就一脸严肃认真地问：“是头位还是臀位？”

当年一起开车的师兄弟姐妹，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都发了起来，也早已鸟枪换炮，开上高级小轿车了。我师傅马仨儿，也该60多岁了。记得他家住在北京站后门那片乱糟糟的小胡同中，我一直想有机会去看看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