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絡上談道德底線。有些明顯缺乏道德底線的人在叫囂，在指責別人沒有道德底線。有些根本不知道道德為何物，底線為何事的人在妄談道德底線。本人看了，只能一笑置之。

什麼是道德？什麼是道德底線？為什麼中國人的整體道德底線一直在被突破？我看了人民大學的一位教授寫的一篇文章不錯。他談了中國傳統文化和道德底線之間的關係。談了為什麼如今道德底線一直在被突破。分析了中國傳統世俗文化對道德底線的約束方面的先天不足。

我覺得，中國傳統文化對社會基本道德還是有些規範的，雖然有許多先天不足。而如今這個社會之所以道德缺乏，底線崩潰，是近代一百多年來對傳統文化的破壞造成的。自從“五四運動”以來，中國社會對傳統文化進行了一輪又一輪的破壞，踐踏，特別是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對傳統文化的毀滅性打擊。而破壞了傳統文化，摧毀了傳統道德體系，卻又沒有新的道德體系替代，才造成了如今的中國社會的各種異象。

一百多年以來，中國引進了西方的許多優秀的東西，包括西方的技術，西方的資本，但唯獨排斥西方的宗教信仰和道德文化。

中國文化大革命以後，開始了改革開放。而這個改革開放是在文化廢墟上開始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又是個實用主義者，而實用主義卻是道德底線的天敵。後來了的“和諧社會”的概念也是對道德規範道德底線的破壞。

我最近看了電視劇《心術》，裡面有一個小故事，一個不講道理的病人家屬來醫院鬧事，打傷了一個小護士，最後醫院領導為了“和諧”，決定息事寧人，而身為小護士的男朋友的小醫生因為顧全大局，沒有能夠為女朋友申冤，最後導致小護士憤然辭職，並且和男朋友分手。在中國這個社會，為了和諧，為了中庸，為了顧全大局，而犧牲原則的事情可以說是比比皆是。這樣的社會，怎麼還會有底線呢？

所以，我們中國人經常掛在嘴邊上的所謂優秀品質，聽起來好聽的詞彙，包括顧全大局，包括和諧社會，包括中庸之道，包括“忍”，等等，實際上，實際上都是這個道德底線的殺手。

另外，我們講道德底線，中國人的道德滑坡，只是一個整體顯現。至於每一個具體的中國人，其底線也是因人而異的，因場合而異的。有的人善於鑽營，缺乏底線，有的人比較堅持原則，等等。有的人對待別人滿口仁義道德，而自己卻總是干着男盜女娼的勾當。當然，中國林子太大，什麼鳥都有，也確實不缺乏堅持原則，堅持是非觀，恪守道德底線的人。比如說《心術》裡面的那個小護士。

還有，在中國，很多非道德事件並非個人行為，至少不完全是個人行為，也與個人品格無關。比如說受賄往往是個人的，而行賄往往是集體行為，比如說大學裡面要想拿到科研項目獲取科研經費，往往需要給回扣，這裡面就有集體行賄問題。在那個《心術》裡面，有個故事，一個小醫生，主任認為他沒有責任心，沒有直感，不適合做醫生。可是後來聽說他是領導說情招過來的，他的舅父是院士，對醫院評職稱等舉足輕重。後來這個主任就妥協了。對於這樣的道德底線問題，我看主要不是哪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是個文化問題。

其實，作為個體的人，在哪裡都是有缺乏道德底線的人，在西方社會也同樣有。只不過是，作為社會整體，作為一個數千年的民族，發展到今天，道德文化底線為什麼如此不堪，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中庸之道與文化底線

袁濟喜 

任何事物都有“底線”所在，它是一個事物存在的依據，人類的精神文化也同樣存在着一個無形的“底線”，即最基本的內核，它是人類文化代代相傳的共通的價值觀，如正義、仁愛、自由、平等、寬弘等等，就是屬於這類底線。雖然這些價值觀念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但是它們最核心的內涵卻是相同的，其底蘊是人性鑄就，孟子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人若無此二者，就會淪為禽獸。這就是人性的底線，其最高境界是真善美，文化的內涵以此作為價值維度，文化的歷史以此作為鏈條而延伸。惟其如此，人類的未來才有可能走向至聖至美的大同世界。這是人性優於獸性的根本所在，也是人性與獸性相甄別的界限，同時我們知道，在人性與獸性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限，人性一旦墮落，則比獸性還要惡劣千百倍。

然而，我們同時也可看到，底線問題在中西方文化中，有着鮮明的差異。西方人的文化底線是用宗教意識來控制的，而中國的文化底線，則是由儒學為主的世俗道德來劃定的。這種文化特色，是由中華民族迥異於西方的生產方式與文化心理所決定的。與世界其它民族，特別是古希臘的文明模式不同，中國的奴隸社會是在沿襲原始社會的血緣氏族情態之上形成的，這種社會結構的基本狀態就是通過血緣關係與宗法關係的紐帶，將分散在廣大的土地之上的人民組織起來，協調起來，從事生存管理，而血緣關係與倫理觀念則是政治的基礎。中國封建社會的王權統治是在夏商周以來的宗法血緣王國與禮樂文化基石之上奠定的。從中國文化的內在結構來說，自夏商周就形成的禮樂文化，可謂是了解包括中國政治文化的樞機。從中國最早的典籍《荀子·樂論》與《禮記·樂記》中可以看出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即禮是按照血緣的親疏來劃分貴賤等級，而樂則是調和不同等級的人們的器具，所謂“樂和同，禮和異”，則說出了中國文化中建立在血緣親情觀念之上的文化價值觀念。由於中國的政治結構與階級關係是從血緣種族一體化演變出來的，而控制這種血緣種族關係的則必然是強有力的王權與禮樂制度。與此相適應的則是對於這種禮樂制度約束道德的推崇，中國古老的社會控制系統是禮樂與中庸之道，前者是外在的兼具道德與法的功能倫理體系，後者則是內在的文化價值觀念。中國人的文化底線，是世俗與日常的，與西方超驗的宗教信仰截然不同。所謂中庸之德，其實是一種對於禮義的自我約束，孔子嘗言：“禮之用，和之貴。先王之道斯為美。”這種道德又是建立在世俗文化與貴族修養基礎之上的，故孔子曾經慨嘆：“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在孔子看來，中庸作為一種最好的道德教養，雖然至高無上，奈何平民百姓不遵其道，是以君子也無能為力。

將中庸之道作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底線，使中國人在道德操守方面先天地產生了缺鈣症。孔子用世俗人情否定了殷周以來的宗教有神論，自是一種進步，但是他所創立的中庸之道與宗教相比，雖然是一種簡便易行的實踐理性與日常倫理，但是，由於沒有建立在信仰基礎之上的“絕對命令”的控制，給中國人的道德價值觀帶來很大的隨意性。中庸哲學很容易相混於相對主義與“後現代”式的價值消亡。比方說，中庸之道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作稽中德”、“允執其中”，也就是孔子所說的“叩其兩端而執其中”，但問題在於對於這個“中”的度量很不好把握。孔子是反對過分拘泥的，《論語·子罕》載：“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也就是說，孔子堅決杜絕四種極端的行為，即過分的臆斷與固執己見之類。而且孔子認為對“中”的把握，可以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他將此稱作為“君子而時中”。孔子在批評伯夷叔齊、柳下惠等人過於拘執之後，公然申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孔子的中庸之道這樣一來，就不僅是一種道德，而且是一種靈動的處世哲學了。然而，道德一旦從形而上之境界變成實用主義之後，就面臨着解體與弱化的危機。孔子也看到了這一點，所以他屢屢將中庸之道與油滑混世的“鄉愿”（好好先生）區別開來，“子曰：鄉愿，德之賊也”，但是看來要區別中庸與“鄉愿”實在是不容易。後世一些人，包括一些碩儒通人，往往將孔子的中庸之道與油滑混世融為一體，在事關民族氣節與人生氣節上失足落水，淪為後人恥罵的對象，就與中庸之道的流於俗弊有關。

由於中庸之道在道德信仰之上的底線模糊，中國人的節操與信念從來就是易變與油滑的，它只是建立在道德修養與自我覺悟之上，因而在社會秩序穩定、文化價值堅固之時，還有較大的權威性與約束力，但是一旦社會面臨動盪，官方道德禮義崩潰之時，這種道德防線往往變成另一種極端。比如漢末時世動盪，宦官專權，士大夫受迫害，社會失去了安全感，於是人們摒棄了傳統的儒學價值觀，轉而在感官刺激中追求人生價值，於是出現了《古詩十九首》之中的“何不策高足，先據要路津”，“盪子久不歸，空床獨難守”之類的詩句。至於明末士風之頹靡更是著稱於後世。假道學一旦解構，則真淫鄙放蕩不羈成為一種時髦。中國人的文化底線表面看來，在中庸文化的約束下彬彬有禮，溫柔敦厚，實際上這種沒有道德形而上學制約的道德堤防是極其脆弱的，中庸之人有時往往變得恣肆兇殘。尋其根柢，中國人的道德底線與儒家文化的先天缺陷是有直接關係的。近代著名國學家章太炎在《論諸子學》中，對中庸之道與民族性格關係的剖析是發人深省的：

所謂中庸，實無異於鄉愿。彼以鄉愿為賊而譏之。春一鄉皆稱鄉愿，此猶沒身里巷，不求仕宦者。若夫“逢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則一國之人皆稱鄉愿。所謂中庸者，是國願也。孔子譏鄉愿而不譏國願，其湛心利碌，又可知也。君子“時中”、“時伸”、“時絀”，故道德不必求其是，理想亦不必求其是，惟期便於行事則可矣。用儒家之道德，故艱苦卓厲者絕無，而冒沒奔競者皆是。

章太炎的這段話是很有見地的，他提出儒家雖然力圖劃清“中庸”與“鄉愿”之界限，但是“中庸”的隨時而動，與“鄉愿”的見風使舵實質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這就是底線都很模糊。該做什麼與不該做什麼，在一定的時候是難以做出選擇的，因而給投機鑽營者留下了藉口，中庸之道作為一種道德操守，其先天不足之處是很明顯的。故章太炎在《論諸子學》中又直擊儒家中庸之道的弊端使人的理想與信仰處於兩難之地，“用儒家之理想，故宗旨多在可否之間，議論止於函（含）胡之地。彼耶穌教、天方教崇奉一尊，其害在於堵塞人之思想，而儒術之害，則在淆亂人之思想。”章太炎認為西方的宗教之弊在於壓制人的思想自由，而儒學之弊在於使人思想混亂。其實，站在我們今天的文化審視角度來看，西方的宗教雖然崇尊偶像，但是在道德信仰上卻有着嚴格的界限，而中國的儒術雖然貼近人生，是一種實踐理性，但是在培養人的神聖感與悲劇意識方面，卻是顯得靈動有餘而嚴肅不足。中庸之道培養出來的國民精神的苟且偷安，曾是“五四”思想家們痛詬的對象。中國文化由中庸所支配的道德觀念，到了封建社會後期，這種由外在的規範性所造成的世人的陽奉陰違，使宋元以來的道德風氣每況愈下，儘管官方仍然沉迷於孔孟之道，但民間卻隨着商品經濟發達帶來的市民生活的興旺，笑貧不笑娼的世風盛行一時（觀宋元以來話本小說與戲曲可見一斑），早將官方的道德教條拋到一邊去了，在民間與官方的政教之間出現了巨大的空洞。宋明理學正是有鑑於此，吸收了道家的宇宙論與佛家的心性論，融合儒家的中庸之道，力圖將傳統儒家的道德信條上升到形而上的信仰境地，用宗教體驗般的情結來加固日漸衰微的封建道德。前幾年，任繼愈先生曾力圖將宋明理學說成是儒教，遭到學術界許多人的反對而未能形成公論，其實，從中國思想史的發展角度來看，任先生的這一觀點是極具啟發意義的。問題在於為什麼到了宋代之後，有識見的思想家要開始將中庸之道與儒學宗教化，以維護中國人的道德精神？這裡面有什麼奧秘可以探尋？難道不正是傳統儒學的過分世俗化與“無特操”化，才迫使宋代理學家們將儒學宗教化嗎？章太炎在辛亥革命時期鑑於近代以來民性浮躁，甚至提出以宗教增進之道德，使國人從傳統的儒道世俗道德境界中走出來，不也從側面說明了中國傳統道德哲學有很大的弊病嗎？然而中國文化這種頑強的世俗精神與中庸性格，使得無論是外來的佛教學說與內在的思想改造，都無法突破中庸之道的文化圈子，造成中國人的文化底線永遠是模糊不精的。中庸哲學提倡的所謂“君子而時中”，早已將哲學與文化當作了吃飯的傢伙，從而將一切嚴肅悲烈演化成油滑自私。魯迅先生在1933年寫的《吃教》一文中，就指出：“中國自南北朝以來，凡有文人學士，道士和尚，大抵以‘無特操’為特色，”他們沒有堅定的精神信念，而極易將一切變成“吃”的對象。所謂“吃教”就是利用宗教與革命來混飯吃。中國人的宗教多不純，信仰亦往往流於多變。

傳統的中庸之道與文化底線的模糊化，還可以從老莊的“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與儒家的“無可無不可”之間找到共通點。老莊“道通為一”的相對論其實與儒家的油滑可以說是一脈相承的。荀子早就提出：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莊周可說是儒家中的“後現代主義”一族，他們看出了儒家道德學說的虛妄，於是走向解構之路。在他們看來，既然這個世界本無所謂仁義道德，那麼還有什麼可以值得嚴肅與追求的呢？於是莊周的放蕩不羈成為後世許多反對儒學，不與官方合作的異議人士的效法對象。其好的一面是蔑棄正統，解構權力，自主獨立，而不好的一面則是使中國文化的底線更加淆亂不堪。這一點，不僅魯迅對莊周式的油滑自慰一貫非常反感，在《故事新編·起死》中曾尖銳地加以嘲諷，就是一直以幽默大師自居的林語堂也曾在《中國人》一書中批評道：

由於有了莊子及其著作，中國所有的政治家與土匪強盜都成了幽默大家，因為在他們的思想里直接或間接地涌透着莊子的人生觀。老子在莊子之前已經發出過尖細的狂笑。他的一生肯定孤身未婚，否則他就不會笑得那麼調皮。反正有關他的婚姻狀況、有無後裔等等，史籍中無從查考。老子最後的幾聲咳嗽被莊子接了過去。莊子較為年輕，半日色也比豐富得多，世世代代都能聽到他的笑聲。我們一有機會總是忍俊不禁。不過我時常感到我們的玩笑開過了頭，笑得有點兒不是時候。

這是林語堂晚年說的一段略帶沉痛的話語。中國式的中庸與幽默，優點是顯示了國人的樂觀向上，行事穩重，但是在關鍵的時候，特別是在時世動盪，文化衰頹的年代，往往“笑得有點兒不是時候”，很容易滑向低俗與胡來，中庸的國度這時候反而變得一點也不中庸，沒有絲毫的分寸感。近代以來，中國傳統的文化道德歷經政治運動與所謂“文化革命”，早已蕩然無存，世俗道德約束喪失之後，宗教信仰更是無影無蹤，於是中國人的文化底線順理成章地也被“後現代化”了。在今日中國文化領域，“底線”正悄然走向崩潰，一些基本的人類價值觀趨於解構。比如在港台與內地的一些歷史題材的影視劇中，對中國歷史精神資源猶如濫砍濫伐一般，進行各種各樣的“戲說”，將嚴肅的歷史話題歪曲得不成樣子，去年一部俗劣不堪的《還珠格格》竟然成為萬眾矚目的寵兒；近來一些上海“美女作家”的自我賣春，經過一些“評論家”的推介與“爭鳴”，竟然躋身於“新銳”之列。與此同時，號稱“無知者無畏”的王朔對經過歷史考驗的“五四”文化巨匠魯迅等人進行挖空心思的毀罵。醉翁之意不在酒，王朔們這麼做，無非是想證明世上的人都要如同他們一樣才好，不然就要“滅了”這些不甘庸俗的人們。在如今的文壇，各種各樣的假醜惡不僅堂而皇之地招搖過市，而且出現了澠淄並泛，紫之奪朱的現象，明明是一些低劣不堪的貨色，卻偏要混跡於高雅與新銳的殿堂，反過來指責別人不能賞識他（她）們，是有眼不識泰山。在這種烏煙瘴氣的文化氛圍中，商業的炒作起到了極為惡劣的作用。一些“娛記”與冒牌“評論家”簡直成了攪屎棍子，什麼東西經過他們一攪和，便消解了起碼的底線，使本來判斷能力就差的“受眾”莫衷一是，隨聲附和。矮子看戲，承虛接響，成了當前中國獨特的文化景觀。文化底線的消失，使本來就混亂不堪的中國當前文化市場浮躁盲目，各種醜惡在這種底線消失的文化平台上如魚得水，彈冠相慶，戕害着中國人民的審美心靈，使這個具有數千年優秀文藝傳統的民族蛻變為趣味俗劣的庸眾群體。一些文化論客甚至認為這種“多元化”可以利用“民間”話語消解“權力話語”系統。其實這種看法也是一廂情願。在中國這個特定的宗法封建社會中，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往往兼容着“民間”話語，所謂“民間”話語往往是統治者意志的隱形體現，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曾分析過清代的一些公案小說與武俠小說，形式上是民間的，但實質上表現了民間無賴“為王前驅”的意識，是統治階級思想對民眾的滲透。在中國歷史上，封建統治往往採取暴君統治與暴民統治兩種形式，暴君統治與暴民統治可以互補，暴民統治有時比暴君統治更為可怕，特別是在對文化與文化人的迫害方面，暴民政治與群眾專政相結合，會造成極端的無序。這種拆除文化底線，在“群眾運動是天然合理”的迷人口號下，對人類公共的價值觀念肆無忌憚地蹂躪，表面上的“眾神狂歡”實際上卻是演出了一幕人類文化史上最悲慘痛苦、最醜惡荒誕的活劇。其最典型者便是“文革”中的十年浩劫。在那個年代，文化底線蕩然無存，學術權威更是臭不可聞，教授成了只會教“馬尾巴功能”的騙子，“兩坨泥巴就可以打倒愛因斯坦”成了大眾話語（見反動電影《決裂》）。在“最高指示”的鼓勵下，“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成為群眾手裡的武器，人們憑藉在任何文明國度都不可能有的這種“自由”，可以隨便傷害他人而不負文化與法律責任，而像遇羅克、張志新這樣的覺醒者只要對這種現象提出一點異議，則被群眾專政置於死地。可見這種暴民專政的文化思維，與暴君專政的文化思維，往往是一對孿生兄弟，它們剝奪了個人自由思考與批判的權力。真正的自由思考與批判是一種負責任的態度，它要受人類文化底線的制約，要對人類共有的精神價值負責，即使大膽懷疑一切權威，也是為了追求真理，實現自己的人格境界，而不是譁眾取寵，胡說八道。

面對當今文壇的價值淪喪，美醜淆亂，重築文化價值觀念，喚醒人們的文化底線意識，實在是今日中國文化建設的首要任務。當然，這種文化底線意識的建設，並不是簡單的回到過去，而是在面向未來的文化發展中，融匯古今中外優秀的文化成果，創造出無愧於時代與未來的文化景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