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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散聊]小时候的老师    老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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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散聊]

小时候的老师      老王

大自然实在是太奇妙了。所有的动物们都具有他们先辈的生活能力，大部分不用学，与生俱来。比如蜜蜂，生来会采蜜，还懂蜜蜂的“舞蹈”语言。一个蜜蜂在外面发现了蜜源，回到家来，在家门口上下翻飞一番。8字是什么意思，O字是什么意思，正转什么意思，反转什么意思，等表达清楚了，一大群蜜蜂就随之一同采蜜去了。没人教，自然会。再如小猫儿逮耗子，耗子怕猫，除了美国的卡通片以外，大概全世界通用。

其实人也天生会不少事，人都能吃能喝，会哭会笑。不过毕竟上帝造就了人的善思考的大脑和一双灵巧的手，还是区别于动物。人“人为”地积累了知识，“人为”地写了历史，也“人为”地创造了财富。所有这些都留给了后人去继承,同时，也给后人带来了额外的包袱。

有人说，人类一点点地在进步，一点点地在进化。现在的孩子生下来就睁眼，就会笑。不象我们那时候，三天才睁眼，个把月才会笑。听说，很久很久以后，小孩生下来就会微积分。不过可以肯定，那时候将有更高深更艰难的知识等着他们去啃。“人为”的东西都不是与生俱来的。甭管怎么说吧，反正摆在人类面前的，总有许许多多非天生就知的东西。所以要学。因此就有了学校.而学校里非有先知先觉的不可(不是未卜先知，而是先几年知道)，否则如何教那些尚不知，尚不觉的？这先知先觉的，从前叫先生，后来叫老师。现在在美国的华人，女的把丈夫对外称先生，大概是承认丈夫比妻子年龄大，知识渊博些。

如今一把子年纪了，回想过去，光在学校里念书就念了二十五年.遇到的老师，教过的，没教过的，能想起来的，少说也得有几十位，上百位吧。这么多老师，个顶个地都各俱情态，各有性格。说心里话，对这些老师们都特有感情，常在心里念叨他们，特别是小学和中学的老师，还甭管在当时觉得是好老师也好，是坏老师也好。

我小时候，不时兴什么托儿所幼儿园的，上学前都在自己家里摸爬滚打，单练。上小学一年级是在老家唐山，家里大人都忙着在土里刨食儿，没人管孩子，我小姑姑就背我上了学。早上了二年，小了点儿，老师什么样都没记得。后来从唐山搬到北京，又从城里搬到城外，一直换地方，换学校，换老师，还没容人家老师喜欢我或讨厌我，就走人了。所以开始有印象的老师是定居北京海淀区以后，在万泉庄小学上学时的老师了。

三年级插班到万泉庄小学，班主任鲁老师矮矮胖胖，50岁上下的女语文老师。现在如在世该有90岁了。升上了四年级，班主任姓师，师老师。在师老师的提拔下，我加入了少先队，还当了小队长，手下管着十几个队员，都是比我大好多岁的大哥大姐呢。就在我长期沉浸在当领导的喜悦之中时，一次队委会上，师老师一反常态，虎着脸当着大家的面儿，把我大大地批评了一顿，小队长也给撸了。原因很简单，老师布置的任务，我一样也没干。即使如此，我对师老师一直很尊敬，一直到师老师变成老太太的时候依然如此。

上了五年级，无职一身轻，就剩了念书.跟同学们也玩不到一块儿,同学们大部分来自农村，年龄大我五、六岁，七、八岁,我看他们如同兄长，他们呢，从不把我当盘菜。他们在搞什么，我是不知道的。终于有一天，班主任何老师召开全班大会，宣布了严重得不得了的一件大事。原来班上大男大女在一起出了问题，一个女生怀了孕。这在50年代的伦理观念中是绝对不允许的。记得在万泉庄小学那间曾是庙宇的教室里，何老师轻声慢语地主持班会。何老师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胖胖乎乎的，戴个白边儿眼镜，眼镜老往下滑，何老师老是用左手往上推眼镜。大概是因为何老师那时也没成家，没经验心情紧张，鼻子上有汗吧。

升上了六年级，是毕业班了。班主任是位男语文张老师。据说张老师是全校最有学问的老师。张老师脸上有几颗麻子，配上一只鹰钩鼻子，怎么看怎么象故事里的特务。也不知道是他比我聪明，还是比我世故，他好象发觉我不那么喜欢他，所以他也不喜欢我。当然，也许是因为我是个小男生，不招男老师喜欢，也未必不是。

有一次我的语文书丢了。我坐在第一排正中间，怎么看张老师的书怎么象是我的。下课了，就去找张老师，说我的书丢了，你看见了没有？他说没有。可我看他那样儿好象是在故意躲我，闪烁其辞。我就又想招儿，怎么能拿过他的书看看。第二天我又去找他，说，我的书是不是在你那儿？他说，那怎么可能？我说，你让我看看你的书。他实在没办法了，翻着白眼儿递过他的书来，书面上盖着学校的公章，我只好认栽了。从那以后，他就更不喜欢我了。我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张老师和一帮女学生有说有笑，有打有闹，一幅师生同堂其乐融融的园丁辛勤培育花朵的美丽情景。

张老师教导我们说，上身比下身重要，你看大家看露天电影时，除了自带马扎，板凳外，还外带一件上衣，或斗篷之类的。哪有见带一条裤子的。言之凿凿，无可置疑。张老师还教导我们说，裤子兜儿比较暖和。所以手凉了，插裤子兜儿管用。不信你插插看，是吧？让我摸摸。云云。

等我上了初中，一次偶尔听人说，张老师不在万泉庄小学了，哪儿去了？局子里。为啥？耍流氓。

小学那几年，要说影响我最大的，还得说马老师了。马老师是个高个子，长得很帅的年青男体育老师。马老师简直就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人长得棒不说，口才还特好。几次下雨下雪的，没法上体育课，他就给我们讲故事。我知道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讲得我们一到体育课就盼下雨下雪。我们都喜欢马老师，喜欢到觉得没人比他再强的地步。一次马老师和新来的孙老师打篮球，马老师开玩笑，把球往后从头顶上背向孙老师轻轻扔下去，砸在孙老师头上，我们都拍手叫好，都觉得你孙老师哪儿是个儿？

小学毕业了，大同学们都找了工作，小同学们就近考了中学。

初一班主任左老师是男历史老师，南方人。那时候以为南方就是上海，上海就是南方，所以认定左老师是上海人。左老师总是笑嘻嘻的，叫我的名字总把“立”说成“列”，历史讲到东周列国时，同学们老是冲我笑。我不喜欢文科，什么语文，历史，地理，统统不喜欢。可不管我如何不喜欢历史，左老师总给我少有的好分数。

学生们虽然才十一、二岁，可都知道左老师在追另一个小女历史老师。那个小女历史老师长得很娇小，很美，加上收拾得好，人见人爱。但她不爱左老师，学生们很为左老师可惜。一年级没上完，反右的运动把左老师一个浪头打入右派队伍，左老师一夜之间从历史老师，班主任变成了学校菜园子的管理员，学生劳动的领班。平时专管学校后身儿的那块自留地，稍闲时就用铁锹翻晾粪干。我们去劳动的时候我都不敢正眼看左老师，左老师却依然笑嘻嘻地叫我“列国”。我心里很难过，一直想找机会安慰左老师，也一直没找到机会。其实就是真有机会也不知道说啥好。

初二班主任是个半大胖老头，代数老师毕老师。那时候大约快50岁了吧。毕老师喏大年纪仍是单身，原因不明。直到我上大学了好几年了，再次见到他，他拉我去他家坐坐，才见到他刚刚上小学的儿子。毕老师教代数教的很好。记得毕老师教去负号和括号时，每每打开窗户，二手去抓负号和括号，然后捧着两手，走到窗前，往外使劲一扔，说是“永世不得翻身”，给我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仿如昨日事。

毕老师特别偏爱我，我也莫名其妙。那时候我年龄最小，个头儿也最小，什么职务也没有，连课代表也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小男生。那时候的孩子，没有玩具可玩儿，就使着劲撒着欢儿地淘气，有时候连老师也成了恶作剧的对象。小历史老师不仅长得好，唱歌唱得特别好听。教历史教到东北沦陷时，在课堂上给我们唱“松花江上”，唱得眼泪汪汪，学生们喜欢听，却没一个掉眼泪的。唱到“九一八”时，学生们都嘻嘻地窃笑，小声跟着唱，“揪尾巴”，“揪尾巴”，全不以历史事实为重，也不寻找和老师的同感。话说有那么一天，小历史老师又来上课了。中学里每节课前有两遍铃。第一遍铃响，学生各就各位坐好，老师一手捧教材一手执教鞭，站在门口等，第二遍铃一打，老师推门进屋，学生起立。老师扫视全班同学，满意或无异常，鞠躬，或说，“同学们请坐”，同学们带着声音坐下，开始上课。这天，门开着一条大缝，门框上放着一个纸篓，纸篓里盛着一下子雪。小历史老师从门缝往教室里张望，脸上很安祥，对学生们那么老实地坐等十分满意。第二遍铃刚起，小历史老师推门，纸篓落下，一篓雪全扣到了小女历史老师的头上，那狼狈相谁都可以想象了。满屋的满足的笑，全不顾小女历史老师含泪的悲愤。班主任来了，严肃地骂了大家一顿，特别是班长，明明看到了，却不及时解决。其实班长是委屈的。他很想去，但几个淘气学生把他给治住了，他动不了。为此，几个坏学生被狠撸一顿。冬天教室里生炉子，炉子若生得好，甚至炉子盖儿都能烧红。生炉子的窍门就是常捅火，常加煤。这活儿主要是班干部的，特别是班长。班长常和老师联系，报告同学们的纪律和学习情况，淘气的学生特恨班长。一个家伙把炉钩子的把手在火里烧红，拿出来把手冲外放在炉盘上。把手由红变黑，看不出来烧过的样子。班长进来要捅炉子，上去就抓把手，只听一声惨叫，一股糊味儿，班长的手烙出一个炉钩子把手印。又是一次严肃的班会，班主任毕老师搭拉着脸，狠狠地批评那个坏学生，然后莫名其妙地让大家向我学习。期末“操行”等级，班上只有两个“优等”，一个是班长，一个是我。我既不是班干部，也不是团员，“优等”让我心里很不踏实。同学们有意见，那是肯定的。不过，主要矛头都指向班长，让我躲过了锋头。

谁知好景不长，初中三年级的班主任是个铁面老师。此人姓邓，人称“邓大个儿”，一米九的一个大个子，挺瘦，肩膀挺宽，活象个衣裳架子。邓大个儿不苟言笑，据他自己说，原来是个结巴，后来因教语文老念课文念好了。语文是我的弱项，又赶上这么个秉公无私的老师，我受宠爱的时光不再了。

初三的学生们年龄渐大，鬼点子更多了。饮食营养虽不好，却挡不住孩子们活泼好动，爱搞恶作剧的天性。初中是男女分班，班上五十来个一色儿秃小子，这人一多免不了就有个把招人烦的主儿。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小子特讨厌，原因不外“阿谀奉承，吹牛拍马”。这小子天生爱打小报告，是人见人恨的主儿。冬天炉子里捅出的废煤球，不少的外面白了，里面还是黑的，同学们每人在课桌里储备一批，准备一次行动。一次自习课，后面有人打了第一枪，“嗖”，正打在这小子的后脑勺上。他一回头，“嗖”，从前面又是一弹，还是打在后脑勺上。等他回过头来，后面又是一弹。就这样，他靠着的那面墙打出了一个半圆的黑印。于是他名正言顺地报告了老师。

邓大个儿不愧是铁腕人物，很懂战略战术。他采取了个个击破，由点至面，背靠背揭发的策略，一个一个地把学生叫到他的办公室，谈个几分钟，甚至半小时，学生回到教室，神秘地大声呼叫下个学生的名字，“老师有请”，下一个学生灰溜溜地离开座位去办公室。如赴刑场似的。可也怪，回来的时候都扬着头，大声地叫着下个同学的名字，说，“老师有请”。我是很晚才被传到的。当时心情特紧张，是先上了厕所才去见邓大个儿的。进了办公室看见邓大个儿反而不紧张了，因为邓大个儿并不是凶神恶煞地逼供，而是随随便便地问，你扔了没有，你看见谁没扔，是你张罗的，还是谁张罗的，等等，语气很平和却让人不能说谎，只好如实招供。问完了邓大个儿让我把谁谁叫来。这时候知道自己过了关，对下一位多少有点幸灾乐祸，加上似乎觉得主宰着他的命运，不由脸上露出喜色且音调儿高昂了起来，“老师有请”。邓大个儿根据全班学生的揭发检举，最后定出惩罚方案，全班50几个学生，最后除了被害者外，只有三个人未被惩罚。惩罚包括罚款二角至五元不等，和在成绩册上记一笔，作为档案存起来。后来我被罚三角，大概是因当时人小力道不足，投出去的煤球威胁不够大。

学生们怕邓大个儿是一贯的。他好象总有办法抓出捣乱的学生。不过学生却也从未被铁腕所吓倒。该淘气还淘气，该捣乱还捣乱。中学里上课前都是由值日生把黑板擦好，准备下堂课老师好写板书。黑板擦儿就放在下面的接灰板儿上。就有坏孩子在这上面打主意。我们的生物老师是个先天有点畸形的矮个子。有的学生就想点子耍弄他。比如把门插上，生物老师来了以后，推门推不开，个子小，脸也够不着门上的窗户，只好跳，三跳两跳，脑袋从窗户那儿露一下，再露一下，特逗。同学们就哈哈笑。等班长开了门，进来，这脸色就一堂不好。这一次没插门，而是把板擦儿放到黑板的上沿儿。生物老师是肯定够不着的了。生物老师一进屋就看到了。从黑板上沿儿收回眼光后再射向我们，我们看到的是坚定、倔强的眼神。生物老师翘着脚从黑板左上角儿写起，从左到右分四个部分，一笔一划地写板书。偶尔一笔不满意，用小手指一搓，再重写。一堂课下来，整整齐齐一黑板仿宋体的板书，学生们没话了，佩服，真佩服。事后没等邓大个儿立案侦破，肇事的学生就向生物老师自了首，道了歉。打那以后，全校的学生都对矮生物老师特尊敬，凡是他的课，学生都特认真听，纪律也特好。生物老师是全区优秀教师。

我们中学有个地理老师，吕学书老师。记这位老师记得清楚是因为我挨过他一拳。吕老师是我们老乡，一口家乡话，永远不怕人烦的自信神情。脾气大，打起学生来从不留情，一拳下去肯定是闷声闷气的一家伙。不过吕老师是个出名的大孝子。30多岁了也不曾娶妻，和他老母一起生活，每次见到他和他母亲出去，必定是双手搀扶。吕老师不成家，据说是为了老母。

一次全校大会，全体学生在教室楼前大操场集合，我从厕所出来就晚了两分钟。我个子小排前面，又不能从前面走，太招眼。从后面往前走，两边高个儿的同学偷袭我，头顶，背后挨了不少下。快到最前面了，心里实在忍不住了，回头给了一家伙一拳。没想到这时候一个重击落到了我肩膀上，打了我一个趔趄，回过头来一看，只见吕老师刚把一只铁拳收将回去，悠然与另一只胳膊交叉到一起。当时一股火冲上头顶，叫道，“你老师怎么打人？”吕老师不以为然，挑衅地说，“那啥，你告我去吧。”那时候学生告老师，那还不是鸡蛋碰石头？往哪儿告？学校校长办公室是学生能想到的最高权力机构了。一股义愤，一腔年轻的热血，一晕，就振臂高呼，“向老师学习打人！”这声男童高音全校都听见了，学生们听见了，老师们也听见了。大会一下子停顿了，安静了有好一会儿，成千双眼睛都朝着我。我自己也被吓着了，就没再继续“示威”。事后我着实担了些日子的心，怕学校对我采取点什么措施。实际上按现时的说法是低调儿处理，不了了之了。这事让我体会到了“示威”的力量，以一个小小的学生，不顾后果，不顾死活地高呼口号，竟然震撼了全校。可见为什么后来文革中处决反革命要先把喉管儿割断。

几何老师田大块儿过去是八一体操队的，转业当了教师。开始学生不知厉害，说要和田大块儿比双杠的双臂屈伸。田大块儿说，我让你们挑十个人，你们先来。十个学生呲牙咧嘴一个接一个从双杠上下来呼哧带喘还紧着甩胳膊。十个人加起来80次。只见田大块儿轻松上杠，随随便便做了81次，下来脸不红心不跳。学生服了。他教几何教得不错，就是嘴损点儿。课堂上要是回答不出问题，他能把你骂得三天抬不起头来。有次他提问一个同学。我觉得回答得不对，就窃笑了一声，但马上知道我错了，就假装咳嗽。田大块儿却不饶了我。田大块儿转过脸来对着我，你笑什么？还假装咳嗽，你是放屁拉桌子，你遮羞啊。人家答得对，你笑什么？今儿你算是检了个便宜，这要是你，肯定2分。大伙儿这通乐，我是无地自容啊，有个地缝儿，真得钻进去。憋了好半天气，忽然想起来，传说田大块儿怕老婆，天天给老婆下跪。“哼，给你老婆跪着去吧。”阿Q了一下，心里才舒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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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老师们，现在都已是靡靡老者了，早该退休了，也许有些已不在人世了。上了大学以后，也曾回过那个村庄。学校变了，门口那几棵困难时期被剥光树皮的树已经不见了；经过文化大革命荡涤，以及时光无情的淘汰，学校教师的队伍也几经更新改组，认识的不多了。剩下的就是如生的记忆了。还是那句话，我真的很怀念那些老师们，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