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23
那是一八三六年的農曆四月二十七日,時任太常寺少卿的許乃濟,認為鴉片作為藥品進口,開始有一定的藥用,但是經常吸食就容易上癮,逐漸成為很多人日常生活中離不開的東西。他清楚地意識到,官府禁煙已經達不到理想的效果,並且走私愈加嚴重,鑑於此,他覺得朝廷的禁煙政策顯然是失敗的,於是就給道光皇帝上書,主張弛禁鴉片和鼓勵種植罌粟,以解決大清紋銀外流的燃眉之急:



其實這不是許乃濟一個人的意見,前任兩廣總督盧坤在1834年的奏摺中也有類似的想法:

當道光皇帝諮詢時任兩廣總督的鄧廷楨的意見時,務實的鄧廷楨對許乃濟這兩項遲禁鴉片的辦法,可是力排眾議,舉雙手贊成的。

按鄧廷楨等的說法是民之畏法,不如鶩利,並說得頭頭是道,大義凜然。


可是在兩年之後,當道光皇帝在林則徐和黃爵滋的影響下,不採納許乃濟的建議,並因此受到降職的處分之後,身為封疆大吏又處在廣州前線的鄧廷楨,敏銳地捕捉到了北京政治風向的徹底改變,馬上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



鄧廷楨見微知著,迅速調整政治立場。他不僅破例致信林則徐以表傾心支持,更在廣州雷厲風行地發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禁煙風暴。他通過嚴懲煙販、密緝煙土,以雷霆手段由溫和派蛻變為堅決的禁煙先鋒,並與林則徐並肩站在了抗英鬥爭的最前線,成為能夠替皇上捉漢奸,也引爆了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的關鍵性歷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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