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二期(电子版号:ly9603b)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

一。聊“撑功”         阿乡

二。小城故事(七)   －－县文工团    王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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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撑功”         阿乡  2－28－96

－－祝贺“聊园”发刊50期

聊园发了50期，这在哥伦布市这个仅有很小的华人圈子，在经费、人力样样皆缺的条件下，做到这样，实在是很不容易的。聊园能聊到今天，全凭了两位人物在撑着，那就是老王和大伟。在他们身上，我实实在在地看到了他们那可敬可佩的“撑功”。

“撑功”这两个字，是我胡编乱造出来的。因为在各种功夫流派门道里，好象也没有人讲过有这套功夫。但在他们两个身上，你确实可以感觉到，体会到他们那种坚韧、认真、执着，那种不屈不挠，那种拖不垮磨不烂的功夫。我于是把这种功夫称之谓“撑功”。

“撑功”的撑，有二层意思。其一，好比有一块天花板在摇摇欲坠，要找根木桩来撑住它。一时找不到木桩，老王大伟只好以身代木桩，用手去托住。此为撑的一种意思。其二，老王大伟有时也能找到一、二个临时工，如阿乡这种人。阿乡以为撑撑天花板大概也蛮好玩，于是兴头上来，在聊园上偶尔聊上一段。但不一会儿，阿乡手臂也麻腰也酸，大呼小叫起来。于是老王大伟只好顶到原位，继续去托聊园这块板。不管手多麻腰多酸，没有几个人好换，咬着牙也要托下去。这是另一层支撑的意思。所以“撑功”的二层意思，实质是“办事情”和“把事情办下去”二句话。世界上很多人都身怀一、二手本领，可以“办些事情”，但世界上真正能够坚持着“把事情办下去”的人，却不是很多。老王和大伟，就是有着这后者能耐的人。

这使我想起打仗。中国与日本的战争，毛泽东很懂得这个“撑”的道理。他写的“论持久战”，其实讲到底，就是一个“撑”字。中国人只要撑得下去，就能取得抗战的胜利。但这个撑字却也不容易。象汪精卫这样的人，何尝不是聪明过人的能人，却是感到无法撑，于是去做了汉奸。俄国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描写了法军拿破仑和俄军库图佐夫，在莫斯科郊外的决战。那俄军统帅库图佐夫，当时年龄很老了，许多年轻将领对他很不满意，看不起他。因为他在军事听证讨论会上老是瞌睡重重，甚至打出呼噜声来。但事实上，这个老头子心里盘算得很清楚。他明白俄法这一战，只要俄军当时不被击溃，撑过这一天，就是胜利。所以他的全部准备，都仅是为了一个“撑”字。果然，决战那天，双方伤亡惨重，谁也没有溃败，但谁也没有胜利。打完这一仗，库图佐夫率军退过莫斯科，听便让法军进了莫斯科。但拿破仑却再也没有力量和斗志去找俄军拼杀。他在莫斯科内待了不到一个月，法军就无法阻止地向西逃回，而且越跑越2快，最后完全溃不成军。这次俄法战争法军先是从西向东挺进，没打什么败仗，进了城后不久又从东向西逃回，实在是一个奇妙的现象。法国的历史学家解释说拿破仑在决战前得了重感冒，所以那仗没有完全击溃俄军，但实际上，拿破仑是败在库图佐夫的一个“撑”字上。

由此可见“撑”字的厉害。实际上，运动竞赛中，生意商场上，读书拿学位戴方帽子，以至情场争宠夺欢，常常都要靠个“撑”字，你只要撑住超过对手一点点，你就能过关夺将。当然，这个“撑”字讲讲容易，人人都懂，真正做起来，又谈何是件轻便的事。就说“聊园”吧，大伟每个礼拜都要在电脑上排版敲键，也不知花了他多少时间。老王那些个聊不完的小城故事，从驴腿马嘴，虱子跳蚤，聊到夫妻吵架用洗脚盆煮老玉米，阿乡看了每一篇都要放怀傻笑一阵。尽管他聊的是东北小城里张三李四的事情，但那些人物风情栩栩如生，使我想起当年崇明农村中与我同伍的阿狗阿毛。这类的故事和人物，实在天天就在你身边发生，就和洗脸擦牙去食堂打饭去热水站打开水，回来吃饭涮碗漱口烫脚上床打呼噜一样的平凡。但你要把这些事情人物写出来让人看，还看得津津有味，接二连三地看下去，实在是最难的事。然而老王就有这个本事，能把这些虱子驴腿洗脚水聊得活龙活现。他聊他带了个女学生，偷偷去颐和园相亲一事，我读时真正替他手心捏一把汗，怕老王被他的如花似玉撞见，而要吃不了兜着走。

老王大伟的这种“撑”的功夫，也使我想起了过去上海滩上的几个有名评弹艺人的撑功。其中有一个好象姓吴，他学艺时，每天跟师傅到书场里，在一旁听书。他的师傅是说水浒的。那天正说到武松在狮子楼打西门庆，那西门庆大官人与武二交了两手，发现自己力不从心，就从楼上跳了下去准备逃命。武松便后脚就要跟下。那师傅说到武松的脚踏上窗沿正要往下跳时，便卖了个关子，说是“要知武松是如何收拾西门庆的，请听明日下回分解。”谁知第二天师傅病了，实在无法登台。但戏场票子早已卖出。无奈之下，关照徒弟代他说几天。可师傅一病10天，姓吴的徒弟撑了10天的台。10天后，师傅重新登台，之前问徒弟，书说到哪里了。徒弟说，那武二的脚还在窗沿上搁着。这位著名的艺人让武松的脚在窗上一连晒了10天，但听众一个不走，是评弹界的一段佳话。

还有一个撑台的故事，讲的是一对评弹搭档的艺人。他们说的是“珍珠塔”。这故事讲一个姓方名卿的读书人，从小与他姑母的独生女儿陈翠娥小姐定了亲。但后来方家败落陈家富。方卿要去京里赶考，只好去向姑母借盘缠。那姑母势利，想赖婚，便百般奚落为难方卿。但陈小姐却不嫌方卿穷，铁了心要嫁他，便偷偷拿了陈家的无价宝--一座用珍珠串镶成的宝塔，去赠给方卿。由于陈小姐从未见过方卿，这样去偷偷地赠塔，心情当然矛盾万分。当时也不知什么原因，那书场老板要让这二位艺人就决定让陈翠娥捧着珍珠塔从自家的绣楼上下来的时候多撑几天，十八级楼梯，一共走了十八天。这二位艺人，一天说一个钟头的书，只让小姐走一级楼梯，所以十八天中小姐真正是诉尽了自己心中紧张、害羞、期望、爱怜之情。当然，让武英雄的脚在窗台上晾十天，让小姐走十八天楼梯，这在今天看惯了快节奏美国电影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可中国的文化艺术就是如此奇妙，听过这二档书的人都说，如同中了鸦片毒似的，到时非听不可，少听一档，一天丧魂落魄，可谓与英雄小姐息息相关。可见艺人“撑功”的魅力。

话又回到“聊园”，老王“撑”聊园撑出来的小城故事，实在是其趣无穷。聊园再撑一百期，他肯定还会有更多的好文章出来。当然，“撑”有时可能也是一种乐趣。聊园的几个人有次开会，建议大伟可把聊园改成双周发。大伟也不接下文。聊园照旧单周发。聊园若真改成双周，没有“聊园”的那个礼拜天，大伟可能也会象丢了什么宝贝似的，要找回他的“失落感”去了，或感到自己“愧对江东父老”--那些坐在中文学校食堂等着孩子的家长们。但不管如何，阿乡聊上此篇，祝贺聊园发了50期。

“感谢大家鼓励，再唱一首。”

小城故事(七)          王立国

   －－县文工团

刚到县城不久，县文工团节目编导兼钢琴手老边找到我，说，来文工团吧，咱们一起干他一番。老边是哈尔滨某艺术院校专科毕业，是个“外来人”。人老实，业务也精，挺有事业心，想找几个人一起好好干出点“样”儿来。我说，我考虑考虑。

我从小爱唱歌，要说什么唱法，大概属“土声”唱法。没经过任何训练，没上过专科，就凭天生嗓子不错，小学是合唱队队员，中学时合唱团团员。可到了初三期末考试，新来的音乐老师给我一个“2”分。过了一个礼拜去补考，唱完后音乐老师说，上次你怎么回事？给了我一个“5”分。补考其实不该给“5”分的。为了表示有志气，那以后我就不理那个老师了，失去了深造的机会。到了大学，又去考校文工团，一考考上了“小唱队”。所谓小唱队就是十来个有“真本事”的歌手了，不是大合唱团混的那种。这点小“本事”还真有点用，居然在大学毕业发配东北农场后起了不少作用。凡农场就有文艺宣传队，好坏不说，总能增加点娱乐吧，更重要的是宣传毛泽东思想。所以必不可少。宣传队有个好处，到哪儿都是好吃好喝好招待。那时候农场条件苦，留守的哥们儿们都拉大锯，抡大斧，打眼放炮，开山采石，砌砖活泥，扛树担土，盖好了房子后又耕地种田，养鸡养猪。风吹雨打日晒虫咬，苦啊。就这宣传队动不动就走了，大卡车一开，到兄弟农场去巡回交流演出去了。咱不说水平，那张不开嘴，对不起大伙儿。咱就说内容。语录歌，诗词舞，加上革命歌曲大家唱。一身军装，腰扎皮带，头戴军帽，红星闪亮。一叉腰，一摇手，“下定决心，不怕牺牲，”二手一分，右拳一扬，“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左三步，右三步，腰弯三弯，再头抬三抬，“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其实谁都会，谁都行。不是咱有点儿名儿吗？经人一揭发，不去还不行了。宣传毛泽东思想哪能往后稍？其实内因也起作用，心里也是怕吃苦受累，就顺理成章进了宣传队。当然，苦也吃过，累也受过，可时间短。不象留守的弟兄们历尽千辛万苦，经受长期锤炼。

农场完事再分配，到了县城，不知怎么县组织组也知道我在农场干过宣传队。县城小嘛，传得就快，县里传说北京来的那个大学生肯定会“萨克风”，说是一次开大会见我手指头轮流敲击桌面，指法如“萨克斯风”指法。我听了以后赶紧打听啥叫“萨克斯风”，什么模样。

这次老边一跟我提进县文工团的事，心里不是没动念头。回到厂里，找了个县城“老户儿”周眼镜打听这县文工团情况。

周眼镜是小青工，县城生，县城长，县城里那点事儿他都知道，什么东家长李家短，三只蛤蟆五只眼，什么也逃不过他的顺风耳和大近视眼。周眼镜不是念书念的，是天生大近视，二眼镜片象瓶子底儿，摘了就啥也看不见了。周眼镜会吹笛子，吹得挺好。不过可能离县文工团水平稍稍差那么一点点，或是就想当个工人做领导阶级，一直没去文工团。周眼镜是高水平的业余文艺爱好者，县文工团他常去，人也熟，说我会“萨克斯风”的消息就是他传给我的。

既然要考虑老边的邀请，就该知己知彼才行。

“咋的？去文工团？那地方去不得。”周眼镜呲着二排整齐的牙，迷起二只大近视眼。

“为啥？”

“那不是好人呆的地方。”

“是吗？”顿时说得我后脊梁冒一溜冷汗。

“是妈不给崽儿吃？”这是恶心北京人的话，北京人爱说‘是吗？’

“少废话，快说吧。”对付这屁遛遛的小青工还就是不能生气。

“看那个领舞没？那家伙打小儿就会搞对象。中学时候就让她爸爸堵个正着，堵在被窝里，这顿臭揍，三天没给饭吃，一礼拜没爬起来。”

这事咱外来人哪能知道。听说这位演员小时候玩家里的猎枪，一枪就把她姐姐撩倒了。

“看那个铁梅没有？那份娇劲儿难拿。自个儿娇自个儿，娇得流水儿。也不知道是真不明白还假不明白，见谁跟谁好，好几个家伙为她都打出血来了。”

那时候全国各地都学演革命样板戏，县文工团也排了个“红灯记”。铁梅就是主角儿了。本来就出名，一上台就更出名。台词中有一句高声拉长音儿叫李玉和：“爹------”。没想到台下从七八岁刚换上整裆裤的孩崽子到二十郎当岁儿的生马鞑子一起答应“哎------”,接着哄堂大笑，压过铁梅的唱腔。散场后，小儿马子们都觉得收获多多，且有额外，“她叫我爹喽，我当她爹喽”，其实心里想的是当平辈儿。

李玉和你甭说，还真有点儿才，是台柱子。台上冲着李奶奶叫声“谢－谢－妈”，(这儿没人答应)，一拍胯骨以上部位，“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眼珠子一瞪，牛犊子是的。

至于老边，周眼镜告诉我，他一个外来人，没根没基的，惹了不少地头蛇。县文工团是专业团体，工资水平稍高于其他行业，看上去又轻松又有乐子，不少人愿意去。人家来报名，你要不要人家？不要，你凭什么不要？业务不精？好，你不要我是吧，等着瞧。才过没几天，老边家后院柴禾垛就着了火；又过没几天，老边晚上回家，几个黑影儿拦在路上，手里抓着硬土块儿，嘴里叫着，“砸死你个兔崽子，让你狂。”老边车骑得飞快，脊梁骨上还是着上了两家伙。

周眼镜问我，你去文工团想干啥？当然只能是唱歌了。那儿已经有个大纪了，那家伙身高马大，不好惹，不是个省油的灯。周眼镜劝我，别去文工团，咱们干业余的。把厂宣传队干起来，和他们同台演，盖他们一家伙，咋样？

后来我们厂就成立了文艺宣传队。县里搞文艺会演的时候，我们厂文艺宣传队也上了台。我呢，也去亮了少有的几次登台的相儿。事后大纪放出话来，说“他是会唱，我呢，没啥技巧，满嗓子灌。”言下之意他嗓子好。另外我不会任何乐器的事也露了馅儿。不要说我不会乐器，就连那五条线上的蛤蟆咕嘟都不认得。亏得我没去县文工团。

在我离开县城时，老边已经去中学当音乐老师了，李玉和当了团长兼编导。县文工团仍然常演“红灯记”，每逢铁梅叫爹的时候，仍然台下一片答应声：“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