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二则        深庐

二。闲聊读书        那新

联想二则

深庐

(一)开心果

   开心果里的小条告诉你：你的新朋友将改变你的生活。你微笑着将它给了我。

   你说，从来没拿到这样切合实际的祝福。我回答，这是我们认识的第四天。

开心果的予言，让我们彼此走进对方的心灵，开始了那不知终极的情与理的竞赛。

(二)忆与愿

   初见，似乎没有美好，深刻的印象；分手，却再也忘不了你。

   记得那并肩走过得繁华都市，留下我们长长的身影；在夕阳斜下的公园，当红叶亲吻大地，我们也把目光留给对方。

   愿你不会让我再寂寞，愿你还会伴在我的身旁，当下一支维也那华尔兹响起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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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读书

那新

一九九五年十月二十七日

中文输入：朱晓丽

“聊园”这名字使我想起六十年代初曾在“北京晚报”上据有一席之地的“燕山夜话”，邓拓化名马南村，在报纸上镇守一隅，终日天南海北，侃侃而谈，新中国的文化繁荣可见一斑。遗憾的是稍后革命火种蔓延全国，势不可当，“夜话”也自然难逃厄运，栏目被冠以“黑店”之名，邓拓本人也因之获罪，从此被蹋上亿万只脚，见不得天日。

由此而想到读书人毕竟不该读书。适才暗自庆幸躲过了始皇帝的抗儒，满清的文字狱，却不料在翻身得解放的新社会遭遇了一场大的劫难。中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统治者似乎都要想方设法整治整治那些冥顽不代的书生。武则天读到“讨武檄”，虽然拍案称绝，却并没有效法曹孟德而网开一面，仍然给骆宾王定了罪，投到大牢里面。想那骆公子一介书痴，手无缚鸡之力，只好任其发落，每天在狱中闲极无聊，隔着窗棂子看见了树上的知了，就手写下两句诗解解闷，不成想竟流传至今。至于武媚娘，虽然许多事情做得不够地道，然而毕竟是女中豪杰，比李室宗族后来的败家子们要圣明的多，世界史上恐怕也只有俄国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能与之媲美了。而且不管怎么说，唐究竟是中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大度能容，也并没有太为难知识分子，这一点是叫化子出身的朱氏家族难以望其项背的。到了明朝锦衣卫横行乡里的时候，别说写字，就是讲句家常话也须提心吊胆，左右顾盼，说错一个字就极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中国历来人满为患，草民的性命更是微不足道，况且即便杀了头。“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死又何惧！一人获罪而满门抄斩早已司空见惯，连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们也是一杀一大家子上百口人，然后还豪情满腔地蘸血书于墙上曰：“杀人者XXX也”，可见中华儿女自古便多有奇志。及至清朝，满人入关，更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防范有加，仅雍正时期冤死之人就不计其数。金圣叹为“推背图”作注，预言到了二次大战及至二十一世纪的大事，却没能推知出自己的悲惨结局。按说金姓者也应属于旗人，但皇帝并不就此而顾念同胞之情。一代才子槁葬于枯山野岭，令人禁不住扼腕叹息。

话是这么说，书却总是要看的。小时候被大人们逼着认字儿，嘴上不敢表示什么，私下里总会有些不堪乐意。待稍大一点，知道了一些读书人的掌故，想引以为戒时，却早已修炼得道，欲罢不能了。其实仔细一想，那些林林总总的灭顶之灾还不是念书人自己惹来的。书读的多了，心里不免有些小嘀咕，不吐不快；和亲朋好友交流过了，却仍旧不太甘心，又急着告白于人民大众；嘴上说了不够，还一心付印成梓，形成书面材料，四处分发；甚至狂妄到胆敢欺君犯上，直言以谏。想那些书蠹书虫们，自以为肚子里有些花露水就不晓天高地厚难分东南西北了，殊不知那老虎屁股岂是尔等能摸得的。小子无所谓，天子却早已龙颜大怒，一根裤腰带甩下来赐你自绝，还得伏首揖地三叩九拜感恩戴德，礼仪之邦的修养造化在世界文明史上也该算是登峰造极了吧。

对死心塌地的读书人而言，书必定是他们的命根子，想来比贾宝玉那块劳什子重要多了。北京有一本老资格的期刊就叫“读书”，是一本32开左右大小的册子，和现今北京街头书摊上花枝招展的大开本杂志相比，显得极不起眼。可是大凡读过的人都会知道，那实在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有一篇是《堂·吉诃德》的译者杨绛写她最小的妹妹杨宓的，从垂髫之年一直写到她中年而殇，印象比较深，因为是在寝室里大家一块儿传看的。杨绛似乎对她这位后来成了法文翻译家的妹妹尤其爱怜，在她创作的小说《洗澡》中给女主人公取名姚宓，呵护有加。《读书》创刊十年，仅有的三位编辑惨淡经营，虽然博得读者的赞赏与厚爱，然而毕竟难以在经济上稍有盈余，其中甘苦非我等闲人所能体味得到的。最近又有幸读到《聊园》合订本，看到王先生立国及中文学校各路精英的起家，孜孜不辍，不免心中又升起万千感慨。

对大部分人而言，读书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消遣罢了，大可不必一头扎到书堆里，读成疯叟痴癫的样子。所谓“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说法只是用来蒙蔽莘莘学子的谎话罢了。民国以前的学生们可以藉着四书五经赶考、中榜、作官，平步青云，从一介平民一跃而成为高门大户，衣锦还乡，不仅在经济上获益匪浅，在虚荣心而言也得到了莫大的满足。然而毕竟绝大多数的考生要承担落第的风险，况且即便中了榜，也未见得就被列在状文榜眼之中，高官厚爵的机遇其实也是渺茫得可以，不过历史上读成书痴的人物却也不少。上海戏剧学院的余秋雨教授曾在“风雨天一阁”中提到一名女子，仰慕天一阁的藏书而嫁到阁主家中，不成想因受族规所限，终不能迈入天一阁一步，忧愤而逝。蒲松龄也曾写到一个中毒颇深的书生，念书成癖，结果真的感动了书里的仙人，化作美女颜如玉来陪伴他。当然这只是杜撰的故事，供人茶余饭后解闷用的。可是恐怕连四书也是杜撰的呢。这书生终因美女受累，数以千计的藏书被官府焚于一旦。

就是读闲书，也忌讳过于痴呆，闹出一些移情的悲喜剧来。汤显祖的《牡丹亭》在当时属于通俗言情小说，风靡一时。有一位十七岁的女读者更是爱不释手，反复诵读，天天以泪洗面，发誓非小汤不嫁。待真的见到了作者本人才发现心目中的偶像不是什么潇洒少年郎，却是个糟老头子，顿时大失所望。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追星族之一了。古人还来不及发明电影电视之类的东西，作戏子又被人看不起，手抄本的作者们自然就成了少男少女注目的焦点。情到深处，发于声、征于色尚可理解，只是苦了那些无心插柳的营营写家了。香港的女诗人席慕蓉也曾提到有一些慕名来访的读者见到她不过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中年妇女，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当然这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总体来说，读者大都是爱屋及乌的，而且对于隐藏在书后的作者大多怀有较高的期望值和某种遮遮掩掩的眷恋之情，一旦揭开了作者的面纱，发现他并不如自己想象的那样道骨仙风，其实也是一介凡夫，势必在心里上有些失衡。钱钟书及时意识到了这一点，就坦然拒绝那三番五次求见的洋太太说：“如果你觉得一只鸡蛋的味道不错，你又何必见那生蛋的母鸡。”由此可知作者和读者的见面比臆想中要危险得多，而且毫无必要。好在大多数书迷并不象歌迷影迷们那样狂热，动辄诉诸武力，挑起事端。甲壳虫乐队（TheBeetles）的奠基人约翰·列侬在其事业的巅峰期冤死于歌迷枪下，对世界流行乐坛造成的损失难以弥补。

从另一个角度讲，艺术媒介对读书也能起促进作用。宋诗元曲在当时无非是小调戏文而已，配了曲才得以广为流传。近十年来国内将名著改编成影视作品的风气久盛不衰，确也大大刺激了观众对原著的关切与读书的欲望。在《围城》改编成电视剧之前，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本书的存在，及至播出之后，反响热烈，《围城》一夜间成了炙手可热的畅销小说，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一版再版，盗版也随之大批涌现，而后原本只在知识界享有美誉的钱老先生在妇孺群中名声大振，成了家喻户晓的当代名星；再后又有好事者狗尾续貂，写了个《围城之后》。这以后的恩恩怨怨就一言难尽了。想那钱默存一生淡泊逍遥，历经八十余寒暑也自岿然不动，不料人到暮年竟与这么一个无名鼠辈纠缠不清。人怕出名，我辈应当引以为戒才是。

聊了半天读书，其实也只是痴人说梦而已。中国的学问家自古便有君子固穷的传统美德，即便做不成官也可以回乡务农，担水荷锄，半是庄稼汉半是读书匠，虽然住得简陋，却仍可以“德馨”自慰，闲时饮酒赋诗，神仙也不过如此罢了。殊不知做农民也是极辛苦的事情。除非你象王维一样是个大地主，有长工佃户替你日夜劳作；或者运气好点，能碰上“聊斋”里面的一两个妖仙鬼狐，变出些钱来让你零花。李白的“五岳寻仙不辞运，一生好入名山游”也只是说说而已，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古代中国，旅游其实也是一件苦差事，所以可以推想无论登蜀道抑或爬天姥，轿夫必定是要雇几个的，况且这天姥山也只是梦游，是否真的去过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