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7-3

《九尾龜》是清末最具影響力、也最富爭議的狹邪小說之一，被普遍認為帶有較濃厚的作者自述色彩。作者張春帆（1872—1935），原名炎，字春帆，筆名漱六山房，江蘇常州人。小說自1906年起連載於《上海畫報》，歷時四年，1911年出版十二集本，共一百九十二回。作品以上海妓院生活為背景，大量運用上海方言，兼具狹邪小說、社會小說與諷刺小說特色，在清末民初風行一時，甚至被部分讀者視為狎妓生活的“指南”。

晚清評論界多從寫實與趣味角度肯定其成就。葉楚傖的《小說雜論》、胡寄塵的《小說管見》均將《九尾龜》列為佳作；鴛鴦蝴蝶派小說家及研究者亦多推重此書，何海鳴更稱，描摹海上花事之小說，以《九尾龜》為最上乘。

關於《九尾龜》，胡適和魯迅都看過，但有完全不同的評價。五四新文學興起之後，胡適等人開始以近代小說藝術的標準重新衡量，對《九尾龜》的結構、人物塑造和藝術表現均作出嚴厲批評。胡適認為《九尾龜》是學《儒林外史》和《官場現形記》等白話小說中的下等作品，既沒有結構，也沒有布局，更談不上成功的人物描寫。他在1918年發表在《新青年》雜誌上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一文中，有如下一段評論：

• 現在的小說（單指中國人自己著的），看來看去，只有兩派。一派最下流的，是那些學《聊齋志異》的札記小說。……此類文字，只可抹桌子，固不值一駁。還有那第二派是那些學《儒林外史》或是學《官場現形記》的白話小說。上等的如《廣陵潮》，下等的如《九尾龜》。這一派小說，只學了《儒林外史》的壞處，卻不曾學得他的好處。《儒林外史》的壞處在於體裁結構太不緊嚴，全篇是雜湊起來的。例如婁府一群人，自成一段；杜府兩公子自成一段；馬二先生又成一段；虞博士又成一段；蕭雲仙、郭孝子又各自成一段。分出來，可成無數札記小說；接下去，可長至無窮無極。《官場現形記》便是這樣。如今的章回小說，大都犯這個沒有結構，沒有布局的懶病。卻不知道《儒林外史》所以能有文學價值者，全靠一副寫人物的畫工本領。我十年不曾讀這書了，但是我閉了眼睛，還覺得書中的人物，如嚴貢生，如馬二先生，如杜少卿，如權勿用，……個個都是活的人物。正如讀《水滸》的人，過了二三十年，還不會忘記魯智深、李逵、武松、石秀……一班人。請問列位讀過《廣陵潮》和《九尾龜》的人，過了兩三個月，心目中除了一個“文武全才”的章秋谷之外，還記得幾個活靈活現的書中人物？——所以我說，現在的“新小說”，全是不懂得文學方法的：既不知布局，又不知結構，又不知描寫人物，只做成了許多又長又臭的文字；只配與報紙的第二張充篇幅，卻不配在新文學上占一個位置。

魯迅雖然同屬新文學陣營，卻沒有完全否定《九尾龜》，而是肯定它的社會認識價值，認為它保存了晚清社會一種特殊的人物類型。他在《中國小說史略》梳理清代狹邪小說發展脈絡時，以《九尾龜》殿後，並將其作為清末狹邪小說發展的一個終點加以討論，這也說明，他並未因其藝術成就有限而將《九尾龜》排斥於小說史之外。魯迅在1930年《流氓的變遷》中則認為，晚近小說中，只有《九尾龜》對流氓形象的描寫約略近之：

• 滿洲入關，中國漸被壓服了，連有“俠氣”的人，也不敢再起盜心，不敢指斥奸臣，不敢直接為天子效力，於是跟一個好官員或欽差大臣，給他保鑣，替他捕盜，一部《施公案》，也說得很分明，還有《彭公案》，《七俠五義》之流，至今沒有窮盡。他們出身清白，連先前也並無壞處，雖在欽差之下，究居平民之上，對一方面固然必須聽命，對別方面還是大可逞雄，安全之度增多了，奴性也跟着加足。然而為盜要被官兵所打，捕盜也要被強盜所打，要十分安全的俠客，是覺得都不妥當的，於是有流氓。和尚喝酒他來打，男女通姦他來捉，私娼私販他來凌辱，為的是維持風化；鄉下人不懂租界章程他來欺侮，為的是看不起無知；剪髮女人他來嘲罵，社會改革者他來憎惡，為的是寶愛秩序。但後面是傳統的靠山，對手又都非浩蕩的強敵，他就在其間橫行過去。現在的小說，還沒有寫出這一種典型的書，惟《九尾龜》中的章秋谷，以為他給妓女吃苦，是因為她要敲人們竹槓，所以給以懲罰之類的敘述，約略近之。

魯迅所關心的，並不是章秋谷是否塑造成功，而是他代表了一種新興的都市流氓類型。章秋谷自命主持公道，懲治妓女、欺壓弱者，表面維護社會秩序，實則依附既有權力，在租界社會中橫行無忌。魯迅正是藉章秋谷，看到了晚清城市文化中一種新的社會人格，因此即使並不推崇《九尾龜》的藝術成就，仍肯定它保存了一種值得研究的社會類型。

晚清小說界、胡適、與魯迅對《九尾龜》不同的評價，反映了中國小說批評從晚清趣味標準向現代文學標準轉型的過程。胡適主要從現代小說藝術的角度評價《九尾龜》，重視結構布局、人物塑造與文學技巧，因此認為它不過是一部缺乏藝術完成度的章回小說；魯迅則更重視小說的社會認識價值，把章秋谷視為晚清租界流氓文化的一個典型。兩人的評價看似相左，其實只是觀察角度不同。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日記》也透露出另一層耐人尋味的歷史背景。例如其中記載：

• 花瑞英者，去年余於金雲仙家觀之，時與金韻籟同處，皆未懸牌應客。君墨亟稱此二人，謂為後起之秀，余亦謂然。乃今年，二人皆已應徵召，君墨僅得金韻籟地址，而不知花瑞英所易姓名及所居何里，近始得之。君墨以余嘗稱此伎，遂以為意有所屬，故今日遽爾見招。。。是夜酒闌，君墨已醉，強邀至金韻籟家打牌，至三時始歸。

有趣的是，從《胡適日記》來看，胡適等人在青年時代對上海風月場並不陌生。《九尾龜》這類描寫狎妓生活的小說，在當時知識青年中亦頗為流行。它們未必是第一流文學，卻未必沒有時代價值。一部小說既可以因藝術成就而流傳，也可以因保存了一個時代的社會心理和生活形態而具有史料意義。也正因如此，《九尾龜》今天仍具有超越文學本身的史料價值。

胡適日後以現代小說藝術的標準批評《九尾龜》，魯迅則從社會文化史角度重新發現它的價值，二人的分歧並非誰對誰錯，而是體現了兩種不同的小說觀。也正因如此，《九尾龜》不僅是一部具有代表性的狹邪小說，更成為觀察中國小說批評由晚清走向現代的一個耐人尋味的案例。《九尾龜》今天之所以仍值得閱讀，或許並不在於它是一部成功的小說，而更在於它保存了一個時代的社會風貌與人物心理。《胡適日記》中對上海風月場的記錄，也從側面表明，《九尾龜》所描繪的並非純粹文學想象，而是當時都市經驗的一部分。至於其對一代知識青年都市想象與社會觀念的影響，仍有進一步研究空間。

胡適青年時代閱讀《九尾龜》，成年以後卻以現代小說理論嚴厲批評《九尾龜》，這種"閱讀經驗"與"文學評價"之間的落差，本身就是五四一代知識人文化轉型的一個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