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一期(电子版号:ly9605d)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杂谈】

回忆“串联”

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六日

阿乡

1966年的大串联，回忆起来是很有意思的事。那串联，最早始于8月底。伟大领袖8月18日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后才二、三天，就有北京的红卫兵出现在上海的马路和学校。所谓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这批最早的红卫兵，象清朝末年张勋闹复辟的辫子兵一样，后来是被人称为保皇党或简称“老保”的。他们都是高干子女和红五类出身，学希特勒时代的日耳曼人般地讲血统论。声称自己起码三代都是革命高贵血。但是不是真的，却又是另当别论。因为到后来打倒刘少奇的时候，刘少奇被查出是湖南的地主出身，而他的女儿是最早发起清华红卫兵的总头目。到了改革开放大家纷纷下海，轮到大款生意人出风头的时候，总设计师的女儿也主动出来宣布，她的外公原来是卖云南宣威火腿的老掌柜。这批红卫兵带到上海来的无非是二件事：一是抄家；二是打人。上海的抄家之风始于8月23、24日左右。那时上海的红卫兵大约才成立一、二天。所谓的成立，也仅是拿块红袖布套上就是。由于还没有联合组织起来，属于散兵游勇阶段，所以只够资格给北京红卫兵带路。抄家最先在上海淮海西路一带花园洋房区开始。那地区被上海人称为“上只角”。一拍门，先问是否干部或军队的，怕打扰了自己人。因为当时的高干们进了上海，也是率先占了那里许多好房子住下，就象写“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那位小姐那样洋洋自得。如果二者皆不是，就先抄了再说。虽然有些个户主也能紧张兮兮地拿出张把奖状或证明，就象电影“活着”里的富贵，说是自己给解放军唱过皮影，是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但都没有用，逃不过一抄。抄家这件事，其实是很容易学的。所以到8月底、9月初，抄家已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轰轰烈烈地展开。那阵子上海的热闹风光，实在是先沾了串联的光。再说打人。上海当时还在念叨8月12日通过文革16条中“要文斗不要武斗”的经，但北京红卫兵说，伟大领袖8月18日对一个叫宋彬彬的高干女儿说：“不要文（质彬彬〕么，要武么。”所以应该按8月18日的最新指示去办。北京红卫兵打人是解下腰间的宽军用皮带，大方铁扣在前，劈头盖脸地打。“呼啦”一下子下去，保管皮带见红。后来上海的红卫兵打人，由于没有那么多军用宽皮带，就用塑料皮电线编成的鞭子打，抡起来也有“呼啦”的声音，只是不会出血，所以不如北京的革命。但皮肉被打之处，先紫后烂。

那批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才呆了一个星期不到，就又呼拉拉地南下串到杭州、广州去了。但他们在上海刮起的旋风却是对上海有着深刻地影响。不讲其他，就他们的那身穿束就叫上海人羡慕不已。那批红卫兵，几乎个个都穿浅黄近白的旧军装、旧军帽、腰束宽皮带。所以上海以致后来全国，穿旧军装是最时髦的事。姑娘结婚，军装是最好的嫁衣裳。穿一身旧军装在上海南京路上走，远比今日身穿卡地亚培罗蒙西装，足蹬Nike球鞋要来得起眼。

由于有北京人的南下，于是当然也会有上海以及各地的红卫兵北上。最早时，当时的总理还想把这样的南下北上组织起来，大家选代表或分期分批来串。但后来证明根本行不通。北京每隔10天半月领袖就要接见一次红卫兵。扒火车上北京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索性打出招牌，坐火车不要钱。这样一来，全国的大中学生几乎倾巢而出，人人都在各地串了。

那时虽说是坐火车不要钱，但坐火车也不是什么好滋味。那种挤让人难以想象。不单是所有的走道都插针般地塞满了人；厕所、行李架上、椅子底下都躺着坐着人；那一寸见宽的椅背上，也要放上几个屁股；能坐在窗口的茶几板上，算是个很不错的位子，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是站着。坐茶几这个位子，最累是左右都没有地方靠，要打起瞌睡来，头没有地方可歪。就有聪明的人用背包带穿过上面的行李架，做成个象上吊似的绳环，这样把头伸进去，正好可以在瞌睡时托住那七斤半的东西。这个发明很实用，所以很多人都模仿。晚上时分，你从车厢往两边尽头看，便可见一排伸在绳圈里的头，随着火车晃动的节奏，在“浪呀么浪打浪”般地摆动。

那时的火车都是没有班没有点的，什么时候要走就走，想停就停。火车一停，人们纷纷从车窗口爬下来，一是找些吃喝的，二是找地方拉。那拉是个大问题。错过了这个村，谁也不知再开多久才有另个店。所以也有经验不足的男女孩子，实在憋不住时，最多几个同学站个人墙略为挡一挡，就从车窗口向外卸货。也没办法顾得上人多眼杂。就是常常苦了后面几个窗口的人。要赶上这种时候开窗透气，就会受到“尿水顿作倾盆雨”的革命洗礼。

我去北京时坐的那趟车，从上海到北京开了整整三天三夜。我记得到了北京后，就住在离地安门很近的一个胡同里，吃饭在院子里的一个食堂。那时在北京吃饭不用花钱，到开饭时，进去吃了抹抹嘴就可以走人。每天是米饭、馒头和大白菜，一星期开二次荤，一人一勺子红烧肉。那些接待的解放军战士实在是好，对所有的人一律叫红卫兵小将，从来不问到底是什么出身成份。我由于从没加入过红卫兵，被人这样叫，心里就象白沾了人家什么便宜似的不好意思。因为我当时中学班里的一个同学，很要求进步，但由于不是红五类出身，把他的狗爹狗娘骂了有十万八千遍，才被认为可以改造好而赏了他一块红袖箍，这人虽然终于做了红卫兵，学校里人人都称他是十万条狗配出来的种，照今天的话说，真正是货真价实的“Sonofthebitch”。

领袖接见的那天，半夜一、二点就被人叫起来了，大家集合在院子里，一人发了一盒干粮，里面有一个苹果、一个煮鸡蛋、一个叫做提采饼的北京月饼，还有一个二两大小的面包。约凌晨三、四点，队伍就雄赳赳地出发，一走就走到了天安门广场。我们那支队伍被安排在离城楼大约200公尺远。那时离天亮还早，但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但也不象报纸上所写的热气腾腾。因为那时北京的天气大约有零下10度。大家坐着、等着，在原地跳着冻麻的脚。饿了，就开始吃那盒点心；渴了，也能找到茶水站；憋了，在历史博物馆前，有临时用芦席搭起的厕所，里面在泥地上挖了几个沟沟，留一个空的地方做门。门的地方原先是贴有男女字样的小白纸，但早已被冬天的朔风刮得不知去向。所以有上过厕所的人回来告诉，说是进了厕所后，要看看周围的人都是蹲着还是有人站着，才能辨别是否走错了门。我起先感到这话也太危言耸听，只要未进门之前，看看门口进出的是男是女就可以，何至于要进去之后才能分辨？但实地去了以后，才知是真的。因为当时绝大部分的北方女孩都已剪了男孩子的平头。加上是冬天，这些人又都穿了黑棉袄或军绿棉袄。所以有时实在是“安能辩她是雌雄”。当然，偌大的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拥在里面，厕所里面难免会有鱼龙混杂的现象发生，但大家居然也都相安无事，各司其行，并没有听说抓了流氓阿飞出来示众。革命高潮时人的心理有时确实难以估摸，当时女孩子剪了男人的头，穿了军装满街走，也没有人感到这是标新立异或赶时髦，反而感到这些人思想确实很朴实很革命。也许是因为有革命词语赞曰：“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道理。71或72年时，我还读到当时新编的中共党史，里面记载了第一次国内革命高潮时，广州的革命女同志组织了一次裸体大游行。虽然那次游行在出发前被好说歹说劝阻了，但当时似乎不脱，不去潇洒走一回，就是不革命的倾向。当然，那时还没有诗人写诗，把那个“武”字改成“无”字来歌颂这种壮举。

记得到了太阳有三竹竿高的时候，广场上响起了雄伟的“东方红”乐曲，于是人人知道，伟大领袖出来了。那“东方红”是领袖的专用出场乐。随着那乐曲，广场上原先坐的人都站了起来，伸长了脖子看。我明知自己近视眼，也随着大家眺望而眺望。看了半天还是看不见。问边上的同学，他有2·0空军飞行员的视力，他也说只能见个人影，而分不清谁是谁。我于是也作罢，不再去枉费眼神。这时东西长安街上就开始有游行队伍，从城楼前走过，接受检阅。那检阅足足持续了3－4小时，游行的队伍才走完，据说队伍在通过城楼前时，还必须走每分钟60米的速度。由于游行的时间太长，广场上我周围的人们慢慢地也就松弛随便起来，不象一开始那样去眺望那城楼。于是，吃东西的吃东西，上厕所的上厕所，聊天的聊天。记得有人就讲起见到领袖以哪一种方式最幸福的问题。因为当时的接见形式，一种是领袖上天安门，另一种是领袖坐北京牌敞蓬吉普车驰过，大家排在马路两边。有一位东北人就说，两种方式见领袖是一样幸福的。坐在广场上，虽然见到领袖小一些，但见到的时间长。从东西长安街走过，距离天安门近一些，可以见到大一些的领袖，但时间短多了，只有几分钟。如果吉普车开过，看得更清楚，人也更大，但时间却更短，仅几秒钟。所以见到的时间乘上见到人的大小，那乘积是一样的。那东北老乡大概是学物理的，听得大家都点头称是。我也有同感，并第一次知道，幸福可以用物理公式二个单位的乘积来表达。

领袖接见后，余下在北京的日子就可以随便去串联。我也认真去过北大、清华、北航等大学看大字报。那时还不认识老王，否则也可去打个招呼，说是三十年后，咱到美国去做邻居之类的寒暄话。我也尝过著名的冰糖葫芦。北京的烧饼、油条却是很不好吃。那烧饼太硬，他们叫火烧，我要用门牙啃，才能锯末般地锯些饼粉下来。那油条是又冻又韧，我要用里面的大牙，才能撕咬一小块下来，吞咽下去。北京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却是颐和园万寿山上的一付对联，三十年后仍常在我脑海里浮现。那天我本想去清华，但搭上的车却直奔颐和园。进了园，我顺石级爬上了万寿山。结了冻的昆明湖，亮闪闪地，尽在眼底。远近一抹山峦，如黛似烟，欲浮欲现。我凝视着那山色，正痴痴地，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石牌坊。走近那坊，见上面刻着“山色因心远，泉声入耳凉”二句对子。那对子其实很普通，但在“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日子里，不知为什么，我反复把这二句对子读了几遍，咀嚼了又咀嚼，似乎从中悟了些什么，却又不是很清楚究竟自己悟了什么。

第二天，我就挤上火车，回了上海。很多年了，看的大字报都忘了，但我常常还会回味万寿山上的那付对子，想起那时那刻、那情那景，总想悟一些什么道理出来，却又总是悟不出个所以然来。

三十年前的今天，5月16日，是文化革命正式开始的一天。因为那一天上面签发了著名的“5·16”通知。三十年后的今天，我坐在美国的家中回忆那些旧事。北京的昆明湖、万寿山、那牌坊上的对子，应该还会在。那是些永恒的东西。天安门广场，79年我又去过一次，一切如66年的模样，仅是多了一幢纪念堂。十年文革，真正成了一段历史。那文革胡闹本质的高潮演出，是由当时的付统帅充当杀手，又出逃摔死在外蒙草原上。而文革对中国的摧残，以及万万千千在文革中无辜受害冤死的所谓牛鬼蛇神，这些故事，人们大概还会不断地讲下去、写下去。我如今后有机会再去北京，很想去万寿山再看看那付对子，也想去新开的毛家饭店吃一顿。去年12月底人民日报、世界日报对这家饭店都有介绍，说是当年在领袖身边工作战斗过的小张秘书做了饭店的董事长，当炉卖起了红烧肉。但后来看春节联欢节目，赵丽蓉演的小品御家饭店打工记，我怀疑是否在影射这家正宗的御厨也乱抬价。我于是暗自嘀咕：不知毛家饭店的红烧肉现今卖几钱一碗？并学古诗的韵脚，扯上几行歪句子，算是今天我对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的纪念：

坑尽老九帝业虚，

沽酒卖肉祖龙居。

万岁声中杀机重，

付帅原来不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