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女士去世了，网络上掀起一股杨绛热。但也有不少连杨绛是谁都不知道的朋友，莫名其妙的对杨绛和悼念杨绛的人横加指责。看了一些网友的发言，十分的不以为然。有的人不懂杨绛，批评杨绛不拿杨的作品说事，而是拿钱钟书和他的《围城》说事，甚至不是拿钱的《围城》而是拿电视剧围城说事，简直是莫名其妙。这些人在我看来，都是红卫兵造反派的水平。更有甚者，一些无耻之徒拿一些谣言攻击杨绛女士，所谓向丁关根告状之类，令人匪夷所思。

杨是钱的夫人，这个没错。但是杨有自己的成就，有自己的作品，有自己的人格。她并不比丈夫逊色，她是一个独立个性的人。她是一位翻印家，她翻译的《堂吉诃德》是在中国大陆发行量最大的。堂吉诃德也因她而在华人世界出名。

有人攻击杨绛政治上的明哲保生，其实杨绛的作品《洗澡》等，就是含有通过知识分子的表现，他们悲哀和悲凉的处境，展现了对那个时代，那个政权的反讽，虽然其中的讽刺不那么容易被人察觉，但是在中国大陆那样一个现实环境里，这样的作品能够被发行，已经很不错了，只能那样了。

杨绛和钱钟书那一代知识分子，在中国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处境，能够做到知识分子的最低道德标准，就是很伟大的了。这是一个什么标准呢？就是不去害人。杨绛是一个低调得不能再低调的人，与中国社会那种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不同的。我看到有些人攻击杨绛，拿自己也做不到的标准去要求一个民国过来的知识分子，要求她反抗，要求她政治，要求她这个那个。这些是不切实际的，至少在我看来是那样的。

杨绛女士自己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既不能当医生治病救人，又不配当政治家治国安民，我只能就自己性情所近的途径，尽我的一份力。如今我看到自己幼而无知，老而无成，当年却也曾那么严肃认真地要求自己，不禁愧汗自如。”杨绛女士和钱钟书先生的文字，没有伤痕文学，知青文学那样感人，那样有感染力，那样高调的批判。但是他们的文字的批判力都是隐含的，其深度和细腻是伤痕文学知青文学所不能相比的，因而他们的作品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我自己做不到的，不会要求别人去做。我自己从来不会去害人，虽然不敢去高调反抗。在我看来，这就是所谓道德的最低标准。杨女士，这些民国知识分子，他们处于中国社会的变迁和动荡中，能够做到不害人，在我心目中已经是最高要求了。试问，在中国历次运动中，有多少知识分子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看到个别网中人把杨女士钱先生称为中国大陆的犬儒，这是哪门子的道德审判？说她是犬儒，请问她吠过谁？咬过谁？倒是这些把别人叫犬儒的，自己整天在狂吠，在乱咬。不错，中国过去六十年，是知识分子集体犬儒的年代，犬儒们互相撕咬，一起摇尾，父子反目，夫妻成仇，母女告状，兄弟相残，师生互揭，人伦丧尽，各种卑劣和卑鄙集中释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保持超然，保持低调，洁身自好，至少做得不害人，不是显得难能可贵吗？

我在我的文《把无知和无耻写在脸上》中说过，杨女士处于中国大陆那样的环境中，够淡定和不俗，是那样的与众不同，众人皆污泥，唯独她不染。对她的评价，用“干净”二字最贴切不过了。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有多少可以够得上“干净”二字呢？

在中国那样的特定环境中，杨的淡泊，过着隐士般的生活，不害人，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成就，这本身就够得上伟大。而且她的伟大是她自己的，不因为他的丈夫钱钟书而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