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倒带”说开去                    胡光

二。 多功能的“棒棒军”    四川之行(二)    吴深川，陆琴

从“倒带”说开去

胡光

    茶余饭饱之后，从中国店租来几盘录像带，意欲一解自己的文化饥渴。一如既往地如所有从中国店租来的录像带，这次我也得先倒带，不禁开始埋怨中国店制度不严，抑或在我之前租借此带的某君有懒惰之情，却无倒带之心。看完录像带后，遂使出“以夷之技以制夷”的绝招，自己也不倒带，把末经倒带的录像带原装奉还给中国店！

   过几天从美国店也租来录像带，放进录像机就能看，看完后不加思索地倒带，再还给店主。经询问，如不倒带罚款五毛！

   从此以后，凡中国录像带观后不予倒带，美国录像带观后必定倒带，也不知是惧怕罚款还是习惯成自然。转念一想，倒觉得有趣，本人虽不是数学家，但一等于一这个最基本的公式还是懂得的：看中国片与看美国片倒带的次数实际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而已。但后者显然是一个既方便别人又方便自己的好办法。

   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制度下对同一件事会作出不同的反应。那究竟是什么造成的这种不同的制度呢？是中国店那个起早贪黑，数年如一日的小伙计，还是那位笑容可掬的老板娘？一位友人(中国友人)相告，是中国人爱先苦后甘，美国人爱先甘后苦的国民性造成的。答案若果真如此，我们岂不是应以此自豪吗？

   不过，“国民性”这三个字尽管耸人听闻，可是道中要害。“公益”二字与中国人的缘分甚薄，在缺少健全制度的情况下，更是难以实现。漂泊海外的中国人身上多少会留有我们民族文化的烙印。这烙印恰如随我们从小长到大的胎记一样，有些美丽，有些丑陋；有些自己看得见，有些只有别人看得见；有些堂堂正正地长在脑门上，有些则悄无声息地长在羞于示人之处。

   话又说回到这“倒带”上，常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也愿意观看完影带后为下一位仁兄或女士倒一次带，可偏偏每每租回的影带均未倒带，便也就随波逐流，痛恨自己于不拔了。可见个人的良好愿望在一个强大的潮流面前是多么的渺小，正如每个人都穿着衣服，你一人光着个身子，当然是很羞耻的；不过，如果每个人都光着身子，你却一人穿着衣服，岂不是让人小瞧！

以此逻辑，如果哪位仁兄或女士敢冒中国人之大违而倒带，烦请给我个信儿，我一定将那部倒过带的中国片租来观看，算是了却一桩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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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功能的“棒棒军”

四川之行(二)

吴深川，陆琴

   话说四川，重庆的交通变化，暂不提那超数量的大小汽车，日夜奔忙在两江怀抱，无法扩展的山城。说心里话，目前重庆的交通与十年前相比，已经是方便了一百倍。人们为此而骄傲，自豪，赞颂。许多人学会了开车，也有许多常人拥有公家的豪华汽车。但是，老年人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没有钱的人怎么办？还有那上坡下坎，近距离的体力搬运又怎么办？聪明又勤劳的重庆人，抓住每一个就业的机会，手拿扁担，箩筐，出现在港口，码头，车站，街头以及商场等地，为年老体弱者，为每一位需要体力帮助的人，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人们亲热的称他们为“棒棒军”。

   老奶奶上街买菜，只要腰包有钱，连个菜蓝子也不用拿。到了菜市场，见到什么好就买。手上刚提有一点东西，就有“棒棒军”主动上前问候：“老奶奶早上好！您需要帮忙吗？”“对，对，对，是需要帮忙，跟我这边走，我今天为儿子办生日，有好多东西要买”。就这样一边与“棒棒军”聊天，一边买菜又割肉，买酒又买糖，最后老奶奶想不起还该买些什么，“棒棒军”还充当“军师”，为老奶奶建议买点水果及饮料，而且要买“易拉罐”。老奶奶笑得眼睛，嘴巴都成了一条线，满意地说，“咱们回家吧”。摪?棒军”跟着老奶奶进了家院，蹬上五楼，把东西都放进了厨房。老奶奶掏出腰包说：“今天多亏了你”，给了两块钱。“棒棒军”收下钱，连声道谢！“再会，再会”

   听说也有小孩子与“棒棒军”交上朋友的。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学生负担很重。谁不想自己的独生宝贝知书识理，有个出息。一但孩子们垮入学校，千斤重担就同时压在家长和小孩身上。成绩不好，不能升学，或者交费升学。所以，学生的书包装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本，教科书，参考书，课外阅读，词典，字典，作业本，等等，其重量可能与少数弱小个学生的体重相差无几。特别是上课挨老师骂的，一天下来，饥饿，疲劳，委屈一起袭来，哪还有力气背起那沉重的书包！叫个“棒棒军”，花上几毛钱，拖着懒步回家。当然也有学习成绩好的，腰包里又常有父母的“奖励钱”，听说还有让“棒棒军”背着回家的！

   更有趣的是人们都记得有这么一天，重庆市市中区，解放碑前有一百余人手持棒棒，排成队列，围绕着解放碑走了十圈，大喊“XXX生日快乐”，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等四方的警察闻讯赶来，“棒棒军”们正满意地拿着十块钱，谈笑而去。原来是一位赚大钱的人，那天是他的生日，可是没有一个亲人，朋友邀请他，祝贺他生日快乐。多年来疲于挣钱，不但自己还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连亲人，朋友也顾不上关照。生日游荡在街头，突然想起了那多功能的“棒棒军”，出十元雇一个人，不到一会功夫，就聚集了一百余人，手持扁担，围绕解放碑边走边喊他的名字及生日快乐。这对“棒棒军”来说，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用肩挑背磨，走走路就挣十元钱，何乐而不为！此事虽然引起了短暂的交通混乱，但毕竟不是什麽政治活动，警察也因为可笑而无法严肃起来，终于没有抓人而留下了这一脍炙人口的笑话。

   我们之所以十年没能蹋上归途，除了时间和钱的因素以外，四川的交通是一大难题。一想到几个孩子，加上必定有的一大堆行李，尽管千难万险地回到了家，还能去哪里？回丈夫家，得四个小时火车，再加几个小时的山路汽车。去成都探朋友，需要十二个小时的火车。去拜访严新大师的家乡，坐十七，八个小时的火车到江邮，转汽车去东安乡，再等机动车进湖严村。这简直是梦想罢了！谁知道，这次回国一个月，梦想都变成了现实。这当然应归功于四川交通的巨大变化。去我先生家，我弟弟派专车送，成渝高速公路上只开了一个小时就到了永川，可是我们这位家庭的“方向盘”却找不到自己的家了，东开，西开都不象，只好停车问一问路旁手持棒棒的闲人，谁知这一问，他们就不是闲人了，只见他把扁担往墙边一放，骑上摩托车说：“五块钱，我给你们带路”。原来他们是“棒棒军”的“武警队”，配有摩托车，我心里服了这小县城，真不愧是“货色齐全”。我们的小车就这样跟着摩托车拐来拐去，又正好那天逢场，好不容易到了家门，我们还真打心眼里感激这位“武警队员”。司机回头叫住摩托车：“你先别走，再给五块钱，把我给带出去，省我一点时间”。

   从成都回来，乘长途豪华汽车只需四个小时，车上还有点心，饮料和电视。我们一下车，还未来得及分辨方向，就被“棒棒军”团团围住，有的已经把行李抓在手里等着，最后一看，除了一大堆行李以外，还有三个孩子。“棒棒军们不再”抢“这生意，只是瞪大眼睛围观，好象是在说：”这不就是电视剧里的’超生游击队‘吗“！为了尽快摆脱这些“棒棒”，我们慌忙上了一辆奥托小车，结果方向不对，冲着反方向跑了好远才得一机会调过头来。我们真后悔应该让“棒棒军”送我们到街对面再叫车就好了。一到家，妹妹直埋怨：“怎么不打个电话，我有车来接呀”，我说：“没关系，一’的‘就到家了，不过二十元“。大家听了都忍不住笑：“我们从菜元坝打的，从来都是十元”，我们只好自我解嘲道：“其实才花了两块五而已（指美元〕总比麻烦别人好啊”。

   正如人们所评论的，从国外回去的人是“穿着土气，用钱小气”，我一点也不觉得委屈。为了省钱，也为了孩子们好玩，我们返美时，重庆到北京坐火车，虽然要三十几个小时，但可以省十倍的钱。重庆到北京的飞机票820元，持美国护照与绿卡的以贵宾相待，1650元，而火车票仅180元。（不幸的是今年十月一号起，火车票涨价50％〕。然而，麻烦出在行李上，火车票只能有一件行李，如果办托运，担心不能按时到达；如果提前几天办，火车票又只能当天取票，而且一张火车票只能买两张站台票送客。临行前两天，参加了十几位高中同学的聚会，没想到其中一位同学神通广大，夸下海口：“进火车站以及行李上车都包在我身上，我自有警车开路，又有站台熟人”。就这样，送行时两部警车，一辆面包车，三辆小汽车都开进了“禁止车辆入内”的区域。连“棒棒军”也未用上，行李直接卸在站台上，由铁路工作人员运送到所属车相的旁边，我们与三，四十位亲人，朋友，在列车旁度过了最后的时光，火车长鸣而去，除了刚满周岁的女儿，谁也没哭，可是我们能够理解亲人朋友的心情。

   北京站到了，接我们的朋友早已等在窗外。很多人在帮我们搬行李，我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五，六个人把我们的行李抢在手里，还在相互争吵，原来又是”棒棒军“主动帮忙了。幸好我们有两位地道北京人，只听他们一阵发落：“大箱子十块，小箱子放下，我们自己拿，出站以后给钱”。这些可能是“棒棒军”里的“后勤部队“，没有武器，用肩扛背驮。行李都顺利地出了站口。我们心里一阵快慰，因为我们终于发挥了一次”棒棒军“的作用。

   聊到这里，是要把心里话告诉大家，祖国的发展变化是巨大的，可喜的。国内的交通与联络也是很方便的。多数的朋友给我的卡片上都是4－5个号码，有工作号，传真号，住宅号，BP机号，以及大哥大号码。我这个美国大学，生物技术中心的实验室主任还卡片都没有，留给别人的地址都是计算机打印出来的。这次回国，感触太深，学到了不少新的东西。我们已经在规划下一次的回国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