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忠诚文化     曹和平

今晚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东方人来吃饭。作为带位，我照例多问了一句：“请问您会讲中文吗？”目的是想如果是中国人，我会送他一份中文菜单。没想到这位东方人踢给我一个硬梆梆的文字球：“你会讲日文吗？”原来这位酷似中国人的东方人是一个中原于外，“倭寇”于内的中介体。

对“您会讲中文吗？”这几个字的反应如此强烈，令我始料不及。诚恳待客之心不变：“对不起，我不会讲日文。”回应这句话时，我脸上的笑容和心理活动是一致的，面前的肤色同类却回报了我一个毫无歉意的同构句：“对不起，我不会讲中文。”绕这么大个圈子过来，我才明白，这个家伙是个文化上的敌手，他以平衡种族和语言文字的基准和我打交道。小到上外族人餐馆吃一顿饭这件事，值得作民族文化对垒这种大文章吗？文越文境，武出擂台。

带位的基本任务除了把顾客带到餐位上之外，还要在用餐的不同时间补差一些服务生难以顾及到的事情。餐前的桌前问候是必须的一环。这种打招呼可以发现一些特殊顾客的要求而提醒服务生注意。客人坐定点完菜之后，有一段候餐时间，我顺便走了过去，心里同时琢磨了开场白：“请问先生以前光临过本店吗？”美国客人微笑摇头。日本客人摇了摇头，说他刚从京都来谈生意。交换过类似天气和地理差异的信息后，我把话题带到了刚进店时的问候上。目的很复杂，既要化解对方对问话的不快，又要通过对话逻辑暗示对方，“您会讲中文吗？”这句话是个中性句子。从餐馆角度出发，有其合理的原因。如果对方讲中文，送上一份中文菜单，免得普通菜单中偏甜作料使他感到中餐杂西味。如果对方不讲中文，送他一份普通菜单，免得中文菜单中的带骨头的鸡和带头带壳的虾冒犯胃口。

解释完之后，对方过招姿势依旧，抓住中性句子可赋予餐馆的立场也可以赋予民族排位性质的两可性，坚持了民族文化高下的内容：“你们有日文菜单吗？”

被人逻辑上鹦鹉学舌并不舒服，对方有一而再地使用这种儿童技巧，迫使我绕过他转向美国顾客：“这个家伙攻击性不错！”美国人微笑，日本人得意。我再顾美国人而言它：“在你和他打交道期间，这位贵客让你丢了多少钱？”我的神态很认真，但姿势加上时间点，传递的是一个开玩笑的明确信息。三个男人同时大笑了起来。但玩笑话绵里并非无针，内含着对对方乱打擂台的讥讽。

道过大致上菜的时间后，我转过身离开了二位顾客，但心理上很不快。这种不快不是对对方冒犯无心话的外怒反应，也不是胆汁出囊式的内怒，而是一种夹杂了历史牵连，四十年前战争在政治上傍着别人的肩膀胜利一直未尝胜利之荣光，经济上却被战败者到处超出一头等等情绪的翻锅煮。比喻都是蹩脚的，但这在心理上确有点象俄亥俄人打进了罗丝杯，却又败在了排行23名之后的密希根。加上学术名气又稍逊于密希根，没有一次干净利落的胜利，战胜者总感到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输人一头。

密希根人躲在不明处窃笑或嚷着要开除自己的教练不是个猜值很高的谜。但面前这位出手走下三路的武士为什么如此扬神逼人呢？使我久思不解。也许是民族性在作祟。

关于日本人民族性的讨论，历史学者，文化学者，甚至小说家都下了不少工夫。从历史角度出发，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攻击性和最终被制服促使人们把日本国民描述成一群水里的游鱼。前面落下一个石头，头鱼尾巴一摆，其他鱼同时尾巴一摆，一窝蜂游向另一个方向。抽象一下，这个比喻是在说，日本国民是一个分子同构性很高的统一体，在外在事件的影响下，这个同构体本能是反射性地保护自己，只要自身能生存，它是不管方向问题的。甚至可以走向灭绝另一个民族的极端路而百年振振有词。

文化学者从地缘角度出发，把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海岛性连接起来。海岛性和保守性自然走到了一起。伦敦人嘲笑美国人的英语发音野蛮，美洲大陆人群倒不费神去讥笑伦敦音的娘娘腔。关中人鄙视陕南人发音可笑也是明显一例，但亚洲大陆的中国人一般没有嘲笑四川话或广东话蛮与土的内在冲动。陆地培育了大陆人的不保守与不狭隘，海岛却容易使人产生自大感。日本人的神道教比道教晚了许多，但还是中国道教的一个粗糙翻版。在神道教里，日皇是太阳的子孙，因而叫天皇。日皇在给中国皇帝的一封信中讲：“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把自己摆在比唐朝皇帝还要大的位置上，显然是一种夜郎人的世界观。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出处天子的军队摆出拯救者的姿态强行入侵东亚各国，令人们今天仍觉着驴唇安在了马嘴上，但日本人安得很认真。令人发懵。

小说家的描绘更使日本人难以自怜其观。在“日本人”这本轰动一时的自传体小说中，英国的住房，美国的工资，日本的太太成为人类社会中男性个体向往的理想境之物。但作者一转笔就把日本女性的内在美抛在了一边，认为日本姑娘面部缺乏雕塑美，扁平一块。小腿也过短，几乎没有脚脖子，象骏马小腿一样的流畅美和日本女人没有缘分。这是一句老实话，但打了日本人的脸，很使其国民汗其颜。(待续)

【生活】

旧历新年话民俗     铁肩

我八岁以前，生活在河北农村。而今虽已过去六十多年，有些事还记忆犹新，兴味盎然。

我们那里嫁姑娘，时兴陪送八大件：包括两个装满新衣服的大箱子；墙柜上摆的东西有两个梳头镜，紫红色油漆的木架上托着二尺长，尺余宽的梳头镜；两个美人镜，与梳头镜样式、大小相同，只是镜架托着的玻璃镜上印有美人图像；两个细瓷小口、大肚、尺半高的箪瓶，顾名思义，是给姑娘放箪子用的。

农村的婚姻是嫁鸡随鸡，嫁犬随犬。四姑是我大爷爷的女儿，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那年出嫁到婆家后，发现女婿满脸麻子，第二天回门到娘家，哽咽啜泣，死活不回婆家去。最后，我大爷爷用绳子捆到大车上送回婆家。封建婚姻只有屈从一条路。

我家门口恰好是小巷口，东西两面都有墙遮阴，靠墙摆着一条长条大石头当石凳。每年六月(阳历七、八月)，麦收已过，大秋未到，农活不忙，正是出了嫁的姑娘们走娘家的好时光。她们在婆家打点好老少的鞋底子，这时回到娘家来纳。只见几个姑姑坐在这长条石凳上边穿针引线，边说说笑笑，有时哼着小曲，小风吹着，快快乐乐地，活儿出了不少。这个时候是嫁后的姑娘们最逍遥的日子。

农村的孩子没有什么玩具，从四、五岁开始，女孩子们仨一群俩一伙玩子儿，拣些手指头大的石头子儿，两个人面对面，四个石子。一个人把手中的石子抛起来，同时起炕上的石子再抛上去，瞬即把原先抛起来的石子接住，如此者再。接不住的算输，由对手接着玩。

有时自做玩具。原料是砍下的高粱头的秫秸杆，把皮擗下来，再擗成粗细不同的细苠，用这些细苠在已经已经剥掉皮的秫秸瓤上插上头、耳朵、嘴巴、胳膊、腿、手和足，这叫插小人。

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文化生活。孩子们两三个人一起过家家。有装爹的，有装娘的；有时候也用插的小人过家家。这是孩子们对大人生活的模仿。

大人们简单的文化生活是讲故事，有些如“三兄弟”，“宝葫芦”的故事翻来覆去地讲。

有个盲人，嗓子好记性也好，常在我们村转悠，偶尔给人们算算命，大部时间是说书。农闲时，夏天过午，在老槐树根底下，村里老老少少都聚在那儿，有的坐在大石头上，有的坐在小板凳上，也有的坐在自家编的蒲墩上，有浓浓的树叶遮荫，太阳晒不着，悄没声儿地听盲人说书。盲人手上弹着弦子，嘴上边说边唱，什么落难公子张庭秀，大贤人王秀英。。。。他的故事吸引着大家，把人们带进他记忆和编织的故事氛围，与故事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忧乐。

若是晚上，盲人则在街中心说书。老老少少聚精会神地听书到深夜。

“拉大锯，掣大锯，姥姥家门口唱大戏，接闺女，迎女婿，小外孙也要去。”

那时候的农村很穷，多年也请不起一台戏，偶尔请一台戏，比逢年过节还要热闹。记得四姑的村子里请一台戏，把我也接了去。

再就是赶庙会，赶热闹，追逐文化生活。一次，我大爷爷套上一辆大车，载着一车人到八里地以外的一个大村庄去赶庙会。那里正唱大戏。大戏是与最初的蹦戏相对而言，包括河北梆子，山西梆子，山东梆子，秦腔等等。不象蹦蹦戏，演员均由男人包办，服装简单。大戏的演员有男有女，服装讲究。

我们的大车停在能看到戏的地方，人们都坐在车帮上，位置高一些，便于看到戏，有些是武戏，我看不懂。我们看到的最后一出戏，也许是它的压轴，是说一个女子出家当了尼姑，她的丈夫和小孩来找她，劝她回家去。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因为有一段路要赶，必须打道回府。那个女子到底回没回家呢，这个问题在我当时小小的心灵里惦记了许久。

那时的农村妇女，手头没有什么钱，而是靠鸡下蛋攒起来，等买鸡蛋的来了换钱。家里吃的油也不是上集去打，而是等卖香油的来了用芝麻换香油。

常常有货郎挑着担子摇着货郎鼓走街串巷到农村来卖东西，什么针线、顶针、梳子、蓖子、头绳、发卡、袜子、扎裤脚的带子等等，应有尽有。只要货郎一来，姑娘、媳妇、老太太们便都围了上去，将手头缺的，或者是将要缺的针头线脑，胭脂粉等日用杂品买齐全。

说起那时农村的饮食，记得遇有婚丧嫁娶大事，也兴四盘八碗，或八盘八碗，离不开肉，没有因为好吃味美而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倒是有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食物，很有余味。我母亲常把小米干饭炒得似干非干，然后放上芝麻，少许细盐同炒，直到炒得香味四溢。母亲下地干活时，我跟着去玩，常常吃这种香喷喷的干粮。

我奶奶每年用酱酱肉。把这种酱肉切成丁烙饼吃，真是别有风味。离开家乡以后，再没有吃过这样的美味。

每到夏天，晚饭都吃小米水饭，这不是小米粥，而是把小米煮熟后，过宽宽的水，吃时捞出来。这时太阳已落，暑气渐消，天擦黑尚有余亮，全家围坐在院内长方形的矮脚桌旁吃小米水饭就大葱。大葱不是一般的大葱，而是经过主妇费神加工的。主妇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把大葱洗得干干净净，然后用手把大葱撕成细丝小块，让它容易入味(切忌用刀切，否则不入味)，用泻好的黄酱与香油大葱一起搅拌，老远就能闻见香味。凉丝丝的小米水饭与香喷喷的大葱一起入口，是酷暑时节劳累一天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