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3

那是一八三六年的农历四月二十七日，时任太常寺少卿的许乃济，认为鸦片作为药品进口，开始有一定的药用，但是经常吸食就容易上瘾，逐渐成为很多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东西。他清楚地意识到，官府禁烟已经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并且走私愈加严重，鉴于此，他觉得朝廷的禁烟政策显然是失败的，于是就给道光皇帝上书，主张弛禁鸦片和鼓励种植罂粟，以解决大清纹银外流的燃眉之急：

其实这不是许乃济一个人的意见，前任两广总督卢坤在1834年的奏折中也有类似的想法：

当道光皇帝咨询时任两广总督的邓廷桢的意见时，务实的邓廷桢对许乃济这两项迟禁鸦片的办法，可是力排众议，举双手赞成的。

按邓廷桢等的说法是民之畏法，不如鹜利，并说得头头是道，大义凛然。

可是在两年之后，当道光皇帝在林则徐和黄爵滋的影响下，不采纳许乃济的建议，并因此受到降职的处分之后，身为封疆大吏又处在广州前线的邓廷桢，敏锐地捕捉到了北京政治风向的彻底改变，马上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邓廷桢见微知著，迅速调整政治立场。他不仅破例致信林则徐以表倾心支持，更在广州雷厉风行地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风暴。他通过严惩烟贩、密缉烟土，以雷霆手段由温和派蜕变为坚决的禁烟先锋，并与林则徐并肩站在了抗英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引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关键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