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杂记（之十七）

李钧玉 (Robert Lee)于美国 2003.10.6

台湾国际关系回顾外一章

记得是1972年我在驻菲律宾大使馆任职期间，大使是孙碧奇(Patrick C.Sun)。大使照例在他公家购置的豪华官邸，宴请使 馆的外交官夫妇。因我妻孙培七(P.C.Sun)和他的英文缩写一样，吃饭时他说欢迎我这个孙家的驸马爷，还说既然你夫人和我同名同姓（谐音），英文缩写又一样，我不在使馆时，所有公文可请她代劳签发。我们免不了笑了起来，说大使可真会开玩笑，以后请多教诲。

我当时在政治组，经常到大使办公室听取指示。有一天公事谈完，他突然冒出一句“唉！都是那汉贼不两立嘛！”

那时台湾刚退出联合国不久。有很多人对此十分不满，说“阳光大道你不要，偏要走那独木桥。”不久后我就看到报上一则评论“所谓汉贼不两立”的文章。那篇评论的大意是说：汉贼不两立，应有三个层次，即上策、中策、下策。上策是要作到汉立贼不立，那最好；中策是退求其次，有贼就有汉；下策是有贼无汉。台湾的作法属于下下策，这也是当时外交部很多较低阶官员的共同看法。高级官员我们接触不到，反应如何，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们不会很高兴。

当时主管外交政策的是总统府秘书长张 群。“人生七十才开 始”这句话，就是他说开的。因为那时他已经七十多矣！这样说自有他一定的作用。

我在礼宾司时，亲见礼宾司长吴文辉大使和他通电话那种必恭必敬的样子，一句句岳公岳公的（张 群号为张岳军）。他是 否出身四川军阀，不得而知。他和老蒋结识后，参加北伐，进入核心。但是让一些毫无国际常识及经历的人主持外交大计，其后果如何，可想而知。

现在事过境迁，我们并不是放马后炮，也不是批评任何人。我想说的重点是：绝不能让外行当舵手，把国家这条大船驶向礁石，而人民还不敢说一句话。这话放诸四海皆准，适用任何国家、任何组织。

现在再谈谈联合国。从1950－1960这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想入联国是透过尼赫鲁的印度提案。但是这十年中每年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用程序问题予以封杀。因而从1961年起，改用欧洲“一盏明灯”的“阿尔巴尼亚”提案，又是连年失手。

1965年前后，文革使中国在世界上变得极度孤单，尽管当时的标语口号说成“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但世人，尤其是港台人士，都学会从反面理解。所以中国特别急迫地想进入联合国打破孤立状态。

当时从路途社（道听途说也）得到的消息是：因当时的中国除了在国内进行文革外，在国际上，也是“革命精神”热火朝天，在精神上、在物资上，充分支持当地共党游击队推翻当地政府（照现在的说法，那完全是赤裸裸地、粗暴地干涉它国内政），造成极大反感。因之阿尔巴尼亚提案到后期传出“双重代表权案”：即台湾将安理会席次让出，保留联合国大会会员资格。说白了，就是把安理会让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折衷，以便北京能顺利入会。可是各位看官，那“汉贼不两立”左右了台湾的外交政策，演的是一场“零和游戏”，结局不问可知。

台湾当时邦交国大致有七十多个（驻外使领馆共九十余处）。联合国以后，各国争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西方报纸称之谓赶搭列车(to catch the bandwagon)。意谓太慢，“中国号” 列车开了，你搭不上。

此前多年的每年八月，驻外使馆都会接到外交部通一训令：积极照会驻在国政府，当联大阿尔巴尼亚提出双重代表权时，请投票反对。这种重要大事都是大使亲自向驻在国外交部说项，不敢怠慢。

据闻退出联国第二年的1972年，加拿大弃台北而就北京时，曾向台湾建议将使馆墙上铜牌“中华民国大使馆”，换成“中华民国总领事馆”即可。能否换得成，但看“汉贼不两立”即知结果。听说1950年英国也曾作此建议，而且台北淡水英国领事馆一直维持到1960年代末期，可见英国态度非常暧昧。

虽然已事过境迁，台北政府当时的作法，有人说是“自废武功”、“作茧自缚”，或者说是“咎由自取”、“敬酒不吃吃罚酒”，在国际关系中，甚少罕见。这种事恐怕在时间的长河里，也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看那周书楷外长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北京入会时的镜头。他抬头挺胸，面对摄影机，面色凝重，宣读一份预先准备的声明稿后，代表团团员一个个顺序步出联合国会场。看他们面部悲壮的表情，真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一派慷慨就义的气势。

四十二个年头已经过去，回头再看当年那自导自演的东方慕尼黑协定，不知阁下如何评论。除非再有一个阿Q导演，在世界史上，大概找不到一个高手能够编出同样的戏码，在国际剧场再度上演。

也是1972年春，外交部长周书楷穿梭各驻外使馆巡视，鼓舞士气。他到菲律宾后，当天大使以下的外交官齐集大厅，听候训示。几句客套后，他正色说到：现在国家困难，愿意追随政府继续革命的，我们欢迎，请上前一步。无意继续革命的同仁，悉从尊便，请后退一步，我另外奉送路费。当然全体同仁都向前移了一步，继续革命。我心想：“好家伙，革命革命，独裁者假革命二字，作出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我对他没头没脑的说词，嘴巴不说，心中颇为反感。

退出联国后，周书楷外长内心忧郁，对外说了一句“我们宁愿和魔鬼握手”的话，报纸当然头号标题。所谓魔鬼指的是苏联。这还得了，别忘了台湾的国策不仅“反共”还有“抗俄”呢。说这话是明显违反国策，不到数日，台北报纸即公布了总统命令：“着免除周书楷为外交部部长之职，此令。”虽说后来他当了驻教廷大使，但受了那次打击，默默寡欢，不久即与世长辞。

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不管哪个国家，如国家领导人不具备国际视野，大海航行靠舵手，这舵手可能把国家驶向漩涡，大家一起赔进去。“不信再打赌，输赢一毛钱”你看如何？

想想当时二十世纪了，竟还有人把国家当作私产，脑袋里全是当年路易十四的心态：“朕即国家(L’Etat C’est moi)”。只 是现在已不兴断头台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