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上谈海归，海不归热。我看到这篇文字，觉得写得很好。主要是说海归归来后找不到归属感。很多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想，在海外的中国人，包括这个网络上的许多人，在海外，其实有时也是找不到归属感。有时很长时间也不能融入当地社会，所以才有这么多所谓的“爱国贼”，“恨国贼”，“爱党贼”，“恨党贼”，等等。

华人，特别是第一代移民，走到哪里，都把中国（无论是大陆，香港，还是台湾）当成自己的祖国，就算你改变了国籍也是如此。在心灵深处，这就是海外移民的归属感。

第二代移民通常比较能融入当地社会，对中国会比较陌生。以这次日本地震为例，有在日本的朋友告诉我说他们（第一代移民）想撤离的，可是他们的子女不愿意。我看这第二代移民已经把那里当成他们的家了，这大概就是他们第二代移民的归属感。

我想，这些海外的华人是中国在海外的财富，非常宝贵的财富。和其他民族相比，我觉得好象只有印度人有这样的归属感。国家应该珍惜这些难能可贵的财富的。

无论你是爱这个国家，还是恨这个国家（通常看到的不是恨这个国家，而是恨这个政府，这个党，所谓恨铁不成钢），你都是以这个国家为你的祖国，为你的归属感。要不然，恐怕连恨也懒得恨了，也不会上这样的网站来了。

然而，当这样的海外移民，一旦成为了海归，那他的归属感又可能变了，因为这么多年在海外形成了一种习惯，不知不觉的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对原来所认识的人，事，环境，和价值观都统统感到了陌生。有时连语言也感到了陌生。

忽然觉得好象不属于原来曾经属于他的这块土地，往往又想回到海外那块熟悉的土地去。

你看矛盾不矛盾？有的人天生能适应。有的人则比较不那么能适应。尤其是那些在海外呆得久的人，回去后，物是人非了，甚至于物非人也非了，有时是“物是，人是，感觉非了”。

而且，当年移民海外的时候，那时候还年轻，容易适应。在海外生活久了，岁数也大了，老了，再回去，恐怕更加的难以适应了。我想这恐怕是海归，海不归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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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差异明显 海归在故乡归属感需培养 （转帖）

海归，一个光鲜的群体。他们学成归来，带着满腔的激情和先进的学识，与他们随行的还有西方的文化、理念、价值观。当他们与东方传统及现实重逢，却遭遇“逆向文化震惊”。曾经了然于心的中国环境与文化突然间变得陌生，东西方价值观在纠结冲突。回到了生于斯长于斯的故土，他们依然在寻找归属感，“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该属于哪片土地？”——成了不少海归在尴尬中的发问

星星还是那个星星 看星星的人却变了

在南京土生土长的刘蕾，从英国留学归来，却对这座生活了二十几年的城市不习惯了。在国外司空见惯的蓝天白云，在南京却成了翘首以待的奢望；马路上的车多得晃眼，还总和行人抢道，每天走在街上都有提心吊胆的感觉，不像在国外，汽车总是很有风度地礼让行人；最让她受不了的是街坊邻居的喧闹，一楼开了个小店，楼上的在搞装修，习惯晚睡晚起的她每天一大早就被吵醒，她只好每月花2000多元在外租房，有家不能回。

对于国内环境的不适应，是海归面临的一个普遍现象。这种不适，既来自自然环境，也来自社会环境，而后者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中西方文化差异，这些差异往往让海归在人际交往中陷入尴尬的境地。

记者采访海归，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讲中文的时候喜欢夹带英文词。记得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对此有一句绝妙的讽刺，把海归夹在中文里的英文词比喻成“夹在牙缝儿里的肉屑”。可是，海归王雨绮对记者直喊“冤枉”：“我夹英文词儿可一点都没有‘假洋鬼子’炫耀的意思，实在是习惯了，脱口而出，真要一点儿英文都不夹还很费劲呢，因为要在说话前把脑子里的英文翻成合适的中文，一下子真反应不过来。不过，回国以后发现，不管是客户还是朋友，都不喜欢我说话带英文，我正在努力改掉这个习惯。”精通外语，本是海归的一大优势，没想到，却成了融入本土社会的一大障碍。

只要用心，语言习惯相对来说容易改变，可是文化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却点点滴滴渗透于言行举止中，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雨绮记得一次和国内朋友聊天，谈到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的关系，雨绮说她处理得很好，工作出色，家庭幸福。朋友惊讶地看着她：“你倒是一点都不谦虚啊！”雨绮突然意识到在东方文化里，即使别人夸奖你的时候也应该谦虚地说，“不行不行，还差得远呢”，哪有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道理？在美国呆久了，习惯了心里想什么就说什么，忘记了谦虚，也忘记了谦让。西方文化直来直去，觉得自己十分好，一定要说十分，学会推销自己是在美国谋生的前提条件。东方文化则比较含蓄，嘴里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觉得自己十分好也只会说八分，留着二分让对方去猜。雨绮说，这种差异让她在和办公室同事交往时，常常给人不讨喜不合群的感觉，有时还会得罪人。

很多海归回来后发现，高楼多了，马路宽了，大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丝毫不逊色于国外，但是国民素质与高速发展的经济相比还显得滞后。“闯红灯、随地吐痰、大声喧哗，这些在出国前见着并不会显得大惊小怪的现象，如今看着很不顺眼。”刘沁说，她回国后经常批评妈妈，“你素质真差，为什么总是插队？”妈妈有点委屈：“别人都在插队，我要是老老实实排着，等到什么时候啊？”刘沁是带着孩子回来的，本想等儿子3岁，在国内上幼儿园，可是回来后看到中国孩子的学习压力这么大，邻居小孩的书包整天沉甸甸的，而这些孩子在生活中又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一个个都像小皇帝，只好改变主意，再次“归海”，把儿子带回加拿大。

在国外的时候很想家，回家了，经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却遭遇“Reverse Cultural Shock”(逆向文化震惊)，需要重新适应中国的文化和环境。“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看星星看月亮的人变了，如今这些人又要变为“从前的我”，需要经历“阵痛期”，有些海归选择自我改变，而有些海归则选择重新“归海”。

工作、婚姻在何处 寻寻觅觅中的尴尬与期盼

郑婷，9月刚从英国读完硕士回来，这一个月是她活这么大压力最大的一段时间。“做梦都在找工作，昨晚连续3个梦都是关于找工作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为她出国留学，省吃俭用，花了不少钱，父亲60多岁了还在外打工，如今自己学成归来，还要吃爸妈的，心里怎么都不是滋味。“那些亲戚朋友，说起我，都是一副羡慕的表情，以为我们这些海归很光鲜，但他们越这样说，对我这个海待而言压力越大。”好在，郑婷没有好高骛远，这两天在一家留学咨询公司找到了工作，月薪3000。“3000元和我心理预期也有距离，但总比赖在家里强。在英国学的是国际新闻，在这家公司根本用不上，骑马找马吧。”这份工作，并没有给郑婷带来欣喜，更多的是压力释放后的解脱和对就业现状的无奈。

除了极少数海外名校的高材生可以进入知名跨国公司享受高薪外，更多的海归其实都像郑婷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就业压力。虽然国际金融危机对海归就业造成了一些压力，但压力并不完全来自于市场，更多则来自于海归的心态。很多海归认为自己花大价钱出国镀金就是为了找份高薪工作，往往期望值过高，不考虑低薪酬工作，就业面狭窄；有些海归在国外取得较高学位后，不甘心从基层做起，希望直接从事高层管理工作，往往难以如愿；一些海归不了解中国国情，水土不服，同时没有相关领域的人际关系，难以顺利开展工作，只好辞职重新成为海待。再者，有些海归其实是“差生”，在国内考不上大学，父母就花钱让他(她)到国外三四流大学混个文凭，眼下有些用人单位对这些情况也有所了解，所以有时宁愿用国内大学毕业生，也不用那些徒有虚名的海归。

如果说就业是人人看得见的显性压力，那么婚姻就是难以言说的隐性压力。

薛宁芸，澳洲金融硕士。在澳洲的时候，她在芒特艾萨做银行主管，工作稳定，薪水丰厚，但是这座偏僻小城华人非常少，她的生活除了工作就是回家睡觉，没有朋友，没有爱情，孤寂如长夜般难捱。于是，她搬到悉尼，心想悉尼华人多一些，可以在那里找一个中国恋人，直到28岁也没找到。她毅然放弃绿卡回国，但两年过去了，如今小薛已经30岁了，还没有意中人。有一次她试着在网上交友，email告诉对方自己的学历和经历之后，对方只回了四个字，高山仰止。她的学历，她的能力，她的独立自主，可能并不是男人想要的。而她想找的男人似乎都成了别人的丈夫。眼看着红颜一天天老去，她悲观地想，或许只能找离婚男人了。

一项调查显示，城市剩女中，海归占了近五成。虽然海归女事业有成，在婚恋方面的竞争力却不如本土年轻漂亮温柔贤惠的女孩，而有着良好教育背景、聪颖能干的海归女在择偶时的要求并不低，容易出现通常说的“高不成低不就”，青春就在两难的尴尬中渐渐远去，幸福在何处，寻寻觅觅未可知。

不同价值观的挤压和冲撞 难以获得角色认同

张敏洁比薛宁芸幸运得多。张敏洁留学的最大收获是找到了一个有千万资产的老公，回国做起了全职太太。敏洁父母那个年代的人无法认同这种生活追求，花钱让女儿出国留学，就指望她能有一番作为，没想到她回来却做了个没出息的家庭主妇。早知今日，当初何必花钱漂洋过海去苦读！父母不解，生气，甚至绝望。敏洁无法和父母沟通，一见面就是吵。敏洁只好通过父母的一位老朋友，转告他们：“我很幸福。”敏洁觉得，父母对幸福的理解落伍了，对留学的目的看得太狭隘，“出国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谋求一个好的未来吗？而我，通过出国遇到一个爱我的人，他很有钱，让我生活无忧，让我做自己想做的事，让我得到想要的人生，有什么不好呢？应该感谢留学为我带来了这一切。”

价值观的差异不是简单几句话就能抹平的。好在父母与儿女之间，虽然心里存着疙瘩，还有亲情维系。但是在工作中，在社会圈，价值观的差异，有时会让人不知所措，与周围的人与事也有着严重的间离感，难以共处，难以共融。

任君从硅谷回来，在一家跨国公司上海分公司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是他在美国工作时间的两倍，几个月下来身体严重透支。他很多在外企工作的校友也有同样的感觉，和美国相比，在中国工作时间长，强度大。在中国，人人都抱怨工作压力大，可是人人都争当工作狂(即使效率不高)，好像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工作挣钱。而在美国，如果问100个美国人，工作和家庭哪一个更重要？99个会回答，当然是家庭重要，没有特殊情况，下班时间绝对不允许被工作占用。在加班这件事上，也体现了中美价值观差异。美国文化强调个体的重要性,个人利益第一，企业利益第二，偶尔老板让加班，会很抱歉地对员工说，不好意思让你加班了，做完赶紧回家吧。而亚洲文化，强调集体的重要性，企业利益第一，个人利益第二，个人服从集体。况且中国文化崇尚坚忍，大家对加班习以为常，没有人因为工作时间长就炒老板鱿鱼。

刘沁和国内同学聚会时，感觉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大家在一起谈的都是如何升官发财，谁买了豪宅，谁买了名车，而在国外，大家谈的多是如何让人生变得有趣，如何充分享受生活；在谈到小孩的教育时，国内同学都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要上名校，上补习班，而国外的教育理念是让孩子随性发展、快乐成长。

像任君、刘沁这样的精英型海归，从来都不是不思进取的人，“可是天天生活于工作狂的包围中，受迫于世俗名利的喧扰，常常有一种失去自我的莫名的失落。”其实，他们是因为受到不同价值观的挤压，无法获得角色认同感，内心时时处于焦虑、失衡的状态。

在海外，总以为自己的中国情结很深很重，自己的中国本色很纯很正；回国后，却发现，自己身上被移植的西化因子如此活跃，以至于与中国情境格格不入。这就是很多海归的尴尬。黄皮肤，东方脸，说着中国话，可是脑子里的思维方式却改弦更张，“我是谁？”成了中国人与世界交融过程中必然的发问。答案在哪里？成了又一个问题。