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谈】

婚姻杂谈        何剑

忠诚文化(续)    曹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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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杂谈     何剑   一九九七年三月

好久没给“聊园”投过稿了，倒不为别的，就如同想学跳舞可老是踩不到点儿上，找不到感觉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人与人不一样，王立国总编的文章全在记忆里，赵明乡兄的文章全在脑子里，我写文章全凭有感而发。心要有所感，得靠外界刺激。最近就正好受了点刺激，有了些感觉。拜托或关心或好事或闲得没事的朋友们千万别扑风捉影，浮想联翩，对号入座，举一反三，别人的事儿终归是人家的事儿，要紧的是自己心里的感受。

以前写过一篇“家庭与事业”，就有读者要求我接着写“续篇”。殊不知我的个性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象王立国，把一个“小城故事”扯得象老太太的裹脚布那么长，不但要有好记性，还得有持之以恒的耐力。我自愧不如。歪打正着，这次要写的和上一篇文章倒有些内在联系，权作“续篇”吧。

小时候看小人书，最爱看的是才子佳人再加上一个圆满大结局。到了美国才发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美国的小女孩儿们最爱看的卡通故事就是千难万险之后“王子公主从此过着幸福的日子”。等长大了，看多了世上的恩恩怨怨，悲欢离合，才知道故事就是故事，并不反映现实。

现实是什么？现实是世界上多的是怨男怨女。而怨男怨女在结了婚的人群中，比例尤其高。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头。且按下那与日俱增的家庭破裂，夫妻离异，反目成仇的不表，只看那仍然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在一个锅里耍马勺的模范家庭，谁敢说不是三天阴两天晴，内战此起彼伏，接二连三。如果当真有个上帝俯视众生，必当明察秋毫地发现家家屋顶下埋着一座小火山，时不时的就爆发一下。

哥城没什么好玩儿的去处，华人周末的逍遣之一是开PARTY，而PARTY上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就是“这一半”对“那一半”的声讨。男人们的声讨多少还带点儿高高在上，男不与女斗的幽默和含蓄，(有时也有例外，男人要是给挤兑急了，就能说出“打的就是她！”这种充满阳刚之气的话，令在座的女人个个心惊胆战。)女人们的声讨则重在互相启发。水涨船高，说到切齿处，个个情绪高昂，连最重脸面，最好虚荣的太太最后也身不由己地加入声讨的行列。彼情彼景，不由你不觉着“战士的责任重，妇女们冤仇深！”

幸福婚姻，美满家庭倒也不是没有，只是太少。对大多数夫妻来说，对美好家庭生活的憧憬，在婚前是将来时，新婚伊始是现在时，婚后多则几年，少则几月就变成过去时。至于什么“七年之痒”，“中年危机”，那已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了。于是乎，“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家庭是座牢笼”的感叹应运而生，程度深浅，各人自知。我本人最欣赏的还是婚姻“围城”论，钱钟书先生不愧一代鸿儒，洞查世事人情，将婚姻比作“围城”，外边儿的想进去，里边儿的想出来，可谓一针见血。日前与先生谈起几个单身朋友形单影只，日子过得大概不舒服，先生说，“他们过得比我们强，他们还有希望。”此言虽颇值得推敲，与钱老先生的话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歌里经常唱“爱情有苦也有甜”，虽然不排除有人爱得要死要活，痛苦万分，但大部分人的生活体验应该是，爱情中苦少甜多，虽苦也甜。少有人说，婚姻有苦也有甜，只因为婚姻里先甜后苦，甜也不甜，日复一日，司空见惯。说什么平凡就是幸福，现有的最值得珍惜。如果人人都参悟到这个境界，岂不个个都成了得道的高僧。对于大多数有血肉之躯，七情六欲的凡人来说，那叫不见黄河不死心，不撞南墙不回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得亲口尝一尝。要不然生活怎么丰富多采，人生如何值得回味，岂不辜负了来世上潇洒走一回！

话虽如此，对大部分人来讲，还只是停留在理论建设的阶段。别说摸着石头过河，在河边儿沾沾水，湿湿脚也颇费思量。要真的做到眼一闭，牙一咬，跳进江河湖海去游泳，没点儿壮士断腕的气魄，怕是不成。就有人嘴上不说，心里羡慕人家梅开二度。再一思量，第二春虽有良辰美景，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权衡利弊得失，还是别冒那个险，咽口吐沫，把不安分的心放回肚子里，老老实实地做人，认认真真地赚钱，撑不死，饿不着，平凡就是福。

再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有些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国家兴亡，匹夫尚且有责，为人父，为人夫，为人母，为人妻，不能徒有虚名，是要负责任的。这层境界，岂是崇尚个人主义的老美同事们能够体会？总而言之，有那个心没那个胆也好，为伦理道德所制约而自我节制也好，大部分的家庭全在维持现状的既定方针下，摇啊摇，摇到人生的终点。吵吵闹闹过了一辈子，到老了，吵不动了，也没什么可吵的了，想一想，你也不容易，我也不容易，相携一笑泯恩仇，共赴黄泉去也。

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既然家庭生活造成如此多的矛盾和痛苦，这种形式是否有存在的必要？如果人活着是为了工作，赚钱，享受，并不需要家庭。或者人活着是为了生儿育女，繁衍后代，也不需要家庭。事实上，并非有了人类就有家庭，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人类是不以家庭为单位而生活的。按照马克思社会唯物主义学说，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家庭的唯一功能是私有财产的继承。那在私有制的不同发展阶段，家庭的形式是否应该有所变化？这是个家庭社会学的课题，已超出了本文要讨论的范围。既然私有制还没有消亡，正方兴未艾，家庭就有存在的必要。我从来认为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既然世上有这么多家庭，可见其存在的合理性。当今世界上，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的西方社会，已不止一种单一的家庭形式，如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非婚姻家庭。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余地。

有选择的自由是好事也是坏事。自由与不自由是辩证的统一。封建社会没有婚姻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也有人说直等到掀起你的盖头来才一睹庐山真面目，够浪漫够刺激。那得盖头下的那张脸让你惊艳，不让你晕倒才成。真要碰上缺胳膊少腿儿，或者长得象猪八戒他二姨，哭你都没地方哭去。不过这婚姻的不自由，就为下一步的行动创造了自由，上吊也罢，投河也成，再不然来个月下私奔，您是怎么干怎么好，全是反封建的壮举，别人怎么看且不管，自己心里头先觉着踏实。

现代社会讲究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婚前您可以可着劲地折腾：单身贵族，未婚同居，体外受精，同性相吸，合法合理，没人管得着。要过传统的家庭生活？结婚对象您自己选，随便挑，只要对方愿意。美国学校鼓励家长与孩子做有关性和爱方面的沟通。一次儿子和我聊天，问起曾经有过多少男朋友。我琢磨不能给小孩树立个坏榜样，就说：“只有你爸爸一个。”回想他当时的表情，先是不信，继而吃惊，然后失望，不能理解一个人怎么能只试过一个朋友就草率地结了婚。记得他当时的原话是“Onlyone?Howdoyouknowheisthebestforyou??最后因认为我的经历不足以成为他的谈话对手，而结束了我们的交谈。第二次我就学了乖，告诉他曾经有过七个男朋友，才把对儿子进行成人教育的权力夺回来。

婚前有了这么充分的选择自由，婚后的自由就大大打了折扣。按钱先生的说法，既决定进城，你就得守城中的规矩，没事儿老琢磨着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做做白日梦还可以，要真的付诸于行动，如果不能象改革似的，有配套措施跟着出台，柳暗花明未必找到，山重水复，穷山恶水是必定无疑的。又譬如下棋，结婚就如同开局，棋好棋坏，总得认认真真的下下去，动不动就推盘认输，想着再开一局，那也不是大丈夫所为。有人有魄力，主意既定，九条黄牛也拉不回。你讲你的，我干我的，到头来却躲不过来自内心的良心谴责。毕竟这出现代的孔雀东南飞，棒打鸳鸯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想大部分读者就算再儿女情长，也早就英雄气短了。人不能和命争，既然不能换个活法，咱们就以不变应万变还照过去以往那么过，反正又不是我一个，别人能行，怎么我就不行？于是乎，套一句地道战时的流行话，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倒也活出了特点，活出了新意，活出了希望。

最流行的一种活法，就叫“认命”。甭管你是不是命中注定的另一半，月佬儿那根线儿牵对了也好，牵错了也罢，就来个将错就错，即来之则安之，习惯成自然，反正日子是过一天少一天，总有过完的时候。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最合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虽然谈不上幸福美满，却与身心有益。唯一需要注意的是，您要真是那种心里不在乎的主儿，尽可放心大胆的中庸下去，保证益寿延年。您要是心胸不那么开阔，一有风吹草动，就痛苦挣扎一回，时候久了，可能生癌。

那日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谈起每个人的初恋。其中一位说出几个当年在农场工厂的恋人，夫人在一旁认真加以分析比较，说如果和这个好了如何，和那个好了又如何。先生虽喝得稍多，但脑子清楚得很，一语定乾坤：“哪个女的全一样！”细想想，还真有道理。任何事物全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求其大同，存其小异，这么一大而化之，还有什么想不开的。再者，甭管男人女人，虽说千姿百态，到头来总要重复同样的模式：漂亮的会变丑，年青的会变老，聪明的会迟钝，健壮的会变弱，更别提身外之物了。既然换来换去到头来总是一样，还换什么！

也有那一时意志薄弱，马失前蹄的。若是出了这座城，进了那座城，有失有得，有痛苦，有幸福，倒也不失轰轰烈烈一回。相对死气沉沉，也是一种活法。怕只怕，轰轰烈烈之后发现什么都似曾相识，这才大呼上当，就悔之晚矣了。最佩服的一种人是知错能改，浪子回头金不换，而且能全身而退。(这就得靠另一半的担待了)继续担当起好丈夫，好爸爸的责任。夫妻间能达到这种境界，若非真正的豁达，就是二百五了。不过总觉着曾经沧海难为水，无论男方，女方，心中多多少少总会有那么一丝丝遗憾。

也有不认命的。就有人亲口对我说，人生在世就这么一回，这么窝窝囊囊地过一辈子，实在不甘心。这话说得一点儿没错。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何错之有？不但不错，依我看，敢说这种话的人，才叫活得真实，不虚伪。但有一条您可得把握住，就是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若是只见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也还罢了，要是旧人、孩子一起哭，您的罪过可就大了。再者，婚姻是一件非常世俗的事情，象画中人那样吹口仙气饭就做得的事儿，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样样得操心。就算再干柴烈火，也有冷却的时候，于是乎，新人又变成了旧人，您的余生还得照样窝囊下去。再折腾？您这一辈子可经不起三折腾两折腾，到头来，不是您折腾别人，而是别人折腾您了。我就知道哥伦布市有那么几位前辈，人过中年，丧偶也好，婚变也好，各自找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年青太太，真叫艳福不浅，把周围那帮或没机会或没胆量或没条件的朋友们羡慕得直恨自己的那个黄脸婆为什么不也得个病死了算了。可惜好景不长，等人家翅膀硬了，您要光在家受点气还算好的，百分之百全是人财两空，没给你下点药已经是够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了。

看到这儿，各位可别误会，以为我象国内的机关单位街道居委会专门劝合不劝离，都打出人命了，还要顾全革命大局以安定团结为重。其实我是最主张能合则合，不合则离，谁也不是缺个胳膊少条腿，离了对方就活不下去。世界上的好男人，好女人有的是，何必自讨苦吃。我就认识不少夫妻，打破旧世界，开辟新天地，有的两个全上了天堂，有的全下了地狱，也有一个上天堂，一个下地狱的。可见婚姻之事，又是个非常个人的事情，并无统一标准。是狠狠心一了百了，还是长期抗战下去，要casebycase，全在当事人自己斟酌了。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人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的思想个性决定的。在人生的一些十字路口，往西，还是往东？全靠当事人自己拿主意。要想减少杀伤力，有个好点的结局，有五个词最好keepinmind：成熟，谅解，豁达，负责，坚强。剩下的，就是哥哥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了。

写个对联来结束这篇不得要领的杂谈：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祝地上活冤家善始善终

横批：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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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持完整性，第一部分重登于此。－编者注)

忠诚文化(一) 曹和平

今晚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东方人来吃饭。作为带位，我照例多问了一句：“请问您会讲中文吗？”目的是想如果是中国人，我会送他一份中文菜单。没想到这位东方人踢给我一个硬梆梆的文字球：“你会讲日文吗？”原来这位酷似中国人的东方人是一个中原于外，“倭寇”于内的中介体。

对“您会讲中文吗？”这几个字的反应如此强烈，令我始料不及。诚恳待客之心不变：“对不起，我不会讲日文。”回应这句话时，我脸上的笑容和心理活动是一致的，面前的肤色同类却回报了我一个毫无歉意的同构句：“对不起，我不会讲中文。”绕这么大个圈子过来，我才明白，这个家伙是个文化上的敌手，他以平衡种族和语言文字的基准和我打交道。小到上外族人餐馆吃一顿饭这件事，值得作民族文化对垒这种大文章吗？文越文境，武出擂台。

带位的基本任务除了把顾客带到餐位上之外，还要在用餐的不同时间补差一些服务生难以顾及到的事情。餐前的桌前问候是必须的一环。这种打招呼可以发现一些特殊顾客的要求而提醒服务生注意。客人坐定点完菜之后，有一段候餐时间，我顺便走了过去，心里同时琢磨了开场白：“请问先生以前光临过本店吗？”美国客人微笑摇头。日本客人摇了摇头，说他刚从京都来谈生意。交换过类似天气和地理差异的信息后，我把话题带到了刚进店时的问候上。目的很复杂，既要化解对方对问话的不快，又要通过对话逻辑暗示对方，“您会讲中文吗？”这句话是个中性句子。从餐馆角度出发，有其合理的原因。如果对方讲中文，送上一份中文菜单，免得普通菜单中偏甜作料使他感到中餐杂西味。如果对方不讲中文，送他一份普通菜单，免得中文菜单中的带骨头的鸡和带头带壳的虾冒犯胃口。

解释完之后，对方过招姿势依旧，抓住中性句子可赋予餐馆的立场也可以赋予民族排位性质的两可性，坚持了民族文化高下的内容：“你们有日文菜单吗？”

被人逻辑上鹦鹉学舌并不舒服，对方有一而再地使用这种儿童技巧，迫使我绕过他转向美国顾客：“这个家伙攻击性不错！”美国人微笑，日本人得意。我再顾美国人而言它：“在你和他打交道期间，这位贵客让你丢了多少钱？”我的神态很认真，但姿势加上时间点，传递的是一个开玩笑的明确信息。三个男人同时大笑了起来。但玩笑话绵里并非无针，内含着对对方乱打擂台的讥讽。

道过大致上菜的时间后，我转过身离开了二位顾客，但心理上很不快。这种不快不是对对方冒犯无心话的外怒反应，也不是胆汁出囊式的内怒，而是一种夹杂了历史牵连，四十年前战争在政治上傍着别人的肩膀胜利一直未尝胜利之荣光，经济上却被战败者到处超出一头等等情绪的翻锅煮。比喻都是蹩脚的，但这在心理上确有点象俄亥俄人打进了罗丝杯，却又败在了排行23名之后的密希根。加上学术名气又稍逊于密希根，没有一次干净利落的胜利，战胜者总感到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输人一头。

密希根人躲在不明处窃笑或嚷着要开除自己的教练不是个猜值很高的谜。但面前这位出手走下三路的武士为什么如此扬神逼人呢？使我久思不解。也许是民族性在作祟。

关于日本人民族性的讨论，历史学者，文化学者，甚至小说家都下了不少工夫。从历史角度出发，日本人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攻击性和最终被制服促使人们把日本国民描述成一群水里的游鱼。前面落下一个石头，头鱼尾巴一摆，其他鱼同时尾巴一摆，一窝蜂游向另一个方向。抽象一下，这个比喻是在说，日本国民是一个分子同构性很高的统一体，在外在事件的影响下，这个同构体本能是反射性地保护自己，只要自身能生存，它是不管方向问题的。甚至可以走向灭绝另一个民族的极端路而百年振振有词。

文化学者从地缘角度出发，把日本人的国民性和海岛性连接起来。海岛性和保守性自然走到了一起。伦敦人嘲笑美国人的英语发音野蛮，美洲大陆人群倒不费神去讥笑伦敦音的娘娘腔。关中人鄙视陕南人发音可笑也是明显一例，但亚洲大陆的中国人一般没有嘲笑四川话或广东话蛮与土的内在冲动。陆地培育了大陆人的不保守与不狭隘，海岛却容易使人产生自大感。日本人的神道教比道教晚了许多，但还是中国道教的一个粗糙翻版。在神道教里，日皇是太阳的子孙，因而叫天皇。日皇在给中国皇帝的一封信中讲：“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把自己摆在比唐朝皇帝还要大的位置上，显然是一种夜郎人的世界观。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出处天子的军队摆出拯救者的姿态强行入侵东亚各国，令人们今天仍觉着驴唇安在了马嘴上，但日本人安得很认真。令人发懵。

小说家的描绘更使日本人难以自怜其观。在“日本人”这本轰动一时的自传体小说中，英国的住房，美国的工资，日本的太太成为人类社会中男性个体向往的理想境之物。但作者一转笔就把日本女性的内在美抛在了一边，认为日本姑娘面部缺乏雕塑美，扁平一块。小腿也过短，几乎没有脚脖子，象骏马小腿一样的流畅美和日本女人没有缘分。这是一句老实话，但打了日本人的脸，很使其国民汗其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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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文化(续)         曹和平

如此的历史，如此的自然环境，如此的人种遗产，让日本人在什么地脚上寻找其骄傲点呢？天不灭人，天助人之路也很多，但切实可行的仅仅有两条，一是移民，一是自强。日本国民作为一个类，没有加入到“整体裂变”，或者更确切点说，“其类中异质分子，往往表现为类中的优质分子，自行脱离于类整体，通过移出故乡，移入富裕社会”这样一条拥挤不堪的道路上来骄傲类中的一部分。印度人近百年来选择的是这样一条路。日本人选择了勤劳自强这种苦其体肤的道路，虽然走得艰苦，但赶上了经济发达的美国。日本人作为一个类，其优质分子没有有意识地把自身和劣质分子在整体上划分开来，一方面向西方洋人看齐，一方面鄙视自身类中的劣质分子。团结一致向前走，在世界民族家庭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尽管日本人做得不够周全，有时候连体面也谈不上。但骄傲于自己类的文化和自觉维护类的同一，怎么下看也归不到下贱一类中去。这也许是对今晚日本顾客行为的一种哲理性开释吧。

没想到，日本人的行为解释比我上述的抽象思考更简单。吃完饭后，日本顾客专程走进我的办公室，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哈依，你的饭馆的饭菜质量很好，服务生的服务也不错。更敬佩的是你和我们谈话的态度和内容。”先兵而后礼。但丝毫没有对刚才迫人打擂台的道歉之意。他不是在向我道歉，而是在认真地，虽然让外人觉着是可笑的，在履行他忠于自己民族，忠于自己文化的天责义务。

一个三流民族，有了这种认同种族，认同文化，认同国家的精神，何不能秀木于民族之林呢？想到这里，我把对日本人心理上的翻锅煮变成了对自身民族心理上的锅翻煮。

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的我，敢不敢把自身所属的类象解剖日本人一样地解剖呢？中华民族中的优质分子走的是类似于日本人的道路还是类似于印度人的道路？初步的类比是让人难堪的：你很难，即使在牵强的层次上，说中国人走的是日本人的道路。我能不能羞辱自身的类一下，说中国人走的是印度人的道路呢？很快就变成了少数派。也确实，历史留给中国后来人的选择空间很小：寻找生存发展，选择日本和德国不平于原来领土的瓜分，发动一次战争来重新分配资源的做法既不具备实力，道义上也说不过去。象当年欧洲移民一样，发现一块居住人很少的大陆，强行驻进去来殖入外来民，创造出一个中国式的美洲大陆第二或澳大利亚第二已不现实。看来只好到南北极去，但那里住人不易，月球在地球上看起来漂亮，但驻扎上屯垦者也是枉谈。

中国人也不是没有移民精神，一百年前闯关东就是一次典型的移民运动。东三省的面积加起来有十个美国的州那么大，不能不是一次辉煌的移民范例。中国人也有西进的历史。当年左宗棠西征时，环境远远恶劣于同期的美洲殖民运动。一百多年来，西部不仅彻底开发，而且已经在自然层次上超出可能再行垦殖的可能。加上文化大革命经济不振，中国后来人的生存只能靠拿奖学金这种极难的移民许可途径融入类似美国这样的社会中来。中国的优质分子选择是不得已的痛苦选择，他们背后还有一个无法选择的制度，请不要把他们和印度人融入美国社会相提并论。中国的优质分子游离于自身类的整体之外是被逼出来的，不是优质分子自愿脱离类整体。

这种抽象逻辑在生活中还有其具体物。几天前有人争论为什么中国不用核潜艇去打钓鱼台群岛，回答是中国的海军力量总体上还没有强大到打钓鱼台的水平。但另外一个声音立刻反对，核潜艇打钓鱼台绝对不成问题，问题在于中国的高官已被日本人贿赂了。这种不相信自己国家的领导整体，不仅怀疑他们治国理念的合理性，而且怀疑他们在保存国家领土上与其余个体的一致性，其实是对整个民族从理念到类同的绝望。寄希望于另一个国度－逃亡－不能不是这一批优质分子(如果可以说优质分子的话)的“神圣”安慰。以否认自身类的最低同一性这种逻辑，怎么神圣也归不到高尚一类中去。

自由国家的领导人象布什和克林顿的决策真正是我们部分优质分子的理念归宿吗？我看不是。持逃亡逻辑的人比谁都清楚，布什和克林顿绝对不会象毛泽东那样去用儿子的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中国的领土。

八十年代中后期类似<<牧马人>>小说中的爱国观念无疑有其逻辑上不是之处。正象高尔泰批评的那样，无论在国内受到何种迫害都不愿越出国界一步是最高的爱国典范的话，是犯了把祖国当成一个概念而不是实体的逻辑错误。按这种逻辑，孙中山无疑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大清朝一迫害，他就跑到国外了。其实，在国外照样可以做出爱国的壮举来。

一个难于回答的问题不在于怎样在国外爱国，这是怎样爱的问题。选择爱还是不爱，不是一个道义上的规范要求，有它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

爱国可以使你所归属的类在民族家庭中的位置排合向前移。一个中国公民到美国来旅游，你需要几番申请，还要被审查有无移民倾向，排队等候可视为虽然难熬但还是小事一桩。一个美国公民到中国去旅游，则相对要简单得多。逃脱这种审查的一劳永逸办法，是至少拿到绿卡。美国人则没有申请外国绿卡的艰苦经验。这就是你弘扬自己的类的好处所在之一。

弘扬自己的类，首先要认同自己的种族，要忠诚自己的文化。把自己的文化当成自己的遗产来炫耀，是一种取的行为，那不是一种忠诚和认同，搭便车的嫌疑永远脱不开。把自己的文化当成自己的资本来关心和培育，是一种予的行为，做得怎样笨拙也是添砖加瓦。如果你在自己的种族里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你钻到优秀民族之林中，不改变自己的原则，也还是一个投机者，而不会民族优秀你这个个体就优秀。比如美国籍贯这块招牌，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信用卡来使，美国民族中这种人多了，这个民族的质量也就下降了。

如果说忠于自己的党是第一中忠诚，忠于自己的国家是第二种忠诚的话，忠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就是第三种忠诚。这是一种不须组织和制度约束，标准很低的一种忠诚。但请不要忘记，在经济上三流的国家中，达到这种道德下限的百分比并不乐观。<<儒林外史>>在揭破念书人不正常行为时的感慨：

无情最是黄金物

变尽天下儿女心

表达了同样的忧虑。如果要劝告人们忠于自己的文化，吴敬梓的逻辑应再进一步：

无情应是黄金物

难倒天下儿女心

蠢取近为近却远

智图远行远为近

这就是忠诚文化的合理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