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坐taxi

管青

这篇文章是几年前写的初稿。 那时上海的市政交通建设在开发浦东的强劲东风和势头的推动牵引下，正搞得如火如荼。到处在拆迁施工，掘地挖沟，公交车常常改变路线，连老上海们都抱怨认不得路，找不到车站。 上海市区的街道本来就狭窄，上海有几百万本地居民，加之几百万外来人口，和不计其数的机动车自行车，使得市区交通显得那么拥挤嘈杂。 那时人们说坐taxi从东边的外滩到西郊的虹桥机场要花两个多小时，比坐飞机从北京到上海还要慢。 我亲身经历过一次从机场到位于市中心以南的家被堵车一小时四十分的痛苦，还付了双倍车资。 不过能有挥手即停的taxi，还是比十几年前方便的多。 那时我刚刚开始每年回上海探亲一次，因为对公交车路线不熟，又想赶时间，常常坐taxi办事，便也有了机会接触形形色色的taxi司机，从他们的言谈举止和服务质量中，可以了解社会民情及发展中的海派风俗文化。
出租车的司机不是下海便是下岗的，虽然挂各大公司的招牌，但他们实际上大部分是两人合伙租一辆车，隔天轮流开，上班即开16小时。 照某司机的话来说是“每天前几小时赚的钱要交租车费，牌照费，油费，税金等等，天气好的话生意少，下雨天客人就多，所以司机天天盼下雨。我们每天都开到眼皮打架才歇手，赚两个钱不容易哟”。
坐车从十几分钟到一小时不等，在这短短的时间内，若是碰到一位爱侃的，你也会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特别是对于我们每年来去匆匆的人，听听故乡市井小民的声音，感觉蛮新鲜有趣。 有位侃兄跟我大谈当年秋天要在上海举行的APEC(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会议)和为迎接APEC所作的市容整顿及道路管理，于是大叹苦经，说如今上海车多人多单行道多，开车停车有多难。 有一次碰到一位中年司机，谈到改革开放以来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便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记得是78年，我们车间分到一张9吋黑白电视机票，票是有了，电视机是300元，当时大家都没钱买，你想工资才40元么。后来有一位仁兄，最“老嘎”，爱出风头的，他买下来了，获得众人喝彩叫好，结果每到晚上，几乎全车间的人都去他家看电视。 现在么，9吋黑白电视给人当小板凳坐也没人要啰“。
也有沉默，不理人，甚至不讲道理的司机。 有次从浦东机场出来，坐上了一年青女司机开的面包车。 只见计程表呼呼地转，似乎金额数偏高。 后来我看到路标上有该处到机场的公里数，我便问她怎么收费。 出国多年，我已忘了“海派”规矩，即上海人是羞于问价的，一怕别人笑话你小气，二怕自己不懂当地行情出洋相。 果然那女司机不耐烦地指指标价牌让我自己看，那上面有一行很小的字，表明面包车的起步费贵于小车，我不戴眼镜根本看不清。 那女司机一脸不屑，分明当我是“阿乡”。 我以为自己是顾客是上帝，问问价总可以的吧，不想一下国际航班，还是在自己家乡上海，即沦为“阿乡”。 这一记“下马威”让我体会了上海人势利的一面。 更有甚者，一日，艳阳当空，气温较高，坐进车里尤其热。 按规定，若客人提出要求，出租车必开空调，我便要开。那司机说，我正感冒呢。那口气就好像他是客人我是司机。 但是我不能与他理论，中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忍让，为别人着想，少摆架子，避免吵架。 于是我只好忍声吞气受烤，再付受烤的费用。
从出租车司机身上，反映出民众素质和教养还不够高，商业道德也差一些。有次我们从外地回来，在长途客运站下车，想找出租车回家。那天下着小雨，又有行李，自然想一出站就能坐上车，不是说出租车司机盼下雨多生意吗？可是来拉客的都要走长途，市内的不走。 照规定出租车不能因路途短而拒客。 没办法，只好淋雨负重走一段路，才截到一辆车。 你说这是“短途拒客“吧，我先生还碰到“长途罢工“呢。 那次是他从镇江回上海，先是被人拉上一辆“开往上海”的大巴，到了常州，迎面是一辆欲“回上海“的中巴，大巴的司机家住镇江，于是大巴司机便要乘客换乘中巴，他自己可早早回家。方向盘在人家手中，有什么办法？ 上了中巴到了无锡，其他乘客都下车了，只剩下我先生一个要去上海，司机怎么也不走了，硬是将他撂在无锡火车站，自己扬长而去。 而车资早就由大巴司机收走。那天我先生回到上海家中，已是下半夜，气得呼哧呼哧。如此混乱的客运经营，不知有关政府部门是否有意整顿管理？而能够干涉纠正的程度又有多少？
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家乡，不能用美国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这样只是让自己多生气。 如果自视层次教养高一些，就忍耐宽容些，还是回到东方传统观念，宁事息人吧，你的假期也会由此更愉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