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四十七周年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六十六期(电子版号:ly9609e)
[本期目录]
[杂谈]
96中国行 何剑
[诗词欣赏]
山雨楼 张凡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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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96中国行
何剑
我1984年随波逐流到美国留学。当时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呆就是整整12年。中间虽有二次短暂的回国探亲，但只局限在北京的亲友圈中。96年7月1日－15日的半个月时间，作为“海外希望工程”归国访问团的一名代表走访了北京、广州、深圳、上海、南京五个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都极有代表性的城市。12年的时间跨距，感受到的变化不可谓不大。从北到南的地理跨越，领略到的人文差异也同样不小。下面是我的观感，以偏盖全之处在所难免，倒是绝对的第一手资料。
月是故乡明
记得出国那阵儿有一句流行的话，“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出国12载，忙得从未腾出赏月的功夫来，也无从考证哪边儿的月亮更圆。只是去国日久，浪迹天涯的书生意气早就被流落异国他乡的万般无奈所取代。这次回到北京，倒着实领略了一番亲情和友情。要说90年代的北京人，那可真不是一个“忙”字了得。不过只要听说海外有人回来，再忙也得抽时间和你聚聚，并不在乎你在国外混出了人模狗样还是一贫如洗。这几年回过国的假洋鬼子们大概全心知肚明，回去一般是不需要你掏腰包请客的，总是有当地的父老乡亲轮流坐庄,吃得你眼花缭乱，欲罢不舍不说，服务之周到更是今非昔比。有位老兄被请进一家高级餐馆，进卫生间之前没做好思想准备，出来感叹说，就差没帮着解裤腰带了。据朋友们讲，长年居住在京城的人倒也并没那么多闲功夫和闲钱互相请客，大概还是孔夫子那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作祟吧，也算华夏文明的一种。
我们这个团有幸在人民大会堂被宴请。我第一次进大会堂是1962年的儿童节，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参加晚会，大会堂当时给我的感觉是金碧辉煌，宛如天上宫殿一般。如今的大会堂从外到里显得陈旧且死气沉沉，远远比不上那些如暴发户一样昂首挺立的五星级大宾馆。但一走进大会堂，另有一种肃穆的感觉，令人自觉渺小，就如同进紫禁城朝拜皇帝，不由你不紧张。我们团里还有一为老外团员，平日会见各路官员悠哉悠哉，可坐在大会堂里发言声音直抖。我本来也有点紧张，看他那付样子，心里一扬眉吐气，反倒从容了许多。
北京的出租车真是让我大开眼界。我70年代中曾在北京开过出租车。那时人多车少，求过于供，开车的全是大爷。如今的北京，大街小巷，到处都有出租车，种类有面的，夏利，桑塔那，价钱相对于北京市民收入虽然仍然偏高，但解一时之需确实方便得很。一次我坐一辆出租车上一个立交桥，放眼一望，前面一色儿十几辆黄色面的在上坡，真是京城一景。坐上出租车没讲几句话司机就会向你抱怨，说如今的车多么难开，警察多么难缠，开车的多么辛苦。大有嫌你不识人间疾苦的味道。不过只要我拿出前辈的架式说上一句，“我开车的时候还没你呢。”开车的小伙子马上肃然起敬，态度也友好起来。要说开车这一行，真的很辛苦，那点钱挣得不容易，希望坐车的人多给他们一些理解和同情。
北京的住房条件虽然还不尽理想，但比过去要好多了。比起上海来也略显宽松。依我看最重大的改进，一是室内有了卫生间，二是有了淋浴设备。奢侈点儿的有个比较大的厅，方便了许多。听说今年北京市住房费用排上了世界前十名，大概是指外销商品房，老百姓的生活开支里，吃还是占第一位。
回去感触颇深的一点是国内的中小学生们日子过得太辛苦，作业之多，升学压力之大实非生活在美国的孩子们可以想象。记得我们当学生时还只是能不能升学，能不能上好学校的压力，如今的孩子和家长们还要面对考不好要交几万元学费的压力。对于年收入仅仅一、二万元的普通老百姓，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令人无可奈何的是，中国的父母们又都执着地望子成龙。社会环境如此，做父母的当然是为了子女好。可叹的是人只有一次童年和少年，青少年时代的遗憾是终生也无法弥补的。
自古道，“京官难做”。我们这次回去见了不少的京官，印象最深的是领导干部的年轻化，知识化，国际化。见到的不少司局级的领导干部，大学校长一级的领导，看上去和我们年纪差不多，一打听，果然不少是77级以后入大学的，博士，硕士，比比皆是，其中不少还是留了洋回来的。看看人家的成就，不免自惭形秽，大有愧见江东父老之意。不过，把私心按下，倒真是为我们国家感到高兴。有这么一大批年富力强，受过高等教育，眼界开阔的人战斗在各个领导岗位上，中国要想不进步也难。接触到的老干部给我的感觉是比以往开明多了。过去年代的教条和党八股似乎已荡然无存，增加了不少的人情味。
北京的整体面貌和12年前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次姑夫花五十元人民币请我登上电视塔俯瞰北京城，感觉和纽约市最大的区别是：纽约市中心高楼林立，周围却是灰头土脸。北京市中心的高楼大厦不如纽约多，可越往外楼越多，越新。记得小时候春游去香山，汽车开出西直门，在郊区开老远才到香山。如今设计中的五环路就在香山脚下。再过12年，香山说不定也变成市中心公园了。坐出租车回到我家所在地东四十二条，司机说，“到了，下车吧。”我怎么看怎么不象，对司机说：“你瞧我带这么多东西，得给我送到地方呀。”司机说：“这儿就是，您连家都不认识了？”不但找不到家，而且找不到回家的感觉。现代化的代价，中国古典诗词中许多令人一念一回肠的意境已无复体验了。还有北大，西校门整整一条街的砖墙全变成了一家家商店的门脸儿，住过好几年的宿舍楼在商店后面若隐若现。学术的尊严让位于商业的进取，社会的进步，文化的没落，似乎是亘古不变的规律。
在北京呆了五天，临走那天，飞机整整晚点了三个半小时。我坐在候机室里想，是北京在留我亦或是我舍不得离开北京？得出的结论是我在自做多情。象北京这样的城市历尽沧桑，又正经历着脱胎换骨的巨变，就算你是一代伟人，也只是划过北京天空的一颗流星，死后不会留下蛛丝马迹，只有功过留给后人评说，更何况我们这样的小人物，如同宇宙尘埃，去留都不会激起丝丝波澜。再会了，北京，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心中永远的故乡。我虽然已不再是你的一份子，却由衷地希望你变得更好，更美丽。
情系广州
我们旅行的第二个目的地是广州。广州在我心目中是个既神圣又遥远的地方。一本中国近现代史，似乎每一章全从广州开始：虎门禁烟，义和团起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一直到80年代的改革开放。广州以一南蛮之地，领导全中国的潮流，这到底是一片什么样的水土？此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去广州，短短三天，倒有四个发现。
第一是广州的人气。一到广州就能感觉到兴旺的人气。怎么讲？这可是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举个例说吧，我们的东道主暨南大学一大早邀请我们去喝早茶，不到8点钟，本想我们该是茶楼的第一批客人了。不承想一踏上茶楼，只觉得人气腾腾，座无虚席。放眼一望，各桌的客人们早已喝得头冒热气，满面红光了。在美国呆过的人大概全知道，周末二天，中午12点前是不能随便给人家打电话的，人家要睡早觉。让习惯于睡早觉的人去体会热爱喝早茶的人的心理实非易事。但你确确实实可以感到广州人在享受生活。广州人不甘寂寞，他们懂得如何去赚钱，也懂得如何去找乐。我们几个土老美，在广州大姑娘上轿头一遭下了歌舞场。好在一路上逢场作戏，早已训练有素，倒也很快都各各进入角色，唱的唱，跳的跳，从应付到投入，从投入到流连忘返。心中的感觉是这才叫生活，在美国过的算是什么日子？我一冲动，当时就想移民广州了，连连咨询了好几个在广州工作的北方人，有没有不适应，全说适应得很，一点不想回北方。我们那位老外团员，美国外语资源中心的主任，开始还义正词严地拒绝唱卡拉OK，说卡拉OK是日本对中国和美国最坏的出口品。到后来，追着沈小平帮他挑一个VCD唱机抱回美国。广州不是用沉积的文化，而是用升腾的生活气息向世人宣告她的生命力，影响力。
二是广州的开放。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开放的标准可以有千条万条，依我看最重要的一条是领导干部的开放程度。广州恰恰在这一条上独占鳌头。先从表面现象说起。北京的干部，年青的也好，年老的也好，基本上给人的感觉还是循规蹈矩，耳不旁听，目不斜视，除了请吃和被请，其它事一般不敢干。广州的干部可是开放活络得多。张嘴能唱，抬腿能跳。在广州每次被请吃饭，饭后全有余兴节目。开始我们觉着让人家领导们陪着我们玩，心中老大过意不去，一上场才发现个个全是高手，若非平日久经磨炼，绝不能有如此高的水准。相比之下，倒是我们这些花花世界来的人既跟不上时代，又赶不上潮流。唱么，不用说大陆港台流行歌曲，连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也哼不上几句，唱得最顺嘴，最动情的还是文革及文革前的那些革命歌曲。跳舞就更不用提，个个是心有余，而技不足，只有在旁边看场的份儿。再看人家，校长也好，院长也好，唱起歌来是正唱反串，跳起舞来是满场乱转。广州有个流行的顺口溜，说广州的干部是三步四步都会，五圈六圈不累，七杯八杯不醉，吃喝嫖睹全会。虽是过分的调侃，倒也反映了一些现实。
表面的开放还不足为奇，令我吃惊的是他们思想深处的解放程度。有一次和一位干部说起广州的人均收入和所得税，他告诉我：“收所得税的条文是有，但广州不怎么收，这叫藏富于民。老百姓有钱了，购买力自然强了，市场就跟着繁荣了，经济才会上去。”自成一理，振振有辞。你说他无法无天也好，说广州天高皇帝远也好，反正有一点肯定的：广州干部的脑子里没有框框，敢想敢干。
三是广州的吃。“吃在广州”，这话当真不假。人家说天上飞的除了飞机，四条腿的除了桌子，水里游的除了轮船，广州人是什么全敢吃。一次主人请客人点菜，沈小平点了蛇，王建军点了醉虾。这下可大开了眼界。两条五尺长的草花蛇提到当场，验明正身后，拿去开膛，一会儿，每人面前放上一杯鲜红的蛇血酒，一杯碧绿的蛇胆酒，蛇肉也炒好上桌。真吃得惊心动魄。醉虾则是把活生生的虾放在黄酒里醉倒生吃。鲜则鲜矣，实在有些于心不忍。到广州餐馆就餐，入门时必要经过一溜养生池，里面分门别类，五花八门，鱼虾蛇蝎，叫的上名儿，叫不上名儿的，随你点了，准能做成菜上桌。
四是广州人讲话。内地人说“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讲官话。”这回可真是领教了。给我们开车的师傅人很随和，又爱讲话。王建军坐在前面，二人聊着聊着，就听他说要给王建军一个“妓女”，吓了他一跳。经别人翻译才知道，是给他一个机遇。广东流传的许多黄色笑话全和广东人讲官话有关。暨南大学派来做我们全陪的萧老师，堪称个中高手。30多岁的年青女子，一路上不但不停地介绍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还笑话不断，说得既不伤大雅，又恰到好处，给我们的旅途增加了不少的乐趣。还有作为接待单位主要代表的华文学院贾院长，也自动降格做了我们的全陪。陪开会，陪参观，一直陪到把我们送上飞机。谁说广州是人情的沙漠？我觉得广州这个南国城市到处充满了温情。
暨南大学自上而下，从一开始上级安排的接待任务，到后来个个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分手时，大家恋恋不舍，欲语还休。我一直在想，天南地北，来自二个不同世界里的人，如何能在短短几天的时间里结下如此深厚的友情呢？是我们对事物共同的认知和了解，因了解而理解，因理解而心灵相通。我们人离开了广州，情却留在了广州。广州，一个活生生的却又如梦的城市，我们将永远把你怀念。
上海－中国的希望
有道是“二千年看西安，五百年看北京，一百年看上海”。可见上海在中国近代史上位置之重要。我17年前曾到过一次上海，只是短短一天的逗留，并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上海在我心中的形象多半来自电视剧，象“上海滩”，“大上海”，无非是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劝业场，跑马场。再近点就是拥挤不堪的居民住宅和上海外滩上的对对情侣。这次在上海的三天停留，使我对上海有了一个真真切切的认识，而且扭转了以前不少的看法。首先是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大大小小几百个城市中，当之无愧，手屈一指。你夜里游上海外滩，给人以身在巴黎的感觉。走进淮海路，南京路上的商店，又似乎置身于纽约。上海的高楼大厦，老的具有古典的美，新的具有现代的美。商店的橱窗设计，精致而富有品味。去上海侨办参观，里面的设计和装璜，绝对让北京望尘没及。我们参观了浦东开发区，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那种气魄和大手笔，令人叹为观止。上海人要在浦东建起另一座大上海，要在浦东建一个东方的曼哈顿。接待单位请我们观看了浦东的设计模型，考虑的周到，设计的精致，使你一看便知是出自极懂行而又对历史极端负责任的人之手，绝非鼠目寸光，急功近利之人所为。我当时就许了二个愿，一是我要是有了钱，一定投在浦东。二是让我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浦东的崛起。亲眼目睹了上海及浦东的开发，我一点也不怀疑，今后半个世纪，中国乃至亚洲的经济、金融中心，非上海莫属。
令我印象更深的，却是上海人。话该怎么说呢？如果说上海是中国的宝贵财富，那上海人就更是中国的宝贵财富。“聊园”上曾展开过对上海人的讨论，有北方人聊上海人，也有上海人聊上海人。当时觉得聊得也很贴切。如今看来，还真没聊到点儿上。要我归纳上海人的整体特征，一是办事认真，二是勤勤恳恳，三是奉公守法，四是胆小怕事。
毛泽东有句名言，“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我篡改一下：“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上海人就最讲认真”。上海人办事儿的认真劲儿体现在各个阶层。从出租车司机到大大小小的各级干部。一天晚上我坐出租车去看一个朋友，在路口拦了一辆车，坐稳没一会儿，司机就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以后拦车不要在路口拦，让警察看到要犯错误。过一会儿又叮咛我一个人出门儿要小心，上海的司机有好人也有坏人，虽然好人多坏人少。我问他：“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他笑笑说：“你碰到了好人。”我要去的地方是复旦大学宿舍的七门某某公寓。黑灯瞎火，门牌不好找，我就下了车，说自己可以找到。司机自己开车去前面兜了一圈，回来告诉我说，七门在前面。相比之下，比北京的司机不是好了一点儿。上海商店的售货员和北京商店的售货员一样，对客人笑脸相迎。不同的是如果你决定不买她的东西，北京的售货员会马上恶脸相向，而上海的售货员则会说一句“没关系，请你下次再来。”
上海人工作起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无论是在电台工作的，报社工作的，还是银行工作的，星期六找人，常常不在家，而是在单位加班，还没有加班费。这要是在北京，不骂大街也早已怨声载道了。上海人却似乎个个干得甘之如仪。要是一个人，两个人这么认认真真勤勤恳恳做事也还罢了，一千万人口，全这么认真，想想真是件很可怕的事。也难怪上海出的东西就是比别的地方做得好。别的不说，就说我们要买的儿童课外读物，从构思到文字，从图画到颜色，从封底到封面，处处透着精致，让人爱不释手。上海的服装就更不用说了，我百忙之中还抽空跑了好几趟淮海路，采购了几件上海服装，做工、式样，绝对一流。以前只知道上海人聪明，如今才知道上海人的聪明来自勤奋和认真做事。有民如此，上海焉能不发达？
上海人的奉公守法，给我的印象极深。北京人有句流行说法，叫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在上海，这样的人你就甭想遇上，人人都是大大的良民百姓，对各项规章制度的遵守自觉到了不自觉的程度。就如我上面提到的司机，要是在北京，警察不是没瞧见你吗，还罗嗦什么？自己给自己找不自在？还有上海那大大小小的干部，对上级的指示是惟命是从，执行起来不折不扣。上海人一提起上海自解放以来对国家的贡献，年年纳皇粮，成千上万的钞票送到北京，是又自豪又不忿。可话又说回来，谁让上海的干部那么听话，要是也象广东的干部那样敢做敢当，情况说不定就大不一样了。
说起上海人的胆小怕事，有时让人恨得牙根发痒，明知干了也没事儿的事儿，就是不敢干。往小了说，缺少点敢做敢当的阳刚之气。往大了想，这一胆小犹豫，丧失了多少眼瞅着到了手边儿的机会。要是上海人的认真细腻，再结合上北方人天不怕地不怕的气概，不要说在中国所向无敌，就是冲出亚洲，冲向世界，也屈指可待。看来，上海人要战胜的并非别人，而是自己。
我虽是北京人，却和上海有缘，周围有不少朋友是上海人。我欣赏他们，也喜欢抚育了他们的上海市。我衷心祝福上海和她的人民，在20世纪的世界舞台上，重振上海雄风，再领风骚二百年。
风雨故人来
南京是我们此次回国访问的最后一站。我们是在斜斜细雨中抵达南京的。到车站迎接我们的是江苏侨办国外处处长，郁达夫先生的女公子郁美兰女士。到底是家学渊源，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风雨贵人来，南京知道你们要来，就开始下雨了。“贵人”实不敢当，“故人”却恰如其分。1995年闻名全国的南京小红花艺术团访美演出时，我们美中科协曾协助筹划和接待，在美国中西部连演11场。小红花们就住在我们的家里，象我们的儿子和女儿一样。此次访问南京，一大半是为了看看这些孩子。
如果说北京象个端庄的王府千金，广州象个热情奔放的现代女郎，上海象个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南京就象个我见犹怜的小家碧玉了。
南京的城市发展明显地跟不上上海，广州和北京的速度，南京人自嘲说是建设的步伐慢了一点。虽说慢了点，也还是平地起了不少高楼，三星、四星、五星级宾馆也建了不少。看多了北京、广州、上海的大宾馆，我们在南京发了一回思古之幽情，游览了夫子庙和秦淮河。夫子庙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进得庙去，虽然已是几百年前的旧场景了，仍让我们这些现代夫子们感受到了一种竞争的压力以及对人的生命的摧残。“洞房花烛夜，金榜提名时”毕竟只有极少数人才可以享有，绝大多数人的青春生命则在无休止的苦读和应考中化作泥土碾作尘，一去而不复返。
秦淮河上，楼台依旧，只是没有了昔日的迤逦风光。当年的秦淮八艳，早已香销玉损，除了李香君，连个遗址也未留下。我们去了香君的故居，当年的一代名妓，有情有义，如今只落得门可罗雀，乏人凭吊。倒是她香阁下面的“香君餐厅”生意兴隆，祭了南来北往食客们的五脏庙。想那香君魂灵有知一定悔当初不该做那侯朝宗的红颜知己，不如象阿庆嫂一样开间茶馆，相逢都是客，人走茶就凉，岂不活得痛快。
南京到底是六朝古都，人文荟萃。不论男士淑女，待人接物斯文有礼，温柔内向。接待我们的郁处长肚子里墨水之多，出口成章。就导游来说，如果把广州萧老师比作武林八段，郁处长则绝不愧是女中秀才。我和她开玩笑说，听了您的导游词，只觉得文化修养一节一节的往上涨。听说南京孩子们的高考成绩在全国一直名列前茅。南京富有的是古今的文化气息，缺少的似乎是现代市场经济，商品文化的冲击。
我们团里的大姐邱岭是南京人，为尽地主之谊，在到达的当天晚上为大家安排了晚间节目，还特地请了好几位南京小姐来伴舞。晚餐后，嘱咐团里的两位男士王建军和沈小平略事休整就到舞厅去。结果左等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打开房门一看，两个人已各自倒在床上呼呼睡着了，把小姐们晾在了舞厅里。人们说，不到北京不知道自己官儿小，不到广州不知道自己钱少，不到海南不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可叹的是，我们访问团的两位男同胞才到南京就身体不好，潇洒不起来了。
15天的中国行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回到了美国这个并非家乡的家乡。心，留了一半在那块热土上，情也留了一半在那块热土上。在中国，人家把我们当做新侨民来接待，难的是我们心中如何为自己定位。如果说这次旅行象一个梦，我愿时常重温我的梦，一个令人怀念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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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欣赏]
蝶恋花
山雨楼
张凡杰
写在结婚纪念日
蒙蒙云雨绕独楼.
不见山青,茫茫天尽头.
凉凉云海驱不散,
愁愁细雨心湿透.
不拘寻情放声吼.
回音澈澈,才晓山四周.
轻轻扬起悦意曲,
静静雨住云也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